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7
阜外补校的新校舍，是当时阜城门外最早兴起的建筑楼群，当时，阜城门外大街都是土路，晴天一路尘土，雨天一路泥泞。周围还都是麦田和一些零星错落的土坯矮房，补校在这一带犹如“鹤立麦田”，颇为壮观。校园范围之大，设备之全，包括一座不少于二十间标准课室和实验室的教学楼，数座学生宿舍楼，男女浴室、学生饭堂及教师职员办公楼等。另外，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和四百米跑道，以及随后兴建的室内游泳池。这样全新的规模设施，与当时的北京中等学校相比堪称超一流水平，举国恐怕也是无双。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人民政府对归侨学生培养教育的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补校的干部、教师力量都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如开学前到任的杨新容（印尼归侨老教育家）任副校长、马敬贤任党支部书记、马国基（泰国归侨）任学生生活指导组组长，等等。
这期间，侨生回国逐年增多，中期达到高峰。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是与当时新中国内政外交形势发展密切相关。主要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国运蒸蒸日上，逐渐出现一个真正是“举国上下同心协力振兴中华”的意气风发时代。神州内外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感一扫而光，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与刚刚过去的旧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感召下，海外广大华侨青年学生向往祖国，“回国升学，把一切献给祖国”成为一股前所未有的历史潮流。那时，在刚刚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就出现了空前的回国热潮，侨生更是有组织的一批批“包船”归来。未建交国家、地区的侨生也冲破种种阻力，偷偷分散回到祖国。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回国的侨生主要来自于印尼，其次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日本及港澳地区。少数也有来自英美法及印度、毛里求斯、蒙古和朝鲜等国。他们真正的是来自“五洲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叶剑英的侄子叶选传也从马来西亚回到了祖国。8月26日，叶剑英介绍给了廖承志。又先后写了三封信，廖承志在信上签字之后，一切都是由傅克具体处理。在多次电话和叶剑英联系之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为了适应补校发展的需要，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补校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批骨干留校工作，这些人后来又陆续补充到其他侨务机构，所以补校实际上也成了培养侨务干部的一个基地。
傅克虽说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主持着学校的全面工作。虽说非常忙碌，但他总是满腔热情去做好每一件工作。他不仅有序、圆满地做好了学校的行政工作，同时还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倾注在那些归国的海外游子身上，成为华侨学生们最喜欢的人。
华侨补校的学生会主席符国柱在《从东堂子胡同到阜城门外——北京华侨补校初创前期忆旧》的回忆录中写到：
“在师长中，最为大方家补校时期同学熟知的是傅克。他是华北抗日红小鬼出身，曾经临危奋身抢救电报密码本而受到军委的通电嘉奖。他调补校当办公室主任时年尚不足三十。因其作风民主、实事求是，平易近人，宽容大度，一视同仁关爱培养侨生，被侨生视为亦师亦友，甚受尊敬。他在补校相继任职五年，后来调任四机部798厂领导时，还力排群议，顶住“左”的压力，招收了三百多名侨生进厂当技术业务骨干。他如今虽然已年近九旬，但仍与许多老侨生保持联系，互相关怀。”
箫强在《我敬爱的老师——傅克同志》的回忆录中写到：
“傅克同志把党对归国华侨学生的关爱，认真落实到我们的心上。往事一桩桩，犹如在昨天。”
“傅克同志常常深入我们的病号宿舍向我们每个同学问寒问暖并每每关心到我们远在海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常常督促我们走出病室锻炼身体，在阳光下吸收新鲜空气。在月光明媚的夜晚，他和我们一起坐在校园球场上，为我们深情地唱起革命歌曲：“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个抗日队伍在与日本鬼子残酷斗争中的革命故事，痛陈他的战友们牺牲的情景。此情此景，永世不忘。”
……
“在领导我们归侨青年工作的时期，无论大小事，他都着力培养我们对党和祖国的忠诚。”
……
“就这样，在学校与傅克等师长的启蒙教育下，我和广大侨生觉悟了。从此奠定了我的人生态度，坚定至今。”
“傅克同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坚持党性原则。对我影响最深刻得一次是1954年秋天……”
……
“多少年来，我虽几经坎坷，但热爱养我育我的中国共产党的心始终不变，我在长达半个世纪追求我心目中的党之心始终不变。几经申请，在傅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的不断鼓励与支持下，我在1959年12月经海南三道华侨农场场部党支部讨论通过，终于在2003年3月6日在汕头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感谢傅克同志五十八年来不断关怀和鼓励着我的成长，教我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今，即将步入耄耋的我，仍以一颗童心，不停地活跃在侨务工作岗位上，始终不忘革命先辈的教导，与我的同伴们与时俱进，继续奋斗向前！”
五十年代侨生的回国潮首选北上。首都，作为共和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当时又是回国侨生最为向往的地方。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北京补校已无法集中接待这么多的侨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中侨委及时决定在广州、厦门、昆明、南宁、武汉、汕头等地创办新的补校。引导“回国潮”分流，就近升学，减轻北京补校的压力。
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北京补校的领导骨干傅克、杨新容、马敬贤、冯家桢等及一部分教师干部因此被派往上述各地筹办新的学校，并把中侨委所定的教学方针和北京补校的办学传统、办学经验带到全国各地补校。这样，补校的教育基地过渡中转作用进一步发挥，成为文革前侨务工作接待安置归侨的四大组成部分（即各地的华侨农场，华侨补校以及面向海外、宣传新中国、为侨胞服务的中国新闻社和中国旅行社），在新中国侨务工作的光辉历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1954年3月，傅克被派往广州，任务是筹建广州的第一所华侨补校（暨南大学的前身）。
“哪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共产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始终体现在傅克这个老八路的身上。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和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他都是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一声令下，说走就走，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迎接新的挑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他接到调令之后，对京城的良好生活环境没有一丝留恋，雷厉风行，打起背包，带了一帮人就南下，积极投入到了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筹建工作之中。
到达广州之后，他第一个找到的就是他的老战友、老领导、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市长朱光，请求他给予支持。
（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广西省博白县人， 1926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广州考入国民大学，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931年任中共淞浦特委秘书长，1937年初，朱光到达延安，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所演《血祭上海》一剧，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被指派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1938年5月调任马列学院秘书长，同年11月，调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兼第一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春，调到一二九师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3年调到冀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冀南区常委宣传部长。1944年，新冀鲁豫军区成立，朱光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日本投降后，朱光调往东北工作，先后任嫩江军区副政委、北平军调部第三十六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等职。1949年8月，由叶剑英提名经中央同意，调派朱光南下，参加接管广州。途经北平时，向毛泽东、朱德等辞行，毛泽东赠送朱光一幅题词：“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德也书写了一帧《赠友人》诗相赠。先后担任市军管会委员、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副市长、中共广州市委代理书记、广州市市长，前后主政广州市达11年。1960年10月，朱光调到国务院对外文委担任副主任。1965年12月，又调往安徽省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尽磨难，于1969年3月9日含冤辞世。有《广州好》、《珠江之歌》等200多首诗词和《朱光文集》传世。）
傅克和朱光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东北国共谈判军调部，朱光是第三十六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傅克是机要秘书。1946年底，傅克在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陈正人身边担任秘书期间，朱光出任齐齐哈尔市市长。他们之间来往很多。在傅克的印象中，朱光没有一点架子，总是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谈理想、谈未来，充满着革命者的刚毅和乐观。特别是朱光出口成章和诗人的才气令傅克倾倒
<!-- 作者有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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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补校的干部、教师力量都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如开学前到任的杨新容（印尼归侨老教育家）任副校长、马敬贤任党支部书记、马国基（泰国归侨）任学生生活指导组组长，等等。
这期间，侨生回国逐年增多，中期达到高峰。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是与当时新中国内政外交形势发展密切相关。主要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国运蒸蒸日上，逐渐出现一个真正是“举国上下同心协力振兴中华”的意气风发时代。神州内外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感一扫而光，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与刚刚过去的旧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感召下，海外广大华侨青年学生向往祖国，“回国升学，把一切献给祖国”成为一股前所未有的历史潮流。那时，在刚刚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就出现了空前的回国热潮，侨生更是有组织的一批批“包船”归来。未建交国家、地区的侨生也冲破种种阻力，偷偷分散回到祖国。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回国的侨生主要来自于印尼，其次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日本及港澳地区。少数也有来自英美法及印度、毛里求斯、蒙古和朝鲜等国。他们真正的是来自“五洲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叶剑英的侄子叶选传也从马来西亚回到了祖国。8月26日，叶剑英介绍给了廖承志。又先后写了三封信，廖承志在信上签字之后，一切都是由傅克具体处理。在多次电话和叶剑英联系之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为了适应补校发展的需要，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补校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批骨干留校工作，这些人后来又陆续补充到其他侨务机构，所以补校实际上也成了培养侨务干部的一个基地。
傅克虽说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主持着学校的全面工作。虽说非常忙碌，但他总是满腔热情去做好每一件工作。他不仅有序、圆满地做好了学校的行政工作，同时还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倾注在那些归国的海外游子身上，成为华侨学生们最喜欢的人。
华侨补校的学生会主席符国柱在《从东堂子胡同到阜城门外——北京华侨补校初创前期忆旧》的回忆录中写到：
“在师长中，最为大方家补校时期同学熟知的是傅克。他是华北抗日红小鬼出身，曾经临危奋身抢救电报密码本而受到军委的通电嘉奖。他调补校当办公室主任时年尚不足三十。因其作风民主、实事求是，平易近人，宽容大度，一视同仁关爱培养侨生，被侨生视为亦师亦友，甚受尊敬。他在补校相继任职五年，后来调任四机部798厂领导时，还力排群议，顶住“左”的压力，招收了三百多名侨生进厂当技术业务骨干。他如今虽然已年近九旬，但仍与许多老侨生保持联系，互相关怀。”
箫强在《我敬爱的老师——傅克同志》的回忆录中写到：
“傅克同志把党对归国华侨学生的关爱，认真落实到我们的心上。往事一桩桩，犹如在昨天。”
“傅克同志常常深入我们的病号宿舍向我们每个同学问寒问暖并每每关心到我们远在海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常常督促我们走出病室锻炼身体，在阳光下吸收新鲜空气。在月光明媚的夜晚，他和我们一起坐在校园球场上，为我们深情地唱起革命歌曲：“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个抗日队伍在与日本鬼子残酷斗争中的革命故事，痛陈他的战友们牺牲的情景。此情此景，永世不忘。”
……
“在领导我们归侨青年工作的时期，无论大小事，他都着力培养我们对党和祖国的忠诚。”
……
“就这样，在学校与傅克等师长的启蒙教育下，我和广大侨生觉悟了。从此奠定了我的人生态度，坚定至今。”
“傅克同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坚持党性原则。对我影响最深刻得一次是1954年秋天……”
……
“多少年来，我虽几经坎坷，但热爱养我育我的中国共产党的心始终不变，我在长达半个世纪追求我心目中的党之心始终不变。几经申请，在傅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的不断鼓励与支持下，我在1959年12月经海南三道华侨农场场部党支部讨论通过，终于在2003年3月6日在汕头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感谢傅克同志五十八年来不断关怀和鼓励着我的成长，教我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今，即将步入耄耋的我，仍以一颗童心，不停地活跃在侨务工作岗位上，始终不忘革命先辈的教导，与我的同伴们与时俱进，继续奋斗向前！”
五十年代侨生的回国潮首选北上。首都，作为共和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当时又是回国侨生最为向往的地方。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北京补校已无法集中接待这么多的侨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中侨委及时决定在广州、厦门、昆明、南宁、武汉、汕头等地创办新的补校。引导“回国潮”分流，就近升学，减轻北京补校的压力。
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北京补校的领导骨干傅克、杨新容、马敬贤、冯家桢等及一部分教师干部因此被派往上述各地筹办新的学校，并把中侨委所定的教学方针和北京补校的办学传统、办学经验带到全国各地补校。这样，补校的教育基地过渡中转作用进一步发挥，成为文革前侨务工作接待安置归侨的四大组成部分（即各地的华侨农场，华侨补校以及面向海外、宣传新中国、为侨胞服务的中国新闻社和中国旅行社），在新中国侨务工作的光辉历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1954年3月，傅克被派往广州，任务是筹建广州的第一所华侨补校（暨南大学的前身）。
“哪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共产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始终体现在傅克这个老八路的身上。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和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他都是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一声令下，说走就走，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迎接新的挑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他接到调令之后，对京城的良好生活环境没有一丝留恋，雷厉风行，打起背包，带了一帮人就南下，积极投入到了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筹建工作之中。
到达广州之后，他第一个找到的就是他的老战友、老领导、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市长朱光，请求他给予支持。
（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广西省博白县人， 1926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广州考入国民大学，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931年任中共淞浦特委秘书长，1937年初，朱光到达延安，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所演《血祭上海》一剧，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被指派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1938年5月调任马列学院秘书长，同年11月，调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兼第一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春，调到一二九师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3年调到冀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冀南区常委宣传部长。1944年，新冀鲁豫军区成立，朱光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日本投降后，朱光调往东北工作，先后任嫩江军区副政委、北平军调部第三十六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等职。1949年8月，由叶剑英提名经中央同意，调派朱光南下，参加接管广州。途经北平时，向毛泽东、朱德等辞行，毛泽东赠送朱光一幅题词：“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德也书写了一帧《赠友人》诗相赠。先后担任市军管会委员、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副市长、中共广州市委代理书记、广州市市长，前后主政广州市达11年。1960年10月，朱光调到国务院对外文委担任副主任。1965年12月，又调往安徽省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尽磨难，于1969年3月9日含冤辞世。有《广州好》、《珠江之歌》等200多首诗词和《朱光文集》传世。）
傅克和朱光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东北国共谈判军调部，朱光是第三十六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傅克是机要秘书。1946年底，傅克在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陈正人身边担任秘书期间，朱光出任齐齐哈尔市市长。他们之间来往很多。在傅克的印象中，朱光没有一点架子，总是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谈理想、谈未来，充满着革命者的刚毅和乐观。特别是朱光出口成章和诗人的才气令傅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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