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炼狱（十一）形势急转之下
接第三章炼狱（十）有情人终成眷属
“至于我相中他的最重要一点，是他的人品。”淑芬打开他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他对谁都那么好，不耍坏心眼儿。当有些干部，甚至有些党员，昧着良心批判赵闯，把评功摆好时给赵闯提的优点，到批判赵闯时又当缺点加于批判时，我们就想，这算什么人？连基本的道德、是非都不讲，还有没有良心？可老杜不是这样人，那次批判赵闯的会上，老杜发表了他那‘哪窝不哪窝’的高论之后，我和马姐就替他的发言叫好，只不过是不敢说出来罢了。
“散会之后，我和马姐特地跟随着问老杜，他最后有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我杜洪涛历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干那随帮唱曲落井下石的损事。当时我就觉得，嫁给这样的人，信得过，不会吃亏。“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我还真是有点儿幼稚，以为下去劳动几个月，或象干部下放似的，一年半载就回来呗，哪成想，下去之后，还给他戴上顶右派帽子，一去好几年呢！
“不过我也常想，这样的好人他们硬要说成是‘反动派’，爱上这么好的一个‘反动派’，我也就认了！我既然在送给老杜的毛衣上绣上了‘ＷＡＮ’，那我就豁出来等他几年！”
“精采精采！”我和谈榕深为感动。
“记者同志，可不能把这登到报上去啊！”淑芬开玩笑说。
谈榕却是认真的：“放心吧，这事是登不了党报的大雅之堂的，如果‘最值得尊敬的大嫂’这顶荣耀的花环，若是党和人民赏赐的，倒兴许能登。可惜说这话的是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以后不再揪我们的辫子，就烧高香了。”
“用不着对前途这么悲观吧！”我还想着金建的那句话：“以后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的。”
形 势 急 转 直 下
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被谈榕不幸言中。
国内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紧张局面。北有苏修，南有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也乘机侵扰中印边界，形势变得越来越险峻。去年秋天，毛主席在我党八届十中全会提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似乎还只不过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批批李建彤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批批鬼戏《李慧娘》等等而已。(后来得知因《刘志丹》这部小说打成反党集团并受株连的祸及万人。上至国家副总理习仲勋——支持出版该书(事后有文披露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下至习吃过饭的饭店经理，还有工人出版社社长、责任编辑，甚至连给作者李建彤——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爱人——采访时带过路的普通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迫害至死。)而现在，许多迹象表明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开始运作了。
有天中午，林总编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宣读了一份文件，明令党组织不能发展地富反坏子女加入党组织，对与其子女结婚的人，亦不得吸收为中国我党党员。
兰的父亲虽是从事地下斗争时入党的老党员，但她的家庭成份却是华侨地主。
入党的希望破灭了。我在日记中写道：“……那就争取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同路人罢！”
没曾想，这篇日记还引出一段故事来。
“小孔，一会儿付印完之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天金建副总编值夜班，在即将签付印之际，他这样对我说。
我踏着楼梯一步步来到三楼的副总编办公室，不知金建有什么事要和我谈，我心里比较坦然的是，我回到校对组二年，工作积极，差错也比较少，七个人中排二三名，得到过温文组长的表扬。
“我得先向您检讨。”金建副总编这样开头，令我莫名其妙。他接着解释道：“昨晚我在您办公桌上看完付印大样，无意间拽了下您的抽屉，您的《生活日记》引起我的好奇，随便翻了翻，恰好看到您写的争做‘党的同路人’那段。”
金建副总编边说边给我倒了杯水。安慰我道：
“毛主席过去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所以入党的事，你不必灰心，政策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还是毛主席那句话：在困难的时候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看到我们的光明前途……”
我没有因为金建副总编翻阅我的日记感到懊恼，相反，觉得那是兄长般的关怀，是组织对我关心的一种表现。我怀着这种温暖和感激的心情回到宿舍，并因此而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年夏天，兰终于来到我的身边。新婚不如久别，我们度过了几个月的甜蜜生活。
那时城市户口开始冻结，住房也开始紧张，林立栋总编让我耐心等待一个时期，这样，我和兰借老唐那间厕所改建的房子住了近四个月，便不得不返回南方，暂时寄居到广州大哥家了。
当然，我无幸盼到林总编让我等待的那个“时期”，因为兰走了不过半月，我和大赵便得到通知，因“工作需要”，我俩要调到市里一家建筑公司去工作。让我俩过两天去那里报到。
“调出也挺好。”大赵来到我宿舍，自我安慰道：“若不然，新闻这碗饭也不好吃。”他说：“这两年，报纸上开始发些知识性趣味性文章，现在，又开始说，那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会给有害的知识和低级趣味开放绿灯，会损害思想性指导性等，都不让搞了。”
停了一会，大赵继续说道：“现在文艺界批得挺欢。过去咱们在农场时看过的那些书，基本上都批了。《三家巷》、《苦斗》原本认为是反映革命斗争的好书，现在说那是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坏书。《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原来文艺界评价甚高，现在也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树碑立传的。还有电影《早春二月》，被认为是浸透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坏作品。据文联一位老同志说，毛主席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现在大多数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过了一会儿，大赵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据说毛主席还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若真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场大运动。”
说到这里，大赵近似宽慰地自嘲道：“早走晚走，早晚得走。‘工作需要’，毕竟比‘纯洁新闻队伍’听起来要入耳一些。”他接着说：“林总编那次传达关于什么人不能入党的那份文件时，我就预感到，咱们这号子人，在新闻部门怕是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党的喉舌机关，能让咱们这‘五类分子’待下去么！”
“咱们不是已经摘帽归队了么？”我说。
“你倒天真得挺可爱。”大赵揶揄道：“你忘了暴彤跟咱俩说过的那句话么——摘帽右派，和劳动改造释放犯有何区别？！按毛主席说法，能让咱们‘多少做一点事’，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相对无语，心里压了铅块般地沉重。
下午，我来到校对组办公室收拾抽屉里的东西，人们沉默着，宛如送葬和遗体告别的那种氛围。
但是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两本崭新的日记本——那是朱霞和大佟他们偷偷送我的。日记的扉页上写着近似的话：希望在新的岗位上永远前进！大佟送我的那本日记本，前头撕去了几页，看得出这是别人送他，他没有钱买新的，又转送给我的一一礼轻情意重啊。第二天，我向行政科借了辆手推车，装着我自己的全部独身行装和两箱书，与大赵一起去市建公司组干科报到。
已是深秋天气，金黄的落叶铺满了街路。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和马车从我们身旁闪过。我想起了我们坐着马车去马家沟水库工地报到的情景，我耳朵边仿佛又响起昔日那单调的铃铛声和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嗞嗞声……虽然，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第四章
狂 飙
“ 文化大革命”是个人烟稀少的年代，所见的不是鬼，就是奴才，或者是囚犯。
——佚名
建筑公司组干科的程科长是个回族人，中等身材，胖胖的，30多岁，说起话来如同高尔基《我的童年》中面包坊里的老板，声音中仿佛都充满脂肪质似的。
“老赵同志，”程科长这样称呼大赵：“听说你身体不算太好，也年长些，就留在公司办公室吧，具体工作一会儿科长和你谈。”
“你呢，”程科长面向着我：“年纪较轻，组织决定让你去材料科学习材料核算，那是一个技术专业，希望你好好学习，尽快熟悉业务……”
当科长知道我家属还在南方，便让行政科同志领着我安排到后院的独身宿舍。
“这样安排挺好，你说呢？”大赵一边帮我卸下手推车上的行李，一边说：“办公室也可能让我帮他们整理点材料什么的。”他怕我想不通，又说：“你那材料核算工作，可能也就属于成本核算一类的事。也行啊，嘿，对付碗饭吃呗！”
我说不上我此刻的心情是喜是忧。我机械地铺着床铺，收拾着屋里卫生。脑子出现一片空白，仿佛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我怎样去向兰和她的父亲、以及中山大学的二叔解释这一切啊！
“王绅士这次不知往哪儿安排？”脑子闲不住的大赵，继续着他的话题：“电台更不是咱这号人待的地方。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我自己的事儿还打理不好，哪有心思去考虑别人？
材料科没有和公司机关一个楼办公，而是设在北新市东郊边沿的材料库里，步行15分钟便可到达。
我先找到挂有“科长室”牌子的屋里去报到。不料一进门，却瞅见一个异常熟悉的面孔：
“哎啊，刘德福书记，您到这儿办事来了？”原来是当年采石场的书记。他那洁净的旧军装上，依然挂着那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你离开采石场第二年，我就调这材料科工作来了。”刘书记解释道：“采石场和建筑公司都归建设局管。我家在市里，天天那么跑跑不起，提了几次，就把我调这儿来了。”刘书记接着说：“前几天就听说报社调个人来，不知是你。你来这儿工作，挺好挺好。能写会画，这回帮助科里写写总结、搞搞宣传。”接着他把我介绍给汪科长。这位汪科长50左右年纪，黑黑的脸，长着一张永远闭不拢的大嘴：“欢迎欢迎。嘿嘿。”满脸堆笑。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礼节性的笑。
我来到材料核算组，组里连我一共三个人：组长和一名年纪比我略大的女核算员。
我们的任务是复核材料组进入和付出的各种建筑材料、数量和金额，做出不同工程所需材料的预算及决算。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那个满口北京腔的林组长让我先做些复核工作，慢慢熟悉其他业务。
复核本身对我这个只搞过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那材积立方米下的4位数，再算到元角分，乘法和除法在只能靠珠算情况下，定位就把我给难住了。
组长的工作比较多，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虽然他一直对我挺客气，也象“咕咕头”组长那般，一口一个“文人”。还好，那位女核算员对我挺热情。于是，瞅准闲空，我只好不耻下问去请教李大姐。
“不要着急，慢慢来。”她安慰我道：“我也才熟悉一年多。”一面便教我如何定位及一般工作程序。
“头两天我就听我那口子说，您要到咱科里来。我一听你的经历，最初以为是个老头呢，没曾想还是个小伙儿。”李大姐看组长没在屋，合上帐本，和我唠起家常。
“你爱人在哪儿，做什么工作？”听李大姐说她丈夫这样熟悉我的情况，我有些惊奇。
“就是组干科的老程呀，您不是见过他了么？”
“见是见了，但我不知道您俩是一家子。”我说。
“听说您成份还挺好。”李大姐说：“这材料科，除了科长、书记，大部分成份都比较高，要不就是受过处分的。”
后面这句话大大损伤了我的自尊心。
李大姐接着介绍道：“咱组长成份是地主，但业务挺过硬，要不早该当上科长了；咱那汪科长，木匠出身——”李大姐说到这儿打住了，瞅了瞅门外：“没啥文化，大老粗一个，慢慢你就晓得了；保管组长刘旭是转业军人，留党察看的党员，在部队生活作风犯错误下来的；那位运输组长老贾，原来在什么厂当厂长来的，摆阔气犯了错误，办公室里沙发、茶几、衣架，据说赶上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了……”
我听她说着，心里犯了核计：这又是个多嘴婆，家长里短的。和她刚见面，便哇拉哇拉，什么都说，没完没了。我正懊悔陷入这人员关系复杂的圈子里，李大姐末尾一句推心置腹的话扭转了我对她的看法：
“乌鸦落在老母猪身上——别光说他人黑，看不到自己黑，”李大姐说：“我家也是富农，这材料科包括我自己，没有几个好货。”李大姐说到这儿，自个儿嘎嘎笑了。我转而对她那直言不讳的爽朗性格佩服起来。
下班时候，我和刘书记碰巧走同一段路。他推着自行车，却没有骑，分明想和我拉拉话儿。
“你家是广东宁城的？”老刘问我。他看我点了点头，又自个儿介绍说：“我老伴也是广东梅县的。”他看我惊奇的样子，迅即解释道：“我们南下时认识的。后来我俩一起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到地方结的婚。”他还关切地问我的婚姻和家庭，欢迎我以后有空去他家作客。
刘书记我们在采石场虽然早就认识，对我和谈榕也一直不错。他在我给墙报写的诗受到无端批判时所表示的关切，我一直没忘。但过去在采石场搞宣传时，他从没向我们提起过他家情况，而这次推心置腹地介绍并对我发出热情邀请，确实使我在情感上引起某种震动。我仿佛感到这是领导的一种信任，一种关切，一种共事中的真情流露。
我心底里那种被贬到新单位的自悲感，被流入心田的这股暖流逐渐地融化了……
但是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又该怎样向兰和她的父亲、二叔交待啊！过去当右派的事，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都得向兰说清楚。况且事情已经过去这许多年，处分也早已经结束。于是，我静下心来，决心写封长信，祈求兰的谅解。
信写完后，我没有着急寄出，我想还是听听谈榕的意见为好。第二天晚饭后，我便拿着写好的信，来到谈榕宿舍。现在，我们两个单位比以前更近了。
“你可不能冒冒失失把过去那段历史急着告诉阿兰。”谈榕看完信后，态度认真地说：“上次你不是说，阿兰到这儿探亲时，是怀着孕回去的么？你这封信一寄回去，突然的打击，会让她造成流产的。你以后只有瞅准适当的时机——双方感情有充分把握的成熟时机，才能去公开这些事儿。”
谈榕没有结过婚，不知为什么他这方面经验那么丰富。
“可眼前这一关怎样应付啊？”我摊开双手，万般无奈。
“嘿，就说工作需要嘛。调动是常有的事。他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回到宿舍，我把谈榕看过的那封信夹在过去保留的评报发言稿里，硬着头皮提笔给兰另写了封信：
亲爱的兰：
你近来快乐吗？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做父母了？
告诉你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最近，我们几个“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式干部，被调到企业工作来了……
我写了撕、撕了写。这是一封难产的信。
但是刘书记那番话救了我的驾：
值得庆幸的是，新单位的书记是咱们半拉子老乡。户口问题，书记说慢慢联 系，住房问题，他也说公司比报社或许更有通融余地。……
我只说刘书记是过去认识的一个熟人，他的妻子是咱们梅县老乡。我把我和大赵两人调出，说成“我们几个”……我第一次觉得撒谎其实也非轻而易举之事。
兰的回信出乎我的意料：“爸爸和二叔十分理解我们的境况，两位老人说，报社是个政治上最敏感的机关，到企业工作也挺好。还说，行行出状元，都是革命工作。让我写信鼓励你，好好地安心钻研新的业务。依靠组织创造条件，让我尽快回到你的身边……”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把这消息告诉谈榕，谈榕的表现却极为平淡：
“你还记得你结婚刚从南方回来，谈到阿兰成分高，我跟你说过：‘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彼此更易理解’这些话么？”谈榕说：“这回他们不仅没怀疑你这里出了什么事，他们可能反而认为他们的成份影响了你的前途。因为事情很明显，你是个文字工作者，不涉及经济问题，思想政治上呢？近几年城市没有搞什么大的运动，他们不会想到六七年前那场反右运动会牵扯你。因为你的成份好，那时你年纪又那么轻。”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庆幸前次好在听了谈榕的话，没有冒冒失失向兰和盘托出那段坎坷历史。
几个月之后，材料核算工作刚刚熟悉。全国开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各机关科室的墙上、院内外，都大书特书“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浪潮”、“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之类的标语和学习专刊。
刘德福书记自然想到了我。这样，我除了完成本职核算工作外，也抽时间写标语，出板报，画宣传画。我过去在文化馆业余美术学习班学习的绘画技术，这回有了用场。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把个材料科里里外外营造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良好氛围。
这事儿传到公司。不久，公司党委宣传部和公司工会联合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馆，我因为能写会画，又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便被抽去专门从事筹备展览馆的工作了。
所有这一切，我自然是十分高兴干的：正如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右派改正后，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所说，在不能为党报工作时，能当个黑板报的编辑，也感到是一种无尚的荣光。
有一天，我去百货商店购买油画笔和颜料，适逢王绅士也去商店购买办公用品。他是在我和大赵从报社调往市建公司同时，从电台调到公路管理段做行政工作。家也搬到公路段附近的职工住宅去了。他和段长是邻居，段长对他的处境挺同情也挺关心。段长老伴看王绅士的孩子衣服破了，便主动拿去用缝纫机扎好，还打算在适当时候，给他介绍一个合适的……
王绅士谈到这些，喜形于色。是啊，在那种环境中，我们只要能得到人们、特别是领导的一点点关怀，心里便似吃了蜜般的甜。
初 为 人 父
这年夏天，兰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平安降生了。中秋时分，和领导打过招呼，我终于在锦州车站接来了兰母子俩。
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可爱极了。初为人母的兰，还穿着我们结婚时穿过的那条灰地蓝花格的裙子，配上白地蓝条的衬衫，出现在站台上，显得格外可爱。
我看看甜睡在兰怀里的孩子，看看兰也许因为又提又抱累红了的两颊，我接过行李兜，把它挎在肩上，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都汇聚在我俩紧拉着的双手了。
独身宿舍同室的炊事员老杨和木匠小姜，为方便我们团聚，主动搬到别的房里去了。我们将两床一并，另一床铺上几张报纸，放些杂物。墙上挂了张我业余时间临摹的《鲁迅与青年作者》的水粉画，画的四周用小姜加工的花边板条装饰成框框。一个临时小家庭就这么轻易地组成了。儿子很乖，从不哭闹。饿了或尿了哼哼两声，兰喂过奶，或换过尿布，小家伙便笑咪咪地躺在床上，自个儿玩。
大赵来看我们，他的办公室就在前院。
“别提我们的过去。”我在迎接大赵进屋前，和大赵耳语并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
大赵寒暄了一阵，品尝着兰从广州带来的椰子糖块，逗逗乖乖躺在床上的孩子，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他在办公室管文具用品，没象他原来预料那样有什么材料让他写。
“这样也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省得犯错误。”他继续说，“别因为写材料用错一句话，给你上纲上线，没完没了。现在人心叵测啊！”我头两天见到他，他这样宽解自己道。
晚上，我们在食堂打来饭菜吃过之后，谈榕也来看兰母子俩。还是谈榕心细，他买来一袋奶粉。听说兰的奶足够孩子吃，问了问广州的气候与逐渐好转的副食供应。原来同室的老杨与小姜也进屋坐了一会儿，便分别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了。
老杨是三年困难时期从安徽逃荒来到关外的，现在食堂当炊事员，当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关照说，南方人爱吃大米饭，一个人一月二斤细粮票，几顿就吃没了，要我赶买饭人少时再去，遇有剩大米饭时，他会给我盛些大米饭……
客人尽皆散去，我和兰插上房门，便迫不及待地相拥在一起了。我把兰搂在怀里，看着老实躺在床上的儿子，一种久未有过的幸福之情油然而生。
“还没给孩子取名呢？你看给取个什么名儿好？”兰说道。
我望着甜甜地睡在那儿的小宝：“爸和二叔或大哥没商量给取个名儿呢？”我说。
“他们说要等你这个当爸爸的人来取呢。”
“我倒是想过，只是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说说看。”兰从我的怀里仰望着我。
“你们姊妹都是按‘素’字排列的。蕙兰是仅次于素心兰的一种名贵花卉，我们的儿子就取名叫蕙儿吧！”
兰伏在我的胸前，搂着我的脖子，我们再一次把视线移向安详地睡在一角的蕙儿，室内被我那自制绿色台灯照射得一片静谧，往日的思念，长期分居的烦恼，早已遁到九霄云外。此刻，我们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了。
公司筹办学习毛著展览馆结束之后，我没有再回材料科而留在了公司新成立的“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办公室”。这是个临时机构，我的工资与关系仍在材料科。
办公室由公司一位副经理分管，另有几位技术员负责全公司的合理化建议提案的研究落实。我则负责宣传，编辑出版油印的《双革简报》。我喜爱书法、美术，又搞过编辑、校对，干起来得心应手。当然，间或我也到下属厂队收集双革信息，遇他们有求协助书写大字标语或装饰宣传栏，经宣传部或工会跟我们办公室领导打过招呼，我便去帮他们干。
那时，举凡厂门、车间外墙或举目显要之处，都大兴书写“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类大字标语之风。书写之初，他们事先用白灰水把墙刷好，而后由我用大扁刷直接往上书写。有条件的用红油漆写，宣传经费少些的，则利用红土或黑烟子代替墨汁。
顺围墙站在地面或椅子上面书写大字标语，比较容易。爬梯子往二楼以上高墙写，就艰辛一些了。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有次到一工厂往十几二十米高的方型烟囱上写大字标语，完全没有安全设施，只靠一晃晃悠悠的竹梯爬上爬下书写，双脚心站得生疼不说，几乎写一个字就得出一身冷汗：万一梯子旁滑，即使不摔死，也可能弄个残废。
“如果我光荣了，就让这标语为我作证吧！”有时自己这么想道。
但是我没敢和兰说。我不能让她为我担心受怕。
我从高处一步一步往低处写，写完一个字舒一口气。
两天之后，终于完成了任务。我推了推因为出汗粘在脑门上的帽檐，如释重负。
但半月之后，我在办公室接到该厂的一个电话：“烟囱上的标语写得倒满好，只可惜黑地写上白字——”电话里的人略停片刻，接着说道：“似乎不够严肃。”
我即时醒悟了。虽然用什么颜料，事先都由他们因陋就简安排好了。但此事非同小可。既然来电话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迅即想法采取补救措施。那时我正忙于编辑出版《双革简报》，短期内难得脱身，我于是摇通了这个厂党总支的电话：
“喂，书记在吗？主席呢？你是办公室的同志吧？和你说说就行了。”我转述了事情经过，我怕他没理解事情的严重性，便又加了一句：“黑地白字不好，你明白么？”我觉得有必要点破才能引起他的重视，不致延误此事，便压低嗓音在电话里说：“黑地白字象挽联，不严肃，所以赶紧让书记或主席，派个人用红土子把黑地刷成红地，就可以了。”
待接电话的人答应一定负责及时如实转告，我才松了口气。
“日后写标语或做什么，脑子真得复杂一点才好。可不能再出这类漏洞了。”我以后许久都这么惴惴不安地想。
周末，刘德福书记和他妻子一一祖籍梅州老家的庄姐一家人来看兰和蕙儿。他俩是去公司澡塘洗完澡，顺便来探望的。
刘书记已兼任机关支部书记，很少去科里办公了。庄姐在公司卫生所当医生。他们带着“五朵金花”，一个儿子，来到我们这个临时小家，一下子把小屋塞满了。
兰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很感过意不去。庄大姐却用梅州话说：“老乡见见面，比什么都好，还要什么吃？”孩子们很喜欢蕙儿，一个个轮换着抱。庄姐看孩子们喜欢得什么似的，一再嘱咐我们星期日到他们家作客，我看他们真心实意，既作为老乡，又作为组织，于是次日我和兰便抱着蕙儿进了庄大姐的家门。
刘书记的家简朴得近乎寒酸。除了一张旧桌子，孩子们用的桌凳几乎都是用板皮和小木方自己钉上的。这使我想到大哥的家，同样多的孩子，同样困难的生活。刘书记和庄大姐日常总穿部队发存的旧军装，省下的布票都分着给孩子们添衣服了。因此，尽管孩子多，姊弟们还是打扮得花枝招展。
---------接第四章狂飙（一）访绅士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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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之后，我和马姐特地跟随着问老杜，他最后有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我杜洪涛历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干那随帮唱曲落井下石的损事。当时我就觉得，嫁给这样的人，信得过，不会吃亏。“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我还真是有点儿幼稚，以为下去劳动几个月，或象干部下放似的，一年半载就回来呗，哪成想，下去之后，还给他戴上顶右派帽子，一去好几年呢！
“不过我也常想，这样的好人他们硬要说成是‘反动派’，爱上这么好的一个‘反动派’，我也就认了！我既然在送给老杜的毛衣上绣上了‘ＷＡＮ’，那我就豁出来等他几年！”
“精采精采！”我和谈榕深为感动。
“记者同志，可不能把这登到报上去啊！”淑芬开玩笑说。
谈榕却是认真的：“放心吧，这事是登不了党报的大雅之堂的，如果‘最值得尊敬的大嫂’这顶荣耀的花环，若是党和人民赏赐的，倒兴许能登。可惜说这话的是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以后不再揪我们的辫子，就烧高香了。”
“用不着对前途这么悲观吧！”我还想着金建的那句话：“以后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的。”
形 势 急 转 直 下
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被谈榕不幸言中。
国内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紧张局面。北有苏修，南有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也乘机侵扰中印边界，形势变得越来越险峻。去年秋天，毛主席在我党八届十中全会提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似乎还只不过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批批李建彤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批批鬼戏《李慧娘》等等而已。(后来得知因《刘志丹》这部小说打成反党集团并受株连的祸及万人。上至国家副总理习仲勋——支持出版该书(事后有文披露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下至习吃过饭的饭店经理，还有工人出版社社长、责任编辑，甚至连给作者李建彤——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爱人——采访时带过路的普通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迫害至死。)而现在，许多迹象表明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开始运作了。
有天中午，林总编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宣读了一份文件，明令党组织不能发展地富反坏子女加入党组织，对与其子女结婚的人，亦不得吸收为中国我党党员。
兰的父亲虽是从事地下斗争时入党的老党员，但她的家庭成份却是华侨地主。
入党的希望破灭了。我在日记中写道：“……那就争取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同路人罢！”
没曾想，这篇日记还引出一段故事来。
“小孔，一会儿付印完之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天金建副总编值夜班，在即将签付印之际，他这样对我说。
我踏着楼梯一步步来到三楼的副总编办公室，不知金建有什么事要和我谈，我心里比较坦然的是，我回到校对组二年，工作积极，差错也比较少，七个人中排二三名，得到过温文组长的表扬。
“我得先向您检讨。”金建副总编这样开头，令我莫名其妙。他接着解释道：“昨晚我在您办公桌上看完付印大样，无意间拽了下您的抽屉，您的《生活日记》引起我的好奇，随便翻了翻，恰好看到您写的争做‘党的同路人’那段。”
金建副总编边说边给我倒了杯水。安慰我道：
“毛主席过去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所以入党的事，你不必灰心，政策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还是毛主席那句话：在困难的时候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看到我们的光明前途……”
我没有因为金建副总编翻阅我的日记感到懊恼，相反，觉得那是兄长般的关怀，是组织对我关心的一种表现。我怀着这种温暖和感激的心情回到宿舍，并因此而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年夏天，兰终于来到我的身边。新婚不如久别，我们度过了几个月的甜蜜生活。
那时城市户口开始冻结，住房也开始紧张，林立栋总编让我耐心等待一个时期，这样，我和兰借老唐那间厕所改建的房子住了近四个月，便不得不返回南方，暂时寄居到广州大哥家了。
当然，我无幸盼到林总编让我等待的那个“时期”，因为兰走了不过半月，我和大赵便得到通知，因“工作需要”，我俩要调到市里一家建筑公司去工作。让我俩过两天去那里报到。
“调出也挺好。”大赵来到我宿舍，自我安慰道：“若不然，新闻这碗饭也不好吃。”他说：“这两年，报纸上开始发些知识性趣味性文章，现在，又开始说，那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会给有害的知识和低级趣味开放绿灯，会损害思想性指导性等，都不让搞了。”
停了一会，大赵继续说道：“现在文艺界批得挺欢。过去咱们在农场时看过的那些书，基本上都批了。《三家巷》、《苦斗》原本认为是反映革命斗争的好书，现在说那是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坏书。《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原来文艺界评价甚高，现在也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树碑立传的。还有电影《早春二月》，被认为是浸透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坏作品。据文联一位老同志说，毛主席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现在大多数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过了一会儿，大赵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据说毛主席还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若真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场大运动。”
说到这里，大赵近似宽慰地自嘲道：“早走晚走，早晚得走。‘工作需要’，毕竟比‘纯洁新闻队伍’听起来要入耳一些。”他接着说：“林总编那次传达关于什么人不能入党的那份文件时，我就预感到，咱们这号子人，在新闻部门怕是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党的喉舌机关，能让咱们这‘五类分子’待下去么！”
“咱们不是已经摘帽归队了么？”我说。
“你倒天真得挺可爱。”大赵揶揄道：“你忘了暴彤跟咱俩说过的那句话么——摘帽右派，和劳动改造释放犯有何区别？！按毛主席说法，能让咱们‘多少做一点事’，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相对无语，心里压了铅块般地沉重。
下午，我来到校对组办公室收拾抽屉里的东西，人们沉默着，宛如送葬和遗体告别的那种氛围。
但是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两本崭新的日记本——那是朱霞和大佟他们偷偷送我的。日记的扉页上写着近似的话：希望在新的岗位上永远前进！大佟送我的那本日记本，前头撕去了几页，看得出这是别人送他，他没有钱买新的，又转送给我的一一礼轻情意重啊。第二天，我向行政科借了辆手推车，装着我自己的全部独身行装和两箱书，与大赵一起去市建公司组干科报到。
已是深秋天气，金黄的落叶铺满了街路。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和马车从我们身旁闪过。我想起了我们坐着马车去马家沟水库工地报到的情景，我耳朵边仿佛又响起昔日那单调的铃铛声和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嗞嗞声……虽然，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第四章
狂 飙
“ 文化大革命”是个人烟稀少的年代，所见的不是鬼，就是奴才，或者是囚犯。
——佚名
建筑公司组干科的程科长是个回族人，中等身材，胖胖的，30多岁，说起话来如同高尔基《我的童年》中面包坊里的老板，声音中仿佛都充满脂肪质似的。
“老赵同志，”程科长这样称呼大赵：“听说你身体不算太好，也年长些，就留在公司办公室吧，具体工作一会儿科长和你谈。”
“你呢，”程科长面向着我：“年纪较轻，组织决定让你去材料科学习材料核算，那是一个技术专业，希望你好好学习，尽快熟悉业务……”
当科长知道我家属还在南方，便让行政科同志领着我安排到后院的独身宿舍。
“这样安排挺好，你说呢？”大赵一边帮我卸下手推车上的行李，一边说：“办公室也可能让我帮他们整理点材料什么的。”他怕我想不通，又说：“你那材料核算工作，可能也就属于成本核算一类的事。也行啊，嘿，对付碗饭吃呗！”
我说不上我此刻的心情是喜是忧。我机械地铺着床铺，收拾着屋里卫生。脑子出现一片空白，仿佛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我怎样去向兰和她的父亲、以及中山大学的二叔解释这一切啊！
“王绅士这次不知往哪儿安排？”脑子闲不住的大赵，继续着他的话题：“电台更不是咱这号人待的地方。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我自己的事儿还打理不好，哪有心思去考虑别人？
材料科没有和公司机关一个楼办公，而是设在北新市东郊边沿的材料库里，步行15分钟便可到达。
我先找到挂有“科长室”牌子的屋里去报到。不料一进门，却瞅见一个异常熟悉的面孔：
“哎啊，刘德福书记，您到这儿办事来了？”原来是当年采石场的书记。他那洁净的旧军装上，依然挂着那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你离开采石场第二年，我就调这材料科工作来了。”刘书记解释道：“采石场和建筑公司都归建设局管。我家在市里，天天那么跑跑不起，提了几次，就把我调这儿来了。”刘书记接着说：“前几天就听说报社调个人来，不知是你。你来这儿工作，挺好挺好。能写会画，这回帮助科里写写总结、搞搞宣传。”接着他把我介绍给汪科长。这位汪科长50左右年纪，黑黑的脸，长着一张永远闭不拢的大嘴：“欢迎欢迎。嘿嘿。”满脸堆笑。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礼节性的笑。
我来到材料核算组，组里连我一共三个人：组长和一名年纪比我略大的女核算员。
我们的任务是复核材料组进入和付出的各种建筑材料、数量和金额，做出不同工程所需材料的预算及决算。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那个满口北京腔的林组长让我先做些复核工作，慢慢熟悉其他业务。
复核本身对我这个只搞过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那材积立方米下的4位数，再算到元角分，乘法和除法在只能靠珠算情况下，定位就把我给难住了。
组长的工作比较多，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虽然他一直对我挺客气，也象“咕咕头”组长那般，一口一个“文人”。还好，那位女核算员对我挺热情。于是，瞅准闲空，我只好不耻下问去请教李大姐。
“不要着急，慢慢来。”她安慰我道：“我也才熟悉一年多。”一面便教我如何定位及一般工作程序。
“头两天我就听我那口子说，您要到咱科里来。我一听你的经历，最初以为是个老头呢，没曾想还是个小伙儿。”李大姐看组长没在屋，合上帐本，和我唠起家常。
“你爱人在哪儿，做什么工作？”听李大姐说她丈夫这样熟悉我的情况，我有些惊奇。
“就是组干科的老程呀，您不是见过他了么？”
“见是见了，但我不知道您俩是一家子。”我说。
“听说您成份还挺好。”李大姐说：“这材料科，除了科长、书记，大部分成份都比较高，要不就是受过处分的。”
后面这句话大大损伤了我的自尊心。
李大姐接着介绍道：“咱组长成份是地主，但业务挺过硬，要不早该当上科长了；咱那汪科长，木匠出身——”李大姐说到这儿打住了，瞅了瞅门外：“没啥文化，大老粗一个，慢慢你就晓得了；保管组长刘旭是转业军人，留党察看的党员，在部队生活作风犯错误下来的；那位运输组长老贾，原来在什么厂当厂长来的，摆阔气犯了错误，办公室里沙发、茶几、衣架，据说赶上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了……”
我听她说着，心里犯了核计：这又是个多嘴婆，家长里短的。和她刚见面，便哇拉哇拉，什么都说，没完没了。我正懊悔陷入这人员关系复杂的圈子里，李大姐末尾一句推心置腹的话扭转了我对她的看法：
“乌鸦落在老母猪身上——别光说他人黑，看不到自己黑，”李大姐说：“我家也是富农，这材料科包括我自己，没有几个好货。”李大姐说到这儿，自个儿嘎嘎笑了。我转而对她那直言不讳的爽朗性格佩服起来。
下班时候，我和刘书记碰巧走同一段路。他推着自行车，却没有骑，分明想和我拉拉话儿。
“你家是广东宁城的？”老刘问我。他看我点了点头，又自个儿介绍说：“我老伴也是广东梅县的。”他看我惊奇的样子，迅即解释道：“我们南下时认识的。后来我俩一起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到地方结的婚。”他还关切地问我的婚姻和家庭，欢迎我以后有空去他家作客。
刘书记我们在采石场虽然早就认识，对我和谈榕也一直不错。他在我给墙报写的诗受到无端批判时所表示的关切，我一直没忘。但过去在采石场搞宣传时，他从没向我们提起过他家情况，而这次推心置腹地介绍并对我发出热情邀请，确实使我在情感上引起某种震动。我仿佛感到这是领导的一种信任，一种关切，一种共事中的真情流露。
我心底里那种被贬到新单位的自悲感，被流入心田的这股暖流逐渐地融化了……
但是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又该怎样向兰和她的父亲、二叔交待啊！过去当右派的事，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都得向兰说清楚。况且事情已经过去这许多年，处分也早已经结束。于是，我静下心来，决心写封长信，祈求兰的谅解。
信写完后，我没有着急寄出，我想还是听听谈榕的意见为好。第二天晚饭后，我便拿着写好的信，来到谈榕宿舍。现在，我们两个单位比以前更近了。
“你可不能冒冒失失把过去那段历史急着告诉阿兰。”谈榕看完信后，态度认真地说：“上次你不是说，阿兰到这儿探亲时，是怀着孕回去的么？你这封信一寄回去，突然的打击，会让她造成流产的。你以后只有瞅准适当的时机——双方感情有充分把握的成熟时机，才能去公开这些事儿。”
谈榕没有结过婚，不知为什么他这方面经验那么丰富。
“可眼前这一关怎样应付啊？”我摊开双手，万般无奈。
“嘿，就说工作需要嘛。调动是常有的事。他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回到宿舍，我把谈榕看过的那封信夹在过去保留的评报发言稿里，硬着头皮提笔给兰另写了封信：
亲爱的兰：
你近来快乐吗？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做父母了？
告诉你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最近，我们几个“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式干部，被调到企业工作来了……
我写了撕、撕了写。这是一封难产的信。
但是刘书记那番话救了我的驾：
值得庆幸的是，新单位的书记是咱们半拉子老乡。户口问题，书记说慢慢联 系，住房问题，他也说公司比报社或许更有通融余地。……
我只说刘书记是过去认识的一个熟人，他的妻子是咱们梅县老乡。我把我和大赵两人调出，说成“我们几个”……我第一次觉得撒谎其实也非轻而易举之事。
兰的回信出乎我的意料：“爸爸和二叔十分理解我们的境况，两位老人说，报社是个政治上最敏感的机关，到企业工作也挺好。还说，行行出状元，都是革命工作。让我写信鼓励你，好好地安心钻研新的业务。依靠组织创造条件，让我尽快回到你的身边……”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把这消息告诉谈榕，谈榕的表现却极为平淡：
“你还记得你结婚刚从南方回来，谈到阿兰成分高，我跟你说过：‘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彼此更易理解’这些话么？”谈榕说：“这回他们不仅没怀疑你这里出了什么事，他们可能反而认为他们的成份影响了你的前途。因为事情很明显，你是个文字工作者，不涉及经济问题，思想政治上呢？近几年城市没有搞什么大的运动，他们不会想到六七年前那场反右运动会牵扯你。因为你的成份好，那时你年纪又那么轻。”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庆幸前次好在听了谈榕的话，没有冒冒失失向兰和盘托出那段坎坷历史。
几个月之后，材料核算工作刚刚熟悉。全国开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各机关科室的墙上、院内外，都大书特书“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浪潮”、“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之类的标语和学习专刊。
刘德福书记自然想到了我。这样，我除了完成本职核算工作外，也抽时间写标语，出板报，画宣传画。我过去在文化馆业余美术学习班学习的绘画技术，这回有了用场。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把个材料科里里外外营造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良好氛围。
这事儿传到公司。不久，公司党委宣传部和公司工会联合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馆，我因为能写会画，又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便被抽去专门从事筹备展览馆的工作了。
所有这一切，我自然是十分高兴干的：正如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右派改正后，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所说，在不能为党报工作时，能当个黑板报的编辑，也感到是一种无尚的荣光。
有一天，我去百货商店购买油画笔和颜料，适逢王绅士也去商店购买办公用品。他是在我和大赵从报社调往市建公司同时，从电台调到公路管理段做行政工作。家也搬到公路段附近的职工住宅去了。他和段长是邻居，段长对他的处境挺同情也挺关心。段长老伴看王绅士的孩子衣服破了，便主动拿去用缝纫机扎好，还打算在适当时候，给他介绍一个合适的……
王绅士谈到这些，喜形于色。是啊，在那种环境中，我们只要能得到人们、特别是领导的一点点关怀，心里便似吃了蜜般的甜。
初 为 人 父
这年夏天，兰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平安降生了。中秋时分，和领导打过招呼，我终于在锦州车站接来了兰母子俩。
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可爱极了。初为人母的兰，还穿着我们结婚时穿过的那条灰地蓝花格的裙子，配上白地蓝条的衬衫，出现在站台上，显得格外可爱。
我看看甜睡在兰怀里的孩子，看看兰也许因为又提又抱累红了的两颊，我接过行李兜，把它挎在肩上，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都汇聚在我俩紧拉着的双手了。
独身宿舍同室的炊事员老杨和木匠小姜，为方便我们团聚，主动搬到别的房里去了。我们将两床一并，另一床铺上几张报纸，放些杂物。墙上挂了张我业余时间临摹的《鲁迅与青年作者》的水粉画，画的四周用小姜加工的花边板条装饰成框框。一个临时小家庭就这么轻易地组成了。儿子很乖，从不哭闹。饿了或尿了哼哼两声，兰喂过奶，或换过尿布，小家伙便笑咪咪地躺在床上，自个儿玩。
大赵来看我们，他的办公室就在前院。
“别提我们的过去。”我在迎接大赵进屋前，和大赵耳语并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
大赵寒暄了一阵，品尝着兰从广州带来的椰子糖块，逗逗乖乖躺在床上的孩子，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他在办公室管文具用品，没象他原来预料那样有什么材料让他写。
“这样也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省得犯错误。”他继续说，“别因为写材料用错一句话，给你上纲上线，没完没了。现在人心叵测啊！”我头两天见到他，他这样宽解自己道。
晚上，我们在食堂打来饭菜吃过之后，谈榕也来看兰母子俩。还是谈榕心细，他买来一袋奶粉。听说兰的奶足够孩子吃，问了问广州的气候与逐渐好转的副食供应。原来同室的老杨与小姜也进屋坐了一会儿，便分别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了。
老杨是三年困难时期从安徽逃荒来到关外的，现在食堂当炊事员，当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关照说，南方人爱吃大米饭，一个人一月二斤细粮票，几顿就吃没了，要我赶买饭人少时再去，遇有剩大米饭时，他会给我盛些大米饭……
客人尽皆散去，我和兰插上房门，便迫不及待地相拥在一起了。我把兰搂在怀里，看着老实躺在床上的儿子，一种久未有过的幸福之情油然而生。
“还没给孩子取名呢？你看给取个什么名儿好？”兰说道。
我望着甜甜地睡在那儿的小宝：“爸和二叔或大哥没商量给取个名儿呢？”我说。
“他们说要等你这个当爸爸的人来取呢。”
“我倒是想过，只是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说说看。”兰从我的怀里仰望着我。
“你们姊妹都是按‘素’字排列的。蕙兰是仅次于素心兰的一种名贵花卉，我们的儿子就取名叫蕙儿吧！”
兰伏在我的胸前，搂着我的脖子，我们再一次把视线移向安详地睡在一角的蕙儿，室内被我那自制绿色台灯照射得一片静谧，往日的思念，长期分居的烦恼，早已遁到九霄云外。此刻，我们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了。
公司筹办学习毛著展览馆结束之后，我没有再回材料科而留在了公司新成立的“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办公室”。这是个临时机构，我的工资与关系仍在材料科。
办公室由公司一位副经理分管，另有几位技术员负责全公司的合理化建议提案的研究落实。我则负责宣传，编辑出版油印的《双革简报》。我喜爱书法、美术，又搞过编辑、校对，干起来得心应手。当然，间或我也到下属厂队收集双革信息，遇他们有求协助书写大字标语或装饰宣传栏，经宣传部或工会跟我们办公室领导打过招呼，我便去帮他们干。
那时，举凡厂门、车间外墙或举目显要之处，都大兴书写“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类大字标语之风。书写之初，他们事先用白灰水把墙刷好，而后由我用大扁刷直接往上书写。有条件的用红油漆写，宣传经费少些的，则利用红土或黑烟子代替墨汁。
顺围墙站在地面或椅子上面书写大字标语，比较容易。爬梯子往二楼以上高墙写，就艰辛一些了。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有次到一工厂往十几二十米高的方型烟囱上写大字标语，完全没有安全设施，只靠一晃晃悠悠的竹梯爬上爬下书写，双脚心站得生疼不说，几乎写一个字就得出一身冷汗：万一梯子旁滑，即使不摔死，也可能弄个残废。
“如果我光荣了，就让这标语为我作证吧！”有时自己这么想道。
但是我没敢和兰说。我不能让她为我担心受怕。
我从高处一步一步往低处写，写完一个字舒一口气。
两天之后，终于完成了任务。我推了推因为出汗粘在脑门上的帽檐，如释重负。
但半月之后，我在办公室接到该厂的一个电话：“烟囱上的标语写得倒满好，只可惜黑地写上白字——”电话里的人略停片刻，接着说道：“似乎不够严肃。”
我即时醒悟了。虽然用什么颜料，事先都由他们因陋就简安排好了。但此事非同小可。既然来电话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迅即想法采取补救措施。那时我正忙于编辑出版《双革简报》，短期内难得脱身，我于是摇通了这个厂党总支的电话：
“喂，书记在吗？主席呢？你是办公室的同志吧？和你说说就行了。”我转述了事情经过，我怕他没理解事情的严重性，便又加了一句：“黑地白字不好，你明白么？”我觉得有必要点破才能引起他的重视，不致延误此事，便压低嗓音在电话里说：“黑地白字象挽联，不严肃，所以赶紧让书记或主席，派个人用红土子把黑地刷成红地，就可以了。”
待接电话的人答应一定负责及时如实转告，我才松了口气。
“日后写标语或做什么，脑子真得复杂一点才好。可不能再出这类漏洞了。”我以后许久都这么惴惴不安地想。
周末，刘德福书记和他妻子一一祖籍梅州老家的庄姐一家人来看兰和蕙儿。他俩是去公司澡塘洗完澡，顺便来探望的。
刘书记已兼任机关支部书记，很少去科里办公了。庄姐在公司卫生所当医生。他们带着“五朵金花”，一个儿子，来到我们这个临时小家，一下子把小屋塞满了。
兰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很感过意不去。庄大姐却用梅州话说：“老乡见见面，比什么都好，还要什么吃？”孩子们很喜欢蕙儿，一个个轮换着抱。庄姐看孩子们喜欢得什么似的，一再嘱咐我们星期日到他们家作客，我看他们真心实意，既作为老乡，又作为组织，于是次日我和兰便抱着蕙儿进了庄大姐的家门。
刘书记的家简朴得近乎寒酸。除了一张旧桌子，孩子们用的桌凳几乎都是用板皮和小木方自己钉上的。这使我想到大哥的家，同样多的孩子，同样困难的生活。刘书记和庄大姐日常总穿部队发存的旧军装，省下的布票都分着给孩子们添衣服了。因此，尽管孩子多，姊弟们还是打扮得花枝招展。
---------接第四章狂飙（一）访绅士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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