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五)病院反思
接第二章雪（五）
病院反思
也许是白天的劳累，我很快进入了梦乡。不过一觉醒来，天还未亮，我便觉得腹部急剧疼痛，喉咙也涌上一股股酸水，我即刻赶到厕所，连吐带泻折腾了好一阵，等我漱完口来到走廊，已觉得头重脚轻，不得不扶着墙回到了自己宿舍。
早晨8点刚过，矿宣传干事小王来看我，见我还没吃饭，赶忙到食堂端来一碗大米粥、一个馒头和一碟咸菜，我的嘴苦得很，一点食欲没有，勉强喝了两口粥，又哗哗吐了一地。我十分尴尬，挣扎着要起来收拾，小王却按住我不让起来。他自己拿来拖布收拾干净。
不一会儿，小王和矿的宣传委员任淼一块进来看我。老任摸了摸我的脑门，便招呼小王：“孔记者烧得挺厉害呢！赶紧去卫生所找个大夫来。”
说话间我又里急后重地赶紧去了一趟厕所。
“孔记者属肠胃炎型重感冒，体温39°多，挺严重，赶紧住院为好。”我闭着眼睛，很怕光，朦胧中听医生和老任他们说着什么。
遵医嘱吃过几片药后，我便迷迷糊糊又昏睡过去了。约莫过了两个钟头，王明和市委机关的一位吉普车司机进得屋来。那时报社还没有小汽车，市委也只有两辆，其中一辆就是来的这辆吉普。
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矿区公路上奔跑，等我醒过来时，王明已扶着我来到矿区总医院的住院部。我睁一次眼，跟王明走一段路，半昏迷中经过了一段散发着来苏水气味的长廊，感觉着王明替我脱掉了鞋，将我身子横到病床上。给我盖上被子，不久我就似睡非睡地进入了梦乡。
过不一会儿，我仿佛觉得右胳膊上有股凉冽的清泉流向全身。我顿时觉得全身舒服极了，我伸展着四肢，漂浮在不沉的泉水湖中。这股清泉是从我教过书的后寨那个寺院小学的圣水盆涌出来的，泉水清澈透明，在阳光折射下，那只有米粒大小的小山虾在清水中游弋。我跟那小山虾游呀游呀，然后顺流而下，突然，随着瀑布跌入深谷，进入一个黑洞，黑洞很冷，阴森可怖，什么也看不见，我缩作一团，原来龙潭里竟是这么黑，这般冷！我被冲浪搅得翻了几个跟斗，终于随激流流向浅滩，漂向山峦间的浓雾中，浓雾在绿色的松涛中飘忽，开始还挺惬意，颇舒服，接着便觉得闷热难当，我觉得沁出的汗水把背心都湿透了，有一群大黑蛇蚁从地面爬上松树，又从松树爬到我身上，它们恣意地在我周身乱咬、乱蛰，蛰得全身好疼，我使劲用手拨扫，却无济于事，越拨越多。我疲惫极了，喘着粗气，又过了一会儿，蛇蚁全部退去，我惊醒过来了……
“好一点了吗？”当我睁开眼睛时，钦华、李斌和王明爱人王婷大姐出现在我床前。
王姐穿着护士服，戴着护士帽，她用手在我额上摸了摸说：“现在烧退多了。这两天都一直39&ordm；多，烧得吓人。”
王姐拉过我的手，抚摸着继续说：“常言道，好人架不住三泡屎，折腾这么两天，就瘦成这样。”
我望着王姐，不由得想起母亲。儿时有病，阿妈就象王姐这样摸我的额头，摸我的手。我用感激的眼光望着王姐，望着钦华、李斌，不知为何鼻子一酸，眼泪便夺眶而出。
“想家了吧？”李斌说。看我点点头，他说：“我一有病就也想家。可也是，都好几年没回家了。”
我突然想起访问记初稿还在背包里，嘱李斌替我看一遍送总编室。
“大样都快出来了。”李斌说：“博古接你那天，发现你采访本上夹着篇稿，他看过签完字就发工厂拣字排版去了。”
“不是没有什么要改动的吗？”钦华看我点了点头，便说：“过两天报印出来，一定给你带几张来。”
我笑了笑，无力地点点头。
搞新闻这行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稿子变成铅字，始终象产妇生了孩子那样，急于知道是男是女、是胖是瘦、是丑是俊，总是改不了那种初为人母的期盼心境。
高烧退了下来，泻也止住了。我觉得嘴里淡而无味，很想吃些咸一点的食物。几天来医生给我定的饭都是流质食物。那胡罗卜和肉丁粥吃得腻烦极了。
“改吃软食吧。”王姐说：“一会儿我告诉食堂管预订菜饭的人，给你来一块腐乳吧？还是我在家给你炸点酱？”
“不的了，来块腐乳或榨菜都行。”
一天快吃午饭的时候，大赵和欧阳芬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几张近日出版的《北新日报》。
“×！病几天就瘦成这样。”大赵进门就说。
“你说话不能干净点么？”欧阳芬瞅了大赵一眼纠正道。
“口头语，改不了啦，抱歉抱歉！”大赵说：“大作今天发出来了，好险没署上这是孔庆芳的遗作。”大赵就爱开玩笑，他的嘴闲不住。
欧阳芬这一时期与大赵关系密切起来，这是近几个月来编辑部的传闻。自从欧阳芬的父母不同意她和李斌处对象，怕南北方生活习惯不同，婚后不易共同生活，欧阳芬也觉得大赵新从哈尔滨俄语学院毕业，长得又一表人才，尽管大家还都一起住在独身宿舍，吃饭、学习也常常一起出出入入，但欧阳芬已逐渐疏远了李斌，而更多地接近起大赵来。起初大赵还有意识地尽量避开欧阳芬，因为他从大学来到编辑部后，已传闻欧阳芬和李斌比较接近，但天长日久欧阳芬落落大方主动与他接近，大赵也便逐渐默认了这种关系。
“反击右派的批判会还继续开么？”我放下手中的报纸，问道。
“基本上接近尾声。”大赵说：“原来鸣放的那些人，尤其是争取自由党派那帮人，已经揭批过多次，现在转入深挖阶段，找与他们有共鸣、有联系的人。如鸣放初期组织读报时，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发言表示过赞许，甚至鼓过掌点过头的人，只要他成份高或以往好提意见那些人，都开始揭批呢！”
“都揭出啥来了？”欧阳芬撇嘴道：“人家不发言，硬动员人家发言，还找到人家家里动员，结果无非是谁给哪位党员或领导提过几点意见，或说过几句疙瘩话，就上纲上线，谁就是反党。你看看咱那报道，写的不大都是耍死狗的场面，从哪就看出什么反党反党主义……”
“别说这些。”大赵截住欧阳芬话头，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好好休息，我们也该去食堂吃饭了。”
送大赵和欧阳芬到病房门口，住院部食堂的送饭车已来到病房。我一边吃一边看自己采写的那篇报道：《谁说农业合作社搞早了，搞糟了？长春社主任陶加布说：不！》
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一排排整齐醒目的铅字，尽管这种经历已经周而复始，不知体验过多少遍，内心的兴奋和冲动却丝毫不减，仿佛病也好了许多。
“粮食亩产虽比互助组低了一点……”陶加布主任曾经轻轻带过的这句话，这时不知为何在脑子中特别突出、鲜明起来。头脑就象一朝醒来变得特别清晰、明朗。是的，起草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曾经有意回避了它，因为主任后面的话：蔬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总产量逐年提高，社员收入也有增加。……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脑子，我的情绪完全被这些能够有力批驳右派分子的事实所感奋，以至根本未去分析推敲其中的逻辑错误。不是吗！粮食亩产减少这是本质的东西，而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总产量逐年提高，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另一种现象啊！蔬菜的总产量逐年提高，不等于蔬菜亩产的逐年提高啊！因为它是随着面积的逐年扩大为前提的。
陶主任这么说，也许事出有因，也许出于习惯的算法而不晓得其中的不可比性，而作为读者耳目的记者，也能这么人云亦云去传播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误说法么？
一种愚弄读者的负罪感令我不安。“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我的逻辑分析能力太低啊！
我换过另一张《北新日报》：
“初世秋的检讨仍不老实，他极力掩盖着他的反党反党主义的本意，昨天说他污蔑肃反成绩的发言是为了出风头，今天又说根源是什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是那位号称“世界意义”的二赵写的报道。
我又换过另一张《北新日报》：
“民盟右派分子林诚忠实地执行章罗集团的阴谋计划，在北新市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网罗反党资本，从而控制这些部门，为实现章罗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效力……”这是李斌写的消息。
“郑立国多年来为了实现他争权夺利的个人野心，利用他九三学社主委的合法身份，一贯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发展的25名成员，有20名不合社章规定，其中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受过处分的对党不满分子，声言入社后权利有保障云云……”这篇报道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王明”。
送饭车把大家吃完用过的碗筷收了回去，我合上报纸开始沉思：“新闻应该用事实说话。我们为什么不能象陆灏的作品那样，通过生动的事实去展示自己的观点呢？这不也如同巴人在《文学论稿》中所说的‘以政治概念或思想概念来代替生活实感；用大量的形容词、感叹词来装饰情绪；用说理来代替形象感染；或者是借人物的嘴大篇地宣传作者主观思想’吗？既然初世秋污蔑肃反成绩不是为了好出风头，自高自大，敢说他是‘极力掩盖着他的反党反党主义的本意’，为什么不公诸事实予以批驳呢？既然允许争取自由党派存在、发展，怎么能把它们发展组织等同于‘网罗反党资本’、从而‘控制这些部门’，甚至说这是为实现章罗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效力呢？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民盟那些成员不是都可以打成右派了么？！王明揭露郑立国的报道是比较有力的，揭露他违反社章规定发展组织的言行，不是比之描写‘昔日神气十足的右派分子，今天在愤怒群众严厉批判下已成过街老鼠，在低头摆弄自己的衣角……’这类客观主义渲染斗争气氛更有力么？！”
我想起头些天在报刊上看到的署名王谟的《充分揭露彻底批判》的文章，指出我们有些报刊在反右报道上犯有以议论代替说理和“简单粗暴”之病，过分地渲染斗争气氛，客观主义地描绘某些右派分子耍死狗的场面。毛主席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曾经连用了五六个“请看事实”，我们为什么偏偏不去寻找事实，而热衷于自己出面下结论、给人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呢？
一种愤世嫉俗的不平思潮在我胸中涌动。我趴在床上，用采访本摘记了读报中和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
《为提高报道质量而斗争——谈谈反右报道中的一些缺点》。我在摘记前面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标题。等待着出院后参加每半月一次的评报会，作为自己的发言提要。
下午，住院部的医生、护士们临下班光景，小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说她有事找她嫂子，听说我的病已好一些，顺便给我带来一本苏联的翻译小说《第三病室》。
“谢谢您。”我感激地望着她。她那娇好的身材，简朴的衣着，脉脉含情的眼光，都令我难于忘怀。
“上次借的书还没有还呢。”我说。
“没关系的，啥时有空啥时再还。你好好养病吧。”小娟说完，在我床沿坐了下来，以女人特有的细心帮我整了整掖在脖子后的衣领，当她那纤细白皙而温润的手触及我的脖颈时，一股暖流再次流过我的全身。
“你瘦了，吃饭好点吗？”她问道。
“现在好了，不用惦记我。”我回答说。我望了望她，她看了看我，我俩的目光凝结在一起了。
待了一会儿，似乎再没有什么话题了，她便起身伸手和我握别，并突然含蓄而热烈地紧紧攥了一下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我一眼，便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
我送小娟到门口，望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涌上阵阵甜蜜的感觉：小娟这次所说的“顺便”，也许和她上次对我和李斌所说的“无意中”看到我那篇“读报札记”，或许是出于同一心态吧……
语惊四座
周一下午的评报会已经进行了两个钟头，小会议室的天棚游动着缕缕烟雾，发言的人不少，谈成绩的，讲体会的，编辑室袁主任谈了关于如何利用版面语言、利用醒目的黑体字强化宣传势态的做法，等等，就是没有人来谈谈反右报道中的不足或缺点，偶尔也有个别人提点意见，无非是报道中的一些错别字或印刷质量上的一些小问题。
“为什么没有了过去评报中那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呢？为什么大家都避重就轻地讲些不痛不痒的微枝末节呢！难道真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我陷入了沉思：“不对，连欧阳芬都看出报道的浅薄，缺乏深度，难道仅仅离开编辑部几天，大家都变得那么老于世故了？连提点自己的真实看法都不敢了？我们在学习少奇同志的《论我党员的修养》时，不都曾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最低限度不能妨害最理想社会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吗？为什么现在我们会象少奇同志指出的‘看人看事说话’，‘顺风转舵’而成为《伊索寓言》中的蝙蝠那样，为了自己活命，听见黄鼠狼说最恨鸟类，便说自己是老鼠，听黄鼠狼说最恨鼠类，又把自己说成鸟类呢？‘无冕之王’是被批判之列，记者的良心总还得讲吧？……”
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连响了五下，林总编看离下班只剩一个钟头了，大部分同志已经发言，便征求大家意见，评报会是否告一段落，没有发言的同志等待下次评报会再讲？
“一等又得半月。”我举手表示要发言。
“下次再说吧。”这是总编室袁主任的声音，他忙着审视大样，校对同志在一旁等他签字付印，交工厂开印。
“不——！”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已往的优柔寡断性格早已无影无踪：“再不发言我简直要憋死了！”
语惊四座。已准备离开会场的林总编，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和茶缸。王明瞪大眼睛瞅着我，金建副总编似乎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有袁主任尚有些不耐烦的神色。
我显然有些激动，以致提到前述那些报道时，发觉自己的声调多少有些变异。末了，我说：“……我们要用确凿的事实，讲理的态度，揭露右派分子的罪恶阴谋。这是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办法。而我们有时不是如此，不是巧妙含蓄地通过诸多事实说明右派的恶毒阴谋，而是用教条主义的说教，说右派分子如何险毒；不是用充分的事实和说理的态度反击右派言论，而是热衷于报道群众的愤怒代替说理，压服右派言论；不是通过揭露右派的一言一行，暴露右派的丑恶面目，而是通过罗列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因而说他‘站在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与人民为敌’来表现我们立场的坚定和态度的坚决。其结果不仅不能很好地批倒右派，反倒露出了我们的宗派主义尾巴。反动派要看到我们的报道，该说我们利用宣传工具拉人民压服右派了……”
嫉恶如仇的情绪令我一发而不可收。我继续激动地说道：“这种气氛也隐藏在总编室和市委，因为编排取舍是他们决定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会想法改善这种状况，而实际却不然。结果，气头转向一个又一个，而他们的真正动机仍未作交待。严肃地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是不相容的……”
末了，我觉得淋漓痛快之余，也该冷静下来收一收：“说了这许多，我觉得，对于真正的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应该憎恨，充分揭露；而对于整风中说了一些错话的基本上的好人，要又斗争又团结。而对于我们的报道，恰恰是善意的团结和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表现不够，武断、偏激、乱扣帽子、渲染斗争气氛有余。总之，反右派报道是有成绩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觉得我必须出来提醒一下。我也很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我万万没料想到，自从这一“炮”放了出去，从此再也收不回来了。林总编看了看袁主任，又朝我的方向抬了抬下巴，袁主任心领神会，遂向我的座位走来，收去我的发言稿。会议室死一样的沉寂，我预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今天评报会就开到这儿。”林总编再次拿起茶缸和他那与众不同的大笔记本说：”小孔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有些看法还很尖锐，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另择时间深入讨论一下，大家不妨好好准备准备。”
会场即刻发出椅子的碰撞声，我随着人流走了出来。
在会议室的出口处，我和金建副总编的目光碰到一起，那是一种责备、惋惜的目光，我还仿佛听到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厕所小便池旁，最后只剩我和王明，我觉察出他是尽意等我说几句话的。
“你刚出院，什么时候写的发言稿？”
“住院时写的。”
“都什么时候了，你也不看看形势。谁象你那么傻，呱呱往外倒。”末了，王明叹了口气：“你呀！太年轻了！”王明说完便一边走一边结裤上的纽扣，我也知趣地待了一会儿才走，以便保持一定距离。
众矢之的
就在我发言后的第二个周末，过去半月才开一次的评报会，提前召开了。我还发现，我的《为提高报纸的质量而斗争》的评报手稿，袁主任已油印了数十份分发给与会者。林立栋总编说，过去编辑部忙于反右报道，报社内部没有抽出时间搞鸣放整改，上周评报会上小孔关于提高报纸质量的评报发言，针对我们反右报道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这对我们今后办好报纸，是大有好处的。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
林总编接着说：“但小孔的发言只是开了个头，对我们报纸的缺点，特别是反右报道这期间表现出的缺点，揭批得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办好党报，也为了更好地、更有力地把反右报道搞好，希望大家向小孔同志学习，发扬毛主席所说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对党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多提宝贵意见！”
末了，林总编顺便介绍说，市委宣传部领导很重视我们的评报会议，今天也特地派郑风同志来旁听我们的发言。
一直低着头假装看报的我，这才发现墙角离我不远处坐着一个陌生人。那人个子不高，方脸微胖，一脸严肃，约莫40多岁。
没有人发言，只能听到人们翻动报纸或掀动茶缸盖喝水的声音。与过去座谈《本报内部消息》与报改的争相发言的热烈气氛，俨然两个天地。人们明白“向小孔学习”的含意，如同王明所言，再也无人象我那么傻，呱呱地往外倒了。
“不一定都象小孔发言那么系统，想到一点说一点也行。”林总编进一步动员大家：“小孔有新的意见也可以随时补充。”
还是死一般的沉寂。小会议室天棚上游动的烟雾，却越来越浓了。二赵常爱用纸卷着抽的那种蛤蟆烟，辛辣的气味呛得邻近的人不时咳嗽起来。
“少抽点不行吗。”坐在二赵旁边的欧阳芬，一手扇动烟雾一边噘着嘴说。
“大赵说说，”林总编开始点名：“大赵发言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常有一些独立见解，给大家来个启发性发言。”林总编尽量以轻松的口吻企图缓和紧张的空气，但看来都不奏效。
“没有准备，一时想不起说啥。还是大家先说吧。”大赵习惯地拢了一下头发说。他不像我那么傻，早已知道林总编所谓的启发性发言，不过是毛引蛇出洞的又一招式罢了。
林总编翻动了一下手腕，开始提醒大家：“哎，白白焖（闷）了半个钟头，牛蹄筋都该焖烂了。”林总编笑了笑：“如果大家一时没准备好，我看大家是否围绕小孔发言，谈谈自己看法也好。”
还是没人发言。
“博古先开头。”林总编再次点名。
王明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党的生活组负责人，整风报道组的副组长，既然总编点到自己，责无旁贷，他翻出自己在领导召开的预备会上早已准备好的提纲，开始发言。
他先讲到反右报道，有的在事实说话上是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个别报道热衷斗争气氛，客观主义地描绘了右派分子耍死狗的场面，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我们以后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但小孔的结论有许多是错误的，诸如“露出了我们的宗派主义尾巴”，“这种气氛也隐藏在总编室和市委，因为编排取舍是他们决定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会想法改善这种状况”，好似我们喜欢如此，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强词夺理压服右派，这就把反右性质整个给颠倒过来了，这是一。
其次，小孔发言的另一重要错误在于，他把揭露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认为是帮助广大群众识别右派真面目的一种有力手段，倒好似我们借此往他们身上泼污水，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它的根本性质在于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当农业合作化出现阻力、中央有些部长吹冷风的时候，如果不是毛主席点了农业部长廖鲁言的名，指出我们有些部长、副部长等等人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要制止当时那股逆流、提高大家识别是非的能力，就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小孔自己在学习座谈时，也是肯定了的，为啥到这节骨眼儿上，自己又糊涂了呢？毛主席指出“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小孔是否从自己的家庭出身上找找根源呢？
我迅速地记着王明的发言，我一方面觉得王明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一方面又觉得那是牵强的。因为除了我们这些解放后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象二赵那样工人出身的记者，家庭成份稍好一些，那些年纪大些的知识分子，包括你王明自己，过去能够上得起学的人，有几个不是地富资本家出身？就说八路出身的林总编，你家若不是富农，旧社会能念起中学吗？至于社会关系，姑、姨、表、舅，在旧社会服务过的人，谁家不能找出几个？有错就说，翻家底能代替说理吗？反正谁若说错了话，谁认倒霉就是了。
接着发言的是号称“世界意义”的二赵。
“我也唠上两句。”二赵表白：“不过，我可不是因为小孔提出我报道中的不足，我才出来解释的。”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二赵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他若不同意你的观点，他会和你争论得面红耳赤，鼻尖冒汗，一旦他同意你的观点，他就会说：“服了，服了，有世界意义！”
“不过我不同意小孔关于新闻报道什么‘巧妙、含蓄’的观点。”二赵说：“毛主席认为，我们我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我们公开申明我们的报纸是代表工人阶级说话的，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那样，既要按资本家财团意图说话，又要装着客观公正的样子，所以我们说话，也就用不着搞那些弯弯绕。”
我照样记下二赵的发言，但当我记完末尾那句“……用不着搞那些弯弯绕”之后，我在句号后面括弧内照样划上个问号。我想，旗帜鲜明该是我们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但巧妙含蓄则是新闻写作表达的一种方式、方法。如果事实的结论和事实本身可以等同的话，那为什么新闻还要强调事实说话和含蓄巧妙呢！
接着要求发言的是李斌。人们一看他举手要发言，目光立刻集中到他身上。谁都晓得，在生活工作中，我俩好得象一个人似的，一起吃饭，一起上下班，周末一起参加舞会，就连他和欧阳芬有过的那段近于初恋的秘密，他对我也是毫无保留的。我对小娟的态度，也听取过他的意见。在政治要求进步方面，我俩还是刚刚一起填完申请入党登记表的。他家是贫农，我家是佃中农，在报社，除了工人出身的二赵之外，我俩家庭成份算是最好的。他这次要求发言，我心里明白是早就在组织安排的预备会有准备的，因为这两天，有时林总编一个眼色或一个手势，办公室就只剩下我和欧阳芬了。
“我也补充一点。”李斌终于说道：“我不认为我写的有关民盟右派林诚的报道没有缺点，不过我是从本质上看待这一问题的：既然章罗集团反党的阴谋目的在于篡党夺权，那么林诚在北新发展组织，不是为章罗网罗反党资本，又能作什么解释呢？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我照样记下了我这位“诤友”的发言，但在“很浅显的道理”后面，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强词夺理，便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所以我在括弧里面又划上一个问号。我心里想：如此推论下去，自然所有在这之前发展过盟员的民盟地方组织，都可以这种逻辑推理把他们冠于章罗集团的忠实走狗了！如是，还用这么兴师动众去揭批吗？全部可以照此定案划为右派了。如此下去，和封建时代的株连九族相比，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因此我想提醒小芳，”李斌继续说道：“对政治问题不要想得太天真了，人家要拿刀杀你了，你还书呆子似地认为：“他们是一伙的吗？他们的动机或许不会那么坏吧？”
李斌发言之后，会场暂时冷落下来。林总编还想让大赵谈谈自己看法，大赵说下次准备准备再说，让欧阳芬说说自己看法，她还是那句口头语：“我听大家谈得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林总编看看颜路：“大姐也说两句？”林本来是随便说的。大姐却真的举起了手。颜路是浙江人，交大毕业，中学时代加入过“三青团”，成份稍高一些。她虽然在大学时代也参加过救亡宣传，建国前就随丈夫到解放区教书，后来夫妇都来到报社，老刘负责摄影报道。十多年来，她多次提出加入中国我党而未能了却这一宿愿，而且一次次运动背着这愈来愈沉重的包袱。她自从在编辑《北新日报通讯》，看到我那篇《从饺子皮谈起》的读报札记之后，对我或许就有了多一些的好感，夸奖我是“小广东”中的佼佼者。什么事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不随波逐流。她预想不到的是，认为象我这样思想敏锐的人，为什么已到反右后期，还这样不识时务，竟自冒冒失失地撞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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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白天的劳累，我很快进入了梦乡。不过一觉醒来，天还未亮，我便觉得腹部急剧疼痛，喉咙也涌上一股股酸水，我即刻赶到厕所，连吐带泻折腾了好一阵，等我漱完口来到走廊，已觉得头重脚轻，不得不扶着墙回到了自己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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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记者属肠胃炎型重感冒，体温39°多，挺严重，赶紧住院为好。”我闭着眼睛，很怕光，朦胧中听医生和老任他们说着什么。
遵医嘱吃过几片药后，我便迷迷糊糊又昏睡过去了。约莫过了两个钟头，王明和市委机关的一位吉普车司机进得屋来。那时报社还没有小汽车，市委也只有两辆，其中一辆就是来的这辆吉普。
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矿区公路上奔跑，等我醒过来时，王明已扶着我来到矿区总医院的住院部。我睁一次眼，跟王明走一段路，半昏迷中经过了一段散发着来苏水气味的长廊，感觉着王明替我脱掉了鞋，将我身子横到病床上。给我盖上被子，不久我就似睡非睡地进入了梦乡。
过不一会儿，我仿佛觉得右胳膊上有股凉冽的清泉流向全身。我顿时觉得全身舒服极了，我伸展着四肢，漂浮在不沉的泉水湖中。这股清泉是从我教过书的后寨那个寺院小学的圣水盆涌出来的，泉水清澈透明，在阳光折射下，那只有米粒大小的小山虾在清水中游弋。我跟那小山虾游呀游呀，然后顺流而下，突然，随着瀑布跌入深谷，进入一个黑洞，黑洞很冷，阴森可怖，什么也看不见，我缩作一团，原来龙潭里竟是这么黑，这般冷！我被冲浪搅得翻了几个跟斗，终于随激流流向浅滩，漂向山峦间的浓雾中，浓雾在绿色的松涛中飘忽，开始还挺惬意，颇舒服，接着便觉得闷热难当，我觉得沁出的汗水把背心都湿透了，有一群大黑蛇蚁从地面爬上松树，又从松树爬到我身上，它们恣意地在我周身乱咬、乱蛰，蛰得全身好疼，我使劲用手拨扫，却无济于事，越拨越多。我疲惫极了，喘着粗气，又过了一会儿，蛇蚁全部退去，我惊醒过来了……
“好一点了吗？”当我睁开眼睛时，钦华、李斌和王明爱人王婷大姐出现在我床前。
王姐穿着护士服，戴着护士帽，她用手在我额上摸了摸说：“现在烧退多了。这两天都一直39&ordm；多，烧得吓人。”
王姐拉过我的手，抚摸着继续说：“常言道，好人架不住三泡屎，折腾这么两天，就瘦成这样。”
我望着王姐，不由得想起母亲。儿时有病，阿妈就象王姐这样摸我的额头，摸我的手。我用感激的眼光望着王姐，望着钦华、李斌，不知为何鼻子一酸，眼泪便夺眶而出。
“想家了吧？”李斌说。看我点点头，他说：“我一有病就也想家。可也是，都好几年没回家了。”
我突然想起访问记初稿还在背包里，嘱李斌替我看一遍送总编室。
“大样都快出来了。”李斌说：“博古接你那天，发现你采访本上夹着篇稿，他看过签完字就发工厂拣字排版去了。”
“不是没有什么要改动的吗？”钦华看我点了点头，便说：“过两天报印出来，一定给你带几张来。”
我笑了笑，无力地点点头。
搞新闻这行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稿子变成铅字，始终象产妇生了孩子那样，急于知道是男是女、是胖是瘦、是丑是俊，总是改不了那种初为人母的期盼心境。
高烧退了下来，泻也止住了。我觉得嘴里淡而无味，很想吃些咸一点的食物。几天来医生给我定的饭都是流质食物。那胡罗卜和肉丁粥吃得腻烦极了。
“改吃软食吧。”王姐说：“一会儿我告诉食堂管预订菜饭的人，给你来一块腐乳吧？还是我在家给你炸点酱？”
“不的了，来块腐乳或榨菜都行。”
一天快吃午饭的时候，大赵和欧阳芬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几张近日出版的《北新日报》。
“×！病几天就瘦成这样。”大赵进门就说。
“你说话不能干净点么？”欧阳芬瞅了大赵一眼纠正道。
“口头语，改不了啦，抱歉抱歉！”大赵说：“大作今天发出来了，好险没署上这是孔庆芳的遗作。”大赵就爱开玩笑，他的嘴闲不住。
欧阳芬这一时期与大赵关系密切起来，这是近几个月来编辑部的传闻。自从欧阳芬的父母不同意她和李斌处对象，怕南北方生活习惯不同，婚后不易共同生活，欧阳芬也觉得大赵新从哈尔滨俄语学院毕业，长得又一表人才，尽管大家还都一起住在独身宿舍，吃饭、学习也常常一起出出入入，但欧阳芬已逐渐疏远了李斌，而更多地接近起大赵来。起初大赵还有意识地尽量避开欧阳芬，因为他从大学来到编辑部后，已传闻欧阳芬和李斌比较接近，但天长日久欧阳芬落落大方主动与他接近，大赵也便逐渐默认了这种关系。
“反击右派的批判会还继续开么？”我放下手中的报纸，问道。
“基本上接近尾声。”大赵说：“原来鸣放的那些人，尤其是争取自由党派那帮人，已经揭批过多次，现在转入深挖阶段，找与他们有共鸣、有联系的人。如鸣放初期组织读报时，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发言表示过赞许，甚至鼓过掌点过头的人，只要他成份高或以往好提意见那些人，都开始揭批呢！”
“都揭出啥来了？”欧阳芬撇嘴道：“人家不发言，硬动员人家发言，还找到人家家里动员，结果无非是谁给哪位党员或领导提过几点意见，或说过几句疙瘩话，就上纲上线，谁就是反党。你看看咱那报道，写的不大都是耍死狗的场面，从哪就看出什么反党反党主义……”
“别说这些。”大赵截住欧阳芬话头，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好好休息，我们也该去食堂吃饭了。”
送大赵和欧阳芬到病房门口，住院部食堂的送饭车已来到病房。我一边吃一边看自己采写的那篇报道：《谁说农业合作社搞早了，搞糟了？长春社主任陶加布说：不！》
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一排排整齐醒目的铅字，尽管这种经历已经周而复始，不知体验过多少遍，内心的兴奋和冲动却丝毫不减，仿佛病也好了许多。
“粮食亩产虽比互助组低了一点……”陶加布主任曾经轻轻带过的这句话，这时不知为何在脑子中特别突出、鲜明起来。头脑就象一朝醒来变得特别清晰、明朗。是的，起草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曾经有意回避了它，因为主任后面的话：蔬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总产量逐年提高，社员收入也有增加。……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脑子，我的情绪完全被这些能够有力批驳右派分子的事实所感奋，以至根本未去分析推敲其中的逻辑错误。不是吗！粮食亩产减少这是本质的东西，而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总产量逐年提高，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另一种现象啊！蔬菜的总产量逐年提高，不等于蔬菜亩产的逐年提高啊！因为它是随着面积的逐年扩大为前提的。
陶主任这么说，也许事出有因，也许出于习惯的算法而不晓得其中的不可比性，而作为读者耳目的记者，也能这么人云亦云去传播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误说法么？
一种愚弄读者的负罪感令我不安。“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我的逻辑分析能力太低啊！
我换过另一张《北新日报》：
“初世秋的检讨仍不老实，他极力掩盖着他的反党反党主义的本意，昨天说他污蔑肃反成绩的发言是为了出风头，今天又说根源是什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是那位号称“世界意义”的二赵写的报道。
我又换过另一张《北新日报》：
“民盟右派分子林诚忠实地执行章罗集团的阴谋计划，在北新市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网罗反党资本，从而控制这些部门，为实现章罗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效力……”这是李斌写的消息。
“郑立国多年来为了实现他争权夺利的个人野心，利用他九三学社主委的合法身份，一贯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发展的25名成员，有20名不合社章规定，其中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受过处分的对党不满分子，声言入社后权利有保障云云……”这篇报道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王明”。
送饭车把大家吃完用过的碗筷收了回去，我合上报纸开始沉思：“新闻应该用事实说话。我们为什么不能象陆灏的作品那样，通过生动的事实去展示自己的观点呢？这不也如同巴人在《文学论稿》中所说的‘以政治概念或思想概念来代替生活实感；用大量的形容词、感叹词来装饰情绪；用说理来代替形象感染；或者是借人物的嘴大篇地宣传作者主观思想’吗？既然初世秋污蔑肃反成绩不是为了好出风头，自高自大，敢说他是‘极力掩盖着他的反党反党主义的本意’，为什么不公诸事实予以批驳呢？既然允许争取自由党派存在、发展，怎么能把它们发展组织等同于‘网罗反党资本’、从而‘控制这些部门’，甚至说这是为实现章罗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效力呢？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民盟那些成员不是都可以打成右派了么？！王明揭露郑立国的报道是比较有力的，揭露他违反社章规定发展组织的言行，不是比之描写‘昔日神气十足的右派分子，今天在愤怒群众严厉批判下已成过街老鼠，在低头摆弄自己的衣角……’这类客观主义渲染斗争气氛更有力么？！”
我想起头些天在报刊上看到的署名王谟的《充分揭露彻底批判》的文章，指出我们有些报刊在反右报道上犯有以议论代替说理和“简单粗暴”之病，过分地渲染斗争气氛，客观主义地描绘某些右派分子耍死狗的场面。毛主席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曾经连用了五六个“请看事实”，我们为什么偏偏不去寻找事实，而热衷于自己出面下结论、给人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呢？
一种愤世嫉俗的不平思潮在我胸中涌动。我趴在床上，用采访本摘记了读报中和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
《为提高报道质量而斗争——谈谈反右报道中的一些缺点》。我在摘记前面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标题。等待着出院后参加每半月一次的评报会，作为自己的发言提要。
下午，住院部的医生、护士们临下班光景，小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说她有事找她嫂子，听说我的病已好一些，顺便给我带来一本苏联的翻译小说《第三病室》。
“谢谢您。”我感激地望着她。她那娇好的身材，简朴的衣着，脉脉含情的眼光，都令我难于忘怀。
“上次借的书还没有还呢。”我说。
“没关系的，啥时有空啥时再还。你好好养病吧。”小娟说完，在我床沿坐了下来，以女人特有的细心帮我整了整掖在脖子后的衣领，当她那纤细白皙而温润的手触及我的脖颈时，一股暖流再次流过我的全身。
“你瘦了，吃饭好点吗？”她问道。
“现在好了，不用惦记我。”我回答说。我望了望她，她看了看我，我俩的目光凝结在一起了。
待了一会儿，似乎再没有什么话题了，她便起身伸手和我握别，并突然含蓄而热烈地紧紧攥了一下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我一眼，便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
我送小娟到门口，望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涌上阵阵甜蜜的感觉：小娟这次所说的“顺便”，也许和她上次对我和李斌所说的“无意中”看到我那篇“读报札记”，或许是出于同一心态吧……
语惊四座
周一下午的评报会已经进行了两个钟头，小会议室的天棚游动着缕缕烟雾，发言的人不少，谈成绩的，讲体会的，编辑室袁主任谈了关于如何利用版面语言、利用醒目的黑体字强化宣传势态的做法，等等，就是没有人来谈谈反右报道中的不足或缺点，偶尔也有个别人提点意见，无非是报道中的一些错别字或印刷质量上的一些小问题。
“为什么没有了过去评报中那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呢？为什么大家都避重就轻地讲些不痛不痒的微枝末节呢！难道真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我陷入了沉思：“不对，连欧阳芬都看出报道的浅薄，缺乏深度，难道仅仅离开编辑部几天，大家都变得那么老于世故了？连提点自己的真实看法都不敢了？我们在学习少奇同志的《论我党员的修养》时，不都曾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最低限度不能妨害最理想社会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吗？为什么现在我们会象少奇同志指出的‘看人看事说话’，‘顺风转舵’而成为《伊索寓言》中的蝙蝠那样，为了自己活命，听见黄鼠狼说最恨鸟类，便说自己是老鼠，听黄鼠狼说最恨鼠类，又把自己说成鸟类呢？‘无冕之王’是被批判之列，记者的良心总还得讲吧？……”
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连响了五下，林总编看离下班只剩一个钟头了，大部分同志已经发言，便征求大家意见，评报会是否告一段落，没有发言的同志等待下次评报会再讲？
“一等又得半月。”我举手表示要发言。
“下次再说吧。”这是总编室袁主任的声音，他忙着审视大样，校对同志在一旁等他签字付印，交工厂开印。
“不——！”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已往的优柔寡断性格早已无影无踪：“再不发言我简直要憋死了！”
语惊四座。已准备离开会场的林总编，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和茶缸。王明瞪大眼睛瞅着我，金建副总编似乎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有袁主任尚有些不耐烦的神色。
我显然有些激动，以致提到前述那些报道时，发觉自己的声调多少有些变异。末了，我说：“……我们要用确凿的事实，讲理的态度，揭露右派分子的罪恶阴谋。这是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办法。而我们有时不是如此，不是巧妙含蓄地通过诸多事实说明右派的恶毒阴谋，而是用教条主义的说教，说右派分子如何险毒；不是用充分的事实和说理的态度反击右派言论，而是热衷于报道群众的愤怒代替说理，压服右派言论；不是通过揭露右派的一言一行，暴露右派的丑恶面目，而是通过罗列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因而说他‘站在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与人民为敌’来表现我们立场的坚定和态度的坚决。其结果不仅不能很好地批倒右派，反倒露出了我们的宗派主义尾巴。反动派要看到我们的报道，该说我们利用宣传工具拉人民压服右派了……”
嫉恶如仇的情绪令我一发而不可收。我继续激动地说道：“这种气氛也隐藏在总编室和市委，因为编排取舍是他们决定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会想法改善这种状况，而实际却不然。结果，气头转向一个又一个，而他们的真正动机仍未作交待。严肃地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是不相容的……”
末了，我觉得淋漓痛快之余，也该冷静下来收一收：“说了这许多，我觉得，对于真正的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应该憎恨，充分揭露；而对于整风中说了一些错话的基本上的好人，要又斗争又团结。而对于我们的报道，恰恰是善意的团结和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表现不够，武断、偏激、乱扣帽子、渲染斗争气氛有余。总之，反右派报道是有成绩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觉得我必须出来提醒一下。我也很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我万万没料想到，自从这一“炮”放了出去，从此再也收不回来了。林总编看了看袁主任，又朝我的方向抬了抬下巴，袁主任心领神会，遂向我的座位走来，收去我的发言稿。会议室死一样的沉寂，我预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今天评报会就开到这儿。”林总编再次拿起茶缸和他那与众不同的大笔记本说：”小孔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有些看法还很尖锐，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另择时间深入讨论一下，大家不妨好好准备准备。”
会场即刻发出椅子的碰撞声，我随着人流走了出来。
在会议室的出口处，我和金建副总编的目光碰到一起，那是一种责备、惋惜的目光，我还仿佛听到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厕所小便池旁，最后只剩我和王明，我觉察出他是尽意等我说几句话的。
“你刚出院，什么时候写的发言稿？”
“住院时写的。”
“都什么时候了，你也不看看形势。谁象你那么傻，呱呱往外倒。”末了，王明叹了口气：“你呀！太年轻了！”王明说完便一边走一边结裤上的纽扣，我也知趣地待了一会儿才走，以便保持一定距离。
众矢之的
就在我发言后的第二个周末，过去半月才开一次的评报会，提前召开了。我还发现，我的《为提高报纸的质量而斗争》的评报手稿，袁主任已油印了数十份分发给与会者。林立栋总编说，过去编辑部忙于反右报道，报社内部没有抽出时间搞鸣放整改，上周评报会上小孔关于提高报纸质量的评报发言，针对我们反右报道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这对我们今后办好报纸，是大有好处的。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
林总编接着说：“但小孔的发言只是开了个头，对我们报纸的缺点，特别是反右报道这期间表现出的缺点，揭批得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办好党报，也为了更好地、更有力地把反右报道搞好，希望大家向小孔同志学习，发扬毛主席所说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对党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多提宝贵意见！”
末了，林总编顺便介绍说，市委宣传部领导很重视我们的评报会议，今天也特地派郑风同志来旁听我们的发言。
一直低着头假装看报的我，这才发现墙角离我不远处坐着一个陌生人。那人个子不高，方脸微胖，一脸严肃，约莫40多岁。
没有人发言，只能听到人们翻动报纸或掀动茶缸盖喝水的声音。与过去座谈《本报内部消息》与报改的争相发言的热烈气氛，俨然两个天地。人们明白“向小孔学习”的含意，如同王明所言，再也无人象我那么傻，呱呱地往外倒了。
“不一定都象小孔发言那么系统，想到一点说一点也行。”林总编进一步动员大家：“小孔有新的意见也可以随时补充。”
还是死一般的沉寂。小会议室天棚上游动的烟雾，却越来越浓了。二赵常爱用纸卷着抽的那种蛤蟆烟，辛辣的气味呛得邻近的人不时咳嗽起来。
“少抽点不行吗。”坐在二赵旁边的欧阳芬，一手扇动烟雾一边噘着嘴说。
“大赵说说，”林总编开始点名：“大赵发言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常有一些独立见解，给大家来个启发性发言。”林总编尽量以轻松的口吻企图缓和紧张的空气，但看来都不奏效。
“没有准备，一时想不起说啥。还是大家先说吧。”大赵习惯地拢了一下头发说。他不像我那么傻，早已知道林总编所谓的启发性发言，不过是毛引蛇出洞的又一招式罢了。
林总编翻动了一下手腕，开始提醒大家：“哎，白白焖（闷）了半个钟头，牛蹄筋都该焖烂了。”林总编笑了笑：“如果大家一时没准备好，我看大家是否围绕小孔发言，谈谈自己看法也好。”
还是没人发言。
“博古先开头。”林总编再次点名。
王明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党的生活组负责人，整风报道组的副组长，既然总编点到自己，责无旁贷，他翻出自己在领导召开的预备会上早已准备好的提纲，开始发言。
他先讲到反右报道，有的在事实说话上是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个别报道热衷斗争气氛，客观主义地描绘了右派分子耍死狗的场面，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我们以后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但小孔的结论有许多是错误的，诸如“露出了我们的宗派主义尾巴”，“这种气氛也隐藏在总编室和市委，因为编排取舍是他们决定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会想法改善这种状况”，好似我们喜欢如此，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强词夺理压服右派，这就把反右性质整个给颠倒过来了，这是一。
其次，小孔发言的另一重要错误在于，他把揭露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认为是帮助广大群众识别右派真面目的一种有力手段，倒好似我们借此往他们身上泼污水，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它的根本性质在于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当农业合作化出现阻力、中央有些部长吹冷风的时候，如果不是毛主席点了农业部长廖鲁言的名，指出我们有些部长、副部长等等人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要制止当时那股逆流、提高大家识别是非的能力，就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小孔自己在学习座谈时，也是肯定了的，为啥到这节骨眼儿上，自己又糊涂了呢？毛主席指出“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小孔是否从自己的家庭出身上找找根源呢？
我迅速地记着王明的发言，我一方面觉得王明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一方面又觉得那是牵强的。因为除了我们这些解放后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象二赵那样工人出身的记者，家庭成份稍好一些，那些年纪大些的知识分子，包括你王明自己，过去能够上得起学的人，有几个不是地富资本家出身？就说八路出身的林总编，你家若不是富农，旧社会能念起中学吗？至于社会关系，姑、姨、表、舅，在旧社会服务过的人，谁家不能找出几个？有错就说，翻家底能代替说理吗？反正谁若说错了话，谁认倒霉就是了。
接着发言的是号称“世界意义”的二赵。
“我也唠上两句。”二赵表白：“不过，我可不是因为小孔提出我报道中的不足，我才出来解释的。”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二赵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他若不同意你的观点，他会和你争论得面红耳赤，鼻尖冒汗，一旦他同意你的观点，他就会说：“服了，服了，有世界意义！”
“不过我不同意小孔关于新闻报道什么‘巧妙、含蓄’的观点。”二赵说：“毛主席认为，我们我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我们公开申明我们的报纸是代表工人阶级说话的，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那样，既要按资本家财团意图说话，又要装着客观公正的样子，所以我们说话，也就用不着搞那些弯弯绕。”
我照样记下二赵的发言，但当我记完末尾那句“……用不着搞那些弯弯绕”之后，我在句号后面括弧内照样划上个问号。我想，旗帜鲜明该是我们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但巧妙含蓄则是新闻写作表达的一种方式、方法。如果事实的结论和事实本身可以等同的话，那为什么新闻还要强调事实说话和含蓄巧妙呢！
接着要求发言的是李斌。人们一看他举手要发言，目光立刻集中到他身上。谁都晓得，在生活工作中，我俩好得象一个人似的，一起吃饭，一起上下班，周末一起参加舞会，就连他和欧阳芬有过的那段近于初恋的秘密，他对我也是毫无保留的。我对小娟的态度，也听取过他的意见。在政治要求进步方面，我俩还是刚刚一起填完申请入党登记表的。他家是贫农，我家是佃中农，在报社，除了工人出身的二赵之外，我俩家庭成份算是最好的。他这次要求发言，我心里明白是早就在组织安排的预备会有准备的，因为这两天，有时林总编一个眼色或一个手势，办公室就只剩下我和欧阳芬了。
“我也补充一点。”李斌终于说道：“我不认为我写的有关民盟右派林诚的报道没有缺点，不过我是从本质上看待这一问题的：既然章罗集团反党的阴谋目的在于篡党夺权，那么林诚在北新发展组织，不是为章罗网罗反党资本，又能作什么解释呢？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我照样记下了我这位“诤友”的发言，但在“很浅显的道理”后面，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强词夺理，便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所以我在括弧里面又划上一个问号。我心里想：如此推论下去，自然所有在这之前发展过盟员的民盟地方组织，都可以这种逻辑推理把他们冠于章罗集团的忠实走狗了！如是，还用这么兴师动众去揭批吗？全部可以照此定案划为右派了。如此下去，和封建时代的株连九族相比，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因此我想提醒小芳，”李斌继续说道：“对政治问题不要想得太天真了，人家要拿刀杀你了，你还书呆子似地认为：“他们是一伙的吗？他们的动机或许不会那么坏吧？”
李斌发言之后，会场暂时冷落下来。林总编还想让大赵谈谈自己看法，大赵说下次准备准备再说，让欧阳芬说说自己看法，她还是那句口头语：“我听大家谈得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林总编看看颜路：“大姐也说两句？”林本来是随便说的。大姐却真的举起了手。颜路是浙江人，交大毕业，中学时代加入过“三青团”，成份稍高一些。她虽然在大学时代也参加过救亡宣传，建国前就随丈夫到解放区教书，后来夫妇都来到报社，老刘负责摄影报道。十多年来，她多次提出加入中国我党而未能了却这一宿愿，而且一次次运动背着这愈来愈沉重的包袱。她自从在编辑《北新日报通讯》，看到我那篇《从饺子皮谈起》的读报札记之后，对我或许就有了多一些的好感，夸奖我是“小广东”中的佼佼者。什么事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不随波逐流。她预想不到的是，认为象我这样思想敏锐的人，为什么已到反右后期，还这样不识时务，竟自冒冒失失地撞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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