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炼狱（七）摘帽归来
“《保卫延安》这部小说我也刚看完不久。”小娟换了话题道：“那里是有个叫陈允兴的旅长吧？他有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人常常觉得自己遇到困难是世界上最大的困难……’”
“……这都是由于缺乏锻炼。”没等小娟背诵完，我便把陈允兴旅长这段话的后半句接了下来。
“对。”小娟说：“您记性真好。”
“我记性其实不好。”我说：“不过这段话恰巧曾被我摘录过，所以记得比较牢。”
小娟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当我俩的视线碰在一起时，我就赶紧不好意思地回避了。临走时，小娟说：“下次来还书时可别忘了招呼我。“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以后有空上我哥家去呗。”
“嗯哪。”我随口应了一声，算是答应。“她打招呼，不过出于礼节罢了。”我这么想。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哪好意思去给人家添麻烦，添政治上的麻烦啊！
我倒是很希望知道小娟是否已成婚？这究竟是出于对她的爱？还是出于作为一般朋友的关心？也许两者都有。
但自卑感与自尊心都告诉我不能开这个口。我为什么要去打听她个人的私生活呢？再说，我现在也没有这种爱和被爱的权利和资格啊！
摘帽归队
这年“七·一”，我和大赵、王绅士他们到底没盼来有关摘帽的消息。
但是，到了九月中旬，场长从市里回来便喜滋滋地告诉我和大赵，让我们明天回报社去一趟，王明找我们有事。
金场长凑到我耳朵边笑道：“这回可能有好事了。”
我心里虽已猜出几分，却故作糊涂地说：“我俩能有什么好事。”
金场长说：“摘帽不是好事么？”
我们说：“果真要是，当然是大喜。你知道这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帽子，压在我们头上有多沉啊！”
这天晚上，窗外的月亮很亮。可不，都快中秋了。外墙根的蟋蟀啾啾叫个不停，我和大赵都久久没能入睡。从1958年春天起，将近五年的劳动改造生活，也许就要出头了。五年，在这将近1800个没有亲情、没有朋友、没有欢乐、缺少自由、缺少温暖的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们都不知怎样熬过来的，但无论怎样，我们这回也许真要熬出头来了。
“赵忠、小孔：今天找你们二位来，是要向你们宣布一个你俩最关心的消息：”笫二天，当我和大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大赵预测着到报社后即将发生的情形，学着王明和我俩谈话的口气，说道：“经过为期五年的思想劳动改造，你们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错，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较好的悔改表现，经过报社党总支和编委会的研究，现决定摘掉你俩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说完，自己呱呱鼓起掌来。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说：“人们往往在忘乎所以时作出错误的判断。”
“你瞧着吧，王明现在已经是机关的党总支书记，报社编委，到那时候你留心听听，他跟咱俩唠的准就是这套喀。”大赵显得很自信。
果然，从报社谈完话回来，大赵习惯地用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喜形于色：“怎么样？王明和咱俩说的，你说和我那套喀有哪句不一样？”大赵用大拇指指指自己：“我诸葛赵——说神机妙算不过誉吧！”
“就是算得太晚了。”我挖苦他：“新婚之前能算出来就好了。”
“那阵子是猪八戒娶媳妇——尽想好事啦。”他自嘲道。
我忽然想起他和欧阳芬的事：
“大赵，前次约你去图书馆，你说等以后有机会你再去。这次摘了帽，你应该尽快把消息告诉欧阳芬。”
“这事儿……”大赵迟疑了：“是应该告诉她，但不能亲自出马。你说呢？”
“下礼拜我去换书时，向她透露透露，看看她的反应如何？”
大赵这时向我透露了他们离婚前欧阳芬和他说过“到那时如果条件允许，再说复婚的事儿”这些话，问题是时过境迁，不知现在人家想法如何？
我俩从机关出来，也没再上哪儿去，因为回到农场还有近二十里地，又没有客车可搭，便到商店一人买了半斤饼干、一瓶汽水，走一路，吃一路。王明让我们帮助秋收完便回机关，工作到时候再安排。
“工资恢复不恢复没听他说啊。工作咋安排也没个大致意见。”大赵考虑问题总是比较细。而且他一谈及工资，便令我想起他过去闹工资待遇的事儿。
“咳，帽子摘完了，这是头等大事儿。别的就由组织去考虑吧。”我说：“用不着想那么多，该有的咱们总会有。”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俩同时想起这句话。
我们走走停停，反正不着忙。累了到这草滩坐坐。走一会儿，又到那树下躺躺，望望那蓝天上不断变幻的白云，望着自由自在翱翔于蓝天的云雀。我随手揪下一片草叶，象儿时那样放在嘴里吹起了口哨。多年的重压，好似突然变得轻松惬意起来。来时一个半钟头的路程，回来时享受了三个钟头。到达金家洼子农场，已是夕阳西下，快到吃晚饭时间了。
晚上，我在油灯下给大哥写信，也给在广西桂林部队的阿祥同学去信，告诉他们这足足盼了五年的消息。
等到高粱、谷子、地瓜、黄豆全都收获完毕，即将告别1962年的时候，那位“吃多吃少没关系，总要分得均匀”的山东来的年轻师傅套上马车，我俩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听着欢快的、有节奏的铃铛声，望着越来越近的、永远沉浸在淡淡的雾霭中的电厂的晾水塔，终于告别农场，回到日夜思念的报社机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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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由于缺乏锻炼。”没等小娟背诵完，我便把陈允兴旅长这段话的后半句接了下来。
“对。”小娟说：“您记性真好。”
“我记性其实不好。”我说：“不过这段话恰巧曾被我摘录过，所以记得比较牢。”
小娟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当我俩的视线碰在一起时，我就赶紧不好意思地回避了。临走时，小娟说：“下次来还书时可别忘了招呼我。“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以后有空上我哥家去呗。”
“嗯哪。”我随口应了一声，算是答应。“她打招呼，不过出于礼节罢了。”我这么想。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哪好意思去给人家添麻烦，添政治上的麻烦啊！
我倒是很希望知道小娟是否已成婚？这究竟是出于对她的爱？还是出于作为一般朋友的关心？也许两者都有。
但自卑感与自尊心都告诉我不能开这个口。我为什么要去打听她个人的私生活呢？再说，我现在也没有这种爱和被爱的权利和资格啊！
摘帽归队
这年“七·一”，我和大赵、王绅士他们到底没盼来有关摘帽的消息。
但是，到了九月中旬，场长从市里回来便喜滋滋地告诉我和大赵，让我们明天回报社去一趟，王明找我们有事。
金场长凑到我耳朵边笑道：“这回可能有好事了。”
我心里虽已猜出几分，却故作糊涂地说：“我俩能有什么好事。”
金场长说：“摘帽不是好事么？”
我们说：“果真要是，当然是大喜。你知道这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帽子，压在我们头上有多沉啊！”
这天晚上，窗外的月亮很亮。可不，都快中秋了。外墙根的蟋蟀啾啾叫个不停，我和大赵都久久没能入睡。从1958年春天起，将近五年的劳动改造生活，也许就要出头了。五年，在这将近1800个没有亲情、没有朋友、没有欢乐、缺少自由、缺少温暖的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们都不知怎样熬过来的，但无论怎样，我们这回也许真要熬出头来了。
“赵忠、小孔：今天找你们二位来，是要向你们宣布一个你俩最关心的消息：”笫二天，当我和大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大赵预测着到报社后即将发生的情形，学着王明和我俩谈话的口气，说道：“经过为期五年的思想劳动改造，你们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错，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较好的悔改表现，经过报社党总支和编委会的研究，现决定摘掉你俩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说完，自己呱呱鼓起掌来。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说：“人们往往在忘乎所以时作出错误的判断。”
“你瞧着吧，王明现在已经是机关的党总支书记，报社编委，到那时候你留心听听，他跟咱俩唠的准就是这套喀。”大赵显得很自信。
果然，从报社谈完话回来，大赵习惯地用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喜形于色：“怎么样？王明和咱俩说的，你说和我那套喀有哪句不一样？”大赵用大拇指指指自己：“我诸葛赵——说神机妙算不过誉吧！”
“就是算得太晚了。”我挖苦他：“新婚之前能算出来就好了。”
“那阵子是猪八戒娶媳妇——尽想好事啦。”他自嘲道。
我忽然想起他和欧阳芬的事：
“大赵，前次约你去图书馆，你说等以后有机会你再去。这次摘了帽，你应该尽快把消息告诉欧阳芬。”
“这事儿……”大赵迟疑了：“是应该告诉她，但不能亲自出马。你说呢？”
“下礼拜我去换书时，向她透露透露，看看她的反应如何？”
大赵这时向我透露了他们离婚前欧阳芬和他说过“到那时如果条件允许，再说复婚的事儿”这些话，问题是时过境迁，不知现在人家想法如何？
我俩从机关出来，也没再上哪儿去，因为回到农场还有近二十里地，又没有客车可搭，便到商店一人买了半斤饼干、一瓶汽水，走一路，吃一路。王明让我们帮助秋收完便回机关，工作到时候再安排。
“工资恢复不恢复没听他说啊。工作咋安排也没个大致意见。”大赵考虑问题总是比较细。而且他一谈及工资，便令我想起他过去闹工资待遇的事儿。
“咳，帽子摘完了，这是头等大事儿。别的就由组织去考虑吧。”我说：“用不着想那么多，该有的咱们总会有。”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俩同时想起这句话。
我们走走停停，反正不着忙。累了到这草滩坐坐。走一会儿，又到那树下躺躺，望望那蓝天上不断变幻的白云，望着自由自在翱翔于蓝天的云雀。我随手揪下一片草叶，象儿时那样放在嘴里吹起了口哨。多年的重压，好似突然变得轻松惬意起来。来时一个半钟头的路程，回来时享受了三个钟头。到达金家洼子农场，已是夕阳西下，快到吃晚饭时间了。
晚上，我在油灯下给大哥写信，也给在广西桂林部队的阿祥同学去信，告诉他们这足足盼了五年的消息。
等到高粱、谷子、地瓜、黄豆全都收获完毕，即将告别1962年的时候，那位“吃多吃少没关系，总要分得均匀”的山东来的年轻师傅套上马车，我俩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听着欢快的、有节奏的铃铛声，望着越来越近的、永远沉浸在淡淡的雾霭中的电厂的晾水塔，终于告别农场，回到日夜思念的报社机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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