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续1984-1985
1984年8月26日
最 近我所遇到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对美国人的印象是我们保持着一种童真，似乎一边生活一边在玩耍。我认为他说的很准确。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童真，在某些环境 下，这种特质很可爱，然而在其他环境下，却显得很奇怪。我现在通过别人的眼光，可以更客观的看待自己身上的美国人特质。
不管我们有啥缺点，我们还是知道怎样让我们部分的生活变得有效率，比如在去银行或是邮局的时候。举个例子，我今天去邮寄寄一封信。里面有两个员工在分拣收 到的邮包，但是不提供其他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员工都去享受他们的两周假期了。在这两周内，我们要去更远的一个邮局寄信。之后，别的邮局员工休假的时 候，人们则要来这里。我心中的美国人特质让我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因为在邮局开门的时候，有员工在那里上班却要造成如此的低效率，或者因为目前 经济造成的本国货币的汇率下滑和动荡，使得我必须不时去邮局购买新的邮票，因为邮票在涨价，我更无法接受的是这种公共度假制度的安排。
1984年10月27日
当我看着120名埃塞俄比亚孩子互相道别的时候，这是一个让我揪心的瞬间，因为他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去以色列不同的寄宿学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四五个月的时间，他们所住的地方正是我每天去上希伯来语课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
每 个人都在呜咽——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或是工作人员。这个场面就像是个大型的追悼会，因为他们可能彼此再也见不到了。当一辆辆的公交车开走时，哭声变得歇 斯底里起来。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短短的这些年里经历了太多的别离。他们告别父母和家人，独自来到以色列，并不知道他们将来是否会和父母再团圆。我很喜欢这些 小孩子，因为他们大多都非常漂亮，友善又聪明，并且非常好学。
昨天我去了了那个我想要工作的地方——在7月建立的给埃塞俄比亚小孩居住的村庄。在那里负责的美国祭祀说，我在那里工作的机会为零，我就这么放 弃了吗？不，他的拒绝让我更坚定了一定要竭尽所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为这些孩子们工作。我很高兴在语言班的时候与那些孩子们在一起时的简短交流。至多再 过上几年，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趋势便会终止，我很高兴这个时期我身在这里。犹太人一定会克服所有的障碍——人种上和文化上的。
与埃塞俄比亚人在一起
在孩子们到达寄宿学校后的十天，我也来到了寄宿学校。这25名埃塞俄比亚籍的犹太男孩 子大多只有十四五岁，他们离开在苏丹的难民营，坐飞机来到了以色列。我则是一名41岁的美国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做社工已经有14个月了。他们离开父母， 独自来到这里，也没有什么财产。一些人来自于城市，不过更多的小孩则来自于家族聚集的山村，对于“现代生活”一无所知。我来自于一个现代社会，然而我的广 阔的世界中却没有包含他们生活中大多数的东西。他们完全不懂希伯来语，但是却继承了严格的犹太教传统。我会一点很有限的希伯来语，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任 何坚定的宗教信仰。我成长在一个白人国家的中产阶级自由文化下。他们则来自于全是黑人的埃塞俄比亚。他们之所以来以色列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我来这 里则是自愿的，为了精神上新的探索旅程。他们恐惧的注视着饥饿和死亡。而我只是读到过这些和研究过这些经历会如何影响到孩子们。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和憧憬来到了以色列，我来之前则没有抱太多的期待和憧憬。
我们同住在一所传播正教的教会男校中，从学校一侧可以俯瞰以色列北部的群山，它们一直曼延到黎巴嫩。学校另一侧则是一些白色建筑群，那里是一个 叫Maalot的发展缓慢的小城。那里的自然界，包括晚上豺狼的嚎叫，让孩子们想起了他们在山区的村庄。于我而言，除了曾经偶尔露营在外的经历，我联想不 起任何东西。
与我们一起在学校的大约还有15个信教的家庭，基本都是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他们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学校有120个以色 列高中男生和17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男孩，他们来以色列还不满半年。他们从特拉维夫区域的中转住处来到这里。我则计划在这所寄宿学校住8个月，会是一段困 难而忙碌的时光，也会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精彩的旅程。
在这几个月中，我了解到每个孩子都有他们不同的性格，强项和弱势之处，以及每天住在一起后所形成的默契。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埃塞俄比亚名字的发 音对我的舌头是很大的挑战，他们之间也完全没有语言交流，使得他们很难区分每个人。 他们的行为也或多或少都像“集体行为”，因为他们在新的环境里面还没有放松下来，无法体现出每人的个性。不过即使如此，当我看到一个小孩画在宿舍墙上的大 狮子的时候，他的艺术才华彰显无遗。一个小孩有打架的倾向，还有一个小孩则有希望成为这里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他利用每时每刻学习简单的希伯来语字母，在有 经验的希伯来语老师到来之前，这些由学校埃塞俄比亚籍的管理员教授。
与这17名埃塞俄比亚男孩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已经有几个月了。当他们抵达这个寄宿学校6周后，这17个孩子有了”难对付的 捣蛋鬼“的名声，并且藐视权威。他们经常大声抱怨每一样事情，并且利用各种抗议来强调他们的需求——绝食，罢课，任何他们觉得会奏效的行为。
我 立刻意识到一定有原因造成了他们抱怨不止。一个”母亲“的工作是保证每一个环节都顺畅，作为他们的舍监，孩子们觉得我是一个倾听他们抱怨的合适对象。其中 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要求，当然也有我自己对每件事应当如何的解读。这种爱抱怨的习惯如同一种病毒快速的传播，从这17名老学生影响到25名新学生，折 磨着我白天醒着的时候，那时候我竭尽所能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也不放过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此时我会在梦中寻找解决方案。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我在问题面 前的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现状让我很沮丧，我的工作没有成效，有时候甚至显得愚蠢，但是这些并非由于我在异国他乡的新环境下做社工所造成。我时常觉得自己如 同爱丽丝在参加疯狂的海特茶话会。（译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个章节，主人公爱丽丝在参加另一个人物海特所举行的茶话会时，受到许多无稽的刁难。） 这种不谐和的状况贯穿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在这里社工工作的第一个小时是协助学校的一名护士和一名当地诊所的护士共同给新来的学生进行结核病检查。我们在学生的小臂的皮肤下注射一种物质，几天后，再观察这个注射处。对我来说，先听孩子们自己报名字，再从名单上找到对应的希伯来语音译是件困难的事情。
我 猜想孩子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医疗过程，后来才获知他们试图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上面解释各种医疗手段，因为通常也没人给他们一个能听懂的解释。这里的部分原因是 由于我们的埃塞俄比亚翻译对希伯来语只是一知半解，另外他也没有相关的文化背景来熟悉这些医疗过程。这些孩子们排队一个个的把手臂伸出来，他们要么做着鬼 脸，要么紧张的对自己笑笑，要么紧紧的闭着眼睛。
当一个较小的孩子在接受结核病皮试的时候，我如保护他般的把他搂在怀里。护士对我说：”不要离他的头太近。他估计有虱子。“奇怪的是，在医疗手 段还不能完全根治的所有疾病中，我认为虱症是最容易解决的。作为舍监——孩子们的母亲，我每天在宿舍里喷药。虱子是个问题，不过我有办法对付它——至少是 暂时消灭它。第一次灭虱工作是集体进行的，我在孩子们湿润的卷发上猛洒一种特殊的香波。10分钟后，则用一种特制的梳子给他们梳理，因为他们的卷发都紧紧 卷起，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我和孩子们拿这些虱子开玩笑，我们把小的叫做”宝宝“，把大的虱子称为”爸爸“。给他们理发的过程被他们开始接受。他们有 的时候会跑到我面前，比划着告诉我他们头上很痒。
给予他们的其他方面的医疗保健制度则不那么到位。因为埃塞俄比亚人所有的一些疾病通常超出了以色列现有的医疗知识——活动性肺结核、胃里的寄生 虫、身体各处的脓肿，以及已经在以色列断根的疟疾（因为那些勇敢的先驱者所做的努力）。其中最让我后怕的是疟疾，因为它可以让一个开心活泼的青少年瞬间变 得浑身冒汗，坐立不安并且全身发抖。
Amara， 这个小孩的脸庞轮廓分明，长得非常漂亮，他在刚来的时候经常发高烧，他通常乐呵呵的也很友善。他是这群孩子中最滑稽的——可爱的让我受不了。
有一次，他发烧退不下来。我把他带到开车半小时以外的一家医院去看急诊。那时候，我们之间还没有共同语言可以交流，不过我们会使用互相微笑来传达对彼此的信任和友善。我几乎没和医院打过交道，跟别说是以色列的医院了，我所掌握的微不足道的希伯来语对我很不利。
这是个奇怪的中年医生，他对我似乎比对病人有兴趣的多。看见病人是埃塞俄比亚人，他用他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裔是所罗门与萨巴女王之子的后裔。尽管这些知识很有趣，然而比起了解他的祖先是谁，我显然更担心Amara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们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和另一个男人愉快的交谈了一会儿。他的身体和脸庞看起来都很年轻，但是他颈部的皱纹则像是年老的人。他的皮肤比我还白， 有很多雀斑。他的头发不如我那些埃塞俄比亚小孩黑，不过头发也是同样的卷，甚至卷的更奇怪。他用柔柔的阿姆哈拉语（这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告诉Amara 和我，他仅仅是出生在埃塞俄比亚。
Amara的血检结果显示他必须住院。我尽最大可能和他解释说他必须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当我们 去他病房的时候，一路上可以看见走道里面排满了病床，许多都是埃塞俄比亚人，因为得疟疾后发烧，他们脸上和身上都冒着汗。至少Amara不用睡在走道里 面，不过他病房的室友是一些老人，而非孩子。
我走的时候给Amara留下了一些小玩具，钢笔和蜡笔，希望他有些力气的时候可以用得着。我还把他介绍给旁边的病友。就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 眼眶里含着泪，恐惧的望着我。我看见白色的床单衬出他棕色的身体，比起身边的病友，他的身体很瘦小。病房里面满是医院里的味道，隔壁床的男人刚把晚饭全吐 了出来。带着沉重的心情，我努力着给了Amara一个大大的微笑，他则咧开嘴冲我笑笑回应我——这是我们在安慰对方一切都好。随即，我转身离开了。这是我 第一次把孩子单独留在医院里面。我准备多回医院几次来看他。
一个艰难的开始
一波一波的移民对以色列来说并非新鲜事，但是由于每波移民都来自于不同的 国家和文化，这给以色列国内制造了不寻常的复杂性。在为世界所知之前，以色列就开始接纳在苏丹难民营的埃塞俄比亚犹太裔。1984年，几乎所有来到以色列 的埃塞俄比亚青少年都是只身前来。无论是否得到了他们父母的允许，他们离开了他们传统的紧密的大家庭，那里有深爱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这群孩子 在长途跋涉大约两周后抵达苏丹。这是一次危险的逃跑，因为既要避开一路上的野生动物，还要和埃塞俄比亚的边防巡逻斗智斗勇。苏丹的难民营只是一个中转站， 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帐篷里。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和奄奄一息的人在这里每天都有。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裔在这里因为惧怕死亡或受到伤害，他们在难民营中小心的 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同时，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告诉相关人员他们的身份已争取前往以色列。在这种环境下，大多数的小孩会等上三到六个月，不过有些会在 难民营待上两三年。
当他们从苏丹到达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身无分文，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补丁衣裳。以色列是他们梦中的地方。作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听闻了 “应许之地”。（译注：Promised Land出自圣经旧约，即上帝答应给予希伯来人的栖身之所迦南，在耶路撒冷和附近地区。）虽然依然爱着他们的祖国，可是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环境，对少数宗教 派的侵扰，被抽中去无限期的参加埃塞俄比亚战争，以及继续在蔓延的饥荒，这些都促使他们去寻找在圣经里的故乡。
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模式是一种经历了时间考验，得到了很好发展以及广受欢迎的教育大量青少年的方式。这种寄宿的教育机构通常是为以色列的孩子设置 的，不过因为需要，现在成了新移民的青少年的驿站，他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希伯来语和以色列的生活。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少年被安排到非常严格的教会学校。尽 管与其他犹太人隔绝了很长时间，他们大多数人都来自于绝对信奉《旧约》的家庭。在以色列的正教所采用的一些较新的仪式需要传授给他们。
他 们所坐的大飞机仅仅花了数小时便把他们送到以色列，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地方，不过却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许多生活中偏远山区的小孩子，对于我们生活 中的小物件惊讶不已。我的闹钟、吹风机、口袋大小的计算器都让他们啧啧称奇。当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唱的颂歌，每晚他们单独或是成群的都会播放这些音乐， 来缓解思乡之情。在之后的几个月中，这个活动发挥了重要的功效，让他们可以把自己和出生地联系到一起。
发生了许多幽默的第一次经历——比如打开一个汽水罐，吹起一个气球，或者一个孩子茫然的看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突然咧开嘴笑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这 其实是他自己的照片。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一个坐在我边上的孩子不停的挥着双臂，看上去他很害怕。他不停的告诉我要小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坐小汽 车，之前他只坐过公交车，当他与公路地表如此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很危险。
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平时的肢体运动中中显示出了非比寻 常的空间想象力，在第一幅原创画中，他们把挂着六芒星（译注：Star of David又称大卫星）的小房子（犹太教堂）与他们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画在一起，旁边是公共汽车、飞机、手表和枪支——一种对于他们熟悉的事物和新事物的 综合囊括。他们轻巧的爬树本领和登山的本事很厉害然，然而在他们不熟悉的体育运动中，他们的身体却不太协调。随后，他们很快学会了骑车、打篮球、如何荡秋 千。他们学着嚼起了泡泡糖，但似乎永远无法掌握吹泡泡的技巧。他们对现代化的东西比如叉子、水龙头和厕所很好奇，不过很快学会了使用方法。对他们来讲，学 会如何使用工具的速度比适应以色列的文化要快。希伯来单词klitah是“吸收”的意思，要吸收以色列的文化，便意味着要适应这种文化。这种适应在入境以 色列的时候便开始了。每个埃塞俄比亚人到达机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以色列人的常用名字。如此一来，Gwadye， Malafia， Warku变成了Eli， Uri， Asher。在他们到达寄宿学校的几周后，我们开始使用他们的以色列名字称呼他们，他们会很自豪的回应。
有一个问题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应该怎样的，以何种速度将一种少数派文化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去，什么才是“正确的”平衡？如何在吸收少数派 文化的时候保持它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在寄宿学校所采取的方式是：尽最大可能在最快时间内，把这些青少年移民转变为彻头彻底的以色列人。其他的理论则指出这 种方法的融合在其他大规模的移民中产生的效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完全抹去了移民身上本来的文化痕迹。不过，每个移民都不同程度的要去面对个人和群体身份 的危机。
这些埃塞俄比亚青少年来到这里的时候还很年轻，足够去学习和适应新的生活，然而，他们也足够年纪去记住他们之前的文化根基，并且有一种强烈的归 属感。那些在寄宿学校的孩子必须去学会如何平衡这两个世界——一个他们每天生活的全以色列的环境，以及从他们刚抵达以色列的父母和亲戚身上学到的埃塞俄比 亚移植来的文化。每个人都要处理一个洪大的代沟所带来的分歧，这远比普通的父母孩子间的代沟要大的多，因为他们的父母学习希伯来语和适应以色列生活方式的 时候要慢得多，所以很多时候要依靠孩子来为家庭做决定。
在推动这些小孩快速融入文化的同时，人们经常会关注他们通过拯救，脱离了苦海，并且期望他们对于现在以色列提供的安全且健康的生活环境心存感 激，但是，他们却没有同样的关注每个埃塞俄比亚人在来到以色列之前所经历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确是被“拯救”了，代价是个人感情和文化的遗失，因为他们离开 了他们热爱的出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父母和亲戚永远无法来以色列。每个孩子都在为他们失去家中的某人而忧伤，并且会持续这样的担忧，因为在埃塞俄比亚的 生活状况在继续恶化。
在这样的悲痛和心灵创伤下，健康变成了主要问题。有健康问题的小孩可以是由身体的各种疾病所造成，也与不同文化对疾病的定义有关。这些青少年很 瘦，但还不算是营养不良患者。他们基本都还算身体健康，因为如果有严重的疾病或者心理不健全的话，他们也无法长途跋涉，依靠两只脚走出埃塞俄比亚。
除 了比较严重的疾病诸如疟疾和胃里寄生虫以外，每天还有很多小孩抱怨头痛和胃痛。通常很难诊断和根治这些问题，因为有很多原因能造成这些不适。有时候，仅仅 是因为他们喝水太少，需要鼓励他们多喝水。有些疼痛是因为吃了陌生的新食物的身体反应，或者是他们曾经经历的心灵创伤所产生的副作用。显然，他们很想家， 也担心着没有能来以色列的父母和亲戚。有些时候，他们只是想赖床，或是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好在在寒风凛冽的冬天，蜷缩在毯子下面，毕竟他们在非洲从 未经历过这么冷的冬天。生病也是一种逃避一整天枯燥学习希伯来语的方法，尤其是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大多没有受过啥正规教育。在最初几个月中，有些孩子因为有 学习障碍，却没有被正确诊断或者给予专业的特殊指导。
有些头痛是压力造成的后果，或者是想得到关心。在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中，某人如果病了，那么他会被安排休息，不需要干任何事情，食物都会准备好送到他身边。埃塞俄比亚的男孩们，把以色列对于他们患小毛病时候随意的态度当作是对他们不够关心。
他 们指望医生和现代医疗技术可以立即治愈所有毛病，这个想法的幻灭使得他们觉得没有得到爱和关心。对于在以色列所有毛病都能治好的高度期待，造成了一些孩子 于由于心理原因而感到不适。他们经常大声抱怨，希望经常被带去看门诊，甚至希望住院。其他一些埃塞俄比亚孩子则对那些经常抱怨身体不适的孩子显出无尽的耐 心和关心。
在我们这所寄宿学校，在42个小孩中，我们有四例比较严重的忧郁症。他们的忧郁体现在对外界漠不关心，精神状态不好所造成的病痛，对于小事的抱 怨会引发他们火冒三丈，叛逆的行为，或者谈论自杀。工作人员得到警示，需要对所有关于自杀的言论引起重视。然而自杀这个概念是不存在埃塞俄比亚文化中的， 想要自杀是青少年甚至于成人在融入新环境的时候，感到压力后所产生的反应。实际上，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几起这样的自杀了。
在寄宿学校 里面庆祝了普林节（一个犹太人的节日）后不久，孩子们便开始谈论起上吊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绞死坏人曾经是这个节日的一部分。这个节日降临在孩子们到来 的三个月后，也就是孩子们开始谈论自杀的时候，在这三个月中，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新鲜感消失了，这时候想家的心情乘虚而入。到这个时候，他们对以色列在梦中 的期待必须直面现实，他们失望了，失去了耐心。这也是个沮丧的时候，因为大规模的埃塞俄比亚犹太裔已经抵达，也就意味着对于依然留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来说， 没有太多希望了。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以家庭为本的社会，而这些孩子所来自的家庭甚至更亲密团结。被剥夺了父母，独自来到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尽管他 们有些亲戚可能来到了以色列。死亡也常出现在他们脑海中，因为他们有时会收到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的死讯。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有时候互相的 沟通变成了滑稽的哑剧，要猜测对方是什么意思实在是很不方便，不过去及时响应那些有深度忧郁和自杀企图的孩子绝对是学校应尽的义务。
在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更多以后，他们渴望得到更多物质上的东西。这就导致他们经常抱怨，某些情况下，甚至去偷窃。分给他们的衣服成了一个影 响他们情绪的重要因素，这其是他们面对新世界后所产生的一种负担的表现。员工买啥样子的衣服以及如何分配都在加剧他们的情绪波动，因为孩子们觉得那些衣物 是他们在以色列是否得到好好照顾的重要衡量标志。他们刚到的时候，带的只有几件破衣服，所以一开始他们非常感激发给他们的每一样东西。然而，几周过去后， 他们开始不停的抱怨他们得到的衣物。更火上浇油的是，他们觉得应该穿那些贴身剪裁的衣服，所以那些以色列风格的宽松下垂的衣服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 不习惯穿鞋子，他们对穿过后的鞋子里面的气味很敏感。因此，他们会把所有的鞋子，包括皮鞋，频繁的用力刷洗，尽管我们反复的告诉他们这么做鞋子鞋子就会裂 开坏掉。
寄宿学校里面的以色列学生看着埃塞俄比亚的孩子收到免费的衣服，用希伯来语叫他们“宠坏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则公开用希伯来语反击那些以色列学 生是“嫉妒”。就这么开始了一场以色列学生和埃塞俄比亚学生间的矛盾。比起寄宿学校里以色列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移民经历（他们主要都是西班牙系犹太人， 是早些一波的北非移民潮），这些埃塞俄比亚移民算是得到了极好的照顾。不仅这些埃塞俄比亚来的新移民和以色列的孩子进入同样的学校，享受同等的待遇和权 力，还给予他们特殊的考虑和很多的关注，提供免费的衣物和供给。
文化的差异导致脾气性格不同，加上拥有打架的本领加剧了以色列孩子们的嫉妒心，因为他们觉得埃塞俄比亚人占领了“他们的“学校领地。埃塞俄比亚 孩子，通常很安静，显得和高贵，他们内敛而敏感。相反的是，以色列孩子则更倾向于大声的威胁，夸张的拿出一副男子汉的样子，粗暴的挥着拳头。埃塞俄比亚的 孩子，没有经历过莫名其妙的威胁和英雄人物般的讲话方式，又不擅于打架，开始真的担心起他们自己的安全。
埃塞俄比亚孩子把扔石头作 为一种运动和自卫的方式。而以色列的孩子并不特别精于扔石头，此外，显而易见这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受伤。通常是一个以色列孩子侮辱一个埃塞俄比亚孩子，并 威胁要揍他，直到那个埃塞俄比亚孩子捡起一块石头。这种对一个人的威胁会团结起所有人。之后，所有的以色列孩子会冲着那个握着石头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吼叫， 使得那个孩子朝着他们扔出了石头。在这以后，以色列孩子觉得他们就有了合理的借口去攻击埃塞俄比亚的孩子。
这样的摩擦造成了许多后果，包括破灭了埃塞俄比亚孩子在以色列被公平对待的期望，这是黑人进入白人世界后的第一个愿望。学校有些员工对这些孩子 处罚行为也让他们失望。一开始，他们问我：”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我们在这里？“不久后，他们的问题扩大成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我们？后来，以色列孩子拿他 们是黑人说事儿，那些孩子继而问我：“为什么白人不要我们？”因此，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他们，以色列人——埃塞俄比亚人，白人——黑人。
毫无疑问，这些来到全新世界里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最困惑和苦难的问题之一不是意识到他们是黑人，而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肤色很重要。他们来自于一 个全是黑人的国家，它在非洲也很特殊，因为白人从未支配过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中，朋友也是黑人，敌人也是黑人。他们对自己国家以外的黑人知之甚少，也 未经历或听闻过把肤色作为种族分界线。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但那是针对犹太人，而并非针对他们是黑人。他们来以色列之前，他们更趋同于 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而不是非犹太裔的埃塞俄比亚人。
我作为一个美国的白人，从小便意识到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界限，即使那只是浅浅的意识。我在这里明显感到这些孩子因为遭受种族分界线而 显的很不同。我很高兴孩子们很轻松的接纳了我，并且对我毫无保留。每每在以-埃两国小孩的对峙后，我可以看到他们眼睛里的困惑和受伤的自尊。有些人评论说 他们真希望自己是白人，或者互相比较起谁比较白一些。当他们生活在全是黑人的世界中时，他们没有理由去寻找保护伞。而现在，他们开始有这种意识。
当学校员工发觉以色列男孩们的语言和行为后，他们开始惩罚埃塞俄比亚的孩子，因为他们扔石头很危险。这些孩子把这些对他们自卫方式的批评看作是一种未来他 们将被舍弃和没人保护的信号。这些以色列员工知道如何来给本国的孩子做规矩，因为本国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如果群体中一个以色列孩子被 惩罚，那么对其他的孩子也会有警示和制止的作用。这些假定在埃塞俄比亚的小孩群体中不管用。尽管在某个成员被以色列小孩供给的时候，他们会有群体的保护响 应，然而他们却要自我为中心的多。杀鸡儆猴对他们没有多大效果。他们在大家庭的生长中深谙血浓于水的道理，可是他们却无法将这种对群体的责任感延伸到亲人 之外。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最 近我所遇到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对美国人的印象是我们保持着一种童真，似乎一边生活一边在玩耍。我认为他说的很准确。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童真，在某些环境 下，这种特质很可爱，然而在其他环境下，却显得很奇怪。我现在通过别人的眼光，可以更客观的看待自己身上的美国人特质。
不管我们有啥缺点，我们还是知道怎样让我们部分的生活变得有效率，比如在去银行或是邮局的时候。举个例子，我今天去邮寄寄一封信。里面有两个员工在分拣收 到的邮包，但是不提供其他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员工都去享受他们的两周假期了。在这两周内，我们要去更远的一个邮局寄信。之后，别的邮局员工休假的时 候，人们则要来这里。我心中的美国人特质让我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因为在邮局开门的时候，有员工在那里上班却要造成如此的低效率，或者因为目前 经济造成的本国货币的汇率下滑和动荡，使得我必须不时去邮局购买新的邮票，因为邮票在涨价，我更无法接受的是这种公共度假制度的安排。
1984年10月27日
当我看着120名埃塞俄比亚孩子互相道别的时候，这是一个让我揪心的瞬间，因为他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去以色列不同的寄宿学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四五个月的时间，他们所住的地方正是我每天去上希伯来语课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
每 个人都在呜咽——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或是工作人员。这个场面就像是个大型的追悼会，因为他们可能彼此再也见不到了。当一辆辆的公交车开走时，哭声变得歇 斯底里起来。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短短的这些年里经历了太多的别离。他们告别父母和家人，独自来到以色列，并不知道他们将来是否会和父母再团圆。我很喜欢这些 小孩子，因为他们大多都非常漂亮，友善又聪明，并且非常好学。
昨天我去了了那个我想要工作的地方——在7月建立的给埃塞俄比亚小孩居住的村庄。在那里负责的美国祭祀说，我在那里工作的机会为零，我就这么放 弃了吗？不，他的拒绝让我更坚定了一定要竭尽所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为这些孩子们工作。我很高兴在语言班的时候与那些孩子们在一起时的简短交流。至多再 过上几年，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趋势便会终止，我很高兴这个时期我身在这里。犹太人一定会克服所有的障碍——人种上和文化上的。
与埃塞俄比亚人在一起
在孩子们到达寄宿学校后的十天，我也来到了寄宿学校。这25名埃塞俄比亚籍的犹太男孩 子大多只有十四五岁，他们离开在苏丹的难民营，坐飞机来到了以色列。我则是一名41岁的美国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做社工已经有14个月了。他们离开父母， 独自来到这里，也没有什么财产。一些人来自于城市，不过更多的小孩则来自于家族聚集的山村，对于“现代生活”一无所知。我来自于一个现代社会，然而我的广 阔的世界中却没有包含他们生活中大多数的东西。他们完全不懂希伯来语，但是却继承了严格的犹太教传统。我会一点很有限的希伯来语，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任 何坚定的宗教信仰。我成长在一个白人国家的中产阶级自由文化下。他们则来自于全是黑人的埃塞俄比亚。他们之所以来以色列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我来这 里则是自愿的，为了精神上新的探索旅程。他们恐惧的注视着饥饿和死亡。而我只是读到过这些和研究过这些经历会如何影响到孩子们。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和憧憬来到了以色列，我来之前则没有抱太多的期待和憧憬。
我们同住在一所传播正教的教会男校中，从学校一侧可以俯瞰以色列北部的群山，它们一直曼延到黎巴嫩。学校另一侧则是一些白色建筑群，那里是一个 叫Maalot的发展缓慢的小城。那里的自然界，包括晚上豺狼的嚎叫，让孩子们想起了他们在山区的村庄。于我而言，除了曾经偶尔露营在外的经历，我联想不 起任何东西。
与我们一起在学校的大约还有15个信教的家庭，基本都是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他们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学校有120个以色 列高中男生和17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男孩，他们来以色列还不满半年。他们从特拉维夫区域的中转住处来到这里。我则计划在这所寄宿学校住8个月，会是一段困 难而忙碌的时光，也会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精彩的旅程。
在这几个月中，我了解到每个孩子都有他们不同的性格，强项和弱势之处，以及每天住在一起后所形成的默契。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埃塞俄比亚名字的发 音对我的舌头是很大的挑战，他们之间也完全没有语言交流，使得他们很难区分每个人。 他们的行为也或多或少都像“集体行为”，因为他们在新的环境里面还没有放松下来，无法体现出每人的个性。不过即使如此，当我看到一个小孩画在宿舍墙上的大 狮子的时候，他的艺术才华彰显无遗。一个小孩有打架的倾向，还有一个小孩则有希望成为这里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他利用每时每刻学习简单的希伯来语字母，在有 经验的希伯来语老师到来之前，这些由学校埃塞俄比亚籍的管理员教授。
与这17名埃塞俄比亚男孩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已经有几个月了。当他们抵达这个寄宿学校6周后，这17个孩子有了”难对付的 捣蛋鬼“的名声，并且藐视权威。他们经常大声抱怨每一样事情，并且利用各种抗议来强调他们的需求——绝食，罢课，任何他们觉得会奏效的行为。
我 立刻意识到一定有原因造成了他们抱怨不止。一个”母亲“的工作是保证每一个环节都顺畅，作为他们的舍监，孩子们觉得我是一个倾听他们抱怨的合适对象。其中 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要求，当然也有我自己对每件事应当如何的解读。这种爱抱怨的习惯如同一种病毒快速的传播，从这17名老学生影响到25名新学生，折 磨着我白天醒着的时候，那时候我竭尽所能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也不放过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此时我会在梦中寻找解决方案。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我在问题面 前的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现状让我很沮丧，我的工作没有成效，有时候甚至显得愚蠢，但是这些并非由于我在异国他乡的新环境下做社工所造成。我时常觉得自己如 同爱丽丝在参加疯狂的海特茶话会。（译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个章节，主人公爱丽丝在参加另一个人物海特所举行的茶话会时，受到许多无稽的刁难。） 这种不谐和的状况贯穿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在这里社工工作的第一个小时是协助学校的一名护士和一名当地诊所的护士共同给新来的学生进行结核病检查。我们在学生的小臂的皮肤下注射一种物质，几天后，再观察这个注射处。对我来说，先听孩子们自己报名字，再从名单上找到对应的希伯来语音译是件困难的事情。
我 猜想孩子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医疗过程，后来才获知他们试图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上面解释各种医疗手段，因为通常也没人给他们一个能听懂的解释。这里的部分原因是 由于我们的埃塞俄比亚翻译对希伯来语只是一知半解，另外他也没有相关的文化背景来熟悉这些医疗过程。这些孩子们排队一个个的把手臂伸出来，他们要么做着鬼 脸，要么紧张的对自己笑笑，要么紧紧的闭着眼睛。
当一个较小的孩子在接受结核病皮试的时候，我如保护他般的把他搂在怀里。护士对我说：”不要离他的头太近。他估计有虱子。“奇怪的是，在医疗手 段还不能完全根治的所有疾病中，我认为虱症是最容易解决的。作为舍监——孩子们的母亲，我每天在宿舍里喷药。虱子是个问题，不过我有办法对付它——至少是 暂时消灭它。第一次灭虱工作是集体进行的，我在孩子们湿润的卷发上猛洒一种特殊的香波。10分钟后，则用一种特制的梳子给他们梳理，因为他们的卷发都紧紧 卷起，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我和孩子们拿这些虱子开玩笑，我们把小的叫做”宝宝“，把大的虱子称为”爸爸“。给他们理发的过程被他们开始接受。他们有 的时候会跑到我面前，比划着告诉我他们头上很痒。
给予他们的其他方面的医疗保健制度则不那么到位。因为埃塞俄比亚人所有的一些疾病通常超出了以色列现有的医疗知识——活动性肺结核、胃里的寄生 虫、身体各处的脓肿，以及已经在以色列断根的疟疾（因为那些勇敢的先驱者所做的努力）。其中最让我后怕的是疟疾，因为它可以让一个开心活泼的青少年瞬间变 得浑身冒汗，坐立不安并且全身发抖。
Amara， 这个小孩的脸庞轮廓分明，长得非常漂亮，他在刚来的时候经常发高烧，他通常乐呵呵的也很友善。他是这群孩子中最滑稽的——可爱的让我受不了。
有一次，他发烧退不下来。我把他带到开车半小时以外的一家医院去看急诊。那时候，我们之间还没有共同语言可以交流，不过我们会使用互相微笑来传达对彼此的信任和友善。我几乎没和医院打过交道，跟别说是以色列的医院了，我所掌握的微不足道的希伯来语对我很不利。
这是个奇怪的中年医生，他对我似乎比对病人有兴趣的多。看见病人是埃塞俄比亚人，他用他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裔是所罗门与萨巴女王之子的后裔。尽管这些知识很有趣，然而比起了解他的祖先是谁，我显然更担心Amara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们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和另一个男人愉快的交谈了一会儿。他的身体和脸庞看起来都很年轻，但是他颈部的皱纹则像是年老的人。他的皮肤比我还白， 有很多雀斑。他的头发不如我那些埃塞俄比亚小孩黑，不过头发也是同样的卷，甚至卷的更奇怪。他用柔柔的阿姆哈拉语（这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告诉Amara 和我，他仅仅是出生在埃塞俄比亚。
Amara的血检结果显示他必须住院。我尽最大可能和他解释说他必须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当我们 去他病房的时候，一路上可以看见走道里面排满了病床，许多都是埃塞俄比亚人，因为得疟疾后发烧，他们脸上和身上都冒着汗。至少Amara不用睡在走道里 面，不过他病房的室友是一些老人，而非孩子。
我走的时候给Amara留下了一些小玩具，钢笔和蜡笔，希望他有些力气的时候可以用得着。我还把他介绍给旁边的病友。就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 眼眶里含着泪，恐惧的望着我。我看见白色的床单衬出他棕色的身体，比起身边的病友，他的身体很瘦小。病房里面满是医院里的味道，隔壁床的男人刚把晚饭全吐 了出来。带着沉重的心情，我努力着给了Amara一个大大的微笑，他则咧开嘴冲我笑笑回应我——这是我们在安慰对方一切都好。随即，我转身离开了。这是我 第一次把孩子单独留在医院里面。我准备多回医院几次来看他。
一个艰难的开始
一波一波的移民对以色列来说并非新鲜事，但是由于每波移民都来自于不同的 国家和文化，这给以色列国内制造了不寻常的复杂性。在为世界所知之前，以色列就开始接纳在苏丹难民营的埃塞俄比亚犹太裔。1984年，几乎所有来到以色列 的埃塞俄比亚青少年都是只身前来。无论是否得到了他们父母的允许，他们离开了他们传统的紧密的大家庭，那里有深爱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这群孩子 在长途跋涉大约两周后抵达苏丹。这是一次危险的逃跑，因为既要避开一路上的野生动物，还要和埃塞俄比亚的边防巡逻斗智斗勇。苏丹的难民营只是一个中转站， 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帐篷里。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和奄奄一息的人在这里每天都有。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裔在这里因为惧怕死亡或受到伤害，他们在难民营中小心的 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同时，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告诉相关人员他们的身份已争取前往以色列。在这种环境下，大多数的小孩会等上三到六个月，不过有些会在 难民营待上两三年。
当他们从苏丹到达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身无分文，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补丁衣裳。以色列是他们梦中的地方。作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听闻了 “应许之地”。（译注：Promised Land出自圣经旧约，即上帝答应给予希伯来人的栖身之所迦南，在耶路撒冷和附近地区。）虽然依然爱着他们的祖国，可是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环境，对少数宗教 派的侵扰，被抽中去无限期的参加埃塞俄比亚战争，以及继续在蔓延的饥荒，这些都促使他们去寻找在圣经里的故乡。
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模式是一种经历了时间考验，得到了很好发展以及广受欢迎的教育大量青少年的方式。这种寄宿的教育机构通常是为以色列的孩子设置 的，不过因为需要，现在成了新移民的青少年的驿站，他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希伯来语和以色列的生活。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少年被安排到非常严格的教会学校。尽 管与其他犹太人隔绝了很长时间，他们大多数人都来自于绝对信奉《旧约》的家庭。在以色列的正教所采用的一些较新的仪式需要传授给他们。
他 们所坐的大飞机仅仅花了数小时便把他们送到以色列，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地方，不过却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许多生活中偏远山区的小孩子，对于我们生活 中的小物件惊讶不已。我的闹钟、吹风机、口袋大小的计算器都让他们啧啧称奇。当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唱的颂歌，每晚他们单独或是成群的都会播放这些音乐， 来缓解思乡之情。在之后的几个月中，这个活动发挥了重要的功效，让他们可以把自己和出生地联系到一起。
发生了许多幽默的第一次经历——比如打开一个汽水罐，吹起一个气球，或者一个孩子茫然的看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突然咧开嘴笑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这 其实是他自己的照片。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一个坐在我边上的孩子不停的挥着双臂，看上去他很害怕。他不停的告诉我要小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坐小汽 车，之前他只坐过公交车，当他与公路地表如此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很危险。
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平时的肢体运动中中显示出了非比寻 常的空间想象力，在第一幅原创画中，他们把挂着六芒星（译注：Star of David又称大卫星）的小房子（犹太教堂）与他们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画在一起，旁边是公共汽车、飞机、手表和枪支——一种对于他们熟悉的事物和新事物的 综合囊括。他们轻巧的爬树本领和登山的本事很厉害然，然而在他们不熟悉的体育运动中，他们的身体却不太协调。随后，他们很快学会了骑车、打篮球、如何荡秋 千。他们学着嚼起了泡泡糖，但似乎永远无法掌握吹泡泡的技巧。他们对现代化的东西比如叉子、水龙头和厕所很好奇，不过很快学会了使用方法。对他们来讲，学 会如何使用工具的速度比适应以色列的文化要快。希伯来单词klitah是“吸收”的意思，要吸收以色列的文化，便意味着要适应这种文化。这种适应在入境以 色列的时候便开始了。每个埃塞俄比亚人到达机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以色列人的常用名字。如此一来，Gwadye， Malafia， Warku变成了Eli， Uri， Asher。在他们到达寄宿学校的几周后，我们开始使用他们的以色列名字称呼他们，他们会很自豪的回应。
有一个问题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应该怎样的，以何种速度将一种少数派文化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去，什么才是“正确的”平衡？如何在吸收少数派 文化的时候保持它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在寄宿学校所采取的方式是：尽最大可能在最快时间内，把这些青少年移民转变为彻头彻底的以色列人。其他的理论则指出这 种方法的融合在其他大规模的移民中产生的效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完全抹去了移民身上本来的文化痕迹。不过，每个移民都不同程度的要去面对个人和群体身份 的危机。
这些埃塞俄比亚青少年来到这里的时候还很年轻，足够去学习和适应新的生活，然而，他们也足够年纪去记住他们之前的文化根基，并且有一种强烈的归 属感。那些在寄宿学校的孩子必须去学会如何平衡这两个世界——一个他们每天生活的全以色列的环境，以及从他们刚抵达以色列的父母和亲戚身上学到的埃塞俄比 亚移植来的文化。每个人都要处理一个洪大的代沟所带来的分歧，这远比普通的父母孩子间的代沟要大的多，因为他们的父母学习希伯来语和适应以色列生活方式的 时候要慢得多，所以很多时候要依靠孩子来为家庭做决定。
在推动这些小孩快速融入文化的同时，人们经常会关注他们通过拯救，脱离了苦海，并且期望他们对于现在以色列提供的安全且健康的生活环境心存感 激，但是，他们却没有同样的关注每个埃塞俄比亚人在来到以色列之前所经历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确是被“拯救”了，代价是个人感情和文化的遗失，因为他们离开 了他们热爱的出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父母和亲戚永远无法来以色列。每个孩子都在为他们失去家中的某人而忧伤，并且会持续这样的担忧，因为在埃塞俄比亚的 生活状况在继续恶化。
在这样的悲痛和心灵创伤下，健康变成了主要问题。有健康问题的小孩可以是由身体的各种疾病所造成，也与不同文化对疾病的定义有关。这些青少年很 瘦，但还不算是营养不良患者。他们基本都还算身体健康，因为如果有严重的疾病或者心理不健全的话，他们也无法长途跋涉，依靠两只脚走出埃塞俄比亚。
除 了比较严重的疾病诸如疟疾和胃里寄生虫以外，每天还有很多小孩抱怨头痛和胃痛。通常很难诊断和根治这些问题，因为有很多原因能造成这些不适。有时候，仅仅 是因为他们喝水太少，需要鼓励他们多喝水。有些疼痛是因为吃了陌生的新食物的身体反应，或者是他们曾经经历的心灵创伤所产生的副作用。显然，他们很想家， 也担心着没有能来以色列的父母和亲戚。有些时候，他们只是想赖床，或是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好在在寒风凛冽的冬天，蜷缩在毯子下面，毕竟他们在非洲从 未经历过这么冷的冬天。生病也是一种逃避一整天枯燥学习希伯来语的方法，尤其是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大多没有受过啥正规教育。在最初几个月中，有些孩子因为有 学习障碍，却没有被正确诊断或者给予专业的特殊指导。
有些头痛是压力造成的后果，或者是想得到关心。在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中，某人如果病了，那么他会被安排休息，不需要干任何事情，食物都会准备好送到他身边。埃塞俄比亚的男孩们，把以色列对于他们患小毛病时候随意的态度当作是对他们不够关心。
他 们指望医生和现代医疗技术可以立即治愈所有毛病，这个想法的幻灭使得他们觉得没有得到爱和关心。对于在以色列所有毛病都能治好的高度期待，造成了一些孩子 于由于心理原因而感到不适。他们经常大声抱怨，希望经常被带去看门诊，甚至希望住院。其他一些埃塞俄比亚孩子则对那些经常抱怨身体不适的孩子显出无尽的耐 心和关心。
在我们这所寄宿学校，在42个小孩中，我们有四例比较严重的忧郁症。他们的忧郁体现在对外界漠不关心，精神状态不好所造成的病痛，对于小事的抱 怨会引发他们火冒三丈，叛逆的行为，或者谈论自杀。工作人员得到警示，需要对所有关于自杀的言论引起重视。然而自杀这个概念是不存在埃塞俄比亚文化中的， 想要自杀是青少年甚至于成人在融入新环境的时候，感到压力后所产生的反应。实际上，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几起这样的自杀了。
在寄宿学校 里面庆祝了普林节（一个犹太人的节日）后不久，孩子们便开始谈论起上吊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绞死坏人曾经是这个节日的一部分。这个节日降临在孩子们到来 的三个月后，也就是孩子们开始谈论自杀的时候，在这三个月中，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新鲜感消失了，这时候想家的心情乘虚而入。到这个时候，他们对以色列在梦中 的期待必须直面现实，他们失望了，失去了耐心。这也是个沮丧的时候，因为大规模的埃塞俄比亚犹太裔已经抵达，也就意味着对于依然留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来说， 没有太多希望了。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以家庭为本的社会，而这些孩子所来自的家庭甚至更亲密团结。被剥夺了父母，独自来到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尽管他 们有些亲戚可能来到了以色列。死亡也常出现在他们脑海中，因为他们有时会收到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的死讯。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有时候互相的 沟通变成了滑稽的哑剧，要猜测对方是什么意思实在是很不方便，不过去及时响应那些有深度忧郁和自杀企图的孩子绝对是学校应尽的义务。
在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更多以后，他们渴望得到更多物质上的东西。这就导致他们经常抱怨，某些情况下，甚至去偷窃。分给他们的衣服成了一个影 响他们情绪的重要因素，这其是他们面对新世界后所产生的一种负担的表现。员工买啥样子的衣服以及如何分配都在加剧他们的情绪波动，因为孩子们觉得那些衣物 是他们在以色列是否得到好好照顾的重要衡量标志。他们刚到的时候，带的只有几件破衣服，所以一开始他们非常感激发给他们的每一样东西。然而，几周过去后， 他们开始不停的抱怨他们得到的衣物。更火上浇油的是，他们觉得应该穿那些贴身剪裁的衣服，所以那些以色列风格的宽松下垂的衣服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 不习惯穿鞋子，他们对穿过后的鞋子里面的气味很敏感。因此，他们会把所有的鞋子，包括皮鞋，频繁的用力刷洗，尽管我们反复的告诉他们这么做鞋子鞋子就会裂 开坏掉。
寄宿学校里面的以色列学生看着埃塞俄比亚的孩子收到免费的衣服，用希伯来语叫他们“宠坏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则公开用希伯来语反击那些以色列学 生是“嫉妒”。就这么开始了一场以色列学生和埃塞俄比亚学生间的矛盾。比起寄宿学校里以色列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移民经历（他们主要都是西班牙系犹太人， 是早些一波的北非移民潮），这些埃塞俄比亚移民算是得到了极好的照顾。不仅这些埃塞俄比亚来的新移民和以色列的孩子进入同样的学校，享受同等的待遇和权 力，还给予他们特殊的考虑和很多的关注，提供免费的衣物和供给。
文化的差异导致脾气性格不同，加上拥有打架的本领加剧了以色列孩子们的嫉妒心，因为他们觉得埃塞俄比亚人占领了“他们的“学校领地。埃塞俄比亚 孩子，通常很安静，显得和高贵，他们内敛而敏感。相反的是，以色列孩子则更倾向于大声的威胁，夸张的拿出一副男子汉的样子，粗暴的挥着拳头。埃塞俄比亚的 孩子，没有经历过莫名其妙的威胁和英雄人物般的讲话方式，又不擅于打架，开始真的担心起他们自己的安全。
埃塞俄比亚孩子把扔石头作 为一种运动和自卫的方式。而以色列的孩子并不特别精于扔石头，此外，显而易见这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受伤。通常是一个以色列孩子侮辱一个埃塞俄比亚孩子，并 威胁要揍他，直到那个埃塞俄比亚孩子捡起一块石头。这种对一个人的威胁会团结起所有人。之后，所有的以色列孩子会冲着那个握着石头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吼叫， 使得那个孩子朝着他们扔出了石头。在这以后，以色列孩子觉得他们就有了合理的借口去攻击埃塞俄比亚的孩子。
这样的摩擦造成了许多后果，包括破灭了埃塞俄比亚孩子在以色列被公平对待的期望，这是黑人进入白人世界后的第一个愿望。学校有些员工对这些孩子 处罚行为也让他们失望。一开始，他们问我：”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我们在这里？“不久后，他们的问题扩大成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我们？后来，以色列孩子拿他 们是黑人说事儿，那些孩子继而问我：“为什么白人不要我们？”因此，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他们，以色列人——埃塞俄比亚人，白人——黑人。
毫无疑问，这些来到全新世界里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最困惑和苦难的问题之一不是意识到他们是黑人，而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肤色很重要。他们来自于一 个全是黑人的国家，它在非洲也很特殊，因为白人从未支配过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中，朋友也是黑人，敌人也是黑人。他们对自己国家以外的黑人知之甚少，也 未经历或听闻过把肤色作为种族分界线。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但那是针对犹太人，而并非针对他们是黑人。他们来以色列之前，他们更趋同于 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而不是非犹太裔的埃塞俄比亚人。
我作为一个美国的白人，从小便意识到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界限，即使那只是浅浅的意识。我在这里明显感到这些孩子因为遭受种族分界线而 显的很不同。我很高兴孩子们很轻松的接纳了我，并且对我毫无保留。每每在以-埃两国小孩的对峙后，我可以看到他们眼睛里的困惑和受伤的自尊。有些人评论说 他们真希望自己是白人，或者互相比较起谁比较白一些。当他们生活在全是黑人的世界中时，他们没有理由去寻找保护伞。而现在，他们开始有这种意识。
当学校员工发觉以色列男孩们的语言和行为后，他们开始惩罚埃塞俄比亚的孩子，因为他们扔石头很危险。这些孩子把这些对他们自卫方式的批评看作是一种未来他 们将被舍弃和没人保护的信号。这些以色列员工知道如何来给本国的孩子做规矩，因为本国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如果群体中一个以色列孩子被 惩罚，那么对其他的孩子也会有警示和制止的作用。这些假定在埃塞俄比亚的小孩群体中不管用。尽管在某个成员被以色列小孩供给的时候，他们会有群体的保护响 应，然而他们却要自我为中心的多。杀鸡儆猴对他们没有多大效果。他们在大家庭的生长中深谙血浓于水的道理，可是他们却无法将这种对群体的责任感延伸到亲人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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