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炼狱（二）离婚
接第三章（一）
真正的劳动关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用铁锹装土，手掌磨出了一个个血泡，稍碰着一点就钻心地疼。换着挑土吧，肩膀被压得红肿起来。我用双手反托着沉重的扁担，以减轻双肩的负担，但手也很快便麻木了。到了晚上，浑身骨头象散了架子一般。头一两天说干累了吃得香睡得好，这回却是累得不想吃不想喝，侧着、仰着都无法入睡了。我有时甚至怀疑第二天能不能站立起来？能不能继续走到工地去干活？半夜醒来，也可以听到同屋伙伴不时从梦呓中发出的呻吟声。
“文人，这几天怎么样？够受吧。”咕咕头组长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肩膀：“慢慢就熬出来了。”
“活就是人干的，”谈榕也安慰我道。我想也对，劳动人民一辈子不也这样过来了么。广东老家有句话：“三日脚板四日肩”。我想起在机关团支部组织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我党员的修养》中读过的孟子的那段话。孟子说，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磨练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现在正处于脱胎换骨的改造，也许正是自己立功赎罪修行正果的第一课吧！
一周以后，身体逐渐适应了。前来报到的老右不断增多，我们开始分组派往老乡家里去住，原先居住的那间大库房，就腾出给劳动改造院那帮干活的人住了。
我们一组八人，住到一姜姓人家，这家共五口人：老太太、儿子、儿媳、孙子和一个眼有瞽疾、尚未嫁出的姑娘。他们五口人住东屋，我们八个人住西屋。炕上挤不开，王绅士和组长用几块门板搭了地铺。
刚开始，各家房东还大都存有戒备心里：“把一帮反动派整到老百姓家里一起住，叫什么事？这批人是偷鸡摸狗的？还是干什么坏事送这劳动改造的？”后来听说全都是文化人，都是有公职的干部，不过说了几句错话，就象他们见过伙房的那位瘸农艺师，是个直性子，好提个意见，不管你领导不领导。去年春天，他们社主任还把人家待为座上宾呢！心里的疙瘩也就逐渐解开了。再加上我们每天上工前后帮着挑水、扫院子，干活出来进去拣点柴禾，或到地里刨点高粱茬子带回给他们烧，循规蹈矩，也不惹人讨厌，老太太便天天在做完饭后，特意烧一锅开水给我们喝，或用来洗脸洗脚了。
“热水烫烫脚，睡着解乏。”大娘说。有时她去自己家园子里摘菜，掐多了葱叶子，吃饭时也给我们送过来一把。
“你家在南方……噢，坐六天六宿火车来的……乖乖，那么老远。爹妈去世都没见着……哎唷唷，21岁就打成右派，这孩子……可怜不是见的……”大妈很同情我，边问边说着，有时看屋里没人，还偷偷塞给我几根烀好的红薯。
离 婚
终于盼来了半月一次的第一个休息日，有家的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8点前必须归队。为了照顾离家较远的人赶矿上的通勤火车，我们中午吃完饭就干上活了，以便提前两个钟头收工让大家走。
“回到家里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在家休息。”大胡子队长向我们宣布了几条纪律。
人们象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中午吃完饭，许多人就把早已收拾好的背包随身带到工地，这样，收工时间一到，除了我和谈榕这样的独身不回家负责收拾工具回来外，其余的人们换上干净衣服，象一群逃出牢笼的鸽子，扑索扑索翅膀，直接从工地朝着各自的家飞去了。
所有的人可以说都是抱着一种久别的喜悦往家赶的，但当他们即将迈入门坎之际，绝大多数却没有估计到迎接他们的将是难堪、尴尬、冷漠以至伤心和悲戚，而少有他们期待的温暖与快乐……
大赵没有象别人那样换上采访时穿的好衣服回家，而只是挑了一身半新旧的不太显眼的干净衣服穿上。他没有和大家搭伴走，他要一个人静下来边走边思索一些问题。
“看他们怎么处理你吧？”他想起来水库工地之前，欧阳芬和他说过的话。在工地，他已听到过有些人被打右派之后，夫妻离异的事。
“我们是党的新闻机关，我俩的婚姻怕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大赵想：“如果没结婚，我们怎么都好说。”他心里诅咒着林总编，枉为一个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如果当初劝我晚些时日结婚，或对欧阳芬暗示几句什么，也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但现在一切都晚了。我该怎么办？自己提出离婚吗？这对欧阳芬的伤害太大了，太不公平了。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就是如此。如果女的打成右派，男的离婚后再娶，似乎名正言顺，无可非议。而现在呢？女的离婚后再嫁，不能‘有难同当’，从一而终，宣传就不倾向、不同情欧阳芬了。但是不离呢，也不行的……
前面是条河，过了河就到家了。大赵看了看手上的表，五点整。欧阳芬还得半个钟头才到下班时间。他俩今后该怎么办？大赵脑子里象一锅粥似的，理不出任何头绪。他索性坐在河沿草地上，望着蜿蜒曲折伸向远方的北新河。河两岸树木郁郁葱葱，象两条绿色带子逐渐消失在西方夕阳余晖下。
我向急湍的河流走去，
坐在河岸边上，
望着亲爱的故乡，
和那绿色可亲的草原……
他不知怎么用略带悲戚的情调、以俄语哼起了这首久违了的俄罗斯民歌，他因此想起纪伯伦关于音乐的那段话：“在我们欢乐的日子里，音乐象一个观察者，在我们不幸的日子里，音乐象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亲人。”他也想起了外语学院那几年的大学生活，进而想到今天的处境，心里茫然了。离家半月，信息全无，欧阳芬情绪怎样，工作怎样，她也许更憔悴了。自从他出了这些事，没有度完的蜜月便立即罩上一层阴影，新婚的幸福感，旋即从欧阳芬那焕发青春光彩的脸上悄然失去。
“回家做好饭等她归来，结婚几个月，她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呢！”这样想着，大赵从河沿上站起身来，顺便拐进一家副食商店。他怕遇见熟人，却偏偏有个邻居也在买菜，他佯装没看见，先在其它柜台转了一圈，等邻居走了，他赶紧买了些欧阳芬喜欢吃的青椒和干豆腐，便回家了。
一切都是这样熟悉，小小的居室收拾得依然是那么干净。欧阳芬有条不紊的料理家务的能力，在斗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厨房里，煤和劈好的劈柴归整地装在木箱里。真是窗明几净、木见本色。
大赵先把青椒放水泡上，转身便架上木柴点燃炉子，但不知是柴湿还是什么缘故，他一次次引不燃煤炉，等欧阳芬回来，屋子里已满是烟雾。
“还没进屋就听到你的咳嗽声，我还以为你患病了呢。”欧阳芬撂下自己买来的菜，继续说道：“我听说你们休大礼拜，寻思你今天准能回来。”欧阳芬看了看大赵：“晒黑了，瘦了。怎么样？顶得下来么？管得很严么？”
以往，回到家里，他俩总是放下一切，静静地相拥一会儿，但自从出了这些事后，他俩是因为心事重重，没有这份闲情呢？抑或出于其它什么原因，他俩之间好似突然生疏起来了。大赵回答着妻子的话，尽量把情况说得轻松些。面对欧阳芬，他感到她有那份关切就已经很满足了。
“连生炉子都不会，以后还得吃多少苦？”欧阳芬一半关切一半埋怨地把丈夫没有点燃的木柴全部掏出来，然后在炉底上放些轻轻揉皱了的废纸团，上面再架上碎木柴和块煤，安放上锅，划根火柴猫腰点燃了炉底露出的纸团，不一会儿，炉子里便呼呼响起木柴和煤块燃烧的“劈劈啪啪”的欢快声。
看到妻子干家务这份干净麻利的劲儿，想起这个新搭起不久的爱窝随时都可能毁于一旦，大赵的心绪更沉重了。
“大赵，有个事儿我考虑很久，不能不说了。”这天晚上，当他俩熄灯躺下例行公事般地欢爱之后，欧阳芬一边扣上胸口的衣扣，终于先开口了：“我们谁也用不着瞒谁，咱俩都在新闻单位，这种婚姻怕是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事儿我和颜路大姐商量过，她也是这意见。反正怎么都难。头几天，我还来例假了。我想，好在没怀孕。如果我们现在离婚，双方都一身轻，没有什么牵挂。我们过几年独身生活，如果条件允许，到那时再说复婚的事儿，你看怎么样？”也许这事儿，欧阳芬已经考虑很久了，所以此刻她说得很平静，就象讲别人的事情一样，这是大赵所没有料想到的。
“走一步，看一步。”大赵听到欧阳芬提到日后条件允许复婚的事，心里已很感激：“这事儿我也早考虑过了。我实在对不起你，给你带来太大的麻烦和太大的伤害。如果当时能有人告诉或暗示一下，我们晚些时日在考虑婚事，这一切都不曾发生的话，我们也不致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
“什么也别说了，就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坏，坏透顶了。”欧阳芬说：“鸣放初期，他们就都那么高的觉悟，哪回的话头不是他林总编带头扯起来的？他不也说《文汇报》、《光明日报》这个好那个好，章伯钧、罗隆基、徐铸成这话那话精采，号召大家学习黄佳英搞好报纸改革么？他们为什么说完没事儿，而你们说几句就那么过不去？他们不过是抓住你和小孔垫背、作自己替死鬼就是了。”
“不说这些了。”大赵长长叹了口气：“我也有一定错误，怨天尤人也不管用。事已至此，争取早日摘帽归队吧。听小孔说，金建副总编和他说过，改造好了以后还可以入党。既然入党都可以，将来重回新闻单位，怕也是允许的。”
“就这帮玩艺儿那么坏，你还惦着回来呢？若是我，以后远走高飞，去新疆西藏，也不再回那儿，离这帮环蛋越远越好！”欧阳芬的气还没有消。
“芬，我发现你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大赵侧转身来，让芬那散发着发香的头枕在他的臂弯里。
“怎么变了？”
“你过去不是有句口头语么！大家都挺好的，大家说的都挺好的。现在呢，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坏，一个个都那么坏，坏透顶了……”
“过去我傻。”欧阳芬说：“过去我以为人都那么好，现在我才知道，人情比纸还薄。说好时，一好百好；说坏时，以往的成绩也变成缺点错误了！你还没看着他们怎么批小孔吗，过去评他优秀团员时，说这好那好，现在只因他在评报中强调反右报道要用事实说话，别乱扣帽子，便说他反党，甚至贬得一无是处、把过去的优点也当缺点批上了！这帮人，我算看得透透的了！”
“嘿，上边给了指标，他们不那么整也交不了差啊！”
“给指标就对呀？没有也要往上凑呀，不老讲凡事要实事求是么，倒八辈子霉了…”
“……”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芬告诉他，离婚的事她已和林总编汇报过，林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哼哈表示知道了、晓得了，要我自己拿主意。
“离婚后，自己多保重。”他俩都这样叮嘱对方。至于他们辗转反复多时、什么时候进入梦乡的，谁也不晓得。但当他们一觉醒来时，外面的太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隙缝照进屋里来了。
“忠呀，”欧阳芬睡眼惺松地唤身边的丈夫：“我们上午就要去街道办离婚手续了。从今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怕也不好说……你最后抱抱我吧，搂得紧一点儿……”芬闭着眼睛钻到丈夫温暖而宽阔的怀抱里，似梦呓般呢喃着说。是的，这或许是最后一次的相互拥抱了。
大赵了解，在这个时候，能够最好表达感情的，莫过于相互夫妻欢爱。他有心在诀别之前留下最热烈最难忘的一刻，但无论他怎样努力，都只能给感情留下空白和遗憾了。
……
和大赵这对新婚夫妇的缠绵悱恻的离异相比，我们组的暴彤的经历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与所有右派无异，暴彤回家也不想见到熟人。所以他没有象以往那样选择大道回自己家，而象作贼似地抄小巷进入家门。
冤家路窄，一入巷口，却与居争取自由任碰个正着。暴彤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劳动回来了？在家好好休息，别到处乱跑。听着没有？”这个女居争取自由任，以往当暴彤还在管区派出所工作，她有事求他时，完全不是这个口气。
“在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暴彤回答说：“听着啦。”
接着，暴彤便隐约地听那位女主任和另一位邻居说：“你知道吗？过去在劳动改造院是他拿枪看着别人劳动，现在听说是别人拿枪看着他劳动，嘻嘻，有意思！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暴彤，自然不能出面去作这种无谓的解释。解释又有什么用！
家，就出现在眼前。透过院门，暴彤看到6岁的孩子暴欣一个人在玩着什么，老母亲正猫着腰在准备晚饭。
“妈！”暴彤看老母亲抬头的一瞬间，发现老人一下苍老了许多。
“爸爸！”暴欣看到爸爸，一个箭步跑了过来，兴奋地一下搂住了暴彤的脖子。接着便委屈地哭诉开了：
“爸爸，别的小朋友说你是右派，这是真的么？”暴欣继续说：“幼儿园的田英姐他们都不和我玩了，他们谁也不和我好了。”从不掉眼泪的这个膀大腰圆的男子汉，对自己的遭遇、对邻居的冷眼，都可以挺得住，却不忍心因为自己连累孩子去受这种委屈，他鼻子一酸，眼眶即时就润湿了。
“他们不和你玩，爸爸和你玩。”暴彤几乎哽咽着说完了这句话。
暴彤的妻子盛英在门角看到这情景，也把脸掉过去抹眼泪去了。
“不的。妈妈说你总出差，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玩。明儿我不上幼儿园了。”小暴欣怏怏不乐地说。
暴彤的妻子盛英，长得丰满大方，他俩原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暴彤原本和另一个叫张娴的同桌比较要好，但张娴性格比较温顺内向，家离暴彤较远。俩人参加工作后，暴彤虽然约请张娴来自己家玩过几回。但那时离暴彤家不远的另一位女同学盛英，看暴彤穿上一身警服那般英姿帅气，好象第一次发现他的存在，开始主动接近暴彤。特别是只要看到张娴的影子，盛英就形影不离地要“老同学一起叙叙旧”。盛英是个争强好胜的姑娘，她在爱情生活上也不想让张娴占上风。所以每次张娴来，她都要当着张娴的面，约请暴彤“明晚有个好电影，咱们一起去看。”“后天有场演出都说挺好，我吃完晚饭还到老地方等你。”盛英特别把“老地方”三个字说得重一点，以便尽意让张娴听着。
盛英活泼、开朗，人长得虽不出众，可也有一定姿色，张娴看在眼里，便借故逐渐疏远了暴彤，而盛英也终于取代了张娴在暴彤心中的位置，而成了老暴家的儿媳妇。
可自从暴彤出现了这些事后，盛英感到在同事、邻里间的关系好象一下子全变了。暴彤回到家里，盛英不似往日那样喋喋不休地当暴彤讲她们工厂的所见所闻，讲他们团支部的有趣活动，而变得少言寡语了。即使晚上熄灯上床以后，盛英也不象过去对暴彤那种如火热情。当暴彤拥抱着她时，她既不拒绝，也不主动，仿佛没有感到暴彤的存在。暴彤理解盛英的这种冷漠，却又无法忍受这种冷漠。这次回来，暴彤帮着妻子洗涤刚刚换下的脏衣服，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我总在水库工地，一切担子都让你挑，你受累了，……”暴彤粗中有细，想宽慰一下妻子。
“这些都是小事，不还有妈在家么……”盛英说完，俩人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暴彤理解盛英这句话的含义。她现在只想她自己的处境，并未过问一下暴彤在工地的生活和劳动。
暴彤难耐家里这种沉默的、死一样孤寂的氛围，便领着孩子来到在一个工厂当党支部书记的哥哥家，打算兄弟间谈谈话，散散心。
“来了，到星期日也休息？”他哥正在浇花，头也没抬，全然不象以往又泡茶又搬凳子让座的热情劲儿。倒是小暴欣一踏进门就奔他小姐姐那去，俩人搬来凳子很快玩起开火车的游戏来了。
“星期假日也休息。”暴彤敷衍道，他感到哥哥这话似乎有些变味儿。就如同他暴彤在当管教干事时，那些犯人的家属或单位的人问犯人星期日是否休息一样。
暴彤又看了看哥哥，他哥哥继续浇他的花，还是那冷淡的样子，暴彤仿拂觉得有什么异物在喉咙处梗住了，压抑得喘不上气。一种被蔑视被遗弃的感觉袭上心头。
“暴彤来啦，咋不坐呢，快坐快坐。我正包饺子呢，今儿个上午爷俩就在嫂嫂家吃吧。”倒是在被服车间当工人的嫂子热情地招呼：“暴欣，来来来，大娘给你留着好糖块呢……”
暴彤心里的气还没有消。嫂嫂的热情和哥哥的冷漠，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的，哥哥已经不是昔日爱唠爱说的哥哥了，他是为我难过吗？不不不，看他哥那带搭不理的样子，一切都不用解释了。残酷的政治运动已经让兄弟间的亲情破坏得一点不剩。他瞪了他哥一眼：“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暴彤七尺男子汉，离了谁都能活下去！”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拉着儿子便要往家走。
“谢谢大娘了，”暴彤把嫂子手里的糖块挡回去：“嫂子，咱家有，留着给他小芳姐吃吧！”
“不的嘛，不的嘛，我要和小姐姐玩，我要和小姐姐玩……”暴欣噘着小嘴，挣扎着不愿回家。
暴彤硬拽着儿子离开了哥哥家，他嫂子在门口愣住了：“怎么，你当哥的说他啥了？他现在心里够苦的了，别再说你那大兄弟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他要走走吧。”当哥的也没挽留。
暴彤回到家里，也不管孩子还在抽泣，一头倒在炕上，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天花板，他感到心里堵得慌，他想把憋在心里的苦处和谁说说。只是说说啊！过去，他有心腹事可以和枕头旁的妻子说，也可以和哥哥嫂子说，甚至可以和母亲说，可现在跟谁去说？妻子想听的话，她就会主动问长问短了；哥哥想听的话，也不致这么冷漠了；难道去和妈妈说么？自从前年父亲病故之后，妈妈就象一下子老了许多。现在妈妈一看儿子这样，儿媳整天没有了笑容，心里就够苦的了，你还和妈妈说什么？去徒然增加妈妈的苦痛？
暴彤不知道那天是如何从家里回到工地的。
“没回家，总盼着回家看看老婆、孩子。”王绅士一边撂下肩上的东西，一边摘下帽子当扇子搧着对暴彤和大赵说：“回到家呢，看着啥啥不痛快。这日子过得有什么劲？”
暴彤和大赵沉默着，他俩能说些什么呢？家家都有难唱曲啊！
听王绅士这番话，我似乎觉察出还有什么让他难心的事，但我们彼此刚熟识，似不方便问。
但是社会上给予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压力远不止于此。水库工地这种“修理地球”式的单纯的劳动改造生活很快结束了。当全市大部分右派都来齐之后，全面的劳动改造生活便开始步入正轨。
夹着尾巴做人
“所有的右派分子注意啦！”那个由市整风办公室派来的、身穿旧军装的络腮胡子队长开始给我们500多名右派在工地上开了个大会，告诉我们在进行艰苦劳动改造的同时，还要进行更深刻的思想改造，以实现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不能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自此，我们每天下班后，晚上各组除了在煤油灯下学习指定文章，还要开交心会，反省交待自己过去犯下的反党右派言行和立功赎罪表现，以便实现右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分化瓦解、洗心革面、彻底改造。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周一小结，每月一书面汇报。对那些“拿轻躲重、不好好劳动”、“不服从安排、顶撞领导”（主要指右派中产生的组长、小队长）、“认罪不深刻，散布不满情绪”或“心存侥幸，企图翻案”的右派，则分别情节轻重，在小组、小队或大队会上批斗。
右派批右派，那确是一场更深刻彻底到透底的思想交锋。因为批判者中不乏教授、高级工程师、审判长、讲师级的右派，也有原本基层政治思想战线的干部，他们都要主动赎罪、都要和“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顽固右派”划清界线，所以开起批判会来，很自然地汇集了各自亲身体验过的各种批判方式，以毒攻毒，因而显得更坚决、更尖刻而让被批判者感到更难以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
还说我们组那个暴彤，这人长着副好体格，胸肌和臂部隆起的肌肉，结实得象一个个肉疙瘩，宛如古代意大利的格斗士斯巴达克。他在地面做俯卧撑，三十五十脸不红、气不喘、心不跳。挖土装篮，我们踹着铁锹，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加臂力，晃几下才能把锹尖踹进泥土中去，他用脚一蹬，“哧——”不费力就全进去了。用锹装碎石，不会运力的人，那是很吃力的事，他撮起碎石如同撮砂子。干活从不藏奸耍猾。
但是暴彤那不分上下、不顾领导脸面的性格，不招咕咕头组长喜欢。
有一次，暴彤这组刚装完土，烟瘾来了，便撕了块报纸卷上烟叶抽了起来。
“咕咕头”组长恰巧挑着空篮从堤坝上回来，一看旁边这组人前面的土篮还没装满，便提醒他等大家都歇气时再抽。
“炮筒子，你咋这时候就抽上了？”咕咕头组长还象往日当篮球教练的口吻说道：“你自己跟前土篮装完了，就不能帮别的组装两锹啊。”
“谁说过不行来的？”暴彤听到后面那句话就不高兴了。他过去也尽管理犯人来的，说话就从来只说上句而没说过下句，他不能忍受这个右派组长象吆喝牲口这么吆喝他，所以气不打一处来：“你不会说话去学驴叫。”
“怎么，说你不对呀，我还管不了你啦！”
“你管个屌！”炮筒骂道：“你别他妈装大瓣蒜，寻思混个右派组长当当就觉得好象怎么的了！”
“你嘴干净点，”咕咕头组长说：“我原本好意劝你，你还你妈他妈的。右派组长咋的，那也不是花二斗粮挖弄来的，那是组织的信任。他咋就没让你也当当呢！”咕咕头组长说到“信任”二字时，一扫以往自惭形秽而流露出某种自豪感。
“老子不喜当那龟孙子官！”炮筒鄙夷道。此刻他的锹正挖到粘土处，甩了两下也甩不掉，便象以往那样用力往身旁的一块青石板上磕打，没曾想，他用力或许猛了一些，这钢锹淬火也可能淬得过些劲，“咯嘣”——钢锹碎了！
“好好好，你辱骂干部不算，还有意破坏生产。你瞅着，以后再跟你算帐！”咕咕头组长挑起土篮走了。
果然，络腮胡子李队长听取了咕咕头组长汇报后，又看到被损坏的铁锹，人证物证俱在，为了杀一儆百，严肃纪律，防止右派破坏生产，正好还抓不到典型呢，第二天收工后就在工地召开了批斗大会。
批判会是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开始的。
“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们唱着，自己教育自己。大胡子队长讲了几句话后，揭发批判会开始。
“右派分子暴彤，虽然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却历来采取磨洋工的态度，多一点活儿也不干。”首先发言的自然是咕咕头组长。他心里原本想汇报后，李队长大会上批评两句就算了，没曾想大队决定要开批判会，他就有些骑虎难下了。他知道暴彤干活还是从不藏奸耍猾的，但那样批判起来还有什么劲？那不替他评功摆好、开脱罪责了么？他想到自己批判赵闯就是因为下不了狠心，所以才当上右派的。这回他在“采取磨洋工态度”上毫不客气的加上了“历来”两个字，这样一来，他的批判就显得更有力、更有分量、更深刻了。他最后结束道：“暴彤的态度，实质上是消极抵抗，对抗党对他的挽救，他是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接着发言的那位组长是一位姓尤的中学教师，他的发言抑扬顿挫，腔圆字正：“右派分子暴彤，拒绝接受党组织指派的组长管教，其实质也就是不服从党的管教，根源在于其顽固的反动立场。也就是他拒绝认罪的恶劣表现。”尤老师的发言一如课堂上讲话：“许多右派在口头上接受党的领导，实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两面手法。暴彤的言行和这些右派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的。”尤老师最后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一样，不过音阶提高了八度：“暴彤，你说是不是？”
“是是。”暴彤只能这样回答。
“暴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位尤老师把发言稿象往日夹教案一样夹在腋下，以领着呼喊口号的方式满意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此刻，在我们的队伍之外，早有不少也已收工的男女社员。站在一旁欣赏我们这场右派批右派的大会。他们那种袖着双手伏在锄杆上歪头欣赏的姿势，不禁使我想到昔日街头上人们争看耍猴时的情景。
“我也说两句，”发言的据说是和暴彤同一系统司法局的一位右派：“暴彤称党组织委派的组长是龟孙子官，这和他在原单位好抗上、不尊重领导的反党右派立场丝毫未有改变。”他揭发道：“暴彤果真是对谁都实行‘炮筒’手段吗？不是的，有次，星期天从家回来，我有事找他，他正跟他们一起干活的右派喝酒，还给房东小孩糖块吃，他拉拢右派、腐蚀革命下一代，是有一套办法的，他的反革命立场是极其鲜明的……”
我庆幸自己不会喝酒，那次，暴彤他们还真让着我喝一口来的。
最后发言的那位组长是市中医院的一位药剂师，三十多岁。他说：“暴彤破坏生产工具，目的在于破坏水利建设，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暴彤不承认这点，说他的动机是要把粘在锹上的泥土磕掉，无意把锹磕坏了。这个唬不了人，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医生若把人治死了也不管，他还能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么？”
“暴彤，你说说，大家这样分析冤枉你吗？”络腮胡子队长问。
“不冤枉，不冤枉。”暴彤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得清么？反右的这段经历，使他深知辩解的后果往往更坏、更糟。
“夹着尾巴做人。”这是大胡子队长的最终教导：“谁如果不认罪，表现不老实，三四五六类的往上升级，二类的上那边干活去。”大胡子队长往劳动改造宿营地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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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这几天怎么样？够受吧。”咕咕头组长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肩膀：“慢慢就熬出来了。”
“活就是人干的，”谈榕也安慰我道。我想也对，劳动人民一辈子不也这样过来了么。广东老家有句话：“三日脚板四日肩”。我想起在机关团支部组织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我党员的修养》中读过的孟子的那段话。孟子说，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磨练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现在正处于脱胎换骨的改造，也许正是自己立功赎罪修行正果的第一课吧！
一周以后，身体逐渐适应了。前来报到的老右不断增多，我们开始分组派往老乡家里去住，原先居住的那间大库房，就腾出给劳动改造院那帮干活的人住了。
我们一组八人，住到一姜姓人家，这家共五口人：老太太、儿子、儿媳、孙子和一个眼有瞽疾、尚未嫁出的姑娘。他们五口人住东屋，我们八个人住西屋。炕上挤不开，王绅士和组长用几块门板搭了地铺。
刚开始，各家房东还大都存有戒备心里：“把一帮反动派整到老百姓家里一起住，叫什么事？这批人是偷鸡摸狗的？还是干什么坏事送这劳动改造的？”后来听说全都是文化人，都是有公职的干部，不过说了几句错话，就象他们见过伙房的那位瘸农艺师，是个直性子，好提个意见，不管你领导不领导。去年春天，他们社主任还把人家待为座上宾呢！心里的疙瘩也就逐渐解开了。再加上我们每天上工前后帮着挑水、扫院子，干活出来进去拣点柴禾，或到地里刨点高粱茬子带回给他们烧，循规蹈矩，也不惹人讨厌，老太太便天天在做完饭后，特意烧一锅开水给我们喝，或用来洗脸洗脚了。
“热水烫烫脚，睡着解乏。”大娘说。有时她去自己家园子里摘菜，掐多了葱叶子，吃饭时也给我们送过来一把。
“你家在南方……噢，坐六天六宿火车来的……乖乖，那么老远。爹妈去世都没见着……哎唷唷，21岁就打成右派，这孩子……可怜不是见的……”大妈很同情我，边问边说着，有时看屋里没人，还偷偷塞给我几根烀好的红薯。
离 婚
终于盼来了半月一次的第一个休息日，有家的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8点前必须归队。为了照顾离家较远的人赶矿上的通勤火车，我们中午吃完饭就干上活了，以便提前两个钟头收工让大家走。
“回到家里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在家休息。”大胡子队长向我们宣布了几条纪律。
人们象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中午吃完饭，许多人就把早已收拾好的背包随身带到工地，这样，收工时间一到，除了我和谈榕这样的独身不回家负责收拾工具回来外，其余的人们换上干净衣服，象一群逃出牢笼的鸽子，扑索扑索翅膀，直接从工地朝着各自的家飞去了。
所有的人可以说都是抱着一种久别的喜悦往家赶的，但当他们即将迈入门坎之际，绝大多数却没有估计到迎接他们的将是难堪、尴尬、冷漠以至伤心和悲戚，而少有他们期待的温暖与快乐……
大赵没有象别人那样换上采访时穿的好衣服回家，而只是挑了一身半新旧的不太显眼的干净衣服穿上。他没有和大家搭伴走，他要一个人静下来边走边思索一些问题。
“看他们怎么处理你吧？”他想起来水库工地之前，欧阳芬和他说过的话。在工地，他已听到过有些人被打右派之后，夫妻离异的事。
“我们是党的新闻机关，我俩的婚姻怕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大赵想：“如果没结婚，我们怎么都好说。”他心里诅咒着林总编，枉为一个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如果当初劝我晚些时日结婚，或对欧阳芬暗示几句什么，也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但现在一切都晚了。我该怎么办？自己提出离婚吗？这对欧阳芬的伤害太大了，太不公平了。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就是如此。如果女的打成右派，男的离婚后再娶，似乎名正言顺，无可非议。而现在呢？女的离婚后再嫁，不能‘有难同当’，从一而终，宣传就不倾向、不同情欧阳芬了。但是不离呢，也不行的……
前面是条河，过了河就到家了。大赵看了看手上的表，五点整。欧阳芬还得半个钟头才到下班时间。他俩今后该怎么办？大赵脑子里象一锅粥似的，理不出任何头绪。他索性坐在河沿草地上，望着蜿蜒曲折伸向远方的北新河。河两岸树木郁郁葱葱，象两条绿色带子逐渐消失在西方夕阳余晖下。
我向急湍的河流走去，
坐在河岸边上，
望着亲爱的故乡，
和那绿色可亲的草原……
他不知怎么用略带悲戚的情调、以俄语哼起了这首久违了的俄罗斯民歌，他因此想起纪伯伦关于音乐的那段话：“在我们欢乐的日子里，音乐象一个观察者，在我们不幸的日子里，音乐象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亲人。”他也想起了外语学院那几年的大学生活，进而想到今天的处境，心里茫然了。离家半月，信息全无，欧阳芬情绪怎样，工作怎样，她也许更憔悴了。自从他出了这些事，没有度完的蜜月便立即罩上一层阴影，新婚的幸福感，旋即从欧阳芬那焕发青春光彩的脸上悄然失去。
“回家做好饭等她归来，结婚几个月，她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呢！”这样想着，大赵从河沿上站起身来，顺便拐进一家副食商店。他怕遇见熟人，却偏偏有个邻居也在买菜，他佯装没看见，先在其它柜台转了一圈，等邻居走了，他赶紧买了些欧阳芬喜欢吃的青椒和干豆腐，便回家了。
一切都是这样熟悉，小小的居室收拾得依然是那么干净。欧阳芬有条不紊的料理家务的能力，在斗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厨房里，煤和劈好的劈柴归整地装在木箱里。真是窗明几净、木见本色。
大赵先把青椒放水泡上，转身便架上木柴点燃炉子，但不知是柴湿还是什么缘故，他一次次引不燃煤炉，等欧阳芬回来，屋子里已满是烟雾。
“还没进屋就听到你的咳嗽声，我还以为你患病了呢。”欧阳芬撂下自己买来的菜，继续说道：“我听说你们休大礼拜，寻思你今天准能回来。”欧阳芬看了看大赵：“晒黑了，瘦了。怎么样？顶得下来么？管得很严么？”
以往，回到家里，他俩总是放下一切，静静地相拥一会儿，但自从出了这些事后，他俩是因为心事重重，没有这份闲情呢？抑或出于其它什么原因，他俩之间好似突然生疏起来了。大赵回答着妻子的话，尽量把情况说得轻松些。面对欧阳芬，他感到她有那份关切就已经很满足了。
“连生炉子都不会，以后还得吃多少苦？”欧阳芬一半关切一半埋怨地把丈夫没有点燃的木柴全部掏出来，然后在炉底上放些轻轻揉皱了的废纸团，上面再架上碎木柴和块煤，安放上锅，划根火柴猫腰点燃了炉底露出的纸团，不一会儿，炉子里便呼呼响起木柴和煤块燃烧的“劈劈啪啪”的欢快声。
看到妻子干家务这份干净麻利的劲儿，想起这个新搭起不久的爱窝随时都可能毁于一旦，大赵的心绪更沉重了。
“大赵，有个事儿我考虑很久，不能不说了。”这天晚上，当他俩熄灯躺下例行公事般地欢爱之后，欧阳芬一边扣上胸口的衣扣，终于先开口了：“我们谁也用不着瞒谁，咱俩都在新闻单位，这种婚姻怕是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事儿我和颜路大姐商量过，她也是这意见。反正怎么都难。头几天，我还来例假了。我想，好在没怀孕。如果我们现在离婚，双方都一身轻，没有什么牵挂。我们过几年独身生活，如果条件允许，到那时再说复婚的事儿，你看怎么样？”也许这事儿，欧阳芬已经考虑很久了，所以此刻她说得很平静，就象讲别人的事情一样，这是大赵所没有料想到的。
“走一步，看一步。”大赵听到欧阳芬提到日后条件允许复婚的事，心里已很感激：“这事儿我也早考虑过了。我实在对不起你，给你带来太大的麻烦和太大的伤害。如果当时能有人告诉或暗示一下，我们晚些时日在考虑婚事，这一切都不曾发生的话，我们也不致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
“什么也别说了，就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坏，坏透顶了。”欧阳芬说：“鸣放初期，他们就都那么高的觉悟，哪回的话头不是他林总编带头扯起来的？他不也说《文汇报》、《光明日报》这个好那个好，章伯钧、罗隆基、徐铸成这话那话精采，号召大家学习黄佳英搞好报纸改革么？他们为什么说完没事儿，而你们说几句就那么过不去？他们不过是抓住你和小孔垫背、作自己替死鬼就是了。”
“不说这些了。”大赵长长叹了口气：“我也有一定错误，怨天尤人也不管用。事已至此，争取早日摘帽归队吧。听小孔说，金建副总编和他说过，改造好了以后还可以入党。既然入党都可以，将来重回新闻单位，怕也是允许的。”
“就这帮玩艺儿那么坏，你还惦着回来呢？若是我，以后远走高飞，去新疆西藏，也不再回那儿，离这帮环蛋越远越好！”欧阳芬的气还没有消。
“芬，我发现你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大赵侧转身来，让芬那散发着发香的头枕在他的臂弯里。
“怎么变了？”
“你过去不是有句口头语么！大家都挺好的，大家说的都挺好的。现在呢，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坏，一个个都那么坏，坏透顶了……”
“过去我傻。”欧阳芬说：“过去我以为人都那么好，现在我才知道，人情比纸还薄。说好时，一好百好；说坏时，以往的成绩也变成缺点错误了！你还没看着他们怎么批小孔吗，过去评他优秀团员时，说这好那好，现在只因他在评报中强调反右报道要用事实说话，别乱扣帽子，便说他反党，甚至贬得一无是处、把过去的优点也当缺点批上了！这帮人，我算看得透透的了！”
“嘿，上边给了指标，他们不那么整也交不了差啊！”
“给指标就对呀？没有也要往上凑呀，不老讲凡事要实事求是么，倒八辈子霉了…”
“……”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芬告诉他，离婚的事她已和林总编汇报过，林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哼哈表示知道了、晓得了，要我自己拿主意。
“离婚后，自己多保重。”他俩都这样叮嘱对方。至于他们辗转反复多时、什么时候进入梦乡的，谁也不晓得。但当他们一觉醒来时，外面的太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隙缝照进屋里来了。
“忠呀，”欧阳芬睡眼惺松地唤身边的丈夫：“我们上午就要去街道办离婚手续了。从今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怕也不好说……你最后抱抱我吧，搂得紧一点儿……”芬闭着眼睛钻到丈夫温暖而宽阔的怀抱里，似梦呓般呢喃着说。是的，这或许是最后一次的相互拥抱了。
大赵了解，在这个时候，能够最好表达感情的，莫过于相互夫妻欢爱。他有心在诀别之前留下最热烈最难忘的一刻，但无论他怎样努力，都只能给感情留下空白和遗憾了。
……
和大赵这对新婚夫妇的缠绵悱恻的离异相比，我们组的暴彤的经历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与所有右派无异，暴彤回家也不想见到熟人。所以他没有象以往那样选择大道回自己家，而象作贼似地抄小巷进入家门。
冤家路窄，一入巷口，却与居争取自由任碰个正着。暴彤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劳动回来了？在家好好休息，别到处乱跑。听着没有？”这个女居争取自由任，以往当暴彤还在管区派出所工作，她有事求他时，完全不是这个口气。
“在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暴彤回答说：“听着啦。”
接着，暴彤便隐约地听那位女主任和另一位邻居说：“你知道吗？过去在劳动改造院是他拿枪看着别人劳动，现在听说是别人拿枪看着他劳动，嘻嘻，有意思！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暴彤，自然不能出面去作这种无谓的解释。解释又有什么用！
家，就出现在眼前。透过院门，暴彤看到6岁的孩子暴欣一个人在玩着什么，老母亲正猫着腰在准备晚饭。
“妈！”暴彤看老母亲抬头的一瞬间，发现老人一下苍老了许多。
“爸爸！”暴欣看到爸爸，一个箭步跑了过来，兴奋地一下搂住了暴彤的脖子。接着便委屈地哭诉开了：
“爸爸，别的小朋友说你是右派，这是真的么？”暴欣继续说：“幼儿园的田英姐他们都不和我玩了，他们谁也不和我好了。”从不掉眼泪的这个膀大腰圆的男子汉，对自己的遭遇、对邻居的冷眼，都可以挺得住，却不忍心因为自己连累孩子去受这种委屈，他鼻子一酸，眼眶即时就润湿了。
“他们不和你玩，爸爸和你玩。”暴彤几乎哽咽着说完了这句话。
暴彤的妻子盛英在门角看到这情景，也把脸掉过去抹眼泪去了。
“不的。妈妈说你总出差，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玩。明儿我不上幼儿园了。”小暴欣怏怏不乐地说。
暴彤的妻子盛英，长得丰满大方，他俩原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暴彤原本和另一个叫张娴的同桌比较要好，但张娴性格比较温顺内向，家离暴彤较远。俩人参加工作后，暴彤虽然约请张娴来自己家玩过几回。但那时离暴彤家不远的另一位女同学盛英，看暴彤穿上一身警服那般英姿帅气，好象第一次发现他的存在，开始主动接近暴彤。特别是只要看到张娴的影子，盛英就形影不离地要“老同学一起叙叙旧”。盛英是个争强好胜的姑娘，她在爱情生活上也不想让张娴占上风。所以每次张娴来，她都要当着张娴的面，约请暴彤“明晚有个好电影，咱们一起去看。”“后天有场演出都说挺好，我吃完晚饭还到老地方等你。”盛英特别把“老地方”三个字说得重一点，以便尽意让张娴听着。
盛英活泼、开朗，人长得虽不出众，可也有一定姿色，张娴看在眼里，便借故逐渐疏远了暴彤，而盛英也终于取代了张娴在暴彤心中的位置，而成了老暴家的儿媳妇。
可自从暴彤出现了这些事后，盛英感到在同事、邻里间的关系好象一下子全变了。暴彤回到家里，盛英不似往日那样喋喋不休地当暴彤讲她们工厂的所见所闻，讲他们团支部的有趣活动，而变得少言寡语了。即使晚上熄灯上床以后，盛英也不象过去对暴彤那种如火热情。当暴彤拥抱着她时，她既不拒绝，也不主动，仿佛没有感到暴彤的存在。暴彤理解盛英的这种冷漠，却又无法忍受这种冷漠。这次回来，暴彤帮着妻子洗涤刚刚换下的脏衣服，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我总在水库工地，一切担子都让你挑，你受累了，……”暴彤粗中有细，想宽慰一下妻子。
“这些都是小事，不还有妈在家么……”盛英说完，俩人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暴彤理解盛英这句话的含义。她现在只想她自己的处境，并未过问一下暴彤在工地的生活和劳动。
暴彤难耐家里这种沉默的、死一样孤寂的氛围，便领着孩子来到在一个工厂当党支部书记的哥哥家，打算兄弟间谈谈话，散散心。
“来了，到星期日也休息？”他哥正在浇花，头也没抬，全然不象以往又泡茶又搬凳子让座的热情劲儿。倒是小暴欣一踏进门就奔他小姐姐那去，俩人搬来凳子很快玩起开火车的游戏来了。
“星期假日也休息。”暴彤敷衍道，他感到哥哥这话似乎有些变味儿。就如同他暴彤在当管教干事时，那些犯人的家属或单位的人问犯人星期日是否休息一样。
暴彤又看了看哥哥，他哥哥继续浇他的花，还是那冷淡的样子，暴彤仿拂觉得有什么异物在喉咙处梗住了，压抑得喘不上气。一种被蔑视被遗弃的感觉袭上心头。
“暴彤来啦，咋不坐呢，快坐快坐。我正包饺子呢，今儿个上午爷俩就在嫂嫂家吃吧。”倒是在被服车间当工人的嫂子热情地招呼：“暴欣，来来来，大娘给你留着好糖块呢……”
暴彤心里的气还没有消。嫂嫂的热情和哥哥的冷漠，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的，哥哥已经不是昔日爱唠爱说的哥哥了，他是为我难过吗？不不不，看他哥那带搭不理的样子，一切都不用解释了。残酷的政治运动已经让兄弟间的亲情破坏得一点不剩。他瞪了他哥一眼：“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暴彤七尺男子汉，离了谁都能活下去！”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拉着儿子便要往家走。
“谢谢大娘了，”暴彤把嫂子手里的糖块挡回去：“嫂子，咱家有，留着给他小芳姐吃吧！”
“不的嘛，不的嘛，我要和小姐姐玩，我要和小姐姐玩……”暴欣噘着小嘴，挣扎着不愿回家。
暴彤硬拽着儿子离开了哥哥家，他嫂子在门口愣住了：“怎么，你当哥的说他啥了？他现在心里够苦的了，别再说你那大兄弟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他要走走吧。”当哥的也没挽留。
暴彤回到家里，也不管孩子还在抽泣，一头倒在炕上，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天花板，他感到心里堵得慌，他想把憋在心里的苦处和谁说说。只是说说啊！过去，他有心腹事可以和枕头旁的妻子说，也可以和哥哥嫂子说，甚至可以和母亲说，可现在跟谁去说？妻子想听的话，她就会主动问长问短了；哥哥想听的话，也不致这么冷漠了；难道去和妈妈说么？自从前年父亲病故之后，妈妈就象一下子老了许多。现在妈妈一看儿子这样，儿媳整天没有了笑容，心里就够苦的了，你还和妈妈说什么？去徒然增加妈妈的苦痛？
暴彤不知道那天是如何从家里回到工地的。
“没回家，总盼着回家看看老婆、孩子。”王绅士一边撂下肩上的东西，一边摘下帽子当扇子搧着对暴彤和大赵说：“回到家呢，看着啥啥不痛快。这日子过得有什么劲？”
暴彤和大赵沉默着，他俩能说些什么呢？家家都有难唱曲啊！
听王绅士这番话，我似乎觉察出还有什么让他难心的事，但我们彼此刚熟识，似不方便问。
但是社会上给予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压力远不止于此。水库工地这种“修理地球”式的单纯的劳动改造生活很快结束了。当全市大部分右派都来齐之后，全面的劳动改造生活便开始步入正轨。
夹着尾巴做人
“所有的右派分子注意啦！”那个由市整风办公室派来的、身穿旧军装的络腮胡子队长开始给我们500多名右派在工地上开了个大会，告诉我们在进行艰苦劳动改造的同时，还要进行更深刻的思想改造，以实现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不能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自此，我们每天下班后，晚上各组除了在煤油灯下学习指定文章，还要开交心会，反省交待自己过去犯下的反党右派言行和立功赎罪表现，以便实现右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分化瓦解、洗心革面、彻底改造。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周一小结，每月一书面汇报。对那些“拿轻躲重、不好好劳动”、“不服从安排、顶撞领导”（主要指右派中产生的组长、小队长）、“认罪不深刻，散布不满情绪”或“心存侥幸，企图翻案”的右派，则分别情节轻重，在小组、小队或大队会上批斗。
右派批右派，那确是一场更深刻彻底到透底的思想交锋。因为批判者中不乏教授、高级工程师、审判长、讲师级的右派，也有原本基层政治思想战线的干部，他们都要主动赎罪、都要和“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顽固右派”划清界线，所以开起批判会来，很自然地汇集了各自亲身体验过的各种批判方式，以毒攻毒，因而显得更坚决、更尖刻而让被批判者感到更难以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
还说我们组那个暴彤，这人长着副好体格，胸肌和臂部隆起的肌肉，结实得象一个个肉疙瘩，宛如古代意大利的格斗士斯巴达克。他在地面做俯卧撑，三十五十脸不红、气不喘、心不跳。挖土装篮，我们踹着铁锹，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加臂力，晃几下才能把锹尖踹进泥土中去，他用脚一蹬，“哧——”不费力就全进去了。用锹装碎石，不会运力的人，那是很吃力的事，他撮起碎石如同撮砂子。干活从不藏奸耍猾。
但是暴彤那不分上下、不顾领导脸面的性格，不招咕咕头组长喜欢。
有一次，暴彤这组刚装完土，烟瘾来了，便撕了块报纸卷上烟叶抽了起来。
“咕咕头”组长恰巧挑着空篮从堤坝上回来，一看旁边这组人前面的土篮还没装满，便提醒他等大家都歇气时再抽。
“炮筒子，你咋这时候就抽上了？”咕咕头组长还象往日当篮球教练的口吻说道：“你自己跟前土篮装完了，就不能帮别的组装两锹啊。”
“谁说过不行来的？”暴彤听到后面那句话就不高兴了。他过去也尽管理犯人来的，说话就从来只说上句而没说过下句，他不能忍受这个右派组长象吆喝牲口这么吆喝他，所以气不打一处来：“你不会说话去学驴叫。”
“怎么，说你不对呀，我还管不了你啦！”
“你管个屌！”炮筒骂道：“你别他妈装大瓣蒜，寻思混个右派组长当当就觉得好象怎么的了！”
“你嘴干净点，”咕咕头组长说：“我原本好意劝你，你还你妈他妈的。右派组长咋的，那也不是花二斗粮挖弄来的，那是组织的信任。他咋就没让你也当当呢！”咕咕头组长说到“信任”二字时，一扫以往自惭形秽而流露出某种自豪感。
“老子不喜当那龟孙子官！”炮筒鄙夷道。此刻他的锹正挖到粘土处，甩了两下也甩不掉，便象以往那样用力往身旁的一块青石板上磕打，没曾想，他用力或许猛了一些，这钢锹淬火也可能淬得过些劲，“咯嘣”——钢锹碎了！
“好好好，你辱骂干部不算，还有意破坏生产。你瞅着，以后再跟你算帐！”咕咕头组长挑起土篮走了。
果然，络腮胡子李队长听取了咕咕头组长汇报后，又看到被损坏的铁锹，人证物证俱在，为了杀一儆百，严肃纪律，防止右派破坏生产，正好还抓不到典型呢，第二天收工后就在工地召开了批斗大会。
批判会是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开始的。
“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们唱着，自己教育自己。大胡子队长讲了几句话后，揭发批判会开始。
“右派分子暴彤，虽然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却历来采取磨洋工的态度，多一点活儿也不干。”首先发言的自然是咕咕头组长。他心里原本想汇报后，李队长大会上批评两句就算了，没曾想大队决定要开批判会，他就有些骑虎难下了。他知道暴彤干活还是从不藏奸耍猾的，但那样批判起来还有什么劲？那不替他评功摆好、开脱罪责了么？他想到自己批判赵闯就是因为下不了狠心，所以才当上右派的。这回他在“采取磨洋工态度”上毫不客气的加上了“历来”两个字，这样一来，他的批判就显得更有力、更有分量、更深刻了。他最后结束道：“暴彤的态度，实质上是消极抵抗，对抗党对他的挽救，他是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接着发言的那位组长是一位姓尤的中学教师，他的发言抑扬顿挫，腔圆字正：“右派分子暴彤，拒绝接受党组织指派的组长管教，其实质也就是不服从党的管教，根源在于其顽固的反动立场。也就是他拒绝认罪的恶劣表现。”尤老师的发言一如课堂上讲话：“许多右派在口头上接受党的领导，实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两面手法。暴彤的言行和这些右派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的。”尤老师最后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一样，不过音阶提高了八度：“暴彤，你说是不是？”
“是是。”暴彤只能这样回答。
“暴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位尤老师把发言稿象往日夹教案一样夹在腋下，以领着呼喊口号的方式满意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此刻，在我们的队伍之外，早有不少也已收工的男女社员。站在一旁欣赏我们这场右派批右派的大会。他们那种袖着双手伏在锄杆上歪头欣赏的姿势，不禁使我想到昔日街头上人们争看耍猴时的情景。
“我也说两句，”发言的据说是和暴彤同一系统司法局的一位右派：“暴彤称党组织委派的组长是龟孙子官，这和他在原单位好抗上、不尊重领导的反党右派立场丝毫未有改变。”他揭发道：“暴彤果真是对谁都实行‘炮筒’手段吗？不是的，有次，星期天从家回来，我有事找他，他正跟他们一起干活的右派喝酒，还给房东小孩糖块吃，他拉拢右派、腐蚀革命下一代，是有一套办法的，他的反革命立场是极其鲜明的……”
我庆幸自己不会喝酒，那次，暴彤他们还真让着我喝一口来的。
最后发言的那位组长是市中医院的一位药剂师，三十多岁。他说：“暴彤破坏生产工具，目的在于破坏水利建设，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暴彤不承认这点，说他的动机是要把粘在锹上的泥土磕掉，无意把锹磕坏了。这个唬不了人，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医生若把人治死了也不管，他还能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么？”
“暴彤，你说说，大家这样分析冤枉你吗？”络腮胡子队长问。
“不冤枉，不冤枉。”暴彤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得清么？反右的这段经历，使他深知辩解的后果往往更坏、更糟。
“夹着尾巴做人。”这是大胡子队长的最终教导：“谁如果不认罪，表现不老实，三四五六类的往上升级，二类的上那边干活去。”大胡子队长往劳动改造宿营地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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