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狂飙（一）访绅士新家
接第三章炼狱（十一）形势急转之下
“庄大姐，一会儿注意别和兰提我57年那段事儿。”乘庄姐去厨房沏茶的机会，我忘不了追出去嘱咐两句。夹着尾巴做人，真难啊，简直犹同时时小心翼翼躲避暗藏的雷区一般。
“涯从梅县老家出来，足有15个年头冇（没）回家了。”庄大姐一会儿从厨房出来用客家话问兰：“老家一定变化很大吧？”
孩子们好奇地听他们的妈妈嘀里嘟噜和兰姨翻南方话。刘书记虽不会讲客家话，却能听出个差不多啦，他不时地给孩子们翻译两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
坐了一会儿，我们起身要走，刘书记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离开他们家。
“老庄早就盼有个老乡和她唠唠家常喀。昨天我们拿肉票买了一斤肉，剁了酸菜，掺点碎粉头子，大家一起吃顿酸菜饺子。”刘书记站在门口拦住我们说道。
“我们连点水果也没给孩子们买。”兰歉疚地说。
“嘿，小孔一个月48元，养活你娘俩‘三无户’（无户口、无工作、无粮食关系），能把自己的日子将就下来，就算不错了。”庄大姐道。
能在书记兼老乡家作客，这使我和兰非常高兴。但是，当我们吃过午饭，坐了一会儿，兰抱着蕙儿离开刘书记家门时，不巧碰见那位初次见面皮笑肉不笑的材料科汪科长，他就住在前栋。一种尴尬之情袭上心来。尽管这是一位党的书记之家，我的脸上还是出现了不太自然的神色，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是的，自从自己有了1957年那段经历后，人与人之间的一点点亲密的表示，我都很怕被人作为什么口实而受到指责。尽管这段时间我自觉还是比较顺心，公司宣传部和那位主管双革办公室的郑华副经理，对我主编的《双革简报》感到比较满意。
“公司党委王强书记夸咱们了。”有一天郑华经理来到我们办公室，当着大家面道：“说咱们的‘简报’办得活泼、有生气，形式多样，既有动态，又有评论，还配有宣传双革意义的快板和漫画。……”那两位姓焦和姓刘的同事和我开玩笑说：“大编辑办小报——那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回材料科领工资的时候，我自然得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林组长和汪科长汇报。也许他们认为我被抽调去公司工作是组织信任、政治上“红”的一种标志，这年年终评比“五好”职工时，我还预想不到地被大家评了为数不多的二等奖。
访 绅 士 新 家
1966年春节临近，王绅士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经公路段那位段长介绍，和段长的一个邻居结了婚。女方是一个厂子的会计，也是二婚，有一女孩。王绅士邀请我们春节一定去他们家串门。
到了春节，我和兰抱着蕙儿，买了两瓶水果酒和一包糕点，初二一早便乘公共汽车去拜访了他们的新家。
王绅士的新家在县城东南角的普通住宅区里。说是县城，除了百货、俱乐部等少数二三层楼建筑，其余几乎一色是平房。有自来水却没有下水道，脏水满街泼，到处是冰凌、煤灰。住宅区偶尔有几棵柏树，也被烟灰染成黑色。连麻雀也不例外。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王绅士接过东西，介绍道：
“这是我的小老战友——孔庆芳。那是他爱人卢兰。”王绅士转过身：“这是你嫂子，陈燕。”
也许听老王叫我“小老战友”，陈燕嫂子嘎嘎笑出了声：“快请坐。”一面去抱蕙儿。
蕙儿还不满一周岁，却知道认生不让大娘抱，他用一双好奇眼光，看着围在炕上玩耍的三个小哥姐。却又没有胆量离开兰的怀抱。
“孔叔好！”国庆从炕上站起搂住我的脖子。
炕上另一个比国庆年纪小些的女孩，我猜她就是陈燕的女儿。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儿？”我躬身问道。
“我叫陈彤，红彤彤的彤。”
“上学了么？”
“上了。”
“几年级？”
“一年。”陈彤慢声细语，说起话来极悦耳。
陈燕大嫂在抽屉里翻着，寻出一个孩子们早已不玩的花铃棒给蕙儿，蕙儿平常很少有什么玩具，拿在手里便忘了生疏，和小哥哥姐姐在炕上一起玩得很开心。
过不一会儿，陈燕从箱里拿出个小纸包：“来，年前听老王说你们领孩子来，大娘给蕙儿买了件小花衫，看看穿着合适不？”一面给蕙儿穿上：“我们家老王是个马大哈，没心没肺的，说蕙儿是个小女孩。不然我不会去买小花衫的。”
“嗳，你看白白胖胖，挺秀气的，不象小公主吗？”王绅士把蕙儿接过来，举得高高的，哈哈大笑起来：“男女平等么，谁说小男孩就不许穿花衫？是不是？是不是？”一面在蕙儿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
“小心你那脸面胡子扎疼了蕙儿的小脸蛋儿。”陈燕提醒道。
蕙儿被扎得缩着脖儿咯咯地笑，大伙儿一看便嘎嘎乐了。
我们寒暄了一阵，大嫂进厨房去了。王绅士便陪我们唠起喀来。
“陈燕前夫是印刷厂的工会主席，和陈燕结婚五年没生过孩子，后来便在一家医院要了这个女孩。”王绅士用眼色指指炕上玩耍的陈彤：“以后，这位工会主席有了外遇，俩人吵翻要离婚。经过组织调解，关系已经和缓。但后来，一连两次陈燕都碰见她丈夫和另外一个女 人在街上走，她气不打一处来，便到丈夫厂里闹了起来。”
“是狗改不了吃屎。”陈燕嗓门本来就高，当她在书记办公室一哭诉，门外已经聚了不少听热闹的人。可后来经书记一了解，陈燕丈夫是和一女工委员去街上买文化体育用品，人家是有夫之妇，作风正派，压根儿没有陈燕说的那码子事。陈燕自知理亏，虽则半信半疑，也只好不言声了，但这回她丈夫却说什么也不干，非坚持离婚不可了：
“我做工会工作，印刷厂女工占上半数多，能永远不接触女同志么？我上哪儿干什么，后面都跟着双眼睛和舌头，我还怎么做人？有法儿工作么？”
好马不吃回头草，陈燕也是烈性子人，几经调解无效，最终陈燕领着小女儿，母女俩独自过起了日子。
“陈燕性格直爽、泼辣，克己待人，善于操持家务，对孩子也都不错。”王绅士总结似地道：“她过去在医院检查过，不能生育，现在说来倒好，因为我俩已经有三个孩子，再生也养活不起了。”
我看孩子们一个个穿着打扮得干干净净，屋里屋外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想起老王过去又当爹又当妈时的艰难狼狈相，吃饭时候，我感慨良多：
“嫂子，老王大哥有个外号叫王绅士，您知道不知道？”陈燕乐了：“还绅士呢，徒有其表。婚前我去他家看过，我是看不上眼啊。不过，那阵子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也够难为他了。”
“可他有个长处，”陈燕补充道：“他好收拾屋子，保持卫生这一点比别人强，什么东西该哪儿放还哪儿放，不象那个见着女人迈不动步的家伙，家什哪用哪扔，抽烟时，烟灰缸就在跟前，烟灰也往地下掸，烟头往地下扔……”
“没有女人的家，简直不能称之为家庭。”王绅士截住陈燕那不愉快的话题： “陈燕干活干净麻俐，我在班上事儿多，家里家外全靠你嫂子忙活了。”
“孩子们相处得不都挺和睦吗？”我问。
“大人和睦孩子们就和睦。”王绅士答道。
“这话说得太对了。”我说：“记得有个教育家说过：孩子身上有什么毛病，要从大人身上寻找。”
“看来，也只有现在，你才能称为绅士。”我说完，大家都乐了。
吃过午饭，闲唠一会儿，待离开王绅士家的时候，蕙儿却舍不得分手了。他攥住陈彤姐姐的衣袖，就是不肯松开他那小手。
“这小玩艺儿，还真招人喜欢。”陈燕道：“你们看，蕙儿舍不得离开小姐姐，眼眶还涌出两滴泪珠呢！”
大家都围着蕙儿瞅，瞅得蕙儿有些不好意思似地伏在兰的肩膀上。
这段时间是我和大赵离开报社来到新单位后，心情比较舒畅的日子。
树 欲 静 而 风 不 止
但是，这样的日子为时不长。
1966年春末的一天中午，大赵没回家，在食堂吃过饭后，来到我的住处。
“昨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你看了没有？”大赵问我。
“我们办公室没订这报。”我说：“怎么，又有什么新闻了么？”
“你还记得咱俩调出报社时，我跟你说过的话？”
“什么话？”我看兰在眼前，很怕他说出有关57年的什么事儿，用眼光向大赵暗示道。
“当时我说过：我曾听一些老同志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我看，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我那时曾说，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来个大运动。你瞧怎样？”
“怎样？”我茫然无知。
“昨天《解放军报》发了社论，题目是《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我还未理解：“嘿，这些年，年年都没离‘革命’、‘革命’的。”
“你看看就知道了。”大赵说：“过去我们谈成绩与缺点，毛主席总是比喻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回你说咋评价的？”
“咋评价的？”
“那口气基本把建国以来文艺界15年的工作都否定了。这和以往成绩是主要的调子正好相反。还指出有一条‘反党反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解放军报》，在全国有很高威信，因为毛主席曾经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报》发出这样全局性的号召，肯定会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赵还谈到，前两天欧阳芬在图书馆订的《北京日报》上看到，首都已开始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说：“咱们水平低，调出报社反倒好了。你想，过去《北京晚报》一来，大家一边抢着看《燕山夜话》，一边叫好，寻思那些文章大都是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的，通过读历史，讲故事，说笑话，启迪人们思考一些问题，哪想到还有这个那个问题！现在看来，真如毛主席讲过的，艺术性越高的东西，对人们毒害也就越大。”
“更严重的，还是咱们受其害而不知中其毒。也许咱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还没改造好。”我附和道：“看来，咱们还得好好学习，提高识别是非的能力。”
那时的我们，经过党的几十年的强化教育，对毛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确实已达到柯庆施所言相信毛主席已到迷信的地步。仿佛毛就是真理的化身。
可话是这样说。后来我才感觉到，形势飞速发展，要跟上它，不犯错误，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这年5月初，我在《人民日报》看到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议上的发言。郭老的那番话，一下子把我震动了。他说，几十年来，他一直拿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他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检讨自己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习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我深深地陷在沉思中。我还记得，我在1957年金建副总编的妻子从新华书店给我们送来《中国新诗选——1919—1949》时，郭老的好几首诗均放在康白情、冰心、闻一多、徐志摩、刘大白、朱自清等人之前，臧克家在序中曾说，在新诗的世界里，甚至在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域里，郭老的诗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位号称中国的“歌德”、中国的“诗圣”、“国宝”，德高望重的当代大文豪，也是我们客家人出身的郭老，他所写的东西，怎么会突然降到“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的地步呢！他的这些话，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可不是随便说的啊！郭老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紧跟毛主席的，如果他还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又还有谁学好、改造好啊？！
我迷惑彷徨矛盾。以往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除了和大赵说说，便去谈榕和王绅士那里讨教。现在，王绅士结婚后住得远了，很少有机会见面。谈榕呢，自从去年冬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行两种教育制度改革，也把整个教师进修学院搬到一个偏远山区，改办半工半读学校去了。暴彤在这方面可以说一无所知。我仿佛置身于信息闭塞的孤岛上了。
《解放军报》不久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5月16日，便传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制定了《中国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消息（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会议还揭露出，中央存在一个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为首的反党集团，成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毛主席的夫人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
“这回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有次遇见大赵，他悄悄跟我说：“这次运动做法，完全不同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赵不知从何处听说，邓拓因为“三家村”的事停职反省，据说上吊死了。我听着似信非信，总觉得这样德高望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报界的名人，在敌人面前都不曾屈服，如若不是受到重大打击，哪能去自寻绝路。说死就死呢？
所有这一切，仿佛又使人忆起1957年反右前夕的紧张气氛。用毛主席曾引用诗人李贺的诗来说，真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那时，我和兰及蕙儿，已从原来的独身宿舍搬到“光棍楼”去了。一起搬进这个楼的，还有食堂那位老杨，他也把农村的妻子、女儿接了来。我们就楼上楼下住着。老杨的妻子针线活做得满好，兰和老杨大嫂志趣相投，说话都有点关里味儿，走在一起人们还误以为姐俩。
“光棍楼”原是大跃进时，为了节省水泥钢筋盖板而建起的一座拱形三层楼。它的位置在东郊毗邻的光棍营子，相传百年前这里住过一个张光棍而得名。农业合作化后，村子里居住人家渐多，人们觉着光棍营子称谓不祥，有智商高者便借其谐音，取光荣富贵之意，易名为“广贵营子”。大跃进时本打算在这儿盖上群楼，作为职工住宅区，因为建国十五六年，全市人口增加3。5倍，职工住宅仅增41。7%，重建设轻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错误方针下，住房面积已从解放初期人均5。6平米降到现在不足一平米。当时要建楼群的设想倒也是宏伟的，没曾想盖完这个楼后，人们连吃的都顾不上，哪还有基建费去治窝？这个楼便孤单单地立在这荒野里而被职工们称之为“光棍楼”了。
人们因为“光棍楼”远离市区，无自来水、无暖气、购粮买菜又不便，而不愿住到这“连狗都不到这儿拉屎的地方”来，可这样的居住条件，对我们这些难以分得住房的“三无户”来说，倒属于喜从天降了。
我和兰及蕙儿一家三口住在一个约有六七平米的小北屋里，厨房是公共的，一家一个二尺左右烧煤的炉灶，同时做饭菜的话，屁股碰屁股。楼内没有厕所。饮用水都得下楼到压水井去挑。
“从楼下搬上多少来，再从楼上运下多少去。”人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吃喝拉撒睡。
但我和兰与众多“三无户”一样，毕竟庆幸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那时，尽管我们家徒四壁，水缸是工地废弃的大缸瓦管自己用水泥抹底做成的，炕桌是工地发旋用过的圆木盖加腿钉就的，水桶也是工地废弃的油桶自己加工的，连切菜板为省钱也是找一块宽木板头替代的。面对这样一个寒酸的家，当我们把一切收拾仃当，再把小姜用四块木板给我钉就的简易书架摆在一角，最后把那幅自己临摹的《鲁迅与青年作者》的水粉画挂上墙，兰拿出一块广州带来的大条纹花布作为床单铺在床上，我还是高兴地抱着兰在屋里转了好几圈。
光棍楼周围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光秃秃的北山隐现在一片雾霭中，夏秋季节还呈现一片生机，冬天的雪野就显得荒凉萧瑟了。这里离公司办公室步行要走30分钟左右。我早晨和兰一起吃过饭后，拿着兰给我装好的饭盒，便顺着那条坎坷不平的马车土道溜达着上班。九个钟头之后，夹着空饭盒，我又可以回到兰和蕙儿的身边。
“不求事业有成，但求有个温暖的家。”想到自己苦难的过去，想到兰善解人意，能够安心北方生活，吃得苦，勤俭持家，与左邻右舍相处很好，蕙儿也长得很乖，这一切对我来说，已很满足很满足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厄运还是从天而降！
一天上午，我正在编《双革简报》，宣传部把同室的那两位技术员招呼走了。在上厕所时，我还无意中碰到材料科保管组的刘旭组长。
“上公司办事来了？”我问老刘。
“噢，宣传部有点事儿。”他答道，显得有些不那么自然。
“宣传部有什么事呢？”回到办公室，我想：“以往，宣传上只要有事儿，总少不了我，这回，还把我们办公室的人也叫去了，宣传部可是很少找他们的啊！”中午吃饭时，这两位技术员没象往日那样和我一起用餐，而说到别的屋下棋，拿着饭盒走了。下午上班，当我根据以前计划问他俩明天是否按原打算下厂队时，他俩也说这两天有事，暂时不下去了。
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这两个技术员仿佛一下子似乎生疏拘束起来，好像有意躲着我似的。为什么呢？我一直工作得挺好，可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俩的事啊！
“也许是一种错觉。”我宽解自己道。这些年来，由于1957年那段历史，我常常变得自卑、自责。“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有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多愁善感、患得患失的。
第二天，我夹着饭盒高兴地去上班，姓焦的技术员第一次那么早把办公室卫生搞完了。我正想找水壶去打开水，刘技术员也提着开水进屋来了。
“嗨，今天活都让你俩干了，我可逍遥自在了！”我快活地把饭盒送到水房饭箱里去。
我刚回到办公室，外面走廊传来门卫老头的摇铃声，接着便听到“全体干部到大会议室参观”的通知。
我随着人流缓缓地朝大会议室行进。参观什么呢？为什么不似每次参观什么展览时气氛那么活跃，而变得那么严肃？我正纳闷之间，已随着队伍踏进了会议室的门坎。
一幅幅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标语立刻映入我的眼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再细一看，原是揭露反革命分子朱国兴罪行的大字报，我再往后一看，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突然象从空中一失足重重地摔到地上！我全身仿佛掉进冰水中。但我竭力控制住自己，随着缓慢的人流，逐张逐张地阅读大字报。
从揭露的内容看，朱国兴是设计室的唯一一位高级工程师，历史反革命，罪行是在设计北新大桥工程中，大搞名洋古，把桥设计得过高过宽，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宝贵资材，而在设计北新剧院中，则大搞封资修，以所谓继承民族传统之名，把北新剧院的门面，用各种图案装饰得花里胡哨。
大字报还揭露他日常谈话中流露我党地下工作者与他有过联系，散布他对牢狱生活的不满。这是一张欲言又止、很难看懂的大字报。
终于看到揭露自己“罪行”的大字报了。一个穿蓝制服的瘦高个子来到我身旁，宣布我可以把有关自己的大字报内容记下来，以备日后向革命群众作交待。我知道他是公司保卫科的梁文科长，过去腰上常挂着个五四式手枪，在院子里晃来晃去。
“大右派孔庆芳，污蔑‘学习园地’为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这是我看到的头一条罪状。
我想起来了。那是到材料科不久，刘书记让我在材料库院内写大字标语，搞宣传的时候，适逢公司职工到市里听取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谈心得的报告。报告生动感人，回来大家座谈也很热烈。当时，我看墙上开辟的“学习园地”，四框颜色已经泛黄，却还没有往里张贴过谁的心得。我于是建议大家把它利用起来，把所谈所感写成学习体会，共同交流，岂不很好，说完大家均表赞成，于是我写了那么一则几十字的名为《小建议》的小文：
我们的“学习园地”建立快半年了，然而，没有人在这里播种、施肥，因而也就看不到收获。我建议大家都来关心它，不然，就要变成不毛之地了。
接着说的是希望大家采取一事一议多种形式，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不毛之地”，谁不晓得意旨没有收成的土地？怎么能曲解为“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呢？这和整篇文章的逻辑和它所起的积极作用，也风马牛不相及啊！但我得虚心把它记下来。
接着看到的第二条罪状，是说我在“学习园地”后来写的《谈任性与宁折不弯》一文，是反党反党主义的大毒草。是宣扬宁折不弯与党和社会主义对抗，这是我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对无产阶级的疯狂挑战。接着还谈到此文在“学习园地”发表后，在材料科掀起一股妖风，长了资产阶级志气，灭了无产阶级威风等等。
这篇小文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经过1957年反右之后，我在思想认识上对这一界线已经比较明确：这就是：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性”，还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之“性”？我们应该抛弃前者，坚持后者。
但是大字报的撰稿人（一看字体，我便知那是部队因乱搞男女关系受处分转业到保管组的那位刘旭组长），他在列举上述罪状时，却不把我的文章全盘端出来供大家分析批判，而是断章取义加于歪曲。我此刻后悔的是，写完这些文章，没有留下底稿，如果组织上再没有保存我的原文，他这一批，我可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颤抖着记下了自己的第二条罪状。
再后的大字报揭露的是，我借编辑《双革简报》之便，大肆向党发射毒箭，说《要乘法不要除法》一文，是邓拓之流的黑话。说“一乘六亿五的节约活动，是对增产节约运动的诋毁”，他们还把文章署名“赵路”，也称为“反党三家村”中贩来的黑货。
看完这条罪状，虽然未公布原文，我心里倒还平静，因为一来还有《双革简报》可查，更重要的是，一乘六亿五的节约活动，亦即《要乘法不要除法》一文，是照新华社电文摘录来的（亦即赵路谐音的由来）。这只要把那张《人民日报》找来，我的此一罪状也便真相大白了。
大字报列出我的最后两条罪状，是署名“革命群众”所揭露的。一是我写的大字标语：“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把“突”字下面的“犬”写成“大”，少写一点，目的在于暗示“一点不要突出政治”一一(此人的智商之高，真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二是我恶毒污蔑革命标语为“挽联”，——我曾经惴惴不安害怕发生的事实，今天果然发生了。……
我该怎么办？命运之神啊，为何这么不公，非得把一个“不求事业有成，但求有个温暖的家”，平平安安苟活一生的我，偏偏又要推到这运动的浪尖上来？
是的，统观这些大字报，我可以说，这些年我比较好地接受了党的教育，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已经积极地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没有再犯大的、属于三反（反党、反人民、反党主义）性质的错误，可以说，我每迈一步，都小心弈弈地谨小慎微到一步三回头的境地。难道仅仅因为我当过一回子右派，就摘完帽也要永远揪住不放，让我一辈子当毛主席所说的“反面教员”么？难道我真属于天主认为的恶人，注定要受永罚么？还是属于罪愆没有赎尽，一直要延续到罪愆炼尽时为止啊！我就不能过几天平民百姓的安安静静的日子么？！
更使我难以面对的，是怎样向兰去说清目前的一切！我的前途、事业已经无望了，但我还渴望保留这温暖的、可以避寒的家啊！
那天下午，下班铃声响过好久，我尽意等到大家走尽之后，才夹着饭盒，心事重重地往家走。往常半个钟头的路程，足足让我踯躅了45分钟。
我庆幸我和兰已从公司独身宿舍搬到这孤僻荒野的光棍楼，出来进去可以少碰些熟人，但光棍楼也并非世外桃源，生活在这里的住户，几乎绝大部分是公司的所属厂队职工。他们迟早会知道我的那些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前面就要到家了。我不安地看着眼前发现的一切。你看，那压水井旁围着一帮挑水的男男女女，他们可能就在谈论今天他们在公司会议室里看到的一切。那一帮玩耍的孩子指指划划，是否在议论他们楼里也出了牛鬼蛇神呢！？几天前，他们正是在这里津津有味地议论市里哪个学校、哪个机关又出了牛鬼蛇神的。
炕上的小桌已经摆好饭菜。
“今天改善生活。”兰看我回来了，高兴地接过我手中的饭盒，显然还没有觉出我的情绪的变化：“你猜猜，我给你做什么好菜了？”她的话依然是那么快乐动听。
“什么好菜？”我踏进走廊路经厨房，曾经闻着有煎鱼的香味，不过，厨房是公共的，我们家就一个人的鱼票，那斤鱼端午节早就买来吃完了。
“你猜猜看。”兰说。
“没猜出来。”我说。也没有心思去猜。我感觉头有点儿疼。
兰把盖在盘上的碗拿掉，还真就是一盘鱼。
我正奇怪，兰介绍开了：“我抱着蕙儿和食堂老杨的爱人去上街，看水产公司门市部排一溜人，我们就想，都过完节了，咋还这么多人排队买鱼呢？细一看，大家手里光攥着钱，没发现谁手里有票，我们问：这鱼不要票吗？排队的人说，都是碎杂鱼，不收票。我们上前一看，两毛多钱一斤，照要票的鱼便宜一半，鱼头还都扔一边了，就是冰冻折着卖时弄碎了的。我俩就排队各买了四五斤。大些的用盐卤过后晾鱼干了，剩点小的煎了一盘，你吃吃看，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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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从梅县老家出来，足有15个年头冇（没）回家了。”庄大姐一会儿从厨房出来用客家话问兰：“老家一定变化很大吧？”
孩子们好奇地听他们的妈妈嘀里嘟噜和兰姨翻南方话。刘书记虽不会讲客家话，却能听出个差不多啦，他不时地给孩子们翻译两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
坐了一会儿，我们起身要走，刘书记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离开他们家。
“老庄早就盼有个老乡和她唠唠家常喀。昨天我们拿肉票买了一斤肉，剁了酸菜，掺点碎粉头子，大家一起吃顿酸菜饺子。”刘书记站在门口拦住我们说道。
“我们连点水果也没给孩子们买。”兰歉疚地说。
“嘿，小孔一个月48元，养活你娘俩‘三无户’（无户口、无工作、无粮食关系），能把自己的日子将就下来，就算不错了。”庄大姐道。
能在书记兼老乡家作客，这使我和兰非常高兴。但是，当我们吃过午饭，坐了一会儿，兰抱着蕙儿离开刘书记家门时，不巧碰见那位初次见面皮笑肉不笑的材料科汪科长，他就住在前栋。一种尴尬之情袭上心来。尽管这是一位党的书记之家，我的脸上还是出现了不太自然的神色，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是的，自从自己有了1957年那段经历后，人与人之间的一点点亲密的表示，我都很怕被人作为什么口实而受到指责。尽管这段时间我自觉还是比较顺心，公司宣传部和那位主管双革办公室的郑华副经理，对我主编的《双革简报》感到比较满意。
“公司党委王强书记夸咱们了。”有一天郑华经理来到我们办公室，当着大家面道：“说咱们的‘简报’办得活泼、有生气，形式多样，既有动态，又有评论，还配有宣传双革意义的快板和漫画。……”那两位姓焦和姓刘的同事和我开玩笑说：“大编辑办小报——那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回材料科领工资的时候，我自然得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林组长和汪科长汇报。也许他们认为我被抽调去公司工作是组织信任、政治上“红”的一种标志，这年年终评比“五好”职工时，我还预想不到地被大家评了为数不多的二等奖。
访 绅 士 新 家
1966年春节临近，王绅士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经公路段那位段长介绍，和段长的一个邻居结了婚。女方是一个厂子的会计，也是二婚，有一女孩。王绅士邀请我们春节一定去他们家串门。
到了春节，我和兰抱着蕙儿，买了两瓶水果酒和一包糕点，初二一早便乘公共汽车去拜访了他们的新家。
王绅士的新家在县城东南角的普通住宅区里。说是县城，除了百货、俱乐部等少数二三层楼建筑，其余几乎一色是平房。有自来水却没有下水道，脏水满街泼，到处是冰凌、煤灰。住宅区偶尔有几棵柏树，也被烟灰染成黑色。连麻雀也不例外。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王绅士接过东西，介绍道：
“这是我的小老战友——孔庆芳。那是他爱人卢兰。”王绅士转过身：“这是你嫂子，陈燕。”
也许听老王叫我“小老战友”，陈燕嫂子嘎嘎笑出了声：“快请坐。”一面去抱蕙儿。
蕙儿还不满一周岁，却知道认生不让大娘抱，他用一双好奇眼光，看着围在炕上玩耍的三个小哥姐。却又没有胆量离开兰的怀抱。
“孔叔好！”国庆从炕上站起搂住我的脖子。
炕上另一个比国庆年纪小些的女孩，我猜她就是陈燕的女儿。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儿？”我躬身问道。
“我叫陈彤，红彤彤的彤。”
“上学了么？”
“上了。”
“几年级？”
“一年。”陈彤慢声细语，说起话来极悦耳。
陈燕大嫂在抽屉里翻着，寻出一个孩子们早已不玩的花铃棒给蕙儿，蕙儿平常很少有什么玩具，拿在手里便忘了生疏，和小哥哥姐姐在炕上一起玩得很开心。
过不一会儿，陈燕从箱里拿出个小纸包：“来，年前听老王说你们领孩子来，大娘给蕙儿买了件小花衫，看看穿着合适不？”一面给蕙儿穿上：“我们家老王是个马大哈，没心没肺的，说蕙儿是个小女孩。不然我不会去买小花衫的。”
“嗳，你看白白胖胖，挺秀气的，不象小公主吗？”王绅士把蕙儿接过来，举得高高的，哈哈大笑起来：“男女平等么，谁说小男孩就不许穿花衫？是不是？是不是？”一面在蕙儿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
“小心你那脸面胡子扎疼了蕙儿的小脸蛋儿。”陈燕提醒道。
蕙儿被扎得缩着脖儿咯咯地笑，大伙儿一看便嘎嘎乐了。
我们寒暄了一阵，大嫂进厨房去了。王绅士便陪我们唠起喀来。
“陈燕前夫是印刷厂的工会主席，和陈燕结婚五年没生过孩子，后来便在一家医院要了这个女孩。”王绅士用眼色指指炕上玩耍的陈彤：“以后，这位工会主席有了外遇，俩人吵翻要离婚。经过组织调解，关系已经和缓。但后来，一连两次陈燕都碰见她丈夫和另外一个女 人在街上走，她气不打一处来，便到丈夫厂里闹了起来。”
“是狗改不了吃屎。”陈燕嗓门本来就高，当她在书记办公室一哭诉，门外已经聚了不少听热闹的人。可后来经书记一了解，陈燕丈夫是和一女工委员去街上买文化体育用品，人家是有夫之妇，作风正派，压根儿没有陈燕说的那码子事。陈燕自知理亏，虽则半信半疑，也只好不言声了，但这回她丈夫却说什么也不干，非坚持离婚不可了：
“我做工会工作，印刷厂女工占上半数多，能永远不接触女同志么？我上哪儿干什么，后面都跟着双眼睛和舌头，我还怎么做人？有法儿工作么？”
好马不吃回头草，陈燕也是烈性子人，几经调解无效，最终陈燕领着小女儿，母女俩独自过起了日子。
“陈燕性格直爽、泼辣，克己待人，善于操持家务，对孩子也都不错。”王绅士总结似地道：“她过去在医院检查过，不能生育，现在说来倒好，因为我俩已经有三个孩子，再生也养活不起了。”
我看孩子们一个个穿着打扮得干干净净，屋里屋外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想起老王过去又当爹又当妈时的艰难狼狈相，吃饭时候，我感慨良多：
“嫂子，老王大哥有个外号叫王绅士，您知道不知道？”陈燕乐了：“还绅士呢，徒有其表。婚前我去他家看过，我是看不上眼啊。不过，那阵子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也够难为他了。”
“可他有个长处，”陈燕补充道：“他好收拾屋子，保持卫生这一点比别人强，什么东西该哪儿放还哪儿放，不象那个见着女人迈不动步的家伙，家什哪用哪扔，抽烟时，烟灰缸就在跟前，烟灰也往地下掸，烟头往地下扔……”
“没有女人的家，简直不能称之为家庭。”王绅士截住陈燕那不愉快的话题： “陈燕干活干净麻俐，我在班上事儿多，家里家外全靠你嫂子忙活了。”
“孩子们相处得不都挺和睦吗？”我问。
“大人和睦孩子们就和睦。”王绅士答道。
“这话说得太对了。”我说：“记得有个教育家说过：孩子身上有什么毛病，要从大人身上寻找。”
“看来，也只有现在，你才能称为绅士。”我说完，大家都乐了。
吃过午饭，闲唠一会儿，待离开王绅士家的时候，蕙儿却舍不得分手了。他攥住陈彤姐姐的衣袖，就是不肯松开他那小手。
“这小玩艺儿，还真招人喜欢。”陈燕道：“你们看，蕙儿舍不得离开小姐姐，眼眶还涌出两滴泪珠呢！”
大家都围着蕙儿瞅，瞅得蕙儿有些不好意思似地伏在兰的肩膀上。
这段时间是我和大赵离开报社来到新单位后，心情比较舒畅的日子。
树 欲 静 而 风 不 止
但是，这样的日子为时不长。
1966年春末的一天中午，大赵没回家，在食堂吃过饭后，来到我的住处。
“昨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你看了没有？”大赵问我。
“我们办公室没订这报。”我说：“怎么，又有什么新闻了么？”
“你还记得咱俩调出报社时，我跟你说过的话？”
“什么话？”我看兰在眼前，很怕他说出有关57年的什么事儿，用眼光向大赵暗示道。
“当时我说过：我曾听一些老同志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我看，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我那时曾说，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来个大运动。你瞧怎样？”
“怎样？”我茫然无知。
“昨天《解放军报》发了社论，题目是《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我还未理解：“嘿，这些年，年年都没离‘革命’、‘革命’的。”
“你看看就知道了。”大赵说：“过去我们谈成绩与缺点，毛主席总是比喻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回你说咋评价的？”
“咋评价的？”
“那口气基本把建国以来文艺界15年的工作都否定了。这和以往成绩是主要的调子正好相反。还指出有一条‘反党反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解放军报》，在全国有很高威信，因为毛主席曾经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报》发出这样全局性的号召，肯定会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赵还谈到，前两天欧阳芬在图书馆订的《北京日报》上看到，首都已开始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说：“咱们水平低，调出报社反倒好了。你想，过去《北京晚报》一来，大家一边抢着看《燕山夜话》，一边叫好，寻思那些文章大都是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的，通过读历史，讲故事，说笑话，启迪人们思考一些问题，哪想到还有这个那个问题！现在看来，真如毛主席讲过的，艺术性越高的东西，对人们毒害也就越大。”
“更严重的，还是咱们受其害而不知中其毒。也许咱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还没改造好。”我附和道：“看来，咱们还得好好学习，提高识别是非的能力。”
那时的我们，经过党的几十年的强化教育，对毛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确实已达到柯庆施所言相信毛主席已到迷信的地步。仿佛毛就是真理的化身。
可话是这样说。后来我才感觉到，形势飞速发展，要跟上它，不犯错误，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这年5月初，我在《人民日报》看到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议上的发言。郭老的那番话，一下子把我震动了。他说，几十年来，他一直拿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他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检讨自己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习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我深深地陷在沉思中。我还记得，我在1957年金建副总编的妻子从新华书店给我们送来《中国新诗选——1919—1949》时，郭老的好几首诗均放在康白情、冰心、闻一多、徐志摩、刘大白、朱自清等人之前，臧克家在序中曾说，在新诗的世界里，甚至在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域里，郭老的诗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位号称中国的“歌德”、中国的“诗圣”、“国宝”，德高望重的当代大文豪，也是我们客家人出身的郭老，他所写的东西，怎么会突然降到“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的地步呢！他的这些话，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可不是随便说的啊！郭老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紧跟毛主席的，如果他还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又还有谁学好、改造好啊？！
我迷惑彷徨矛盾。以往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除了和大赵说说，便去谈榕和王绅士那里讨教。现在，王绅士结婚后住得远了，很少有机会见面。谈榕呢，自从去年冬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行两种教育制度改革，也把整个教师进修学院搬到一个偏远山区，改办半工半读学校去了。暴彤在这方面可以说一无所知。我仿佛置身于信息闭塞的孤岛上了。
《解放军报》不久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5月16日，便传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制定了《中国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消息（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会议还揭露出，中央存在一个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为首的反党集团，成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毛主席的夫人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
“这回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有次遇见大赵，他悄悄跟我说：“这次运动做法，完全不同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赵不知从何处听说，邓拓因为“三家村”的事停职反省，据说上吊死了。我听着似信非信，总觉得这样德高望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报界的名人，在敌人面前都不曾屈服，如若不是受到重大打击，哪能去自寻绝路。说死就死呢？
所有这一切，仿佛又使人忆起1957年反右前夕的紧张气氛。用毛主席曾引用诗人李贺的诗来说，真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那时，我和兰及蕙儿，已从原来的独身宿舍搬到“光棍楼”去了。一起搬进这个楼的，还有食堂那位老杨，他也把农村的妻子、女儿接了来。我们就楼上楼下住着。老杨的妻子针线活做得满好，兰和老杨大嫂志趣相投，说话都有点关里味儿，走在一起人们还误以为姐俩。
“光棍楼”原是大跃进时，为了节省水泥钢筋盖板而建起的一座拱形三层楼。它的位置在东郊毗邻的光棍营子，相传百年前这里住过一个张光棍而得名。农业合作化后，村子里居住人家渐多，人们觉着光棍营子称谓不祥，有智商高者便借其谐音，取光荣富贵之意，易名为“广贵营子”。大跃进时本打算在这儿盖上群楼，作为职工住宅区，因为建国十五六年，全市人口增加3。5倍，职工住宅仅增41。7%，重建设轻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错误方针下，住房面积已从解放初期人均5。6平米降到现在不足一平米。当时要建楼群的设想倒也是宏伟的，没曾想盖完这个楼后，人们连吃的都顾不上，哪还有基建费去治窝？这个楼便孤单单地立在这荒野里而被职工们称之为“光棍楼”了。
人们因为“光棍楼”远离市区，无自来水、无暖气、购粮买菜又不便，而不愿住到这“连狗都不到这儿拉屎的地方”来，可这样的居住条件，对我们这些难以分得住房的“三无户”来说，倒属于喜从天降了。
我和兰及蕙儿一家三口住在一个约有六七平米的小北屋里，厨房是公共的，一家一个二尺左右烧煤的炉灶，同时做饭菜的话，屁股碰屁股。楼内没有厕所。饮用水都得下楼到压水井去挑。
“从楼下搬上多少来，再从楼上运下多少去。”人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吃喝拉撒睡。
但我和兰与众多“三无户”一样，毕竟庆幸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那时，尽管我们家徒四壁，水缸是工地废弃的大缸瓦管自己用水泥抹底做成的，炕桌是工地发旋用过的圆木盖加腿钉就的，水桶也是工地废弃的油桶自己加工的，连切菜板为省钱也是找一块宽木板头替代的。面对这样一个寒酸的家，当我们把一切收拾仃当，再把小姜用四块木板给我钉就的简易书架摆在一角，最后把那幅自己临摹的《鲁迅与青年作者》的水粉画挂上墙，兰拿出一块广州带来的大条纹花布作为床单铺在床上，我还是高兴地抱着兰在屋里转了好几圈。
光棍楼周围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光秃秃的北山隐现在一片雾霭中，夏秋季节还呈现一片生机，冬天的雪野就显得荒凉萧瑟了。这里离公司办公室步行要走30分钟左右。我早晨和兰一起吃过饭后，拿着兰给我装好的饭盒，便顺着那条坎坷不平的马车土道溜达着上班。九个钟头之后，夹着空饭盒，我又可以回到兰和蕙儿的身边。
“不求事业有成，但求有个温暖的家。”想到自己苦难的过去，想到兰善解人意，能够安心北方生活，吃得苦，勤俭持家，与左邻右舍相处很好，蕙儿也长得很乖，这一切对我来说，已很满足很满足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厄运还是从天而降！
一天上午，我正在编《双革简报》，宣传部把同室的那两位技术员招呼走了。在上厕所时，我还无意中碰到材料科保管组的刘旭组长。
“上公司办事来了？”我问老刘。
“噢，宣传部有点事儿。”他答道，显得有些不那么自然。
“宣传部有什么事呢？”回到办公室，我想：“以往，宣传上只要有事儿，总少不了我，这回，还把我们办公室的人也叫去了，宣传部可是很少找他们的啊！”中午吃饭时，这两位技术员没象往日那样和我一起用餐，而说到别的屋下棋，拿着饭盒走了。下午上班，当我根据以前计划问他俩明天是否按原打算下厂队时，他俩也说这两天有事，暂时不下去了。
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这两个技术员仿佛一下子似乎生疏拘束起来，好像有意躲着我似的。为什么呢？我一直工作得挺好，可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俩的事啊！
“也许是一种错觉。”我宽解自己道。这些年来，由于1957年那段历史，我常常变得自卑、自责。“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有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多愁善感、患得患失的。
第二天，我夹着饭盒高兴地去上班，姓焦的技术员第一次那么早把办公室卫生搞完了。我正想找水壶去打开水，刘技术员也提着开水进屋来了。
“嗨，今天活都让你俩干了，我可逍遥自在了！”我快活地把饭盒送到水房饭箱里去。
我刚回到办公室，外面走廊传来门卫老头的摇铃声，接着便听到“全体干部到大会议室参观”的通知。
我随着人流缓缓地朝大会议室行进。参观什么呢？为什么不似每次参观什么展览时气氛那么活跃，而变得那么严肃？我正纳闷之间，已随着队伍踏进了会议室的门坎。
一幅幅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标语立刻映入我的眼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再细一看，原是揭露反革命分子朱国兴罪行的大字报，我再往后一看，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突然象从空中一失足重重地摔到地上！我全身仿佛掉进冰水中。但我竭力控制住自己，随着缓慢的人流，逐张逐张地阅读大字报。
从揭露的内容看，朱国兴是设计室的唯一一位高级工程师，历史反革命，罪行是在设计北新大桥工程中，大搞名洋古，把桥设计得过高过宽，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宝贵资材，而在设计北新剧院中，则大搞封资修，以所谓继承民族传统之名，把北新剧院的门面，用各种图案装饰得花里胡哨。
大字报还揭露他日常谈话中流露我党地下工作者与他有过联系，散布他对牢狱生活的不满。这是一张欲言又止、很难看懂的大字报。
终于看到揭露自己“罪行”的大字报了。一个穿蓝制服的瘦高个子来到我身旁，宣布我可以把有关自己的大字报内容记下来，以备日后向革命群众作交待。我知道他是公司保卫科的梁文科长，过去腰上常挂着个五四式手枪，在院子里晃来晃去。
“大右派孔庆芳，污蔑‘学习园地’为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这是我看到的头一条罪状。
我想起来了。那是到材料科不久，刘书记让我在材料库院内写大字标语，搞宣传的时候，适逢公司职工到市里听取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谈心得的报告。报告生动感人，回来大家座谈也很热烈。当时，我看墙上开辟的“学习园地”，四框颜色已经泛黄，却还没有往里张贴过谁的心得。我于是建议大家把它利用起来，把所谈所感写成学习体会，共同交流，岂不很好，说完大家均表赞成，于是我写了那么一则几十字的名为《小建议》的小文：
我们的“学习园地”建立快半年了，然而，没有人在这里播种、施肥，因而也就看不到收获。我建议大家都来关心它，不然，就要变成不毛之地了。
接着说的是希望大家采取一事一议多种形式，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不毛之地”，谁不晓得意旨没有收成的土地？怎么能曲解为“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呢？这和整篇文章的逻辑和它所起的积极作用，也风马牛不相及啊！但我得虚心把它记下来。
接着看到的第二条罪状，是说我在“学习园地”后来写的《谈任性与宁折不弯》一文，是反党反党主义的大毒草。是宣扬宁折不弯与党和社会主义对抗，这是我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对无产阶级的疯狂挑战。接着还谈到此文在“学习园地”发表后，在材料科掀起一股妖风，长了资产阶级志气，灭了无产阶级威风等等。
这篇小文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经过1957年反右之后，我在思想认识上对这一界线已经比较明确：这就是：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性”，还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之“性”？我们应该抛弃前者，坚持后者。
但是大字报的撰稿人（一看字体，我便知那是部队因乱搞男女关系受处分转业到保管组的那位刘旭组长），他在列举上述罪状时，却不把我的文章全盘端出来供大家分析批判，而是断章取义加于歪曲。我此刻后悔的是，写完这些文章，没有留下底稿，如果组织上再没有保存我的原文，他这一批，我可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颤抖着记下了自己的第二条罪状。
再后的大字报揭露的是，我借编辑《双革简报》之便，大肆向党发射毒箭，说《要乘法不要除法》一文，是邓拓之流的黑话。说“一乘六亿五的节约活动，是对增产节约运动的诋毁”，他们还把文章署名“赵路”，也称为“反党三家村”中贩来的黑货。
看完这条罪状，虽然未公布原文，我心里倒还平静，因为一来还有《双革简报》可查，更重要的是，一乘六亿五的节约活动，亦即《要乘法不要除法》一文，是照新华社电文摘录来的（亦即赵路谐音的由来）。这只要把那张《人民日报》找来，我的此一罪状也便真相大白了。
大字报列出我的最后两条罪状，是署名“革命群众”所揭露的。一是我写的大字标语：“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把“突”字下面的“犬”写成“大”，少写一点，目的在于暗示“一点不要突出政治”一一(此人的智商之高，真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二是我恶毒污蔑革命标语为“挽联”，——我曾经惴惴不安害怕发生的事实，今天果然发生了。……
我该怎么办？命运之神啊，为何这么不公，非得把一个“不求事业有成，但求有个温暖的家”，平平安安苟活一生的我，偏偏又要推到这运动的浪尖上来？
是的，统观这些大字报，我可以说，这些年我比较好地接受了党的教育，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已经积极地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没有再犯大的、属于三反（反党、反人民、反党主义）性质的错误，可以说，我每迈一步，都小心弈弈地谨小慎微到一步三回头的境地。难道仅仅因为我当过一回子右派，就摘完帽也要永远揪住不放，让我一辈子当毛主席所说的“反面教员”么？难道我真属于天主认为的恶人，注定要受永罚么？还是属于罪愆没有赎尽，一直要延续到罪愆炼尽时为止啊！我就不能过几天平民百姓的安安静静的日子么？！
更使我难以面对的，是怎样向兰去说清目前的一切！我的前途、事业已经无望了，但我还渴望保留这温暖的、可以避寒的家啊！
那天下午，下班铃声响过好久，我尽意等到大家走尽之后，才夹着饭盒，心事重重地往家走。往常半个钟头的路程，足足让我踯躅了45分钟。
我庆幸我和兰已从公司独身宿舍搬到这孤僻荒野的光棍楼，出来进去可以少碰些熟人，但光棍楼也并非世外桃源，生活在这里的住户，几乎绝大部分是公司的所属厂队职工。他们迟早会知道我的那些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前面就要到家了。我不安地看着眼前发现的一切。你看，那压水井旁围着一帮挑水的男男女女，他们可能就在谈论今天他们在公司会议室里看到的一切。那一帮玩耍的孩子指指划划，是否在议论他们楼里也出了牛鬼蛇神呢！？几天前，他们正是在这里津津有味地议论市里哪个学校、哪个机关又出了牛鬼蛇神的。
炕上的小桌已经摆好饭菜。
“今天改善生活。”兰看我回来了，高兴地接过我手中的饭盒，显然还没有觉出我的情绪的变化：“你猜猜，我给你做什么好菜了？”她的话依然是那么快乐动听。
“什么好菜？”我踏进走廊路经厨房，曾经闻着有煎鱼的香味，不过，厨房是公共的，我们家就一个人的鱼票，那斤鱼端午节早就买来吃完了。
“你猜猜看。”兰说。
“没猜出来。”我说。也没有心思去猜。我感觉头有点儿疼。
兰把盖在盘上的碗拿掉，还真就是一盘鱼。
我正奇怪，兰介绍开了：“我抱着蕙儿和食堂老杨的爱人去上街，看水产公司门市部排一溜人，我们就想，都过完节了，咋还这么多人排队买鱼呢？细一看，大家手里光攥着钱，没发现谁手里有票，我们问：这鱼不要票吗？排队的人说，都是碎杂鱼，不收票。我们上前一看，两毛多钱一斤，照要票的鱼便宜一半，鱼头还都扔一边了，就是冰冻折着卖时弄碎了的。我俩就排队各买了四五斤。大些的用盐卤过后晾鱼干了，剩点小的煎了一盘，你吃吃看，挺好的。”
----------接第四章狂飙（二）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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