正文 25
何香凝每一个礼拜要开一次例会，一切活动都是傅克安排，老太太对傅克这个从战场上下来的八路军战士很感兴趣，便和廖承志商量，让傅克去华侨学校。
北京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简称“华侨补校”，成立于1950年10 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海外华侨子弟中立即掀起了一股回国升学的热潮，1950年至1960年这十年间，共有五万六千多名华侨学生从亚非欧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远涉重洋，千里迢迢回归祖国。由于长期远离祖国，这些华侨子弟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与祖国人民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了能让这些海外赤子尽快适应国内的环境，中侨委专门成立了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简称“补校”），使之起到归国升学侨生进入正规中学、大学的过渡性的摇篮和桥梁作用。
华侨补校由廖承志直接领导，“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校名，由辛亥革命老人、中侨委主任何香凝题写。
一九五一年暑期，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侨学生群集在祖国的南大门等待升学。此时，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见那历程中走过来的老红军许坚明，带领一个招生组，把其中近百名坚决要求北上的男女侨生从广州带到首都，带到东堂子胡同25号——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这批集体北上同学，以及前前后后、陆陆续续、零星北上的归侨学生，正是通过补校大门，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祖国的怀抱。华侨补校成为他们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东堂子胡同25号是华侨补校的发祥地。这是一座相当完整的大四合院，曾经是清代达官贵人的府第。宅门普通，但转过屏墙，便是前后三进的深院，正屋和厢房都是木板或者地砖铺设。装修讲究，比较大的房间作为教室，稍小的房间用作办公室，活动空间只有前、中、后三个庭院，全体师生大会只能在庭院露天举行。
建国两周年前夕，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正式开学。
1952年底，傅克被调到了北京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主管学校的行政工作。
补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爱国人士、学者、教授费振东（因年老挂名），也从来就没有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是王者贵，办公室主任是傅克，教导主任是周慧言（缅甸归侨女教育家，时年六十多岁。），总务主任是老红军许坚明。
学校办公室有三个副主任，北京公安部2个，广州军委1个。他们都有部门的工作，学校的所有担子几乎全部落在了傅克的肩上。
初始，补校学生仅有一百余人。随后，由于回国侨生逐年增多，北京补校便无法容纳，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名发函成立的“全国华侨学生招生委员会”，华南分区统战部长姚彰风任主任，傅克担任办公室主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移民海外的侨胞子弟如此大规模地回国升学，而初生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在百业待兴之时，付出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为妥善安置这一史无前例的“侨生回国潮”，其所充分体现的关怀，都一样是空前壮观的史实，政府专门为此设立的补校系统，其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补校实际存在时间前后不过三、四十年，这一历史瞬间虽成黄花，但祖国政府为侨生回国升学而设立的数所补校，如同为遭排华迫害归国的难侨而兴办的几十个华侨农场一样，容纳了一批批“海外孤儿”，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华侨与祖国关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空前绝后的两项壮举，像傅克这样的一代历史见证者更是终生难忘。
开学前，读过高中的被分配到燕京大学先修班，其余低年级的同学根据学历证明或自报学历，经过简单测试，按初一到高一的不同程度分别编成五六个班，因为课室较小，每个班仅二十人左右。补校始创之时，并不是按学期正规招生，而是学生随到随插班。所以，到学期末，全校学生总数也不超过二百人。当时老师多是临时聘任兼职。上体育课则要拉到王府井大街附近借用外单位的球场。
学生宿舍分散在东城区一带的那些胡同的民宅里，而且几度搬迁（先后住过小方家胡同，前后肖家胡同、演乐胡同等），宿舍条件很差，十几个人同挤一个屋子，睡的是土炕通铺或双架床，冬天以稻草为褥垫，烧煤炉取暖。宿舍虽有工人看门，清洁卫生都是轮流值日，自己打理。男生宿舍较远，同学们早出晚归，步行都在半小时以上。
国庆两周年之际，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参加首都群众庆祝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之时，学生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晚上直至深夜，这些海外学子久久不愿离开广场，在广场举行的集体舞自由联欢。许多同学的兴奋之情，久久未能平静。国庆过后，学校还专门组织全体同学赴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大会，感受祖国的经济恢复形势。春天到八达岭登万里长城，同学们第一次亲临其境，无不感到激动；第一次参观故宫及皇家庭园，同样对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由衷惊叹，同样感触良多；尤为令人激动的是与志愿军战斗英雄的会面，在抗美援朝节节胜利之时，看到从前线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大家兴奋不已，无不争先恐后，抢着要他们签名留念，自豪、爱国在之情也油然而生。
廖承志非常关注这所刚成立的特殊学校，非常关注华侨学生的成长，经常听取傅克对补校工作的汇报。
廖承志非常关心侨生的学习、生活，要求补校教职员工要向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这些远离父母的华侨子弟。一次，他来到补校视察工作时，让傅克就补校的这方面工作进行了专门汇报。傅克汇报完后，廖承志具体地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给傅克讲了曹操和关云长的故事，以曹操对待关云长的态度为例子，要求傅克在工作中要切实做到爱护侨生，要让侨生们玩得好，吃得好，学得好。
在廖承志的教导下，作为办公室主任的傅克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三天一次检讨，十天一次批评，不断找出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让所有的侨生在补校都能有一种家的感觉。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萧强在后来的一片回忆文章《我敬爱的老师——傅克同志》中写道：“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傅克同志认真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对我们广大归侨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与教诲，已远超父母之恩。从他对我长达近六十年的关爱及以身作则的教化，使我深感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用心血对后来人魂魄的塑造。父母对我灵魂的塑造是期望我有莲花般的高洁，深爱我们的祖国。而傅克同志对我的塑造，则是期望我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奉献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补校’、‘广州补校’工作学习过的师生，无人不晓傅克同志。他对广大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对众人的谆谆教诲和热心栽培，成为众人乐于与之推心置腹的知心人。他那密切联系与关心群众的思想作风，他那充满革命激情激励群体的魅力与自觉捍卫人民最高利益的胆识和勇气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们。他是一个用心血把党和侨务政策细心浇灌到我们广大归国侨生身心的老共产党人。” 在补校期间，傅克非常注重的是华侨学生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将中华民族情感的教育、热爱祖国的教育、保持华人优秀品质的教育，融合在生动幽默的日常生活小故事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华侨子弟对祖国的认同。他除了安排政治老师的上课之外，经常安排一些更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每逢周一早晨全校师生大会上，他都要安排一个个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来学校向学生们报告他们的战斗故事；他还请了中侨委宣教司学生科的石文正经常为学生上团课，讲述青年团员在革命斗争中感人肺腑的奋勇牺牲精神；请了当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吴运铎给侨生们讲《把一切献给党》。
隔了一段，傅克还把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友刘大为请到东堂子胡同，为一千多名华侨学生做“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报告。
刘大为铿锵有力的报告，赢得了全体师生的一片掌声。特别是他讲到《空军英雄张积慧》时，学生们更是全神贯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早晨七时四十八分，在朝鲜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的上空，一架美国“佩刀式”喷气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落了。这架美国飞机四分五裂地跌落在三光里北面二里多地的山坡上，驾驶员也坠地毙命了。这个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痛击下丧命的美国驾驶员，就是侵朝美国空军第一百三十四中队中队长被称为美国“喷气机王牌驾驶员”的乔治?Ａ?戴维斯少校。这个美国空军强盗的被击毙，甚至使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也不得不承认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美国侵朝空军“带来一片黯淡气氛”。
<!-- 作者有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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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简称“华侨补校”，成立于1950年10 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海外华侨子弟中立即掀起了一股回国升学的热潮，1950年至1960年这十年间，共有五万六千多名华侨学生从亚非欧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远涉重洋，千里迢迢回归祖国。由于长期远离祖国，这些华侨子弟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与祖国人民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了能让这些海外赤子尽快适应国内的环境，中侨委专门成立了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简称“补校”），使之起到归国升学侨生进入正规中学、大学的过渡性的摇篮和桥梁作用。
华侨补校由廖承志直接领导，“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校名，由辛亥革命老人、中侨委主任何香凝题写。
一九五一年暑期，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侨学生群集在祖国的南大门等待升学。此时，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见那历程中走过来的老红军许坚明，带领一个招生组，把其中近百名坚决要求北上的男女侨生从广州带到首都，带到东堂子胡同25号——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这批集体北上同学，以及前前后后、陆陆续续、零星北上的归侨学生，正是通过补校大门，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祖国的怀抱。华侨补校成为他们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东堂子胡同25号是华侨补校的发祥地。这是一座相当完整的大四合院，曾经是清代达官贵人的府第。宅门普通，但转过屏墙，便是前后三进的深院，正屋和厢房都是木板或者地砖铺设。装修讲究，比较大的房间作为教室，稍小的房间用作办公室，活动空间只有前、中、后三个庭院，全体师生大会只能在庭院露天举行。
建国两周年前夕，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正式开学。
1952年底，傅克被调到了北京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主管学校的行政工作。
补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爱国人士、学者、教授费振东（因年老挂名），也从来就没有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是王者贵，办公室主任是傅克，教导主任是周慧言（缅甸归侨女教育家，时年六十多岁。），总务主任是老红军许坚明。
学校办公室有三个副主任，北京公安部2个，广州军委1个。他们都有部门的工作，学校的所有担子几乎全部落在了傅克的肩上。
初始，补校学生仅有一百余人。随后，由于回国侨生逐年增多，北京补校便无法容纳，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名发函成立的“全国华侨学生招生委员会”，华南分区统战部长姚彰风任主任，傅克担任办公室主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移民海外的侨胞子弟如此大规模地回国升学，而初生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在百业待兴之时，付出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为妥善安置这一史无前例的“侨生回国潮”，其所充分体现的关怀，都一样是空前壮观的史实，政府专门为此设立的补校系统，其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补校实际存在时间前后不过三、四十年，这一历史瞬间虽成黄花，但祖国政府为侨生回国升学而设立的数所补校，如同为遭排华迫害归国的难侨而兴办的几十个华侨农场一样，容纳了一批批“海外孤儿”，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华侨与祖国关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空前绝后的两项壮举，像傅克这样的一代历史见证者更是终生难忘。
开学前，读过高中的被分配到燕京大学先修班，其余低年级的同学根据学历证明或自报学历，经过简单测试，按初一到高一的不同程度分别编成五六个班，因为课室较小，每个班仅二十人左右。补校始创之时，并不是按学期正规招生，而是学生随到随插班。所以，到学期末，全校学生总数也不超过二百人。当时老师多是临时聘任兼职。上体育课则要拉到王府井大街附近借用外单位的球场。
学生宿舍分散在东城区一带的那些胡同的民宅里，而且几度搬迁（先后住过小方家胡同，前后肖家胡同、演乐胡同等），宿舍条件很差，十几个人同挤一个屋子，睡的是土炕通铺或双架床，冬天以稻草为褥垫，烧煤炉取暖。宿舍虽有工人看门，清洁卫生都是轮流值日，自己打理。男生宿舍较远，同学们早出晚归，步行都在半小时以上。
国庆两周年之际，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参加首都群众庆祝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之时，学生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晚上直至深夜，这些海外学子久久不愿离开广场，在广场举行的集体舞自由联欢。许多同学的兴奋之情，久久未能平静。国庆过后，学校还专门组织全体同学赴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大会，感受祖国的经济恢复形势。春天到八达岭登万里长城，同学们第一次亲临其境，无不感到激动；第一次参观故宫及皇家庭园，同样对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由衷惊叹，同样感触良多；尤为令人激动的是与志愿军战斗英雄的会面，在抗美援朝节节胜利之时，看到从前线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大家兴奋不已，无不争先恐后，抢着要他们签名留念，自豪、爱国在之情也油然而生。
廖承志非常关注这所刚成立的特殊学校，非常关注华侨学生的成长，经常听取傅克对补校工作的汇报。
廖承志非常关心侨生的学习、生活，要求补校教职员工要向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这些远离父母的华侨子弟。一次，他来到补校视察工作时，让傅克就补校的这方面工作进行了专门汇报。傅克汇报完后，廖承志具体地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给傅克讲了曹操和关云长的故事，以曹操对待关云长的态度为例子，要求傅克在工作中要切实做到爱护侨生，要让侨生们玩得好，吃得好，学得好。
在廖承志的教导下，作为办公室主任的傅克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三天一次检讨，十天一次批评，不断找出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让所有的侨生在补校都能有一种家的感觉。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萧强在后来的一片回忆文章《我敬爱的老师——傅克同志》中写道：“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傅克同志认真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对我们广大归侨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与教诲，已远超父母之恩。从他对我长达近六十年的关爱及以身作则的教化，使我深感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用心血对后来人魂魄的塑造。父母对我灵魂的塑造是期望我有莲花般的高洁，深爱我们的祖国。而傅克同志对我的塑造，则是期望我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奉献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补校’、‘广州补校’工作学习过的师生，无人不晓傅克同志。他对广大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对众人的谆谆教诲和热心栽培，成为众人乐于与之推心置腹的知心人。他那密切联系与关心群众的思想作风，他那充满革命激情激励群体的魅力与自觉捍卫人民最高利益的胆识和勇气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们。他是一个用心血把党和侨务政策细心浇灌到我们广大归国侨生身心的老共产党人。” 在补校期间，傅克非常注重的是华侨学生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将中华民族情感的教育、热爱祖国的教育、保持华人优秀品质的教育，融合在生动幽默的日常生活小故事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华侨子弟对祖国的认同。他除了安排政治老师的上课之外，经常安排一些更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每逢周一早晨全校师生大会上，他都要安排一个个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来学校向学生们报告他们的战斗故事；他还请了中侨委宣教司学生科的石文正经常为学生上团课，讲述青年团员在革命斗争中感人肺腑的奋勇牺牲精神；请了当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吴运铎给侨生们讲《把一切献给党》。
隔了一段，傅克还把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友刘大为请到东堂子胡同，为一千多名华侨学生做“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报告。
刘大为铿锵有力的报告，赢得了全体师生的一片掌声。特别是他讲到《空军英雄张积慧》时，学生们更是全神贯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早晨七时四十八分，在朝鲜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的上空，一架美国“佩刀式”喷气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落了。这架美国飞机四分五裂地跌落在三光里北面二里多地的山坡上，驾驶员也坠地毙命了。这个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痛击下丧命的美国驾驶员，就是侵朝美国空军第一百三十四中队中队长被称为美国“喷气机王牌驾驶员”的乔治?Ａ?戴维斯少校。这个美国空军强盗的被击毙，甚至使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也不得不承认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美国侵朝空军“带来一片黯淡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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