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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雪(四)反击右派

    接第二章雪(三)

    4月末5月初,北新市开始先党内后党外层层传达我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再次声明整风的办法不是用大争取自由,用小争取自由,小小争取自由,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动员大家打消顾虑,帮助党整风。报纸进一步开展“鸣放”,大力报道各争取自由党派人士和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宣传部范部长还向新闻部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所有党报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即使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也不予回击。让他们“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编辑部除留家编辑,全部人员集中使用,以林总编为组长,王明为副组长,投入大鸣大放的宣传报道。这次报道要求不同,已往处理稿件,我们还有帮助“把关”责任:修改不正确的东西,磨去突出的棱角部分,注意分寸,留有余地。这回是有什么说什么,照本实发,甚至突出某些有棱角的、尖锐甚至偏激的意见。这样一来,全市大鸣大放很快进入了浪潮

    ——

    《九三学社副主委、高级工程师初世秋发言:肃反运动是我党拉完磨杀驴》

    《民盟主委林诚坦言:要共同协商,别一党专制》

    《农艺师傅荣宝认为: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

    《九三学社主委郑立国说:党与非党之间墙高沟深》

    ……

    过去的“红五月”,报纸刊载几乎全是组织劳动竞赛、完成国家计划的事儿,今年取而代之的,连篇累牍全是争取自由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鸣放发言。

    反击右派

    但气候很快便转了过来。那位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民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5月3日还曾在《光明日报》继续发表《“早春”前后》,回答一些人提出是否有寒意,吹冷风,说“乍暖乍寒”,是未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时候,末了,他写道:“‘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吧。”没想到,时间仅仅过了一个月零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他就不敢再说来日方长,并且再也没有机会说下去了。

    我们工间操的热点议论,自然也跟着改换内容了。

    “昨天《人民日报》刊发吴晗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认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又是林总编首开话题。

    “这几天,《光明日报》也以大版篇幅揭露章的反动言行,说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就一贯反党。”王明说。

    “章伯钧、储安平,一个《光明日报》社长、一个总编,这回新帐老帐一起算,看来他俩都要够呛了。”这是金建副总编的声音。

    人们明白:过去肃反、反胡风,正是沿用这种翻老帐的手法的。只要你一生中有过一点污点或失误,人家便可以作为一种口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储安平这些日子放什么来的?”我问站在身旁的大赵。那些日子,我忙于留家编稿,早晚闲暇时在读刚出版不久的巴人的《文学论稿》。没有留心翻看报上近日刊登的鸣放文章的微妙变化。

    “储是针对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科一室,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头说的。”大赵说:“人家还真说的有根有底,说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国家副主席只剩一位。现在国务院副总理从原来四位增至12位,其中却没有一个非党人士。说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的。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我没法反对这一论点:储安平是据实论理啊!当然也不能公开赞同这一论点:“国家大事,让管国家大事的人去争去处理吧!我干好我的工作,学习我的新闻业务好了。”我这么想。

    到了晚上,我照样在灯下翻阅巴人的《文学论稿》。

    概念化的作品,大都是以政治概念或思想概念来代替生活实感;用大量的形容词、感叹词来装饰情绪;用说理来代替形象感染;或者是借人物的嘴大篇地宣传作者主观思想……

    晚上回到宿舍,我边读巴人的《文学论稿》边写我的读书札记。

    6月19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报上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新日报》奉命收回了我们在传达此文的所有记录本。

    收回记录本是从未有过的事,据云是为了“防止失密”。可是,人们更加纳闷:毛主席的文章都已在报上发表,还防止失什么“密”?于是,工间操的“热点议论”时刻,也自然而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

    “你们发现报上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过去传达时有什么不同吗?”王明象首先发现了新大陆:“过去所说‘国内形势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话,现在变成‘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接着那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些话过去传达时好象都是没有的,肯定是主席根据新形势下充实修改的。”

    王明这番话,打开了大家记忆的荧屏。大赵习惯地用手理一理他那并不驯服的头发补充道:“我发现还有一点不同,是原来所说的‘争取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那段话,发表后变为‘争取自由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争取自由作为一种手段,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不知是谁提了这么一句。然而没有人回答。就连好为人师的林总编也缄口不言。

    大家印象最深的一点,是4月8日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还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可现在人家并没唱对台戏,只不过提了点意见,就要反击批判,还有原来说“区别香花与毒草并没有所谓的绝对的标准”这句话,现在发表后已明确补充了六条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

    “形势看来要紧张了。”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人们想到6月8号《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论,想到越来越多的正面批驳文章,感到氛围与前确大不相同。人们是喜?是忧?是高兴自己的发现,抑或是对形势突变的惋惜?大家抱着某种莫名的思绪,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

    6月下旬,全市鸣放已告一段落,一场反击右派的运动相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张在春季里还曾被毛主席称赞办得“真是不错”、《人民日报》放着先不看,首先找着看的《文汇报》,仅仅过了四个月,现在毛主席又说这家报社“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形象老是不大象”,它“在春季里”就已“执行民盟中央反党反人民反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我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我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毛主席春季里刚说完办得“真是不错“,现在又说春季里已执行反党反人民方针,这些说法是不是一句反语呢?是不是有意逗试文汇报呢?还有那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秉着毛主席意图写了论海瑞文章和新编历史剧的吴晗,毛自己看完演出还直鼓掌,吴在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时也挺积极,可后来怎么又批上海瑞并把吴晗打成右派、连上演过海瑞的著名艺术家、我党员周信芳和他的夫人都被折磨致死呢?再有,毛过去说大字报大争取自由是用来对付敌人的,现在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越多越好。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他不久前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刚讲完知情的人应当把话讲出来,如果讲得不完善,说话的人不应受责备,现在为何大帽子满天飞?……

    毛主席为什么在许多问题上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呢,这些问题,我是一直到几十年后看了南京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才从众多事实中知道毛的一生常常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权利力,可以言不由衷,瞬间变脸,说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大胜日寇时,毛闻讯立马拍电报祝捷庆贺,还说可否再来几次这样的战役,可后来要整彭德怀时,又把百团大战当作向敌人暴露自己有生力量的罪过进行严厉指责。前后态度判若两人……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我们去市直机关大食堂吃饭,路过一幢幢原来的日本房(伪满时日本员工住过的房子),第一次看到有好几家住房的门、窗、墙壁上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右派分子初世秋,你为什么污蔑肃反运动是我党拉完磨杀驴……”

    “警告右派分子林诚:你们所要的与我党平起平坐的‘共同协商’,只是痴心妄想……”

    “右派分子郑立国:你企图挑拨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企图‘立’什么样的‘国’?”

    ……

    过去我们在这路过时,只是觉得有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穿着整齐的人进进出出,一派学者风度,没留心这里住的原来都是些高级工程师。这时,一个约莫四十左右岁,却开始谢顶的瘦矮个子,低着头,简直象老鼠似的悄无声息地溜进自己的家门。

    “他就是九三学社副主委、高级工程师初世秋。”王明小声向我们介绍说。

    大赵没有说话,表情中我看出似有愧疚之情。初世秋见报的发言稿是他整理的。大样出来之后,初还特地来到我们宿舍,提出是否用其原题《搞运动要慎之又慎》为好。初在发言中谈及一同事,本来参加革命已交代清曾在蒋政府手下干过桥梁设计,并加入了蒋政府,但这人在其堂兄、一位地下党员影响下,在蒋政府倒台之前,就已投奔我党,肃反运动中因其工作中的失误作为暗藏敌人搞破坏论处,最后经过甄别,那次失误是经过集体讨论的,确属经验不足,最后补发工资、恢复原有职务。所谓“拉完磨杀驴”不过是引证当时一些人的说法。

    大赵当时提出原标题没劲,还列举报上某某的发言锋芒毕露,让初打消顾虑,最后还是按大赵原题,标上《九三学社副主委、高级工程师初世秋发言:肃反运动是我党拉完磨杀驴》,现在,除了说那句话的人被打成右派,同时也已成为初本人的看法横遭批判了。

    “你是借别人的嘴恶毒咒骂我党,你还解释什么……”批判会上,初没有辩解的余地。

    根据大字报内容,我们判断第二、三家肯定就是林诚和郑立国的家了。我们发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象初世秋那样悄无声息地溜进了第三个家门。

    一种压抑、怜悯、甚至有些不平的忿然心绪,悄悄地爬上我的心头。

    “毛主席号召整风要和风细雨,大字报这么一轰,这些人日后怎么工作?”我小声和大赵说:“你看到了么?连那十几岁的小孩都感到无地自容。”

    “现在的形势看来要大事不好。”大赵也没有更多的话。以往,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东西南北,无所不谈,走一道说一道。这会儿,一直到吃完饭回到办公室,人们相对无言。

    报纸开始刊登正面文章,反击右派言论。

    “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现在整版都在发表工农代表的文章。当时这些人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大都由我们记者秉着领导意图,下去组织安排代笔整理。

    为了批驳那位农艺师傅荣宝关于农业合作社搞早了搞糟了的谬论,领导决定派我去郊区“长春社”访问那位老主任。

    “长春社”是北新市郊办得较早较好的一个蔬菜社。它位于北新市的东北角,正是我第一次“首部作品作”所写的北新露天矿的东邻。也是我第一次下乡采访《三个蒙族姑娘》的岗岗乡。

    已是立秋时分,太阳仍是火辣辣的灼人,新北露天排矸道,远望似火焰般地蒸腾着一股股热浪,夹杂着煤区自燃的略带硫磺呛人的烟气,简直薰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条可通马车的两三米宽的土道,由于长年累月车压马蹬和雨后行车留下的深深辙痕,使本就坎坷不平的道路显得愈发难走。

    道上黄黑混合的浮土早把凉鞋内的白袜子罩上厚厚的一层土,我已经管不了这许多,但还是尽量选择道边走去。干热的气焰令人窒息,喉咙早已干渴得几乎没有唾液可往下咽。“望梅止渴”的故事也不再具有效力。“胜利,就在于坚持一下之中。”我想起毛主席的这句箴言倒欣赏有这样的机会锻炼自己。

    “老乡,到长春社还有多远?”迎面过来一辆马车。上次来时,是农林局的一位同志陪同下乡的,当时正好赶上有辆马车同路,坐在车上也忘记路的远近了。

    “五六里地吧。”车老板答道。过去听说农村的道特禁走。十来里地走了40多分钟,问问还有五六里地,再走20分钟,问问还有四五里地。

    “借辆自行车就好了。”我这才后悔见到矿的宣传干事小王时,拒绝了他们借我一台自行车的好意。我的性格不愿意给人添麻烦。

    一路几乎很少人家,远远望去终于看到村头那个供销社的红砖房子。干渴无奈中到底盼来了希望。我无意中加快了步伐。

    “买一瓶汽水。”我简直有些急不可耐。我平常不愿意喝汽水,受不了那股苏打的呛人气味。但人生地不熟,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讨开水喝。所以,当那位约莫50左右岁的售货员给我启开瓶盖,看到我这个陌生人,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时,我没顾得回答,一口气咕嘟咕嘟喝下好几口,随着打了两个嗝之后,这才喘了一口气,回答老者的问话:

    “从市里报社来……想……想采访你们陶加布主任。”

    “嗬!是孔记者呀。我低头整理货物,没注意看是您来啦。”右边卖布匹的栏柜后边站着位年轻姑娘,我一看有些面熟:“您是——”

    “我是陶玲呀!”

    “噢,陶玲。”我的记忆力很糟。她是前年我采访过的《三个蒙族姑娘》中的大姐姐,陶加布主任的大女儿。两年不见,那时的青春少女,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陶玲自我介绍说,她是几个月前才调商店来工作的,她的那两位女友,一个在小学幼儿园,一个在社里当会计。她突然想起我是采访她爸来的,急忙用蒙语滴里嘟噜对那位老者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对我说:“孔记者,我领你找我爸去,要不过一会儿我爸有事走了,就难得找了。”我的渴劲还没缓过来,但剩下的半瓶汽水却怎么也喝不下去了。苏打在胃里产生的气体,还在冲击我的喉咙。我付完钱,跟着陶玲走出门市部,径直朝社办公室走来。

    陶玲比两年前长高了许多,人也长得丰满起来。一张娃娃脸黑里透红,充溢着农村青年健美、洒脱之气。

    “您有两年多没上咱们这儿来了。”陶玲落落大方:“我和小英有几次去市里,路过你们报社,想去看看你,坐一坐,可又觉得没啥事儿,门口转了两圈,寻思别打扰了,到底没敢进去……”

    “那有什么呀!下次只管来好了。报社总有人来,送稿的,访问的,还有就是下乡、下矿采访时认识的。”

    陶玲领我进得屋来,陶主任忙上前来和我握手。陶玲用蒙语和他爸说了几句什么,又来到窗前那张放着一落落帐本的办公桌上,用手搂着那位正低头结帐的姑娘的肩膀。我这才看清她就是那《三个蒙族姑娘》中的妹妹马小英。

    “孔记者来了。”长得比较秀气的小英,一脸腼腆神态,说完脸也红起来。

    我和陶主任随便唠了几句家常。我们见面机会稍多一些,市里的三级干部会和农林局或郊区区委会开的一些会,我们有时候都有机会面晤。

    陶主任抓了一把红茶,在掌心中用两手揉成碎面,扔进屋外炉子上正沸着的大底洋铁壶里,开了两开,便提了进来。

    “来碗酽酽的。”陶主任给我倒了一碗,茶酽得象酱油,能挂碗。这可说是蒙古族人的一种嗜好。

    办公室里北面是炕,南面有几张办公桌。我们盘腿坐在炕上。

    谈话开始进入正题,我拿出登有傅荣宝发言的报纸。大致转述了傅的观点和市里的部署。陶便说了起来。

    “这位农艺师人是好人,技术上在市里来说可是一流的,但这人好瞎说实话,越是有领导在,越好提个意见,有时当面给你直罗锅。他讲的那些问题,虽然都有,但结论不对头。啥叫早啥叫糟?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有缺点克服就是了……”

    陶主任接着向我介绍了成立农业社几年来,粮食亩产虽比互助组低了一点,但蔬菜种植面积在逐年扩大,总产量逐年提高,社员收入也有增加。

    “就说这马小英吧,她爹过去是给地主扛活的,祖祖辈辈就没有出过读书人,解放后才翻了身有了书读,现在在农业社当会计,如果不是毛主席指引的幸福路,她会有今天吗!”

    陶主任谈得很好。多年的干部生涯,他知道领导要什么,报社、电台记者想听什么。

    我重又核对了几个数字和人名,这时陶玲告诉他爸,家里午饭已准备好,让我们过去吃饭。

    到农村采访吃顿饭用不着客气,而且我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来到主任家,那是第三排倒数第二趟房。北方农村盖房不象南方讲风水,大家依顺序前后左右象棋盘一般盖得井然有序,所以即使农村也称前街后街。

    眼前仍是那熟悉的景象。几根不规则的圆木和板皮钉就的院门,院子不小,中间一条路通正门,两边种有大葱、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厕所与猪圈分别在房屋东西两侧。北方平房结构大同小异,进门大都是厨房,两边各有两间。南面都是炕,北面靠墙一溜放箱柜,粮食杂物都放在墙角边。

    主任老伴早已把饭做好,菜也放在桌上,正用手驱赶着大群的苍蝇。

    “快坐下吃吧。”大娘招呼着:“一到立秋,蝇子粘到菜饭上,轰都轰不走。”大娘边说边用筷子拨去那只贪吃不要命而牺牲在热汤中的苍蝇。

    我要了一小碗小米水饭和一个刚出锅的苞米面大饼子。大饼子发得暄腾,金黄色的锅巴散发出阵阵香气,吃起来又酥又甜。我本来不吃大葱沾酱的,也许为了体现和工农打成一片吧,也顺手拿了一根生葱沾上酱,机械地嚼着。

    “吃鸡蛋,吃鸡蛋。”主任给我夹过一大块煎鸡蛋:“农村不象城里,拿不出啥菜招待你们。”

    “小米水饭,咸盐豆,这就挺好。”也许早晨吃得少,又走了那些路,确实饿了,这顿饭我真吃得挺香。

    吃过午饭,主任看我走着来的,非得安排辆马车送我回招待所,说供销社有货要捎回来。我也就告别他们一家跟着马车回来了。

    “《谁说农业合作社搞早了,搞糟了?请到长春社看看!》”坐在马车上,和赶车老板唠了几句家常,我便开始打腹稿,构思这篇访问记的标题。

    “《啥叫早,啥叫糟?长春社主任说:不!》”我对比着选择哪个标题更精练、有力。

    回到招待所,铺开稿纸,我便开始埋下头来写。晚饭后,我没象往常那样出去散步。几年来的记者生涯,已经养成这样习惯:稿子不出手,那会寝食不安的。

    稿子终于写完了,看看已快到熄灯时间,打了盆水到卫生间擦了澡,躺在床上又将初稿看了一遍,这才满意地合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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