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狂飙（二)鬼门关
接第四章狂飙（一)访绅士新家
兰在煎鱼时粘了点面糊，锅里放不丁点儿油也不粘锅（我们一家每月只供3两油啊）。兰用慢火焙得又酥又香，可我没有一点胃口。
“你今天吃得不多。”兰边收拾碗筷，边关切地问：“怎么，胃不太好？”
“没有什么事儿。”我假装轻松地逗蕙儿玩。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复，很久没有入睡。我该怎么和兰讲清我的过去啊！
第二天一早，我心事重重地夹着饭盒上班了。
那两位技术员默默地低头做着各自的事情，办公室里往日的活跃气氛没有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不一会儿，那位保卫科梁文科长进得屋来，他告诉我马上去一趟三楼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是原公司党委王强书记的办公室，王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保卫科梁科长任副组长，材料科那位刘旭组长也坐在那里，从办公室里贴着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表上看，刘旭也是成员之一。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我那位“同伙”朱国兴也毕恭毕敬地进屋来了。
办公室靠门放一溜凳子，但没有人招呼我俩坐下，过去那些年右派生涯教会我乖乖地低头站在他们面前。
保卫科梁科长请王书记讲，王书记示意梁科长说。这位副组长未说话前先把白衬衣袖子撸到两支胳膊肘以上，然后伸直两手分别放到办公桌的左右两角，昂头目视着我们，一副威严架势。他显然认为他过去审讯工地上那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的方式，对我们无疑是十分适合的。不过我不知为什么会联想到孩提时白狗子进村，那个人称张阔嘴的排长，给乡亲们训话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他那相同的撸袖子、扶讲台的架势是那么相似吧！
“你们两个右派、反革命听着，”梁科长开始训话：“从今天起，你们的一切工作暂时停止。该向谁交待的向谁交待一下。静下来好好闭门思过，写检查，写认罪材料，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所有问题。”梁科长说到这，停了停，继续说道：“在写检查期间，不许到处乱窜，有事上哪儿，必须请假。”
宣布完了，梁科长侧过头，用目光征求一下王书记意见，王强书记扫扫手，刘旭在那儿忙着记录。梁科长最后结束道：“就这样，没有别的事儿了。回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梁科长在保卫科工作多年，对这套喀儿，熟悉得如同顺口溜。梁科长30多岁，十几岁便在伪满矿井当过童工，和我们北新报社的二赵一起在工农速成中学读过书。过去我在材料科时，他曾到我们办公室唠过他和二赵一起读书的事儿。待我到“双革办公室”工作后，有时特地来闲坐过。并且因为二赵曾是我的同事，对我颇为尊重、热情。当然，他现在训起话来，我们已形同路人了。
“有时间也可以学学毛著，学学两报一刊，结合自己思想，提高对自己罪错的认识。”看我们出到门口，梁科长嘱咐道。
“是！”我和朱国兴异口同声。
反右之后，我们深知，组织宣布的，就是命令，就是法律，就是判决。捆绑吊打、禁闭反省、尽可绕开公检法，用不着履行任何法律手续。而作为我们，除了绝对服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自由，对于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贱民(名义上我们也称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的奢侈品了！
鬼 门 关
我于是开始闭门思过。我是需要好好反省一下进公司这二年来的教训了。
联想到1957年的错误，我好像忽然发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为什么两次都是工作得到肯定后又来个否定呢？1957年那阵子，我刚被评为团市委机关的“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优秀团员“，而且刚刚填完入党登记表不久，就出了那样事。这一次，也是年终刚评完为数不多的“五好职工”二等奖，工作受到书记和经理的肯定，又出了这样事。我是因为有了点成绩，便飘飘然，从而忘记严格要求自己摔的跤么？不然，为什么偏偏出现这种巧合呢？
从群众关系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讨人厌的地方，我虽然很少、甚至尽力不去麻烦人家，但只要是别人有求于我的，我都认为那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所以，只要力所能及，我都尽力而为。特别是当了这些年的右派，只要人家对我有滴水之恩，我都可以说力争涌泉相报。当然，我的不足，是不善于在言辞上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不善于谈榕所说的顺情说好话。
我的脑子里重又出现了大字报末尾打头署名的汪科长和刘旭组长。
是的，我发觉我的致命的弱点——性格上的率直，这一点克服得并不好。也许应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话吧！从这次大字报涉及的一些事，我发觉自己无意得罪了汪科长和刘旭组长。
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当我拿着《小建议》往保管组大办公室的“学习园地”上粘贴时，尽管大家都说这建议写得好，然而正在那里和谁研究工作的汪科长，看过之后，却未吭一声，便默默离开了。事后，我听我们核算组的林组长私下跟我说：“你这建议本意是好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则似乎反映出材料科领导学习毛著不力，起码是一种不足吧。不然，汪科长不会那么积极布置大家写心得，以便把你写的那篇《小建议》掩盖起来。”当时，我还在心里嘲笑林组长太多虑了。
我还想到，也许另一件敏感的事，更会无意惹怒这位汪科长。
那是在这件事发生不久，有一次，已经任机关支部书记的刘德福，突然来科里找我谈话，问星期日我值班是否看到汪科长和他的妻子，到过东园子的露天材料库，并从那里推过一车破土篮和碎板材，私自拿到家作引火劈柴？这事有人看到反映给刘书记，刘书记便来找我核实。这样事现在说来本属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却作为不正之风摆在了刘书记的案头。
汪科长日常好沾点便宜的事，我曾有过耳闻。比如，那个露天材料库内，四周长的杂草，到秋长有一人来高，有个库工想拿镰刀割回家去引火，汪科长不让。可事隔不几天，汪却让他妻子星期日悄悄割了运回自己家去了。
但是汪科长这回的事，我实属不晓，因为我是在科里值班，东园子材料库另有人管。但那次刘书记觉得办公室谈话有些不便，便把我领到院内存放板材的一角坐下来谈。说来也凑巧，我和刘书记谈话即将结束，却碰见汪科长在那经过。刘书记无事不来材料科，汪科长东窗事发，我又不善于事后把这事儿通报汪科长，进而把自己开脱出来，汪科长自然把这“功劳”记到我名下了。
至于保管组的刘旭组长，有些事情嫉恨于我，我心里倒也是明白的。除了那大字报上他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把一些错误强加于我，还有一个事是刘旭组长无法说出却又怀恨于我的。
那一次公司组干科程科长有事找他，可能是研究结束他在部队时因生活作风给他的党纪处分一事作准备吧。刘组长没在办公室，科长便让我去刘管辖的五金库找他。
当我见到刘组长时，他正在库里整理标签，说再有几分钟就完了，让我先回去。但待我在办公室见到刘组长时，他已完全另一副尊容，他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被水泥弄得脏不堪言。
“让程科长久等了，对不起。”刘旭组长进门前使劲掸了掸身上的水泥，歉疚地说：“管水泥库的宋师傅腿脚不好使，我帮他整理整理。”
刘组长说得煞有介事。程科长一脸满意神色。
但果真如此吗？只这么几分钟时间，我想也不致弄得如此狼狈啊！一种好奇心促使我过后去问管水泥库的宋师傅。
宋是蒙古族人，为人耿直，最看不惯这等事。当他得知此事后，便气不打一处来：
“帮他妈的×！说得比唱的都好听。”宋师傅说：“自打他到库当组长一年多，你问他帮过一回谁？这狗杂种，嘴倒是学得满乖的。要不在部队怎么敢花言巧语去骗人家姑娘身。”
后来，刘德福书记在科里背靠背征求群众对刘旭组长的意见，不期让老宋直言不讳把这事儿捅了出来。刘旭组长后来听到此事，认为这事只有我一人知道，无疑也就认为我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了。
利害关系常常把互不相关的人瞬间结成联盟。汪科长和刘旭组长，正是这样不谋而合地走到一起来了。
“倒霉的人喝凉水都硌牙。”我忽又想起核算组那位李大姐。我还是太单纯、太率直、太书生气了。既然从李大姐处知道材料科人员关系如此复杂，我怎么就没有留神自己的每一步伐啊！有人曾说林组长“油滑”，我也曾认为林组长有些事过于谨小慎微，现在看来，他们正是洞悉世事、迈向成熟的一种标志。
不是吗？现在通行的准则之一，是无论对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同事，都得多长一个心眼，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不然，说不定哪个运动一来，都会涌现一些洁身自好、怕累及自己而大义灭亲(一曰出卖朋友)的“革命者”么！
我铺开纸，准备写检查。但写完《关于我所犯错误的检查材料》几个字之后，便为难地打住了。
如若按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写？我想，那岂不是强调客观显得不虚心么？弄不好还要象1957年那次去整风办说明真相一样，弄个企图翻案的罪名。
可是你能承认那个“不毛之地”便是意旨“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突出政治的“突”字少写一点，便是暗示一点不要突出政治？为了引起对方注意，把黑地白字的标语作了不适当的比喻，便真个那么疯狂敢把革命标语污蔑成“挽联”么？
我一时陷入思想矛盾、进退维谷之中。昨晚一夜没睡好觉，今天我的头似已暴烈、昏昏然陷入一片混沌世界。
这天中午，兰尽管在我饭盒中除蔬菜之外，另加了几块鱼，但我依然味同嚼蜡，只把饭吃了一半，剩下的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同室那两位技术员照例到别的办公室吃去了。我决定一个人伏在办公桌上眯一会儿，以清醒一下那昏沉沉的头脑。
“去找刘德福书记谈谈自己想法？”我伏在案上，脑子却未闲着。
“不行吧？”我一想到找刘书记有半拉子老乡之嫌，又动摇了。
“不必前怕狼后怕虎。刘书记是机关支部书记，毕竟代表一级组织。”我又坚定了信念： “再说，现在除了找刘书记，也没有更适合的人可以找了。大赵在走廊里碰过我，谁也没敢说话。谈榕已调至山南的半农半读学校去了。”
我有些后悔那次冒然去刘书记家作客。如果没认这层老乡关系，我们现在一切也就顺理成章而不必顾虑这许多了。
没有别的办法，下午上班铃响过之后，我还是悄悄出去敲响了刘书记办公室的门。
“这事儿恐怕你最好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谈谈。”刘书记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要求你？”
“我只是想和刘书记谈谈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那你就说说吧。”刘书记给我挪过来一把椅子。
我和刘书记差不多谈了整整一个钟头。
“我和你私下说说，你自己知道便可。”刘书记听完我的叙述，小声对我说：“汪科长和刘旭这两小子，纯粹是合起来借运动整人。不过，你还得从客观上顺他们口气，承认些错误或不足，不然，恐怕你也不好过这个鬼门关！”
刘书记接着还谈起我那篇《谈任性和宁折不弯》的小文，说那次科里大家评我“五好职工”二等奖，汪科长和刘旭就借口说你那文章有问题，要把你拿下来。后来公司党委王强书记看过后，说观点明确，没有什么问题，这才罢了。
从刘书记办公室出来，我思想斗争了许久，是的，我觉得我今生不能再去从事文字工作了。即使剁掉手指也不能再干这种危险的差事了。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
“看，你爸爸回来啦。”兰抱着蕙儿在二楼的窗户前握住蕙儿的小手向我招呼，从兰那快活的神情看来，她还未听到我在公司的事儿，显然，老杨还没让大嫂向兰透露真情。因为这些事老杨早该知道了。
但是兰的快活倒增加了我的不安。当我踏上楼梯，我的脚步愈发沉重起来。
“怎么，这点饭都没吃完？”兰把抱着的蕙儿交到我的手里，在接过饭盒的一刹那，她便立刻从饭盒的分量上感觉出来了。
“嗯呐。”我没解释为什么。
“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我还是没有勇气说明真相。
“昨晚你吃饭就不多。”兰埋怨道：“是不是工作上碰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总觉得你对有些事情过于认真。说话也太直。”
兰看我没有答话，也没有强我所难，便开始安排吃饭。晚饭是苞米粉烙的薄饼，外酥里软。这是兰向老杨大嫂学着做的，不过兰往发好的苞米面里掺和点葱花和盐面，因而吃起来又多了一种香味。我尽量争取多吃一些，但东西到了嘴里却没有一点食欲。干嚼就是不爱往下咽。
“不管有什么事，饭还得尽量多吃一些。”兰不解地、怜悯地望着我：“你身子本来就够瘦的了，又吃不上什么营养东西，粗茶淡饭，再不多吃上点，哪行啊！”
我沉默着。
说些什么好啊？我也想安慰兰不必为我耽心，但我却拙笨得寻找不出半句适当的话。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我假装在帆布箱内寻找什么东西，乘兰在厨房做饭之机，我把一直深藏于箱底夹层内的那份给我带来横祸的评报稿及原来给兰写了却又未寄出的那封信，略为显露地放到箱盖内层的信笺袋内。这是我家唯一的“百宝箱”，兰一天都得开它几遍——换取衣服、珍藏票证、存取杂小物件……兰只要打开箱盖，便不难发现它。只要兰了解我的过去——我不过一时失足，并不是一贯的坏啊！她也许可以从现实中逐渐理解自己。
吃过早饭，我照例心事重重地夹着兰事先为我装好的饭盒，上班去了。
我在路上一直惦记着兰看到那些东西后，将怎样承受这意外的打击？
红 色 风 暴
公司机关就要到了，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门前停了四五辆大卡车，刘旭组长、梁科长及一大批青年人，胳膊上都佩戴了上书毛主席字体的“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正门的墙上，卡车箱板上，贴满了“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标语。
我想起昨天在写检查时，无意间浏览《北新日报》，看到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小时零五分，在快艇上挥手的大幅照片，以及毛主席在游泳中讲话的语录。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麻木而惶惑地做着一切：扫地，提着暖瓶到水房灌开水，把饭盒送到热饭箱去……
“今天仿佛有什么举动？”一种不祥之兆袭上我的心头。
走廊里上班的铃声响了，可以听得到杂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
办公室的门“咣”地被踢开，我回头一看，一大帮“红卫兵”蜂拥而入。
“把反党、反人民、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孔庆芳捆起来！”我低着头，但听得出这是梁科长的声音，接着便上来好几个人，七手八脚地用绳子把我从脖子到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的脑子轰地一下全懵了。过去当右派那么些年，可也没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啊！
当我机械地被人们推搡着来到公司门前时，我发现那位年过半百的高级工程师朱国兴也早被“红卫兵”反绑着低头站在队伍前头。他那胖得近乎臃肿的身躯，似乎陡然缩小了许多，脑门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梁科长在宣布纪律，刘旭打着一面写着“红卫兵造反总部”的大红旗。我俩被分别戴上了白纸扎成的写有“大右派孔庆芳”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国兴”字样的高帽。被红卫兵推上停在那里的第一辆卡车上。不知哪个红卫兵一手抓住我反绑着的手，一手紧拽着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简直勒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种末日就要到来的感觉袭击着我。反绑着的手和被勒脖子的疼痛，我都顾不得了。我闭上眼睛，不知前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和朱国兴此刻的形象，一定和我们过去在街上所看到的枪毙死刑犯前游街示众无异。而那感觉，宛如鲁迅笔下阿Q 被游街示众时的情形：“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汽车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我睁眼一看，这是市直机关的大礼堂，礼堂门口，已经集中了不少象我们公司的同样的队伍，我不经意地向礼堂门口的台阶上瞥了一眼，梁科长和他在工农速成中学时的同学——北新报社的二赵在说什么话，二赵左手拿个采访本，双手反背在身后。
“这回我可要名扬北新市了。”我闭眼想：“当年打右派没有在报上露脸，如今可真该臭名远扬了。”
广场上人声嘈杂，礼堂的高音喇叭放送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反动派，
被打倒，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浪潮，
建设浪潮……
一听到这支歌，我的心就颤栗，它使我刻骨铭心地想到1957年在报社的批斗会，想到马家沟水库工地大坝上那场右派批右派的批斗会，想到因为那首纪念“七·一”写的小诗而无端招致的批斗会。天啊，我的罪愆有完没完、要炼到何时才是尽头啊？
“各单位迅速把牛鬼蛇神全都带到台上来！”高音喇叭狂叫着。我被推搡着绕过长长的过道，不知上了几级台阶，和市直其它单位的上百位牛鬼蛇神一起，一排排依次跪在舞台前。
高音喇叭又响了起来，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耳际似有群蜜蜂在嗡嗡乱响，我一直不由自主地闭着双眼，进入某种混沌状态。冥冥之中，仿佛听到北新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讲话，毛主席语录、口号声，什么内容似乎全无知觉。而后又被人提起，推推搡搡着上了车，商店、书店、饭店、工厂……我偶尔睁开眼睛，前面是浩浩荡荡绵延不断的游斗车队，街道两旁尽是看热闹的人群。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打，他就不倒……”高音喇叭念着毛主席语录，此起彼伏，回响于整个街巷。
等我似乎从混沌中醒来，我和朱国兴已被押送到一个文化宫的建筑工地。这个工程主体已完工，我们集中在一间未来的活动大厅里。
“全都面壁跪着！”我听出这是梁科长的声音。只在此时，我才发现，我们一起游街批斗的“牛鬼蛇神”，一共有十多位，他们有的在脖子上挂双破鞋。我想起来了，他可能就是高音喇叭所公布的那位乱搞男女关系的工人。另一位50左右年纪，挺面熟，那是在公司举办学习毛著展览馆时认识的老李。他的楷书写得特棒，写出的字简直就像印出来似的。后来知道他在伪警狱当过文书。还有一位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他戴的高帽上写的是“不老实改造的地主狗崽子”。还有几位三四十岁的人，分别在胸前挂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字样。
我们被逐个审问着。胳臂上挂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他们一个个手执柳条鞭、竹鞭或马达上用过的废三角带，一边问，一边劈头盖脸地抽打着被审问人的脑袋、身子或屁股。
头一个被审问的是那位胸前挂着“地主分子”的程老八。这人看样子有三十多岁，胖胖矮矮的个子，活像评剧《刘巧儿》地主老财的模样。
“程老八！”
“到。”
“站前面来！”
“是。”
显然，经过历次运动，程对这套程式已习以为常了。
“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梁科长撸了撸胳膊上的袖子，又像那个白狗子排长张阔嘴 那样习惯地把两只手分别放到桌子的两角上，开始审问。
“我犯的剥削罪。”
有个年轻姑娘穿一身蓝色列宁服，头扎两小辫，胳膊佩戴“红卫兵”袖章，坐在一旁做笔录。她原是工地的广播员。
“你怎么剥削穷人的？”
“靠收地租。”
“收多少？”
“不晓得。”
随着“啪啪”的两鞭，程老八“哎哟”叫了起来。
“当了地主还不知道收多少租？”梁科长厉声道：“是我党冤枉你了？”
“不冤枉，不冤枉。”
“哪怎么不知道收多少？”站在一旁双手叉腰的刘旭喝道。
“解放那年我才十多岁，不太懂事。”
“你当地主都享啥福了？”
“没享啥福，还是新社会好，当地主那阵子，大米白面还没现在吃的多呢。”程老八以为这样回答能让“红卫兵”们高兴，没想到鞭子抽得更狠。
“哪我党又冤枉你了？”
“不是，不是。”
接着审问的是那位挂着“不老实改造的地主狗崽子”牌子的、人称“小耗子”的年轻人。这人也就20来岁，长得精瘦。
“小耗子！你犯什么罪了？”梁科长能直呼他的绰号，显然是长期从事他的保卫工作之故。
“我说俏皮话了。”
“说什么俏皮话？”刘旭拿鞭子敲着小耗子的脑袋。
“有天下午大家吃饭时，不知是谁讲起上班在路上看到一起车祸，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死了，我曾说，又节约30斤粮食……”
“这是俏皮话吗？这是反动言论！”话音未落，“啪啪”已抽了好几鞭子。这个“红卫兵”是个大块头，长着扁扁嘴，他抽人下手挺狠，打得小耗子嗷嗷叫唤。这个大块头穿身旧军装，是位复员军人，常在公司工会帮忙的一位电工。我在搞学习毛著展览馆时和他有过接触。
“对！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梁科长厉声说道：“别人听了这事儿，都怀着深深的阶级同情心。你这地主狗崽子却幸灾乐祸，说省30斤粮食。你这是仇视我们贫下中农，仇视我们工人阶级。”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那个女广播员撂下记录的笔，领着喊起了口号。
扁扁嘴们的柳条鞭、竹鞭、三角带，一齐向这地主“狗崽子”抽来。“小耗子”先是左边抽往右躲，右边抽往左躲，后来看左右开弓，躲也无济于事，他就索性抱头蜷成一团。只可惜那是水磨石地面，如果能钻进去，我相信在这雨点般的鞭子下，他是肯定会像耗子一样钻到地里面躲永远不出来的。
我们的心在颤慄，“红卫兵”们每“啪”地抽下，随着那“哎哟”的呻吟，我们的心便也本能地紧缩一下，因为这样的滋味儿，我们每个牛鬼蛇神马上都能品尝到的。
“你还犯过什么罪？”刘旭坐到梁科长一旁，给梁科长倒了杯水。
“我卖过耗子药。”
“你知道不知道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走？”
“那阵子我还没找着工作，想赚点钱弄碗饭吃。”
“想吃饭就非得走资本主义道路？”扁扁嘴“啪啪”又是两鞭子。
审问得最细、时间最长的，是那位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的瓦匠。这人有30多岁，黑红脸膛，下巴颏儿挺大。
“大下巴颏，”梁科长也不叫他大名：“你犯了什么罪？”
“犯了搞破鞋的罪。”
“搞了多少？”
“就两个。”
“就两个？还嫌祸害的人少啊！”还是后面那个扁扁嘴的声音。刘旭这阵子不知是有事，抑或是审问大下巴颏搞破鞋的事儿触动了他的痛处，他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你看你长这个熊样，黑不溜秋像个驴粪蛋子，大嘴一咧活像个破瓢。”梁科长那两片薄薄的嘴唇，挺能数落人：“谁能和你搞？你准是强奸人家不是？”
“强奸不敢。”
“那你怎么搞的？”
“她同意，我乐意，我俩就这么搞了。”
“啪啪！”三角带又响了起来：“详细交待！”
“是！”大下巴颏摸了摸挨揍的屁股，如实道来：“她是个寡妇，我们是邻居，有些老娘们干不了的体力活，她常来找我，一来二去就熟了。
“有年夏天，赶上我休，她让孩子来求我帮她收拾灶坑，大热天的，她一个人帮着和泥，穿了件粉色跨篮背心，……”大下巴颏说到这里，瞅了瞅那位作记录的女广播员，犹豫了一下，停住了。
“说，往下说！”扁扁嘴正听得津津有味儿，却未想到身后还有位记录的女广播员，“快说！”“啪啪！”又是两鞭子。
“她……穿了件粉色跨篮背心，一猫腰，胸前露出那俩‘妈妈’，白皙皙的，怪馋人……”
梁科长瞅了瞅女广播员，女广播员脸上立刻泛起红晕。
“说，往下说！”扁扁嘴嘴角带笑。
“我正瞅得出神，那老娘们一抬头，又看看自己胸前，立即觉察出来了。‘大兄弟，’她这么称呼我：‘瞅啥呢？你媳妇那‘妈妈’没瞅够呀？还是看你嫂子的好？’
“我看这老娘们啥都敢扯，就也顺嘴道：‘人不都说孩子是自家的漂亮，老婆是别人的好么。’这老娘们守寡好几年了。常言道，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们平常就爱开个玩笑，这会儿屋里就我们俩，她也不怕寒碜，‘来，你不瞅嫂子的好吗，就给你好好瞅个够！’说着把内衣掀起，把乳房都捅到我脸上来了。”
大下巴颏说到这里，女广播员的脸更红了。
“说，往下说！”扁扁嘴听得津津有味儿，他没注意到女广播员的尴尬。
“我看她跟我闹，我也顾不得手脚干净埋汰，将手里家把式一扔，上去就一把将她抱炕头上去了，她也不反抗，以后……我俩就那个了……”。
“就哪个了？”啪！那个扁扁嘴“红卫兵”大概嫌交待得不具体，不形象，又抽了两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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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事儿。”我假装轻松地逗蕙儿玩。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复，很久没有入睡。我该怎么和兰讲清我的过去啊！
第二天一早，我心事重重地夹着饭盒上班了。
那两位技术员默默地低头做着各自的事情，办公室里往日的活跃气氛没有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不一会儿，那位保卫科梁文科长进得屋来，他告诉我马上去一趟三楼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是原公司党委王强书记的办公室，王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保卫科梁科长任副组长，材料科那位刘旭组长也坐在那里，从办公室里贴着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表上看，刘旭也是成员之一。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我那位“同伙”朱国兴也毕恭毕敬地进屋来了。
办公室靠门放一溜凳子，但没有人招呼我俩坐下，过去那些年右派生涯教会我乖乖地低头站在他们面前。
保卫科梁科长请王书记讲，王书记示意梁科长说。这位副组长未说话前先把白衬衣袖子撸到两支胳膊肘以上，然后伸直两手分别放到办公桌的左右两角，昂头目视着我们，一副威严架势。他显然认为他过去审讯工地上那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的方式，对我们无疑是十分适合的。不过我不知为什么会联想到孩提时白狗子进村，那个人称张阔嘴的排长，给乡亲们训话的情形。也许是因为他那相同的撸袖子、扶讲台的架势是那么相似吧！
“你们两个右派、反革命听着，”梁科长开始训话：“从今天起，你们的一切工作暂时停止。该向谁交待的向谁交待一下。静下来好好闭门思过，写检查，写认罪材料，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所有问题。”梁科长说到这，停了停，继续说道：“在写检查期间，不许到处乱窜，有事上哪儿，必须请假。”
宣布完了，梁科长侧过头，用目光征求一下王书记意见，王强书记扫扫手，刘旭在那儿忙着记录。梁科长最后结束道：“就这样，没有别的事儿了。回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梁科长在保卫科工作多年，对这套喀儿，熟悉得如同顺口溜。梁科长30多岁，十几岁便在伪满矿井当过童工，和我们北新报社的二赵一起在工农速成中学读过书。过去我在材料科时，他曾到我们办公室唠过他和二赵一起读书的事儿。待我到“双革办公室”工作后，有时特地来闲坐过。并且因为二赵曾是我的同事，对我颇为尊重、热情。当然，他现在训起话来，我们已形同路人了。
“有时间也可以学学毛著，学学两报一刊，结合自己思想，提高对自己罪错的认识。”看我们出到门口，梁科长嘱咐道。
“是！”我和朱国兴异口同声。
反右之后，我们深知，组织宣布的，就是命令，就是法律，就是判决。捆绑吊打、禁闭反省、尽可绕开公检法，用不着履行任何法律手续。而作为我们，除了绝对服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自由，对于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贱民(名义上我们也称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的奢侈品了！
鬼 门 关
我于是开始闭门思过。我是需要好好反省一下进公司这二年来的教训了。
联想到1957年的错误，我好像忽然发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为什么两次都是工作得到肯定后又来个否定呢？1957年那阵子，我刚被评为团市委机关的“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优秀团员“，而且刚刚填完入党登记表不久，就出了那样事。这一次，也是年终刚评完为数不多的“五好职工”二等奖，工作受到书记和经理的肯定，又出了这样事。我是因为有了点成绩，便飘飘然，从而忘记严格要求自己摔的跤么？不然，为什么偏偏出现这种巧合呢？
从群众关系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讨人厌的地方，我虽然很少、甚至尽力不去麻烦人家，但只要是别人有求于我的，我都认为那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所以，只要力所能及，我都尽力而为。特别是当了这些年的右派，只要人家对我有滴水之恩，我都可以说力争涌泉相报。当然，我的不足，是不善于在言辞上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不善于谈榕所说的顺情说好话。
我的脑子里重又出现了大字报末尾打头署名的汪科长和刘旭组长。
是的，我发觉我的致命的弱点——性格上的率直，这一点克服得并不好。也许应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话吧！从这次大字报涉及的一些事，我发觉自己无意得罪了汪科长和刘旭组长。
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当我拿着《小建议》往保管组大办公室的“学习园地”上粘贴时，尽管大家都说这建议写得好，然而正在那里和谁研究工作的汪科长，看过之后，却未吭一声，便默默离开了。事后，我听我们核算组的林组长私下跟我说：“你这建议本意是好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则似乎反映出材料科领导学习毛著不力，起码是一种不足吧。不然，汪科长不会那么积极布置大家写心得，以便把你写的那篇《小建议》掩盖起来。”当时，我还在心里嘲笑林组长太多虑了。
我还想到，也许另一件敏感的事，更会无意惹怒这位汪科长。
那是在这件事发生不久，有一次，已经任机关支部书记的刘德福，突然来科里找我谈话，问星期日我值班是否看到汪科长和他的妻子，到过东园子的露天材料库，并从那里推过一车破土篮和碎板材，私自拿到家作引火劈柴？这事有人看到反映给刘书记，刘书记便来找我核实。这样事现在说来本属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却作为不正之风摆在了刘书记的案头。
汪科长日常好沾点便宜的事，我曾有过耳闻。比如，那个露天材料库内，四周长的杂草，到秋长有一人来高，有个库工想拿镰刀割回家去引火，汪科长不让。可事隔不几天，汪却让他妻子星期日悄悄割了运回自己家去了。
但是汪科长这回的事，我实属不晓，因为我是在科里值班，东园子材料库另有人管。但那次刘书记觉得办公室谈话有些不便，便把我领到院内存放板材的一角坐下来谈。说来也凑巧，我和刘书记谈话即将结束，却碰见汪科长在那经过。刘书记无事不来材料科，汪科长东窗事发，我又不善于事后把这事儿通报汪科长，进而把自己开脱出来，汪科长自然把这“功劳”记到我名下了。
至于保管组的刘旭组长，有些事情嫉恨于我，我心里倒也是明白的。除了那大字报上他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把一些错误强加于我，还有一个事是刘旭组长无法说出却又怀恨于我的。
那一次公司组干科程科长有事找他，可能是研究结束他在部队时因生活作风给他的党纪处分一事作准备吧。刘组长没在办公室，科长便让我去刘管辖的五金库找他。
当我见到刘组长时，他正在库里整理标签，说再有几分钟就完了，让我先回去。但待我在办公室见到刘组长时，他已完全另一副尊容，他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被水泥弄得脏不堪言。
“让程科长久等了，对不起。”刘旭组长进门前使劲掸了掸身上的水泥，歉疚地说：“管水泥库的宋师傅腿脚不好使，我帮他整理整理。”
刘组长说得煞有介事。程科长一脸满意神色。
但果真如此吗？只这么几分钟时间，我想也不致弄得如此狼狈啊！一种好奇心促使我过后去问管水泥库的宋师傅。
宋是蒙古族人，为人耿直，最看不惯这等事。当他得知此事后，便气不打一处来：
“帮他妈的×！说得比唱的都好听。”宋师傅说：“自打他到库当组长一年多，你问他帮过一回谁？这狗杂种，嘴倒是学得满乖的。要不在部队怎么敢花言巧语去骗人家姑娘身。”
后来，刘德福书记在科里背靠背征求群众对刘旭组长的意见，不期让老宋直言不讳把这事儿捅了出来。刘旭组长后来听到此事，认为这事只有我一人知道，无疑也就认为我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了。
利害关系常常把互不相关的人瞬间结成联盟。汪科长和刘旭组长，正是这样不谋而合地走到一起来了。
“倒霉的人喝凉水都硌牙。”我忽又想起核算组那位李大姐。我还是太单纯、太率直、太书生气了。既然从李大姐处知道材料科人员关系如此复杂，我怎么就没有留神自己的每一步伐啊！有人曾说林组长“油滑”，我也曾认为林组长有些事过于谨小慎微，现在看来，他们正是洞悉世事、迈向成熟的一种标志。
不是吗？现在通行的准则之一，是无论对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同事，都得多长一个心眼，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不然，说不定哪个运动一来，都会涌现一些洁身自好、怕累及自己而大义灭亲(一曰出卖朋友)的“革命者”么！
我铺开纸，准备写检查。但写完《关于我所犯错误的检查材料》几个字之后，便为难地打住了。
如若按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写？我想，那岂不是强调客观显得不虚心么？弄不好还要象1957年那次去整风办说明真相一样，弄个企图翻案的罪名。
可是你能承认那个“不毛之地”便是意旨“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突出政治的“突”字少写一点，便是暗示一点不要突出政治？为了引起对方注意，把黑地白字的标语作了不适当的比喻，便真个那么疯狂敢把革命标语污蔑成“挽联”么？
我一时陷入思想矛盾、进退维谷之中。昨晚一夜没睡好觉，今天我的头似已暴烈、昏昏然陷入一片混沌世界。
这天中午，兰尽管在我饭盒中除蔬菜之外，另加了几块鱼，但我依然味同嚼蜡，只把饭吃了一半，剩下的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同室那两位技术员照例到别的办公室吃去了。我决定一个人伏在办公桌上眯一会儿，以清醒一下那昏沉沉的头脑。
“去找刘德福书记谈谈自己想法？”我伏在案上，脑子却未闲着。
“不行吧？”我一想到找刘书记有半拉子老乡之嫌，又动摇了。
“不必前怕狼后怕虎。刘书记是机关支部书记，毕竟代表一级组织。”我又坚定了信念： “再说，现在除了找刘书记，也没有更适合的人可以找了。大赵在走廊里碰过我，谁也没敢说话。谈榕已调至山南的半农半读学校去了。”
我有些后悔那次冒然去刘书记家作客。如果没认这层老乡关系，我们现在一切也就顺理成章而不必顾虑这许多了。
没有别的办法，下午上班铃响过之后，我还是悄悄出去敲响了刘书记办公室的门。
“这事儿恐怕你最好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谈谈。”刘书记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要求你？”
“我只是想和刘书记谈谈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那你就说说吧。”刘书记给我挪过来一把椅子。
我和刘书记差不多谈了整整一个钟头。
“我和你私下说说，你自己知道便可。”刘书记听完我的叙述，小声对我说：“汪科长和刘旭这两小子，纯粹是合起来借运动整人。不过，你还得从客观上顺他们口气，承认些错误或不足，不然，恐怕你也不好过这个鬼门关！”
刘书记接着还谈起我那篇《谈任性和宁折不弯》的小文，说那次科里大家评我“五好职工”二等奖，汪科长和刘旭就借口说你那文章有问题，要把你拿下来。后来公司党委王强书记看过后，说观点明确，没有什么问题，这才罢了。
从刘书记办公室出来，我思想斗争了许久，是的，我觉得我今生不能再去从事文字工作了。即使剁掉手指也不能再干这种危险的差事了。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
“看，你爸爸回来啦。”兰抱着蕙儿在二楼的窗户前握住蕙儿的小手向我招呼，从兰那快活的神情看来，她还未听到我在公司的事儿，显然，老杨还没让大嫂向兰透露真情。因为这些事老杨早该知道了。
但是兰的快活倒增加了我的不安。当我踏上楼梯，我的脚步愈发沉重起来。
“怎么，这点饭都没吃完？”兰把抱着的蕙儿交到我的手里，在接过饭盒的一刹那，她便立刻从饭盒的分量上感觉出来了。
“嗯呐。”我没解释为什么。
“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我还是没有勇气说明真相。
“昨晚你吃饭就不多。”兰埋怨道：“是不是工作上碰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总觉得你对有些事情过于认真。说话也太直。”
兰看我没有答话，也没有强我所难，便开始安排吃饭。晚饭是苞米粉烙的薄饼，外酥里软。这是兰向老杨大嫂学着做的，不过兰往发好的苞米面里掺和点葱花和盐面，因而吃起来又多了一种香味。我尽量争取多吃一些，但东西到了嘴里却没有一点食欲。干嚼就是不爱往下咽。
“不管有什么事，饭还得尽量多吃一些。”兰不解地、怜悯地望着我：“你身子本来就够瘦的了，又吃不上什么营养东西，粗茶淡饭，再不多吃上点，哪行啊！”
我沉默着。
说些什么好啊？我也想安慰兰不必为我耽心，但我却拙笨得寻找不出半句适当的话。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我假装在帆布箱内寻找什么东西，乘兰在厨房做饭之机，我把一直深藏于箱底夹层内的那份给我带来横祸的评报稿及原来给兰写了却又未寄出的那封信，略为显露地放到箱盖内层的信笺袋内。这是我家唯一的“百宝箱”，兰一天都得开它几遍——换取衣服、珍藏票证、存取杂小物件……兰只要打开箱盖，便不难发现它。只要兰了解我的过去——我不过一时失足，并不是一贯的坏啊！她也许可以从现实中逐渐理解自己。
吃过早饭，我照例心事重重地夹着兰事先为我装好的饭盒，上班去了。
我在路上一直惦记着兰看到那些东西后，将怎样承受这意外的打击？
红 色 风 暴
公司机关就要到了，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门前停了四五辆大卡车，刘旭组长、梁科长及一大批青年人，胳膊上都佩戴了上书毛主席字体的“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正门的墙上，卡车箱板上，贴满了“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标语。
我想起昨天在写检查时，无意间浏览《北新日报》，看到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小时零五分，在快艇上挥手的大幅照片，以及毛主席在游泳中讲话的语录。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麻木而惶惑地做着一切：扫地，提着暖瓶到水房灌开水，把饭盒送到热饭箱去……
“今天仿佛有什么举动？”一种不祥之兆袭上我的心头。
走廊里上班的铃声响了，可以听得到杂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
办公室的门“咣”地被踢开，我回头一看，一大帮“红卫兵”蜂拥而入。
“把反党、反人民、反党主义的右派分子孔庆芳捆起来！”我低着头，但听得出这是梁科长的声音，接着便上来好几个人，七手八脚地用绳子把我从脖子到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的脑子轰地一下全懵了。过去当右派那么些年，可也没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啊！
当我机械地被人们推搡着来到公司门前时，我发现那位年过半百的高级工程师朱国兴也早被“红卫兵”反绑着低头站在队伍前头。他那胖得近乎臃肿的身躯，似乎陡然缩小了许多，脑门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梁科长在宣布纪律，刘旭打着一面写着“红卫兵造反总部”的大红旗。我俩被分别戴上了白纸扎成的写有“大右派孔庆芳”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国兴”字样的高帽。被红卫兵推上停在那里的第一辆卡车上。不知哪个红卫兵一手抓住我反绑着的手，一手紧拽着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简直勒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种末日就要到来的感觉袭击着我。反绑着的手和被勒脖子的疼痛，我都顾不得了。我闭上眼睛，不知前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和朱国兴此刻的形象，一定和我们过去在街上所看到的枪毙死刑犯前游街示众无异。而那感觉，宛如鲁迅笔下阿Q 被游街示众时的情形：“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汽车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我睁眼一看，这是市直机关的大礼堂，礼堂门口，已经集中了不少象我们公司的同样的队伍，我不经意地向礼堂门口的台阶上瞥了一眼，梁科长和他在工农速成中学时的同学——北新报社的二赵在说什么话，二赵左手拿个采访本，双手反背在身后。
“这回我可要名扬北新市了。”我闭眼想：“当年打右派没有在报上露脸，如今可真该臭名远扬了。”
广场上人声嘈杂，礼堂的高音喇叭放送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反动派，
被打倒，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浪潮，
建设浪潮……
一听到这支歌，我的心就颤栗，它使我刻骨铭心地想到1957年在报社的批斗会，想到马家沟水库工地大坝上那场右派批右派的批斗会，想到因为那首纪念“七·一”写的小诗而无端招致的批斗会。天啊，我的罪愆有完没完、要炼到何时才是尽头啊？
“各单位迅速把牛鬼蛇神全都带到台上来！”高音喇叭狂叫着。我被推搡着绕过长长的过道，不知上了几级台阶，和市直其它单位的上百位牛鬼蛇神一起，一排排依次跪在舞台前。
高音喇叭又响了起来，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耳际似有群蜜蜂在嗡嗡乱响，我一直不由自主地闭着双眼，进入某种混沌状态。冥冥之中，仿佛听到北新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讲话，毛主席语录、口号声，什么内容似乎全无知觉。而后又被人提起，推推搡搡着上了车，商店、书店、饭店、工厂……我偶尔睁开眼睛，前面是浩浩荡荡绵延不断的游斗车队，街道两旁尽是看热闹的人群。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打，他就不倒……”高音喇叭念着毛主席语录，此起彼伏，回响于整个街巷。
等我似乎从混沌中醒来，我和朱国兴已被押送到一个文化宫的建筑工地。这个工程主体已完工，我们集中在一间未来的活动大厅里。
“全都面壁跪着！”我听出这是梁科长的声音。只在此时，我才发现，我们一起游街批斗的“牛鬼蛇神”，一共有十多位，他们有的在脖子上挂双破鞋。我想起来了，他可能就是高音喇叭所公布的那位乱搞男女关系的工人。另一位50左右年纪，挺面熟，那是在公司举办学习毛著展览馆时认识的老李。他的楷书写得特棒，写出的字简直就像印出来似的。后来知道他在伪警狱当过文书。还有一位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他戴的高帽上写的是“不老实改造的地主狗崽子”。还有几位三四十岁的人，分别在胸前挂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字样。
我们被逐个审问着。胳臂上挂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他们一个个手执柳条鞭、竹鞭或马达上用过的废三角带，一边问，一边劈头盖脸地抽打着被审问人的脑袋、身子或屁股。
头一个被审问的是那位胸前挂着“地主分子”的程老八。这人看样子有三十多岁，胖胖矮矮的个子，活像评剧《刘巧儿》地主老财的模样。
“程老八！”
“到。”
“站前面来！”
“是。”
显然，经过历次运动，程对这套程式已习以为常了。
“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梁科长撸了撸胳膊上的袖子，又像那个白狗子排长张阔嘴 那样习惯地把两只手分别放到桌子的两角上，开始审问。
“我犯的剥削罪。”
有个年轻姑娘穿一身蓝色列宁服，头扎两小辫，胳膊佩戴“红卫兵”袖章，坐在一旁做笔录。她原是工地的广播员。
“你怎么剥削穷人的？”
“靠收地租。”
“收多少？”
“不晓得。”
随着“啪啪”的两鞭，程老八“哎哟”叫了起来。
“当了地主还不知道收多少租？”梁科长厉声道：“是我党冤枉你了？”
“不冤枉，不冤枉。”
“哪怎么不知道收多少？”站在一旁双手叉腰的刘旭喝道。
“解放那年我才十多岁，不太懂事。”
“你当地主都享啥福了？”
“没享啥福，还是新社会好，当地主那阵子，大米白面还没现在吃的多呢。”程老八以为这样回答能让“红卫兵”们高兴，没想到鞭子抽得更狠。
“哪我党又冤枉你了？”
“不是，不是。”
接着审问的是那位挂着“不老实改造的地主狗崽子”牌子的、人称“小耗子”的年轻人。这人也就20来岁，长得精瘦。
“小耗子！你犯什么罪了？”梁科长能直呼他的绰号，显然是长期从事他的保卫工作之故。
“我说俏皮话了。”
“说什么俏皮话？”刘旭拿鞭子敲着小耗子的脑袋。
“有天下午大家吃饭时，不知是谁讲起上班在路上看到一起车祸，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死了，我曾说，又节约30斤粮食……”
“这是俏皮话吗？这是反动言论！”话音未落，“啪啪”已抽了好几鞭子。这个“红卫兵”是个大块头，长着扁扁嘴，他抽人下手挺狠，打得小耗子嗷嗷叫唤。这个大块头穿身旧军装，是位复员军人，常在公司工会帮忙的一位电工。我在搞学习毛著展览馆时和他有过接触。
“对！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梁科长厉声说道：“别人听了这事儿，都怀着深深的阶级同情心。你这地主狗崽子却幸灾乐祸，说省30斤粮食。你这是仇视我们贫下中农，仇视我们工人阶级。”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那个女广播员撂下记录的笔，领着喊起了口号。
扁扁嘴们的柳条鞭、竹鞭、三角带，一齐向这地主“狗崽子”抽来。“小耗子”先是左边抽往右躲，右边抽往左躲，后来看左右开弓，躲也无济于事，他就索性抱头蜷成一团。只可惜那是水磨石地面，如果能钻进去，我相信在这雨点般的鞭子下，他是肯定会像耗子一样钻到地里面躲永远不出来的。
我们的心在颤慄，“红卫兵”们每“啪”地抽下，随着那“哎哟”的呻吟，我们的心便也本能地紧缩一下，因为这样的滋味儿，我们每个牛鬼蛇神马上都能品尝到的。
“你还犯过什么罪？”刘旭坐到梁科长一旁，给梁科长倒了杯水。
“我卖过耗子药。”
“你知道不知道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走？”
“那阵子我还没找着工作，想赚点钱弄碗饭吃。”
“想吃饭就非得走资本主义道路？”扁扁嘴“啪啪”又是两鞭子。
审问得最细、时间最长的，是那位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的瓦匠。这人有30多岁，黑红脸膛，下巴颏儿挺大。
“大下巴颏，”梁科长也不叫他大名：“你犯了什么罪？”
“犯了搞破鞋的罪。”
“搞了多少？”
“就两个。”
“就两个？还嫌祸害的人少啊！”还是后面那个扁扁嘴的声音。刘旭这阵子不知是有事，抑或是审问大下巴颏搞破鞋的事儿触动了他的痛处，他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你看你长这个熊样，黑不溜秋像个驴粪蛋子，大嘴一咧活像个破瓢。”梁科长那两片薄薄的嘴唇，挺能数落人：“谁能和你搞？你准是强奸人家不是？”
“强奸不敢。”
“那你怎么搞的？”
“她同意，我乐意，我俩就这么搞了。”
“啪啪！”三角带又响了起来：“详细交待！”
“是！”大下巴颏摸了摸挨揍的屁股，如实道来：“她是个寡妇，我们是邻居，有些老娘们干不了的体力活，她常来找我，一来二去就熟了。
“有年夏天，赶上我休，她让孩子来求我帮她收拾灶坑，大热天的，她一个人帮着和泥，穿了件粉色跨篮背心，……”大下巴颏说到这里，瞅了瞅那位作记录的女广播员，犹豫了一下，停住了。
“说，往下说！”扁扁嘴正听得津津有味儿，却未想到身后还有位记录的女广播员，“快说！”“啪啪！”又是两鞭子。
“她……穿了件粉色跨篮背心，一猫腰，胸前露出那俩‘妈妈’，白皙皙的，怪馋人……”
梁科长瞅了瞅女广播员，女广播员脸上立刻泛起红晕。
“说，往下说！”扁扁嘴嘴角带笑。
“我正瞅得出神，那老娘们一抬头，又看看自己胸前，立即觉察出来了。‘大兄弟，’她这么称呼我：‘瞅啥呢？你媳妇那‘妈妈’没瞅够呀？还是看你嫂子的好？’
“我看这老娘们啥都敢扯，就也顺嘴道：‘人不都说孩子是自家的漂亮，老婆是别人的好么。’这老娘们守寡好几年了。常言道，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们平常就爱开个玩笑，这会儿屋里就我们俩，她也不怕寒碜，‘来，你不瞅嫂子的好吗，就给你好好瞅个够！’说着把内衣掀起，把乳房都捅到我脸上来了。”
大下巴颏说到这里，女广播员的脸更红了。
“说，往下说！”扁扁嘴听得津津有味儿，他没注意到女广播员的尴尬。
“我看她跟我闹，我也顾不得手脚干净埋汰，将手里家把式一扔，上去就一把将她抱炕头上去了，她也不反抗，以后……我俩就那个了……”。
“就哪个了？”啪！那个扁扁嘴“红卫兵”大概嫌交待得不具体，不形象，又抽了两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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