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狂飙（三)车轮下轻生的母子
接第四章狂飙（二）鬼门关
或许这类桃色审案吸引人，尽管下班时间已到，厅里“红卫兵”还是逐渐多了起来。
“以后哪个了？说详细点。”
“以后我俩就那个了——发生关系了。”
“是她自己脱的裤子？还是你动手扒的？”梁科长注重情节。
“是我动手扒的。”大下巴颏回答道。
“你扒的那是强奸！”梁科长就等这句话。
“可她……她没反抗。她……愿意。”
“这小子，还真狡猾。”“啪”的又是一鞭：“他知道强奸与顺奸量刑不一样。”
“以后还搞过几次？”
“两次。”
“都在哪里？”
“一次在她家，一次在苞米地里。”
“说说苞米地里那次！”扁扁嘴道：“交待得详细点儿。”
女广播员已经敢抬头看着大伙儿，脸也不红了。
我们整整被折腾了一天，红卫兵们一边审问，一边拿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取乐。看得出来，他们一边对性事讳莫如深，似乎表现出刻骨仇恨，一边又表现特有的兴致，非要把细节交待得淋漓尽致不可。遇招笑处，这些“红卫兵”们哈哈大笑。我们在惊魄稍定后，原来绷紧的神经也跟着松了下来。那个刚挨过揍的小耗子是个没记性的家伙，听到精采处竟笑出声来，还让那个扁扁嘴特殊照顾了几下：“戴上高帽还不知道愁！我叫你乐！”又是两鞭。
我和朱国兴是最后被审问的两个。或许是因为我们最后进来排在后尾的关系。
“大右派，上前面来！”还是梁科长的声音。
因为跪了差不多整整一天，只中午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站了几次没能直起腰来。最后双手扶着墙壁算勉强站了起来。
“你犯了什么罪？”梁科长厉声问道。
“我把学习园地称为不毛之地？”
“什么意思？”
“因为当时学习园地空着，我建议大家学习毛著之后，写些心得交流交流，不然就成为没有收获的不毛之地了……”
“胡说！”梁科长道：“你是因为大家工作忙，一时没有写学习心得，你便污蔑学习园地为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你的恶意在此，是不是？”
“不是。”
“啪！”我本能地摸摸屁股。
“到底是不是？”
“确实不是。”
“这大右派嘴硬。”“啪啪！”又是两鞭子。我只觉得屁股热辣辣地疼。
“还犯什么罪？”
“我写大字标语时，把突出政治的‘突’字少写了一点。”
“为什么少写一点？”
“写完穴字，写底下的犬字时，因为大字一横右上角写美术体时多一个上翘的疙瘩，上面穴字右边那点又盖在那疙瘩上，我觉得再点上一点，显得太挤，为好看起见，我就没写那一点。记得当时宣传科有个同志提起这一点，我还作了解释，提到宜字的隶书有时可以不写上面那点，幸福的幸字底下也可多一横写成羊，流动的流字右上角一点写行楷时往往省略掉，有人解释这是一种装饰写法，所以我就没再点那一点儿。后来看宣传科的同志没吱声，我也就那么写了。”
“狡辩！”“啪啪！”两鞭：“临死还想拉个垫背的。告诉你，你的用意就是向人们暗示：一点不要突出政治！你们这帮文人就爱玩这手段。”这是那位扁扁嘴的声音。不过，他这两鞭，似乎有点儿象征性味道，抽在身上并不感到太疼。
“还犯什么罪？”
“为了让人把黑地白字的标语尽炔改成红字，我说不改像挽联。”
“为什么这么恶毒？”
我解释了事情经过。室内红卫兵数量少了许多，因为这类事情比之审男女之间的性事，毕竟枯燥多了。
“别人告诉你光说黑地白字不严肃，你都明白，你为什么非得作这么恶毒的比喻？你以为我们工人阶级是大老粗，都是阿斗，就你这个臭秀才明白？”扁扁嘴训斥道。
“不是不是，怨我水平低，比喻不恰当。”
“大右派，你听着——”梁科长总结道：“现在看来，这些牛鬼蛇神中，就数你狡猾。一推六二五。你的意图都是好的，只是客观上起到不好作用。”
梁科长把滑下来的白衬衣袖子撸到胳膊上去，再次习惯地把两只手伸直分别放到桌子的两角：“老实告诉你，你在报社时的反党发言稿我在档案中都翻看过了，你这次的所谓检查，我也读了。你的惯用伎俩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主观意图都是好的，只是客观上起到不好作用。你好的没学着，邓拓之流的黑话学了不少。还有什么《要乘法不要除法》，取什么黑笔名‘赵路’，全都是反党黑话。你别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告诉你，在觉悟了的工人阶级面前，没门儿！”
不知是否这些“红卫兵”们抽鞭子抽了一天，手抽累了，抽得索然无味了，抑或是扁扁嘴和我曾在学习毛著展览馆共事手下留情，我除了开头挨了几狠鞭，后来 那些红卫兵再抽打我们时，就有些象征性味道了。
轮番审问一遍之后，梁科长最后宣布：“所有牛鬼蛇神，明天起都到这工地集中劳动改造，一边继续反省和交代自己罪行。”
梁科长还告诉“红卫兵”：每人押送一个牛鬼蛇神到各自居民委员会，当众宣布群众监督。
万想不到这家伙还有这厉害一着。
这才是致命的一着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兰经受得住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押送我的红卫兵是位胖胖的、长有娃娃脸的年轻人。人称“小蒙古”。
“小蒙古”推着自行车，跟在我后头走了一段路。到闹市过去之后，他骑上车子，慢速行进。
我正万分惆怅地担心着即将到来的尴尬场面：光棍楼的男女老少爷们，在我周围围成一圈儿，等候“小蒙古”宣布我这个“大右派”……
没曾想“小蒙古”放慢了车速：
“上车吧，我驮着你。”“小蒙古”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还是走吧，别……别给您惹麻烦。”我惊慌得不知所措。
“没事儿的，让你上你就上。”“小蒙古”坚持道。
我本能地望了望四周，看确实没有熟人，天边已慢慢黑下来，便服从地蹦上他的车后座，坐了一段路，他说：“回家就不宣布了，老实在家待着。明天上班，梁科长问起，就说已当众宣布。他若问有多少人？你就说可能因为大家正吃饭，宣布时只有十来个人。他要不问，就拉倒。我从前面便道回家，一会儿，你就下车吧。”
我从娃娃脸自行车上蹦下来，望着这位逐渐远去的不相熟的年轻人，愣着站了好半天，他是谁？姓甚名谁？为何对我放这一马，是受他人暗示还是出于他自己本意？这可要冒政治风险的啊！我一步步地踯躅着往家走，百思而不得其解。
车 轮 下 轻 生 的 母 子
晚风送走白天的暑气，公路两旁的高粱苞米已经长有一人多高了。北山灰暗的轮廓似剪影般地显现在天幕上，一抹红霞像利剑横挂于黛色的山峦……
“兰现在怎么样了？”我没有心思去欣赏这田园风光，仍然想到面对的诸多难题：“她是否已经听到我们被游斗的消息？她是否已经看到我那让人揪心的评报发言稿和那封当时未寄出的信？兰来北方生活还不到一年，她对这里的生活还没完全适应过来，她对我的了解与感情，也还没到谈榕所说‘有充分把握的成熟时机’，以她这种阅历未丰、未经风霜的年轻的心，怎能经受住这样沉重的打击啊！”想到这里，望着前方暮色笼罩下的家，我的心纷乱极了。
前方十字路口不知为何围了一堆人，通过汽车灯的光束，影影绰绰也看不清什么。出交通事故了？我历来不好凑这份热闹。再说，我现在还满头露水理不出个头绪来啊。
我已经晚一个多钟头才回家，兰和蕙儿该盼我盼得着急了！我这样想着，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前面二层左数第三个便是自己那个小窝，为了省些电费而特意购买的最小号一一15瓦的灯泡，微弱泛黄的灯光从窗户上透了出来。但今天却未看到兰抱着蕙儿在窗口迎接我归来的熟悉身影。
“也许兰已经看到我那份材料，也许她正躺在床上，愁肠百结地一筹莫展呢！” 我心事重重地摸黑上了二楼，敲敲门，却没有动静，摸摸锁头，门被锁着。
“兰到哪儿去了呢？天都已经黑了，这个时候，她是不可能到哪儿去串门的。”我边想边掏出钥匙启开家门。床上用几块旧板钉成的小圆桌上的饭菜，盖在那里还没有动。我急忙打开我的那只“百宝箱”，里面的信封已经动过，那篇评报稿和未寄出的信，显然在看过之后胡乱卷着塞到信封里……。
“莫不是她经不住这样的打击？……”我的脑海里忽然闯进一种不祥之感，十字路口围着的那堆人，和那影影绰绰的汽车灯的光束……，我突然感到大事不好，门也未锁，黑暗中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径直往十字路口飞也似地奔去。
汽车灯还在那亮着，黑影中可以看到人们已开始逐渐散去。
“多惨啊，那女的心够狠的，自己寻死，还抱着孩子同归于尽。”
“听说她家老爷们这次被打成反革命……”黑暗中两位妇女议论道。
我发疯似地抄近道赶紧往汽车光亮处跑，浑身毛发似乎都竖了起来，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立刻流了出来：“兰啊，你怎么这么糊涂！扔下我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马路上还残留着一滩血，我赶紧追上最后一位即将离去的老人：“请问，刚才出车祸的那位女人被送往哪去了？”
那位老人用惊愕的眼光望着我：“抬前面医院去了，听说那孩子幸好没让车轧死。你是……”
我拔腿便往医院跑去，没有功夫回答老者的什么问话。
“急救室在哪儿？”我上气不接下气，顺着护士所指的方向奔去。
当我冲进医院抢救室，一眼看见躺在床上浑身是血的女人，是剪发并穿一身蓝色列宁服时，我那忐忑不安的心即刻平静下来了——兰梳两条长辫，根本没有这样的衣服。
我舒了口大气，用袖子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和脸颊上的泪珠，慢跑着往家走：“兰是个比较坚强而又乐观的人，她不会把我一个人扔下而去选择这条绝路的。”
“你上哪儿去了？”当我推开家门的一刹那，我和兰几乎同时这么询问着对方。因为兰回到屋里后，一眼已经看到我带回的饭盒。
我什么也来不及说，便把兰和她怀抱的蕙儿一起揽入我的怀抱。无言的泪珠，扑簌簌象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我多么怕失去兰，失去这个唯一可以给予我温暖的家啊！
“先吃饭吧。一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兰早已从那沉甸甸的饭盒中明白了一切。
我不想吃，用泪眼望着兰。
“吃吧，我什么都知道了。”兰说着，给我盛碗高粱米稠粥，我们的晚餐经常是这么安排的。这就是我们三无户的生活：省粮、经饿、却又不难消化……
“我做好晚饭等你回来”，兰边喝边说：“等了一个多钟头，还没见着你的影子，想到这些天你吃不下饭，上午又看到箱子里那份材料，联想到白天不少人说市里批斗大游行，我就想到你准保出了什么事。
“我左等右等，还没见你回来，便抱着蕙儿去了老杨家……老杨已从食堂回来，我问他有关你的情况，他起初还瞒着我，说这两天晚上公司学习，没有什么事的。”
“后来，我说了这两天情况，又讲到那份材料，老杨大嫂这才让老杨实话告诉我。老杨讲了大字报上的一些情况，说都是写标语写错了字一类小事，没有什么大问题，让我放心……”
听到兰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讲述这些，我那悬着的心，稍稍平伏了一些。
我胡乱吃了几口，开始从头到尾讲述大字报上的那些事儿，因为1957年那段历史，在我那封未寄出的信中，已经讲述过了。我也讲到刘书记和我谈话时所表示的坦率态度，我觉得刘书记的那些话，对兰来说也许可以起到某种安抚作用。
我接着讲到今天批斗的事，讲到那位暗中关照我的并不相识的“小蒙古”，讲到十字路口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魂的所见所闻……
兰默默地听着，看着还不懂事的蕙儿已经有了困意，安顿孩子睡下之后，发现时间已经不早，我俩洗过脸脚，便也挨着躺了下来。
“这几天晚上我就常常做梦，”我说：“梦见你离我而去，梦见我下班回来，家里空无一人……”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你不用惦记我。”兰柔声安慰道：“我绝不会做那种傻事。我既然自作主张嫁给你，我就不会不负责任地离你而去，我也一定会带好蕙儿……这你尽管放心好了……”
兰的这些话让我深深感动。我侧转身，紧紧地贴着兰的脸，眼泪顿时从我脸颊上滚落到兰的脸上。
兰替我抹去眼角的泪。我于是把脸深深地埋在她的脖颈间，埋在她温热的胸脯上，感受着她的爱抚，感受着她的温存，聆听着她心房的颤动……，一种儿时在外受了委屈，回到妈妈怀里的那种安全感油然而生……
“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我说：“至于日后生活吃多少苦，挨多少累，我都不会在乎。我需要你，需要蕙儿，我不能没有这个家啊……”
边劳动边批斗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早晨班前学习会上，我们十多位牛鬼蛇神都要在大家面前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先是低头站着，后来是低头跪着，大家学习多长时间，你就得跪多长时间，还常常根据劳动认罪中的“不老实表现”，挨个儿奖励几鞭子。因为作为中央文化大革命第一副组长的毛主席的夫人江同志同志有过指示：“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而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宝书”中，也有理论根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每次在学习会上，“红卫兵”们朗诵或大家背诵、后来根据毛主席这段语录谱写成歌曲，大家唱过之后，我们便开始品尝各种人、各种鞭子、各样鞭法的不同滋味。
“祝 展 开 全 面 内 战”
街道两旁楼房的墙上贴满了用白纸、报纸、红绿色纸写的各类大字标语，地上到处是丢弃的张张油印的各色传单。道路中央横七竖八挂了许多“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革命的浪潮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近于疯狂的时期……
大中院校的学生，始终是这次运动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北新矿院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总部，以及北新市区内的几所重点中学，不断油印传递着首都55所高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信息：先是北大从事党务工作、一直对领导心怀不满的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造当权派反的大字报，遭到广大师生反对，三个小时反击的大字报达1500多张。认为聂歪曲事实。（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但毛主席称这“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毛主席还指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过去给党员、党组织提点意见或建议都说成是反党，可现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北大党组织是“假我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于是，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被当做经验向各省推广。“北京市中小学的玻璃几乎被砸个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砸坏不少”。继而传出各大专院校一、二把手被揪斗的消息；接着是停课闹革命；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原本经他同意、少奇同志根据历次运动派出工作组的做法翻个底朝天。这世界怎么了？该怎么看啊？人们一时难以理解。
还没等人们明白过来，毛主席和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开始接见来京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在全国开始大串连；串连学生一律免费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火车车厢从未有过这般地拥挤得水泄不通，座椅下面躺满了人，连厕所也挤满了人，人们上下车只能从火车窗口爬进爬出。所有革命青少年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从8月18日至11月16日，毛主席身穿军装，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全国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接见1300多万从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人们注意到，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也上了天安门，意思是对民族资本家政策未变，可几十年后有人撰文披露，荣在上海的公馆属四旧，照样被红卫兵放了火，从一楼烧到顶层，还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象拖狗一样，从楼顶倒拖至楼底。荣太太从此留下了脑振荡后遗症。人们还注意到刘少奇自挨毛主席“炮打”之后，作为国家主席很快在新闻照片中消失了，林副统帅被突出起来。林副统帅认为，对毛主席“无论怎样”宣传都不过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红宝书”、“红像章”、“红色海洋”因而开始蔓延全国……。
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北新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在全市的红卫兵誓师大会上，根据首都苏联驻华使馆门前街道由“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也效仿着将“北新大街”改为“反修大街”，将“北山路”改为“红卫路”。我们的梁文科长，自此也更名为梁文化大革命。人们根据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勒令商店里买的洋葱改为圆葱；西瓜，一律改称“东瓜”；而原来称“冬瓜”的则改叫“毛瓜”；买火柴而称“洋火”者，要受到革命大批判……。红卫兵在批判邓拓《燕山夜话。长发的奇迹》同时，人手一把剪子，在街上看见姑娘们的长辫，拦住伸手就剪。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梳一条辫子的是封建主义，梳两条辫子的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是修正主义。至于烫头、小裤脚管、漂亮的裙子，都属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律未能幸免。不过，这都属于革命内部，目的是剪成“革命短发”。而对于“革命对象”、“阶级敌人”，红卫兵则用推子把你剃成“阴阳头”，剪一半留一半或中间给你推去一道，头上留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后来才知道此术乃是延安整风后期、抢敉运动时的杰作)。在这方面，北新矿院的红卫兵们革命最彻底，他们除了把“反动学术权威”的头剔成“阴阳头”，还把一些“女黑帮”的头剃光示众！
兰从光棍楼那些大嫂口中，听到街上学生到处拦路剪辫子，便让老杨大嫂事先主动剪成短发。穿着的那条花格灰地裙子，也赶紧换成长裤而把裙子藏匿于箱底。
万想不到的是，才一岁多的蕙儿，却也得益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晚上闹了场不大不小的虚惊。
就要熄灯睡觉了，不知为何蕙儿却没有困意，而且啼哭不止，兰解开衣襟，把奶头塞到蕙儿嘴上，蕙儿却说什么也不要吃。
“是不是闹病了？”我说。
兰摸摸蕙儿的手心和额门，身上并不发烫。
“是不是肚子疼？我看蕙儿一个劲地挺肚子挣扎着哭。”
我在“百宝箱”里找到一盒南方带来的“万金油”，往蕙儿肚脐和太阳穴抹了抹，也不奏效。
“别哭别哭，爸爸抱，爸爸抱。”我将蕙儿从兰怀里接了过来，哭声立刻和缓了。
但待兰一接过去，蕙儿瞅瞅兰，又哭了起来。等我再度抱过来，哭声又停止了。
“真有点儿奇怪。”我说：“往日白天才要我抱，到了晚上是非妈妈抱不可的，今儿个怎么突然反常起来？”
我忽然想起兰剪去的辫子。
“是不是因为你剪了辫子，蕙儿不认识你了？”我说：“剪下的辫子扔没扔掉？”
“正好还没扔，放在窗台上呢。“
兰找来两个晾衣服用的木夹，把那剪下的两根辫子接到短发上，蕙儿瞅了瞅兰，伸着两只小手挣扎着要到妈妈怀里去，兰把奶头递到蕙儿嘴边，蕙儿一边用他的小手抓着兰的奶头玩，一边抽搐着贪婪地吸吮起奶来。不多一会儿，便安详地发出了匀称的鼾声……
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在剪辫子、剪裙子兴无灭资同时，红卫兵们也同时开始了破四旧。北新市的红卫兵们听说北京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像被砸，私房被没收，各争取自由党派停止办公。1966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暗示群众可以“杀人”。从次日起，北京大兴县破四旧，开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有的全家被杀绝。年龄从38天的婴儿至80岁老人计1000余人，对这些所谓的残渣余孽，实行了红色恐怖。大兴县的大辛庄，一天之内“革命的后代”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废井里，然后封土活埋，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斩草必须除根！”据报载，湖南道县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杀人风潮遍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受害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广西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把阶级敌人“活杀熟食”的事情：“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男人命根”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我特意翻阅辞海，脔割即活割！)，煮熟分食的惨剧”一一把人完全异化为比野兽都不如的怪物！
人啊，人！你经过几千万年从猿进化成人，怎么竟在一夜之间又从人退化成兽！这难道不是毛氏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所灌输的阶级仇恨所结下的硕果！
《向红卫兵致敬！》一一8月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据当时的一些文人回忆，北京还掀起了疯狂的焚书运动，北京书店里除了毛著和马列著作外，几乎所有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黑货查封。
焚书烈火也烧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时间里，就有10万多户被抄了家，大批古旧图书和字画被扔进火海。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家，把其曾祖、祖父和他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字画，和他自己购置的书画，统统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
据《党史文苑》和《文史博览》披露，1966年11月至12月，红卫兵还组织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北师大红卫兵在曲阜毁坏文物6千多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多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他们给毛主席发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下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文章说，对于这个致敬电，毛主席“未予置词”。
改革开放后我们去曲阜旅游，看到被砸得面目全非，后经修复的石碑，当地人们对当年北师大那个“剪短发、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标“的胖女孩谭厚兰，怎样指挥用马匹、用拖拉机拽倒砸毁文物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于是北新市的红卫兵们也开始了抄家驱逐政策，万幸的是，比大兴县、湖南、广西的势头显著减弱，他们仅仅把地富反坏和所谓的封资修人物采取一番革命行动后撵回原籍，他们也拆毁庙堂、文物，兴无灭资，古为今用，将那些完好的建筑材料，用于修建电影院、大会堂。
梁科长向我索要了原籍公社及生产队的名称、地址，我和兰作了回乡监督劳动的准备，但这年冬天，还没等把我们最后这批黑五类送走，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救了我们的驾。按照毛主席的意见，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进攻的一年”。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北新矿院红卫兵造反总部的油印传单，还传出“打倒一切当权派”的惊人口号，据云是湖南首先喊出的。对于这一说法，有时我们也纳闷：毛主席历来讲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尤其在讲到成绩与缺点时，也总是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比喻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而缺点是次要的、是支流，可现在呢？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要打倒一切当权派，这不是来个全盘否定么？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毛主席领导革命几十年，就没有培养一批好干部么？特别是长沙还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口号，这样搞岂不天下大乱了么？那些翻印的传单，在传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同时，开始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刘少奇跟随毛主席闹了一辈子革命，过去还听说毛主席说过，他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后来还知道，延安时期是刘帮助毛提出“毛主席思想”并帮他出山的。
-----------接第四章狂飙（四）第一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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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她没反抗。她……愿意。”
“这小子，还真狡猾。”“啪”的又是一鞭：“他知道强奸与顺奸量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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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
“都在哪里？”
“一次在她家，一次在苞米地里。”
“说说苞米地里那次！”扁扁嘴道：“交待得详细点儿。”
女广播员已经敢抬头看着大伙儿，脸也不红了。
我们整整被折腾了一天，红卫兵们一边审问，一边拿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取乐。看得出来，他们一边对性事讳莫如深，似乎表现出刻骨仇恨，一边又表现特有的兴致，非要把细节交待得淋漓尽致不可。遇招笑处，这些“红卫兵”们哈哈大笑。我们在惊魄稍定后，原来绷紧的神经也跟着松了下来。那个刚挨过揍的小耗子是个没记性的家伙，听到精采处竟笑出声来，还让那个扁扁嘴特殊照顾了几下：“戴上高帽还不知道愁！我叫你乐！”又是两鞭。
我和朱国兴是最后被审问的两个。或许是因为我们最后进来排在后尾的关系。
“大右派，上前面来！”还是梁科长的声音。
因为跪了差不多整整一天，只中午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站了几次没能直起腰来。最后双手扶着墙壁算勉强站了起来。
“你犯了什么罪？”梁科长厉声问道。
“我把学习园地称为不毛之地？”
“什么意思？”
“因为当时学习园地空着，我建议大家学习毛著之后，写些心得交流交流，不然就成为没有收获的不毛之地了……”
“胡说！”梁科长道：“你是因为大家工作忙，一时没有写学习心得，你便污蔑学习园地为不要毛主席思想之地。你的恶意在此，是不是？”
“不是。”
“啪！”我本能地摸摸屁股。
“到底是不是？”
“确实不是。”
“这大右派嘴硬。”“啪啪！”又是两鞭子。我只觉得屁股热辣辣地疼。
“还犯什么罪？”
“我写大字标语时，把突出政治的‘突’字少写了一点。”
“为什么少写一点？”
“写完穴字，写底下的犬字时，因为大字一横右上角写美术体时多一个上翘的疙瘩，上面穴字右边那点又盖在那疙瘩上，我觉得再点上一点，显得太挤，为好看起见，我就没写那一点。记得当时宣传科有个同志提起这一点，我还作了解释，提到宜字的隶书有时可以不写上面那点，幸福的幸字底下也可多一横写成羊，流动的流字右上角一点写行楷时往往省略掉，有人解释这是一种装饰写法，所以我就没再点那一点儿。后来看宣传科的同志没吱声，我也就那么写了。”
“狡辩！”“啪啪！”两鞭：“临死还想拉个垫背的。告诉你，你的用意就是向人们暗示：一点不要突出政治！你们这帮文人就爱玩这手段。”这是那位扁扁嘴的声音。不过，他这两鞭，似乎有点儿象征性味道，抽在身上并不感到太疼。
“还犯什么罪？”
“为了让人把黑地白字的标语尽炔改成红字，我说不改像挽联。”
“为什么这么恶毒？”
我解释了事情经过。室内红卫兵数量少了许多，因为这类事情比之审男女之间的性事，毕竟枯燥多了。
“别人告诉你光说黑地白字不严肃，你都明白，你为什么非得作这么恶毒的比喻？你以为我们工人阶级是大老粗，都是阿斗，就你这个臭秀才明白？”扁扁嘴训斥道。
“不是不是，怨我水平低，比喻不恰当。”
“大右派，你听着——”梁科长总结道：“现在看来，这些牛鬼蛇神中，就数你狡猾。一推六二五。你的意图都是好的，只是客观上起到不好作用。”
梁科长把滑下来的白衬衣袖子撸到胳膊上去，再次习惯地把两只手伸直分别放到桌子的两角：“老实告诉你，你在报社时的反党发言稿我在档案中都翻看过了，你这次的所谓检查，我也读了。你的惯用伎俩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主观意图都是好的，只是客观上起到不好作用。你好的没学着，邓拓之流的黑话学了不少。还有什么《要乘法不要除法》，取什么黑笔名‘赵路’，全都是反党黑话。你别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告诉你，在觉悟了的工人阶级面前，没门儿！”
不知是否这些“红卫兵”们抽鞭子抽了一天，手抽累了，抽得索然无味了，抑或是扁扁嘴和我曾在学习毛著展览馆共事手下留情，我除了开头挨了几狠鞭，后来 那些红卫兵再抽打我们时，就有些象征性味道了。
轮番审问一遍之后，梁科长最后宣布：“所有牛鬼蛇神，明天起都到这工地集中劳动改造，一边继续反省和交代自己罪行。”
梁科长还告诉“红卫兵”：每人押送一个牛鬼蛇神到各自居民委员会，当众宣布群众监督。
万想不到这家伙还有这厉害一着。
这才是致命的一着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兰经受得住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押送我的红卫兵是位胖胖的、长有娃娃脸的年轻人。人称“小蒙古”。
“小蒙古”推着自行车，跟在我后头走了一段路。到闹市过去之后，他骑上车子，慢速行进。
我正万分惆怅地担心着即将到来的尴尬场面：光棍楼的男女老少爷们，在我周围围成一圈儿，等候“小蒙古”宣布我这个“大右派”……
没曾想“小蒙古”放慢了车速：
“上车吧，我驮着你。”“小蒙古”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还是走吧，别……别给您惹麻烦。”我惊慌得不知所措。
“没事儿的，让你上你就上。”“小蒙古”坚持道。
我本能地望了望四周，看确实没有熟人，天边已慢慢黑下来，便服从地蹦上他的车后座，坐了一段路，他说：“回家就不宣布了，老实在家待着。明天上班，梁科长问起，就说已当众宣布。他若问有多少人？你就说可能因为大家正吃饭，宣布时只有十来个人。他要不问，就拉倒。我从前面便道回家，一会儿，你就下车吧。”
我从娃娃脸自行车上蹦下来，望着这位逐渐远去的不相熟的年轻人，愣着站了好半天，他是谁？姓甚名谁？为何对我放这一马，是受他人暗示还是出于他自己本意？这可要冒政治风险的啊！我一步步地踯躅着往家走，百思而不得其解。
车 轮 下 轻 生 的 母 子
晚风送走白天的暑气，公路两旁的高粱苞米已经长有一人多高了。北山灰暗的轮廓似剪影般地显现在天幕上，一抹红霞像利剑横挂于黛色的山峦……
“兰现在怎么样了？”我没有心思去欣赏这田园风光，仍然想到面对的诸多难题：“她是否已经听到我们被游斗的消息？她是否已经看到我那让人揪心的评报发言稿和那封当时未寄出的信？兰来北方生活还不到一年，她对这里的生活还没完全适应过来，她对我的了解与感情，也还没到谈榕所说‘有充分把握的成熟时机’，以她这种阅历未丰、未经风霜的年轻的心，怎能经受住这样沉重的打击啊！”想到这里，望着前方暮色笼罩下的家，我的心纷乱极了。
前方十字路口不知为何围了一堆人，通过汽车灯的光束，影影绰绰也看不清什么。出交通事故了？我历来不好凑这份热闹。再说，我现在还满头露水理不出个头绪来啊。
我已经晚一个多钟头才回家，兰和蕙儿该盼我盼得着急了！我这样想着，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前面二层左数第三个便是自己那个小窝，为了省些电费而特意购买的最小号一一15瓦的灯泡，微弱泛黄的灯光从窗户上透了出来。但今天却未看到兰抱着蕙儿在窗口迎接我归来的熟悉身影。
“也许兰已经看到我那份材料，也许她正躺在床上，愁肠百结地一筹莫展呢！” 我心事重重地摸黑上了二楼，敲敲门，却没有动静，摸摸锁头，门被锁着。
“兰到哪儿去了呢？天都已经黑了，这个时候，她是不可能到哪儿去串门的。”我边想边掏出钥匙启开家门。床上用几块旧板钉成的小圆桌上的饭菜，盖在那里还没有动。我急忙打开我的那只“百宝箱”，里面的信封已经动过，那篇评报稿和未寄出的信，显然在看过之后胡乱卷着塞到信封里……。
“莫不是她经不住这样的打击？……”我的脑海里忽然闯进一种不祥之感，十字路口围着的那堆人，和那影影绰绰的汽车灯的光束……，我突然感到大事不好，门也未锁，黑暗中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径直往十字路口飞也似地奔去。
汽车灯还在那亮着，黑影中可以看到人们已开始逐渐散去。
“多惨啊，那女的心够狠的，自己寻死，还抱着孩子同归于尽。”
“听说她家老爷们这次被打成反革命……”黑暗中两位妇女议论道。
我发疯似地抄近道赶紧往汽车光亮处跑，浑身毛发似乎都竖了起来，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立刻流了出来：“兰啊，你怎么这么糊涂！扔下我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马路上还残留着一滩血，我赶紧追上最后一位即将离去的老人：“请问，刚才出车祸的那位女人被送往哪去了？”
那位老人用惊愕的眼光望着我：“抬前面医院去了，听说那孩子幸好没让车轧死。你是……”
我拔腿便往医院跑去，没有功夫回答老者的什么问话。
“急救室在哪儿？”我上气不接下气，顺着护士所指的方向奔去。
当我冲进医院抢救室，一眼看见躺在床上浑身是血的女人，是剪发并穿一身蓝色列宁服时，我那忐忑不安的心即刻平静下来了——兰梳两条长辫，根本没有这样的衣服。
我舒了口大气，用袖子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和脸颊上的泪珠，慢跑着往家走：“兰是个比较坚强而又乐观的人，她不会把我一个人扔下而去选择这条绝路的。”
“你上哪儿去了？”当我推开家门的一刹那，我和兰几乎同时这么询问着对方。因为兰回到屋里后，一眼已经看到我带回的饭盒。
我什么也来不及说，便把兰和她怀抱的蕙儿一起揽入我的怀抱。无言的泪珠，扑簌簌象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我多么怕失去兰，失去这个唯一可以给予我温暖的家啊！
“先吃饭吧。一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兰早已从那沉甸甸的饭盒中明白了一切。
我不想吃，用泪眼望着兰。
“吃吧，我什么都知道了。”兰说着，给我盛碗高粱米稠粥，我们的晚餐经常是这么安排的。这就是我们三无户的生活：省粮、经饿、却又不难消化……
“我做好晚饭等你回来”，兰边喝边说：“等了一个多钟头，还没见着你的影子，想到这些天你吃不下饭，上午又看到箱子里那份材料，联想到白天不少人说市里批斗大游行，我就想到你准保出了什么事。
“我左等右等，还没见你回来，便抱着蕙儿去了老杨家……老杨已从食堂回来，我问他有关你的情况，他起初还瞒着我，说这两天晚上公司学习，没有什么事的。”
“后来，我说了这两天情况，又讲到那份材料，老杨大嫂这才让老杨实话告诉我。老杨讲了大字报上的一些情况，说都是写标语写错了字一类小事，没有什么大问题，让我放心……”
听到兰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讲述这些，我那悬着的心，稍稍平伏了一些。
我胡乱吃了几口，开始从头到尾讲述大字报上的那些事儿，因为1957年那段历史，在我那封未寄出的信中，已经讲述过了。我也讲到刘书记和我谈话时所表示的坦率态度，我觉得刘书记的那些话，对兰来说也许可以起到某种安抚作用。
我接着讲到今天批斗的事，讲到那位暗中关照我的并不相识的“小蒙古”，讲到十字路口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魂的所见所闻……
兰默默地听着，看着还不懂事的蕙儿已经有了困意，安顿孩子睡下之后，发现时间已经不早，我俩洗过脸脚，便也挨着躺了下来。
“这几天晚上我就常常做梦，”我说：“梦见你离我而去，梦见我下班回来，家里空无一人……”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你不用惦记我。”兰柔声安慰道：“我绝不会做那种傻事。我既然自作主张嫁给你，我就不会不负责任地离你而去，我也一定会带好蕙儿……这你尽管放心好了……”
兰的这些话让我深深感动。我侧转身，紧紧地贴着兰的脸，眼泪顿时从我脸颊上滚落到兰的脸上。
兰替我抹去眼角的泪。我于是把脸深深地埋在她的脖颈间，埋在她温热的胸脯上，感受着她的爱抚，感受着她的温存，聆听着她心房的颤动……，一种儿时在外受了委屈，回到妈妈怀里的那种安全感油然而生……
“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我说：“至于日后生活吃多少苦，挨多少累，我都不会在乎。我需要你，需要蕙儿，我不能没有这个家啊……”
边劳动边批斗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早晨班前学习会上，我们十多位牛鬼蛇神都要在大家面前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先是低头站着，后来是低头跪着，大家学习多长时间，你就得跪多长时间，还常常根据劳动认罪中的“不老实表现”，挨个儿奖励几鞭子。因为作为中央文化大革命第一副组长的毛主席的夫人江同志同志有过指示：“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而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宝书”中，也有理论根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每次在学习会上，“红卫兵”们朗诵或大家背诵、后来根据毛主席这段语录谱写成歌曲，大家唱过之后，我们便开始品尝各种人、各种鞭子、各样鞭法的不同滋味。
“祝 展 开 全 面 内 战”
街道两旁楼房的墙上贴满了用白纸、报纸、红绿色纸写的各类大字标语，地上到处是丢弃的张张油印的各色传单。道路中央横七竖八挂了许多“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革命的浪潮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近于疯狂的时期……
大中院校的学生，始终是这次运动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北新矿院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总部，以及北新市区内的几所重点中学，不断油印传递着首都55所高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信息：先是北大从事党务工作、一直对领导心怀不满的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造当权派反的大字报，遭到广大师生反对，三个小时反击的大字报达1500多张。认为聂歪曲事实。（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但毛主席称这“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毛主席还指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过去给党员、党组织提点意见或建议都说成是反党，可现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北大党组织是“假我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于是，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被当做经验向各省推广。“北京市中小学的玻璃几乎被砸个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砸坏不少”。继而传出各大专院校一、二把手被揪斗的消息；接着是停课闹革命；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原本经他同意、少奇同志根据历次运动派出工作组的做法翻个底朝天。这世界怎么了？该怎么看啊？人们一时难以理解。
还没等人们明白过来，毛主席和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开始接见来京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在全国开始大串连；串连学生一律免费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火车车厢从未有过这般地拥挤得水泄不通，座椅下面躺满了人，连厕所也挤满了人，人们上下车只能从火车窗口爬进爬出。所有革命青少年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从8月18日至11月16日，毛主席身穿军装，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全国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接见1300多万从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人们注意到，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也上了天安门，意思是对民族资本家政策未变，可几十年后有人撰文披露，荣在上海的公馆属四旧，照样被红卫兵放了火，从一楼烧到顶层，还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象拖狗一样，从楼顶倒拖至楼底。荣太太从此留下了脑振荡后遗症。人们还注意到刘少奇自挨毛主席“炮打”之后，作为国家主席很快在新闻照片中消失了，林副统帅被突出起来。林副统帅认为，对毛主席“无论怎样”宣传都不过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红宝书”、“红像章”、“红色海洋”因而开始蔓延全国……。
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北新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在全市的红卫兵誓师大会上，根据首都苏联驻华使馆门前街道由“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也效仿着将“北新大街”改为“反修大街”，将“北山路”改为“红卫路”。我们的梁文科长，自此也更名为梁文化大革命。人们根据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勒令商店里买的洋葱改为圆葱；西瓜，一律改称“东瓜”；而原来称“冬瓜”的则改叫“毛瓜”；买火柴而称“洋火”者，要受到革命大批判……。红卫兵在批判邓拓《燕山夜话。长发的奇迹》同时，人手一把剪子，在街上看见姑娘们的长辫，拦住伸手就剪。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梳一条辫子的是封建主义，梳两条辫子的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是修正主义。至于烫头、小裤脚管、漂亮的裙子，都属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律未能幸免。不过，这都属于革命内部，目的是剪成“革命短发”。而对于“革命对象”、“阶级敌人”，红卫兵则用推子把你剃成“阴阳头”，剪一半留一半或中间给你推去一道，头上留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后来才知道此术乃是延安整风后期、抢敉运动时的杰作)。在这方面，北新矿院的红卫兵们革命最彻底，他们除了把“反动学术权威”的头剔成“阴阳头”，还把一些“女黑帮”的头剃光示众！
兰从光棍楼那些大嫂口中，听到街上学生到处拦路剪辫子，便让老杨大嫂事先主动剪成短发。穿着的那条花格灰地裙子，也赶紧换成长裤而把裙子藏匿于箱底。
万想不到的是，才一岁多的蕙儿，却也得益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晚上闹了场不大不小的虚惊。
就要熄灯睡觉了，不知为何蕙儿却没有困意，而且啼哭不止，兰解开衣襟，把奶头塞到蕙儿嘴上，蕙儿却说什么也不要吃。
“是不是闹病了？”我说。
兰摸摸蕙儿的手心和额门，身上并不发烫。
“是不是肚子疼？我看蕙儿一个劲地挺肚子挣扎着哭。”
我在“百宝箱”里找到一盒南方带来的“万金油”，往蕙儿肚脐和太阳穴抹了抹，也不奏效。
“别哭别哭，爸爸抱，爸爸抱。”我将蕙儿从兰怀里接了过来，哭声立刻和缓了。
但待兰一接过去，蕙儿瞅瞅兰，又哭了起来。等我再度抱过来，哭声又停止了。
“真有点儿奇怪。”我说：“往日白天才要我抱，到了晚上是非妈妈抱不可的，今儿个怎么突然反常起来？”
我忽然想起兰剪去的辫子。
“是不是因为你剪了辫子，蕙儿不认识你了？”我说：“剪下的辫子扔没扔掉？”
“正好还没扔，放在窗台上呢。“
兰找来两个晾衣服用的木夹，把那剪下的两根辫子接到短发上，蕙儿瞅了瞅兰，伸着两只小手挣扎着要到妈妈怀里去，兰把奶头递到蕙儿嘴边，蕙儿一边用他的小手抓着兰的奶头玩，一边抽搐着贪婪地吸吮起奶来。不多一会儿，便安详地发出了匀称的鼾声……
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在剪辫子、剪裙子兴无灭资同时，红卫兵们也同时开始了破四旧。北新市的红卫兵们听说北京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像被砸，私房被没收，各争取自由党派停止办公。1966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暗示群众可以“杀人”。从次日起，北京大兴县破四旧，开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有的全家被杀绝。年龄从38天的婴儿至80岁老人计1000余人，对这些所谓的残渣余孽，实行了红色恐怖。大兴县的大辛庄，一天之内“革命的后代”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废井里，然后封土活埋，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斩草必须除根！”据报载，湖南道县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杀人风潮遍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受害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广西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把阶级敌人“活杀熟食”的事情：“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男人命根”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我特意翻阅辞海，脔割即活割！)，煮熟分食的惨剧”一一把人完全异化为比野兽都不如的怪物！
人啊，人！你经过几千万年从猿进化成人，怎么竟在一夜之间又从人退化成兽！这难道不是毛氏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所灌输的阶级仇恨所结下的硕果！
《向红卫兵致敬！》一一8月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据当时的一些文人回忆，北京还掀起了疯狂的焚书运动，北京书店里除了毛著和马列著作外，几乎所有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黑货查封。
焚书烈火也烧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时间里，就有10万多户被抄了家，大批古旧图书和字画被扔进火海。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家，把其曾祖、祖父和他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字画，和他自己购置的书画，统统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
据《党史文苑》和《文史博览》披露，1966年11月至12月，红卫兵还组织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北师大红卫兵在曲阜毁坏文物6千多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多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他们给毛主席发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下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文章说，对于这个致敬电，毛主席“未予置词”。
改革开放后我们去曲阜旅游，看到被砸得面目全非，后经修复的石碑，当地人们对当年北师大那个“剪短发、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标“的胖女孩谭厚兰，怎样指挥用马匹、用拖拉机拽倒砸毁文物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于是北新市的红卫兵们也开始了抄家驱逐政策，万幸的是，比大兴县、湖南、广西的势头显著减弱，他们仅仅把地富反坏和所谓的封资修人物采取一番革命行动后撵回原籍，他们也拆毁庙堂、文物，兴无灭资，古为今用，将那些完好的建筑材料，用于修建电影院、大会堂。
梁科长向我索要了原籍公社及生产队的名称、地址，我和兰作了回乡监督劳动的准备，但这年冬天，还没等把我们最后这批黑五类送走，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救了我们的驾。按照毛主席的意见，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进攻的一年”。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北新矿院红卫兵造反总部的油印传单，还传出“打倒一切当权派”的惊人口号，据云是湖南首先喊出的。对于这一说法，有时我们也纳闷：毛主席历来讲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尤其在讲到成绩与缺点时，也总是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比喻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而缺点是次要的、是支流，可现在呢？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要打倒一切当权派，这不是来个全盘否定么？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毛主席领导革命几十年，就没有培养一批好干部么？特别是长沙还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口号，这样搞岂不天下大乱了么？那些翻印的传单，在传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同时，开始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刘少奇跟随毛主席闹了一辈子革命，过去还听说毛主席说过，他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后来还知道，延安时期是刘帮助毛提出“毛主席思想”并帮他出山的。
-----------接第四章狂飙（四）第一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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