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四)破碎的家
暴彤老婆盛英到底和他离婚了,孩子由暴彤母亲照看,盛英每月给暴彤他妈送10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自己一个人住进工厂的女宿舍里。暴彤真是条硬汉,无论在生活、劳动中,都看不到他有一丝儿惆怅伤心处。他原来22级干部,每月工资54元,四类处理,降两级工资,现在每月发给他40元5角。老母没有退休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嗜好抽烟,还爱喝点酒。
“现在水落船低。”他诙谐地说:“过去抽‘大生产’,现在抽旱烟叶,过去喝瓶酒,炒两个菜,现在到饭店花五毛钱买两碗用酒精勾兑的红酒,用咸菜疙瘩下酒。”
“啊——,真过瘾!”每天晚上,当暴彤躺到被窝之前,他就开始过他的酒瘾:举起他那装有红酒的小瓶啁上两口——仅仅两小口。这半斤酒他得坚持到周末,才能接续上啊!然后在房梁上用线绳串着的咸菜疙瘩拽下一小块,巴嗒巴嗒地品得怪有滋味儿,甚至把同样有酒瘾的瘸农艺师老傅馋得直咽吐沫儿。
“你这种喝法不是降两级,三级都有余了。”睡在我旁边的大赵和暴彤开玩笑。
“三级就三级吧!”暴彤边巴嗒咸菜,边满足地说道。
“知足者常乐。”谈榕用他那广州普通话补充道。
那年冬天很冷,没到冬至晚上最低温度已达摄氏零下二十七八度。宿舍里的水缸,第二天早起上面便冻上一层厚厚的冰。好在我们早晨都学着不洗脸的,只是用口盅里的一点点水把毛巾洇湿一角,擦擦眼屎便去吃饭上工。这样还省得山风扇裂了脸。雪花膏那时候属于奢侈品,劳动改造没有人用它的。
那位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江苏籍的年轻工程师,因为用了雪花膏,小组会上有人还对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我们的手和脸实在皲裂出血了,便花上一毛钱买那种蛤蜊油或凡士林油擦擦。
山风呼啸,站在半山腰上作业,在零下二十来度的天气里,我们戴着皮帽子,脑袋瓜儿都被冷风吹得头皮发木。冬天的太阳没有给我们半点暖意。一个个鼻子冻得通红。为不让冷风钻入我们躯体,我们每人都象工人师傅那样,找一根麻绳栓在腰上。一早,嘴里呼出的热气,把胡子、眉毛和脸颊两边的帽沿部分的皮毛挂上了厚厚的一层霜,活象个“圣诞老人”。在这样的天气里,戴着棉手闷子抡大锤,使不上劲,戴两付线手套呢,抡不一会儿手就冻得钻心地难受。暴彤看我冻得甩手跺脚,鼻涕直淌,关切地说:“你这南方人不禁冻,赶上到了小寒大寒,在这山上干活,你更受不了啦。”他给我出主意:“过几天休了,我去市里给你买双狗皮袜筒,再买双大两号的棉胶鞋套上穿,不然,三九天这关你可难挨啊!”
暴彤粗中有细,心肠满好。等他给我买回来穿上之后,在山上作业,虽则也冷,毕竟差多了。
但后来到了小寒,最低温度达零下摄氏30多度,老人们说,这是最近几十年最冷的一年,山上干活更困难了。
原来在水库工地我们“新建队”食堂干活的老傅和贾诚他们,来到采石场后不能再进“厨房重地”,一开始也都一起上山打眼。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他俩上山干活自然更加困难。呼出的热气常常把贾诚的高度近视镜蒙上一层薄雾,有次上山一不小心,贾诚失足从半山崖上滚下来,造成左小腿骨折。自此,场领导开始照顾他俩腿瘸,把一些老弱病残或年岁大些的,也抽调一批参加碎石车间和女工们一块捶建筑用碎石。王绅士和我就都调到山下捶碎石了。
捶碎石的劳动强度比抡大捶自然轻松得多,也可以戴着棉手闷子干。但所谓的碎石车间,实际是在露天地里坐着干活,更加冻腿冻脚。就连我这狗皮袜筒也不起作用了。晚上下班袜筒和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我们于是捶一会儿碎石,便站起来蹦跳一会儿,接着又嘶嘶哈哈地畏缩着身子继续干。
“真是鬼呲牙的天气!”女工们拢起了火堆。人们从头到脚武装着,皮帽子、口罩、围巾、棉大衣、棉鞋,除了露着一对眼睛,我们只有从她们的衣服围巾的花色和说话声音的尖细,才能辨别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别光顾烤火哎,多少得干着点儿。”领工员耿德贵路过碎石场,边坐下烤火,边开玩笑地和女工们说。
“你赶上有个小媳妇搂着,不知道冷哩。”女工中大多是半老徐娘,她们开起玩笑什么话都敢说:“怎么样,你那小媳妇大腿嫩超的,新婚那滋味挺不错吧!”
“这帮老娘们,没个正形。”老耿说着,看我们一个个冻得鼻涕拉撒,便转移话题招呼我们:“来,你们也轮流着过来烤烤火。”
“这还象是人说的话。”老大嫂们说:“右派也是肉长的,快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看我们去了两个人,又开玩笑说:“挤一挤,挨近点儿没关系的,她老爷们不吃醋啊!”
老耿烤一会儿便起身走了。这些老大嫂们接着便叽叽喳喳地讲起这位领工员40岁头上死了前妻,最近如何娶上这个安徽年轻媳妇的经过。据说她是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随一帮“盲流”(指三年困难时期大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逃荒嫁到这里来的。
轮到老傅起来烤火,他竭力用锤柄支撑着半天没站起来。他原本腿有残疾,这一冻关节就更不好使了。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抹了一把鼻涕小声和我说:“也就是党还挺关心咱,要不挨这冻,真是死的心都有!”
我不知他说的那前半句话“党还挺关心咱”是否出自内心,因为那时人们不管说些什么,为安全起见,都自觉不自觉地要戴上这种“笼头”。否则碰上“进步人士”给你打个小报告,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破碎的家
轮到我和王绅士最后烤火时,王绅士咬着牙也起得挺费劲:“完了,这一坐,屁股一着凉,痔疮又犯了。这几天大便拉了好几回血了。山上干,抡大錘累了不行,这回领导照顾调到山下活轻点,总坐这冷板凳也不行。有病,哪儿都找着你了。”
过去,我知道王绅士有胃病,不知道他痔疮还这么严重。
“北方老百姓不有那句话么: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有病缺钱都让咱摊上了。”我说。
其实最令王绅士苦恼的还不是这些。前一个休息日,我和谈榕去市里走走,在浴池洗澡时碰见王绅士。老王约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考虑目前这种情况,去了怕不方便。王绅士挺痛快:“我家自己把一头,独门独院,家里就两个孩子和他姥姥,有啥不方便的。我也不是左派,怕影响我前途呢!”
“大嫂呢?”我想起暴彤那破碎的家。
“上月离婚了。”果然不幸言中。
“那以后再去吧。”我们怕触到他的痛处,推托道。
“以后什么,走。拐个弯就到。”他拉着我们非要去不可。我们也就只好从命了。路过商店,我拿粮票买了一斤饼干,别的就买不着了。
进了王绅士的家,那景象出乎我们想象。你别看王绅士穿得干干净净,周周正正,在改造队里行李还象部队那样,叠得棱是棱角是角,这家可就完全两样了:棉被套撕得一块一块堆在炕角上,立柜的穿衣镜碎裂处用白胶布勉强粘连着。墙上的全家福照,歪挂着也未收拾,很象是两口子刚经历过一场内战。
“孩子呢?”
“可能让他姥领着上哪儿玩去了。”老王说:“这破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在一块劳动,我看你俩挺好的,也不多言多语,挺投机。我和小孔还同是新闻系统的,特意邀请你们好象还没什么事,这回碰这好机遇,家里有事没人唠唠,心里正闷得慌。”
王绅士沏上茶,给我俩各倒了一杯,便谈起他的家事来。
老王过去在部队搞文艺宣传,1950年他和另一个同是搞文艺的战友一起入的党,又一起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一个分到市委宣传部,他分到市里文工队。
听王绅士提到市委宣传部,我立刻想到我们科长:“宣传部那个是不是姓冯?早年穿条马裤,腰板溜直,一副夏伯阳将军的样子?”
“对对对!你怎么认识他?”
“我52年参加工作,就在他手下当干事。”我说。
“噢,我想起来了”老王说:“有一回,我去宣传科看这位老战友,他恰巧上别的屋去了,好象还是你帮我找到他的。当时你正忙着发什么通讯刊物?”
“对。”我说:“那时我正当通讯干事。第二年调到报社的。”
他接着讲起自己在文工队的事。当时他正二十五六岁,还没结婚。文工队有个女演员,二十一二岁,叫叶虹,长得漂亮,细高挑儿,舞跳得挺好。有好几个人追她,一个是我们报社总编室的袁良,那时在文工队搞创作;还有一个副导演,人长得挺帅,可她不知怎么偏偏相中老王这个指导员了。
婚后老王和叶虹过得并不愉快。叶虹姐兄三个,她最小,自幼任性,爱打扮。婚后常因不丁点小事闹口角。老王觉得自己大叶虹好几岁,又都在一个单位,在团里大小也是个头,什么事也就象大哥似的尽量迁让着叶虹。免得把家里矛盾扬到单位上去。可叶虹正是抓住老王这个弱点,生活中有一点不如意的事,偏偏到单位去闹。老王是个爱脸面的人。跟叶虹说:“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你怎麽偏偏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呢?下次如果你再不改,一而再再而三,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你敢把我怎样?”叶虹并不示弱。
“再不改我就搧你耳光子。”
“你敢?”叶虹把脸送到老王面前,藐视道:“来吧,给你搧,你不是想搧我耳光吗?不敢搧的是王八蛋!”
“你再说一遍。”
“王八蛋。”
“你再说一遍。”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啪!”老王气急了,顺手就给了叶虹一个耳光。
叶虹自小至今20多岁,还没挨人碰过。因为长得漂亮,家里人什么都满足她,从不委屈她;因为长得漂亮,学校里老师、同学喜欢她;因为长得漂亮,出来工作单位里的同事奉承她、讨她喜欢。一路的顺境和赞美,养成她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孤傲、偏狭性格。她受不了老王这一耳光,推开门连夜就哭着跑到文工队去找队长。因为那时大都比较年轻,未婚青年住在文工队的宿舍里。叶虹上单位闹过之后,第二天又去宣传部闹,当时文工队隶属市委宣传部管。
王指导员打老婆的事因此闹得沸沸扬扬。宣传部范部长觉得两个人一个单位不好,看看调开一个是否好一些,当时北新市电台刚刚组建,范部长便和文工队负责人商量,把老王调到电台任文艺组长。同时也指出叶虹今后不许再任性,要注意作为一个人民演员的舞台形象,如果今后再不改,就调出文工队,到别的单位改做其他工作。
经过这样一番调动做思想工作,老王夫妇关系在一段时间确有改善。吵闹也少了。但如人们所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几个月过后,叶虹旧病复发。有一次老王的战友、我们宣传科那位冯科长去他家串门,敲了两下,叶虹没听着,刚推开门,一个凳子飞了出来。老冯手急眼快,用手一挡,幸好没打上,手腕却被砸得肿起大包。原来,这天一早起来不知因为什么事没如叶虹的意,叶虹唠唠叨叨没个完,老王骂她两句,她追着要打老王,老王不想和她叫真,就躲出去了。叶虹气还未出,门吱嘎一声开了,叶虹以为丈夫回来,没成想砸到的却是客人。后来宣传部考虑叶虹的邻居对她反映也不好。那时人们对演员的舞台形象比较注意,最后就把她调到医院当护士了。
但后来一看,叶虹做护士工作也不合适,有时心烦爱和患者吵架,就让她上药局给患者付药。
随着年龄的增长,叶虹的性子多少有些好转,起码家里再发生矛盾,她不到电台去找领导闹了。几年功夫,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老王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孩子身上,对这无感情的婚姻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他过去主持文艺组的节目中,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把节目办活、办得多样化,他曾提出建立听众信箱的建议。他说,北新市有两所大学,十几所中学,还有不少商业战线上和工厂里的年轻人,他们常常来信要求重播一些他们喜欢的节目。建立听众信箱的目的,可以加强工农兵学商各方人士的联系。对贯彻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关于多办节目、精办节目精神也是有好处的。其次,他还建议广播工作中也应象报纸那样开展批评,如果听任社会上的官僚主义和一些不良现象滋生蔓延,广播就将脱离群众。
他的建议一时未能得到重视,特别在广播工作中开展批评一事,有些领导认为广播可以超越国界,容易被敌人利用,作为造谣诬蔑我们的材料。老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对教育人民做好工作有利,就不用怕这怕那,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由于他在工作中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和领导讨论甚至争辩一些问题,结果反右斗争中有人说他自大狂妄,提出文艺为工农商学兵服务,是恶意用来对抗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还唯恐天下不乱,要在广播中为国外反动派提供造谣诬蔑我们的阴暗面材料。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老王到马家沟水库接受劳动改造之后,叶虹在家里难耐寂寞,星期六把孩子扔家,一个人去赴周末舞会。即使老王半个月从水库工地回家一次,叶虹也不间断参加周末舞会。而把孩子扔给老王。老王劝他,她说在家有什么意思?
那时各单位的周末舞会,一般在深夜11点就能结束,叶虹有次竟午夜一两点才回来。老王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给她留门,怕睡着了敲不醒,(当时还没有里外可开的弹子锁)留门又不知何时才回来,也担心出什么事没法睡觉。叶虹没好话应他,竟说:“我一个大活人,用不着你操心。我上哪儿还用得着你右派来管?!”
叶虹要说别的,王绅士也就不和她究竟了,可这右派是你叶虹的嘴能随便说的?老王的自尊心已降到最低点,一股热血冲上脑门,太阳穴的血管暴跳着,他从被窝爬起来,抓起扫炕条帚就打,俩人于是滚作一团。如果不是吓得睡梦中的孩子哇哇叫。觉得夜半深更惊扰邻居不好,战争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后来叶虹把家砸个稀巴烂,把棉被也撕成一块一块,扔下孩子,搬到医院独身宿舍住上就不回家了。老王没有办法,便把老岳母请来照顾孩子。叶虹说什么也不听她老母劝,最后法院判决离婚,六岁的大女儿和四岁儿子判给老王,脑炎后遗症腿有残疾的两岁小女儿判给叶虹。老岳母知道自己闺女不好,心疼老王和外孙、外孙女,就一直这样留下来照顾孩子。
说话间,老人领着孩子们回来了。谈榕扯开一包饼干给孩子们吃,孩子们狼吞虎咽喜欢得不得了,一个个一边吃一边抢着往自己衣兜里装。的确,在那个困难年代,孩子们能吃点饼干,简直象享受什么奢侈品。
“怎么不知道给姥姥拿些饼干?姥姥对你们那麽好,怎能光顾自己抢着吃?”老王看了这狼狈相,脸上现出几分尴尬。
“这孩子学野了,没有礼貌。”姥姥说。
“这都难为大娘了,老王不在家,这半大孩子不好管啊!”我们说。
快到吃饭时间了,我和谈榕耳语要出来,老王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
“你们若是家在市里,我也就不留你们了,你们没家没业,我老王就是只有一碗饭,也熬粥大家一块喝完再说。”老王指着外屋地道:“现在想好好招待你们也拿不出什么好吃的。一早我拿豆腐票去拣了几块豆腐,熬点白菜炒个土豆丝,就算改善生活了!”
临走时,我和谈榕凑着给大娘留下10斤粮票,好让老人、孩子吃得饱些。便和老王翻山越岭,抄近道步行两个钟头回到采石场。
一路上,我们都为老王的处境感到难心。我忽然想起水库第一次休息日老王说过的话:“没回家,总盼着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回到家呢,看着啥啥不痛快……”原来他有这么多的闹心事儿……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和老王烤了一会儿火,胸前其实也没感到暖和。老王往火堆里靠了靠,没曾想闻到一股刺鼻的难闻气味,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裤子,玩完——裤脚有个地方给烤糊巴了,手一摸一个大窟窿。
冬日的山沟里,下午三点左右已经见不着太阳。北风顺沟口刮来,吹到脸上就象刀子剌似的。女工们悄悄提前下班回家了,我们可不敢离开现场半步。
“山上干活的更不知怎么熬过来!”贾诚擤了把鼻涕,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冷得蹦跳着哆哆索索地说。
“身体要是没病,抡大锤活动活动身上还暖和一点,就是山风太邪乎。”老傅说:“嘿,身体不好,就啥麻烦都找着你了。”
山上干活的人从弯弯道上过来了。终于又捱过了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入冬后一直不好,一到饿时疼得更厉害。严重时胃又开始潜血,排柏油便。我按医生嘱咐在口袋里装上几块饼干当药吃,在犯病时嚼上两口缓解一下。
大赵有过肺结核,一到冬季就哮喘。`场部照颀他让他给大家烧炕。他干得不错,在烧炕时总是烧满一大缸热水,等大家回来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脸,烫烫冻麻木了的脚。
最寒冷的冬季终于熬过来了。
“共产主义”
等一九五九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改造生活有了些变化。首先,我们这些二类处理的右派,结束了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金,可以按工人最低标准一级工领取劳动报酬(那些老大嫂们最低是二级工)。我们一级工的日薪是一元三角二分。这样,一个月平均按25个半工作日计算,我就可以领到33元6角6分,这收入虽不及当右派前的一半工资,是工人工资等级上不能再低的工资,但比之原来的生活补助金已经高出将近一倍。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种阿Q式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其次,工人师傅发作业服、手套、口罩和套袖,我们也照样领取。这种待遇上的一视同仁,物质上的一点点照顾,都会对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的心灵中、精神上带来震动,使我们这些贱民的自卑感得到稍微的消除,仿佛往真正的、大写的“人”字上又靠近了一步。
这两年国家形势特别好,仅仅两年时间,全国便都实现了公社化。为了赶上英美,全民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
我们深信外地的高产经验一定会逐渐在北新市的大地上开花结果的。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听到家在农村的傅农艺师回来说,农村的深翻地运动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毛主席真伟大,他什么都精通,他什么都关心,他说“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所以毛主席号召“要苦干深翻”。据说,毛主席是根据一农艺师在五尺深的地底下发现小麦扎下的根须而提出的。所以毛主席的深翻号召一经发出,人们便掀起一个“翻得越深越革命”的热潮。据报道,河北省安国县曾创造过深翻一丈二的最高记录。但是后来我在插队时才知道,翻挖的深度超过一市尺的,当年便都减了产。
从广州大哥来信看,家乡形势也很好,说粮食产量比头年增加一半还多。省委书记陶铸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说一年种三造,水稻亩产万斤也是可能的。
好消息接连不断。过了不久,我们从《北新日报》上看到,市内一家工厂已宣布进入了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社会,吃饭不要钱了。
面对这大好形势,我们更深深地感到负罪于人民,没有能在这一天等于20年的良好环境中作出自己的贡献,真是一生莫大的遗憾。但在大炼钢铁中,我们也着实竭尽全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采石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厂长刘德福很信任我们,抽调我们建高炉。暴彤过去在冶炼车间当过工人,王绅士具备一般的电工知识,咕咕头组长瓦工出身,那位擦雪花膏的江苏小伙,大学里是学化工的,反正我们新建队的右派人才济济,我们抽出一部分人日以继夜地干,高炉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人们将各家各户收集来的铁锅、铁器皿及各种铁具砸碎和铁矿石一起装炉,以最短的时间顺利炼出铁水。虽然,到市里报喜的队伍没有我们,但食堂杀猪庆贺时,我们和工人师傅每人一小碗土豆炖肉是一样的。
1958年12月22日,首都各报红字大标题,祝捷1070万吨钢已胜利完成。报道说,1890年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至1949年解放前夕,59年间共生产760万吨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自500多万吨增至一千万吨以上,美国用了七年,英国用了32年,德国用了8年,法国用了29年,日本则为20年,而我国仅用一年,可谓史无前例。我们听了,心里感到特自豪!
可50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搞出的无非是一堆废铁渣。安徽省委的主要领导之一张恺帆这样回忆道
——
1958年9月,毛主席到安徽视察,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沿途看到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用土高炉炼铁,很是热闹。9月I6日他给曾希圣(时任省委书记)写信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殊不知,这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和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于生存活命的锅盆用具,炼出的则是豪无用处的一堆堆废渣。烧焦了农田,耗尽了百姓的体力……
“众志成城齐跃进,万民团结一家亲”;“全党全民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采石场书记刘德福听说我会写美术字、会画画,又从汇报材料上看到谈榕有一手流利的钢笔字,便抽出我俩专门搞宣传,画宣传画,写大字标语。
刘书记是抗联干部,后来渡江南下,还到过我们老家梅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他和谈榕谈起1950年10月美伪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立即发起第一次战役,老刘当时在东线黄草岭地区阻击敌人,谈榕却与主力隐蔽于西线,攻歼温井以北两水洞之敌,激战了12昼夜,将敌人打回清川江以南地区。回忆起当时情景,刘书记仍喜形于色:“我记得那次战役在11月5日结束的,听说歼敌不下一万余人。”
已经年近50岁的刘书记记性很好,和谈榕谈得津津有味:“嗨呀,那次战役结束后,美李军来不及运走的罐头、压缩饼干、枪支、弹药,丢下老鼻子啦……”我知道“老鼻子”是很多的意思,却不晓得它的来历。
“给你发这纪念章了吗?”刘书记抚摸着自己旧军衣上别着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发了,”谈榕说:“可我现在不好意思再戴它了。”
“我看你那认罪检查材料了,咱们私下说说,”刘书记放低声调附在谈榕耳边道:“你就赶到运动头上了,其实那几句话算什么事呀!都是下面一些人瞎整的。”
共同的经历,把他俩的距离拉近了。
自此,场部一有什么搞宣传之类的活,刘书记总不忘找我们俩。村里供销社看我们画的宣传画画得不错,也找刘书记让我们帮他搞橱窗宣传。
国家形势越来越好。1957年12月毛主席还设想在今后15年内赶超英国,50年赶上美国,第二年毛主席就认为有7年就可以了,随后又缩短为五年和三年,10年赶美也有充分把握。
粮食产量更是成倍增长,高产卫星竞放无穷。先是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从几百斤增加到一千五到两千斤,后来河北怡漳亩产达三千多斤,又后来听说河南辉县亩产跃过四千斤,到后来湖北麻城早稻亩产创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比我们广东亩产万斤的奋斗目标还超两倍多!到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西环江县放出亩产量13万多斤粮食的特大卫星,震惊世界。弄得越南还曾派代表团到环江来考察,(后来才知道是动员千人把10来个生产队百多亩即将收割的水稻移到一亩田里去,还采取重复检斤手段放出“卫星”)。
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而为世界第一产粮大国。钱学森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把植物利用太阳光的30%将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于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对于这样的神话,农业专家怎么看?一位甘薯育种专家以凡曾私下对中科院生物学部干部薛攀皋说,单季产稻麦5、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七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之内。但以凡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老婆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据《中华遗产》)
高产卫星冲昏了人们的头脑。粮食多了怎么办,北京化工研究所等六家研究机构,接受了粮食如何转化为塑料、人造羊毛、食用油或甘油等有机合成工业,如何在二、三年内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现在水落船低。”他诙谐地说:“过去抽‘大生产’,现在抽旱烟叶,过去喝瓶酒,炒两个菜,现在到饭店花五毛钱买两碗用酒精勾兑的红酒,用咸菜疙瘩下酒。”
“啊——,真过瘾!”每天晚上,当暴彤躺到被窝之前,他就开始过他的酒瘾:举起他那装有红酒的小瓶啁上两口——仅仅两小口。这半斤酒他得坚持到周末,才能接续上啊!然后在房梁上用线绳串着的咸菜疙瘩拽下一小块,巴嗒巴嗒地品得怪有滋味儿,甚至把同样有酒瘾的瘸农艺师老傅馋得直咽吐沫儿。
“你这种喝法不是降两级,三级都有余了。”睡在我旁边的大赵和暴彤开玩笑。
“三级就三级吧!”暴彤边巴嗒咸菜,边满足地说道。
“知足者常乐。”谈榕用他那广州普通话补充道。
那年冬天很冷,没到冬至晚上最低温度已达摄氏零下二十七八度。宿舍里的水缸,第二天早起上面便冻上一层厚厚的冰。好在我们早晨都学着不洗脸的,只是用口盅里的一点点水把毛巾洇湿一角,擦擦眼屎便去吃饭上工。这样还省得山风扇裂了脸。雪花膏那时候属于奢侈品,劳动改造没有人用它的。
那位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江苏籍的年轻工程师,因为用了雪花膏,小组会上有人还对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我们的手和脸实在皲裂出血了,便花上一毛钱买那种蛤蜊油或凡士林油擦擦。
山风呼啸,站在半山腰上作业,在零下二十来度的天气里,我们戴着皮帽子,脑袋瓜儿都被冷风吹得头皮发木。冬天的太阳没有给我们半点暖意。一个个鼻子冻得通红。为不让冷风钻入我们躯体,我们每人都象工人师傅那样,找一根麻绳栓在腰上。一早,嘴里呼出的热气,把胡子、眉毛和脸颊两边的帽沿部分的皮毛挂上了厚厚的一层霜,活象个“圣诞老人”。在这样的天气里,戴着棉手闷子抡大锤,使不上劲,戴两付线手套呢,抡不一会儿手就冻得钻心地难受。暴彤看我冻得甩手跺脚,鼻涕直淌,关切地说:“你这南方人不禁冻,赶上到了小寒大寒,在这山上干活,你更受不了啦。”他给我出主意:“过几天休了,我去市里给你买双狗皮袜筒,再买双大两号的棉胶鞋套上穿,不然,三九天这关你可难挨啊!”
暴彤粗中有细,心肠满好。等他给我买回来穿上之后,在山上作业,虽则也冷,毕竟差多了。
但后来到了小寒,最低温度达零下摄氏30多度,老人们说,这是最近几十年最冷的一年,山上干活更困难了。
原来在水库工地我们“新建队”食堂干活的老傅和贾诚他们,来到采石场后不能再进“厨房重地”,一开始也都一起上山打眼。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他俩上山干活自然更加困难。呼出的热气常常把贾诚的高度近视镜蒙上一层薄雾,有次上山一不小心,贾诚失足从半山崖上滚下来,造成左小腿骨折。自此,场领导开始照顾他俩腿瘸,把一些老弱病残或年岁大些的,也抽调一批参加碎石车间和女工们一块捶建筑用碎石。王绅士和我就都调到山下捶碎石了。
捶碎石的劳动强度比抡大捶自然轻松得多,也可以戴着棉手闷子干。但所谓的碎石车间,实际是在露天地里坐着干活,更加冻腿冻脚。就连我这狗皮袜筒也不起作用了。晚上下班袜筒和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我们于是捶一会儿碎石,便站起来蹦跳一会儿,接着又嘶嘶哈哈地畏缩着身子继续干。
“真是鬼呲牙的天气!”女工们拢起了火堆。人们从头到脚武装着,皮帽子、口罩、围巾、棉大衣、棉鞋,除了露着一对眼睛,我们只有从她们的衣服围巾的花色和说话声音的尖细,才能辨别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别光顾烤火哎,多少得干着点儿。”领工员耿德贵路过碎石场,边坐下烤火,边开玩笑地和女工们说。
“你赶上有个小媳妇搂着,不知道冷哩。”女工中大多是半老徐娘,她们开起玩笑什么话都敢说:“怎么样,你那小媳妇大腿嫩超的,新婚那滋味挺不错吧!”
“这帮老娘们,没个正形。”老耿说着,看我们一个个冻得鼻涕拉撒,便转移话题招呼我们:“来,你们也轮流着过来烤烤火。”
“这还象是人说的话。”老大嫂们说:“右派也是肉长的,快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看我们去了两个人,又开玩笑说:“挤一挤,挨近点儿没关系的,她老爷们不吃醋啊!”
老耿烤一会儿便起身走了。这些老大嫂们接着便叽叽喳喳地讲起这位领工员40岁头上死了前妻,最近如何娶上这个安徽年轻媳妇的经过。据说她是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随一帮“盲流”(指三年困难时期大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逃荒嫁到这里来的。
轮到老傅起来烤火,他竭力用锤柄支撑着半天没站起来。他原本腿有残疾,这一冻关节就更不好使了。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抹了一把鼻涕小声和我说:“也就是党还挺关心咱,要不挨这冻,真是死的心都有!”
我不知他说的那前半句话“党还挺关心咱”是否出自内心,因为那时人们不管说些什么,为安全起见,都自觉不自觉地要戴上这种“笼头”。否则碰上“进步人士”给你打个小报告,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破碎的家
轮到我和王绅士最后烤火时,王绅士咬着牙也起得挺费劲:“完了,这一坐,屁股一着凉,痔疮又犯了。这几天大便拉了好几回血了。山上干,抡大錘累了不行,这回领导照顾调到山下活轻点,总坐这冷板凳也不行。有病,哪儿都找着你了。”
过去,我知道王绅士有胃病,不知道他痔疮还这么严重。
“北方老百姓不有那句话么: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有病缺钱都让咱摊上了。”我说。
其实最令王绅士苦恼的还不是这些。前一个休息日,我和谈榕去市里走走,在浴池洗澡时碰见王绅士。老王约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考虑目前这种情况,去了怕不方便。王绅士挺痛快:“我家自己把一头,独门独院,家里就两个孩子和他姥姥,有啥不方便的。我也不是左派,怕影响我前途呢!”
“大嫂呢?”我想起暴彤那破碎的家。
“上月离婚了。”果然不幸言中。
“那以后再去吧。”我们怕触到他的痛处,推托道。
“以后什么,走。拐个弯就到。”他拉着我们非要去不可。我们也就只好从命了。路过商店,我拿粮票买了一斤饼干,别的就买不着了。
进了王绅士的家,那景象出乎我们想象。你别看王绅士穿得干干净净,周周正正,在改造队里行李还象部队那样,叠得棱是棱角是角,这家可就完全两样了:棉被套撕得一块一块堆在炕角上,立柜的穿衣镜碎裂处用白胶布勉强粘连着。墙上的全家福照,歪挂着也未收拾,很象是两口子刚经历过一场内战。
“孩子呢?”
“可能让他姥领着上哪儿玩去了。”老王说:“这破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在一块劳动,我看你俩挺好的,也不多言多语,挺投机。我和小孔还同是新闻系统的,特意邀请你们好象还没什么事,这回碰这好机遇,家里有事没人唠唠,心里正闷得慌。”
王绅士沏上茶,给我俩各倒了一杯,便谈起他的家事来。
老王过去在部队搞文艺宣传,1950年他和另一个同是搞文艺的战友一起入的党,又一起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一个分到市委宣传部,他分到市里文工队。
听王绅士提到市委宣传部,我立刻想到我们科长:“宣传部那个是不是姓冯?早年穿条马裤,腰板溜直,一副夏伯阳将军的样子?”
“对对对!你怎么认识他?”
“我52年参加工作,就在他手下当干事。”我说。
“噢,我想起来了”老王说:“有一回,我去宣传科看这位老战友,他恰巧上别的屋去了,好象还是你帮我找到他的。当时你正忙着发什么通讯刊物?”
“对。”我说:“那时我正当通讯干事。第二年调到报社的。”
他接着讲起自己在文工队的事。当时他正二十五六岁,还没结婚。文工队有个女演员,二十一二岁,叫叶虹,长得漂亮,细高挑儿,舞跳得挺好。有好几个人追她,一个是我们报社总编室的袁良,那时在文工队搞创作;还有一个副导演,人长得挺帅,可她不知怎么偏偏相中老王这个指导员了。
婚后老王和叶虹过得并不愉快。叶虹姐兄三个,她最小,自幼任性,爱打扮。婚后常因不丁点小事闹口角。老王觉得自己大叶虹好几岁,又都在一个单位,在团里大小也是个头,什么事也就象大哥似的尽量迁让着叶虹。免得把家里矛盾扬到单位上去。可叶虹正是抓住老王这个弱点,生活中有一点不如意的事,偏偏到单位去闹。老王是个爱脸面的人。跟叶虹说:“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你怎麽偏偏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呢?下次如果你再不改,一而再再而三,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你敢把我怎样?”叶虹并不示弱。
“再不改我就搧你耳光子。”
“你敢?”叶虹把脸送到老王面前,藐视道:“来吧,给你搧,你不是想搧我耳光吗?不敢搧的是王八蛋!”
“你再说一遍。”
“王八蛋。”
“你再说一遍。”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啪!”老王气急了,顺手就给了叶虹一个耳光。
叶虹自小至今20多岁,还没挨人碰过。因为长得漂亮,家里人什么都满足她,从不委屈她;因为长得漂亮,学校里老师、同学喜欢她;因为长得漂亮,出来工作单位里的同事奉承她、讨她喜欢。一路的顺境和赞美,养成她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孤傲、偏狭性格。她受不了老王这一耳光,推开门连夜就哭着跑到文工队去找队长。因为那时大都比较年轻,未婚青年住在文工队的宿舍里。叶虹上单位闹过之后,第二天又去宣传部闹,当时文工队隶属市委宣传部管。
王指导员打老婆的事因此闹得沸沸扬扬。宣传部范部长觉得两个人一个单位不好,看看调开一个是否好一些,当时北新市电台刚刚组建,范部长便和文工队负责人商量,把老王调到电台任文艺组长。同时也指出叶虹今后不许再任性,要注意作为一个人民演员的舞台形象,如果今后再不改,就调出文工队,到别的单位改做其他工作。
经过这样一番调动做思想工作,老王夫妇关系在一段时间确有改善。吵闹也少了。但如人们所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几个月过后,叶虹旧病复发。有一次老王的战友、我们宣传科那位冯科长去他家串门,敲了两下,叶虹没听着,刚推开门,一个凳子飞了出来。老冯手急眼快,用手一挡,幸好没打上,手腕却被砸得肿起大包。原来,这天一早起来不知因为什么事没如叶虹的意,叶虹唠唠叨叨没个完,老王骂她两句,她追着要打老王,老王不想和她叫真,就躲出去了。叶虹气还未出,门吱嘎一声开了,叶虹以为丈夫回来,没成想砸到的却是客人。后来宣传部考虑叶虹的邻居对她反映也不好。那时人们对演员的舞台形象比较注意,最后就把她调到医院当护士了。
但后来一看,叶虹做护士工作也不合适,有时心烦爱和患者吵架,就让她上药局给患者付药。
随着年龄的增长,叶虹的性子多少有些好转,起码家里再发生矛盾,她不到电台去找领导闹了。几年功夫,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老王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孩子身上,对这无感情的婚姻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他过去主持文艺组的节目中,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把节目办活、办得多样化,他曾提出建立听众信箱的建议。他说,北新市有两所大学,十几所中学,还有不少商业战线上和工厂里的年轻人,他们常常来信要求重播一些他们喜欢的节目。建立听众信箱的目的,可以加强工农兵学商各方人士的联系。对贯彻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关于多办节目、精办节目精神也是有好处的。其次,他还建议广播工作中也应象报纸那样开展批评,如果听任社会上的官僚主义和一些不良现象滋生蔓延,广播就将脱离群众。
他的建议一时未能得到重视,特别在广播工作中开展批评一事,有些领导认为广播可以超越国界,容易被敌人利用,作为造谣诬蔑我们的材料。老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对教育人民做好工作有利,就不用怕这怕那,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由于他在工作中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和领导讨论甚至争辩一些问题,结果反右斗争中有人说他自大狂妄,提出文艺为工农商学兵服务,是恶意用来对抗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还唯恐天下不乱,要在广播中为国外反动派提供造谣诬蔑我们的阴暗面材料。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老王到马家沟水库接受劳动改造之后,叶虹在家里难耐寂寞,星期六把孩子扔家,一个人去赴周末舞会。即使老王半个月从水库工地回家一次,叶虹也不间断参加周末舞会。而把孩子扔给老王。老王劝他,她说在家有什么意思?
那时各单位的周末舞会,一般在深夜11点就能结束,叶虹有次竟午夜一两点才回来。老王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给她留门,怕睡着了敲不醒,(当时还没有里外可开的弹子锁)留门又不知何时才回来,也担心出什么事没法睡觉。叶虹没好话应他,竟说:“我一个大活人,用不着你操心。我上哪儿还用得着你右派来管?!”
叶虹要说别的,王绅士也就不和她究竟了,可这右派是你叶虹的嘴能随便说的?老王的自尊心已降到最低点,一股热血冲上脑门,太阳穴的血管暴跳着,他从被窝爬起来,抓起扫炕条帚就打,俩人于是滚作一团。如果不是吓得睡梦中的孩子哇哇叫。觉得夜半深更惊扰邻居不好,战争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后来叶虹把家砸个稀巴烂,把棉被也撕成一块一块,扔下孩子,搬到医院独身宿舍住上就不回家了。老王没有办法,便把老岳母请来照顾孩子。叶虹说什么也不听她老母劝,最后法院判决离婚,六岁的大女儿和四岁儿子判给老王,脑炎后遗症腿有残疾的两岁小女儿判给叶虹。老岳母知道自己闺女不好,心疼老王和外孙、外孙女,就一直这样留下来照顾孩子。
说话间,老人领着孩子们回来了。谈榕扯开一包饼干给孩子们吃,孩子们狼吞虎咽喜欢得不得了,一个个一边吃一边抢着往自己衣兜里装。的确,在那个困难年代,孩子们能吃点饼干,简直象享受什么奢侈品。
“怎么不知道给姥姥拿些饼干?姥姥对你们那麽好,怎能光顾自己抢着吃?”老王看了这狼狈相,脸上现出几分尴尬。
“这孩子学野了,没有礼貌。”姥姥说。
“这都难为大娘了,老王不在家,这半大孩子不好管啊!”我们说。
快到吃饭时间了,我和谈榕耳语要出来,老王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
“你们若是家在市里,我也就不留你们了,你们没家没业,我老王就是只有一碗饭,也熬粥大家一块喝完再说。”老王指着外屋地道:“现在想好好招待你们也拿不出什么好吃的。一早我拿豆腐票去拣了几块豆腐,熬点白菜炒个土豆丝,就算改善生活了!”
临走时,我和谈榕凑着给大娘留下10斤粮票,好让老人、孩子吃得饱些。便和老王翻山越岭,抄近道步行两个钟头回到采石场。
一路上,我们都为老王的处境感到难心。我忽然想起水库第一次休息日老王说过的话:“没回家,总盼着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回到家呢,看着啥啥不痛快……”原来他有这么多的闹心事儿……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和老王烤了一会儿火,胸前其实也没感到暖和。老王往火堆里靠了靠,没曾想闻到一股刺鼻的难闻气味,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裤子,玩完——裤脚有个地方给烤糊巴了,手一摸一个大窟窿。
冬日的山沟里,下午三点左右已经见不着太阳。北风顺沟口刮来,吹到脸上就象刀子剌似的。女工们悄悄提前下班回家了,我们可不敢离开现场半步。
“山上干活的更不知怎么熬过来!”贾诚擤了把鼻涕,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冷得蹦跳着哆哆索索地说。
“身体要是没病,抡大锤活动活动身上还暖和一点,就是山风太邪乎。”老傅说:“嘿,身体不好,就啥麻烦都找着你了。”
山上干活的人从弯弯道上过来了。终于又捱过了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入冬后一直不好,一到饿时疼得更厉害。严重时胃又开始潜血,排柏油便。我按医生嘱咐在口袋里装上几块饼干当药吃,在犯病时嚼上两口缓解一下。
大赵有过肺结核,一到冬季就哮喘。`场部照颀他让他给大家烧炕。他干得不错,在烧炕时总是烧满一大缸热水,等大家回来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脸,烫烫冻麻木了的脚。
最寒冷的冬季终于熬过来了。
“共产主义”
等一九五九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改造生活有了些变化。首先,我们这些二类处理的右派,结束了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金,可以按工人最低标准一级工领取劳动报酬(那些老大嫂们最低是二级工)。我们一级工的日薪是一元三角二分。这样,一个月平均按25个半工作日计算,我就可以领到33元6角6分,这收入虽不及当右派前的一半工资,是工人工资等级上不能再低的工资,但比之原来的生活补助金已经高出将近一倍。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种阿Q式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其次,工人师傅发作业服、手套、口罩和套袖,我们也照样领取。这种待遇上的一视同仁,物质上的一点点照顾,都会对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的心灵中、精神上带来震动,使我们这些贱民的自卑感得到稍微的消除,仿佛往真正的、大写的“人”字上又靠近了一步。
这两年国家形势特别好,仅仅两年时间,全国便都实现了公社化。为了赶上英美,全民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
我们深信外地的高产经验一定会逐渐在北新市的大地上开花结果的。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听到家在农村的傅农艺师回来说,农村的深翻地运动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毛主席真伟大,他什么都精通,他什么都关心,他说“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所以毛主席号召“要苦干深翻”。据说,毛主席是根据一农艺师在五尺深的地底下发现小麦扎下的根须而提出的。所以毛主席的深翻号召一经发出,人们便掀起一个“翻得越深越革命”的热潮。据报道,河北省安国县曾创造过深翻一丈二的最高记录。但是后来我在插队时才知道,翻挖的深度超过一市尺的,当年便都减了产。
从广州大哥来信看,家乡形势也很好,说粮食产量比头年增加一半还多。省委书记陶铸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说一年种三造,水稻亩产万斤也是可能的。
好消息接连不断。过了不久,我们从《北新日报》上看到,市内一家工厂已宣布进入了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社会,吃饭不要钱了。
面对这大好形势,我们更深深地感到负罪于人民,没有能在这一天等于20年的良好环境中作出自己的贡献,真是一生莫大的遗憾。但在大炼钢铁中,我们也着实竭尽全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采石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厂长刘德福很信任我们,抽调我们建高炉。暴彤过去在冶炼车间当过工人,王绅士具备一般的电工知识,咕咕头组长瓦工出身,那位擦雪花膏的江苏小伙,大学里是学化工的,反正我们新建队的右派人才济济,我们抽出一部分人日以继夜地干,高炉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人们将各家各户收集来的铁锅、铁器皿及各种铁具砸碎和铁矿石一起装炉,以最短的时间顺利炼出铁水。虽然,到市里报喜的队伍没有我们,但食堂杀猪庆贺时,我们和工人师傅每人一小碗土豆炖肉是一样的。
1958年12月22日,首都各报红字大标题,祝捷1070万吨钢已胜利完成。报道说,1890年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至1949年解放前夕,59年间共生产760万吨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自500多万吨增至一千万吨以上,美国用了七年,英国用了32年,德国用了8年,法国用了29年,日本则为20年,而我国仅用一年,可谓史无前例。我们听了,心里感到特自豪!
可50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搞出的无非是一堆废铁渣。安徽省委的主要领导之一张恺帆这样回忆道
——
1958年9月,毛主席到安徽视察,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沿途看到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用土高炉炼铁,很是热闹。9月I6日他给曾希圣(时任省委书记)写信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殊不知,这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和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于生存活命的锅盆用具,炼出的则是豪无用处的一堆堆废渣。烧焦了农田,耗尽了百姓的体力……
“众志成城齐跃进,万民团结一家亲”;“全党全民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采石场书记刘德福听说我会写美术字、会画画,又从汇报材料上看到谈榕有一手流利的钢笔字,便抽出我俩专门搞宣传,画宣传画,写大字标语。
刘书记是抗联干部,后来渡江南下,还到过我们老家梅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他和谈榕谈起1950年10月美伪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立即发起第一次战役,老刘当时在东线黄草岭地区阻击敌人,谈榕却与主力隐蔽于西线,攻歼温井以北两水洞之敌,激战了12昼夜,将敌人打回清川江以南地区。回忆起当时情景,刘书记仍喜形于色:“我记得那次战役在11月5日结束的,听说歼敌不下一万余人。”
已经年近50岁的刘书记记性很好,和谈榕谈得津津有味:“嗨呀,那次战役结束后,美李军来不及运走的罐头、压缩饼干、枪支、弹药,丢下老鼻子啦……”我知道“老鼻子”是很多的意思,却不晓得它的来历。
“给你发这纪念章了吗?”刘书记抚摸着自己旧军衣上别着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发了,”谈榕说:“可我现在不好意思再戴它了。”
“我看你那认罪检查材料了,咱们私下说说,”刘书记放低声调附在谈榕耳边道:“你就赶到运动头上了,其实那几句话算什么事呀!都是下面一些人瞎整的。”
共同的经历,把他俩的距离拉近了。
自此,场部一有什么搞宣传之类的活,刘书记总不忘找我们俩。村里供销社看我们画的宣传画画得不错,也找刘书记让我们帮他搞橱窗宣传。
国家形势越来越好。1957年12月毛主席还设想在今后15年内赶超英国,50年赶上美国,第二年毛主席就认为有7年就可以了,随后又缩短为五年和三年,10年赶美也有充分把握。
粮食产量更是成倍增长,高产卫星竞放无穷。先是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从几百斤增加到一千五到两千斤,后来河北怡漳亩产达三千多斤,又后来听说河南辉县亩产跃过四千斤,到后来湖北麻城早稻亩产创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比我们广东亩产万斤的奋斗目标还超两倍多!到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西环江县放出亩产量13万多斤粮食的特大卫星,震惊世界。弄得越南还曾派代表团到环江来考察,(后来才知道是动员千人把10来个生产队百多亩即将收割的水稻移到一亩田里去,还采取重复检斤手段放出“卫星”)。
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而为世界第一产粮大国。钱学森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把植物利用太阳光的30%将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于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对于这样的神话,农业专家怎么看?一位甘薯育种专家以凡曾私下对中科院生物学部干部薛攀皋说,单季产稻麦5、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七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之内。但以凡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老婆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据《中华遗产》)
高产卫星冲昏了人们的头脑。粮食多了怎么办,北京化工研究所等六家研究机构,接受了粮食如何转化为塑料、人造羊毛、食用油或甘油等有机合成工业,如何在二、三年内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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