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三）灰色幽默
大胡子队长的话，不由你不老实了。谁愿意罪上加罪往那边靠呢！但无论怎样做，暴彤都觉得无所适从。如果你不出什么事，怎么都好说。一旦出了事，可就全乱了套。他当了右派之后，有人劝他，言多语失，少说为佳。可你见着谁少说些话，生活上与别人往来少些，别人说你心怀不满，继续仇视党和人民；你若见谁多打两声招呼，比如这次休息日和大家喝了两口酒，一共才二两！他说你笑里藏刀、口蜜腹剑，拉拢腐蚀干部、群众；有的右派之间和睦相处，他说你划不清界限，和敌人穿一条裤子；而你坚持真理、开展批评呢？又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勾心斗角或搅不清的旋涡中去。就象人们所熟知那位善于画毛驴的著名画家黄胄，画一头毛驴说他是提倡单干，画两头说是停留在互助组对人民公社不满，画一群毛驴又说污蔑农业机械化。毛驴的头扭向西边是向往资本主义，扭向东面又说是恶狠狠地仇视东方……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暴彤，也困扰着我们所有这些被改造者。尽管你尽力回避矛盾，厄运之神不知什么时候还可能悄然扣响你那闭门思过的心扉……
劳动关总算比较轻易地过来了。干起活来，我有时也敢两土篮摞在一起挑上一阵子，肩膀和手掌磨起一层厚茧，土篮压在肩膀上，痒痒地已不感到是负担。皮肤晒成古铜色显得很健康。高梁米饭、苞米面窝窝头，就咸菜白菜汤吃得倍香。
我们那时毕竟比较年轻，对毛主席给右派“三票”待遇（粮票、钱票、选票一一哪怕只是一种形式）的宽大政策还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按重体力每月供应48斤，全然没有体验过也曾当过右派的作家丛维熙在后来他所著的自传体小说《走向混沌》中所记述的惨状：一月28斤定量，远远不够支付10几个钟头的繁重体力劳动。接受改造的右派们在农场宿营地外面用两块砖搭成炉灶，用饭盒去煮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及至后来管理人员考虑有碍观瞻，干警们踢翻并宣布不准再使用这些炉灶，这些右派们为了活命，竟然出现了杰克。伦敦所著《热爱生命》中的镜头：象原始人那样生吞活嚥水沟里干活时抓到的鱼、蛇和青蛙的慑人情景。
“所有这些右派中，你和谈榕就算得上是上帝的宠儿了。”当水库工地合垄并铺上小铁轨，我和王绅士一起推着装满泥土的矿车，奔跑在堤坝上时，他这样对我说。
“可不是，自己吃饱了，连狗都喂啦！”我完全同意地自嘲道。是的，我们这些尚未结婚、又无家庭负担的年轻右派，比之王绅士、暴彤那些家有妻室、负担又重的右派，无论从思想压力、经济负担来说，都轻松得多。
灰色幽默
“大赵，别愁眉苦脸的，来，给我们说个笑话。”
这两天，咕咕头组长发现大赵自从家里回来，话少了，很少笑脸，后来知道他和新婚妻子欧阳芬离了婚，欧阳芬不久也从报社调出，到市里图书馆当了馆员。
“我自己不管怎样倒霉，我都认了，只是把人家欧阳芬坑了。”大赵这样对大家说。
我想起大赵刚结婚不几天，钦华在走廊里和谁说起“右派分子赵忠”的什么话，这显然在他俩婚前就已内定有数的了。但我没敢把这话告诉大赵，一是怕被扣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二是怕大赵对领导更加不满。可我也找不着什么话来安慰大赵，灵机一动便和大赵开了句玩笑：“那时林总编要以姑表不能成婚劝劝你就好了，这下也就少了这许多麻烦。”
“╳！别人想不起来，你提醒我一下不就结了。”大赵也假作真事地说道：“事后诸葛亮什么都晚了。”
“怎么的？按婚姻法姑表可真是不能结婚的。”老实巴交的谈榕果然信以为真。
大家一看我和大赵“扑哧”一声笑了，经常接触文艺界的王绅士立刻明白：“他俩在抖‘包袱’呢。”
暴彤是个急性子，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就扯动我的衣襟说：“这里有什么故事，快给大家讲讲。”
在众人齐声要求下，于是我便给大家解包袱：“编辑部的人大都知道，大赵若是打电话，对方拿起话机，他就准问：‘你谁呀？’这口头语对热恋中的欧阳芬来说，自然再熟悉不过了。有一次，欧阳芬正编稿，电话铃声响了，她拿起话筒，又是那熟悉的声音：‘你谁呀？’欧阳芬一看办公室恰好没有其他人，就决心和大赵开个玩笑：‘我是你老姑！’对方一听，急忙说：‘你知道我是谁呀？’欧阳芬说‘你不是大赵能是谁？’欧阳芬嘴虽那么说，一听这口气，她知道这玩笑开坏了。原来是矿上的一位报道干事，我们报社的积极作者，常上编辑部送稿的马树棠。
“‘对不起，对不起。’欧阳芬赶忙道歉：‘我若知道是您，打死我也不敢和您开这玩笑。’
“欧阳芬搁下电话，尽管对方一再表示没有什么，还是骑上自行车赶紧来到老马的工作单位表示歉意。欧阳芬为此很感不安。以至以后大赵一提起这事，追着就打……”
“结果就打出交情来了。”王绅士说。
“结果打出冤家来了。”大赵修正道。
“嘿，别寻思那离婚事。”咕咕头组长劝解道：“你这样事儿多着呢。有的孩子都好几岁了，还都离婚了呢。你想想，一个我党员的丈夫是右派，你是要党籍还是要丈夫？两者必居其一。有的领导就是这么做工作的。象我这哪窝不哪窝的骑墙态度，是不行的。”
咕咕头组长说到这里，自己先笑了：“你俩现在还没有孩子，你媳妇当机立断就对了。”
“组长说的有道理。”我也这样劝大赵：“你们要真有了孩子，自己在外帮不上一点忙，欧阳芬日后自个儿照顾孩子还得上班，那麻烦就更大了。如果她对你真有感情，或许以后会耐心等着你。”
“我和我媳妇现在也正在十字路口上走着呢，”暴彤说：“我媳妇是一个车间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若不离婚，日后对她工作能说没影响？嘿，走一步看一步吧。真的，换个话题，讲个笑话听听，咱们就得穷开心，若不然这日子难熬啊！”暴彤知道大赵典故多，又动员起大赵来。
炮筒子自从和咕咕头组长前次发生矛盾后，组长在小组会上主动承认做得有些过了头，又私下向暴彤讲了心里话，两人疙瘩解开了。
“好，趁现在装完车给你们讲个笑话。”大赵改不了他那爱说爱笑的习惯。开始讲道：
“据说明朝有个叫陈全的人，有一次误入宫廷禁地，被太监抓住。太监罚他讲个笑话，如果能逗大家笑，就可以放他走，逗不笑可不行。陈全想：‘说个笑话还不容易？’可这太监有个苛刻条件：这笑话只能讲一个字，多了不行。”大赵刚讲到这，正巧炮筒子放了个响屁，大赵灵机一动说：“炮筒抢着讲完了，不用我说了。”大家莫名其妙，大赵说：“这一字笑话就是‘屁’。你们不明白吧？太监当时也不明白，陈全说：‘这还不明白？——放也由你，不放也由你。’太监听了，原来是双关语，笑着骂道：‘你这调皮鬼，滚！’终于把陈全放了。”
人们开心地笑了。在那缺少欢乐、缺少理解、艰苦而单调的改造生活中，这类虽不能解除烦恼于长久的笑话，能够让大家活跃于一时，暂时忘却尘寰的苦恼，也是好的，但即使这短暂的一笑，我发现在谈榕脸上也未曾出现过。
……
指挥部那棵枯树上吊着的工字钢又响起“当当”的下班号，我们收拾工具一个个往“家”走。当我和谈榕走在一起时，他突然问我：“你们报社的这个大赵挺能扯呢！”谈榕说：“以前小组交心会上，我就听他讲过你们游泳时，他吟诗吟出一条罪状的事，现在看，他说话还那么不检点。”
谈榕看我没明白的样子，便说：“他刚才讲这笑话，说没啥也没啥，若遇上那些思想水平高的，给你一分析，说定罪就给你定上罪！”
“有那么严重？”我没明白要害在哪儿？
“你琢磨琢磨，误入宫廷那个陈全的话，‘放也由你，不放也由你。’——这要说你影射、污蔑党的鸣放政策，你们谁能解释清楚？”
“拉倒吧。”我不以为然：“哪能那么瞎联系？”我继续说：“你想得太多了，胆小到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
“你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谈榕道：“大赵游泳时吟的那首诗，本来是即景顺嘴而来，说联系不也就联系上了？”
谈榕谈起他在整风后期的经历。当时他在团市委统战部工作，协助市委到工商联组织工商界人士鸣放，那些工商界人士经过三反五反与肃反等运动之后，本来余悸未消，似惊弓之鸟，到会也不敢发言，于是领导便动员工作组的全部人马找这些人个别谈话，甚至到人家家里去，左一次右一次动员，一再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还说帮助党纠正错误，这是对党的事业的态度问题，最后人家给领导提了点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凡是提过意见的，无一例外全都把人家打成右派，说人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挑拨党和非党同志关系。想到这一点，谈榕总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我们这么做不是太缺德了吗？我成了什么人了，我还算是人吗！他私下和统战部一起工作的同事谈了自己想法，那个同志听了也不吱声，可最后却汇报给组织，说谈榕不满党的鸣放做法，让放也是你，不让放也是你……最后把谈榕打成右派。
我这才明白谈榕在听了大赵讲的笑话后，所以笑不起来的内在原因。
“那样一来，我们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我说。
“那倒不见得。哑巴不会说话，急眼了也会打人，同样犯错误。”谈榕修正道：“问题在于说些什么。你说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反之，说得再少，该有问题还是问题。”谈榕比我大两三岁，问题看得毕竟比我深，考虑问题也比我全面。他是高中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的。在部队当过文书，后任文化教员，还和毛主席的堂第毛泽青(从事地下工作时为安全起见改叫毛万才)一个部队待过并在1953年一同转业到北新工作的。
可是，我思想仍然没通：“这本来是个笑话，它对党和人民也无所谓有利无利问题，怎么一分析倒和政治挂上勾了？”
“这就要看气候、场合和对什么人说话。”谈榕这一番深奥莫测的话，我觉得不无道理，可又似乎有些玄乎，不可捉摸。
“这样说来，做人是太难了。”我说。
“要说难也不难，”谈榕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啥时候都不会有错。”
“那咱们就做两面人，当哈巴狗？”
“现在谁不是这样，不这样行吗！”停了片刻谈榕道“总之一句话——用咱们大胡子队长的话来说，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这是谈榕的结论，谈榕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信念的。他的话说得很少，我不知他过去是否这样内向，抑或是这次有了教训才变得这样沉默寡言。但我觉得这人不坏，无论什么事，他都克己待人，以礼相让。加上这种“老乡”关系，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候，赶上休息日，有家的回家了，我便和谈榕搭伴一起到市里浴池洗个澡，各自来上半斤“光头”（一种最便宜的饼干），躺在浴室的简易铺上睡上一觉，或花两角钱偷偷看上一场电影（怕别人说认罪不深刻，不知道愁，还有心思去看电影！）也就算是我俩一种天堂般的享受了。
“第一次还是我请客吧。”谈榕坚持要自己付钱：“你一月才补助18元，够花吗？”那时我是二类处理。一类送教养，二类给生活补助，三类降三级，四类降两级，五类降一级，六类免于处分。
“够花，够花。”我解释道，一月除去10元集体伙食，余下8元足够花了。我不抽烟不喝酒，父母都已故去。休息日洗澡、看电影、吃上顿便饭，一共花不了两元钱。
由于谁也不愿让对方请客，谈榕最后拿出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轮流掏钱（不能说轮流“请”——说请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也省去“拉拢腐蚀”之嫌。）是啊，既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的处事交友原则，加上这样的“安全保险系数”，有益无害。
幻觉
当然，心灵的寂寞比艰苦的劳动更难熬。中秋节就要到了，大胡子队长说，节日的细粮、半斤肉、半斤月饼，我们右派也和公民一样供应。这使我们高兴了一阵，你可知道，”和公民“一样这四个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的分量！我们为此还得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的关怀。但到了节日那天，嘴里品尝着月饼，眼睛望着那轮穿梭于云层之间的明月，心里想起家乡的亲人、同学和朋友，思想上也不免产生某种空落无着的忧伤和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
是的，大哥自从那次来信谈及他的历史问题之后，虽也时有信来，但除了几句鼓励我好好改造、不用惦记他们的话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值得我们关心、值得我们议论的话题了。二哥自从来信告诉我父母双亡的噩耗，回到单位来过一信说将有调动，告诉我暂时不要给他写信之后，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信。二哥怎么了？如果他工作调动，他结婚一年多的妻子——我的桂嫂不还在家么？为何让我暂时不要给他写信？
是因为我当了右派？还是他也出了什么问题？我无从知道。也许没有权利去知道！
宁城老家我那位最要好的亮兄和大春、钟云老师等人，当我去信如实相告，让他们不必回信，免除由此而来的这样那样麻烦，自然都杳无音讯了。
我想念编辑部的那些同事。那亦父亦兄亦师亦友般的金建、王明和王嫂，那昔日好得象一个人似的李斌，还有那慈祥的颜路大姐以及二赵、李祥和钦华等等，他们中的个别人在批判我时，语言虽有些尖刻，个别人也许夹杂一些私心，但他们大都是些很好的同事啊。他们在反右中的种种表现，可以说都是按上级领导意图而不得不如此做作的。
我想念他们，却又羞于见到他们。终于，老天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巧合机会。
有次，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犯了，胃潜血，排柏油便，便和李队长请假，去市里人民医院看病。
在候诊室排号等候看病时，我忽然听到拐角走廊处传来一个熟悉的男中音，我仔细分辨一下，对，正是王明的声音，当王明说到动情处，忽然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低沉浑厚的声音是金建副总编的，那铜铃般的笑声是欧阳芬的，那带着点南方口音的是李斌，那高亢而不加节制的是钦华的声音，接着传来略带尖细的是颜路大姐的声音，和他搭话的肯定是李祥的口音，你听他那浓重的大连的海蛎子味儿……
他们都看病来了？怎么这么凑巧都在这？我得借这个机会去见见他们，我们已经差不多半年没见面了。可我又觉得有些磨不开。
“去吧，不然就没机会了。”我鼓足勇气向拐角走廊走去，那里确实有一伙人坐在长条凳上候诊，可一个熟人的影子也没看着。
“莫非他们在医生的诊室里谈话？”我掀开几个诊室的布门帘看看，还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我失望地回到候诊室原来的座位上坐下，发现刚才的谈话仍然在继续，再仔细听听，却全然不是才刚那种感觉了。
我竟自笑了起来：欧阳芬不是早就调出报社了么。这是一种幻觉吧？对。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的一次幻觉。我的心一下子就象跌落深渊，重又回到那种落寞的忧伤中去……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我想起了普希金这首诗。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我这样安慰自己。
中秋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愉快的日子”终于来临。我意外地收到中学读书时偷金边杯并一起偷偷参加游击队，最后却被家人截回的那位阿祥同学从桂林寄来的信，它是大赵回报社领那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金时，在收发室看到后带回来的。
“……如果我们的友谊有望保持下去，也等待我新生、归队之后续上这一笔吧！……”我几乎在给所有朋友、同学所写的信的末尾，都留下了这样不愿意写、却又不能不写的话。
此后便四面八方音信皆无，长久地悄无声息了。而阿祥一反常态，竟敢冒如此之大不韪，他要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我怀着惊喜不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启开了这封挚友的意外来信：
阿芳：你的来信我收到已近一年。你最近好吗？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我了解你对生活是认真而不马虎的。那就认认真真地、好好地重新开始生活吧！我深信你是能够按党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的！
上月我已从海口调到桂林，仍在从事部队的文化教员工作，一切均好，不用挂念。
今后如果我的工作有所调动，一定会给你写信；你的单位若有变动，也一定来信告诉我。让我们永远做朋友！
祥
中秋之夜
尽管信写的很短，我却觉得该说的一切都说了。它如同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使我太感动也太兴奋了。友谊，纯洁的友谊，如阳光，似甘霖。一如民谚所云：“真正的朋友，可以使欢乐倍增，可以使悲伤减半。”当然，我也理解桑弗那句话：“朋友有三种：爱你的朋友、忘你的朋友、恨你的朋友。”我喜欢爱我的朋友，但我也不嫉恨忘我的、恨我的朋友。
我很想给我这位挚友写封信表达我内心的激动和不断的思念，但我又十分矛盾地只能把一切内心的独白都默默地藏在自己的心底里。我不能给他添麻烦。我要等到可以复信的那天再给他复信。当然我的工作单位若有变动，我也一定会遵嘱给他复信的。
“WAN”之谜
这年初冬，水库工程主坝告竣，我们这批右派除了大部分调去开采铁矿，支援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剩下的我们不足二百人便开进一个深山沟，在塔山采石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由于一时无法安排这么多人住宿，我们有五个组约40余人住进一间半山的旧庙厅堂。厅堂佛像早已不知何时荡然无存。现在面壁搭了四面大炕，我和大赵、暴彤、谈榕和咕咕头组长，便依次在这里挤着住了下来。
塔山采石场共分采石和碎石两个工场。各有30多名男女工人，男工负责山上采石，打眼放炮，清理石场。女工则一色用锤子加工3－5厘米规格的碎石，用于建筑打混凝土。
由于我们在水库工地开凿溢洪道时已干过抡大锤打眼放炮这活，所以这次干起来可以说得心应手。有时候，这种大挥臂的叮叮当当的有节奏的抡大锤劳动，倒觉得是件很惬意的事情。
但打眼放炮（放炮由工人师傅负责，因为炸药雷管这危险品，是不让我们这些老右沾边的）这工作在这里毕竟是一项艰苦危险的活计，它不比水库工地平面上干活。站在陡峭的岩壁上，运足全身力气抡大锤，一旦有个闪失，就将滚落二三十米高的山崖，不说粉身碎骨，也会让你脱一身皮，落下残疾。所以我们干活时腰上都得栓上安全防护绳。
“文人，”咕咕头组长对我说：“你就和暴彤俩一伙吧。咱们实行强弱搭配。暴彤有劲，多干点，照顾照顾你。”咕咕头组长拍拍暴彤的肩膀：“你老兄辛苦一点吧，照顾照顾这犯难老弟。”
“没问题。”暴彤说：“他是咱们新建队最小的右派了。”末了，他换了另一种口吻调笑我：“21岁，这么好的成份这么好的单位和工作，还反党，当右派！”他学着大胡子队长的口气训我，说完便哈哈笑了起来。
真所谓“不打不相交”。咕咕头组长自从那次批判暴彤的会后，许是因为俩人都是直性子，俩人自此倒成了好朋友。
咕咕头组长对我不外。有次从山上干完活下来，他有意放慢脚步，与我并肩同行。
“文人，”他说：“我问你点事。”他用他的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上划了三个字母：ＷＡＮ，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用英语和汉语拼音的不同读法读给他听，至于怎么理解这个词意，以我一个初中生的文化水平，就无能为力了。
“你在哪里看到这三个字母的？你得把来历告诉我，这才容易理解或推论出它的含义。”我说。
咕咕头组长于是给我讲了他所经历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事情就出在他那“公鸡一窝，母鸡一窝，我是咕咕头，哪窝不哪窝”的高论发表之后。
体委对群体科赵闯的批判会结束了，杜洪涛随着人流走了出来。
“杜教练”，两个姑娘追上了他，来到人少处，其中一个叫马丽的篮球队员用质问的口气说：“你的发言为啥专跟大伙儿唱反调？”
杜洪涛反问：“赵闯的意见其实大家——其中也包括你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你们说他的建议哪儿不对吧！”
“咱们不说对不对，你还回答我提的问题：你为啥要跟大家唱反调？”还是马丽的声音。
“我不能随便去出卖一个好同志。”杜洪涛反问：“你们说说，赵闯除了把日常听到的大家的合理意见反映给领导解决，他本人有什么值得大家指责的缺点吗？他作为群体科长，没一点架子，有什么活，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我们还要他怎的？”看马丽和李淑芬两人点点头，洪涛继续说：“我杜洪涛历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干那随帮唱曲、落井下石的损事！”
“杜教练——”马丽竖起她的大拇指：“你真是好样的！我俩就想听听你这句话。”说完她俩便叽叽嘎嘎地笑着走远了。
后来，体委开始批判洪涛的“反动的中间立场论”，这两个女队员一直没发言，到宣布他和赵闯到马家沟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的前两天，他在体育馆宿舍自己的被垛里发现夹着一件棕红色毛衣，内有一张小纸条：“送给杜教练，望多多保重。”没有署名，毛衣右上方绣着几个小字，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三个字母。
“毛衣肯定是这两个姑娘送的。”我推理道：“当然，是一个人送的，还是两个人合送的，就得进一步琢磨推敲了。”
“从那字条的字体看，你看象谁的？”我问咕咕头组长。
“两个人的字体都不象。”组长说：“那是一笔一划写的，象刻意不想让人猜出自己的字体才这么写的。”
“如果那三个字母是代表姓名的，那麽头一个字母无论从英语和汉语的拼音来看，都和姓马姓李相去甚远。”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仅就这三个字母，去问一位我们新建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江苏人，他拼了半天，也不解其中含义。
我被这故事深深感动着，有好几个晚上甚至被弄得睡不着觉。我决心要帮组长把这谜底弄个水落石出。
又一天晚饭后，我从水库开批判会时认识的尤老师处借了本小小的《新华字典》。
“wa—挖，wei—威，wo—涡……”我拼着拼着，忽然在“涡窝蜗挝”后面看到了一个“我”。
“我……？”我象发现了什么，于是把三个字母连起来：“ＡＩ爱”，“ＮＩ你”——W。A。N一一我爱你！没错，准是“我爱你！”
一看咕咕头组长吃饭还没有回来，我三步并作两步便从半山的庙堂宿舍往山下跑。途中让道旁的枯枝跘着摔了一跤，我也顾不得手掌擦伤而渗出的殷红的鲜血，一气跑到食堂，找到正在吃饭的咕咕头组长。
“找到了找到了。”我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找到了？”组长一时被我弄懵了。
“就那三个字。”我说着，用手指沾着饭桌上不知谁不小心洒掉的菜汤，写了“ＷＡＮ——我爱你”三个字。
咕咕头组长喜形于色：“现在看来毛衣不是两个人合买的，而是其中一个送的，可这个人又是谁呢？”
“你平日觉察出两个姑娘哪个主动和你接触多？”
“这我可从没留意。”咕咕头组长说。
“那就得看下回分解了。”我说：“既然她在这个时候敢这样表示，她肯定会等着你。”
也许出于几年来从事新闻工作培养出的新闻敏感这种好奇心。我郑重地对组长说：“老杜呀，如果日后真有那一天，吃不吃你喜酒我不介意，但你必须把结果告诉我。”
“嘿，文人。”组长说：“如果真有这好事，我一定请你当座上宾！”
“不过这事可不能乱传。”组长嘱咐我：“这事现在只有你知我知。如若走漏出去，体委要追查起来，可是件严重政治事件。你想，一个姑娘，去爱一个右派，一个反动派，她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我因说了哪窝不哪窝都打成右派，她要和我站在同一窝，打她右派还有个跑吗！所以，从今天起，无论对谁也不能讲这事，打死也不能提这事，你不会不明白这利害关系吧，文人？”
“明白明白。”我说：“就是我的要求你到时也别忘了。”
……
组长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一直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人之初，性本善。”我想起在我幼时父亲教我背过的《三字经》。善，毕竟还是人的天性。追求真善美，应该是人类的共性。不过，如何理解这个“善”，有时候，有些人会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了。
当然，象咕咕头组长这样的浪漫爱情故事，在我们生活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苦难才是我们这些人的主流，它永远地、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折磨着我们。
我又自然地想到了小娟，心里象压上了厚厚的一块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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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毕竟比较年轻，对毛主席给右派“三票”待遇（粮票、钱票、选票一一哪怕只是一种形式）的宽大政策还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按重体力每月供应48斤，全然没有体验过也曾当过右派的作家丛维熙在后来他所著的自传体小说《走向混沌》中所记述的惨状：一月28斤定量，远远不够支付10几个钟头的繁重体力劳动。接受改造的右派们在农场宿营地外面用两块砖搭成炉灶，用饭盒去煮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及至后来管理人员考虑有碍观瞻，干警们踢翻并宣布不准再使用这些炉灶，这些右派们为了活命，竟然出现了杰克。伦敦所著《热爱生命》中的镜头：象原始人那样生吞活嚥水沟里干活时抓到的鱼、蛇和青蛙的慑人情景。
“所有这些右派中，你和谈榕就算得上是上帝的宠儿了。”当水库工地合垄并铺上小铁轨，我和王绅士一起推着装满泥土的矿车，奔跑在堤坝上时，他这样对我说。
“可不是，自己吃饱了，连狗都喂啦！”我完全同意地自嘲道。是的，我们这些尚未结婚、又无家庭负担的年轻右派，比之王绅士、暴彤那些家有妻室、负担又重的右派，无论从思想压力、经济负担来说，都轻松得多。
灰色幽默
“大赵，别愁眉苦脸的，来，给我们说个笑话。”
这两天，咕咕头组长发现大赵自从家里回来，话少了，很少笑脸，后来知道他和新婚妻子欧阳芬离了婚，欧阳芬不久也从报社调出，到市里图书馆当了馆员。
“我自己不管怎样倒霉，我都认了，只是把人家欧阳芬坑了。”大赵这样对大家说。
我想起大赵刚结婚不几天，钦华在走廊里和谁说起“右派分子赵忠”的什么话，这显然在他俩婚前就已内定有数的了。但我没敢把这话告诉大赵，一是怕被扣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二是怕大赵对领导更加不满。可我也找不着什么话来安慰大赵，灵机一动便和大赵开了句玩笑：“那时林总编要以姑表不能成婚劝劝你就好了，这下也就少了这许多麻烦。”
“╳！别人想不起来，你提醒我一下不就结了。”大赵也假作真事地说道：“事后诸葛亮什么都晚了。”
“怎么的？按婚姻法姑表可真是不能结婚的。”老实巴交的谈榕果然信以为真。
大家一看我和大赵“扑哧”一声笑了，经常接触文艺界的王绅士立刻明白：“他俩在抖‘包袱’呢。”
暴彤是个急性子，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就扯动我的衣襟说：“这里有什么故事，快给大家讲讲。”
在众人齐声要求下，于是我便给大家解包袱：“编辑部的人大都知道，大赵若是打电话，对方拿起话机，他就准问：‘你谁呀？’这口头语对热恋中的欧阳芬来说，自然再熟悉不过了。有一次，欧阳芬正编稿，电话铃声响了，她拿起话筒，又是那熟悉的声音：‘你谁呀？’欧阳芬一看办公室恰好没有其他人，就决心和大赵开个玩笑：‘我是你老姑！’对方一听，急忙说：‘你知道我是谁呀？’欧阳芬说‘你不是大赵能是谁？’欧阳芬嘴虽那么说，一听这口气，她知道这玩笑开坏了。原来是矿上的一位报道干事，我们报社的积极作者，常上编辑部送稿的马树棠。
“‘对不起，对不起。’欧阳芬赶忙道歉：‘我若知道是您，打死我也不敢和您开这玩笑。’
“欧阳芬搁下电话，尽管对方一再表示没有什么，还是骑上自行车赶紧来到老马的工作单位表示歉意。欧阳芬为此很感不安。以至以后大赵一提起这事，追着就打……”
“结果就打出交情来了。”王绅士说。
“结果打出冤家来了。”大赵修正道。
“嘿，别寻思那离婚事。”咕咕头组长劝解道：“你这样事儿多着呢。有的孩子都好几岁了，还都离婚了呢。你想想，一个我党员的丈夫是右派，你是要党籍还是要丈夫？两者必居其一。有的领导就是这么做工作的。象我这哪窝不哪窝的骑墙态度，是不行的。”
咕咕头组长说到这里，自己先笑了：“你俩现在还没有孩子，你媳妇当机立断就对了。”
“组长说的有道理。”我也这样劝大赵：“你们要真有了孩子，自己在外帮不上一点忙，欧阳芬日后自个儿照顾孩子还得上班，那麻烦就更大了。如果她对你真有感情，或许以后会耐心等着你。”
“我和我媳妇现在也正在十字路口上走着呢，”暴彤说：“我媳妇是一个车间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若不离婚，日后对她工作能说没影响？嘿，走一步看一步吧。真的，换个话题，讲个笑话听听，咱们就得穷开心，若不然这日子难熬啊！”暴彤知道大赵典故多，又动员起大赵来。
炮筒子自从和咕咕头组长前次发生矛盾后，组长在小组会上主动承认做得有些过了头，又私下向暴彤讲了心里话，两人疙瘩解开了。
“好，趁现在装完车给你们讲个笑话。”大赵改不了他那爱说爱笑的习惯。开始讲道：
“据说明朝有个叫陈全的人，有一次误入宫廷禁地，被太监抓住。太监罚他讲个笑话，如果能逗大家笑，就可以放他走，逗不笑可不行。陈全想：‘说个笑话还不容易？’可这太监有个苛刻条件：这笑话只能讲一个字，多了不行。”大赵刚讲到这，正巧炮筒子放了个响屁，大赵灵机一动说：“炮筒抢着讲完了，不用我说了。”大家莫名其妙，大赵说：“这一字笑话就是‘屁’。你们不明白吧？太监当时也不明白，陈全说：‘这还不明白？——放也由你，不放也由你。’太监听了，原来是双关语，笑着骂道：‘你这调皮鬼，滚！’终于把陈全放了。”
人们开心地笑了。在那缺少欢乐、缺少理解、艰苦而单调的改造生活中，这类虽不能解除烦恼于长久的笑话，能够让大家活跃于一时，暂时忘却尘寰的苦恼，也是好的，但即使这短暂的一笑，我发现在谈榕脸上也未曾出现过。
……
指挥部那棵枯树上吊着的工字钢又响起“当当”的下班号，我们收拾工具一个个往“家”走。当我和谈榕走在一起时，他突然问我：“你们报社的这个大赵挺能扯呢！”谈榕说：“以前小组交心会上，我就听他讲过你们游泳时，他吟诗吟出一条罪状的事，现在看，他说话还那么不检点。”
谈榕看我没明白的样子，便说：“他刚才讲这笑话，说没啥也没啥，若遇上那些思想水平高的，给你一分析，说定罪就给你定上罪！”
“有那么严重？”我没明白要害在哪儿？
“你琢磨琢磨，误入宫廷那个陈全的话，‘放也由你，不放也由你。’——这要说你影射、污蔑党的鸣放政策，你们谁能解释清楚？”
“拉倒吧。”我不以为然：“哪能那么瞎联系？”我继续说：“你想得太多了，胆小到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
“你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谈榕道：“大赵游泳时吟的那首诗，本来是即景顺嘴而来，说联系不也就联系上了？”
谈榕谈起他在整风后期的经历。当时他在团市委统战部工作，协助市委到工商联组织工商界人士鸣放，那些工商界人士经过三反五反与肃反等运动之后，本来余悸未消，似惊弓之鸟，到会也不敢发言，于是领导便动员工作组的全部人马找这些人个别谈话，甚至到人家家里去，左一次右一次动员，一再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还说帮助党纠正错误，这是对党的事业的态度问题，最后人家给领导提了点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凡是提过意见的，无一例外全都把人家打成右派，说人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挑拨党和非党同志关系。想到这一点，谈榕总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我们这么做不是太缺德了吗？我成了什么人了，我还算是人吗！他私下和统战部一起工作的同事谈了自己想法，那个同志听了也不吱声，可最后却汇报给组织，说谈榕不满党的鸣放做法，让放也是你，不让放也是你……最后把谈榕打成右派。
我这才明白谈榕在听了大赵讲的笑话后，所以笑不起来的内在原因。
“那样一来，我们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我说。
“那倒不见得。哑巴不会说话，急眼了也会打人，同样犯错误。”谈榕修正道：“问题在于说些什么。你说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反之，说得再少，该有问题还是问题。”谈榕比我大两三岁，问题看得毕竟比我深，考虑问题也比我全面。他是高中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的。在部队当过文书，后任文化教员，还和毛主席的堂第毛泽青(从事地下工作时为安全起见改叫毛万才)一个部队待过并在1953年一同转业到北新工作的。
可是，我思想仍然没通：“这本来是个笑话，它对党和人民也无所谓有利无利问题，怎么一分析倒和政治挂上勾了？”
“这就要看气候、场合和对什么人说话。”谈榕这一番深奥莫测的话，我觉得不无道理，可又似乎有些玄乎，不可捉摸。
“这样说来，做人是太难了。”我说。
“要说难也不难，”谈榕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啥时候都不会有错。”
“那咱们就做两面人，当哈巴狗？”
“现在谁不是这样，不这样行吗！”停了片刻谈榕道“总之一句话——用咱们大胡子队长的话来说，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这是谈榕的结论，谈榕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信念的。他的话说得很少，我不知他过去是否这样内向，抑或是这次有了教训才变得这样沉默寡言。但我觉得这人不坏，无论什么事，他都克己待人，以礼相让。加上这种“老乡”关系，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候，赶上休息日，有家的回家了，我便和谈榕搭伴一起到市里浴池洗个澡，各自来上半斤“光头”（一种最便宜的饼干），躺在浴室的简易铺上睡上一觉，或花两角钱偷偷看上一场电影（怕别人说认罪不深刻，不知道愁，还有心思去看电影！）也就算是我俩一种天堂般的享受了。
“第一次还是我请客吧。”谈榕坚持要自己付钱：“你一月才补助18元，够花吗？”那时我是二类处理。一类送教养，二类给生活补助，三类降三级，四类降两级，五类降一级，六类免于处分。
“够花，够花。”我解释道，一月除去10元集体伙食，余下8元足够花了。我不抽烟不喝酒，父母都已故去。休息日洗澡、看电影、吃上顿便饭，一共花不了两元钱。
由于谁也不愿让对方请客，谈榕最后拿出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轮流掏钱（不能说轮流“请”——说请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也省去“拉拢腐蚀”之嫌。）是啊，既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的处事交友原则，加上这样的“安全保险系数”，有益无害。
幻觉
当然，心灵的寂寞比艰苦的劳动更难熬。中秋节就要到了，大胡子队长说，节日的细粮、半斤肉、半斤月饼，我们右派也和公民一样供应。这使我们高兴了一阵，你可知道，”和公民“一样这四个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的分量！我们为此还得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的关怀。但到了节日那天，嘴里品尝着月饼，眼睛望着那轮穿梭于云层之间的明月，心里想起家乡的亲人、同学和朋友，思想上也不免产生某种空落无着的忧伤和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
是的，大哥自从那次来信谈及他的历史问题之后，虽也时有信来，但除了几句鼓励我好好改造、不用惦记他们的话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值得我们关心、值得我们议论的话题了。二哥自从来信告诉我父母双亡的噩耗，回到单位来过一信说将有调动，告诉我暂时不要给他写信之后，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信。二哥怎么了？如果他工作调动，他结婚一年多的妻子——我的桂嫂不还在家么？为何让我暂时不要给他写信？
是因为我当了右派？还是他也出了什么问题？我无从知道。也许没有权利去知道！
宁城老家我那位最要好的亮兄和大春、钟云老师等人，当我去信如实相告，让他们不必回信，免除由此而来的这样那样麻烦，自然都杳无音讯了。
我想念编辑部的那些同事。那亦父亦兄亦师亦友般的金建、王明和王嫂，那昔日好得象一个人似的李斌，还有那慈祥的颜路大姐以及二赵、李祥和钦华等等，他们中的个别人在批判我时，语言虽有些尖刻，个别人也许夹杂一些私心，但他们大都是些很好的同事啊。他们在反右中的种种表现，可以说都是按上级领导意图而不得不如此做作的。
我想念他们，却又羞于见到他们。终于，老天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巧合机会。
有次，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犯了，胃潜血，排柏油便，便和李队长请假，去市里人民医院看病。
在候诊室排号等候看病时，我忽然听到拐角走廊处传来一个熟悉的男中音，我仔细分辨一下，对，正是王明的声音，当王明说到动情处，忽然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低沉浑厚的声音是金建副总编的，那铜铃般的笑声是欧阳芬的，那带着点南方口音的是李斌，那高亢而不加节制的是钦华的声音，接着传来略带尖细的是颜路大姐的声音，和他搭话的肯定是李祥的口音，你听他那浓重的大连的海蛎子味儿……
他们都看病来了？怎么这么凑巧都在这？我得借这个机会去见见他们，我们已经差不多半年没见面了。可我又觉得有些磨不开。
“去吧，不然就没机会了。”我鼓足勇气向拐角走廊走去，那里确实有一伙人坐在长条凳上候诊，可一个熟人的影子也没看着。
“莫非他们在医生的诊室里谈话？”我掀开几个诊室的布门帘看看，还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我失望地回到候诊室原来的座位上坐下，发现刚才的谈话仍然在继续，再仔细听听，却全然不是才刚那种感觉了。
我竟自笑了起来：欧阳芬不是早就调出报社了么。这是一种幻觉吧？对。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的一次幻觉。我的心一下子就象跌落深渊，重又回到那种落寞的忧伤中去……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我想起了普希金这首诗。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我这样安慰自己。
中秋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愉快的日子”终于来临。我意外地收到中学读书时偷金边杯并一起偷偷参加游击队，最后却被家人截回的那位阿祥同学从桂林寄来的信，它是大赵回报社领那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金时，在收发室看到后带回来的。
“……如果我们的友谊有望保持下去，也等待我新生、归队之后续上这一笔吧！……”我几乎在给所有朋友、同学所写的信的末尾，都留下了这样不愿意写、却又不能不写的话。
此后便四面八方音信皆无，长久地悄无声息了。而阿祥一反常态，竟敢冒如此之大不韪，他要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我怀着惊喜不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启开了这封挚友的意外来信：
阿芳：你的来信我收到已近一年。你最近好吗？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我了解你对生活是认真而不马虎的。那就认认真真地、好好地重新开始生活吧！我深信你是能够按党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的！
上月我已从海口调到桂林，仍在从事部队的文化教员工作，一切均好，不用挂念。
今后如果我的工作有所调动，一定会给你写信；你的单位若有变动，也一定来信告诉我。让我们永远做朋友！
祥
中秋之夜
尽管信写的很短，我却觉得该说的一切都说了。它如同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使我太感动也太兴奋了。友谊，纯洁的友谊，如阳光，似甘霖。一如民谚所云：“真正的朋友，可以使欢乐倍增，可以使悲伤减半。”当然，我也理解桑弗那句话：“朋友有三种：爱你的朋友、忘你的朋友、恨你的朋友。”我喜欢爱我的朋友，但我也不嫉恨忘我的、恨我的朋友。
我很想给我这位挚友写封信表达我内心的激动和不断的思念，但我又十分矛盾地只能把一切内心的独白都默默地藏在自己的心底里。我不能给他添麻烦。我要等到可以复信的那天再给他复信。当然我的工作单位若有变动，我也一定会遵嘱给他复信的。
“WAN”之谜
这年初冬，水库工程主坝告竣，我们这批右派除了大部分调去开采铁矿，支援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剩下的我们不足二百人便开进一个深山沟，在塔山采石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由于一时无法安排这么多人住宿，我们有五个组约40余人住进一间半山的旧庙厅堂。厅堂佛像早已不知何时荡然无存。现在面壁搭了四面大炕，我和大赵、暴彤、谈榕和咕咕头组长，便依次在这里挤着住了下来。
塔山采石场共分采石和碎石两个工场。各有30多名男女工人，男工负责山上采石，打眼放炮，清理石场。女工则一色用锤子加工3－5厘米规格的碎石，用于建筑打混凝土。
由于我们在水库工地开凿溢洪道时已干过抡大锤打眼放炮这活，所以这次干起来可以说得心应手。有时候，这种大挥臂的叮叮当当的有节奏的抡大锤劳动，倒觉得是件很惬意的事情。
但打眼放炮（放炮由工人师傅负责，因为炸药雷管这危险品，是不让我们这些老右沾边的）这工作在这里毕竟是一项艰苦危险的活计，它不比水库工地平面上干活。站在陡峭的岩壁上，运足全身力气抡大锤，一旦有个闪失，就将滚落二三十米高的山崖，不说粉身碎骨，也会让你脱一身皮，落下残疾。所以我们干活时腰上都得栓上安全防护绳。
“文人，”咕咕头组长对我说：“你就和暴彤俩一伙吧。咱们实行强弱搭配。暴彤有劲，多干点，照顾照顾你。”咕咕头组长拍拍暴彤的肩膀：“你老兄辛苦一点吧，照顾照顾这犯难老弟。”
“没问题。”暴彤说：“他是咱们新建队最小的右派了。”末了，他换了另一种口吻调笑我：“21岁，这么好的成份这么好的单位和工作，还反党，当右派！”他学着大胡子队长的口气训我，说完便哈哈笑了起来。
真所谓“不打不相交”。咕咕头组长自从那次批判暴彤的会后，许是因为俩人都是直性子，俩人自此倒成了好朋友。
咕咕头组长对我不外。有次从山上干完活下来，他有意放慢脚步，与我并肩同行。
“文人，”他说：“我问你点事。”他用他的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上划了三个字母：ＷＡＮ，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用英语和汉语拼音的不同读法读给他听，至于怎么理解这个词意，以我一个初中生的文化水平，就无能为力了。
“你在哪里看到这三个字母的？你得把来历告诉我，这才容易理解或推论出它的含义。”我说。
咕咕头组长于是给我讲了他所经历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事情就出在他那“公鸡一窝，母鸡一窝，我是咕咕头，哪窝不哪窝”的高论发表之后。
体委对群体科赵闯的批判会结束了，杜洪涛随着人流走了出来。
“杜教练”，两个姑娘追上了他，来到人少处，其中一个叫马丽的篮球队员用质问的口气说：“你的发言为啥专跟大伙儿唱反调？”
杜洪涛反问：“赵闯的意见其实大家——其中也包括你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你们说他的建议哪儿不对吧！”
“咱们不说对不对，你还回答我提的问题：你为啥要跟大家唱反调？”还是马丽的声音。
“我不能随便去出卖一个好同志。”杜洪涛反问：“你们说说，赵闯除了把日常听到的大家的合理意见反映给领导解决，他本人有什么值得大家指责的缺点吗？他作为群体科长，没一点架子，有什么活，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我们还要他怎的？”看马丽和李淑芬两人点点头，洪涛继续说：“我杜洪涛历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干那随帮唱曲、落井下石的损事！”
“杜教练——”马丽竖起她的大拇指：“你真是好样的！我俩就想听听你这句话。”说完她俩便叽叽嘎嘎地笑着走远了。
后来，体委开始批判洪涛的“反动的中间立场论”，这两个女队员一直没发言，到宣布他和赵闯到马家沟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的前两天，他在体育馆宿舍自己的被垛里发现夹着一件棕红色毛衣，内有一张小纸条：“送给杜教练，望多多保重。”没有署名，毛衣右上方绣着几个小字，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三个字母。
“毛衣肯定是这两个姑娘送的。”我推理道：“当然，是一个人送的，还是两个人合送的，就得进一步琢磨推敲了。”
“从那字条的字体看，你看象谁的？”我问咕咕头组长。
“两个人的字体都不象。”组长说：“那是一笔一划写的，象刻意不想让人猜出自己的字体才这么写的。”
“如果那三个字母是代表姓名的，那麽头一个字母无论从英语和汉语的拼音来看，都和姓马姓李相去甚远。”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仅就这三个字母，去问一位我们新建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江苏人，他拼了半天，也不解其中含义。
我被这故事深深感动着，有好几个晚上甚至被弄得睡不着觉。我决心要帮组长把这谜底弄个水落石出。
又一天晚饭后，我从水库开批判会时认识的尤老师处借了本小小的《新华字典》。
“wa—挖，wei—威，wo—涡……”我拼着拼着，忽然在“涡窝蜗挝”后面看到了一个“我”。
“我……？”我象发现了什么，于是把三个字母连起来：“ＡＩ爱”，“ＮＩ你”——W。A。N一一我爱你！没错，准是“我爱你！”
一看咕咕头组长吃饭还没有回来，我三步并作两步便从半山的庙堂宿舍往山下跑。途中让道旁的枯枝跘着摔了一跤，我也顾不得手掌擦伤而渗出的殷红的鲜血，一气跑到食堂，找到正在吃饭的咕咕头组长。
“找到了找到了。”我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找到了？”组长一时被我弄懵了。
“就那三个字。”我说着，用手指沾着饭桌上不知谁不小心洒掉的菜汤，写了“ＷＡＮ——我爱你”三个字。
咕咕头组长喜形于色：“现在看来毛衣不是两个人合买的，而是其中一个送的，可这个人又是谁呢？”
“你平日觉察出两个姑娘哪个主动和你接触多？”
“这我可从没留意。”咕咕头组长说。
“那就得看下回分解了。”我说：“既然她在这个时候敢这样表示，她肯定会等着你。”
也许出于几年来从事新闻工作培养出的新闻敏感这种好奇心。我郑重地对组长说：“老杜呀，如果日后真有那一天，吃不吃你喜酒我不介意，但你必须把结果告诉我。”
“嘿，文人。”组长说：“如果真有这好事，我一定请你当座上宾！”
“不过这事可不能乱传。”组长嘱咐我：“这事现在只有你知我知。如若走漏出去，体委要追查起来，可是件严重政治事件。你想，一个姑娘，去爱一个右派，一个反动派，她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我因说了哪窝不哪窝都打成右派，她要和我站在同一窝，打她右派还有个跑吗！所以，从今天起，无论对谁也不能讲这事，打死也不能提这事，你不会不明白这利害关系吧，文人？”
“明白明白。”我说：“就是我的要求你到时也别忘了。”
……
组长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一直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人之初，性本善。”我想起在我幼时父亲教我背过的《三字经》。善，毕竟还是人的天性。追求真善美，应该是人类的共性。不过，如何理解这个“善”，有时候，有些人会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了。
当然，象咕咕头组长这样的浪漫爱情故事，在我们生活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苦难才是我们这些人的主流，它永远地、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折磨着我们。
我又自然地想到了小娟，心里象压上了厚厚的一块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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