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雪（六）深挖
接第二章（五）
“我说一点，”颜路觉得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她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她说：“原来我觉得小孔这个人钻研业务，学习特别努力，特别是在办通讯刊物看到他写的那篇读报札记，对我们的消息写作模式化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所以我还在一次业务学习会上提出大家要象小孔那样，多写点‘读报札记’、‘编稿札记’之类文章，改进新闻写作，提高群体素质，把报纸办得更好。现在看来，是有点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
“先不要联系检查自己。”林总编显然有些不耐烦她的发言，插话道。
“我这不是检查自己。”颜路大姐有些无所适从了，但为了挽回这尴尬局面，她继续说：“我是针对小孔这次犯错误的根源说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次工间操之后，人们正议论储安平、章伯钧的事，小孔却问大赵：‘储安平这些日子鸣放什么来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他还一门在读巴人的《文学论稿》，钻他的象牙之塔，所以我说，重业务轻政治，正是小孔的致命伤……”
颜路发言之后，林总编看再没有人发言，他瞅瞅自己的手表，又用目光征求一下坐在墙角列席会议的那位市委宣传部的郑风同志的意见，看郑风摆了摆手，便宣布这次讨论会到此为止，并告诉大家，以后上半天编稿出报，下半天鸣放开始意见交叉，相互间的不同意见、观念，尽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发生的事，自然是如圈外人所估计的那样，开始揭批我的错误言行，起初是“其言论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继而便是与“社会上的右派言论遥相呼应”，不久便升级为“百分之百的右派言论”，其性质自然也是反党反党主义的了。
这一切我都有些满不在乎。我想，你们尽管闹腾吧，我一个下中农的儿子，父亲种了一辈子地，一生善举，现在是互助组组长；母亲穷苦出身，为人处事未有别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还任着村里的调解委员；大哥、二哥解放前参加游击队，一个是新争取自由主义青年团员，一个是我党员；我在中学也是第一批入的团，现在又是市委机关团总支授予的“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年终受过多次表奖，还刚填写完入党登记表，只是尚未讨论通过而已。象我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你们就好好找找我身上究竟哪里有反党反党主义的“劣根”吧。
那时我们报社几个独身职工就住在办公楼的宿舍里，我白天听他们批判，欣赏着他们的表演。晚上吃完饭仍像以往那样拉我的手风琴，尽管曲调已失去往日那种欢快的旋律而带有某些忧伤的色彩，我还是周末跳我的舞。我要看看这出闹剧将怎样收场。
但尽管我采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个时期自己在情感上仍是免不了陷入那种孤立无援的情境。是的，金建副总编、王明、李斌、大赵及欧阳芬，在无人处也与我说几句安慰鼓励的话，自己仍然仿佛一下子跌进那种与世隔绝的冰冷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全都翻了个个儿。昔日的挚友，如今形同路人。往日的热情，如今化作一片冷漠。中午去大食堂吃饭，人们似乎有意识避开与我同行，有时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一旦见我来了，谈话也随之中断。人们如同躲避瘟疫那样回避着我。当然，这其中也有自己主观因素掺入里面。比如李斌、钦华、大赵他们早晚上食堂吃饭，即使同住一宿舍，我也知趣地回避他们而独自行动。只有几次，当我一个人行走时，相差不几步的大赵却有意识的追上来与我同行。
“我不着忙，慢慢走，你有事先走吧。”我说，并故意放慢了脚步。
“我也没事儿。”大赵听出这是我的托词，说：“ⅹ！不就是瞎说了几句实话吗，他们心里谁不明白？只不过他们比你奸，他们不往外说就是了。”
“可别再说这话了。”我赶紧截住他的话，快到食堂了，大赵突然告诉我：他与欧阳芬这个周末要举行婚礼，届时请我去吃喜糖。
“谢谢了。”我说：“如果是过去，我是非去不可的，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脸去凑这个热闹？”我知道大赵是念及昔日关系而不能不说的客套话。
大赵再没有说什么。不过，那个周末，据说他俩的婚礼也不象以往有些同志的婚礼那样热闹，林总编说是有事没有参加，让金建副总编和王明代表他们参加了。大家吃完喜糖、抽完喜烟，本来想就地即兴表演几个节目，跳几圈交谊舞，不知何故，二赵的“八戒下山”的京剧清唱，与总编室管出版的袁主任的拿手口技——学猪叫、鸡叫、狗叫、猫叫……都没能使大家的神经中枢兴奋起来。人们在“苦呀，苦呀”声中逼着新郎新娘接了几次吻后，便送新人入洞房了。
大赵结婚之后，他的床空了出来，同屋的只剩下钦华和李斌了。为了避免相对无言的尴尬，我有时独自在几乎无人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者一个人在办公室看书看报。快到熄灯时才回来躺下休息。《第三病室》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两本书，我托王明给小娟捎回图书馆去了，但我们曾在一起的日子和她那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一一最后一次会面，我却一直难以忘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在隐隐作痛，尽管我们彼此一直还羞于表示什么，我却觉得深深地对不起她，我辜负了姑娘那颗善良的心……
批判会已接近尾声，金建副总编一直沉默着。他忙着审阅报纸清样，他说些什么呢？批判我重业务轻政治吗？批判我政治上的幼稚吗？他不想象有些人那样违心说得过重，又觉得说轻了反倒不好。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总编室主任袁良私下告诉他：过去作为小孔的组长和入党介绍人，他应该作一次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否则……袁主任没有说明否则如何，但金建副总编了解袁主任与林总编关系密切，两人都好喝点酒，袁主任的意见也许就是林的意见，他不能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做旁观者，他又不想说些哗众取宠的过头话，于是他给大家提出一些思考题：小孔说他意在提高报纸质量，为什么却会走到大家所说的反面上去？如何看待和怎样正确运用独立思考？如何摆正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金建的这番话，很适合他的身份，他如释重负地结束了他的发言，又埋头审阅他的大样了。
我心悦诚服地记下了金建的这番话。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林总编。
“我来说几句，”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在谈到正题之前，我想先念段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话供大家思考。”林总编展开《毛选》第二卷，翻到夹有纸条的那一页：“毛主席告诉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小孔的主要矛盾——错误的主要根源在哪里？”林总编停了片刻，深深的吸了一口简直要烧到手指的烟蒂，然后将它重重地拧灭在烟灰缸里：“在于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他说：“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当《本报内部消息》发表时，小孔真是喜形于色。他以黄佳英自居，打着关心报纸改革的旗号，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你们大概都还没有忘记，有一次业务学习会上，小孔提出改善新闻导语写作，提到不妨借鉴香港《文汇报》的社会新闻的导语写法时，我就说过，我们应该研究改善消息写作，但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学。除此之外，他对北京《文汇报》前一时期开辟的琴棋书画、花鸟鱼虫，也都挺感兴趣。对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大肆宣扬，……小孔的所有这些表现，明显地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党报，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
我迅速记录着林总编的讲话，刚才听取金建副总编发言时那种心悦诚服的心情，早已无影无踪。过去，人们对运动中的某些现象有“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的说法，这一次，我可全部体验到了：想想春天团支部活动日大家座谈《本报内部消息》时，你林总编好几个人本来已是超龄团员，为何主动要来参加？你当时的态度难道就是来看看我们怎样受骗上当吗？你既是有先见之明，为何放任自己的团组织而不出来抵制引导一下？……
“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来吧！”我想：“把别人说过的话也往我身上安吧！把当时认为我的那些优点也都当作缺点来批判吧！可你想没想过——‘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松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不错，’这些话可不是我小孔说的，而是毛主席见到《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时说的话啊！也是你林总编从省里开完会回来向我们报社全体同志传达的啊！你现在拿这个来批判我，你不觉得有些滑稽么？！”
我心里笑了，也许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的笑。
“小孔的另一个重要错误，是由他的错误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的。”林总编又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用手沾着吐沫将自己与众不同的硬皮16开大笔记本翻到下一页，继续说道：“大家听听他的发言：这种气氛也隐藏在总编室和市委，因为编排取舍是他们决定的”，林总编特意把“他们”二字念得重一些：“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会想法改善这种状况……’一句一个‘他们’、‘他们’，而不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我们’、‘我们’，他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这不是不打自招么？因此，小孔的发言，可以说是极其错误的，反动的……”
林总编搜罗列数了我的否定反右成绩、污蔑争取自由生活等十大错误，也许为了说明我是属于“十恶不赦”人物吧！反正自他发言之后，有些人的发言便开始冠我以“右派分子”的头衔。接着而来的是，让我深挖思想根源：你不喜欢今天的报，你打算办—张什么样的报？你不得意今天的报社领导，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当领导？你不喜欢我们这样的编辑记者所写的东西，你要什么样的人米当编辑记者？今天的报纸为无产阶级服务不公正，你要办一张为谁服务的公正报纸？……这一连串的问题你没考虑过，现在慢慢想也不迟，这么一步步逼下来，你只能按他设计的思路去回答，如此，我作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资产阶级右派报人的狰狞面目，就这样被“揭露”无遗了！
“深挖”
批判会继续在开……
“下一步就看右派分子赵忠怎样了……”有次我正低头在办公室写“检查”，偶然听到走廊里钦华不知和谁在议论大赵。我心里一怔：报社看来也要象其他单位搞“深挖”了。
正在度着蜜月的大赵，此刻肯定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们婚礼所以显得有些冷清，肯定那个时候报社的整风领导小组已经心里有数了。毛主席说大学生中的右派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但实际执行起来比例却多得多。中国作协总共不过200人，据说右派划了50多个，“踩线”的还不算。新华社不过千人，编辑部就划了96名右派，占编辑部人数的50％。曾经称颂一时的那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过《本报内部消息》和《组织部派来的年轻人》的青年作家王蒙，也早当右派批判上了。我们报社的比例是多少呢？我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了……
大赵原籍松花江，父亲是个小商人，国高毕业后参加八路军的宣传队，北新日报创刊时，他就和金建、林立栋等人一起在报社工作，以后考入哈尔滨俄语学院。1955年毕业后，中苏关系不太正常，他又回到报社，由于当时各组组长都已任命，他屈驾在他的老同志金建手下当了记者。他为此有些个人想法，老觉得怀才不遇，一度工作不太起劲。当了副刊组长后，工作劲头还算可以，但加入党组织的事一直还没有解决。他行政级别与金建同是18级，但人家金建早在他外语学院学习时就已加入党组织，而在大赵提为副刊组长时，金建又升任副总编，所以心里老有些不平衡：“金建刚来报社工作时，我还和他共事一个阶段呢。那时林总编也就是读者来信组的一名普通编辑。”谈起过去，大赵喜欢这么说。
“现在林总编17级，我和金建同是18级。”向外界介绍自己时，大赵也爱这么表白自己。
“大赵，”终于有一天，林总编把大赵找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段时间蜜月过得怎样？”寒暄一阵后，林总编开始切入正题：“现在大家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反右斗争开始以来，自己表现怎样？”
大赵能怎样回答？——“很好。”他不能这么说，这不是又犯大家指出过的自高自大的毛病么。——“不好。”也不能这么低估自己，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往陷阱里推么！
“一般吧。”大赵终于选择了自认为比较适中的评价。林总编早已估计到大赵会作这样的回答，于是胸有成竹地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你这估计还是符合大家对你的评价的。”林总编微笑着说完这句话，从烟合里抽出一支烟，用手捏了捏，然后点燃抽了起来。
大赵听了先是一喜，继而却“晴转多云”了。林总编的口气开始严肃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当报社反右斗争进入浪潮，大家积极揭批小孔的右派言行、和小孔划清思想界限之时，你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一般’，这是不是问题呢？你自己要很好回忆检查一下。”
林总编谈到这里，尽量把严肃的氛围淡化一些：“面对反右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每个人都必须紧密联系自己，检查自己，提高自己……”
大赵听到这里，紧缩的心似乎又稍为放松了一下：也许林总编跟报社每个人都这么谈的吧！他不是说吗：‘每个人都必须紧密联系自己，检查自己，提高自己。他觉得自己可能有些神经过敏了。但马上他又觉得自己估计错了。林总编继续说：“当然，你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表现得滞后一些，突出一些。据有人反映，小孔的发言自遭到大家分析批判之后，大家都开始和他划清思想界限，而据说你还在周末和他一起跳过舞……”林总编看看大赵，没有否定之意，又说：“跳舞本身自然不是什么大事，需要注意的是，自己的思想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大赵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以至后来林总编还说了什么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林总编结束谈话时告诉他，下一次会要他“带头作中心发言”。大赵这回可彻底领悟“带头作中心发言”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褒意：“大赵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先来个启发性发言。”如今，他们是否要把他当做孔庆芳第二呢？这也许是可能的：有些单位对那些认为有问题的、却又没有参加过鸣放的人，不也通过一次次的检查在搞“深挖”吗！
大赵怎样离开林总编的办公室，他已经记不清了。他的脑子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他前思后想，我有什么错？我检查什么？难道和小孔跳过一次舞，就有什么问题吗？那时小孔是作了错误发言，就算是右派言论吧，报纸上不也说过：有右派言论的人不一定是右派分子。况且那时大家也还没有叫他右派，就是现在组织上也还没正式宣布定他为“右派”啊！
“我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他想。
但是他又必须作检查。因为这是组织的指令啊！而且是林总编亲自找他谈的。
他于是铺开稿纸，写了几句，撕掉了。再写，还觉不是那回子事，又撕掉了。本来嘛，党一再教导我们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我既然没有什么错，为什么一定要说违心话呢！是的，在个人名誉地位与工资待遇上，我是有过一些个人想法，但这点个人主义，谁没有呢？而且在团小组的生活会上，批评、自我批评，这点事儿都象烙饼似的，翻过多少遍了。烦不烦！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写。写吧，我思想觉悟不高，与右派分子跳舞——那时还没人管小孔叫右派啊，但不能这么解释，一解释又该说为自己开脱了。再就是，我有个人主义，过去闹工资，闹地位——实际这应该说闹吗？难道自己有点不同想法，向组织汇报思想时说说，为了取得组织和同事们的帮助，也算闹？咳，说闹就闹吧。第三条，第三条写点什么？纪律性不强。有时离下班还差10分钟，就提前去食堂排队吃饭，这是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毛主席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啊……大赵左凑右凑写了七八条，字又写得很大，归拢整理一下，十来页，又有领袖的论述，深度厚度都有了，他满意地跑到资料室看报去了。
“大赵的所谓检查，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大赵作“中心发言”之后，钦华首先站出来揭发批判。钦华在批判我时，早期不够积极，那时他还有些看不准。三个小广东中，就属我和李斌比较“红”，已经填过入党登记表，他家是小工商业者，他现在连积极分子还不是呢，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后来一想不对，现在不表现表现自己，怎么取得组织信任？小孔下来了，将来我正好补上他的缺额，这正是个机会。想到这里，他争取要发言，但大部分问题大家都揭批过了，林总编和王明又一再强调重复的就不要再说，他于是给我提了一些污蔑农村大好形势之类的话，说那次我下去岗岗乡采访长春社主任，在农村吃饭时，说苍蝇很多，吃了农村饭闹肚子住院……你吃一顿就如何如何，农民一辈子怎么过来的？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少爷作风……讲了几句自己也觉得没劲。所以这次听说整风领导小组要“深挖”，揭批大赵，他就第一个举手要发言了。
“他的错误也不比小孔轻呢！”钦华说：“第一，他假借右派初世秋之口，污蔑肃反运动是拉完磨杀驴。据说初的鸣放原题是《搞运动要慎之又慎》，大赵唯恐天下不乱，说这没劲，硬给改了过来。弄得人家初还有意见。”
“×，这小子，自己的屁股比谁都脏，还说我呢！”大赵的嘴往上一翘，鼻子里默默哼了一声：“标题中的话取自文中，有什么错？而且当时布置反右报道，就要求实话实说，不必把关，突出某些有棱角的、尖锐的、甚至偏激的意见，你自己都没参加过这报道，你懂不懂？”
大赵正这么想着，林总编插话道：“大赵，对别人提的意见，你好好记一记。”
大赵这才想到拿出笔来记录。
“其次，在办报路线上，他与右派孔庆芳如出一辙，他污蔑咱总编是陈立栋式总编，多次在发言中故意把林立栋称为陈立栋，甚至贩卖什么绵羊狮子领导论，说让一只绵羊去领导一群狮子，可能败给对方。恶毒地把林总编比成绵羊，而自诩为狮子。他对文汇报的副刊佩服得五体投地，《解放日报》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也是他首先传播的。”
“第三，”钦华翻过下一页：“他还为罗隆基的发言拍手叫好。大家记得有次工间操后，他说，‘人家到底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说话真赶劲。他转述罗隆基的话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是党的错误，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大赵为何独独喜欢这些右派言论？其实他是为自己反党行为作辩护呢。他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的党员干部不写，偏偏钻到阴暗的角落里去写什么小品文《王主任升官记》？为什么对揭露一位党员科长所谓虚报成绩、欺上瞒下的稿子这么感兴趣？这都是和他的反动政治立场分不开的。”
钦华发言之后，二赵补充道：“大赵是有一定才华，但不可以拿它作为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高兴了就干一阵，不高兴就撂挑子。”二赵说：“我刚来不久，就听说来了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分配到老同事手下当记者不高兴，驻矿两个星期就只写了一篇《中部食堂木耳炒肉味道香》的报道。”
二赵以反党分子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说明追求名誉地位——发展个人主义最终将堕落为反党分子的危害性，劝大赵还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我也补充一点。”李斌说：“我想起一个事儿，不过这算不算问题？属于什么样的情绪？我还分析不透。”李斌说，今年夏天有个中午，大赵、王明、小孔我们几个人去北山公园游泳回来，天气闷热，王明逗大赵：“咱们的诗人，来首诗怎么样？”
大赵寻思片刻张口就来：
夏天，夏天，
炎热的夏天，
树荫下有人挥扇，
阳光下汗流满面，
好久没有呼吸过润湿的空气啊，
怎不叫人气喘心烦！
李斌说，大家游完泳心里挺高兴，他却“气喘心烦”！联系上面大家揭发的他闹地位、闹待遇，是否与这闷闷不乐的心情有关呢？大赵可以回顾一下，同志们也可以分析推敲。
“大家认真推敲推敲。”林总编说：“不过这首诗倒让我联想起头几天上海《解放日报》刊发过的一帧旧上海码头的照片：工人光膀子扛着大麻袋累得汗流浃背，监工把头却在阳伞下一手提着皮鞭，一手摇着鹅毛扇！那可真是鲜明的写照。”林总编引而不发。
“其实这就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反动诗。”一直在看报样的袁主任心有灵犀插话道：“这首诗问题实属不少。你看：‘阳光下汗流满面’——这不就是说咱们露天干活的工人吗？‘树荫下有人挥扇’——这正是影射我们我党的干部。‘好久没有呼吸过润湿的空气啊’——暗示普天之下长期以来——从空间到时间皆如此。正象过去所说，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怎不叫人气喘心烦’——唯有他这个无冕之王在这里忧国忧民，替百姓鸣不平。”
“多么恶毒！”袁主任停了停，又说了一句：“这和右派分子挑拨干群关系的言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首脱口而出的打油诗，就这样你一句他一句上升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反动诗篇！
这一点，李斌在发言之前，是绝对料想不到的。
大赵这下子可真冒冷汗了。他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当然他心里不会服气：我不到二十岁参加革命，虽然还没加入党的组织，可我早就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了。1948年，我患肺结核病时，党组织都是拿党费给我买的进口药，才治好我的病。我的命都是党给的。我报恩还报不过来呢，我怎么可能反党！
但他照样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写检查。林总编说，大赵好好检查吧，认识深刻了就没事儿的。这样，一次、两次，还不深刻么，尽力给自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抓思想苗头，狠批一刹那，这样，当他第五次再作“全面检查”时，林总编宣布：“够条件了。”北新日报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挖出两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正式宣布我俩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同按四类处理，降两级工资，开除团籍，保留公职决定的第二天，我接到二哥从老家而不是什么粮所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
祸不单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批判——检查——再批判——再检查……这孤独、无奈、压抑、寒冷的日子里，能见到亲人寄来的一封家书，听听兄长、父母那里传来的抚慰心灵的信息，重温儿时度过的家庭温馨生活的旧梦，这对我这个远在天边、如同在孤岛上生活了两个月、60多个日日夜夜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很好的抚慰。从这点讲，我心里是高兴的！
但在尚未启开信封的一刹那，我心里又是悲哀的：父母兄长原来的一切期盼都落空了——这个革命家庭竟出了我这样一个不长进的儿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而且正是事业中天的青春年华里！
我慢慢启开了信封，在厚厚的长信里，露出了一个绣有“孝”字的黑袖章！
我瞪大眼睛面对这个晴天霹雳，眼泪不知何时从两腮流淌下来，滴滴答答落到信笺上：
芳弟：
告诉你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父母亲均在一周内先后逝世了！
母亲得了子宫癌，已在广州大哥处治疗一年，这我早知道了。那时正好调整补发工资。大哥已有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即将降生，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一领到补发的钱我就几乎全部给哥哥寄去，作妈妈的住院费了。
二哥的信接着谈及母亲的病已是晚期，医生嘱言用药已无济于事，送回家老人想吃什么给她买些什么。年近八旬而身体硬朗的老父本来多年未有患大小病，听闻妈妈病好了要回乡下来，晚上还和阿亮、赤古他们在禾坪里乘凉，谈兴很浓，没曾想待父亲回来热好洗澡水打算洗澡，却因兴奋过度得了脑溢血昏倒在地。待妈妈回到家来，父亲指着自己头部，却说不出话来了。三天之后，父亲撂下重病的母亲，反倒自己先走一步。母亲明知自己下身继续流血，病未好转，又见父亲撒手人寰，一周后也魂归西天！
芳弟，妈妈临去世前的几天，一直记挂着你。拿着你从东北寄来的照片，看着就不肯放下。你给她老人家邮寄来的中成药“益母膏”，药吃完了还常拿着药盒看了又看，攥着它就象攥着你的手，不肯松开。我说，阿芳在报社工作挺好的，不用挂念。妈妈噙着眼泪说，好是好，就是走得太远了，走这些年都难得见一面……
我默默地把黑袖章套在胳膊上。欲哭无泪。我这个不孝之子啊！父母临终都不能见一面，连父母的遗容也不能瞻仰一下，以后的路怎么走，当了右派后的前途将会是怎样？我一连几天就象处在天崩地塌、六神无主的境况中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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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要联系检查自己。”林总编显然有些不耐烦她的发言，插话道。
“我这不是检查自己。”颜路大姐有些无所适从了，但为了挽回这尴尬局面，她继续说：“我是针对小孔这次犯错误的根源说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次工间操之后，人们正议论储安平、章伯钧的事，小孔却问大赵：‘储安平这些日子鸣放什么来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他还一门在读巴人的《文学论稿》，钻他的象牙之塔，所以我说，重业务轻政治，正是小孔的致命伤……”
颜路发言之后，林总编看再没有人发言，他瞅瞅自己的手表，又用目光征求一下坐在墙角列席会议的那位市委宣传部的郑风同志的意见，看郑风摆了摆手，便宣布这次讨论会到此为止，并告诉大家，以后上半天编稿出报，下半天鸣放开始意见交叉，相互间的不同意见、观念，尽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发生的事，自然是如圈外人所估计的那样，开始揭批我的错误言行，起初是“其言论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继而便是与“社会上的右派言论遥相呼应”，不久便升级为“百分之百的右派言论”，其性质自然也是反党反党主义的了。
这一切我都有些满不在乎。我想，你们尽管闹腾吧，我一个下中农的儿子，父亲种了一辈子地，一生善举，现在是互助组组长；母亲穷苦出身，为人处事未有别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还任着村里的调解委员；大哥、二哥解放前参加游击队，一个是新争取自由主义青年团员，一个是我党员；我在中学也是第一批入的团，现在又是市委机关团总支授予的“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年终受过多次表奖，还刚填写完入党登记表，只是尚未讨论通过而已。象我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你们就好好找找我身上究竟哪里有反党反党主义的“劣根”吧。
那时我们报社几个独身职工就住在办公楼的宿舍里，我白天听他们批判，欣赏着他们的表演。晚上吃完饭仍像以往那样拉我的手风琴，尽管曲调已失去往日那种欢快的旋律而带有某些忧伤的色彩，我还是周末跳我的舞。我要看看这出闹剧将怎样收场。
但尽管我采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个时期自己在情感上仍是免不了陷入那种孤立无援的情境。是的，金建副总编、王明、李斌、大赵及欧阳芬，在无人处也与我说几句安慰鼓励的话，自己仍然仿佛一下子跌进那种与世隔绝的冰冷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全都翻了个个儿。昔日的挚友，如今形同路人。往日的热情，如今化作一片冷漠。中午去大食堂吃饭，人们似乎有意识避开与我同行，有时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一旦见我来了，谈话也随之中断。人们如同躲避瘟疫那样回避着我。当然，这其中也有自己主观因素掺入里面。比如李斌、钦华、大赵他们早晚上食堂吃饭，即使同住一宿舍，我也知趣地回避他们而独自行动。只有几次，当我一个人行走时，相差不几步的大赵却有意识的追上来与我同行。
“我不着忙，慢慢走，你有事先走吧。”我说，并故意放慢了脚步。
“我也没事儿。”大赵听出这是我的托词，说：“ⅹ！不就是瞎说了几句实话吗，他们心里谁不明白？只不过他们比你奸，他们不往外说就是了。”
“可别再说这话了。”我赶紧截住他的话，快到食堂了，大赵突然告诉我：他与欧阳芬这个周末要举行婚礼，届时请我去吃喜糖。
“谢谢了。”我说：“如果是过去，我是非去不可的，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脸去凑这个热闹？”我知道大赵是念及昔日关系而不能不说的客套话。
大赵再没有说什么。不过，那个周末，据说他俩的婚礼也不象以往有些同志的婚礼那样热闹，林总编说是有事没有参加，让金建副总编和王明代表他们参加了。大家吃完喜糖、抽完喜烟，本来想就地即兴表演几个节目，跳几圈交谊舞，不知何故，二赵的“八戒下山”的京剧清唱，与总编室管出版的袁主任的拿手口技——学猪叫、鸡叫、狗叫、猫叫……都没能使大家的神经中枢兴奋起来。人们在“苦呀，苦呀”声中逼着新郎新娘接了几次吻后，便送新人入洞房了。
大赵结婚之后，他的床空了出来，同屋的只剩下钦华和李斌了。为了避免相对无言的尴尬，我有时独自在几乎无人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者一个人在办公室看书看报。快到熄灯时才回来躺下休息。《第三病室》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两本书，我托王明给小娟捎回图书馆去了，但我们曾在一起的日子和她那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一一最后一次会面，我却一直难以忘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在隐隐作痛，尽管我们彼此一直还羞于表示什么，我却觉得深深地对不起她，我辜负了姑娘那颗善良的心……
批判会已接近尾声，金建副总编一直沉默着。他忙着审阅报纸清样，他说些什么呢？批判我重业务轻政治吗？批判我政治上的幼稚吗？他不想象有些人那样违心说得过重，又觉得说轻了反倒不好。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总编室主任袁良私下告诉他：过去作为小孔的组长和入党介绍人，他应该作一次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否则……袁主任没有说明否则如何，但金建副总编了解袁主任与林总编关系密切，两人都好喝点酒，袁主任的意见也许就是林的意见，他不能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做旁观者，他又不想说些哗众取宠的过头话，于是他给大家提出一些思考题：小孔说他意在提高报纸质量，为什么却会走到大家所说的反面上去？如何看待和怎样正确运用独立思考？如何摆正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金建的这番话，很适合他的身份，他如释重负地结束了他的发言，又埋头审阅他的大样了。
我心悦诚服地记下了金建的这番话。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林总编。
“我来说几句，”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在谈到正题之前，我想先念段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话供大家思考。”林总编展开《毛选》第二卷，翻到夹有纸条的那一页：“毛主席告诉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小孔的主要矛盾——错误的主要根源在哪里？”林总编停了片刻，深深的吸了一口简直要烧到手指的烟蒂，然后将它重重地拧灭在烟灰缸里：“在于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他说：“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当《本报内部消息》发表时，小孔真是喜形于色。他以黄佳英自居，打着关心报纸改革的旗号，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你们大概都还没有忘记，有一次业务学习会上，小孔提出改善新闻导语写作，提到不妨借鉴香港《文汇报》的社会新闻的导语写法时，我就说过，我们应该研究改善消息写作，但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学。除此之外，他对北京《文汇报》前一时期开辟的琴棋书画、花鸟鱼虫，也都挺感兴趣。对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大肆宣扬，……小孔的所有这些表现，明显地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党报，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
我迅速记录着林总编的讲话，刚才听取金建副总编发言时那种心悦诚服的心情，早已无影无踪。过去，人们对运动中的某些现象有“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的说法，这一次，我可全部体验到了：想想春天团支部活动日大家座谈《本报内部消息》时，你林总编好几个人本来已是超龄团员，为何主动要来参加？你当时的态度难道就是来看看我们怎样受骗上当吗？你既是有先见之明，为何放任自己的团组织而不出来抵制引导一下？……
“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来吧！”我想：“把别人说过的话也往我身上安吧！把当时认为我的那些优点也都当作缺点来批判吧！可你想没想过——‘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松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不错，’这些话可不是我小孔说的，而是毛主席见到《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时说的话啊！也是你林总编从省里开完会回来向我们报社全体同志传达的啊！你现在拿这个来批判我，你不觉得有些滑稽么？！”
我心里笑了，也许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的笑。
“小孔的另一个重要错误，是由他的错误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的。”林总编又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用手沾着吐沫将自己与众不同的硬皮16开大笔记本翻到下一页，继续说道：“大家听听他的发言：这种气氛也隐藏在总编室和市委，因为编排取舍是他们决定的”，林总编特意把“他们”二字念得重一些：“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会想法改善这种状况……’一句一个‘他们’、‘他们’，而不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我们’、‘我们’，他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这不是不打自招么？因此，小孔的发言，可以说是极其错误的，反动的……”
林总编搜罗列数了我的否定反右成绩、污蔑争取自由生活等十大错误，也许为了说明我是属于“十恶不赦”人物吧！反正自他发言之后，有些人的发言便开始冠我以“右派分子”的头衔。接着而来的是，让我深挖思想根源：你不喜欢今天的报，你打算办—张什么样的报？你不得意今天的报社领导，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当领导？你不喜欢我们这样的编辑记者所写的东西，你要什么样的人米当编辑记者？今天的报纸为无产阶级服务不公正，你要办一张为谁服务的公正报纸？……这一连串的问题你没考虑过，现在慢慢想也不迟，这么一步步逼下来，你只能按他设计的思路去回答，如此，我作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资产阶级右派报人的狰狞面目，就这样被“揭露”无遗了！
“深挖”
批判会继续在开……
“下一步就看右派分子赵忠怎样了……”有次我正低头在办公室写“检查”，偶然听到走廊里钦华不知和谁在议论大赵。我心里一怔：报社看来也要象其他单位搞“深挖”了。
正在度着蜜月的大赵，此刻肯定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们婚礼所以显得有些冷清，肯定那个时候报社的整风领导小组已经心里有数了。毛主席说大学生中的右派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但实际执行起来比例却多得多。中国作协总共不过200人，据说右派划了50多个，“踩线”的还不算。新华社不过千人，编辑部就划了96名右派，占编辑部人数的50％。曾经称颂一时的那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过《本报内部消息》和《组织部派来的年轻人》的青年作家王蒙，也早当右派批判上了。我们报社的比例是多少呢？我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了……
大赵原籍松花江，父亲是个小商人，国高毕业后参加八路军的宣传队，北新日报创刊时，他就和金建、林立栋等人一起在报社工作，以后考入哈尔滨俄语学院。1955年毕业后，中苏关系不太正常，他又回到报社，由于当时各组组长都已任命，他屈驾在他的老同志金建手下当了记者。他为此有些个人想法，老觉得怀才不遇，一度工作不太起劲。当了副刊组长后，工作劲头还算可以，但加入党组织的事一直还没有解决。他行政级别与金建同是18级，但人家金建早在他外语学院学习时就已加入党组织，而在大赵提为副刊组长时，金建又升任副总编，所以心里老有些不平衡：“金建刚来报社工作时，我还和他共事一个阶段呢。那时林总编也就是读者来信组的一名普通编辑。”谈起过去，大赵喜欢这么说。
“现在林总编17级，我和金建同是18级。”向外界介绍自己时，大赵也爱这么表白自己。
“大赵，”终于有一天，林总编把大赵找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段时间蜜月过得怎样？”寒暄一阵后，林总编开始切入正题：“现在大家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反右斗争开始以来，自己表现怎样？”
大赵能怎样回答？——“很好。”他不能这么说，这不是又犯大家指出过的自高自大的毛病么。——“不好。”也不能这么低估自己，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往陷阱里推么！
“一般吧。”大赵终于选择了自认为比较适中的评价。林总编早已估计到大赵会作这样的回答，于是胸有成竹地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你这估计还是符合大家对你的评价的。”林总编微笑着说完这句话，从烟合里抽出一支烟，用手捏了捏，然后点燃抽了起来。
大赵听了先是一喜，继而却“晴转多云”了。林总编的口气开始严肃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当报社反右斗争进入浪潮，大家积极揭批小孔的右派言行、和小孔划清思想界限之时，你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一般’，这是不是问题呢？你自己要很好回忆检查一下。”
林总编谈到这里，尽量把严肃的氛围淡化一些：“面对反右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每个人都必须紧密联系自己，检查自己，提高自己……”
大赵听到这里，紧缩的心似乎又稍为放松了一下：也许林总编跟报社每个人都这么谈的吧！他不是说吗：‘每个人都必须紧密联系自己，检查自己，提高自己。他觉得自己可能有些神经过敏了。但马上他又觉得自己估计错了。林总编继续说：“当然，你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表现得滞后一些，突出一些。据有人反映，小孔的发言自遭到大家分析批判之后，大家都开始和他划清思想界限，而据说你还在周末和他一起跳过舞……”林总编看看大赵，没有否定之意，又说：“跳舞本身自然不是什么大事，需要注意的是，自己的思想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大赵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以至后来林总编还说了什么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林总编结束谈话时告诉他，下一次会要他“带头作中心发言”。大赵这回可彻底领悟“带头作中心发言”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褒意：“大赵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先来个启发性发言。”如今，他们是否要把他当做孔庆芳第二呢？这也许是可能的：有些单位对那些认为有问题的、却又没有参加过鸣放的人，不也通过一次次的检查在搞“深挖”吗！
大赵怎样离开林总编的办公室，他已经记不清了。他的脑子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他前思后想，我有什么错？我检查什么？难道和小孔跳过一次舞，就有什么问题吗？那时小孔是作了错误发言，就算是右派言论吧，报纸上不也说过：有右派言论的人不一定是右派分子。况且那时大家也还没有叫他右派，就是现在组织上也还没正式宣布定他为“右派”啊！
“我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他想。
但是他又必须作检查。因为这是组织的指令啊！而且是林总编亲自找他谈的。
他于是铺开稿纸，写了几句，撕掉了。再写，还觉不是那回子事，又撕掉了。本来嘛，党一再教导我们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我既然没有什么错，为什么一定要说违心话呢！是的，在个人名誉地位与工资待遇上，我是有过一些个人想法，但这点个人主义，谁没有呢？而且在团小组的生活会上，批评、自我批评，这点事儿都象烙饼似的，翻过多少遍了。烦不烦！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写。写吧，我思想觉悟不高，与右派分子跳舞——那时还没人管小孔叫右派啊，但不能这么解释，一解释又该说为自己开脱了。再就是，我有个人主义，过去闹工资，闹地位——实际这应该说闹吗？难道自己有点不同想法，向组织汇报思想时说说，为了取得组织和同事们的帮助，也算闹？咳，说闹就闹吧。第三条，第三条写点什么？纪律性不强。有时离下班还差10分钟，就提前去食堂排队吃饭，这是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毛主席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啊……大赵左凑右凑写了七八条，字又写得很大，归拢整理一下，十来页，又有领袖的论述，深度厚度都有了，他满意地跑到资料室看报去了。
“大赵的所谓检查，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大赵作“中心发言”之后，钦华首先站出来揭发批判。钦华在批判我时，早期不够积极，那时他还有些看不准。三个小广东中，就属我和李斌比较“红”，已经填过入党登记表，他家是小工商业者，他现在连积极分子还不是呢，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后来一想不对，现在不表现表现自己，怎么取得组织信任？小孔下来了，将来我正好补上他的缺额，这正是个机会。想到这里，他争取要发言，但大部分问题大家都揭批过了，林总编和王明又一再强调重复的就不要再说，他于是给我提了一些污蔑农村大好形势之类的话，说那次我下去岗岗乡采访长春社主任，在农村吃饭时，说苍蝇很多，吃了农村饭闹肚子住院……你吃一顿就如何如何，农民一辈子怎么过来的？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少爷作风……讲了几句自己也觉得没劲。所以这次听说整风领导小组要“深挖”，揭批大赵，他就第一个举手要发言了。
“他的错误也不比小孔轻呢！”钦华说：“第一，他假借右派初世秋之口，污蔑肃反运动是拉完磨杀驴。据说初的鸣放原题是《搞运动要慎之又慎》，大赵唯恐天下不乱，说这没劲，硬给改了过来。弄得人家初还有意见。”
“×，这小子，自己的屁股比谁都脏，还说我呢！”大赵的嘴往上一翘，鼻子里默默哼了一声：“标题中的话取自文中，有什么错？而且当时布置反右报道，就要求实话实说，不必把关，突出某些有棱角的、尖锐的、甚至偏激的意见，你自己都没参加过这报道，你懂不懂？”
大赵正这么想着，林总编插话道：“大赵，对别人提的意见，你好好记一记。”
大赵这才想到拿出笔来记录。
“其次，在办报路线上，他与右派孔庆芳如出一辙，他污蔑咱总编是陈立栋式总编，多次在发言中故意把林立栋称为陈立栋，甚至贩卖什么绵羊狮子领导论，说让一只绵羊去领导一群狮子，可能败给对方。恶毒地把林总编比成绵羊，而自诩为狮子。他对文汇报的副刊佩服得五体投地，《解放日报》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也是他首先传播的。”
“第三，”钦华翻过下一页：“他还为罗隆基的发言拍手叫好。大家记得有次工间操后，他说，‘人家到底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说话真赶劲。他转述罗隆基的话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是党的错误，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大赵为何独独喜欢这些右派言论？其实他是为自己反党行为作辩护呢。他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的党员干部不写，偏偏钻到阴暗的角落里去写什么小品文《王主任升官记》？为什么对揭露一位党员科长所谓虚报成绩、欺上瞒下的稿子这么感兴趣？这都是和他的反动政治立场分不开的。”
钦华发言之后，二赵补充道：“大赵是有一定才华，但不可以拿它作为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高兴了就干一阵，不高兴就撂挑子。”二赵说：“我刚来不久，就听说来了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分配到老同事手下当记者不高兴，驻矿两个星期就只写了一篇《中部食堂木耳炒肉味道香》的报道。”
二赵以反党分子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说明追求名誉地位——发展个人主义最终将堕落为反党分子的危害性，劝大赵还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我也补充一点。”李斌说：“我想起一个事儿，不过这算不算问题？属于什么样的情绪？我还分析不透。”李斌说，今年夏天有个中午，大赵、王明、小孔我们几个人去北山公园游泳回来，天气闷热，王明逗大赵：“咱们的诗人，来首诗怎么样？”
大赵寻思片刻张口就来：
夏天，夏天，
炎热的夏天，
树荫下有人挥扇，
阳光下汗流满面，
好久没有呼吸过润湿的空气啊，
怎不叫人气喘心烦！
李斌说，大家游完泳心里挺高兴，他却“气喘心烦”！联系上面大家揭发的他闹地位、闹待遇，是否与这闷闷不乐的心情有关呢？大赵可以回顾一下，同志们也可以分析推敲。
“大家认真推敲推敲。”林总编说：“不过这首诗倒让我联想起头几天上海《解放日报》刊发过的一帧旧上海码头的照片：工人光膀子扛着大麻袋累得汗流浃背，监工把头却在阳伞下一手提着皮鞭，一手摇着鹅毛扇！那可真是鲜明的写照。”林总编引而不发。
“其实这就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反动诗。”一直在看报样的袁主任心有灵犀插话道：“这首诗问题实属不少。你看：‘阳光下汗流满面’——这不就是说咱们露天干活的工人吗？‘树荫下有人挥扇’——这正是影射我们我党的干部。‘好久没有呼吸过润湿的空气啊’——暗示普天之下长期以来——从空间到时间皆如此。正象过去所说，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怎不叫人气喘心烦’——唯有他这个无冕之王在这里忧国忧民，替百姓鸣不平。”
“多么恶毒！”袁主任停了停，又说了一句：“这和右派分子挑拨干群关系的言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首脱口而出的打油诗，就这样你一句他一句上升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反动诗篇！
这一点，李斌在发言之前，是绝对料想不到的。
大赵这下子可真冒冷汗了。他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当然他心里不会服气：我不到二十岁参加革命，虽然还没加入党的组织，可我早就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了。1948年，我患肺结核病时，党组织都是拿党费给我买的进口药，才治好我的病。我的命都是党给的。我报恩还报不过来呢，我怎么可能反党！
但他照样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写检查。林总编说，大赵好好检查吧，认识深刻了就没事儿的。这样，一次、两次，还不深刻么，尽力给自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抓思想苗头，狠批一刹那，这样，当他第五次再作“全面检查”时，林总编宣布：“够条件了。”北新日报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挖出两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正式宣布我俩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同按四类处理，降两级工资，开除团籍，保留公职决定的第二天，我接到二哥从老家而不是什么粮所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
祸不单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批判——检查——再批判——再检查……这孤独、无奈、压抑、寒冷的日子里，能见到亲人寄来的一封家书，听听兄长、父母那里传来的抚慰心灵的信息，重温儿时度过的家庭温馨生活的旧梦，这对我这个远在天边、如同在孤岛上生活了两个月、60多个日日夜夜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很好的抚慰。从这点讲，我心里是高兴的！
但在尚未启开信封的一刹那，我心里又是悲哀的：父母兄长原来的一切期盼都落空了——这个革命家庭竟出了我这样一个不长进的儿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而且正是事业中天的青春年华里！
我慢慢启开了信封，在厚厚的长信里，露出了一个绣有“孝”字的黑袖章！
我瞪大眼睛面对这个晴天霹雳，眼泪不知何时从两腮流淌下来，滴滴答答落到信笺上：
芳弟：
告诉你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父母亲均在一周内先后逝世了！
母亲得了子宫癌，已在广州大哥处治疗一年，这我早知道了。那时正好调整补发工资。大哥已有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即将降生，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一领到补发的钱我就几乎全部给哥哥寄去，作妈妈的住院费了。
二哥的信接着谈及母亲的病已是晚期，医生嘱言用药已无济于事，送回家老人想吃什么给她买些什么。年近八旬而身体硬朗的老父本来多年未有患大小病，听闻妈妈病好了要回乡下来，晚上还和阿亮、赤古他们在禾坪里乘凉，谈兴很浓，没曾想待父亲回来热好洗澡水打算洗澡，却因兴奋过度得了脑溢血昏倒在地。待妈妈回到家来，父亲指着自己头部，却说不出话来了。三天之后，父亲撂下重病的母亲，反倒自己先走一步。母亲明知自己下身继续流血，病未好转，又见父亲撒手人寰，一周后也魂归西天！
芳弟，妈妈临去世前的几天，一直记挂着你。拿着你从东北寄来的照片，看着就不肯放下。你给她老人家邮寄来的中成药“益母膏”，药吃完了还常拿着药盒看了又看，攥着它就象攥着你的手，不肯松开。我说，阿芳在报社工作挺好的，不用挂念。妈妈噙着眼泪说，好是好，就是走得太远了，走这些年都难得见一面……
我默默地把黑袖章套在胳膊上。欲哭无泪。我这个不孝之子啊！父母临终都不能见一面，连父母的遗容也不能瞻仰一下，以后的路怎么走，当了右派后的前途将会是怎样？我一连几天就象处在天崩地塌、六神无主的境况中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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