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六）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尽管如此，吃饭时仍然有一番热闹。起先炊事员老林“碗大勺有准”，依次分到各人饭盒里。分完若有剩汤，一人再添上些。后来那个山东来的年轻师傅说，林师傅先分的干，后分的稀。“吃多吃少没关系，但总得分均匀。”小山东提议由场长来分。这样实行了一阵子，后来又传出来场长勺权太厉害，和谁好就分得多，不好的分得少。场长说干脆轮流掌勺。又后来轮流掌勺也不好，最后还是林师傅一锤定音，他先把饭菜分成6份，菜饽饽大小用称约好。“你们先挑，最后剩下那份归我。”这样做后，谁也没有意见了。
遇到改善生活，凭豆腐票买了豆饼豆腐（那时由于油料作物紧张，大豆冷榨出完油后，才用豆饼做成的豆腐供应居民），林师傅也把豆腐切成均匀小四方块，分到白菜上边，块多块小一目了然。
有时焖高粱米饭，火烧得旺些，那锅巴也一人分一小块。林师傅善动脑筋，在铲完饭后往锅巴上面洒点盐面，压上火，等铲下来吃时，又香又酥，有股咸不滋的味儿，人们一边品尝，一边啧啧称赞这“高级饼干”。
到了开春，我们就更不愁自己肚子了。遍地有的是野菜，一人剜一把，用开水淖过剁碎，加点盐掺到苞米面里，嚼起来挺筋道，比师傅们从家带来的杨树叶饽饽好吃多了。
等到地瓜爬蔓和萝卜出苗之后，我们就去摘些地瓜叶和萝卜叶来吃。我告诉林师傅，南方把地瓜叶茎的外皮撕下来，然后将去了皮的茎切成段，放上点醋、盐、拍点蒜一炒，林师傅照着做，挺好吃的。萝卜叶有酱沾着吃固然好，但那时大酱按本供应有时也买不来，就只好沾盐水吃了。
“劳动真是改造人。”金场长用筷子指着我说：“过去这小广东从来不吃生菜的，现在大家吃啥他吃啥。我看也吃得有滋有味的。”
“饿了吃啥都香。是不是咧？小广东。”那位“吃多吃少没关系，总得分均匀”的山东的年轻师傅问我。
“不是有这样一句格言么：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大赵抢先替我回答了。
不过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肚子痛，有时就象锥子钻心似地，疼得我脑门冒汗，躺在炕上直打滚。我知道这回不是胃疼，因为它是在肚脐周围，而不象过去在心口痛。
金场长问我吃没吃过打虫子的药？说经常吃生菜的人，每年要吃一次打蛔虫的药。后来我上医院开来了“山道年”，服用后大便时把我吓坏了，便出的蛔虫抱成了团。第二次大便屙出来的干脆是一堆蛔虫，足有几十条，屙得我都感到身上发冷，起鸡皮疙瘩，害怕极了。
物质生活的匮乏我都可以经受。因为我们的客家祖先，一辈一辈都是从苦难中经历过来的。他们不仅在战乱中从中原不断南迁，沿途经受了流离颠沛之苦，就是沿途找到可以安家落户的立足点，也都大多是无人或少人居住的贫瘠的高原山区。“七山一水二分田”便是我们绝大多数客家山村的写照。正如人们所言：有山必有客（家人），有客必住山。我的整个童年大都是在番薯煮粥的半温饱中度过的。加上当右派后劳动改造期间，我们粮食定量比机关干部还多几斤，起码野菜还有得吃，抱着别人能过我也能过的信念，所以吃苦一词在我生活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那些按极右—类送教养的右派难友比我们可就惨多了。有位后来办了离休的车先生比我年长六岁，原来也算在一个系统工作。他亲自和我讲起他的悲惨经历，他原是北新话剧团团长，1945年(18岁)参加八路军，其爱人也是同年参的军，反右车入狱后，他爱人精神分裂住北京医院并死在那里。四个孩子离婚后无人照看，哈尔滨市兄弟家怕连累又不敢接纳，只好把孩子送进孤儿院。
车先生在劳动改造院任班长，管百十来号人，每月吃不足28斤定量，还以出完苞米的苞米棒和秸杆粉碎后做成黑饼子给大家吃。一天十几个钟头的繁重劳动和难以维持生命的代食品，锇得人们饥不择食，有些人吃野菜、癞蛤蟆中毒浮肿而死。常常早晨起来发现同炕难友已悄然归西。有一外号叫大个子的鞍山工人，被打成反党主义分子，饿得在野外大便时吃自己的粪便！我曾看过夹边沟劳动改造农埸的难友，饿得从干部粪便中寻找没消化完的豆子之类的记载，却第一次听说吃自己粪便！也许他以为像狗那样吃了可以维持生命；也许他觉得吃后恶心也就不会有饥饿感了。反正那天晚上收工后，同宿舍的人不让他进屋睡觉，他在外面冻得直哼哼，最后大家可怜他，让他刷牙后才准他进屋睡觉。
农场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谈榕我们要相约见面也有些不容易了。编辑部那些昔日要好的同事，除了王明、李斌、钦华他们来劳动时点点头，也不方便说太多的话。听说，李斌已和医院的一位护士结了婚，红媒就是王明的爱人王婷大姐。钦华后来也与干校的一位同乡结了婚，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子女了。
还听说小娟在我离开报社去水库劳动之后，椐说又考上省城大学念了二年书，但即将毕业那年，因病住了两个月医院，后来也没读下去，就又回到图书馆工作来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
为了驱除心灵上的寂寞，我在星期日去市里时，抽空来到暴彤家。暴彤那时正在门前脱煤坯，他老母帮着往煤里泼水，小儿子暴欣在树下小桌上做他的作业。这孩子已经读二年级了。
我挽起裤脚要帮他一把，暴彤说什么也不让。
“好容易盼个休息日，又从农场来走了近二十里地。我这点煤坯子不够我半天活。进屋歇着，反正我这煤泥还得焖一会儿，傍黑凉快了啥时有空啥时再脱。”暴彤一边洗手一边说。
“小孔，来，喝杯茶歇歇。暴彤刚沏不久的茶。”大娘一边在围裙上擦擦手，一边把我让进屋里。
暴彤摘帽回来不觉一年整。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劳动改造支队去，而被安排在劳动改造院生产科当科员负责联系安排生产。
“工作得怎么样，顺心吗？”我问。
“对付闹吧。”暴彤说：“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摘帽右派，就象劳动改造释放犯，给你碗饭吃就是了。”
我和他谈起金建副总编和我谈过的话，他不以为然。
“哼，入党，也许将来树这么一个半个典型。反正据我所知，劳动改造释放的重新安排工作时，给谁谁也不愿意要。摘帽和劳动改造释放有什么不同？”暴彤说。
“劳动改造没有选票，咱们不还给张选票么？”
“这是敌我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特殊方式。‘摘帽右派’按毛主席的说法就是‘争取过来’的人，争取过来又怎么样？‘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这是主席原话。你知道‘多少做一点事’也就是过去的‘监督使用’呗。对不对？或许我的观点有些悲观。”
“孩子他妈复婚的事有希望吗？来没来看过孩子？”我想转换转换话题。
“听说和他们车间主任结了婚，孩子都有了。”没成想引来的话题更令他不愉快。
“那么快？真是个活跃人物。”我说。
“你这句话算说对了。”暴彤说，“车间主任本来是有老婆孩子的。我确实佩服她这方面的能力。”他说完就陷入沉思中了。
盛英确实身手不凡。她在张娴和暴彤初恋之时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张娴。在和暴彤离婚刚一年多又取代了车间主任妻子的位置。
“我希望我做个贤妻良母，但政治上进步是首要条件。”她离婚后和车间王主任这样说，也和所有和她接触的男人与女人们这样说。
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大伙儿十分理解她的这些话。
车间主任是从技术员岗位上提起来的，叫王广福，工资高，又长得一表人材，乒乓球打得满好。盛英在中学时就是学校的乒乓球代表队员。现在他们两个人工作、业余活动常有接触，又都爱好文学。王广福，四十四五岁，比盛英大十五六岁。但在盛英看来，王主任具备某种成熟美。她拿王广福与暴彤比，似乎共同兴趣更多，性格更趋温和。她借故工作事到王广福家看过，王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已上学。挺好一个家庭。她决心要得到他，要把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王主任，你们家什么都好，就我嫂子长得太老了，说不好听的话，都赶上你妈了！”盛英在王主任送别只剩他俩的时候，太胆地说出了这句她斟酌了很久的话。
“她比我大三岁，爹妈包办的。”王主任显得有些尴尬。
“你俩生活得幸福吗？感情好吗？”
“嘿，什么感情不感情，孩子都这么大了，凑合着过呗！”
“婚姻是凑合的事么？记得哪位名人说过，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而死亡的婚姻是活人的坟墓。”
有一次，车间干部在王主任办公室开完会后，盛英帮着王主任收拾屋子。当屋里只剩他们两人时，盛英觉得时机到了。
“王主任，在生产和技术上，遇到问题你当机立断，很有点男子汉的气概，这一点我很佩服。可为什么在家庭生活问题上，你就不敢迈出这名存实亡的无感情的烂泥塘，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呢？”
“有时候我也想过。”王主任说：“但一切都太晚了。”
“晚倒不晚。”盛英说：“重要的是把握时机。”盛英看了看王广福，不期两人的热辣辣的视线碰到一块了。
星期六，厂里浴池开放。也巧，盛英从浴池出来，让风吹干一下她那长发的时候，王主任也从男池那屋一个人走了出来。
“带雪花膏了么？”盛英问王主任。
“从来不用那玩艺儿。”
“傻冒儿，洗完澡不擦点雪花膏，脸上就粗糙了。”
“我说你保养得这么好呢。”王主任看了看盛英穿着的粉红色的贴身秋衣，两只高耸的乳房随着盛英擦头发的动作，有规律地左右晃动着，显出一副迷人的少妇样子。
“我保养得真好吗？”盛英脉脉含情地从下垂的长发中抬头斜睨着王广福，不等他回答，便说：“你在办公室等着，一会儿我给你送雪花膏去。”她不等王主任表示，便径自回厂里的独身宿舍取雪花膏去了。
当盛英给王主任送去雪花膏时，车间里已一片寂静，工人们洗完澡都直接回家去了。
盛英手里攥着雪花膏瓶，双手反剪在背后，慢步来到王主任办公室。
“你闭上眼睛。”盛英说：“我打开雪花膏瓶，你猜猜是夜阑香型，还是茉莉型？”
王主任顺从地闭上眼睛。盛英将雪花膏抹在自己纤细的双手上。
“猜出来了么？”盛英一面将手上的雪花膏直接擦到王广福的宽阔的脸颊上。
“真香！”王广福睁开双眼，本能地攥住了那双香气袭人而又滑腻、温暖白玉般的双手。
盛英早已预料到这种场面的出现，她抽出双手，紧紧地搂住王广福的脖子，而王主任也就顺势搂住盛英那柔软的散发着女人香气的腰肢。办公室里恰好有一张中午用来休息的单人床，他俩便不由自主地滚到床上去了。
盛英离开暴彤已一年整，在这漫长的365天时间里，活泼开朗而不安分的盛英，难耐那孤寂、枯燥的独身生活，她感受到王广福那和暴彤一般的结实宽厚而富有弹力的胸肌，尽情享受那梦中早就渴盼着的淋漓痛快沁人心脾的欢快时刻。王广福纵情地吻着盛英的额门，脸颊和那温热的嘴唇，脖颈，直到酥胸。一手揉抚着盛英那高耸、柔软的乳房，另一只手紧托着盛英那宽厚的臀部。盛英也默契地用双手紧搂着王广福那粗犷的腰肢，两腿不由自主的跷起和王广福那粗实的大腿交织在一起。他俩扭动着，翻腾着，恨不得化为一个人……
品尝了这次人生的快乐，盛英以后在遇到晚上车间开完干部会，又象往常那样帮王主任收拾卫生，不过现在到了办公室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已多了一次重温旧梦的欢愉节目。
终于，有一天，盛英兴奋地却又装着惊慌失措的样子找到王广福。
“我这月例假忽然不来了，可能……”
“怎样办？”王广福的惊慌却是真实的：“如果真的怀了孕，你得想办法找个医院把胎儿打了。”
“你说得真轻巧，北新市就巴掌那么大地方，一打胎还不满城风雨？”
“哪怎么办？”
“你只有和我嫂子离婚。”
“我们虽说感情不深，可婚后我们连架都很少吵的。”
“现在顾不了这许多了。”盛英脑瓜来得快：“只有实情相告。告诉她如果不离婚，日后我这孩子生下来，到那时天机泄漏，你就得去劳动改造或教养，到时人财两空。告诉她不要声张，暂时离了婚，日后孩子生活费我们会负担。就说咱俩不过是一时感情冲动，等我生完孩子，暴彤摘了帽，彼此再复婚。”
王主任的妻子，虽觉老王这说法不尽合情理，可也没有其他好办法，于是，也就只好这样屈从了丈夫的安排。事后王广福和盛英分别调往别厂，但两人却从此生活在一起，再也不愿分开了。
“这样见异思迁的人，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我宽慰暴彤，想起盛英当年取代张娴在暴彤心目中的位置时采取的举动：我对暴肜道：“她任何时候只考虑自己幸福，不管他人死活。这样的人终究会遭到报应的。”
“大记者也信佛家的因果论哪？”暴彤笑道。
“不，这是唯物主义的因果学说。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正直的。正直的人们总是崇尚真善美。好人终归会有好报。当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争取。”
带着沉重的心情从暴彤家出来，想到王绅士、大赵等人的不幸婚姻，我的心象压了块铅似地感到沉重得喘不上气来。信天主教的人称善人死后升天堂享永福；恶人死后入地狱受永罚；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在炼狱中暂时受罚，至罪愆炼尽时为止。我和王绅士毕竟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不利于党的事业的观点，那些瞎说实话的人，或仅仅因为一时疏忽说了几句错话的人，难道也非要受到工作上、政治上乃至生活、爱情上全面的惩罚，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愆么？这种罪愆何时才能赎尽？何时才能炼尽？天主教信徒还有七次犯罪可以宽恕七次之说，难道我们这些右派，犯一次错便永远不能洗尽了么？难道我们这些右派，真如毛主席所说，只有三分之一属于人民，三分之二都是反革命？都要象真主所说的“恶人死后地狱受永罚”么？难道做一个普通人，过一种普通百姓的凡间的劳动生活，也都那么难么？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一批又一大批人永远受苦受难？
我苦闷、矛盾、彷徨。农场这段时间比较闲，于是决心钻到书里去寻求解脱。去水库工地之前，金建不是说过日后改造好了一样可以入党么。朗费罗的那句话鼓舞了我：“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你也要坚定，要沉着”。我觉得我必须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一些东西，一来可以充实提高自己，二来也是很好反思认识过去罪错的一种必要手段。我要争取成为那“三分之一属于人民”的人。这样，我开始通读《毛选》和其他一些文艺书籍。
“人生有千百种灾殃，畏惧这些灾殃，才是致命伤。”我想起了瑞士教育家伯托累的这句名言。
唯一出路
夜晚，窗外河风呼啸。我钻在被窝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翻开《毛选》真心实意地反省自己：“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我过去的评报发言，本来主观上确实是想改进新闻报道的质量，如果他们能虚心听取，用事实说话，少扣帽子，少以势压人，那效果不就更好了么？我的立场不也就正确了么？可他们不这么看，非得说我的发言起到为右派鸣不平的恶劣效果，因而我的立场是错误的，反动的。我的立场真是反动的么？……嘿，错误就错误，反动就反动吧！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我的评报发言在歌颂人民群众反右斗争的成绩同时，亦把缺点作为暴露对象，这是不就是颠倒了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呢？可毛主席也说过，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那么，批评不就是暴露吗？这又该如何理解啊？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过去对毛的阶级分析方法佩吸得五体投地，可这回对揭露右派的丑恶嘴脸时，同时揭露其丑恶的家庭、社会关系抱反感态度，是不是没有从“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上入手，或许就是暴露了我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及资产阶级立场劣根性呢？是的，从阶级分析观点看人，固然有它对的一面，可如果为了击败政敌，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其出身关系不好(旧社会过未的人谁又能那么干净呢！)作为论据，作为手段，作为借口进行要挟，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帽子，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下三烂的学阀作风呢？……难道真是自己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在指出报道中的某些缺点时，自然不会像给大家评功摆好时那种和颜悦色的和善态度，可我也没把同志当作敌人对待呵，难道区分人民和敌人的界限，可以不看所提意见之内容，而仅仅在于你说话时的口气与态度么？！，或许正是这种态度，而导致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我矛盾着，徘徊着，像一只永远走不出漩涡的小船。
但我心里明白，认罪赎罪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是我的唯一出路，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按毛主席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认识检查自己。对自己否定得越彻底越好，骂自己骂得越狠越深刻，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只能这样啊！
于是我在读完了《毛选》四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之后，便寻章摘句向报社党组织写了自己对罪错的认识和学习后心得。
我还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来学习鲁迅的号召，于是我开始通读《鲁迅全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依然是那么的单纯和幼稚。因为当我后来看到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写到1957年反右骨节眼上，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与毛主席的对话，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都来学习鲁迅”与“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所谓“大无畏精神”，都不过是毛自己所抛出的“阳谋”。
当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问毛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时，毛曾毫不掩饰地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毛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如同柯庆施所言：服从要到盲从的地步。可“一句话也不说”亦未必就能躲过反右的厄运。大赵和千千万万那些平日敢于直言者，不就通过一次次的“深挖”，而终于没能躲过那场灭顶之灾么！《辽宁日报》那个叫彭定安的记者(改正后任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省作协副主席、鲁迅研究学会理事长)，是专门研究鲁迅的，我在宣传部时还陪同他采访过一些讽刺小品的素材，可后来，凡是写过杂文或讽刺小品一类的作者，大都被打成右派。毛的意图你永远都无法猜透，正像有人所言，他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制造一个人人自危而最终忠于他的统治的政治环境。
我抱着矛盾的心情看完了《鲁迅全集》1至8卷。过去所购存书已读得差不多了。我忽然想起去欧阳芬工作的市图书馆借书。在那里，或许还可以看到我住院时给我送过《第三病室》的小娟——我们已经四年多没见过面了，也许她已经早成家了？
再遇小娟
于是在初夏的一个周日，我便径直奔市图书馆而来。
图书馆借阅的人不多，除了报刊阅览室有十几人，借书的也不过三五人。所以我一进门，欧阳芬就看见我了。
“嗨，小孔，什么风把你刮这儿来了？听说都回本单位农场来了，你呢？”欧阳芬还是那干净利索的样子，一样的快言快语。
“你还一点没变。”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发问，仔细地打量着她：“我和大赵去年秋天回农场的，都挺好。”
也许听我提到大赵，欧阳芬小声说：“他身体怎样？”我说：“这段时间还可以，也不累，到星期天就休，晚上没什么事，我们就看书。过去自己买的书看完了，这不，星期日来市里有事儿，顺便就上你这借书来了。可我没有借书证，也没有工作证，还不知怎么借，能不能借？”
“别人不能借，你还不能借么。”欧阳芬说：“交两元钱押金办个借阅证就可以。”我一边付钱，欧阳芬拿了一张借书卡为我填上单位、姓名，一边说：“你早知道我调这儿来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看我？你还能总不上市里来么？我还以为你死哪去了呢！”欧阳芬连珠炮似地给我提了一大堆意见。
“这和死了不是一样吗？上街都找小巷子走，象做贼似的。我怎么好意思到你这儿来？”
我和她讲起我有次去医院时产生的幻觉，甚至看到我养的来亨鸡中有只小母鸡羽毛特别丰满，外观特别漂亮，我都会联想到欧阳芬我们一起在北山公园读书时，她穿着那身白衣裙的情景……
“那这会儿怎么就好意思来了？”欧阳芬还是不谅解我。
“冬天我们进城掏大粪，熟人也遇过一些，脸皮一厚，也就顾不得面子了！”
“以后就该常来了。”欧阳芬说。
“不来也不行啊——超过还书期下次就该不借我了。”我说。
“真有事儿或没看完，延长点时间也没关系的。特殊照顾。”
我发现旁边无人，便附到欧阳芬耳朵边和她开了句玩笑：“你说特殊照顾，小心别人说你立场不稳！”
欧阳芬也毫不掩饰，朗声笑道：“要是稳的话，还能站在这儿和你谈话么！？”
欧阳芬问我想借什么书，我让她给我介绍，她顺手找了本杜鹏程的新作《保卫延安》，说另有本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讲反修的，挺好。大家抢着看。现在这书没还回来，如果想看，下星期我来，给我留着。
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自从脑瓜扣上那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右派帽子之后，还没有人把我们这号人当人来尊重啊！
临走时，我悄声问欧阳芬：“王明妹妹小娟是否还在这工作？”欧阳芬用手一指，小娟正在里面的阅览室的一角办公桌上忙着什么。欧阳芬想去招呼她，被我挡住了：
“没有什么事儿，别惊动她了。”我把书夹在腋下，便要离开图书馆。
临走，我问欧阳芬：“现在住在哪儿？”欧阳芬说：“还能住哪，住在我妈妈家呗！”
从图书馆出来，我便三拐两拐来到王绅士家。
王绅士对我不坏，俨然和大哥一般。我同情他的处境，可怜他那几个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失去母爱，所以时间长了没去，他见着大赵就捎信让我去，我也惦记着他们。
“今年‘七·一’有没有消息？能否摘一批？”王绅士关心地问。
“没听到有这方面消息。”我说：“第一批宣布摘帽是60年‘十·一’。去年是‘七·一’宣布摘的第二批，可能考虑建党50周年。今年如果‘七·一’不摘，‘十·一’还不得摘一批么？”我这么估计。
“回到农场，我把去图书馆借书的经过告诉大赵。大赵毫不掩饰内心的兴奋。
“啊，她还问到我的健康。”大赵显然十分高兴。
“对，当我说到我和你去年秋天回农场时，欧阳芬小声地问我，你身体怎样。后来离开图书馆时，我有意问她：现在住在哪里？她说：还能住哪，住我妈家呗！从这话我推断，欧阳芬没有再婚。”
当我第二次去图书馆换书时，已是半月之后的事了。
欧阳芬没在借阅处，换了小娟在那儿接待读者。我正踌躇之间，小娟已经发现我了：
“庆芳，芬姐今天家里有事没来，您要借的书，他早就给您留出来了。您稍等一会儿，我给他们办完给您办。”
我“啊啊”两声，算是回答。我感觉我的脸上有些发热，说话动作都有些不自然了，便站在一旁，静候着。小娟还是老样子，不过似乎长大了些，丰满了些，比过去更俊俏、更成熟，那两小酒窝更迷人了。她替别人登记完书，随即把那本事先准备好的《叶尔绍夫兄弟》递给我。
“您晒黑了。”她说：“不过更健康了。”一点也不羞涩地打量着我。
“上星期芬姐就把这本书给您准备出来了。没曾想星期日等您一天，也没看到您的影子。”小娟说。
“我看书速度太慢。有时看到好的地方或警句，还做点札记。所以拖了一星期。”
小娟一边把我看过的《保卫延安》送还原架上去，一边在借书卡登上新借的书。然后问我：
“上次来咋不让芬姐招呼我一声？我大约有4年没看着您了。”小娟的口气显然有点抱怨的味道。
“我看您在里边忙着什么，又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所以没敢去打扰您。”我顺嘴敷衍道。
“用得着那么客气么！”小娟嗔怪地说：“我听我哥和我嫂子唠起您时，说您在农场干得挺好。”
“嘿，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觉得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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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开春，我们就更不愁自己肚子了。遍地有的是野菜，一人剜一把，用开水淖过剁碎，加点盐掺到苞米面里，嚼起来挺筋道，比师傅们从家带来的杨树叶饽饽好吃多了。
等到地瓜爬蔓和萝卜出苗之后，我们就去摘些地瓜叶和萝卜叶来吃。我告诉林师傅，南方把地瓜叶茎的外皮撕下来，然后将去了皮的茎切成段，放上点醋、盐、拍点蒜一炒，林师傅照着做，挺好吃的。萝卜叶有酱沾着吃固然好，但那时大酱按本供应有时也买不来，就只好沾盐水吃了。
“劳动真是改造人。”金场长用筷子指着我说：“过去这小广东从来不吃生菜的，现在大家吃啥他吃啥。我看也吃得有滋有味的。”
“饿了吃啥都香。是不是咧？小广东。”那位“吃多吃少没关系，总得分均匀”的山东的年轻师傅问我。
“不是有这样一句格言么：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大赵抢先替我回答了。
不过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肚子痛，有时就象锥子钻心似地，疼得我脑门冒汗，躺在炕上直打滚。我知道这回不是胃疼，因为它是在肚脐周围，而不象过去在心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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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的匮乏我都可以经受。因为我们的客家祖先，一辈一辈都是从苦难中经历过来的。他们不仅在战乱中从中原不断南迁，沿途经受了流离颠沛之苦，就是沿途找到可以安家落户的立足点，也都大多是无人或少人居住的贫瘠的高原山区。“七山一水二分田”便是我们绝大多数客家山村的写照。正如人们所言：有山必有客（家人），有客必住山。我的整个童年大都是在番薯煮粥的半温饱中度过的。加上当右派后劳动改造期间，我们粮食定量比机关干部还多几斤，起码野菜还有得吃，抱着别人能过我也能过的信念，所以吃苦一词在我生活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那些按极右—类送教养的右派难友比我们可就惨多了。有位后来办了离休的车先生比我年长六岁，原来也算在一个系统工作。他亲自和我讲起他的悲惨经历，他原是北新话剧团团长，1945年(18岁)参加八路军，其爱人也是同年参的军，反右车入狱后，他爱人精神分裂住北京医院并死在那里。四个孩子离婚后无人照看，哈尔滨市兄弟家怕连累又不敢接纳，只好把孩子送进孤儿院。
车先生在劳动改造院任班长，管百十来号人，每月吃不足28斤定量，还以出完苞米的苞米棒和秸杆粉碎后做成黑饼子给大家吃。一天十几个钟头的繁重劳动和难以维持生命的代食品，锇得人们饥不择食，有些人吃野菜、癞蛤蟆中毒浮肿而死。常常早晨起来发现同炕难友已悄然归西。有一外号叫大个子的鞍山工人，被打成反党主义分子，饿得在野外大便时吃自己的粪便！我曾看过夹边沟劳动改造农埸的难友，饿得从干部粪便中寻找没消化完的豆子之类的记载，却第一次听说吃自己粪便！也许他以为像狗那样吃了可以维持生命；也许他觉得吃后恶心也就不会有饥饿感了。反正那天晚上收工后，同宿舍的人不让他进屋睡觉，他在外面冻得直哼哼，最后大家可怜他，让他刷牙后才准他进屋睡觉。
农场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谈榕我们要相约见面也有些不容易了。编辑部那些昔日要好的同事，除了王明、李斌、钦华他们来劳动时点点头，也不方便说太多的话。听说，李斌已和医院的一位护士结了婚，红媒就是王明的爱人王婷大姐。钦华后来也与干校的一位同乡结了婚，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子女了。
还听说小娟在我离开报社去水库劳动之后，椐说又考上省城大学念了二年书，但即将毕业那年，因病住了两个月医院，后来也没读下去，就又回到图书馆工作来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
为了驱除心灵上的寂寞，我在星期日去市里时，抽空来到暴彤家。暴彤那时正在门前脱煤坯，他老母帮着往煤里泼水，小儿子暴欣在树下小桌上做他的作业。这孩子已经读二年级了。
我挽起裤脚要帮他一把，暴彤说什么也不让。
“好容易盼个休息日，又从农场来走了近二十里地。我这点煤坯子不够我半天活。进屋歇着，反正我这煤泥还得焖一会儿，傍黑凉快了啥时有空啥时再脱。”暴彤一边洗手一边说。
“小孔，来，喝杯茶歇歇。暴彤刚沏不久的茶。”大娘一边在围裙上擦擦手，一边把我让进屋里。
暴彤摘帽回来不觉一年整。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劳动改造支队去，而被安排在劳动改造院生产科当科员负责联系安排生产。
“工作得怎么样，顺心吗？”我问。
“对付闹吧。”暴彤说：“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摘帽右派，就象劳动改造释放犯，给你碗饭吃就是了。”
我和他谈起金建副总编和我谈过的话，他不以为然。
“哼，入党，也许将来树这么一个半个典型。反正据我所知，劳动改造释放的重新安排工作时，给谁谁也不愿意要。摘帽和劳动改造释放有什么不同？”暴彤说。
“劳动改造没有选票，咱们不还给张选票么？”
“这是敌我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特殊方式。‘摘帽右派’按毛主席的说法就是‘争取过来’的人，争取过来又怎么样？‘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这是主席原话。你知道‘多少做一点事’也就是过去的‘监督使用’呗。对不对？或许我的观点有些悲观。”
“孩子他妈复婚的事有希望吗？来没来看过孩子？”我想转换转换话题。
“听说和他们车间主任结了婚，孩子都有了。”没成想引来的话题更令他不愉快。
“那么快？真是个活跃人物。”我说。
“你这句话算说对了。”暴彤说，“车间主任本来是有老婆孩子的。我确实佩服她这方面的能力。”他说完就陷入沉思中了。
盛英确实身手不凡。她在张娴和暴彤初恋之时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张娴。在和暴彤离婚刚一年多又取代了车间主任妻子的位置。
“我希望我做个贤妻良母，但政治上进步是首要条件。”她离婚后和车间王主任这样说，也和所有和她接触的男人与女人们这样说。
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大伙儿十分理解她的这些话。
车间主任是从技术员岗位上提起来的，叫王广福，工资高，又长得一表人材，乒乓球打得满好。盛英在中学时就是学校的乒乓球代表队员。现在他们两个人工作、业余活动常有接触，又都爱好文学。王广福，四十四五岁，比盛英大十五六岁。但在盛英看来，王主任具备某种成熟美。她拿王广福与暴彤比，似乎共同兴趣更多，性格更趋温和。她借故工作事到王广福家看过，王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已上学。挺好一个家庭。她决心要得到他，要把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王主任，你们家什么都好，就我嫂子长得太老了，说不好听的话，都赶上你妈了！”盛英在王主任送别只剩他俩的时候，太胆地说出了这句她斟酌了很久的话。
“她比我大三岁，爹妈包办的。”王主任显得有些尴尬。
“你俩生活得幸福吗？感情好吗？”
“嘿，什么感情不感情，孩子都这么大了，凑合着过呗！”
“婚姻是凑合的事么？记得哪位名人说过，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而死亡的婚姻是活人的坟墓。”
有一次，车间干部在王主任办公室开完会后，盛英帮着王主任收拾屋子。当屋里只剩他们两人时，盛英觉得时机到了。
“王主任，在生产和技术上，遇到问题你当机立断，很有点男子汉的气概，这一点我很佩服。可为什么在家庭生活问题上，你就不敢迈出这名存实亡的无感情的烂泥塘，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呢？”
“有时候我也想过。”王主任说：“但一切都太晚了。”
“晚倒不晚。”盛英说：“重要的是把握时机。”盛英看了看王广福，不期两人的热辣辣的视线碰到一块了。
星期六，厂里浴池开放。也巧，盛英从浴池出来，让风吹干一下她那长发的时候，王主任也从男池那屋一个人走了出来。
“带雪花膏了么？”盛英问王主任。
“从来不用那玩艺儿。”
“傻冒儿，洗完澡不擦点雪花膏，脸上就粗糙了。”
“我说你保养得这么好呢。”王主任看了看盛英穿着的粉红色的贴身秋衣，两只高耸的乳房随着盛英擦头发的动作，有规律地左右晃动着，显出一副迷人的少妇样子。
“我保养得真好吗？”盛英脉脉含情地从下垂的长发中抬头斜睨着王广福，不等他回答，便说：“你在办公室等着，一会儿我给你送雪花膏去。”她不等王主任表示，便径自回厂里的独身宿舍取雪花膏去了。
当盛英给王主任送去雪花膏时，车间里已一片寂静，工人们洗完澡都直接回家去了。
盛英手里攥着雪花膏瓶，双手反剪在背后，慢步来到王主任办公室。
“你闭上眼睛。”盛英说：“我打开雪花膏瓶，你猜猜是夜阑香型，还是茉莉型？”
王主任顺从地闭上眼睛。盛英将雪花膏抹在自己纤细的双手上。
“猜出来了么？”盛英一面将手上的雪花膏直接擦到王广福的宽阔的脸颊上。
“真香！”王广福睁开双眼，本能地攥住了那双香气袭人而又滑腻、温暖白玉般的双手。
盛英早已预料到这种场面的出现，她抽出双手，紧紧地搂住王广福的脖子，而王主任也就顺势搂住盛英那柔软的散发着女人香气的腰肢。办公室里恰好有一张中午用来休息的单人床，他俩便不由自主地滚到床上去了。
盛英离开暴彤已一年整，在这漫长的365天时间里，活泼开朗而不安分的盛英，难耐那孤寂、枯燥的独身生活，她感受到王广福那和暴彤一般的结实宽厚而富有弹力的胸肌，尽情享受那梦中早就渴盼着的淋漓痛快沁人心脾的欢快时刻。王广福纵情地吻着盛英的额门，脸颊和那温热的嘴唇，脖颈，直到酥胸。一手揉抚着盛英那高耸、柔软的乳房，另一只手紧托着盛英那宽厚的臀部。盛英也默契地用双手紧搂着王广福那粗犷的腰肢，两腿不由自主的跷起和王广福那粗实的大腿交织在一起。他俩扭动着，翻腾着，恨不得化为一个人……
品尝了这次人生的快乐，盛英以后在遇到晚上车间开完干部会，又象往常那样帮王主任收拾卫生，不过现在到了办公室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已多了一次重温旧梦的欢愉节目。
终于，有一天，盛英兴奋地却又装着惊慌失措的样子找到王广福。
“我这月例假忽然不来了，可能……”
“怎样办？”王广福的惊慌却是真实的：“如果真的怀了孕，你得想办法找个医院把胎儿打了。”
“你说得真轻巧，北新市就巴掌那么大地方，一打胎还不满城风雨？”
“哪怎么办？”
“你只有和我嫂子离婚。”
“我们虽说感情不深，可婚后我们连架都很少吵的。”
“现在顾不了这许多了。”盛英脑瓜来得快：“只有实情相告。告诉她如果不离婚，日后我这孩子生下来，到那时天机泄漏，你就得去劳动改造或教养，到时人财两空。告诉她不要声张，暂时离了婚，日后孩子生活费我们会负担。就说咱俩不过是一时感情冲动，等我生完孩子，暴彤摘了帽，彼此再复婚。”
王主任的妻子，虽觉老王这说法不尽合情理，可也没有其他好办法，于是，也就只好这样屈从了丈夫的安排。事后王广福和盛英分别调往别厂，但两人却从此生活在一起，再也不愿分开了。
“这样见异思迁的人，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我宽慰暴彤，想起盛英当年取代张娴在暴彤心目中的位置时采取的举动：我对暴肜道：“她任何时候只考虑自己幸福，不管他人死活。这样的人终究会遭到报应的。”
“大记者也信佛家的因果论哪？”暴彤笑道。
“不，这是唯物主义的因果学说。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正直的。正直的人们总是崇尚真善美。好人终归会有好报。当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争取。”
带着沉重的心情从暴彤家出来，想到王绅士、大赵等人的不幸婚姻，我的心象压了块铅似地感到沉重得喘不上气来。信天主教的人称善人死后升天堂享永福；恶人死后入地狱受永罚；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在炼狱中暂时受罚，至罪愆炼尽时为止。我和王绅士毕竟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不利于党的事业的观点，那些瞎说实话的人，或仅仅因为一时疏忽说了几句错话的人，难道也非要受到工作上、政治上乃至生活、爱情上全面的惩罚，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愆么？这种罪愆何时才能赎尽？何时才能炼尽？天主教信徒还有七次犯罪可以宽恕七次之说，难道我们这些右派，犯一次错便永远不能洗尽了么？难道我们这些右派，真如毛主席所说，只有三分之一属于人民，三分之二都是反革命？都要象真主所说的“恶人死后地狱受永罚”么？难道做一个普通人，过一种普通百姓的凡间的劳动生活，也都那么难么？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一批又一大批人永远受苦受难？
我苦闷、矛盾、彷徨。农场这段时间比较闲，于是决心钻到书里去寻求解脱。去水库工地之前，金建不是说过日后改造好了一样可以入党么。朗费罗的那句话鼓舞了我：“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你也要坚定，要沉着”。我觉得我必须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一些东西，一来可以充实提高自己，二来也是很好反思认识过去罪错的一种必要手段。我要争取成为那“三分之一属于人民”的人。这样，我开始通读《毛选》和其他一些文艺书籍。
“人生有千百种灾殃，畏惧这些灾殃，才是致命伤。”我想起了瑞士教育家伯托累的这句名言。
唯一出路
夜晚，窗外河风呼啸。我钻在被窝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翻开《毛选》真心实意地反省自己：“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我过去的评报发言，本来主观上确实是想改进新闻报道的质量，如果他们能虚心听取，用事实说话，少扣帽子，少以势压人，那效果不就更好了么？我的立场不也就正确了么？可他们不这么看，非得说我的发言起到为右派鸣不平的恶劣效果，因而我的立场是错误的，反动的。我的立场真是反动的么？……嘿，错误就错误，反动就反动吧！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我的评报发言在歌颂人民群众反右斗争的成绩同时，亦把缺点作为暴露对象，这是不就是颠倒了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呢？可毛主席也说过，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那么，批评不就是暴露吗？这又该如何理解啊？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过去对毛的阶级分析方法佩吸得五体投地，可这回对揭露右派的丑恶嘴脸时，同时揭露其丑恶的家庭、社会关系抱反感态度，是不是没有从“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上入手，或许就是暴露了我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及资产阶级立场劣根性呢？是的，从阶级分析观点看人，固然有它对的一面，可如果为了击败政敌，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其出身关系不好(旧社会过未的人谁又能那么干净呢！)作为论据，作为手段，作为借口进行要挟，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帽子，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下三烂的学阀作风呢？……难道真是自己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在指出报道中的某些缺点时，自然不会像给大家评功摆好时那种和颜悦色的和善态度，可我也没把同志当作敌人对待呵，难道区分人民和敌人的界限，可以不看所提意见之内容，而仅仅在于你说话时的口气与态度么？！，或许正是这种态度，而导致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我矛盾着，徘徊着，像一只永远走不出漩涡的小船。
但我心里明白，认罪赎罪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是我的唯一出路，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按毛主席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认识检查自己。对自己否定得越彻底越好，骂自己骂得越狠越深刻，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只能这样啊！
于是我在读完了《毛选》四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之后，便寻章摘句向报社党组织写了自己对罪错的认识和学习后心得。
我还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来学习鲁迅的号召，于是我开始通读《鲁迅全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依然是那么的单纯和幼稚。因为当我后来看到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写到1957年反右骨节眼上，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与毛主席的对话，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都来学习鲁迅”与“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所谓“大无畏精神”，都不过是毛自己所抛出的“阳谋”。
当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问毛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时，毛曾毫不掩饰地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毛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如同柯庆施所言：服从要到盲从的地步。可“一句话也不说”亦未必就能躲过反右的厄运。大赵和千千万万那些平日敢于直言者，不就通过一次次的“深挖”，而终于没能躲过那场灭顶之灾么！《辽宁日报》那个叫彭定安的记者(改正后任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省作协副主席、鲁迅研究学会理事长)，是专门研究鲁迅的，我在宣传部时还陪同他采访过一些讽刺小品的素材，可后来，凡是写过杂文或讽刺小品一类的作者，大都被打成右派。毛的意图你永远都无法猜透，正像有人所言，他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制造一个人人自危而最终忠于他的统治的政治环境。
我抱着矛盾的心情看完了《鲁迅全集》1至8卷。过去所购存书已读得差不多了。我忽然想起去欧阳芬工作的市图书馆借书。在那里，或许还可以看到我住院时给我送过《第三病室》的小娟——我们已经四年多没见过面了，也许她已经早成家了？
再遇小娟
于是在初夏的一个周日，我便径直奔市图书馆而来。
图书馆借阅的人不多，除了报刊阅览室有十几人，借书的也不过三五人。所以我一进门，欧阳芬就看见我了。
“嗨，小孔，什么风把你刮这儿来了？听说都回本单位农场来了，你呢？”欧阳芬还是那干净利索的样子，一样的快言快语。
“你还一点没变。”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发问，仔细地打量着她：“我和大赵去年秋天回农场的，都挺好。”
也许听我提到大赵，欧阳芬小声说：“他身体怎样？”我说：“这段时间还可以，也不累，到星期天就休，晚上没什么事，我们就看书。过去自己买的书看完了，这不，星期日来市里有事儿，顺便就上你这借书来了。可我没有借书证，也没有工作证，还不知怎么借，能不能借？”
“别人不能借，你还不能借么。”欧阳芬说：“交两元钱押金办个借阅证就可以。”我一边付钱，欧阳芬拿了一张借书卡为我填上单位、姓名，一边说：“你早知道我调这儿来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看我？你还能总不上市里来么？我还以为你死哪去了呢！”欧阳芬连珠炮似地给我提了一大堆意见。
“这和死了不是一样吗？上街都找小巷子走，象做贼似的。我怎么好意思到你这儿来？”
我和她讲起我有次去医院时产生的幻觉，甚至看到我养的来亨鸡中有只小母鸡羽毛特别丰满，外观特别漂亮，我都会联想到欧阳芬我们一起在北山公园读书时，她穿着那身白衣裙的情景……
“那这会儿怎么就好意思来了？”欧阳芬还是不谅解我。
“冬天我们进城掏大粪，熟人也遇过一些，脸皮一厚，也就顾不得面子了！”
“以后就该常来了。”欧阳芬说。
“不来也不行啊——超过还书期下次就该不借我了。”我说。
“真有事儿或没看完，延长点时间也没关系的。特殊照顾。”
我发现旁边无人，便附到欧阳芬耳朵边和她开了句玩笑：“你说特殊照顾，小心别人说你立场不稳！”
欧阳芬也毫不掩饰，朗声笑道：“要是稳的话，还能站在这儿和你谈话么！？”
欧阳芬问我想借什么书，我让她给我介绍，她顺手找了本杜鹏程的新作《保卫延安》，说另有本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讲反修的，挺好。大家抢着看。现在这书没还回来，如果想看，下星期我来，给我留着。
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自从脑瓜扣上那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右派帽子之后，还没有人把我们这号人当人来尊重啊！
临走时，我悄声问欧阳芬：“王明妹妹小娟是否还在这工作？”欧阳芬用手一指，小娟正在里面的阅览室的一角办公桌上忙着什么。欧阳芬想去招呼她，被我挡住了：
“没有什么事儿，别惊动她了。”我把书夹在腋下，便要离开图书馆。
临走，我问欧阳芬：“现在住在哪儿？”欧阳芬说：“还能住哪，住在我妈妈家呗！”
从图书馆出来，我便三拐两拐来到王绅士家。
王绅士对我不坏，俨然和大哥一般。我同情他的处境，可怜他那几个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失去母爱，所以时间长了没去，他见着大赵就捎信让我去，我也惦记着他们。
“今年‘七·一’有没有消息？能否摘一批？”王绅士关心地问。
“没听到有这方面消息。”我说：“第一批宣布摘帽是60年‘十·一’。去年是‘七·一’宣布摘的第二批，可能考虑建党50周年。今年如果‘七·一’不摘，‘十·一’还不得摘一批么？”我这么估计。
“回到农场，我把去图书馆借书的经过告诉大赵。大赵毫不掩饰内心的兴奋。
“啊，她还问到我的健康。”大赵显然十分高兴。
“对，当我说到我和你去年秋天回农场时，欧阳芬小声地问我，你身体怎样。后来离开图书馆时，我有意问她：现在住在哪里？她说：还能住哪，住我妈家呗！从这话我推断，欧阳芬没有再婚。”
当我第二次去图书馆换书时，已是半月之后的事了。
欧阳芬没在借阅处，换了小娟在那儿接待读者。我正踌躇之间，小娟已经发现我了：
“庆芳，芬姐今天家里有事没来，您要借的书，他早就给您留出来了。您稍等一会儿，我给他们办完给您办。”
我“啊啊”两声，算是回答。我感觉我的脸上有些发热，说话动作都有些不自然了，便站在一旁，静候着。小娟还是老样子，不过似乎长大了些，丰满了些，比过去更俊俏、更成熟，那两小酒窝更迷人了。她替别人登记完书，随即把那本事先准备好的《叶尔绍夫兄弟》递给我。
“您晒黑了。”她说：“不过更健康了。”一点也不羞涩地打量着我。
“上星期芬姐就把这本书给您准备出来了。没曾想星期日等您一天，也没看到您的影子。”小娟说。
“我看书速度太慢。有时看到好的地方或警句，还做点札记。所以拖了一星期。”
小娟一边把我看过的《保卫延安》送还原架上去，一边在借书卡登上新借的书。然后问我：
“上次来咋不让芬姐招呼我一声？我大约有4年没看着您了。”小娟的口气显然有点抱怨的味道。
“我看您在里边忙着什么，又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所以没敢去打扰您。”我顺嘴敷衍道。
“用得着那么客气么！”小娟嗔怪地说：“我听我哥和我嫂子唠起您时，说您在农场干得挺好。”
“嘿，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觉得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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