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部第六章——第八章
六
此时，夏兰一家人不再象以前那么经常挨饿了。因为夏父被分了个好活儿，就是在大队面粉加工厂做工。村上有个磨面厂，是为村民们加工玉米面、白面、大馇子的地方。
因为夏父有文化，他经常帮助生产队长写些文字，还帮助大队支部书记写些汇报和总结之类的材料，一来二去，夏父得到了小队干部和大队干部的共同赏识，没啥奖赏的，就把加工厂磨面这份美差给了夏父。这活儿干起来不算累，还能有些小油水，就是机器底部存留的没有扫净的面每天都能攒上二斤，还有磨下来的糠皮儿也可拿回家里喂鸡鸭。油水不算多，可就是这点儿好处，也已经足以改善夏家人的生活了，至少不至于隔段时间就东家西家地借米借面了。夏母每天乐呵呵地喂着鸡鸭，哼唱着年轻时学会的一首首歌曲，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一天晚饭后，夏父一脸兴奋地对夏母说：“唉！我说他妈，今天大队支书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说要我到大队当三把手，还要发展我入党呢！”
夏母正纳着一双鞋底儿，听了丈夫的话，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抬起头瞪着圆圆的大眼睛问：“我说他爹，你说的可是真事？”
“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吗？”
夏母于是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往夏父跟前凑了凑，说道：“那以后咱们不是有盼头儿了？我就觉着这东北话说的好，叫什么‘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这是金子呀，它总会发光的！这不，机会来了吧！那你啥意见哪？”
夏父摸了摸下巴，眼里充满了想往：“让我干我就好好干呗，不过入党的事儿………”夏父犹豫了一下，“这入党的事儿可是要外调的，只怕到时候………”。
夏母脸上充满肯定地说：“怕什么？咱们已经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了，摘掉帽子就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了！况且你出身贫农，祖上八代也都是贫农，根儿红苗正的，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夏父看了看妻子，用手抓了抓头发，不由得晃了晃脑袋。
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主、富农、坏分子、反动派、右派分子都是黑五类，是被管制的对象，是牛鬼蛇神。在这个国度里他们就如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可以喊打，平时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喘，只能蹲在角落里老老实实地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批判。
夏兰的大表姐韩桂霞就嫁给了本屯子里的一个姓孔的地主家庭，她的公公婆婆动不动就被拉去游街示众。有一次，因为上缴鸡蛋没完成任务，这六十多岁的老两口每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了大牌子，上面分别写着“顽固不化的大地主”和“顽固不化的地主婆”，并且要求二人手里拿着唐锣，边走边敲，见到人就弯下腰说：“我错了！我顽固不化，你们批判我吧！”
夏兰怎么也理解不了，平时那么慈祥善良的老头儿老太太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
还有东邻的严大地主，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弯腰驼背的罗锅小老头儿。一到冬天，夏兰在井沿儿玩儿出溜滑的时候，就见他把自己绑在柳罐斗子里下井去凿冰溜子。除此之处还要每天给五保户“李大窝瓜”家挑满一大缸水，然后再拿起一把大扫帚去扫大街。每到此时，夏兰都会疑惑地问爸爸：“为什么这些活儿都让他一个人干哪？”
夏父只能苦笑着说：“谁让他成分不好呢！”
直到有一天，夏父接过了严老地主的这摊子活儿。严老地主则被罚去掏大粪了。
原来，大队为了发展夏父入党，给夏父的原工作单位去了调查函，回函的结论是：此人是右派分子，虽然已摘了帽，可是思想顽固，不思悔改，还需继续专政。
这一来，夏父不但没当上大队干部，还丢掉了在加工厂的差事。大队召开了批斗大会，小队也召开了批判会，夏父被挂上了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又高又尖的大帽子撅在台上任人口诛笔伐。
除了被管制的黑五类外，广大人民群众都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认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所以他们的行为也都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在批判大会上，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都如梁山泊好汉急先锋索超一般，圆睁双眼，冲上前去，争抢头功。
其中一个青年跳上台去，手里拿着写好的批判稿儿，指着弯在一把椅子上的夏父高声叫道：“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夏父慢慢抬起了头，疑惑又惊讶地回答：“你不是我外甥韩大清吗？”
“呸！谁是你外甥？你给我听好了，夏昆鹏！从今以后，你不是我大舅，我也不是你外甥，咱们从此划清界线！一刀两断！”
夏父听了，呆愣了半晌，慢慢低下头来，大串的泪珠从他脸颊上滚落下来。
这个人确实是夏父的亲外甥，夏兰的亲表哥。
当年夏兰的姑父还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长了一脸的麻子，因排行老三，因此屯子里的人都管他叫“韩麻三。”由于家里穷，所以一直没说上媳妇。
夏兰的姑姑当年死了丈夫，不到三十岁，身边有一个女儿，就是夏兰的大表姐韩桂霞。时年山东大旱，颗粒无收，夏兰的姑姑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生活困难，就经人撮和嫁到了三千里外东北的韩家，后来与“韩麻三”又生育了两儿一女，大儿子叫韩大清，小儿子叫韩二清，小女儿叫韩桂芬。由于积劳成疾，又加上挨打受气，不到四十岁就撒手归西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夏兰的大表姐桂霞尽管已经成了家，并且有了自己的好几个孩子，不过她还是接替了她母亲的重任，每天都过来照顾这几个弟弟妹妹。淘米做饭、洗洗涮涮，田里屋外，不分昼夜，这样一直到把弟妹们带大，而她自己，也衰老得够呛，才三十几岁的年纪，看上去倒象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
大表哥家与夏兰家住东西院。以前夏父没挨批的时候，两家还经常走动，过年的时候，大清兄弟俩还到舅舅家拜年磕头。自从夏父被批斗，大清和弟弟、妹妹谁也没再登过舅家的门，见了面也躲得远远的，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了。夏兰的姑父韩麻三也与小舅子断了关系，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没事儿的时候就把机耕队的队长苏文远找到家里，弄上两个下酒菜边喝边唱小曲。他会拉两手二胡，几杯酒下肚，便坐在炕头儿手拉二胡伸长脖子哼唱两段《西厢记》里的段子。气得夏母时常就骂他真不是个好东西！
夏兰虽然小，也知道两家是亲戚，可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大表哥一家人见了他都不爱搭理他。有时夏兰主动热情地上前说话，得到的也都是白眼儿相报，时间一长，夏兰也就很自觉地不往前凑合了。
夏父挨批判后，受诛连的首先是大儿子夏玉国，虽然他上了初中已经是红卫兵了，可是由于夏父的关系他连红卫兵也当不成了，他的红卫兵袖标被学校没收了，他也成了令人讨厌的“狗崽子”。夏玉国这时十六岁了，一气之下，书不念了，到生产队当了“半拉子”，帮助家里挣工分去了。
自从夏玉国到了队上干活儿，家里的生活才有了一些好转。秋收时节，家里分的玉米棒子要比以前多了一大堆。还有，玉米秆也多了几十捆。
夏兰没事时就站在自家的门口等着哥哥赶着他的老黄牛车过来，夏兰坐上去陪哥哥一起到西大坑为生产队拉黄土。
哥哥拿着铁锹往车上装土，夏兰就在一边给黄牛挠痒痒。哥哥见了，就提醒夏兰：“你可别弄到它的眼睛啊，这个家伙看上去挺老实，发起脾气来那才叫个凶呢，连我也得让着它呢！”
夏兰说：“噢，是吗？我知道了。”
七
这一天上午，骄阳似火，夏兰上身穿着件旧白背心，下身穿了条破蓝裤子，裤腿高高地挽了起来，腰上扎了根细麻绳，脚上是漏了脚指头的黑布鞋，鞋底磨得飞薄，走起路来直硌脚。他手里拿着一块大饼子，边吃边向东张望，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啥时候了，哥哥怎么还不过来呀？”一边嘟嚷，一边用脚踢地上的土坷垃。
约莫等了有十分钟，还是不见哥哥的牛车过来，夏兰有些不耐烦了，他往生产队的方向走去。往东走了大概有十多户人家，到了一个胡同便向南拐过去，刚到胡同头儿，就见一群人大概有七八个吧，吵吵嚷嚷地往这边走，好象是七手八脚地抬着一个人，夏兰连忙跑过去一看，见这些人抬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哥哥夏玉国。就见夏玉国的头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牙关紧咬，眉头紧锁，显得十分痛苦。
“怎么了？我哥他这是怎么了？”夏兰大声叫着。
夏玉国看到了弟弟，吃力地摆了摆手：“噢，是小兰哪，你快回家告诉咱妈，让她马上找卫生所的王大夫上咱家。”
夏兰听了，转身飞奔着跑回了家，没进院子就高喊：“妈！妈！我哥他受伤了！让你快去卫生所找王大夫来咱家！”
夏母正在院子里喂鸡，听了夏兰的叫喊，扔下装玉米粒的破碗，一把抓过夏兰，神情紧张地问：“你哥他怎么受的伤？他现在人在哪里？”
“怎么受的伤我不知道，他正在回咱家的路上，好几个人抬着呢。唉呀！你快去找大夫呀！”夏兰有些急了。
夏母也不再细问了，一路小跑着去了卫生所。
众人把夏玉国抬到了家，放在了今年春天刚搭成的北炕上。夏家的房屋特别地矮，北炕与天棚之间还容不下一个站立的人，十分地憋闷，好在还有一小扇后窗户，能透来丝许凉风。
夏母匆匆忙忙地领着王大夫回来了。大夫放下药箱，过去看了看玉国受伤的两条腿，见红肿得很厉害，就用手摁了摁，然后询问了受伤的经过。
一个叫耿大个子的人说：“是这么回事，夏玉国今早上套好了牛车准备去拉黄土，车套好后老黄牛不知怎地发起了脾气，怎么赶也不上路，玉国急了，就用鞭子狠狠地打了它几下子，没想到有一鞭子正打在了牛眼珠子上，这家伙可不干了，发起火来，撂起了蹶子，玉国当时坐在车把式上，还没有等他下来，这老牛就拉着他横冲直撞地奔了出去，三拐两拐就把玉国挤到了大门柱子上，两条腿被生生地挤坏了。”
王大夫听了，又仔细地检查了一回，然后对大家说：“没什么大事，骨头没断，就是肌肉组织受了损伤，不要紧的，吃几付药再养一个月就能好利索了。”
夏母和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夏兰听后也擦去眼泪笑了，露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
中午夏父回来后，看了看玉国的伤，埋怨道：“你的脾气怎么也和牛一样？你们两个那是顶上了，如果你好好对待它，它也不会把你弄得伤成这样！牛也是通人性的，你要摸清它的脾气，只可以顺着它，不可以戗着来，以后要懂得这些。”
夏玉国听了点了点头。
夏父招呼夏兰：“夏兰哪！找你妈要一块钱你去供销社买两块月饼回来，给你哥哥吃！”
夏兰高兴地应道：“好嘞！我这就去。”说完一蹦一跳地出去了。
八月份，学校快开学了，夏母和夏父商量着要让女儿夏春去上学。夏兰在一旁听了，说什么也要跟姐姐一起去。
夏父对夏兰说：“你还太小，刚七岁，人家不会要你的，怕你跟不上。”
“爸，我要去！他们能要我的！要是不要，你和我妈去跟老师说说，我一定能跟上的！”夏兰执拗地说。
夏父也深知自己这个儿子的聪明劲儿，才刚刚三岁的时候就已能写出从一到一百的阿拉伯数字了，现在虽说只有七岁，可他已经认识了不少字，贴在墙上的报纸也差不多能读下来一大半儿。可是看着身材瘦小的夏兰，他还是有些担心：本来我的成分就不好，他又长得这么小，到了学校一定会被人欺负的，可孩子愿意去读书，这也是好事啊，总比一天到晚在外面疯跑强吧。
思来想去，夏父对夏母说：“要不，你明天送小春的时候，带他一起去试试，如果学校能收，正好让他们姐俩儿一个班，也好有个照应。”
夏母思量了一下点了点头说：“那也行。”
第二天早上，夏母早早起来忙活，喂完鸡鸭后升火做饭，今天她特别地蒸了四个白面馒头。吃饭的时候，夏母端上馒头进行分配。
“这四个馒头呢，是专门给要去上学的小春和小兰蒸的。”说这话时，夏母两眼看着夏春和夏兰。转过头来又对眼巴巴盯着馒头看的夏新和夏丽说：“乖孩子！等你们上学了，妈给你俩烙大油饼吃。”说完，把雪白的馒头递给了夏春和夏兰。
夏春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儿，她看了看夏兰说：“妈，我们不要，这馒头留着给爸爸和哥哥吃吧，他们干活累。”
夏兰听了，也随声附和：“我也不要，馒头留给爸爸和哥哥吃，我吃窝头。”
夏母把馒头硬往这姐俩手里塞，她们说什么也不接，都把手伸向了窝头。夏母和夏父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孩子们刚一要上学就这么懂事儿啦，不错，真的不错！”夏父夸奖着，眼里闪着泪花。
夏母给夏春梳了头发还扎上了两根红头绳儿。夏兰的头发被夏母分了一条直直的缝，嘴里还念叨着：“小分头，好好留，长大说媳妇不犯愁。”这让夏兰十分地害羞。
梳洗完毕，这小姐弟俩高高兴兴地跟着母亲去了小学校。
夏母领着两个孩子报了名，报到夏兰的年龄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问：“怎么？才七岁？能行吗？太小了吧。”
夏母央求道：“这孩子个子是长得小了点，可是他很聪明，能跟上班的，要不就让他试试吧，不行再给我送回去。”
女老师扶了下眼镜，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夏兰。
夏兰心里充满了信心，眼睛露出坚定的目光，用手使劲儿地攥着妈妈用旧毛巾缝成的小书包，瞪着圆圆的眼睛盯着老师看。
女老师似乎喜欢上了这个孩子，放下手里的铅笔，弯下腰摸了摸夏兰的小脸蛋说：“那好吧，你就来我的班级吧，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行！”
农村的小学校是十分简陋的。十几张破桌子和十几条烂凳子还有已经发白的黑板就是教室里的全部家当。由于学生多教室少，好几个人挤到一张小桌子上。夏兰个子瘦小，他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后排的一条长凳子上，与其他三个孩子共用一个课桌。夏兰坐在了边儿上，半个屁股只刚刚挨上了凳子的一端。不过这倒没影响他认真听课。他的姐姐夏春被分到了另一个班——一年二班。夏兰在一年一班，没能和夏春分在一起。
自从上学后，夏兰在学习上从来也不用父母操心，每天的作业老师刚一在黑板上留完他也就做完了。虽然班上他最小，可是论学习成绩却是他最好。由于他听话学习又好，因此深受老师的喜爱，同学们也就没有谁欺负他，这样惬意的读书生活一直伴随他念到小学四年。
八
一晃，夏兰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暑期放假，夏兰领着弟弟夏新去割柴草。兄弟二个来到了屯西头儿的树林子里。高大的杨树遮挡着火辣辣的太阳，天空没有一朵流云，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点风丝也没有。夏兰和弟弟瞅了瞅，见树地里的草不太茂盛，也不太高，那些矮小的水稗草虽然连成了片，却没法下刀。草地上盛开着成堆成片的小黄花，还有一种蓝色花瓣，花心是暗红色的小花非常好看，只偶尔才有几株稀稀疏疏的香蒿。草地里的蛐蛐和绿色的蚂蚱却有不少，黑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使人在炎热的夏天里更增添了几分焦燥。
夏兰观察了一会儿，对弟弟说：“这里的草也太短了，要不，咱们去坟地里割吧，那里的蒿子又粗又高，晒干了可扛烧了呢。”
夏新本来就胆儿小，一听要去坟地，吓得直摇头，说什么也不肯去。没办法，夏兰只好带他往树地南头儿走去。
树地的南边儿紧挨着一大片包米地，在包米地和树林之间，有一块开阔地带，这里长了些乱草，虽然没有坟地里的粗壮，可总比树地里的草要茂盛得多，有高高的老苍子和谷莠子，还有高大的灰菜，偶尔也有三两株小榆树毛子分散在那里。
夏新这回总算同意在这里割了，于是，兄弟二人弯下腰一把一把地割起草来。割着割着，夏兰发现前面出现了几堆已经快晒好的草，半干半湿地堆在那里，还没有捆好。夏兰看了半晌，心想：这一定是谁割完不打算要了，要不咋这么长时间还没弄回家呢？
想了一会，他索性把这几堆草抱起来放到一处，他打算一会儿捆上背回家去。可回头一想，“不行！如果是谁等着晒干了再弄回家的呢，我要是拿走了的话，万一被别人发现怎么办？这样吧，我把这些半干的草用我新割的草裹起来捆上，别人不就发现不了了吗？好！就这么办！”
于是夏兰就伏下身子开始动手拧草绳子，把这些半湿不干的草用新割的草包起来。弟弟夏新见了，开始极力反对。“你这么做不是偷吗？”
“怎么能算偷呢？你不见没人要了吗？”
“那你还用新草包上？”
“新割的草也得扛回去呀！”
夏新见哥哥一意孤行非得那么干，后来，也就不再坚持了，还跟着当了同伙。兄弟二人忙活了半天，可下子捆好了两个大捆，坐在地上边喘息边擦汗。没想到从玉米地里钻出了一个手持镰刀的四十多岁的汉子，一脸怒气地直逼过来，严厉地问道：“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嗯？我已经瞅你们半天了，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偷东西，真不知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教你们的！”
夏兰和夏新都愣住了。夏新直愣愣地看着哥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言不发。
夏兰镇定了一下，他想：这次一定不能再让弟弟为自己担责任了，本来这主意也是自己出的，自己就应该承认。
于是夏兰一脸诚实地对中年人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你别骂我小弟，要骂就骂我吧。我把草还给你就是了。”说完就伸手解开了草绳子，把里面的半湿不干的草掏了出来，并把这些草放回了原地。
原来这是个看青的人，平时白天就负责看护玉米地，防止有人偷玉米还防备有牲畜来啃啮庄稼。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割了些草在地头儿晾晒，等干了之后再背回家烧火。没想到竟发现有人来偷草，当即把这夏家兄弟逮了个正着。
看青人见夏兰兄弟还算老实，就说道：“看你们小哥俩也不象坏孩子，我就不打你们了，回去让你的父母管教吧，能告诉我你们是谁家的吗？”
夏新紧闭双唇一个字也不吐，只瞪着大眼睛恐惧地看着中年人。
夏兰明知自己不对，可又不想丢父母的人，开始怎么也不说，见看青人一再追问，又见弟弟十分害怕，想快点一走了之，就张口告诉道：“我爸叫夏昆鹏。”
看青人立刻脸上和蔼了许多。“啊，我说的呢，你们怎么看都不象是坏孩子，原来是老夏大哥家的呀。唉！说起来，你爸那可是个好人哪，那是个有学问的人哪。你们回去吧，这事儿我也不跟你爸说了，但愿你们往后别拿不是自己的东西。”
夏兰如释重负，拉着弟弟的手飞快地往回跑。刚跑出去十来步，夏新挣脱了哥哥的手，终于冲口而出：“跟你出来真丢人！以后再也不跟你在一起了！”说完，一溜烟地跑回了家，头也没回。
夏兰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弟弟远去的背影，自责了半晌。心想：没想到，这次又刺伤了小弟，不但没给父母脸上争光，还给父亲丢了脸，真是羞臊得很、后悔得很哪！
可是他忽然间想起了什么，连忙又返回身去，把他和弟弟刚才割的草都捆在了一起，背在了后背上，低着头一路羞惭地回了家。
这一次，夏兰虽然没有撒谎，可他又一次伤害了小弟，这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一辈子也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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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夏兰一家人不再象以前那么经常挨饿了。因为夏父被分了个好活儿，就是在大队面粉加工厂做工。村上有个磨面厂，是为村民们加工玉米面、白面、大馇子的地方。
因为夏父有文化，他经常帮助生产队长写些文字，还帮助大队支部书记写些汇报和总结之类的材料，一来二去，夏父得到了小队干部和大队干部的共同赏识，没啥奖赏的，就把加工厂磨面这份美差给了夏父。这活儿干起来不算累，还能有些小油水，就是机器底部存留的没有扫净的面每天都能攒上二斤，还有磨下来的糠皮儿也可拿回家里喂鸡鸭。油水不算多，可就是这点儿好处，也已经足以改善夏家人的生活了，至少不至于隔段时间就东家西家地借米借面了。夏母每天乐呵呵地喂着鸡鸭，哼唱着年轻时学会的一首首歌曲，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一天晚饭后，夏父一脸兴奋地对夏母说：“唉！我说他妈，今天大队支书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说要我到大队当三把手，还要发展我入党呢！”
夏母正纳着一双鞋底儿，听了丈夫的话，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抬起头瞪着圆圆的大眼睛问：“我说他爹，你说的可是真事？”
“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吗？”
夏母于是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往夏父跟前凑了凑，说道：“那以后咱们不是有盼头儿了？我就觉着这东北话说的好，叫什么‘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这是金子呀，它总会发光的！这不，机会来了吧！那你啥意见哪？”
夏父摸了摸下巴，眼里充满了想往：“让我干我就好好干呗，不过入党的事儿………”夏父犹豫了一下，“这入党的事儿可是要外调的，只怕到时候………”。
夏母脸上充满肯定地说：“怕什么？咱们已经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了，摘掉帽子就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了！况且你出身贫农，祖上八代也都是贫农，根儿红苗正的，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夏父看了看妻子，用手抓了抓头发，不由得晃了晃脑袋。
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主、富农、坏分子、反动派、右派分子都是黑五类，是被管制的对象，是牛鬼蛇神。在这个国度里他们就如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可以喊打，平时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喘，只能蹲在角落里老老实实地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批判。
夏兰的大表姐韩桂霞就嫁给了本屯子里的一个姓孔的地主家庭，她的公公婆婆动不动就被拉去游街示众。有一次，因为上缴鸡蛋没完成任务，这六十多岁的老两口每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了大牌子，上面分别写着“顽固不化的大地主”和“顽固不化的地主婆”，并且要求二人手里拿着唐锣，边走边敲，见到人就弯下腰说：“我错了！我顽固不化，你们批判我吧！”
夏兰怎么也理解不了，平时那么慈祥善良的老头儿老太太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
还有东邻的严大地主，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弯腰驼背的罗锅小老头儿。一到冬天，夏兰在井沿儿玩儿出溜滑的时候，就见他把自己绑在柳罐斗子里下井去凿冰溜子。除此之处还要每天给五保户“李大窝瓜”家挑满一大缸水，然后再拿起一把大扫帚去扫大街。每到此时，夏兰都会疑惑地问爸爸：“为什么这些活儿都让他一个人干哪？”
夏父只能苦笑着说：“谁让他成分不好呢！”
直到有一天，夏父接过了严老地主的这摊子活儿。严老地主则被罚去掏大粪了。
原来，大队为了发展夏父入党，给夏父的原工作单位去了调查函，回函的结论是：此人是右派分子，虽然已摘了帽，可是思想顽固，不思悔改，还需继续专政。
这一来，夏父不但没当上大队干部，还丢掉了在加工厂的差事。大队召开了批斗大会，小队也召开了批判会，夏父被挂上了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又高又尖的大帽子撅在台上任人口诛笔伐。
除了被管制的黑五类外，广大人民群众都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认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所以他们的行为也都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在批判大会上，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都如梁山泊好汉急先锋索超一般，圆睁双眼，冲上前去，争抢头功。
其中一个青年跳上台去，手里拿着写好的批判稿儿，指着弯在一把椅子上的夏父高声叫道：“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夏父慢慢抬起了头，疑惑又惊讶地回答：“你不是我外甥韩大清吗？”
“呸！谁是你外甥？你给我听好了，夏昆鹏！从今以后，你不是我大舅，我也不是你外甥，咱们从此划清界线！一刀两断！”
夏父听了，呆愣了半晌，慢慢低下头来，大串的泪珠从他脸颊上滚落下来。
这个人确实是夏父的亲外甥，夏兰的亲表哥。
当年夏兰的姑父还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长了一脸的麻子，因排行老三，因此屯子里的人都管他叫“韩麻三。”由于家里穷，所以一直没说上媳妇。
夏兰的姑姑当年死了丈夫，不到三十岁，身边有一个女儿，就是夏兰的大表姐韩桂霞。时年山东大旱，颗粒无收，夏兰的姑姑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生活困难，就经人撮和嫁到了三千里外东北的韩家，后来与“韩麻三”又生育了两儿一女，大儿子叫韩大清，小儿子叫韩二清，小女儿叫韩桂芬。由于积劳成疾，又加上挨打受气，不到四十岁就撒手归西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夏兰的大表姐桂霞尽管已经成了家，并且有了自己的好几个孩子，不过她还是接替了她母亲的重任，每天都过来照顾这几个弟弟妹妹。淘米做饭、洗洗涮涮，田里屋外，不分昼夜，这样一直到把弟妹们带大，而她自己，也衰老得够呛，才三十几岁的年纪，看上去倒象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
大表哥家与夏兰家住东西院。以前夏父没挨批的时候，两家还经常走动，过年的时候，大清兄弟俩还到舅舅家拜年磕头。自从夏父被批斗，大清和弟弟、妹妹谁也没再登过舅家的门，见了面也躲得远远的，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了。夏兰的姑父韩麻三也与小舅子断了关系，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没事儿的时候就把机耕队的队长苏文远找到家里，弄上两个下酒菜边喝边唱小曲。他会拉两手二胡，几杯酒下肚，便坐在炕头儿手拉二胡伸长脖子哼唱两段《西厢记》里的段子。气得夏母时常就骂他真不是个好东西！
夏兰虽然小，也知道两家是亲戚，可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大表哥一家人见了他都不爱搭理他。有时夏兰主动热情地上前说话，得到的也都是白眼儿相报，时间一长，夏兰也就很自觉地不往前凑合了。
夏父挨批判后，受诛连的首先是大儿子夏玉国，虽然他上了初中已经是红卫兵了，可是由于夏父的关系他连红卫兵也当不成了，他的红卫兵袖标被学校没收了，他也成了令人讨厌的“狗崽子”。夏玉国这时十六岁了，一气之下，书不念了，到生产队当了“半拉子”，帮助家里挣工分去了。
自从夏玉国到了队上干活儿，家里的生活才有了一些好转。秋收时节，家里分的玉米棒子要比以前多了一大堆。还有，玉米秆也多了几十捆。
夏兰没事时就站在自家的门口等着哥哥赶着他的老黄牛车过来，夏兰坐上去陪哥哥一起到西大坑为生产队拉黄土。
哥哥拿着铁锹往车上装土，夏兰就在一边给黄牛挠痒痒。哥哥见了，就提醒夏兰：“你可别弄到它的眼睛啊，这个家伙看上去挺老实，发起脾气来那才叫个凶呢，连我也得让着它呢！”
夏兰说：“噢，是吗？我知道了。”
七
这一天上午，骄阳似火，夏兰上身穿着件旧白背心，下身穿了条破蓝裤子，裤腿高高地挽了起来，腰上扎了根细麻绳，脚上是漏了脚指头的黑布鞋，鞋底磨得飞薄，走起路来直硌脚。他手里拿着一块大饼子，边吃边向东张望，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啥时候了，哥哥怎么还不过来呀？”一边嘟嚷，一边用脚踢地上的土坷垃。
约莫等了有十分钟，还是不见哥哥的牛车过来，夏兰有些不耐烦了，他往生产队的方向走去。往东走了大概有十多户人家，到了一个胡同便向南拐过去，刚到胡同头儿，就见一群人大概有七八个吧，吵吵嚷嚷地往这边走，好象是七手八脚地抬着一个人，夏兰连忙跑过去一看，见这些人抬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哥哥夏玉国。就见夏玉国的头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牙关紧咬，眉头紧锁，显得十分痛苦。
“怎么了？我哥他这是怎么了？”夏兰大声叫着。
夏玉国看到了弟弟，吃力地摆了摆手：“噢，是小兰哪，你快回家告诉咱妈，让她马上找卫生所的王大夫上咱家。”
夏兰听了，转身飞奔着跑回了家，没进院子就高喊：“妈！妈！我哥他受伤了！让你快去卫生所找王大夫来咱家！”
夏母正在院子里喂鸡，听了夏兰的叫喊，扔下装玉米粒的破碗，一把抓过夏兰，神情紧张地问：“你哥他怎么受的伤？他现在人在哪里？”
“怎么受的伤我不知道，他正在回咱家的路上，好几个人抬着呢。唉呀！你快去找大夫呀！”夏兰有些急了。
夏母也不再细问了，一路小跑着去了卫生所。
众人把夏玉国抬到了家，放在了今年春天刚搭成的北炕上。夏家的房屋特别地矮，北炕与天棚之间还容不下一个站立的人，十分地憋闷，好在还有一小扇后窗户，能透来丝许凉风。
夏母匆匆忙忙地领着王大夫回来了。大夫放下药箱，过去看了看玉国受伤的两条腿，见红肿得很厉害，就用手摁了摁，然后询问了受伤的经过。
一个叫耿大个子的人说：“是这么回事，夏玉国今早上套好了牛车准备去拉黄土，车套好后老黄牛不知怎地发起了脾气，怎么赶也不上路，玉国急了，就用鞭子狠狠地打了它几下子，没想到有一鞭子正打在了牛眼珠子上，这家伙可不干了，发起火来，撂起了蹶子，玉国当时坐在车把式上，还没有等他下来，这老牛就拉着他横冲直撞地奔了出去，三拐两拐就把玉国挤到了大门柱子上，两条腿被生生地挤坏了。”
王大夫听了，又仔细地检查了一回，然后对大家说：“没什么大事，骨头没断，就是肌肉组织受了损伤，不要紧的，吃几付药再养一个月就能好利索了。”
夏母和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夏兰听后也擦去眼泪笑了，露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
中午夏父回来后，看了看玉国的伤，埋怨道：“你的脾气怎么也和牛一样？你们两个那是顶上了，如果你好好对待它，它也不会把你弄得伤成这样！牛也是通人性的，你要摸清它的脾气，只可以顺着它，不可以戗着来，以后要懂得这些。”
夏玉国听了点了点头。
夏父招呼夏兰：“夏兰哪！找你妈要一块钱你去供销社买两块月饼回来，给你哥哥吃！”
夏兰高兴地应道：“好嘞！我这就去。”说完一蹦一跳地出去了。
八月份，学校快开学了，夏母和夏父商量着要让女儿夏春去上学。夏兰在一旁听了，说什么也要跟姐姐一起去。
夏父对夏兰说：“你还太小，刚七岁，人家不会要你的，怕你跟不上。”
“爸，我要去！他们能要我的！要是不要，你和我妈去跟老师说说，我一定能跟上的！”夏兰执拗地说。
夏父也深知自己这个儿子的聪明劲儿，才刚刚三岁的时候就已能写出从一到一百的阿拉伯数字了，现在虽说只有七岁，可他已经认识了不少字，贴在墙上的报纸也差不多能读下来一大半儿。可是看着身材瘦小的夏兰，他还是有些担心：本来我的成分就不好，他又长得这么小，到了学校一定会被人欺负的，可孩子愿意去读书，这也是好事啊，总比一天到晚在外面疯跑强吧。
思来想去，夏父对夏母说：“要不，你明天送小春的时候，带他一起去试试，如果学校能收，正好让他们姐俩儿一个班，也好有个照应。”
夏母思量了一下点了点头说：“那也行。”
第二天早上，夏母早早起来忙活，喂完鸡鸭后升火做饭，今天她特别地蒸了四个白面馒头。吃饭的时候，夏母端上馒头进行分配。
“这四个馒头呢，是专门给要去上学的小春和小兰蒸的。”说这话时，夏母两眼看着夏春和夏兰。转过头来又对眼巴巴盯着馒头看的夏新和夏丽说：“乖孩子！等你们上学了，妈给你俩烙大油饼吃。”说完，把雪白的馒头递给了夏春和夏兰。
夏春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儿，她看了看夏兰说：“妈，我们不要，这馒头留着给爸爸和哥哥吃吧，他们干活累。”
夏兰听了，也随声附和：“我也不要，馒头留给爸爸和哥哥吃，我吃窝头。”
夏母把馒头硬往这姐俩手里塞，她们说什么也不接，都把手伸向了窝头。夏母和夏父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孩子们刚一要上学就这么懂事儿啦，不错，真的不错！”夏父夸奖着，眼里闪着泪花。
夏母给夏春梳了头发还扎上了两根红头绳儿。夏兰的头发被夏母分了一条直直的缝，嘴里还念叨着：“小分头，好好留，长大说媳妇不犯愁。”这让夏兰十分地害羞。
梳洗完毕，这小姐弟俩高高兴兴地跟着母亲去了小学校。
夏母领着两个孩子报了名，报到夏兰的年龄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问：“怎么？才七岁？能行吗？太小了吧。”
夏母央求道：“这孩子个子是长得小了点，可是他很聪明，能跟上班的，要不就让他试试吧，不行再给我送回去。”
女老师扶了下眼镜，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夏兰。
夏兰心里充满了信心，眼睛露出坚定的目光，用手使劲儿地攥着妈妈用旧毛巾缝成的小书包，瞪着圆圆的眼睛盯着老师看。
女老师似乎喜欢上了这个孩子，放下手里的铅笔，弯下腰摸了摸夏兰的小脸蛋说：“那好吧，你就来我的班级吧，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行！”
农村的小学校是十分简陋的。十几张破桌子和十几条烂凳子还有已经发白的黑板就是教室里的全部家当。由于学生多教室少，好几个人挤到一张小桌子上。夏兰个子瘦小，他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后排的一条长凳子上，与其他三个孩子共用一个课桌。夏兰坐在了边儿上，半个屁股只刚刚挨上了凳子的一端。不过这倒没影响他认真听课。他的姐姐夏春被分到了另一个班——一年二班。夏兰在一年一班，没能和夏春分在一起。
自从上学后，夏兰在学习上从来也不用父母操心，每天的作业老师刚一在黑板上留完他也就做完了。虽然班上他最小，可是论学习成绩却是他最好。由于他听话学习又好，因此深受老师的喜爱，同学们也就没有谁欺负他，这样惬意的读书生活一直伴随他念到小学四年。
八
一晃，夏兰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暑期放假，夏兰领着弟弟夏新去割柴草。兄弟二个来到了屯西头儿的树林子里。高大的杨树遮挡着火辣辣的太阳，天空没有一朵流云，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点风丝也没有。夏兰和弟弟瞅了瞅，见树地里的草不太茂盛，也不太高，那些矮小的水稗草虽然连成了片，却没法下刀。草地上盛开着成堆成片的小黄花，还有一种蓝色花瓣，花心是暗红色的小花非常好看，只偶尔才有几株稀稀疏疏的香蒿。草地里的蛐蛐和绿色的蚂蚱却有不少，黑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使人在炎热的夏天里更增添了几分焦燥。
夏兰观察了一会儿，对弟弟说：“这里的草也太短了，要不，咱们去坟地里割吧，那里的蒿子又粗又高，晒干了可扛烧了呢。”
夏新本来就胆儿小，一听要去坟地，吓得直摇头，说什么也不肯去。没办法，夏兰只好带他往树地南头儿走去。
树地的南边儿紧挨着一大片包米地，在包米地和树林之间，有一块开阔地带，这里长了些乱草，虽然没有坟地里的粗壮，可总比树地里的草要茂盛得多，有高高的老苍子和谷莠子，还有高大的灰菜，偶尔也有三两株小榆树毛子分散在那里。
夏新这回总算同意在这里割了，于是，兄弟二人弯下腰一把一把地割起草来。割着割着，夏兰发现前面出现了几堆已经快晒好的草，半干半湿地堆在那里，还没有捆好。夏兰看了半晌，心想：这一定是谁割完不打算要了，要不咋这么长时间还没弄回家呢？
想了一会，他索性把这几堆草抱起来放到一处，他打算一会儿捆上背回家去。可回头一想，“不行！如果是谁等着晒干了再弄回家的呢，我要是拿走了的话，万一被别人发现怎么办？这样吧，我把这些半干的草用我新割的草裹起来捆上，别人不就发现不了了吗？好！就这么办！”
于是夏兰就伏下身子开始动手拧草绳子，把这些半湿不干的草用新割的草包起来。弟弟夏新见了，开始极力反对。“你这么做不是偷吗？”
“怎么能算偷呢？你不见没人要了吗？”
“那你还用新草包上？”
“新割的草也得扛回去呀！”
夏新见哥哥一意孤行非得那么干，后来，也就不再坚持了，还跟着当了同伙。兄弟二人忙活了半天，可下子捆好了两个大捆，坐在地上边喘息边擦汗。没想到从玉米地里钻出了一个手持镰刀的四十多岁的汉子，一脸怒气地直逼过来，严厉地问道：“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嗯？我已经瞅你们半天了，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偷东西，真不知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教你们的！”
夏兰和夏新都愣住了。夏新直愣愣地看着哥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言不发。
夏兰镇定了一下，他想：这次一定不能再让弟弟为自己担责任了，本来这主意也是自己出的，自己就应该承认。
于是夏兰一脸诚实地对中年人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你别骂我小弟，要骂就骂我吧。我把草还给你就是了。”说完就伸手解开了草绳子，把里面的半湿不干的草掏了出来，并把这些草放回了原地。
原来这是个看青的人，平时白天就负责看护玉米地，防止有人偷玉米还防备有牲畜来啃啮庄稼。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割了些草在地头儿晾晒，等干了之后再背回家烧火。没想到竟发现有人来偷草，当即把这夏家兄弟逮了个正着。
看青人见夏兰兄弟还算老实，就说道：“看你们小哥俩也不象坏孩子，我就不打你们了，回去让你的父母管教吧，能告诉我你们是谁家的吗？”
夏新紧闭双唇一个字也不吐，只瞪着大眼睛恐惧地看着中年人。
夏兰明知自己不对，可又不想丢父母的人，开始怎么也不说，见看青人一再追问，又见弟弟十分害怕，想快点一走了之，就张口告诉道：“我爸叫夏昆鹏。”
看青人立刻脸上和蔼了许多。“啊，我说的呢，你们怎么看都不象是坏孩子，原来是老夏大哥家的呀。唉！说起来，你爸那可是个好人哪，那是个有学问的人哪。你们回去吧，这事儿我也不跟你爸说了，但愿你们往后别拿不是自己的东西。”
夏兰如释重负，拉着弟弟的手飞快地往回跑。刚跑出去十来步，夏新挣脱了哥哥的手，终于冲口而出：“跟你出来真丢人！以后再也不跟你在一起了！”说完，一溜烟地跑回了家，头也没回。
夏兰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弟弟远去的背影，自责了半晌。心想：没想到，这次又刺伤了小弟，不但没给父母脸上争光，还给父亲丢了脸，真是羞臊得很、后悔得很哪！
可是他忽然间想起了什么，连忙又返回身去，把他和弟弟刚才割的草都捆在了一起，背在了后背上，低着头一路羞惭地回了家。
这一次，夏兰虽然没有撒谎，可他又一次伤害了小弟，这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一辈子也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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