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炼狱（五）厄运之神
毛主席对这样的大好形势自然兴奋异常，他到河北视察时，听到安国流村粮食亩产增加十多倍，一棵高梁结八个穗，高兴地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学文化，学科学，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还说以后猪也要改善生活，吃豆子。1958年8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人类社会最高阶段。会议通过决议宣称：人类社会最高阶段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听了都特别高兴，特别受鼓舞。要知道，当时我们那连油花都不多的白菜汤里，能吃上几片榨完油的豆饼豆腐，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了。
人们兴奋异常，高墙上到处写着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
不怕做不到，
只怕想不到，
只要想得到，
一定能做到。
社员群众中则到处传唱着当时流行民间的歌曲：
哪里吃饭不要钱？
哪里呀老少笑开颜？
走遍天下找不到呀，
人民公社哟——
吃饭就是不要钱，
但是，这样的好生活到底没来到我们那偏僻的深山沟，而且我们《北新日报》报道的哪个已经进入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工厂，此后也没有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而终于销声匿迹，真个“走遍天下”也“找不到”了。
相反，物品越来越缺，价钱越卖越贵。过去光是买粮、油、肉食、棉布要凭票，后来连肥皂、卷烟甚至补衣服用的线团也要票证才能买到了。而北京那些研究部门没等宏伟计划实现，又来了新课题——没有粮食吃什么？研究起粮食替代品来了。（据《中华遗产》）
大放卫星的结果，导致高征购，据后来《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说，上报的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照实收，把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征购任务还差得远，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再交不上来，就抓人、关押、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不寒而栗的所谓三年灾害时期，据后来中央统计，四年我党计饿死3755万多人！
星期天，我和谈榕相约去市里走走。看电影两角、洗澡两角五分倒还没涨价，过去六七角一斤的饼干却涨到七块钱才能买到了。我全月工资还买不到5斤饼干啊。副食商店货架空空的。一斤粮票听人们说已卖到超过粮价十多倍价格——两元五角至三元。我们当然不能和普通百姓那样去买，买了就是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犯罪行为。贾诚妻子怀孕想买块豆腐吃，邻居还有说“右派老婆也吃豆腐！”到后来，用粮票也只能买到苞米面饼干。
1960年夏，市里和全国一样，蔓延起慢性肝炎病，有的人小腿用手指一按一个坑。人们都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好在我和大赵、谈榕每月48斤定量，“自己吃饱了一家人不饿”。但暴彤和王绅士这些人就够苦了，他们得省下一些给自己老人和孩子吃。暴彤也得了肝炎浮肿病，现在抡起18磅大锤，可不象过去那么轻松有劲了。昔日手臂和胸脯上隆起的一块块疙瘩肉，明显地下去了，大锤抡不上几下便气喘吁吁。
但是，所有这一切，比起后来我们看到的和凤鸣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经历——我的1957》，我们能够活下来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附近，有个叫夹边沟的劳动改造农场，原有右派劳动改造人员2800多人，由于粮食定量一减再减至每人每月15市斤，又缺少副食，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活着回来。其余全部饿死在那里了。一些人为了活命，甚至出现吃死尸肉的慑人情景。
书中还介绍了一个叫傅作恭的右派，原是美国一位建筑学家，傅作义的胞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水利部长的起义将领傅动员其弟回国，支援兰州建设，适逢赶上整风，无辜打成右派。当夹边沟一批批饿死人时，他写信求哥寄些粮票或实物，其兄不知详情(寄信要经检查)，未寄物品鼓励其好好改造。年逾半百的傅作恭无力背石块，队长搓草绳套其脖颈前拉后推，弄得傅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后傅之尸体被扔进大坑喂了野狗！
厄运之神
这年的国庆前夕，刘书记召集我们全体右派开了个会，市整风办公室那个旁听过我的批判会的老郑，当众宣布摘掉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其中就有我们的咕咕头组长和暴彤。
送别暴彤的时候，我和谈榕凑了10斤粮票给他：“我们没有别的送你，回去买点饼干给你孩子吧。”
“以后休息日上市里时，一定到我家坐坐。”暴彤接过粮票，紧握着我们的手。
“不怕连累你呀？”谈榕和他开玩笑。
“×，老子就是不怕这个那个的。”暴彤说：“这次我们单位要给我摘帽，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承认有帽！”
真是块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和咕咕头组长告别时，我把他拉到一旁，小声地提醒他：一旦给你送毛衣的那位姑娘找到了，办喜事时，可别忘了我。
“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文人’。”组长说。
“你俩安心改造吧。”暴彤最后叮嘱我们说：“这次摘帽的30多名右派，绝大多数是五六类的，四类处理可能就我们三四个。好好干吧，慢慢总会解决的。”
咕咕头组长他们走了之后，我们的劳动组织按采石和碎石不同工种有些变动。那位在批判暴彤大会上说话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我曾和他借过《新华字典》的中学老师尤林，因为得了慢性肝炎也分到我们碎石组当了组长。
尤林的穿着不象咕咕头组长那般随便，他自始至终象王绅士那样保持整洁利落的教师形象。而且总是梗梗着脖子，象吞了一根尺似的。说话也离不开课堂味儿。尤其遇到小组开会，他说起话来，停顿的时间比说的话要多，简直象新华社播发纪录新闻时的速度。他讲究卫生几乎成癖，这一点又象那位擦雪花膏的复旦大学生。涮茶碗必得三回。连擤鼻涕也有他独特的高雅方式，手绢从展开到叠回去，任何时候都有条不紊。上厕所不用手去开门，而用脚踢。
“尤老师，我看你总那么干净，怎么还得上肝炎了？”瘸农艺师一边捶碎石，一边有点揶揄的味道说：“你看我过去成天生活在农村，差不多拿苍蝇就饭吃，反倒什么病也没有，真有点奇怪啊！”
“各人体质不同。”老尤解释道：“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不一样。你看那苍蝇，成天在腐败变质的东西上爬，可它不得病。”老尤说到这，赶忙说：“我这么比喻也许不好，可别多心呀。如果将来有人把苍蝇这种免疫力研究透了，用它来提高人类的免疫力，那对人类将是一个莫大贡献。”
尤组长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别的小组学习时念念报刊或毛主席有关文章，走走过场座谈一会就自由活动了，他则特别认真。看看手表：“还有5分钟”——分秒不浪费，而且热心给大家作辅导。只可惜瘸农艺师没等尤组长讲上两段就呼噜上了。开始我们还用胳膊肘碰碰他，后来只要不是鼾声大作让邻组笑话，我们也就视若无睹了。组长说了几次不见效，看他年纪大不和他叫真。
“听君一席课，胜读十年书。”大赵夸尤组长讲得好，讲得确有质量，有些见解甚至精到得鞭辟入理。大赵说得煞有其事，尤组长听得喜上眉梢。
“他好在没当上大官，要不然，下面的听众该倒霉了。”这只是年轻人私下的议论。
“尤老师理论上有一套，差距是实践上欠缺点儿。”这个结论很中肯，也显得很有分寸。当然不是当他面讲的。捶碎石的时候，人们挨着他的时候少，一天八个小时坐在那里拿铁锤轧石头，手腕捶得酸疼，再没人唠喀，有时候是挺腻味、挺难捱的，因此人们为了打发这单调枯燥的时光，彼此常讲些笑谈和社会上的趣闻，而尤组长对这类“低级趣味”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在这场合是颇严肃寡言的，他只有在正式的会上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那年冬天，有过肺结核病的大赵，哮喘病挺厉害，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大伙照顾老尤接替大赵去烧炕，老尤也就当仁不让“尊重百姓意愿”了。人们颇感失望的是，下班回来洗脸水不象大赵烧得多、烧的热，晚一点回来的人洗不上热水，那些“缺乏修养”的人有时甚至会发两句怨言。
在开春月末的一次生活小结会上，因为每个人都得总结优缺点，大伙儿也必须补充发言，我本来比较策略地转述大伙儿希望尤组长能把洗脸水多烧一点，烧热一点，巩固成绩更进一步，不料一向对我和大赵这“新闻界人士”比较客气、比较热情的老尤，想不到从此见了我便“晴转多云、多云转阴”了。
这年的“七一”前夕，在公布第二批为改造好了的右派摘掉帽子时，作为在我们组处理最轻（四类）的尤老师未列其中（其实百分之八十都未摘），可能以为谁给他提了不是，没多提优点，他脸色就显得愈益难看了。这个时候，恰巧石场刘书记布置我们各组出个专刊纪念建党四十周年。歌颂党、歌颂国内外大好形势。
写些什么？立功赎罪歌颂党的宽大政策，每人写过不少了，出于职业习惯，考虑到内容和形式的新，我写了篇歌颂国际大好形势的小诗《美帝国主义——越来越不吃香了》记得有几句是这么写的：
美帝国主义，
越来越不吃香了——
在中国，在朝鲜，在越南，
在它自己的后院——古巴，
到处燃起复仇的火焰。
……
末了，兴致上来，我还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颂歌》。那时，毛在我心目中依然是光荣、伟大、正确的。自己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是自己评报客观上对党对人民起了不好作用。至于像谈榕、咕咭头组长这样的好人被打成右派，可能就像刘书记所云，是下边人瞎整造成的，和伟大领袖无关。如老百姓所言：经是好的，让下边念歪了。眼下人民生活困苦，尽管过去年年都说农业大丰收，可现在所有媒体都说是碰到百年不遇的、特大的、连续三年的、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正如媒体一再宣扬的：毛主席一贯正确，是真理的化身，我这样写道：
主席啊主席，
由于您的辛勤，使我们生活变的更加瑰丽，
由于您思想的光华，
才照亮我人生的旅程。
听吧，
亿万支民歌在述说您的恩情，
亿万人民对您怀着崇敬、感激，
因为您给我们带来信心、力量和崇高理想，
因为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工作和热爱人民。
主席啊——
您是我们幸福的化身，
是中国的马克思，
中国的列宁。
我要永远跟着您的脚印前进！
当时，普天盖地都这样颂扬毛。根本不晓得斯大林和毛主席对剥夺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是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主张的。其实，这时的人民救星早已蜕化为灾星了！大跃进4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象。此时正在全国发生发展着。当然，等我们知道这些事儿，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我不懂诗，却想用诗的形式“言志”，于是便把它分成一行一行就是了。
专刊出去的第二天，尤组长在干活时悄悄招呼几个人走了。等我们收工回到宿舍，做梦也没想到，我那十几行小诗，竟引来一场轩然大波。在我们宿舍的门上、墙上、挂毛巾的铁线上，到处贴满了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
为首一张标题是：《美帝国主义何时吃过香？——剖析右派分子孔庆芳的反动诗篇》署名“尤林”。后面几张内容大同小异，《美帝国主义只能越来越臭》，还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美帝国主义“吃香”用意何在？》，也有人质问：《玩什么新花样？不写自己立功赎罪》。最后一张是：《用〈颂歌〉掩盖，暗地歌颂美帝》，署名是胡芸。
那天晚上，小组批判会即时召开了。尤组长先是领着大家唱了《社会主义好》，重温了“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接着便批判了某些人的和平麻痹思想及政治嗅觉不灵，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进而慷慨激昂地动员大家提高思想认识和识别是非的能力，踊跃投入到反击右派反动诗篇的行列中来。
在这严重的政治问题面前，自然每个人都需要作一番表态的。你不是盼望摘帽归队、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么？那么首先要在政治思想上求得进步，和反动言行划清界线！正像有人所言：反右已发展到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轮流批判发言开始了：
“说美帝国主义越来越不吃香，就意味着它过去吃过香。作为当过记者的孔庆芳，不会不懂得这起码常识。他所以暗藏杀机、明目张胆这样做，实际是利用修辞学美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卑劣手段。”
这个发言的是和尤林一个中学教书的那个叫胡芸的语文老师。过去因为给我们《北新日报》写小品打成右派，也是二类处理。他原来对我们不错，但现在要争取早日摘帽，就得好好表现，所以当尤林布置要对我进行批判时，他便挖空心思，第一个贴出大字报，抓住机会积极发言。
“美帝国主义确实是越来越臭了，它压根就没有吃过香。”轮到贾诚发言时，他例行公事般地附和着补充道。
“美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臭，在其它受压迫的国家它也同样臭”。农艺师老傅道：“小孔一面歌颂毛主席，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到底给觉悟高的人发现揭露出来了。”老傅的发言总是比较含蓄，你说他是批判我也行，说是讽刺胡云这类见风驶舵的人也行，事后大赵私下向他请教，老傅道：你不发言说你右倾，发言又没学会说违心话。末了他嘿嘿一笑，这也是无奈逼出来的。
等每一个都批判表态之后，尤组长让我检查自己反动诗篇的“出笼”过程和自己对这株大毒草的认罪程度。
我说，关于越来越不吃香这句话，我说不清毛主席是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是在哪篇文章中似乎使用过。这时马上有人找《毛选》查对，可以听得见翻书页的唰唰声。
“我还记得毛主席好象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提到，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时，毛主席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毛主席说，美国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宣传上，他就越孤立……，根据毛主席这段话，我觉得我们大概不能误解美国过去就有道理，就不孤立。我这样理解，所以也就不慎使用了“越来越不吃香”那句话，我没有估计到用在这里会造成不良后果，今后我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我只能装着虚心的样子检查自己。不这样没法过关啊：
“他这是抵赖，不是检查。”我的话音未落，那个胡芸就慷慨激昂地站起来，像发现了什么新罪证：“毛主席在他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篇文章中，压根没有他说的那段话。”
尤组长于是领着大家呼口号：“右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孔庆芳歪曲毛主席文章死有余辜！”
“孔庆芳右派气焰嚣张，狂妄透顶！”
……
口号声震耳欲聋，我的脑子已一片空白。尤林过去虽然瞧不起别人，但对我和大赵总是那么客气、那么热情，“新闻界人士”长，“新闻界人士”短，因为他身为老师，又是组长，尽管生活上有些许不足，我们还确实比较尊敬他、接近他，得过去，便过去。可万万没想到，小组会上给他提那么一点希望，倒令他耿耿于怀，难道他真的从心里认为我的小诗是“反动诗篇”么？难道他真的认为别人批判不积极，就有“和平麻痹思想”、“嗅觉不灵”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么？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句名言：“很多显得象朋友的人其实不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倒真不显得象朋友。”难道我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一连三个晚上，尤林抓住我的这几行小诗批个没完。无论怎样检查都说不深刻。那时我们在露天南山很远的竖井干活，一天的重体力艰苦劳动，上下班两个钟头爬露天矿的上下坡，加上关节炎发作，本己疲备不堪的我，晚上还要强打精神作检查埃批判，每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暴彤被批斗后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重又回到现实中来。我小心谨慎，很怕出错，小心翼翼地回避一切矛盾，厄运之神还是找上门来。“象人一样站立，却不能象人一样生存。”我觉得这么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语，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想起冰心的这首诗，我真想去死，活得太艰难，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年纪轻轻太可惜。听说国外科学家发明一种冷冻法，几年十几年后还可复活，我真羡慕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苦闷、彷徨，刚刚好些的胃病又复发了，去医院看病时，我检查出得了慢性肝炎。医生开了休假条，让休息两个月。可我不能休，我要争取早日摘帽啊。“能干多少干多少吧！”
半个月之后，刘书记把我找去，说写诗事经汇报，市委宣传部和市整风办公室领导都认为，大的问题没有，但全诗对美帝国主义缺乏一种强有力的谴责力量，这说明立场世界观还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刘德福书记最后拍拍我的肩膀：“屁大点事，算不了什么。”他宽解我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尤林这小子打马虎眼。”他说：“当时我们正研究什么事，他敲门进来，说有人写反动诗，晚上开个批判会，也没说写诗人姓甚名谁，写了什么。我寻思开就开吧，他若是提到你写的，我先看看就好了。”刘书记解释说。进而又率直地问我：“你惹他了？”
我说没有，从前关系还觉得很不错的。接着把小组鉴定会根据大家反映，对他提出希望的事向刘书记说了一遍。
“那小子小肚鸡肠。”刘书记说：“以往开会我就看他露过这方面苗头。别人提些屁大的事，他也要解释半天。马列主义口朝外的家伙！”刘书记说完，当他那握过三八枪的有力的大手，重重地按着我的肩膀安慰我的时候，我猛然联想到二哥、王明他们那双同样曾经放在我的肩膀上的温暖的大手，想到让我和谈榕搞宣传的信任，感激的热泪突然盈满了我的眼眶，模糊了我的视线……
是的，自己自从当了右派之后，感情特别脆弱，容易冲动，只要别人对我像平常人那样对待，给予一点点公平，给予平常人一样的温暖，别让我打掉牙往肚里咽，我都会感激涕零，难于忘怀！
机关农场
国家经济形势看来越来越严峻，食堂开始创造“增量法”，用高粱面或苞米面煮成糊糊，舀到碗里冷却后变成碗糕，视觉上让人感到满足。农村采集野菜、城里捋下杨树叶或榆树钱开水焯过后用刀剁碎和苞米面揉在一起蒸熟以求填饱肚子。有的地方把榆树皮都剥了，用水浸过磨碎，利用沉淀的粉摊煎饼，说吃起来筋道、有滋味。老家安徽农村的有人来信说，已经饿死不少人。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敢传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安徽省那时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年收入40元之下的占25％。安徽全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但据2004年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记载，安徽全省1959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不止三四百万，而是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逃亡和失踪人数，安徽饿死500万人。而对放卫星、搞高征购跟得没那么紧得邻近的浙江省非正常死亡14。1万人，不及无为县一县饿死人数的一半，和安徽相差20倍！
张恺帆是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当他看到农村饿死人惨状，十几户人家就有9个孤儿，便下令仃止上调粮食，解散公共食堂，发还自留地让农民渡荒。无为县委书记不高兴了，便向省委打小报告。省长黄岩火速向正在庐山开会的省委书记曾希圣汇报，曾当时正批彭德怀，即告毛主席，毛于是作了措词极为严厉的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并下达全国各地。张本是上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在批斗51天，关柙200多天后，流放基层。
从全国情况看，另份资料表明，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下降26。3％，降低到七年前1951年的生产水平。1959年全国6。72亿人，1960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按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人口净增推算，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7500万人左右。
何谓“非正常死亡”？后来有人指出是饿死、病死的代名词。据时任我党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长兼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李止舟（李曾在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从事统战和筹集资金工作）调查了解，他的家乡蒙经县就死了一半人。据《四川日报》刊出的《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长文披露，“三年困难时期”四川这个重灾区“非正常死亡”780万，占全国近五分之二。长宁县饿死人达三分之一。另据2000年4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把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用李止舟的话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有些地方人死了甚至没有劳动力去埋。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当时，大家还以为真像媒体所言，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但后来有著文称，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1949年到1983年，中国年成灾面积均在1千万公顷左右，而1959年受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1956年和1957年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个数字。1980年受灾面积甚至达2232万公顷，粮食减产却微乎其微。但公社化后的1959至1961年三年，有科研工作人员根据全国一百多个水文点、前后七十年的气象资料证明，那几年其实是风调雨顺的最好年景。但粮食产量均比公社化前一减再减近30％，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完全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好大喜功，抽调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让本来减产的庄稼烂在地里，加上高征购、大办食堂人为因素造成这样空前的灾难！
山东鲁北平原的灾情可能是全国之最了，据沾化县志记载，发生在1960、1961、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率分别为60％、55％、32％，共死亡23。000人。从1957到1962全县男性人口减少29。749人，女性人口减少14。098人。这是因为男性对食物需求量大，付出的劳力又比女人重。当地文化大革命中曾出现这样笑话：村里开大会忆苦思甜，一大娘声沮俱下地讲到1959一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惨状，大会组织者听了赶忙制止，让她老人家讲解放前旧社会的苦，老太太继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解放前要饭还有得要，那时(指1959一1961)连要饭都没处去要！(《炎黄春秋》2009年12期)
为了应付当时的困难局面，度过灾荒，这年秋天，北新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便效仿全国各地做法，纷纷开始准备自办农场，我们这些右派，自然又是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这样，我和大赵接到报社通知，背上行李卷，就来到远离市区20多华里的金家洼子，办报社自己的农场。
农场一共也就我们六个人，除了我和大赵，有两个是雇来的从山东逃荒过来的“盲流”（指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另外两个原是机关烧锅炉的。其中一个金师傅任我们场长，另一个负责保管兼当炊事员，场长就是金家洼子街上的人。金家洼子北面是山，靠山是河，河南这面只有十几户人家，称“街”不过是此地民间的一种叫法。场里人手不够时，就和机关打招呼，职工会骑着自行车来轮流参加义务劳动。
我们先在一个帆布蓬里住着，金场长请了他的会木匠泥瓦手艺的侄子指导我们砌房基，土打墙，上房盖，搭火炕，建锅台，等天气冷下来时，我们已经迁入新居了。
接着便开始开荒，实际上好多是撂荒地。这里地多人少，地种不过来。划给我们的地，原来种过一两茬谷子。场长借调公社的拖拉机翻松之后，我们便开始整地。农村到严冬时都有猫冬习惯，村里的姑娘媳妇忙针线活，男人们干完家里零活，就串门围在炕头上玩扑克了。
我和大赵则要准备来年种地的事，跟车进城掏粪，那两位山东来的师傅赶车。进入冬至数九寒天什么活也干不了，我们就在室内干些准备来年养猪鸡、搭鸡架这类零活了。这年冬天是从机关出来度过的第四个冬天，也是比较享福的冬天。活不算怎么累，也不怎么挨冻。粮食定量虽然从每月48斤减到36斤，场长今天上这生产队粉房买点粉渣子，明天到那生产队买点白菜土豆，又不知从哪弄来一些出完苞米的苞米棒，用碾子轧碎，过筛，炊事员再把喂牲口的豆饼弄来一些，一起掺和到苞米面或高粮面里，二两的饽饽有过去四两的大，再一人熬一大碗菜，除了大便时费点劲，有时撑得肛裂出血，肚子倒是满可以填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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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做到。
社员群众中则到处传唱着当时流行民间的歌曲：
哪里吃饭不要钱？
哪里呀老少笑开颜？
走遍天下找不到呀，
人民公社哟——
吃饭就是不要钱，
但是，这样的好生活到底没来到我们那偏僻的深山沟，而且我们《北新日报》报道的哪个已经进入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工厂，此后也没有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而终于销声匿迹，真个“走遍天下”也“找不到”了。
相反，物品越来越缺，价钱越卖越贵。过去光是买粮、油、肉食、棉布要凭票，后来连肥皂、卷烟甚至补衣服用的线团也要票证才能买到了。而北京那些研究部门没等宏伟计划实现，又来了新课题——没有粮食吃什么？研究起粮食替代品来了。（据《中华遗产》）
大放卫星的结果，导致高征购，据后来《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说，上报的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照实收，把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征购任务还差得远，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再交不上来，就抓人、关押、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不寒而栗的所谓三年灾害时期，据后来中央统计，四年我党计饿死3755万多人！
星期天，我和谈榕相约去市里走走。看电影两角、洗澡两角五分倒还没涨价，过去六七角一斤的饼干却涨到七块钱才能买到了。我全月工资还买不到5斤饼干啊。副食商店货架空空的。一斤粮票听人们说已卖到超过粮价十多倍价格——两元五角至三元。我们当然不能和普通百姓那样去买，买了就是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犯罪行为。贾诚妻子怀孕想买块豆腐吃，邻居还有说“右派老婆也吃豆腐！”到后来，用粮票也只能买到苞米面饼干。
1960年夏，市里和全国一样，蔓延起慢性肝炎病，有的人小腿用手指一按一个坑。人们都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好在我和大赵、谈榕每月48斤定量，“自己吃饱了一家人不饿”。但暴彤和王绅士这些人就够苦了，他们得省下一些给自己老人和孩子吃。暴彤也得了肝炎浮肿病，现在抡起18磅大锤，可不象过去那么轻松有劲了。昔日手臂和胸脯上隆起的一块块疙瘩肉，明显地下去了，大锤抡不上几下便气喘吁吁。
但是，所有这一切，比起后来我们看到的和凤鸣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经历——我的1957》，我们能够活下来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附近，有个叫夹边沟的劳动改造农场，原有右派劳动改造人员2800多人，由于粮食定量一减再减至每人每月15市斤，又缺少副食，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活着回来。其余全部饿死在那里了。一些人为了活命，甚至出现吃死尸肉的慑人情景。
书中还介绍了一个叫傅作恭的右派，原是美国一位建筑学家，傅作义的胞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水利部长的起义将领傅动员其弟回国，支援兰州建设，适逢赶上整风，无辜打成右派。当夹边沟一批批饿死人时，他写信求哥寄些粮票或实物，其兄不知详情(寄信要经检查)，未寄物品鼓励其好好改造。年逾半百的傅作恭无力背石块，队长搓草绳套其脖颈前拉后推，弄得傅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后傅之尸体被扔进大坑喂了野狗！
厄运之神
这年的国庆前夕，刘书记召集我们全体右派开了个会，市整风办公室那个旁听过我的批判会的老郑，当众宣布摘掉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其中就有我们的咕咕头组长和暴彤。
送别暴彤的时候，我和谈榕凑了10斤粮票给他：“我们没有别的送你，回去买点饼干给你孩子吧。”
“以后休息日上市里时，一定到我家坐坐。”暴彤接过粮票，紧握着我们的手。
“不怕连累你呀？”谈榕和他开玩笑。
“×，老子就是不怕这个那个的。”暴彤说：“这次我们单位要给我摘帽，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承认有帽！”
真是块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和咕咕头组长告别时，我把他拉到一旁，小声地提醒他：一旦给你送毛衣的那位姑娘找到了，办喜事时，可别忘了我。
“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文人’。”组长说。
“你俩安心改造吧。”暴彤最后叮嘱我们说：“这次摘帽的30多名右派，绝大多数是五六类的，四类处理可能就我们三四个。好好干吧，慢慢总会解决的。”
咕咕头组长他们走了之后，我们的劳动组织按采石和碎石不同工种有些变动。那位在批判暴彤大会上说话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我曾和他借过《新华字典》的中学老师尤林，因为得了慢性肝炎也分到我们碎石组当了组长。
尤林的穿着不象咕咕头组长那般随便，他自始至终象王绅士那样保持整洁利落的教师形象。而且总是梗梗着脖子，象吞了一根尺似的。说话也离不开课堂味儿。尤其遇到小组开会，他说起话来，停顿的时间比说的话要多，简直象新华社播发纪录新闻时的速度。他讲究卫生几乎成癖，这一点又象那位擦雪花膏的复旦大学生。涮茶碗必得三回。连擤鼻涕也有他独特的高雅方式，手绢从展开到叠回去，任何时候都有条不紊。上厕所不用手去开门，而用脚踢。
“尤老师，我看你总那么干净，怎么还得上肝炎了？”瘸农艺师一边捶碎石，一边有点揶揄的味道说：“你看我过去成天生活在农村，差不多拿苍蝇就饭吃，反倒什么病也没有，真有点奇怪啊！”
“各人体质不同。”老尤解释道：“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不一样。你看那苍蝇，成天在腐败变质的东西上爬，可它不得病。”老尤说到这，赶忙说：“我这么比喻也许不好，可别多心呀。如果将来有人把苍蝇这种免疫力研究透了，用它来提高人类的免疫力，那对人类将是一个莫大贡献。”
尤组长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别的小组学习时念念报刊或毛主席有关文章，走走过场座谈一会就自由活动了，他则特别认真。看看手表：“还有5分钟”——分秒不浪费，而且热心给大家作辅导。只可惜瘸农艺师没等尤组长讲上两段就呼噜上了。开始我们还用胳膊肘碰碰他，后来只要不是鼾声大作让邻组笑话，我们也就视若无睹了。组长说了几次不见效，看他年纪大不和他叫真。
“听君一席课，胜读十年书。”大赵夸尤组长讲得好，讲得确有质量，有些见解甚至精到得鞭辟入理。大赵说得煞有其事，尤组长听得喜上眉梢。
“他好在没当上大官，要不然，下面的听众该倒霉了。”这只是年轻人私下的议论。
“尤老师理论上有一套，差距是实践上欠缺点儿。”这个结论很中肯，也显得很有分寸。当然不是当他面讲的。捶碎石的时候，人们挨着他的时候少，一天八个小时坐在那里拿铁锤轧石头，手腕捶得酸疼，再没人唠喀，有时候是挺腻味、挺难捱的，因此人们为了打发这单调枯燥的时光，彼此常讲些笑谈和社会上的趣闻，而尤组长对这类“低级趣味”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在这场合是颇严肃寡言的，他只有在正式的会上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那年冬天，有过肺结核病的大赵，哮喘病挺厉害，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大伙照顾老尤接替大赵去烧炕，老尤也就当仁不让“尊重百姓意愿”了。人们颇感失望的是，下班回来洗脸水不象大赵烧得多、烧的热，晚一点回来的人洗不上热水，那些“缺乏修养”的人有时甚至会发两句怨言。
在开春月末的一次生活小结会上，因为每个人都得总结优缺点，大伙儿也必须补充发言，我本来比较策略地转述大伙儿希望尤组长能把洗脸水多烧一点，烧热一点，巩固成绩更进一步，不料一向对我和大赵这“新闻界人士”比较客气、比较热情的老尤，想不到从此见了我便“晴转多云、多云转阴”了。
这年的“七一”前夕，在公布第二批为改造好了的右派摘掉帽子时，作为在我们组处理最轻（四类）的尤老师未列其中（其实百分之八十都未摘），可能以为谁给他提了不是，没多提优点，他脸色就显得愈益难看了。这个时候，恰巧石场刘书记布置我们各组出个专刊纪念建党四十周年。歌颂党、歌颂国内外大好形势。
写些什么？立功赎罪歌颂党的宽大政策，每人写过不少了，出于职业习惯，考虑到内容和形式的新，我写了篇歌颂国际大好形势的小诗《美帝国主义——越来越不吃香了》记得有几句是这么写的：
美帝国主义，
越来越不吃香了——
在中国，在朝鲜，在越南，
在它自己的后院——古巴，
到处燃起复仇的火焰。
……
末了，兴致上来，我还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颂歌》。那时，毛在我心目中依然是光荣、伟大、正确的。自己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是自己评报客观上对党对人民起了不好作用。至于像谈榕、咕咭头组长这样的好人被打成右派，可能就像刘书记所云，是下边人瞎整造成的，和伟大领袖无关。如老百姓所言：经是好的，让下边念歪了。眼下人民生活困苦，尽管过去年年都说农业大丰收，可现在所有媒体都说是碰到百年不遇的、特大的、连续三年的、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正如媒体一再宣扬的：毛主席一贯正确，是真理的化身，我这样写道：
主席啊主席，
由于您的辛勤，使我们生活变的更加瑰丽，
由于您思想的光华，
才照亮我人生的旅程。
听吧，
亿万支民歌在述说您的恩情，
亿万人民对您怀着崇敬、感激，
因为您给我们带来信心、力量和崇高理想，
因为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工作和热爱人民。
主席啊——
您是我们幸福的化身，
是中国的马克思，
中国的列宁。
我要永远跟着您的脚印前进！
当时，普天盖地都这样颂扬毛。根本不晓得斯大林和毛主席对剥夺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是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主张的。其实，这时的人民救星早已蜕化为灾星了！大跃进4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象。此时正在全国发生发展着。当然，等我们知道这些事儿，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我不懂诗，却想用诗的形式“言志”，于是便把它分成一行一行就是了。
专刊出去的第二天，尤组长在干活时悄悄招呼几个人走了。等我们收工回到宿舍，做梦也没想到，我那十几行小诗，竟引来一场轩然大波。在我们宿舍的门上、墙上、挂毛巾的铁线上，到处贴满了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
为首一张标题是：《美帝国主义何时吃过香？——剖析右派分子孔庆芳的反动诗篇》署名“尤林”。后面几张内容大同小异，《美帝国主义只能越来越臭》，还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美帝国主义“吃香”用意何在？》，也有人质问：《玩什么新花样？不写自己立功赎罪》。最后一张是：《用〈颂歌〉掩盖，暗地歌颂美帝》，署名是胡芸。
那天晚上，小组批判会即时召开了。尤组长先是领着大家唱了《社会主义好》，重温了“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接着便批判了某些人的和平麻痹思想及政治嗅觉不灵，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进而慷慨激昂地动员大家提高思想认识和识别是非的能力，踊跃投入到反击右派反动诗篇的行列中来。
在这严重的政治问题面前，自然每个人都需要作一番表态的。你不是盼望摘帽归队、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么？那么首先要在政治思想上求得进步，和反动言行划清界线！正像有人所言：反右已发展到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轮流批判发言开始了：
“说美帝国主义越来越不吃香，就意味着它过去吃过香。作为当过记者的孔庆芳，不会不懂得这起码常识。他所以暗藏杀机、明目张胆这样做，实际是利用修辞学美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卑劣手段。”
这个发言的是和尤林一个中学教书的那个叫胡芸的语文老师。过去因为给我们《北新日报》写小品打成右派，也是二类处理。他原来对我们不错，但现在要争取早日摘帽，就得好好表现，所以当尤林布置要对我进行批判时，他便挖空心思，第一个贴出大字报，抓住机会积极发言。
“美帝国主义确实是越来越臭了，它压根就没有吃过香。”轮到贾诚发言时，他例行公事般地附和着补充道。
“美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臭，在其它受压迫的国家它也同样臭”。农艺师老傅道：“小孔一面歌颂毛主席，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到底给觉悟高的人发现揭露出来了。”老傅的发言总是比较含蓄，你说他是批判我也行，说是讽刺胡云这类见风驶舵的人也行，事后大赵私下向他请教，老傅道：你不发言说你右倾，发言又没学会说违心话。末了他嘿嘿一笑，这也是无奈逼出来的。
等每一个都批判表态之后，尤组长让我检查自己反动诗篇的“出笼”过程和自己对这株大毒草的认罪程度。
我说，关于越来越不吃香这句话，我说不清毛主席是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是在哪篇文章中似乎使用过。这时马上有人找《毛选》查对，可以听得见翻书页的唰唰声。
“我还记得毛主席好象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提到，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时，毛主席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毛主席说，美国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宣传上，他就越孤立……，根据毛主席这段话，我觉得我们大概不能误解美国过去就有道理，就不孤立。我这样理解，所以也就不慎使用了“越来越不吃香”那句话，我没有估计到用在这里会造成不良后果，今后我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我只能装着虚心的样子检查自己。不这样没法过关啊：
“他这是抵赖，不是检查。”我的话音未落，那个胡芸就慷慨激昂地站起来，像发现了什么新罪证：“毛主席在他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篇文章中，压根没有他说的那段话。”
尤组长于是领着大家呼口号：“右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孔庆芳歪曲毛主席文章死有余辜！”
“孔庆芳右派气焰嚣张，狂妄透顶！”
……
口号声震耳欲聋，我的脑子已一片空白。尤林过去虽然瞧不起别人，但对我和大赵总是那么客气、那么热情，“新闻界人士”长，“新闻界人士”短，因为他身为老师，又是组长，尽管生活上有些许不足，我们还确实比较尊敬他、接近他，得过去，便过去。可万万没想到，小组会上给他提那么一点希望，倒令他耿耿于怀，难道他真的从心里认为我的小诗是“反动诗篇”么？难道他真的认为别人批判不积极，就有“和平麻痹思想”、“嗅觉不灵”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么？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句名言：“很多显得象朋友的人其实不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倒真不显得象朋友。”难道我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一连三个晚上，尤林抓住我的这几行小诗批个没完。无论怎样检查都说不深刻。那时我们在露天南山很远的竖井干活，一天的重体力艰苦劳动，上下班两个钟头爬露天矿的上下坡，加上关节炎发作，本己疲备不堪的我，晚上还要强打精神作检查埃批判，每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暴彤被批斗后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重又回到现实中来。我小心谨慎，很怕出错，小心翼翼地回避一切矛盾，厄运之神还是找上门来。“象人一样站立，却不能象人一样生存。”我觉得这么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语，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想起冰心的这首诗，我真想去死，活得太艰难，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年纪轻轻太可惜。听说国外科学家发明一种冷冻法，几年十几年后还可复活，我真羡慕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苦闷、彷徨，刚刚好些的胃病又复发了，去医院看病时，我检查出得了慢性肝炎。医生开了休假条，让休息两个月。可我不能休，我要争取早日摘帽啊。“能干多少干多少吧！”
半个月之后，刘书记把我找去，说写诗事经汇报，市委宣传部和市整风办公室领导都认为，大的问题没有，但全诗对美帝国主义缺乏一种强有力的谴责力量，这说明立场世界观还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刘德福书记最后拍拍我的肩膀：“屁大点事，算不了什么。”他宽解我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尤林这小子打马虎眼。”他说：“当时我们正研究什么事，他敲门进来，说有人写反动诗，晚上开个批判会，也没说写诗人姓甚名谁，写了什么。我寻思开就开吧，他若是提到你写的，我先看看就好了。”刘书记解释说。进而又率直地问我：“你惹他了？”
我说没有，从前关系还觉得很不错的。接着把小组鉴定会根据大家反映，对他提出希望的事向刘书记说了一遍。
“那小子小肚鸡肠。”刘书记说：“以往开会我就看他露过这方面苗头。别人提些屁大的事，他也要解释半天。马列主义口朝外的家伙！”刘书记说完，当他那握过三八枪的有力的大手，重重地按着我的肩膀安慰我的时候，我猛然联想到二哥、王明他们那双同样曾经放在我的肩膀上的温暖的大手，想到让我和谈榕搞宣传的信任，感激的热泪突然盈满了我的眼眶，模糊了我的视线……
是的，自己自从当了右派之后，感情特别脆弱，容易冲动，只要别人对我像平常人那样对待，给予一点点公平，给予平常人一样的温暖，别让我打掉牙往肚里咽，我都会感激涕零，难于忘怀！
机关农场
国家经济形势看来越来越严峻，食堂开始创造“增量法”，用高粱面或苞米面煮成糊糊，舀到碗里冷却后变成碗糕，视觉上让人感到满足。农村采集野菜、城里捋下杨树叶或榆树钱开水焯过后用刀剁碎和苞米面揉在一起蒸熟以求填饱肚子。有的地方把榆树皮都剥了，用水浸过磨碎，利用沉淀的粉摊煎饼，说吃起来筋道、有滋味。老家安徽农村的有人来信说，已经饿死不少人。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敢传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安徽省那时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年收入40元之下的占25％。安徽全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但据2004年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记载，安徽全省1959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不止三四百万，而是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逃亡和失踪人数，安徽饿死500万人。而对放卫星、搞高征购跟得没那么紧得邻近的浙江省非正常死亡14。1万人，不及无为县一县饿死人数的一半，和安徽相差20倍！
张恺帆是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当他看到农村饿死人惨状，十几户人家就有9个孤儿，便下令仃止上调粮食，解散公共食堂，发还自留地让农民渡荒。无为县委书记不高兴了，便向省委打小报告。省长黄岩火速向正在庐山开会的省委书记曾希圣汇报，曾当时正批彭德怀，即告毛主席，毛于是作了措词极为严厉的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并下达全国各地。张本是上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在批斗51天，关柙200多天后，流放基层。
从全国情况看，另份资料表明，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下降26。3％，降低到七年前1951年的生产水平。1959年全国6。72亿人，1960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按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人口净增推算，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7500万人左右。
何谓“非正常死亡”？后来有人指出是饿死、病死的代名词。据时任我党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长兼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李止舟（李曾在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从事统战和筹集资金工作）调查了解，他的家乡蒙经县就死了一半人。据《四川日报》刊出的《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长文披露，“三年困难时期”四川这个重灾区“非正常死亡”780万，占全国近五分之二。长宁县饿死人达三分之一。另据2000年4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把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用李止舟的话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有些地方人死了甚至没有劳动力去埋。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当时，大家还以为真像媒体所言，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但后来有著文称，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1949年到1983年，中国年成灾面积均在1千万公顷左右，而1959年受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1956年和1957年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个数字。1980年受灾面积甚至达2232万公顷，粮食减产却微乎其微。但公社化后的1959至1961年三年，有科研工作人员根据全国一百多个水文点、前后七十年的气象资料证明，那几年其实是风调雨顺的最好年景。但粮食产量均比公社化前一减再减近30％，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完全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好大喜功，抽调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让本来减产的庄稼烂在地里，加上高征购、大办食堂人为因素造成这样空前的灾难！
山东鲁北平原的灾情可能是全国之最了，据沾化县志记载，发生在1960、1961、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率分别为60％、55％、32％，共死亡23。000人。从1957到1962全县男性人口减少29。749人，女性人口减少14。098人。这是因为男性对食物需求量大，付出的劳力又比女人重。当地文化大革命中曾出现这样笑话：村里开大会忆苦思甜，一大娘声沮俱下地讲到1959一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惨状，大会组织者听了赶忙制止，让她老人家讲解放前旧社会的苦，老太太继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解放前要饭还有得要，那时(指1959一1961)连要饭都没处去要！(《炎黄春秋》2009年12期)
为了应付当时的困难局面，度过灾荒，这年秋天，北新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便效仿全国各地做法，纷纷开始准备自办农场，我们这些右派，自然又是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这样，我和大赵接到报社通知，背上行李卷，就来到远离市区20多华里的金家洼子，办报社自己的农场。
农场一共也就我们六个人，除了我和大赵，有两个是雇来的从山东逃荒过来的“盲流”（指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另外两个原是机关烧锅炉的。其中一个金师傅任我们场长，另一个负责保管兼当炊事员，场长就是金家洼子街上的人。金家洼子北面是山，靠山是河，河南这面只有十几户人家，称“街”不过是此地民间的一种叫法。场里人手不够时，就和机关打招呼，职工会骑着自行车来轮流参加义务劳动。
我们先在一个帆布蓬里住着，金场长请了他的会木匠泥瓦手艺的侄子指导我们砌房基，土打墙，上房盖，搭火炕，建锅台，等天气冷下来时，我们已经迁入新居了。
接着便开始开荒，实际上好多是撂荒地。这里地多人少，地种不过来。划给我们的地，原来种过一两茬谷子。场长借调公社的拖拉机翻松之后，我们便开始整地。农村到严冬时都有猫冬习惯，村里的姑娘媳妇忙针线活，男人们干完家里零活，就串门围在炕头上玩扑克了。
我和大赵则要准备来年种地的事，跟车进城掏粪，那两位山东来的师傅赶车。进入冬至数九寒天什么活也干不了，我们就在室内干些准备来年养猪鸡、搭鸡架这类零活了。这年冬天是从机关出来度过的第四个冬天，也是比较享福的冬天。活不算怎么累，也不怎么挨冻。粮食定量虽然从每月48斤减到36斤，场长今天上这生产队粉房买点粉渣子，明天到那生产队买点白菜土豆，又不知从哪弄来一些出完苞米的苞米棒，用碾子轧碎，过筛，炊事员再把喂牲口的豆饼弄来一些，一起掺和到苞米面或高粮面里，二两的饽饽有过去四两的大，再一人熬一大碗菜，除了大便时费点劲，有时撑得肛裂出血，肚子倒是满可以填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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