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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章炼狱(十)有情人终成眷属

    接第三章炼狱(九)婚事

    他的既当爹又当妈的生活没有改变。老岳母毕竟年近六旬,气管炎一到冬天便发作,虽然两个大些的孩子已上小学,但要老人在家照看脑炎后遗症的最小的瘸腿外孙女也挺难,这小女儿原本离婚时已判给叶虹,但现在叶虹已撒手不管,她那个采购员丈夫后来又有外遇,常常夜不归宿,叶虹难耐感情上的孤独,时间长了便借他丈夫出差机会,和丈夫的未婚弟弟搅在一起,后来不巧让叶虹丈夫发现,现在叶虹据说已到精神失常地步。王绅士对此一筹莫展。他不能再把这腿有残疾的小女儿推到这样的家庭里受罪。后来,王绅士内地工作的妹妹来看他,觉得哥哥领着三个孩子另组家庭也挺难,心软的妹妹便决定把瘸腿的侄女带走,以便让苦难的哥哥领着两个孩子在适当时候另组家庭。

    有 情 人 终 成 眷 属

    暴彤的生活倒有了起色。

    当我和谈榕来到他们家时,发现屋里粉刷一新,除了暴彤母亲,又多了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10岁小女孩。我们原以为她是暴彤的邻居抑或什么亲戚,可从她主动端茶让坐又觉得不象邻居的身份。这时暴彤从外屋地走了进来:

    “我还没给你俩介绍吧?”暴彤说:“这是你嫂子,叫张娴。她丈夫头年得肝炎病死了,我们以前是同学,就凑合一块过了。”

    我忽然想起暴彤在马家沟水库劳动时,和我讲过他以前的婚史,等张娴不在屋时,我便问暴彤:

    “是从前你和我讲过的你同桌要好的女同学,后来让盛英搅黄的那位么?”

    “正是。”暴彤说:“记者的记性还挺好的呢!”

    “这真叫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说:“闹到归期过去同桌学习的最终变成同桌吃饭了。”

    “现在不仅是同桌,而是同床——凑合到一个炕上去了。”一向很少开玩笑的谈榕,看屋里也没有别人,便幽默了一把。

    “文人说话不得文雅点吗。”暴彤道。

    暴彤于是向我俩介绍了事情经过。

    春节前的某一个星期天,暴彤骑着自行车去东市场买那有劲的蛤蟆烟(不过现在他已经用不着再往里掺和倭瓜叶子了),人群中,他发现前面有个中年妇女的熟悉的背影。

    “莫非是张娴?”暴彤想,一面便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果真是你呀。”暴彤说:“买什么来啦?”

    “我想买几斤粮票,过年买些糕点串门什么的。听说现在便宜一些了。可不知道在哪儿卖?”张娴道。

    “买粮票你得到背旮旯里去人少地方,谁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交易?要碰上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还不得都给人家没收了啊!”暴彤边说边领着张娴往街尾走去。

    “你们家的日子过得怎样?你丈夫不都挺好吗?”暴彤问。

    “我丈夫死了半年了。”

    “什么?”暴彤有些不敢相信:“头年夏天我碰着你俩领着孩子上街,还都挺好的。你丈夫膀大腰圆,怎么说死就死了?”

    “得肝炎死的。”张娴说:“他自从检查得了肝炎,医生告诉他,不用害怕,我给你开点药,平时有条件多吃些水果,别累着,慢慢就会好的。说实话,靠我们这点工资,买水果的钱紧张点儿,但我丈夫在水果公司上班,一天手往水果筐里寻摸个苹果、梨的还不方便?可他成天害怕,说谁得了肝炎死了,谁肝硬化又殁了,我们住在近郊,有个邻居是个庄稼汉,人家不当回子事,药也没吃多少,天天照样干活,现在活得劲劲的,可他——得病不到一年就死了。”

    慢性乙肝,在那缺吃少穿的三年困难时期,几乎是城市的流行病,先是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而后便说是肝炎。人们说,都是营养不良引发的肝炎大流行……

    “现在就你一个人领着孩子过?”暴彤问。

    “不一个人领孩子过还能咋样?”张娴那木然的面孔显出一脸的无奈。

    暴彤帮张娴买了10斤粮票。又自个儿在商店买了一斤饼干:“走,上车,我去你家看看。”暴彤用自行车驮着张娴,一路上讲着彼此这些年的生活,不知不觉已来到近郊一平房。

    屋子里的玻璃挂满了霜,炕上炕下虽然收拾得井井有条,却也显露出没有男人的冷清。十岁的女儿一个人盘腿偎缩在炕上做着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

    “小英,暴叔来了。”张娴进屋便道。

    “暴叔好!”小英彬彬有礼。用嘴哈了口气去热乎冻僵了的手。

    “小英好。”暴彤用他那粗实的大手抚摸着小英的头发。一面把饼干包打开:“吃饼干。”

    小英没有动手去拿饼干,而是用眼光征询着妈妈的意见。

    “吃吧,暴叔不是别人,是妈以前最好的同学。”张娴道 。

    小英拿了块饼干吃着,一边斜睨着“妈妈以前最好的同学”。

    暴彤在屋里转了一圈,踱着步。

    “小英啊,你愿意不愿意和你妈妈一起搬到叔叔家去住?”暴彤突然坐到炕上,把小英揽在怀里:“叔叔家可暖和了,家里还有个小哥哥,比你大两岁,两人一起上学,一起做作业,好不好?”

    小英又用征询的眼光瞟着妈妈,然后抬起头看着暴彤。

    “跟孩子开什么玩笑?”张娴用拳头捅了一下暴彤。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暴彤直来直去:“你嫌乎不嫌乎我们家吧?你表个态?”暴彤所说的“嫌乎不嫌乎我们家”,张娴自然知道指的不是家境的贫富,而是他那块旧日的“伤疤”。

    “我从来就没有嫌乎过你,要是嫌乎的话,我就不会让你用自行车驮着我,招摇过市回到我的家。”

    “那就好。”暴彤说道:“眼看春节临近,下星期日我跟单位要辆汽车,一起把家搬过去。”

    “着什么急?”张娴道:“啥事不还得考虑考虑么?”

    “考虑什么?”暴彤是个直性子:“是你不了解我?还是我不了解你?”停了一会儿,暴彤补充道:“我们只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小欣和小英都是我俩的孩子,我们能够一视同仁,都当成自己骨肉,我就十足了。其他别的,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一言为定,下星期我就领着汽车来搬家。你能准备的,事先做做准备,我也把那边房子粉刷粉刷。”

    面对暴彤的果断,张娴还能说什么呢?

    “小英,咱们搬叔叔家去,你说好吗?”张娴问她那乖女儿。

    “妈说好就好。”小英爽快地答道。

    “真是我的好女儿。”暴彤听了小英的话,十分高兴。猫腰在小英的脸蛋上亲了又亲,说了声“再见”便走了。

    春节之前,暴彤和张娴到街道登了记,在自己工作单位——劳动改造院要了一辆汽车,两家就这样“合二而一”,过了个少有的快乐的春节。

    “记者同志,事情就这么嘎不溜秋脆——速战速决,可没有你们文人那卿卿我我……”

    说话间,暴欣和小英已帮着把饭桌摆好,暴彤母亲把菜端了上来。

    “鱼焖豆腐,这是我儿媳的拿手好菜。”暴彤母亲介绍道。语气中不乏对儿媳的满意之情。

    张娴又端来几个素菜,解下围裙,整理了一下衣襟,显出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

    女主人给我们斟了点酒。

    “这两年政策松了些,买点啥东西比头些年方便多了。”张娴道:“等以后能买着肉时,我给你们焖个坛肉吃,那是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学的,那坛肉经过一番水煮、油炒,加上佐料,放入坛中,慢火炖烂,吃起来那才真叫好:肥而不腻,香甜适口,吃一块想两块!”

    “还是现实点吧。”暴彤说:“先尝尝张娴的手艺——”说着便用汤匙把鱼焖豆腐盛到我和谈榕碗里。然后又给两个孩子盛了一些。

    暴彤呷了一口酒,欣慰地道:“你说不信命吧,缘份总还是有的。你看,我和张娴在人生道路上绕了一大圈,最后又走到一块堆了。”暴彤继续说道:“张娴知道我好喝点酒,有时特意给我颠对个下酒菜……”

    提起下酒菜,我说:“还记得采石场每天睡觉前啁上两口酒的事么?那时你没有什么东西下酒,便从宿舍的房梁上线串着的咸菜疙瘩拽下一小块,一边喊着‘呀——,真过瘾!’一边巴嗒巴嗒得满有滋味儿,弄得咱那瘸农艺师老傅还馋得直咽吐沫儿。”

    “咳!那日子,不堪回首。”暴彤道。

    席间我和谈榕也谈起南方老家经济略有复苏的情况,自然也谈起我的新婚妻子。

    暴彤挺高兴:“看这二年形势,咱们国家兴许慢慢能缓过来。”……

    后来才知道,大跃进四年间(从1959至1962年),全国饿死3755万人(我党中央政治局2005年确认的数字)之后,毛主席最后同意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农村恢复了自留地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农民稍稍有了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开始高涨起来……

    国家经济形势确实日渐好转,人与人之间关系也趋于和缓。

    那年3月5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为雷锋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雷锋精神唤起人们的善良感情,“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般的火热”,成了人们的座右铭。虽然雷锋的话中也有“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人与人之间关系毕竟较前密切了许多。

    在报社大院,互相帮助,互相关心风气蔚然成风。我们校对组,大佟的健康与生活,成了共同关注的对象。人们在困难中省下的一点点粮票、布票和食堂的饭菜票,都用来帮助大佟康复身体。

    这二年的报纸也开始活跃起来。《商业服务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怎样正确地对待幸福》、《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这类思想讨论首先活跃于首都各报,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不断从各报版面上涌现出来。电台也第一次可以听到“历史故事”。《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之类杂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省市报纸也效仿开辟了自己的杂文专栏,《煤城语丝》是《北新日报》副刊创办的新栏目,这些气氛,仿佛又使人回复到1956年那次报纸改革的情境中……

    人与人关系较前缓和了许多。

    有一天上夜班,我和老辛利用闲空临了一会王羲之的草书和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字帖,后来还临起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那狂放遒劲潇洒的书风把我吸引住了。

    一天,老辛关切地问我的业余生活:

    “庆芳,想你爱人了吧?”

    “想什么想。”我掩饰道。

    “不想——,那是不可能的。”老辛说:“我们可是过来人了。没结婚前,要说不想,还差不多。结了婚的人,总在一起生活,突然离开,可不习惯了。”

    老辛的爱人也姓卢,叫卢琴,去年还在校对组,比老辛大两岁,离异,身边有一女孩。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彼此相互了解,产生了爱慕之情。当时老辛家人不太赞同这门婚事,认为老辛高中毕业,要文化有文化,要长相一表人材。一米七五的个头儿,篮球、排球、乒乓球打得满好,还能画一手好画。

    “大姑娘有的是,为何偏偏要娶个二婚的?”但长期的接触和两人的情投意合,老辛后来还是和卢琴结了婚。而且直到晚年感情甚笃,相濡以沫。我原来并不认识他们俩,头年他们星期六到农场劳动,是那位“吃多吃少没关系,总要分均匀”的山东师傅听说后,悄悄告诉我和大赵的。后来据说卢琴在校对上出了几个差错,这本属正常情况,但厂领导觉得夫妇俩在一起似乎影响工作,便把卢琴调到一个小学当老师去了。

    老辛接着谈起他的感受:“有回我们家卢琴出差走了几天。屋子里就总觉得空落落的,冷冷清清。哎呀,可不习惯了。”老辛听我说工作忙起来日子好过,只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感觉没着没落的,总不能老是看书啊!

    “以后晚上没什么事儿,跟我去文化馆学画画吧。我看你对美术还挺有兴趣的。”老辛突然想起对我说:“每周一、三、五学三个晚上,咱们上夜班还一点儿不耽误。”

    老辛的关心令我感动。他在日常工作中尊重我、体贴我,从未歧视过我。我于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时文化馆举办业余美术学习班,不收费,只要自备画具就是了。老师都是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生。课程是人体素描。首先从头像开始。我在学生时代虽然爱好美术,来报社后负责农村版时画过一些刊头画之类,在大炼钢铁时也曾在采石场临摹过一些宣传画,毕竟还缺乏基础知识,这回有机会与老辛一起去学习学习,岂不很好。从此,每逢学习日,我便夹个老辛送我的速写本,和老辛一起去文化馆学习画画。我后来因“纯洁新闻队伍”调出报社,在插队落户时和在建筑部门、电影院从事美术和宣传工作,可以说完全得益于这次的业余美术学习打下的基础。

    有一天,画完画,老辛拉着我去他家串门,说卢琴今天打算包饺子给我吃。

    “我那一家子常有信来么?”卢琴问我有关卢兰的情况。北方管同姓称一家子,显得亲密。加上她原本在报社工作过,谈起报社的人和事她都熟悉,我们见面一点也不觉得生疏。

    “常有信来。”我说:“她夏天就毕业了。”

    “毕业把她接来得了。现在找个工作还不是什么困难事。”老辛说。

    “到时候看看吧。”我应声道

    卢琴的小女孩五岁了,一笑两酒窝,挺乖,满招人喜欢的。这又使我想起王明家的玲玲和玲玲她姑小娟。

    自从欧阳芬把我和小娟的关系挑明之后,为了减少见到小娟的尴尬,我就比较少地去图书馆借书了。虽然文化馆和图书馆那时只有一墙之隔,我却不想触动往昔的痛处,我的心底还常常涌出某种歉疚之情。

    “庆芳,你好长时间没来图书馆了吧?”有个周末,我和谈榕相约去大赵家串门,欧阳芬这样问我。

    “最近我和老辛参加文化馆的业余美术学习班,所以去你们那里的时间就少了。”我解释道。

    “这恐怕不是真正原因。”欧阳芬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馆和我们图书馆两隔壁,就不能踏进一脚到我们那坐坐?”

    弄巧反拙,我只得实话实说:“有几次我真打算踏进去看看你们,可一到门口,想起见到小娟的尴尬,就改了主意。”

    “嘿,那有什么?没成眷属还是朋友嘛!”大赵插话道。

    “我也这么想,但实行起来就觉得有些困难了。”

    从大赵家出来,路过体育馆,碰巧遇到从前一起劳动改造的“咕咕头”组长,他抱着一抱运动服,见我们来了,拿了件红背心晃了晃,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哎!文人。”他招呼道:“春节前我去报社送有关球赛的消息,顺便去找你,他们说你回家探亲去了。”

    “回家结婚啦!”谈榕替我回答道。

    “好呀!大喜大喜。”咕咕头组长说。

    “你怎么样?早结婚了吧?”我问。

    “前年秋天结的婚。孩子都快一岁了。”

    “是不是送你毛衣那位姑娘?”我忽然联想起在采石场劳动时,帮他破译“WAN——我爱你”的传奇故事。

    “正是。”咕咕头组长说。

    “是那位姓马的姑娘还是姓李的?”我这时记忆不知为何这么好。

    “是小李,叫李淑芬。”咕咕头组长说。

    “你可答应过结婚时请我当座上宾的。”我说。

    “这我忘不了。”咕咕头组长道:“那阵子听说你在机关农场,没法找你。这不能怪我吧。”

    咕咕头组长最后说:“文人,现在我忙着晚上有场球赛,下星期日你俩上我们家来,咱们好好聚一聚,怎么样?”

    我俩自然没有客气。

    到了星期日,这天天气晴好。街道两旁的杨树,已被变暖的春风吹开了片片嫩绿小叶。鹅黄色的迎春花,不知何时悄悄地爬上藤状的枝条。这是北国一年中最令人心怡的季节。我和谈榕按“老战友”留的地址,找到了老杜的家。出来开门的是位浓眉大眼的大个儿少妇。

    “这是洪涛同志的家么?”我问。

    “是。快进屋快进屋。”女主人道。

    “瞅您这个子,您就是我们最值得尊敬的大嫂李淑芬了吧?”

    她没有直接回答,倒学着我的口气反问我:“那么,你就是老杜常提起的报社的‘文人’了吧?”

    说话间,老杜抱着孩子从里屋走了出来,欢声叫道:“来来,文人,两人请坐。”

    “我寻思嘛,‘文人’才这么会说话。”女主人道。

    “这你可说错了。”我修正道:“咱们这帮人最大的缺点和优点,就是瞎说实话。老杜,你说对不对?”没等老杜回答,我又补充道:“如果大嫂不是我们最尊敬的人,怎么可能嫁到我们‘咕咕头’大哥这‘窝’来的?”

    大家都笑了。包括不苟言笑的谈榕。女主人自然熟悉这“窝”的典故,指着我说:“你这文人哪……”

    我们寒暄了一阵子,老杜和嫂夫人耳语了几句什么,女主人接过孩子,当着我们的面撩起贴胸秋衣,露出一只白白的乳房,给孩子喂过奶,便提着袋子出门去了。

    “先给我俩介绍一下‘WAN’这‘案子’是怎么破的吧。”出于好奇心,我俩边喝茶,边急着让老杜介绍他俩的传奇婚姻。

    “大前年冬,我摘帽回到体委,杨主任安排我到群体科当干事。”老杜开始了他的话题:“体委原来那两个女篮球队员,那个姓马的姑娘,留在女篮当教练,李淑芬呢,已调到一个矿上工会当了文体委员。

    我一直十分想打开这个在心底埋藏了多年的‘谜’,却又苦于没有更好办法。

    离开体委几年,新人来了一些,老人也还不算少,彼此关系却早已不似从前。我不能去问小马,因为小马已经结婚,万一那毛衣就是她当时一时的感情冲动所为,现在莽撞地问起这事,岂不让人家难堪?

    如果问问李淑芬呢?李又不在身边,冒昧去找人家也不是那回事。

    索性让它烂在自己肚子里吧!

    “杜教练,我俩就想听你这句话。”——我耳朵里仿佛又响起当年反右时小马和小李她俩说完上述话后,叽叽嘎嘎的铜玲般的笑声。尤其翻箱子一看到那绣在毛衣上的‘WAN’三个字,我的心便被它搅得象一团乱麻——甜蜜、痛苦、迷茫,一股难以形容的思绪油然袭上心头。

    我索性把它穿出来。我这样打算。

    开春时分,我第一次将那件保存得崭新的棕红色毛衣穿了出来,而且有时特意在马丽在场的情况下敞开外衣,露出毛衣上绣的那三个字母。我想观察一下小马的反应和神态。

    “杜教练,你这件毛衣样式挺好,哪儿买的?”有一天马丽终于这样问我。

    “别人送我的。”

    “那三个字母代表什么?”

    “我也不晓得呢。”我故意反问小马:“你能认得是什么意思?”

    “我这点文化水不够用。”小马道:“你没问问送你毛衣的人,是啥意思吗?”

    我从小马的话语和神色看来,送毛衣的人肯定不是她自己,而极可能是李淑芬,于是我决定不失时机,单刀直入:“小马,实话告诉你,这件毛衣是我下乡劳动时,不知是谁夹到我被垛里的。送的人没有署名,从字迹上也分辨不出是谁,你能猜出是谁送我的吗?”

    小马思忖片刻,若有所悟,突然高兴地说道:“刚才听你说别人送你的,我忽然间明白过来了。请客吧,请客就告诉你。”

    “好吧,中午就请,一顿便饭还请不起么?”

    “星期天中午吧。’小马说:‘北山公园饭店。”

    “为什么还要等上几天?”

    “几年都等了,几天就等不起了?”小马故作神秘地说:“心急等不得豆煮烂。我还得想想能不能告诉你,怎样告诉你?”

    小马说完刚要走,又折回来:“不过我得先问你一句话:如果送毛衣的人是个姑娘,她现在又没处对象的话,你啥态度?我心里必须有个底儿。”

    “我就想知道是谁?表示一下我的感激心情罢了。”我说。

    “仅仅如此吗?”小马寻根问底:“我现在才明白,那个人可一直关心你,如果她同意和你相处,得告诉我,你啥态度?”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心里虽然涌上一股甜意,嘴里仍然这样回答道。

    “你就说你想不想吃这天鹅肉吧?”

    “不想吃还光请你呀!”我语义双关回答道。

    “有这话就行。”小马做个鬼脸走了。

    我苦苦盼着星期日的到来。小马卖的什么关子?她自然不在乎我请不请那顿饭。小马说的“能不能告诉我”,其实没有必要,假如李淑芬已经结婚,又有什么?他当时能这么理解我、同情我、信任我,我已经感到十二分地满足了。

    “当然,也许小马是对的。她后面不还说要考虑一下怎样告诉我吗?或许她要了解一下李淑芬的近况和眼下的想法。是的,在我刚下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虽然小李已调出篮球队,小李在参加小马的婚礼,以及后来小李到体委办事,小李都装着若无其事地顺便问过小马有关赵闯和我两个人的情况。不过当时小马以为只是一般关心而已,小李还不止一次说过,杜教练是个好人。小马几次给小李介绍男朋友,小李都推说不忙。小马现在明白了,李淑芬可能等着一个人,那毛衣肯定是小李送的,绣上去的‘WAN’,肯定是表明小李心迹的什么字样,小马决定要摸清这个底细,如果小李等的那个人是我,她决定成全我们这对有情人。

    5月中旬,正是塞北最好的季节。万木吐绿,迎春花绽开。座落在北山公园附近的北山饭店,隐现于桃红柳绿之间。我那天提前半个钟头来到饭店,订下了靠一角的雅间。

    离约定时间只差10分钟,小马还没有来,她将告诉我一个怎样的消息?故意安排得这么神秘兮兮?

    我站在饭店门口,正翘首聚精会神地往公园东面小马来的方向眺望着,忽然肩膀上让人在后面重重地拍了一下:

    “杜教练,好准时呀!”

    我回头一看,小马身后还站着小李。

    “小李您好!”

    “杜教练您好!”我俩对视着,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小李的眼眶显然已涌出激动的泪花。

    我随即把她俩领进饭店靠角的雅间。

    “杜教练,您真有福呀,小李苦苦等了你整三年!”我们三人刚落座,小马便激动而羡慕地说。

    “服务员走了进来:‘您三位要点什么?”

    “不忙,先来几杯茶吧。”我说完,接着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

    我们喝着茶,小李谈起这两年工作生活情况。她的邻居中有个矿上的工程师,论技术是一流的,可成份不太好,性格又耿直,好瞎说实话,有时领导批评谁要批错了,他好直罗锅,结果在深挖阶段也打成右派。有时候这位工程师回家休假,小李也曾问过他认识不认识杜教练。因为市直与矿上不是一个中队,矿上的右派大都派到铁矿大炼钢铁去了,因此不得而知。后来问了几次小马,也不知道下文。

    “哎,小李,你送给杜教练的毛衣上绣的‘WAN’是什么含义?”小马忽然想起问道。

    小李的脸颊顿时泛上红晕:“你去问杜教练。”

    “杜教练说他不晓得。”小马说。

    “真不晓得?”小李用脉脉含情的眼光望着我。

    我从刚才小马的头一句话:“小李苦苦等了您三年”,心里已明白了所有一切,包括小李目前的态度。但是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用征询的眼光望着小李。

    “留着让马姐慢慢猜去吧!”小李不想公诸于众。

    “嗳呀,都急死人了!杜教练,你说。”小马道。

    我只好如实说来:“可能是WO—AI—NI的缩写。”

    “什么意思吧?我不想去费那脑筋。”

    “她爱我的意思。”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杜教练,不是告诉你留着让马姐猜吗!”小李嗔怪地努起嘴。

    “这还保密呀!”小马说完,忽然象想起什么:“哎,小李,我可告诉你,以后再不能称呼杜教练了。”

    “那该称呼什么?”小李、甚至连我也一时没明白过来。

    “该称——夫君呀!”小马一本正经。

    小李抱住小马就搥:“马姐,你也来调笑我……”

    到这份儿上,我灵机一动:“服务员同志,上菜!”

    ……

    那年国庆节,我俩的传奇式婚事,就这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体委那位杨主任——就是被整风办质问:‘你们体委不是人群,是羊群’的杨主任……也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他在会上说,当年你和赵闯被无辜打成右派,历经这么多磨难,我良心上就一直不得安生,感到万分歉疚。为了表示这种愧疚之情,他还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嘿,事情出现在那个时代,我能把帐都记在杨主任身上么,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比那些抓得好放得对,整错了人至今不认错的某些领导来说,确实强多了。”

    我想起市建公司那位梁科长,他就公然说过,文化大革命中别人抓走资派揪斗他是错误的,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整的牛鬼蛇神都是整对了的。

    老杜讲到这儿,恰巧李淑芬提着一手提袋副食进得屋来。我感到意犹未尽,便问道:“小李那时怎么会这样钟情于你?是不是你借当教练耍了什么手腕?把大嫂给迷惑住了?”

    “当教练,那绝对严肃。”老杜说:“至于淑芬那时怎么这么大胆敢爱我,这你们就得问她了。”

    淑芬撂下手里的菜,此刻倒也十分大方:“你们别看老杜性格爽直,他当教练绝对要求严格,要不当年我们北新女篮,怎会在省里甚至全国业余赛事上都有名次?当然如果我们队员中若有感冒或外伤小病什么的,他对大家也挺关心,和伙房联系个病号饭或弄点药什么的。我们都比他年轻,他总象大哥一般关怀照顾我们。”

    --------------接第三章炼狱(十一)形势急转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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