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炼狱(一)水库工地
接第二章雪（六）
我吃不下东西，很久没再患过的胃病又复发了……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作一点事。”在边检查边重温毛主席《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我看到了毛主席的这些话。
“多少做一点事”——这就是说，再从事新闻工作是不可能的了。“多少做一点事”——反正饭还是有你吃的。
“有右派言论的人不一定都是右派分子。”我想起报纸上什么文章中说过这句话。大赵也看到过。从前，我俩只能在背地里说说话，此刻，彼此彼此，倒可以坐在一起讨论谈心了。
“你现在真正是心服口服了吗？还是口服心不服？”在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我问大赵。
大赵没有直接回答我，反问：“你呢？”
“我敢对天发誓，我的动机里没有一丁点儿是反党的。”
“×！现在动机值多少钱！”大赵讪笑我道：“罗隆基还说，把他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的企图和阴谋。最后咋样，该打照样打。”
“你这唠哪儿去了，怎麽拿罗隆基跟咱们比？”
“×！批判会上不都说咱俩是罗隆基在报社的代理人么，你不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儿荣耀？”
“真不知道愁！”我没有心思和大赵谈下去了。
听说市委有个整风办公室，我背着大赵偷偷去了那里。一进门，发现那个个子不太高、方脸微胖、一脸严肃，约莫40多岁的宣传部的郑风就在这里。
“我们家里是下中农，两个哥哥都参加游击队，入了团入了党，我妈妈是村里的调解委员，我父亲一生务农，还是互助组长。我家是革命家庭，我一直努力工作，听党的话，这几年连续受过报社及市直机关团组织的表奖，我是党的积极分子，刚填完入党登记表，没来得及讨论，我怎么可能反党呢？这不是天大的误会么(我没敢说天大的笑话)……”说到伤心处，我不知怎么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哽咽起来。昔日批判会之后，我行我素拉风琴的无畏态度，也许随着日益强化的反右气氛和几个月来的孤寂、伤感消磨掉了。
“说完了么？还有什么要谈的吗？……那好，我们会进一步调查研究。不过你也得提高认识，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那位郑风还是一脸严肃，毫无表情。
回到报社我接到大哥一封信。我早已告诉他自己被定为右派的事。大哥认为肯定是他害了我，因为他曾在解放前读中学时加入过三青团，肃反时隔离审查，交代似乎参加过蒋政府，还可能是蒋政府区党部的书记……
我即刻把信交给组织，哪怕是“似乎”、“可能”也罢，我必须对组织忠诚坦白。
我和大赵已经没有了工作，一直在阅览室看书看报，继续写反省材料。
“两个右派到会议室开会。”有天下午，钦华来到我们阅览室，说完这话就走了。
“说‘你们俩’其实也不见得就丧失立场吧？还非得称咱俩‘右派’？”待钦华脚步声远了，大赵说：“这小子什么时候进步起来了？”
“开什么会呢？”我说。因为报社的一般会议，我俩早没有资格参加了。
我俩耷拉着脑袋还没迈进会议室的门坎，一股旋风般的声浪震耳欲聋地迎面而来：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反党嚣张气焰！”
“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斗倒斗垮！”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看我和大赵来到会议室，钦华领着大家呼口号“迎接”我们。
待我们坐定之后，林总编问大赵这几天上哪去了。大赵知道自己倒霉得喝凉水都塞牙缝：小孔发言后周末和他到一个小俱乐部跳过一回舞，让二赵碰上了。这次从整风办公室出来，又在门口遇到袁主任。
他一五一十述说了去整风办公室的经过。
“小孔呢？”林总编问我。
“我也去了。”我说。
“你俩怎么商量的。”袁主任说。
“我们谁也没和谁商量。”
“还订‘攻守同盟’呢？”钦华厉声斥圭道。
“确实没商量过”我说。
林总编转述了整风办公室介绍的情况，然后说：“什么革命家庭？小孔他大哥是钻进我们游击队的反动的蒋政府员……区党部书记，一个历史反革命……”林总编手段高明，他有意把“似乎参加过”和“可能是”给省略了。
末了，林总编宣布：鉴于他俩对错误毫无认识，企图翻案，态度恶劣，组织决定撤消工资降两级的四类处分，改按二类处理。保留干部籍，每月只发给生活补助费18元，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这回可得老老实实了。”有次金建来到阅览室，对我们说道：“如果再惹祸，升到一类，就连干部籍也没有，送去劳动教养了。”
我俩只有老老实实，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这些挂在领导嘴上的口头禅，听起来有多么美妙！
1958年4月初，北国的天空布满阴霾，低低的云层下面，飘着最后一场春雪。我和大赵坐在马车的行李卷上，一手提看网兜里装的脸盆、牙具，向马家沟的一个水库工地进发。
雪，轻柔地飘着，忽东忽西，飘飘洒洒，洁白晶莹。远处的山峦，城郊的田野，构成一片白茫茫的广阔无垠的世界……我想起七年前，我们初来北新煤矿工人干部学校上课时，看到的第一场雪，几乎是同样的景色，不过，此刻我已完全没有当初的那种兴致。我们的心情，被一种茫然的忧伤笼罩着，任凭雪花飘落到自己的头上、脸上、衣服上……
第三章
炼 狱
该永生的被埋葬，该埋葬的却永生。
象人一样站立，却不能象人一样生存。
——引自文聿《中国左祸》
马家沟水库工地在北新市西北角约五公里处，我和大赵随着马车那单调的铃当声和大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吱吱声，默默地前行。市区那高大的火力发电厂的晾水塔和厂区、住宅区灰色的轮廓，逐渐消逝在飘着雪花的、淡淡的雾蔼中，马车后面积雪的乡道，留下两条长长的辙痕。
“小孔，这阵你在想啥呢？”大赵看我沉思的样子。
“我在想我17岁时参加革命，从南方老家出发那阵子，钦华指挥我们一帮人唱‘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主席前进……’那首歌呢！”
“还挺惬意的呢！”大赵并不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有意揶揄道。
“可不，现在多惬意！给咱俩一人发一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右派帽子戴着。”
此后又是那单调的铃当声和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吱吱声。
水库工地
水库工地就要到了。道口新搭起的牌楼，挂着“一定要把水库修好”的横幅标语。远远望去，两边新筑起的低矮的堤坝上，流动着黑压压的干活的人群。东面的山头，用苇棚搭的临时指挥部，彩旗飘扬，高音广播喇叭放送着那首人们熟悉的歌谣：
戴花呀要戴大红花，
骑马呀要骑千里马，
唱歌呀要唱跃进歌，
听话呀要听党的话。
堤坝上人声鼎沸，乐曲与号子声交织一起，挖土、挑土、打夯，一色是手工操作，没有任何机械。“人心齐，泰山移。”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就提出了令人鼓舞的口号：“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所以当头年冬《人民日报》提出我国农业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立即用实际行动争取生产建设大跃进”后，马家沟农业社便和全国一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决定兴建马家沟水库。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北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很快进入了浪潮。除了留一部分男女劳力搞春耕备耕外，大部分劳力投入到兴建水库的行列中来。当然，仅仅靠马家沟和几个附近受益的农业社的一二百的劳力是远远不够的，市里便决定由市直各机关轮流参加义务劳动。北新市500多名右派分子，自然也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力。于是，我们也就一个个扛着行李，先后到马家沟报到来了。
半个世纪之后，我曾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当年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便上升为六、七千万，12月八千万，第二年1月达一亿。当时全国总人口才六亿多，几乎半数以上劳力都投到这上了。但后来所知，当年半数以上这类仓促上马的水利工程都报废了！我们修建的马家沟水库还有幸保存下来。
北面堤坝上出现了几个拿枪警察看着干活的人群。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穿着黄马甲，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帮干活的人，大概就是咱们这帮老右了。”大赵说完，我俩的心刹地凉了：自由，这个过去很少想到的字眼儿，此刻显得多么地珍贵啊，然而我们己经不复所有了！
我们来到指挥部，有两个人在里面长条桌上写标语，一个象广播员模样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
“老乡，领导右派改造的办公室在哪儿？”大赵为了这问话已经思考半天了：称“老乡”而不能称“同志”，因为有次作检查时，提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挽救”，马上受到钦华的训斥：“谁是你的同志！”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姑娘问。
“我们是报社的。”大赵习惯地拢了一下垂下的头发。
“是来采访的？”姑娘显得有些惊喜，但说完可能就发现问题了：采访不会扛行李啊。便立刻改口：“还是报到的？”
“来报到的。”
姑娘表情立时就变了，用手一指：“到东边场院那栋房去找李队长。”
这原是农业社的一大间库房。厢房门口新贴不久的白纸上写有“新建队队部”字样。
我们探进头去，一个约莫50左右岁、身穿旧军装、有络腮胡子的人正指挥一个瓦匠师傅收拾火炕。
“您是李队长？”
“是。”络腮胡子看我们扛着行李，头也没抬：“来报到的？”
“嗯呐。”
“哪单位的？”
“报社。”
李队长抬头望望我：“你多大岁数？”
“二十一。”
“原来当记者吗？”
“是。”
“听你口音是南方人？”
“嗯呐。”
“家庭成份地主？”
“不是。”
“富农？”
“也不是。”
“资本家？”络腮胡子还是没抬头，继续问。
“下中农。”我说。
这会儿络腮胡子显出一脸的严肃和不解：“怎么搞的？这么点岁数，这么好的成份，这么好的单位和工作，还反党，当右派？”
看我们默不作声木然站在那里，李队长说：“西大屋，挨着往里铺，一人二尺宽，去吧。”把我们打发走了。
西大屋地下，面对面铺了厚厚两溜打场压过的高梁穗。为了不让“铺垫”跑出来，两面“床沿”各放上一根圆木，这样，中间便留出一条可以走人的通道。我和大赵挨窗户铺好行李，一只被惊吓的老鼠从我们脚下溜了过去，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到外屋找个石头将两个木头橛子往土墙上一钉，挂上背包，便把“家”安顿下来了。
这时院子里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小，抬着一桶萝卜腌制的咸菜疙瘩，那年轻的戴一副高度近视镜，年老的腿有点瘸，瞅着有些面熟。
“你是傅荣宝？”我终于认出那位老者。在市政府农林科会议上，我们见过面。正是我上冈冈乡采访批驳过他关于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老傅。
“嘿啊，没搞错吧？怎么，批完我的大记者也整到我们一堆来啦！”老傅过来和我握手。
“×！不打不相识，这就叫缘分！”又是大赵的大嗓门。大赵也是在市里的鸣放会上认识老傅的。
“不过，”老傅把我拉到他身边，附在我耳边说：“你写的文章倒是天花乱坠，却仍然没有驳倒我那合作化后粮食亩产下降的‘谬论’！”
“发表出来我才明白，”我歉疚地解释：“我被一些假象迷惑住了，误把总产的提高和亩产的提高混为一谈了。怪我水平低，抱歉抱歉。”
“这里私下说说才行，在会上还得承认错误！”老傅诡秘地一笑。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老傅指着他那戴眼镜的伙伴：“他叫贾诚，矿物局党委的秘书，他们两位是报社的，他叫赵忠，他是小孔。”
“我赵忠都打成右派，你贾（假）诚就更是罪有应得了！”大赵拍了拍贾诚的肩膀，幽默了一把。
过了一会儿，贾诚问我们有没有打饭的饭盒或搪瓷盆什么的，没有可以请假去河西合作社买。
听到请假才可以出去，我们忽然想起压在心里的那件事：“干活还有警察看着吗？”
贾诚说，他刚来时，看到警察看着的那帮人也以为是咱们老右，其实他们是劳动改造院的。咋们市里那几位高工、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头头们，按一类处理的，差不多全都圈在那儿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仿佛松了绑似地宽松了许多。
时近中午，工地上传来“当当当”敲铁轨的声音，那是告诉大家放工时间到了。
过不一会儿，呼呼拉拉进来七八十人，他们一个个低着头，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可能干累了，进屋就倒在地铺上，也有的许是属于不知道愁的人，进屋还嬉笑打闹。
“怎么你也来了。”我发现一个原在团市委统战部工作的人，这人镶着一颗银牙，长得黑黑瘦瘦，在团市委开会时有过几次小接触，但姓甚名谁匆忙中还未问起过，只从长相口音上看出他也是南方人。
“你是梅县地区的客家人吧？”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广州白话味。看我点点头，他自我介绍说：“我姓谈，叫谈榕。谈话的谈，榕树的榕。家在广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大赵不甘寂寞。
“男儿有泪不轻弹。”谈榕赶紧修正：“抗美援朝都没死了，这儿还掉什么泪。”他对大赵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言多语失，少说为佳。怎么还不接受教训？后来我知道他是1953年从朝鲜转业到北新市来的。
中午我们一人一大碗高梁米饭，一碗稀稀的有点油花的白菜汤，外加一大块萝卜咸菜。我一大早起来没吃多少饭，经过一上午折腾，委实有些饿了，端起来全都吃了，大赵没吃完，又不敢倒掉。
四月的北方，屋里还阴凉阴凉，有的人吃完午饭，一看离上工还有半个钟头，拿棉衣一蒙脑袋，呼呼就睡着了。年轻体力好的，却借着纸窗户透进的一点光亮，在翻看着一张张也许是用来包装什么东西而弄得皱巴巴的旧报纸。
“没看过就是新的。”此刻对这些人来说，似乎很容易产生一种满足感。
等工地那棵枯树上吊着的小铁轨重又响起“当当当”的上工号时，我和大赵被一个体委来的叫“咕咕头”的右派组长领着一起干活去了。
我们一组八个人，除了那个已经认识的谈榕，还有一位电台文艺组的编辑组长，他也是部队转业的，约莫30多岁，过去我们似曾相识。这个人干什么都有点部队作风，穿衣戴帽也要弄得板板整整的。姓王，大家因此管他叫王绅士，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政法系统的，有一个不知为何大家管他叫“炮筒子”。
“文人，”咕咕头组长招呼我：“你年纪最小，又长得象线黄瓜似的，你就给大家装土吧。”大个子咕咕头组长对我还是挺关照的。也许他觉得照顾一下“文人”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挑土篮也行。”我说：“大赵装土吧，他是个老肺结核。”
“以后谁挑累了都可以换换，不是固定不变的。”咕咕头组长说：“行，以后咱们都互相关照着点。”
我和谈榕、王绅士三个人装土，五个人挑。其中有三副土篮备土，这样挑的人一来，把空篮一撂，挑着装满的土篮又可以走了，两不耽误。
“咱们组长为啥大家管他叫咕咕头？”我边装土边问谈榕。
谈榕未解释先笑开了，这一笑倒把我笑懵了。王绅士于是解释说，咕咕头本名叫杜洪涛，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篮球教练，反右时候，体委杨主任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人正直。在各单位领导向市整风办公室汇报反右成绩时，杨主任却两手空空。他想：体委这些干部，一天天就是寻思打好球，都是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忘我奋斗的人，哪有什么右派？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却遭到市整风办公室负责人郑风的诘问：“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你们体委不是人群，是羊群？是真空地带？”说得大家哄然大笑。末了，那位郑风说：“如果你们体委反不出右派，我看你杨主任也就够条件了，起码也是个右倾！”
没办法，这位杨主任回来左研究右研究，最后忍痛把群体科一个日常好提点意见成分又较高的赵闯作为右派批判上了。
大家开始不积极发言。那不行啊，不揭发批判，怎么凑材料定右派？杨主任于是只得重复整风办负责人那套喀，让大家打开情面站稳立场，与右派划清界限。大家没办法，不发言过不了“关”，只得捡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分析批判一番。
轮到杜洪涛发言了，他却仍在闷头看报，一言不发。掌握会场的朱胖子说，洪涛，你也得表表态呀，你是站在左派这窝？还是站在右派那窝？洪涛寻思，赵闯不过是提了个建议，说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各队长的选拔，一要看他球艺是否精当，二要看他组织指挥能力如何？在这方面不一定象政工部门那样，非得选择党团员当队长，这样不利于统率全队提高整体实力。这有什么不对？大家日常闲谈早就有这样想法了。可有的人非得上纲上线，说这是和社会上右派反对党的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遥相呼应，硬是把赵闯打成右派。洪涛觉得如果提个建议都不允许，哪还叫什么百花齐放？他觉得自己不能象根墙头草，哪儿风硬往那边倒，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去陷害一个好同志。所以当朱胖子在批判会上要求他表态站在哪窝时，他就心里有气，当然他说出自己意见时，口气已有些油腔滑调了，他说：“朱胖子非得问我站在哪窝？嘿，公鸡一窝，母鸡一窝，我是咕咕头，哪窝不哪窝！”
这天恰好市整风办那位负责人郑风深入基层到体委听会。得！还说体委没右派，这不就是典型的、反动的“中间立场论”么？自此，杜洪涛就被当作右派批上了。
“‘咕咕头’咋来的？就是这样来的！”王绅士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那咕咕头又是什么意思？”我还有些不解。
王绅士说：“嘿，你这个南方人哪，是得到农村改造改造——咕咕头，也是母鸡的一种，但因为它头上没长鸡冠，却长了一撮突出的羽毛，外表一看，既不象公鸡，也不象母鸡，不伦不类，所以人们管他叫咕咕头。”
我后来把这来历告诉我们报社的大赵时，大赵乐得前仰后合：“可以套红发一版头题。此乃旷世奇闻也。”
大赵听我介绍完“咕咕头”的来历，忽然想起别人跟他说的笑话，问我知道不知道贾诚当右派的来历，看我摇摇头，他说：“你知道贾诚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吗？”我还是摇摇头。
大赵说：“1100度。贾诚该死就该死在他这眼睛上。”大赵解释说：“咱们书店不是卖过那种很小的世界各国我党的领袖像么，一个个的还没有小指头大。有一个同事拿了剪下的其中一张让贾诚辨认，问他照片里的人象谁？贾诚看了半天，没认出来，他不知这是领袖像，以为是同一科室的什么人呢，便说：‘象谁？我看象个猴！’
完了，那是毛主席像！
当他知道自己惹了祸，脑门上登时冒出豆大的汗珠。但一切都晚了，有人向组织打了小报告，说他在反右斗争中污蔑伟大领袖象猴，这还了得——贾诚就这样当上了右派……”
谈起当右派的来历，大赵还讲到和他一起挑土篮的那位原是劳动教养支队当管教干部的暴彤，有一年，据云棉花欠收，国家只给每人发二尺八的布票。暴彤和干警们谈起这事儿，说这点布票做条裤子不够，正好做条大裤衩子还不浪费。结果到了反右后期深挖阶段，有人说他这是对国家棉花供应政策不满，和苏修污蔑中国两个人共穿一条裤子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加上日常他爱给领导提些意见，他也就责无旁贷成了右派。
在所有这些右派中，后来我知道最冤的莫过于我那位客家老乡林先生了。林和我同岁，当时是—个选煤厂负责煤质化验的技术员，有天值夜班，恰巧撞见车间书记和一女工在办公室闭了灯鬼混，他觉得这是败坏党的声誉，便向有关部门反映，结果被这位书记知道了，书记便先下手通知他扛行李下乡劳动。一下就被送到劳动改造院来了。当人们反省自己罪错时，林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劳动改造院未接到有关林的任何材料，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林和那些一类处理的右派一起改造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给他宣布改正。自然，那时的中国，那位书记不用负任何责任，国家也用不着担负任何赔偿。
当然，形形色色的右派来历，也没有几十年后大家在80年代报刊上看到的三则史实那般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据云是位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弟弟在其单位一块工作，不管做什么都积极带头，从不落后，反右期间，这个单位还未“评出”谁是右派，有人开玩笑说，×××，你事事带头，这次你也带头当回右派如何？这位书记的弟弟也许还不知“右派”为何物，果真同意当了“右派”；另一单位到了反右后期按毛主席指示还未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大家“评”来评去，不知该“评”谁合适，恰巧有人憋不住要去厕所小便，大家灵机一动，于是提名上厕所的这位老兄当了右派；还有一个单位没抓到右派，情急之中有人提出抓阄办法，结果抓到尾阄的人当了一回子右派……
大赵讲完贾诚和暴彤的事，竟自个儿乐了起来，可听完这些故事，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大伙儿为何这么起劲抓右派？后来有人撰文说：因为1957年春，学生与青年要求争取自由与自由的呼声响彻中国整个大地，当时形势极不稳定，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告诉他们他想改变他原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中心，重新回到严格限制的老路上来，宣布要把全社会5％的右派抓出来。据山寨版的《往事微痕》披露：中国人民大学一开始只抓了200多名右派，可能考虑没达到5％，后来又“补了”200多名。北京大学“5。19”争取自由运动后，有700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还有800多名被划为“中右”（绝大部分是18－25的青年学生），他们后来的经历都十分悲惨，毛这样做是要杀鸡给猴看，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向我党争自由要争取自由的代价。结果，按当年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若加上后两年打成右倾分子20万人，即有75万，按当时一户5人计算，政审株连达400左右万人。工人农民中免划右派分子，但对有不满言论者，要戴上反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帽子。我们报社工厂有个年轻的印刷工人，就因为喝酒时和他的好友说了句“我党好，就是肚子吃不饱，蒋政府坏，大米白面有得卖”，被他朋友打了小报告，而蹲了十多年监狱。据四川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统计，当地的反坏分子还数倍于所抓右派的人数。
那棵枯树上吊着的铁轨又“当当当”地响起收工号。干了半天活，尽管很紧张，不容你有喘息的机会。但第一天并没有感到怎么累，心情也比来工地前好得多。这一方面许是原来从事新闻工作结识了不少单位上上下下的人，因此彼此见面一唠扯，扯出几个熟人，互相间距离缩短了，也就消除了陌生感，加上他们对新闻这一行多少抱着点神秘感，好打听这打听那，一来二去，大家很快混熟了；其次，离开了原机关那种见谁都似乎矮半截的让人窒息的压抑感，暂时忘却在单位里被批得狗血淋头的、已经没有那种作为人的尊严的狼狈相，到这里相互间都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似乎倒也可以尝到一点点做人的平等滋味。因此，当我们睡在狗窝一样的临时工棚，夜里听着那报纸糊的窗户被北风刮得呜呜山响而蜷缩着身体难以入眠时，悲凉中倒似乎感到某种解脱。
“人是可以适应一切的。”我不知为何突然想起小娟在我有病住院时，从图书馆给我借过的波·列奥尼托夫著的《第三病室》中，庇托姆采夫说过的那句话。此刻，小娟和玲玲的影子也随之闯进我的记忆，我想起我们一起看电影的美好时光，想起她那消失在医院走廊尽头的背影，我的心境不由地沉重起来：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还没有完全从我的心灵中消逝；
但愿它不再烦扰你，
我一点也不愿再使你难过伤悲。
我无言地、无望地爱过你，
我忍受着懦怯和嫉妒的磨折；
我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祈上帝会给你另一个也象我爱你一样。
我记得这好象是普希金的《我曾经爱过你》。我很奇怪自己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还会想起这种事来。
是的，我忘不了玲玲坐到我膝上看电影时，我的腿挤挨着小娟姑娘的腿，我俩的手握在一起时那种温暖的、似电流触动全身的感觉。
“特务咋那么坏呢！”——这是当时玲玲在看到电影中特务放火烧毁实验室的问话。
“特务是反动派，他不想咱们过好日子。”——我那时这样给玲玲解释。
如今，自己也成了反动派了。玲玲该怎么想？小娟该怎么想？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望着从破窗棂上透进的月亮的寒光，耳旁听着被春末的寒风刮得呜咽般的风的响声，我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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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不下东西，很久没再患过的胃病又复发了……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作一点事。”在边检查边重温毛主席《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我看到了毛主席的这些话。
“多少做一点事”——这就是说，再从事新闻工作是不可能的了。“多少做一点事”——反正饭还是有你吃的。
“有右派言论的人不一定都是右派分子。”我想起报纸上什么文章中说过这句话。大赵也看到过。从前，我俩只能在背地里说说话，此刻，彼此彼此，倒可以坐在一起讨论谈心了。
“你现在真正是心服口服了吗？还是口服心不服？”在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我问大赵。
大赵没有直接回答我，反问：“你呢？”
“我敢对天发誓，我的动机里没有一丁点儿是反党的。”
“×！现在动机值多少钱！”大赵讪笑我道：“罗隆基还说，把他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的企图和阴谋。最后咋样，该打照样打。”
“你这唠哪儿去了，怎麽拿罗隆基跟咱们比？”
“×！批判会上不都说咱俩是罗隆基在报社的代理人么，你不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儿荣耀？”
“真不知道愁！”我没有心思和大赵谈下去了。
听说市委有个整风办公室，我背着大赵偷偷去了那里。一进门，发现那个个子不太高、方脸微胖、一脸严肃，约莫40多岁的宣传部的郑风就在这里。
“我们家里是下中农，两个哥哥都参加游击队，入了团入了党，我妈妈是村里的调解委员，我父亲一生务农，还是互助组长。我家是革命家庭，我一直努力工作，听党的话，这几年连续受过报社及市直机关团组织的表奖，我是党的积极分子，刚填完入党登记表，没来得及讨论，我怎么可能反党呢？这不是天大的误会么(我没敢说天大的笑话)……”说到伤心处，我不知怎么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哽咽起来。昔日批判会之后，我行我素拉风琴的无畏态度，也许随着日益强化的反右气氛和几个月来的孤寂、伤感消磨掉了。
“说完了么？还有什么要谈的吗？……那好，我们会进一步调查研究。不过你也得提高认识，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那位郑风还是一脸严肃，毫无表情。
回到报社我接到大哥一封信。我早已告诉他自己被定为右派的事。大哥认为肯定是他害了我，因为他曾在解放前读中学时加入过三青团，肃反时隔离审查，交代似乎参加过蒋政府，还可能是蒋政府区党部的书记……
我即刻把信交给组织，哪怕是“似乎”、“可能”也罢，我必须对组织忠诚坦白。
我和大赵已经没有了工作，一直在阅览室看书看报，继续写反省材料。
“两个右派到会议室开会。”有天下午，钦华来到我们阅览室，说完这话就走了。
“说‘你们俩’其实也不见得就丧失立场吧？还非得称咱俩‘右派’？”待钦华脚步声远了，大赵说：“这小子什么时候进步起来了？”
“开什么会呢？”我说。因为报社的一般会议，我俩早没有资格参加了。
我俩耷拉着脑袋还没迈进会议室的门坎，一股旋风般的声浪震耳欲聋地迎面而来：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反党嚣张气焰！”
“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斗倒斗垮！”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看我和大赵来到会议室，钦华领着大家呼口号“迎接”我们。
待我们坐定之后，林总编问大赵这几天上哪去了。大赵知道自己倒霉得喝凉水都塞牙缝：小孔发言后周末和他到一个小俱乐部跳过一回舞，让二赵碰上了。这次从整风办公室出来，又在门口遇到袁主任。
他一五一十述说了去整风办公室的经过。
“小孔呢？”林总编问我。
“我也去了。”我说。
“你俩怎么商量的。”袁主任说。
“我们谁也没和谁商量。”
“还订‘攻守同盟’呢？”钦华厉声斥圭道。
“确实没商量过”我说。
林总编转述了整风办公室介绍的情况，然后说：“什么革命家庭？小孔他大哥是钻进我们游击队的反动的蒋政府员……区党部书记，一个历史反革命……”林总编手段高明，他有意把“似乎参加过”和“可能是”给省略了。
末了，林总编宣布：鉴于他俩对错误毫无认识，企图翻案，态度恶劣，组织决定撤消工资降两级的四类处分，改按二类处理。保留干部籍，每月只发给生活补助费18元，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这回可得老老实实了。”有次金建来到阅览室，对我们说道：“如果再惹祸，升到一类，就连干部籍也没有，送去劳动教养了。”
我俩只有老老实实，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这些挂在领导嘴上的口头禅，听起来有多么美妙！
1958年4月初，北国的天空布满阴霾，低低的云层下面，飘着最后一场春雪。我和大赵坐在马车的行李卷上，一手提看网兜里装的脸盆、牙具，向马家沟的一个水库工地进发。
雪，轻柔地飘着，忽东忽西，飘飘洒洒，洁白晶莹。远处的山峦，城郊的田野，构成一片白茫茫的广阔无垠的世界……我想起七年前，我们初来北新煤矿工人干部学校上课时，看到的第一场雪，几乎是同样的景色，不过，此刻我已完全没有当初的那种兴致。我们的心情，被一种茫然的忧伤笼罩着，任凭雪花飘落到自己的头上、脸上、衣服上……
第三章
炼 狱
该永生的被埋葬，该埋葬的却永生。
象人一样站立，却不能象人一样生存。
——引自文聿《中国左祸》
马家沟水库工地在北新市西北角约五公里处，我和大赵随着马车那单调的铃当声和大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吱吱声，默默地前行。市区那高大的火力发电厂的晾水塔和厂区、住宅区灰色的轮廓，逐渐消逝在飘着雪花的、淡淡的雾蔼中，马车后面积雪的乡道，留下两条长长的辙痕。
“小孔，这阵你在想啥呢？”大赵看我沉思的样子。
“我在想我17岁时参加革命，从南方老家出发那阵子，钦华指挥我们一帮人唱‘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主席前进……’那首歌呢！”
“还挺惬意的呢！”大赵并不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有意揶揄道。
“可不，现在多惬意！给咱俩一人发一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右派帽子戴着。”
此后又是那单调的铃当声和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吱吱声。
水库工地
水库工地就要到了。道口新搭起的牌楼，挂着“一定要把水库修好”的横幅标语。远远望去，两边新筑起的低矮的堤坝上，流动着黑压压的干活的人群。东面的山头，用苇棚搭的临时指挥部，彩旗飘扬，高音广播喇叭放送着那首人们熟悉的歌谣：
戴花呀要戴大红花，
骑马呀要骑千里马，
唱歌呀要唱跃进歌，
听话呀要听党的话。
堤坝上人声鼎沸，乐曲与号子声交织一起，挖土、挑土、打夯，一色是手工操作，没有任何机械。“人心齐，泰山移。”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就提出了令人鼓舞的口号：“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所以当头年冬《人民日报》提出我国农业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立即用实际行动争取生产建设大跃进”后，马家沟农业社便和全国一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决定兴建马家沟水库。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北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很快进入了浪潮。除了留一部分男女劳力搞春耕备耕外，大部分劳力投入到兴建水库的行列中来。当然，仅仅靠马家沟和几个附近受益的农业社的一二百的劳力是远远不够的，市里便决定由市直各机关轮流参加义务劳动。北新市500多名右派分子，自然也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力。于是，我们也就一个个扛着行李，先后到马家沟报到来了。
半个世纪之后，我曾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当年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便上升为六、七千万，12月八千万，第二年1月达一亿。当时全国总人口才六亿多，几乎半数以上劳力都投到这上了。但后来所知，当年半数以上这类仓促上马的水利工程都报废了！我们修建的马家沟水库还有幸保存下来。
北面堤坝上出现了几个拿枪警察看着干活的人群。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穿着黄马甲，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帮干活的人，大概就是咱们这帮老右了。”大赵说完，我俩的心刹地凉了：自由，这个过去很少想到的字眼儿，此刻显得多么地珍贵啊，然而我们己经不复所有了！
我们来到指挥部，有两个人在里面长条桌上写标语，一个象广播员模样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
“老乡，领导右派改造的办公室在哪儿？”大赵为了这问话已经思考半天了：称“老乡”而不能称“同志”，因为有次作检查时，提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挽救”，马上受到钦华的训斥：“谁是你的同志！”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姑娘问。
“我们是报社的。”大赵习惯地拢了一下垂下的头发。
“是来采访的？”姑娘显得有些惊喜，但说完可能就发现问题了：采访不会扛行李啊。便立刻改口：“还是报到的？”
“来报到的。”
姑娘表情立时就变了，用手一指：“到东边场院那栋房去找李队长。”
这原是农业社的一大间库房。厢房门口新贴不久的白纸上写有“新建队队部”字样。
我们探进头去，一个约莫50左右岁、身穿旧军装、有络腮胡子的人正指挥一个瓦匠师傅收拾火炕。
“您是李队长？”
“是。”络腮胡子看我们扛着行李，头也没抬：“来报到的？”
“嗯呐。”
“哪单位的？”
“报社。”
李队长抬头望望我：“你多大岁数？”
“二十一。”
“原来当记者吗？”
“是。”
“听你口音是南方人？”
“嗯呐。”
“家庭成份地主？”
“不是。”
“富农？”
“也不是。”
“资本家？”络腮胡子还是没抬头，继续问。
“下中农。”我说。
这会儿络腮胡子显出一脸的严肃和不解：“怎么搞的？这么点岁数，这么好的成份，这么好的单位和工作，还反党，当右派？”
看我们默不作声木然站在那里，李队长说：“西大屋，挨着往里铺，一人二尺宽，去吧。”把我们打发走了。
西大屋地下，面对面铺了厚厚两溜打场压过的高梁穗。为了不让“铺垫”跑出来，两面“床沿”各放上一根圆木，这样，中间便留出一条可以走人的通道。我和大赵挨窗户铺好行李，一只被惊吓的老鼠从我们脚下溜了过去，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到外屋找个石头将两个木头橛子往土墙上一钉，挂上背包，便把“家”安顿下来了。
这时院子里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小，抬着一桶萝卜腌制的咸菜疙瘩，那年轻的戴一副高度近视镜，年老的腿有点瘸，瞅着有些面熟。
“你是傅荣宝？”我终于认出那位老者。在市政府农林科会议上，我们见过面。正是我上冈冈乡采访批驳过他关于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老傅。
“嘿啊，没搞错吧？怎么，批完我的大记者也整到我们一堆来啦！”老傅过来和我握手。
“×！不打不相识，这就叫缘分！”又是大赵的大嗓门。大赵也是在市里的鸣放会上认识老傅的。
“不过，”老傅把我拉到他身边，附在我耳边说：“你写的文章倒是天花乱坠，却仍然没有驳倒我那合作化后粮食亩产下降的‘谬论’！”
“发表出来我才明白，”我歉疚地解释：“我被一些假象迷惑住了，误把总产的提高和亩产的提高混为一谈了。怪我水平低，抱歉抱歉。”
“这里私下说说才行，在会上还得承认错误！”老傅诡秘地一笑。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老傅指着他那戴眼镜的伙伴：“他叫贾诚，矿物局党委的秘书，他们两位是报社的，他叫赵忠，他是小孔。”
“我赵忠都打成右派，你贾（假）诚就更是罪有应得了！”大赵拍了拍贾诚的肩膀，幽默了一把。
过了一会儿，贾诚问我们有没有打饭的饭盒或搪瓷盆什么的，没有可以请假去河西合作社买。
听到请假才可以出去，我们忽然想起压在心里的那件事：“干活还有警察看着吗？”
贾诚说，他刚来时，看到警察看着的那帮人也以为是咱们老右，其实他们是劳动改造院的。咋们市里那几位高工、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头头们，按一类处理的，差不多全都圈在那儿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仿佛松了绑似地宽松了许多。
时近中午，工地上传来“当当当”敲铁轨的声音，那是告诉大家放工时间到了。
过不一会儿，呼呼拉拉进来七八十人，他们一个个低着头，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可能干累了，进屋就倒在地铺上，也有的许是属于不知道愁的人，进屋还嬉笑打闹。
“怎么你也来了。”我发现一个原在团市委统战部工作的人，这人镶着一颗银牙，长得黑黑瘦瘦，在团市委开会时有过几次小接触，但姓甚名谁匆忙中还未问起过，只从长相口音上看出他也是南方人。
“你是梅县地区的客家人吧？”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广州白话味。看我点点头，他自我介绍说：“我姓谈，叫谈榕。谈话的谈，榕树的榕。家在广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大赵不甘寂寞。
“男儿有泪不轻弹。”谈榕赶紧修正：“抗美援朝都没死了，这儿还掉什么泪。”他对大赵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言多语失，少说为佳。怎么还不接受教训？后来我知道他是1953年从朝鲜转业到北新市来的。
中午我们一人一大碗高梁米饭，一碗稀稀的有点油花的白菜汤，外加一大块萝卜咸菜。我一大早起来没吃多少饭，经过一上午折腾，委实有些饿了，端起来全都吃了，大赵没吃完，又不敢倒掉。
四月的北方，屋里还阴凉阴凉，有的人吃完午饭，一看离上工还有半个钟头，拿棉衣一蒙脑袋，呼呼就睡着了。年轻体力好的，却借着纸窗户透进的一点光亮，在翻看着一张张也许是用来包装什么东西而弄得皱巴巴的旧报纸。
“没看过就是新的。”此刻对这些人来说，似乎很容易产生一种满足感。
等工地那棵枯树上吊着的小铁轨重又响起“当当当”的上工号时，我和大赵被一个体委来的叫“咕咕头”的右派组长领着一起干活去了。
我们一组八个人，除了那个已经认识的谈榕，还有一位电台文艺组的编辑组长，他也是部队转业的，约莫30多岁，过去我们似曾相识。这个人干什么都有点部队作风，穿衣戴帽也要弄得板板整整的。姓王，大家因此管他叫王绅士，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政法系统的，有一个不知为何大家管他叫“炮筒子”。
“文人，”咕咕头组长招呼我：“你年纪最小，又长得象线黄瓜似的，你就给大家装土吧。”大个子咕咕头组长对我还是挺关照的。也许他觉得照顾一下“文人”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挑土篮也行。”我说：“大赵装土吧，他是个老肺结核。”
“以后谁挑累了都可以换换，不是固定不变的。”咕咕头组长说：“行，以后咱们都互相关照着点。”
我和谈榕、王绅士三个人装土，五个人挑。其中有三副土篮备土，这样挑的人一来，把空篮一撂，挑着装满的土篮又可以走了，两不耽误。
“咱们组长为啥大家管他叫咕咕头？”我边装土边问谈榕。
谈榕未解释先笑开了，这一笑倒把我笑懵了。王绅士于是解释说，咕咕头本名叫杜洪涛，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篮球教练，反右时候，体委杨主任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人正直。在各单位领导向市整风办公室汇报反右成绩时，杨主任却两手空空。他想：体委这些干部，一天天就是寻思打好球，都是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忘我奋斗的人，哪有什么右派？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却遭到市整风办公室负责人郑风的诘问：“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你们体委不是人群，是羊群？是真空地带？”说得大家哄然大笑。末了，那位郑风说：“如果你们体委反不出右派，我看你杨主任也就够条件了，起码也是个右倾！”
没办法，这位杨主任回来左研究右研究，最后忍痛把群体科一个日常好提点意见成分又较高的赵闯作为右派批判上了。
大家开始不积极发言。那不行啊，不揭发批判，怎么凑材料定右派？杨主任于是只得重复整风办负责人那套喀，让大家打开情面站稳立场，与右派划清界限。大家没办法，不发言过不了“关”，只得捡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分析批判一番。
轮到杜洪涛发言了，他却仍在闷头看报，一言不发。掌握会场的朱胖子说，洪涛，你也得表表态呀，你是站在左派这窝？还是站在右派那窝？洪涛寻思，赵闯不过是提了个建议，说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各队长的选拔，一要看他球艺是否精当，二要看他组织指挥能力如何？在这方面不一定象政工部门那样，非得选择党团员当队长，这样不利于统率全队提高整体实力。这有什么不对？大家日常闲谈早就有这样想法了。可有的人非得上纲上线，说这是和社会上右派反对党的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遥相呼应，硬是把赵闯打成右派。洪涛觉得如果提个建议都不允许，哪还叫什么百花齐放？他觉得自己不能象根墙头草，哪儿风硬往那边倒，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去陷害一个好同志。所以当朱胖子在批判会上要求他表态站在哪窝时，他就心里有气，当然他说出自己意见时，口气已有些油腔滑调了，他说：“朱胖子非得问我站在哪窝？嘿，公鸡一窝，母鸡一窝，我是咕咕头，哪窝不哪窝！”
这天恰好市整风办那位负责人郑风深入基层到体委听会。得！还说体委没右派，这不就是典型的、反动的“中间立场论”么？自此，杜洪涛就被当作右派批上了。
“‘咕咕头’咋来的？就是这样来的！”王绅士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那咕咕头又是什么意思？”我还有些不解。
王绅士说：“嘿，你这个南方人哪，是得到农村改造改造——咕咕头，也是母鸡的一种，但因为它头上没长鸡冠，却长了一撮突出的羽毛，外表一看，既不象公鸡，也不象母鸡，不伦不类，所以人们管他叫咕咕头。”
我后来把这来历告诉我们报社的大赵时，大赵乐得前仰后合：“可以套红发一版头题。此乃旷世奇闻也。”
大赵听我介绍完“咕咕头”的来历，忽然想起别人跟他说的笑话，问我知道不知道贾诚当右派的来历，看我摇摇头，他说：“你知道贾诚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吗？”我还是摇摇头。
大赵说：“1100度。贾诚该死就该死在他这眼睛上。”大赵解释说：“咱们书店不是卖过那种很小的世界各国我党的领袖像么，一个个的还没有小指头大。有一个同事拿了剪下的其中一张让贾诚辨认，问他照片里的人象谁？贾诚看了半天，没认出来，他不知这是领袖像，以为是同一科室的什么人呢，便说：‘象谁？我看象个猴！’
完了，那是毛主席像！
当他知道自己惹了祸，脑门上登时冒出豆大的汗珠。但一切都晚了，有人向组织打了小报告，说他在反右斗争中污蔑伟大领袖象猴，这还了得——贾诚就这样当上了右派……”
谈起当右派的来历，大赵还讲到和他一起挑土篮的那位原是劳动教养支队当管教干部的暴彤，有一年，据云棉花欠收，国家只给每人发二尺八的布票。暴彤和干警们谈起这事儿，说这点布票做条裤子不够，正好做条大裤衩子还不浪费。结果到了反右后期深挖阶段，有人说他这是对国家棉花供应政策不满，和苏修污蔑中国两个人共穿一条裤子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加上日常他爱给领导提些意见，他也就责无旁贷成了右派。
在所有这些右派中，后来我知道最冤的莫过于我那位客家老乡林先生了。林和我同岁，当时是—个选煤厂负责煤质化验的技术员，有天值夜班，恰巧撞见车间书记和一女工在办公室闭了灯鬼混，他觉得这是败坏党的声誉，便向有关部门反映，结果被这位书记知道了，书记便先下手通知他扛行李下乡劳动。一下就被送到劳动改造院来了。当人们反省自己罪错时，林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劳动改造院未接到有关林的任何材料，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林和那些一类处理的右派一起改造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给他宣布改正。自然，那时的中国，那位书记不用负任何责任，国家也用不着担负任何赔偿。
当然，形形色色的右派来历，也没有几十年后大家在80年代报刊上看到的三则史实那般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据云是位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弟弟在其单位一块工作，不管做什么都积极带头，从不落后，反右期间，这个单位还未“评出”谁是右派，有人开玩笑说，×××，你事事带头，这次你也带头当回右派如何？这位书记的弟弟也许还不知“右派”为何物，果真同意当了“右派”；另一单位到了反右后期按毛主席指示还未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大家“评”来评去，不知该“评”谁合适，恰巧有人憋不住要去厕所小便，大家灵机一动，于是提名上厕所的这位老兄当了右派；还有一个单位没抓到右派，情急之中有人提出抓阄办法，结果抓到尾阄的人当了一回子右派……
大赵讲完贾诚和暴彤的事，竟自个儿乐了起来，可听完这些故事，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大伙儿为何这么起劲抓右派？后来有人撰文说：因为1957年春，学生与青年要求争取自由与自由的呼声响彻中国整个大地，当时形势极不稳定，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告诉他们他想改变他原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中心，重新回到严格限制的老路上来，宣布要把全社会5％的右派抓出来。据山寨版的《往事微痕》披露：中国人民大学一开始只抓了200多名右派，可能考虑没达到5％，后来又“补了”200多名。北京大学“5。19”争取自由运动后，有700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还有800多名被划为“中右”（绝大部分是18－25的青年学生），他们后来的经历都十分悲惨，毛这样做是要杀鸡给猴看，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向我党争自由要争取自由的代价。结果，按当年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若加上后两年打成右倾分子20万人，即有75万，按当时一户5人计算，政审株连达400左右万人。工人农民中免划右派分子，但对有不满言论者，要戴上反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帽子。我们报社工厂有个年轻的印刷工人，就因为喝酒时和他的好友说了句“我党好，就是肚子吃不饱，蒋政府坏，大米白面有得卖”，被他朋友打了小报告，而蹲了十多年监狱。据四川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统计，当地的反坏分子还数倍于所抓右派的人数。
那棵枯树上吊着的铁轨又“当当当”地响起收工号。干了半天活，尽管很紧张，不容你有喘息的机会。但第一天并没有感到怎么累，心情也比来工地前好得多。这一方面许是原来从事新闻工作结识了不少单位上上下下的人，因此彼此见面一唠扯，扯出几个熟人，互相间距离缩短了，也就消除了陌生感，加上他们对新闻这一行多少抱着点神秘感，好打听这打听那，一来二去，大家很快混熟了；其次，离开了原机关那种见谁都似乎矮半截的让人窒息的压抑感，暂时忘却在单位里被批得狗血淋头的、已经没有那种作为人的尊严的狼狈相，到这里相互间都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似乎倒也可以尝到一点点做人的平等滋味。因此，当我们睡在狗窝一样的临时工棚，夜里听着那报纸糊的窗户被北风刮得呜呜山响而蜷缩着身体难以入眠时，悲凉中倒似乎感到某种解脱。
“人是可以适应一切的。”我不知为何突然想起小娟在我有病住院时，从图书馆给我借过的波·列奥尼托夫著的《第三病室》中，庇托姆采夫说过的那句话。此刻，小娟和玲玲的影子也随之闯进我的记忆，我想起我们一起看电影的美好时光，想起她那消失在医院走廊尽头的背影，我的心境不由地沉重起来：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还没有完全从我的心灵中消逝；
但愿它不再烦扰你，
我一点也不愿再使你难过伤悲。
我无言地、无望地爱过你，
我忍受着懦怯和嫉妒的磨折；
我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祈上帝会给你另一个也象我爱你一样。
我记得这好象是普希金的《我曾经爱过你》。我很奇怪自己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还会想起这种事来。
是的，我忘不了玲玲坐到我膝上看电影时，我的腿挤挨着小娟姑娘的腿，我俩的手握在一起时那种温暖的、似电流触动全身的感觉。
“特务咋那么坏呢！”——这是当时玲玲在看到电影中特务放火烧毁实验室的问话。
“特务是反动派，他不想咱们过好日子。”——我那时这样给玲玲解释。
如今，自己也成了反动派了。玲玲该怎么想？小娟该怎么想？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望着从破窗棂上透进的月亮的寒光，耳旁听着被春末的寒风刮得呜咽般的风的响声，我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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