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雪（二）除夕之夜
“周立波是你们‘邻居’——”组长说：“他原籍是挨着你们广东的，湖南益阳人，20岁入上海大学，并开始写作，24岁因参加党领导的罢工运动被捕，蹲了两年多的监狱。”组长的记忆力出奇地好：“他出狱后入党，抗日开始当记者、编辑，1946年到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他的《暴风骤雨》就是写的这段生活的体验。你看那北方农村生活写得多生动、细腻，书中人物的对话，北方民间词汇多丰富，你看得出作者是南方人吗？”
我无言以对。
是的，工人出身的二赵，过去下去采访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鲜事，回来就宣传有“世界意义”，过去我们只把他观察问题上的肤浅，当做笑谈，而没从另一个方面发现他在语言表达或其它方面的长处。
我们的组长，就是这样，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方，指出你的要害，把正你的方向，令你心服口服。
编辑部钻研业务切磋技艺的空气很浓。同事们间关系也颇单纯，谁若能够指出自己作品中的某些不足，他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党团生活会上，大家可以因某些事情上的不同看法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中午晚上在机关食堂吃饭，人们又凑在一起会上餐了。
那时，除了汪总编年近四十，那些组长与我们这些编辑、记者、抄报员、收发员，都不过二十四五。夏天一起去游泳池游泳，周末晚上去舞厅跳交谊舞，冬天结伙到溜冰场溜冰，晚饭后甚至一块儿散步。说笑打闹，不分你我，十分融洽，极少隔阂。
除夕之夜
“庆芳、李斌，过几天就春节了，你们和钦华也打个招呼，年三十你们仨就上咱家吃饺子去！”
说这话的是我们经济生活组的记者王明。王明是蒙古族人，性格豪爽，为人热情，读书成癖，文笔犀利。大家很少叫他王明而戏称他“博古”，其间自然有夸他知识面广这层褒义。
“这样吧，”站在王明一旁的读者来信组的编辑李祥说：“你们仨除夕去博古家吃饺子，初一到俺们家逮饭。年三十晚墨黑墨黑的，也没有月亮，就别回独身宿舍住了。博古家若住不开，俺们两家分开住。反正俺们两家紧挨着。”李祥是大连人，他管咱们叫俺们，吃饭叫“逮饭”。
还没等我们发表意见，王明便说：“就这样定妥吧！到时你们仨一起来，可不再去请你们啦，听见没有？”
我和李斌“嗯呐”一声，算是答应。
王明比我们大两岁，比我也高出一头，走在一起，他总爱把他那粗实的大手搭在我肩上，这使我想起孩提时与二哥一起放牛和离开宁城时二哥与我一起逛街的情景，让我感到异常的亲切与温暖。有时我和王明一起出去采访，晚上回来过了食堂开饭时间，他也拉着我到他家去吃。
“今晚就到咱家吃点咸鸭蛋、小米水饭吧。”王明说。
小米水饭在南方是吃不着的。过去我母亲在山上也种一种叫‘鸭爪粟’的谷子。但山里人不知道怎样吃法，没想到那么小粒的杂粮，也要象加工稻谷那样去皮去糠，所以连皮带糠磨成了面，虽经筛子筛过，可吃起来还是又粗又涩。因此在我们老家一提起北方吃高粮、粟子，觉得那是很苦的事。其实吃小米水饭时那股清香、解渴、吞咽时的痛快淋漓劲，对于没有尝过的南方人来说，是很难体会个中滋味的。
“今天可没煮小米水饭。”当我们来到王明家时，王明的爱人王婷大姐说。
“就吃倭瓜、土豆闷猪肉吧！”王姐知道我爱吃这“北方农村家常菜”。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盘腿坐在炕上。火炕，我也是到北方后才真正有了体验。在南方老家，当我听到南下大军中留在寨子里工作的高乡长，说起火炕是底下烧火，上面住人，大家寻思还不得把人烙成萝卜干了啊！眼见为实，尤其冬季，外出归来往炕头上一坐，屁股底下暖乎乎的，那才真叫享受！
炕桌早已摆上大葱、大酱、萝卜块，大家盘腿围坐一圈。大葱沾酱我极少吃的，吃过几次辣得鼻子里往外冒辣气，从此就很少问津了；生萝卜块沾酱有时倒吃上几块，但也觉得不如南方腌的酸辣萝卜好吃。我看着他们吃大葱、萝卜块沾酱吃得咯吱咯吱怪有滋味的，自己却各取所需地吃起倭瓜、土豆焖猪肉来。倭瓜，学名南瓜，在我们南方山寨管它叫番葡。土豆学名叫马铃薯，大跃进之后我们南方老家才有种的。
“倭瓜土豆一甜一咸，互相争味能好吃么？”我当时这么想。但送进嘴里感到味道满不错。以至几十年后一到秋季南瓜土豆上市时，这道菜便成了我家的传统菜目之一。
“小芳，你父母在南方，在这还没成家，没事就来咱们家串门。”王姐对我说：“你来了咱也不把你当客待，就像咱的大兄弟，遇上什么吃什么呗！”
“这样最好了。”我说：“有时上别的同事家，客客气气，一弄吃的忙活半天，我倒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了。”
王婷大姐在医院当护士，为人热情、朴实，心肠极好。有次当我盘腿在炕上吃饭时，她发现我穿的袜子后跟磨出个小洞，忙拿了一双王明的袜子给我换上。
“咱这有缝纫机，一会儿就把袜子扎上了。”她用剪子把袜底中间豁开，将它翻上去加固袜帮，另找几层旧布扎成袜底，穿起来结实暖和。自此，王明常奉王姐之“命”，看我床头叠放的衣服、袜子，稍有破损，便不言声拿走了，待过些日子，又将缝补好的衣物，整齐放还原处。床单旧了，没等破，王嫂将中间剪开，两头对接缝上，一条顶两条使，又省钱又美观。
王姐比王明大两岁，这是北方父辈们觉得这样儿媳会当家，早生贵子。所以，编辑部已婚的北方同志好多也是女大于男，这和我们南方风俗有异。王姐没有辜负老王家的愿望，在王明17岁那年便给老王家生下个“千斤”，过了两年又添一男孩。
“一共一吨半”——这是王明回答别人问他有几个孩子时的诙谐语言。王明的女孩叫玲玲，已经4周岁，长得活泼可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睫毛乌黑且长，双眼皮，眼窝略深有点象我在发电厂公寓里采访苏联专家看到的他们的孩子。我妈妈没有给我留下姐姐妹妹，所以见了玲玲我特别喜欢。
“玲玲，叔给你糖块吃。”开初，星期假日，我上王明家去，玲玲还有些怯生生地躲着我，后来渐渐熟了，也就喜欢跟着我玩，甚至一旦我要离开她时，还不免拽着我的衣角不放，掉上几滴眼泪。
我和玲玲玩熟了，有时便领她一起去看电影，去北山公园赏花，逛百货商店。我还抱着玲玲一起照相。玲玲很懂事，在家帮助爹妈照看弟弟，吃的玩的让着弟弟，想方设法让弟弟高兴，从不让弟弟受委屈。
王明夫妇对我如同家人，所以我有时隔几个星期不去，心里就老觉着缺点什么似的。因此，当王明提出年三十到他家吃饺子时，我也就用不着推辞、客气了。
“钦华，明天就除夕了，咱仨上王明家去，除了买点水果、糕点，可不知还有什么规矩不？”
“北方风俗我也不懂，向老同志打听打听。”钦华道：“不过，我觉得一般都是老人面前礼多。古人讲过，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王明家老人在农村，家里就王明和王嫂，都是青年人，大概不一定讲太多的规矩。”
我俩都同意钦华的分析。他毕竟比我和李斌大几岁，又当过几年老师，礼仪各方面比我们懂得多，和他一起去作客，我俩心里好象有了些底儿，仿佛多了一座靠山。
当然，钦华一个最大毛病，是好耍点小聪明，好占人家点便宜。一起到食堂同桌吃饭，他能吃肥肉，却先把瘦肉吃光，再一个人慢慢地品尝肥肉。到买饭时，有时也许他真忘记带餐券，跟别人借完却老“忘记”还，上街一块买东西吃，他总是站在别人后面，看人家付完钱时，他才假装说：“嘿，我这有零钱嘛！”
这一次去王明和李祥家，李斌看我买四包糕点，他就抢着去旁边柜台买了四瓶酒。等我俩付完钱，钦华却说，你们两位小鬼都争着买了，我还买啥？
李斌早知道钦华好耍这一套，听了他这番话，也就乘势说：“那你就买两袋桔子或苹果呗！”说完向我眨眨眼睛，笑了。
“对，对，对！买几斤桔子吧，按咱们客家人风俗：过年大吉大利！”钦华表示赞同，第一次显得那么大方、慷慨，但他刚来到卖水果的柜台前，却两手一拍上下衣口袋：“喔唷！真该死！这回还真忘了带钱包！”
钦华这套却骗不过李斌的眼睛，李斌寻思反正我们都是熟人，也就不顾钦华脸面，上前一拍钦华屁股上鼓鼓的裤兜：“你真健忘，钱包不是装在这儿么！”
钦华却丝毫不感到尴尬，他把头一抬，眼睛向上一翻：“你看，人老啰，忘性大！”
女售货员称完桔子，我们等钦华付了钱，李斌还暗暗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诡秘地笑了笑。我们便信步往王明、李祥家走去。
住宅里不少人家都已贴上了对联，时不时还稀稀落落地响起鞭炮声，好一幅除夕的热闹景象。
王明家就要到了。尽管这个家的门槛我没少进进出出，但当我们第一次被邀到北方同志家过除夕时，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紧张和不安。连见了面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好也不托底。
“哎唷，都在贴对联呢！”钦华一看王明和李祥夫妇都在各自家门口忙着，首先说道：“提前给你们两位大哥大嫂拜年来了。”说着，我们把几包东西和酒、水果分别递给了两家大嫂。悬在我心里的紧张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我们先到李祥家坐了坐，然后便来到王明家。
“这是我老妹妹小娟。”王明向我们介绍道：“她在老家高中刚毕业。”
我虽然多次来王明家，但还是第一次看到小娟。她长得细高挑儿，眉清目秀，梳两条小辫，和王明的小玲玲长的一样俊俏，胸脯已开始有些丰满。小娟不知有什么地方长得有些象我的童养媳阿珍。嘴角上的两个小酒窝特别迷人。阿珍自从上了两年夜校后，曾给我学着写过几封短信，我也一直给她回信，但后来不知为何看不到她来信了。阿爸也未提起。
“孔叔，都说我长得象我老姑，你说是吗？”玲玲问我。
“象，真挺象呢！”我立刻回到现实中来，并由此理会出北方人管最小的妹妹或最小的姑姑叫老妹、老姑、老姨。
“嗳！你们不是很想学学包饺子吗？”王明招呼我们：“这回跟你大嫂学。学费嘛，就一律免了。”王明一番话，把我们原来的拘谨感消除了。
“我们怕包不好。”想起南方客家风俗。想起钦华说过的“入门而问讳”，我不免仍有余虑。
“包不好没有关系，一遍生两遍熟嘛！”王嫂说。
“这可是除夕啊，不会有什么忌讳吧？”我终于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嘿呀，没有那些说道呀。”王嫂把揉好的面，用手一揪一个、一揪一个，间或发出脆响，我们也想试试，却难练这份功夫。王嫂接着拿一点面粉均匀地撒在揪出的一堆小面团上，双手轻按面团那么转了几转，一个个就都成了白圆球了。然后左手拿面团，右手握擀面杖，边擀边转，一会儿一个个圆圆的、薄薄的、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制出的白白的饺子皮便出来了。
看王嫂擀饺子皮这么容易，我也大胆的拿起擀面杖试了试。这一试可就让玲玲笑起来了。
“爸！你看我孔叔擀的——不是沾擀面杖上，就是圆不圆、扁不扁的。还不如老姑擀的好呢！”
“挺好。”王明说：“这叫多样化，有特点、有个性。”
我们学着包出的饺子就更惹人笑了：我包的饺子漏了汤；李斌包的饺子象合子，放到盖簾上立不起来，用玲玲的话来说，就是“我李叔包的饺子在睡觉呢！”
钦华到底比我们大几岁，包的饺子被王嫂打了80分。
王嫂问起我们南方客家人过年的习俗，我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起来。
说话间我无意中讲到和北方人过年家家包饺子一样，客家人可能出于很少吃面食，除夕、端午、中秋则家家酿豆腐。据说酿豆腐即是由包饺子这一习俗演变而来。
酿豆腐就是象包饺子那样，把豆腐切成小长方块，中间夹个小口，将肉馅夹到豆腐块中用文火炖熟。王明听了，觉得挺新鲜。他说：“肉馅和豆腐都是现成的，今年咱们就过一个南北合办的团圆年。”
这样，除夕之夜的年饭，除了饺子和鱼、肉外，又多了一个南方菜：酿豆腐。
“嗳！豆腐饺子还挺好吃呢！”玲玲第一个品尝后便夹着酿豆腐去喂弟弟。她没记住这叫酿豆腐而给它取名豆腐饺子。
王嫂原来觉得这和豆腐焖肉不是一样吗？但细细品味之后，因为肉馅中加了葱末和少许的姜，肉馅与豆腐鲜味互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她就势装了一盘，给隔壁的李祥夫妇送去，让他们一家也尝尝南菜风味。
来北方生活几年了，头一次在除夕吃到家乡风味的酿豆腐，心里很是高兴。但大家围着炕桌吃饭时，不知怎么凑巧赶上我和小娟挨着坐。尽管我在周末和欧阳芬也没少在一起跳过舞，看过电影，却还从未和生疏姑娘挨得这么近吃过饭啊。我甚至被挤得都可以闻到她的发香，腿和腿都碰到一起了。我本来显得有些拘谨，坐我一旁的李斌这淘气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用他的膝盖碰了我一下，我看看他，他看看我，谁也没说什么，我却紧张得脸发烫，光顾吃饭而忘了仔细品品酿豆腐的味道。以致饭后王明问我这顿酿豆腐比照南方家乡做的滋味如何时，我只得机械地回答说“挺好，挺好”，而不知王明是否发现我那时的窘态。
吃过团圆饭之后，李祥一家也过来一起热闹。那时王明家买了台收音机，一般家庭还很少有这新鲜玩艺儿。所以大家边听“戏匣子”边玩扑克。新凤霞的《刘巧儿》和郎咸芬的《李二嫂改嫁》，以及东北的秧歌调、二人转，为节日增添了愉悦气氛。
不觉到了午夜，墙上的挂钟响了十二下，按北方风俗，全家人都要吃几个饺子，这使我们感到很新鲜。饺子与交子（时）谐音，也许这就是北方迎春午夜吃饺子形成的一个缘由。吃饺子前家家鸣放鞭炮、烟花。玲玲还和小娟放了几个类似南方“火箭”的“钻天猴”，不同的是“火箭”在夜空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火龙般尾巴升上天空，而“钻天猴”却只会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北方除夕之夜的做法，和南方客家风俗选在一年中第一天的子时打开大门，在门上贴“开门大吉”，然后在厅堂、灶堂、大门点上红蜡烛，焚香礼拜、放鞭炮、放烟花差不多。王嫂讲起北方农村有钱人家有这样那样的讲究，解放后，城里人已没有那些老规矩了。
爸爸、妈妈：
全家新春好！
今年春节我是在好几个北方同志家度过的。北方同志普遍耿直、厚道，和我们客家人一样的热情好客……
我已经基本适应了北方生活。北方的冬季确实比南方冷，但室内有采暖设备，不象南方那样屋里屋外一般冷。所以居住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从我寄给爸妈的照片看，爸妈也可以看出你们的儿子这几年在北方已经长高长胖了不少……
我没忘二哥临别时的嘱咐，给阿爸阿妈写拜年信。
日子飞快地过着，时间已经进入1955年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掀起一个浪潮。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本着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关于合作化运动可以大发展的精神，分头到农村去报道一些办得早、办得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
“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我们不少人都旗帜鲜明地以毛主席的这些话在文章中这样提出问题：“合作社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有些人却还说不能，这都叫右倾。”“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主席说。
为了贯彻毛主席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一精神，我们遵照上级指示，连续发表了好些专版，去宣传山区、平原、丘陵、河沿、城郊的大田和蔬菜等各种各样搞得好的农业社的典型。受到市委的表扬。1955年冬，经过大反右倾的结果，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据云发展到124万多个，比照中央预计1957年争取发展到80万个的计划，提前两年还超出三分之一多。结果第二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一次会议上的精神，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重注意这种“急躁冒进的偏向”。可不久又传来消息：这篇本着中央工作会议决议精神写的社论，连同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都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他们犯了右倾错误。
不断地反右倾终于获得伟大胜利，毛主席原定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户争取发展到20％左右的计划。到1955年12月27日，毛主席便估计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快速得简直有点难以想象了。
可是，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在吹泠风。
当时有的人认为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快，怕搞不好。有一次，主管报纸的市委副书记从省城回来给我们新闻工作者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专门批评了这种泄气干部，甚至点了农业部长廖鲁言什么人的名。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化不行，长不了……”毛主席还指出：“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我想起毛主席写的考察报告，十分佩服毛主席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总是能够从阶级观点高瞻远瞩，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理。对于这些泄气派、反对派，这么点点他们，真有打蛇打“七寸”的神效，看谁还敢替他地主老太爷说话！
果然，毛主席这么一点，那些成分高、出身不太好的干部，一个个都老实了，很少有人敢出来说三道四。我们于是又进一步本着主席指示，针锋相对地“大讲合作化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卫护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
想想那时的我们，还真有点“左”得可爱！
后院起火
但是，不久却收到二哥从一个前所未闻的无名小镇，而不是松香厂寄来的一封令人不安的长信：
芳弟近好！
二哥从本月起已调龙川一个粮管所工作。在我面前摆着两份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一是关于我站在什么富农立场为家庭辩护、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另一份是关于纠正“左”的作法，恢复我家下中农成份的决定……
二哥接着讲到兄弟三人出来工作后，隔几月多少有些余钱孝敬父母，家庭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两年前，家乡适逢刮起一股土改复查整队风，说过去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搞土改有右倾思想，搞的是“和平土改”，南下大军接管后，于是来了次复查升级运动。原来给庆茂家当过长工、因斗地主表现积极，而一跃为农会副主任的阿寿，看我家生活如日中天，这次复查升级中，企图把我家从佃中农升级为富农。带几个民兵拿着封条封了我家谷仓，继而领着一批后生仔，挑走了仓中的所有稻谷。
“你们根据什么条件划我们家富农？你们懂不懂政策？”当时二哥因病在家休养，他看父母被吓得战战兢兢，便站在谷仓门口挡住去路。
“本人是农会副主任。”阿寿指着自己胸脯：“我不懂政策谁懂？”
“狗屁。老子参加革命时你还是地主的狗腿子！”二哥根本就没把阿寿放在眼里。
“好！你身为国家干部，破坏复查，污蔑农会干部，这帐咱们（阿寿从南下干部高乡长处学会一个‘咱们’）以后再算。来！现在咱们先把仓里的谷挑走再说。”硬是指挥几个后生把仓中稻谷挑个一空。
二哥事后找到南下大军留地方工作的高乡长，自己先检讨了当时态度不够冷静，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他不明白阿寿根据什么条件要分掉一个佃中农(即下中农)家庭的粮食，还要把我家升为富农？二哥问高乡长知道不知道阿寿过去一边哭穷一边上圩用粮食换猪肉，偷偷用茶壶装回家，粮食吃光了就向农会要救济或走东家串西家借粮不还这些众所周知的事。说总不能看到人家日子过好了，又来刮风。
“孔庆忠同志，说话要客观冷静。”高乡长提醒二哥：“复查升级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右倾做法。而不是某某的个人行为。你家土改前6口人，种有4亩地，耕地超出人均半亩，还雇有两个长工，划为富农已是就低不就高。”
“完全不是那般子事。”二哥和高乡长算开了细账：“我父母亲、三兄弟、三个童养媳，8口人四亩地正好是寨子里的人均数，但其中一半是租种祖上的田。”二哥如数家珍：“伯公树下半亩，长坑七分，塘尾九分，都是租的祖上的田。所以土改时定我家为佃中农，是完全合乎政策的。至于童养媳，客家山寨可以说家家都有。总不能因为颁布新婚姻法后，有的离了婚，有的没结婚另嫁了人，就算作长工。”二哥的话高乡长自然明白，复查前二嫂与二哥办了离婚手续，我的童养媳阿珍也与庆棠结了婚。庆棠原是我小学同学，现在已是我们合作社第二大组的组长。
高乡长用南北兼有的生硬口语解释说：“咱们根据的是结了婚或仍在家居住的，算作家庭成员；否则一概的论作雇工。”
二哥不能同意高乡长这种解释，反驳道：“那么，复查以后童养媳还允许不允许离婚？若出现离婚，贫农是否升中农，中农是否还升富农？”二哥嘴角微微带笑，轻蔑地哼了一声。高乡长早已听出弦外之音。
“用不着讽刺挖苦。”高乡长明知理亏，严肃起来，对二哥道：“孔庆忠同志！你我都是党员哩，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不要站在富农立场信口开河！”
“谁站在富农立场？”二哥质问道：“随便拿党的政策开玩笑、随心所欲的才是信口开河！”
“你说谁随心所欲？”高乡长两手掐腰，质问道。
“谁乱解释政策，谁就是随心所欲。”二哥也不示弱。
“我就这样‘随心所欲’了，”高乡长也失去冷静：“你有意见可以到县上去告。”
“那谁也挡不住。”
“你告你的好了！”
两人不欢而散。各自的意见不久也转到了各自不同部门。高乡长关于二哥站在富农立场，污蔑、辱骂村干部，为家庭辩护破坏复查的信件，盖上农会公章反映到二哥所在的平原县委组织部门后，该县委有关部门自然相信农会组织而不会相信个人，对二哥作出党内警告、撤销厂长职务，另行安排工作的决定；二哥关于龙眼寨土改复查小组对自家搞错误升级的做法，反映到宁城土改复查领导小组后，复查办自然不会因童养媳离了婚便算作长工，后来也纠正了“左”的做法，恢复了我家佃中农成份。但令人回味的，却如二哥信中所说，他几乎同时接到这两份令他无法解释、自相矛盾的“决定”！
二哥：
来信收到。家里出现了这般事，让你费心劳神受委屈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们英明、伟大的党，到底还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我想起了我们青年团里组织大家学习《论党员修养》中，少奇同志说过的一番话：党员要做到能伸能屈，要能够为革命受委屈。
家里出了问题，我以为把实际情况冷静地向组织作一汇报，由组织去考虑，相信他们去研究处理，这是对的；但站在自己家庭的立场，和农会产生对立情绪，恐怕就不好了。组织给哥处分，或许正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依弟之见，吸取教训，个人受点委曲也就算了……
“为革命受委屈”是当时时兴的一句话，不少三反、五反、肃反中搞过了头的人，组织上就是用这句话代替赔礼道歉的。被整错的人监督使用，整错人的领导照样升迁，用不着负半点责任。
写完这信，正好星期天，我好久没去王明家了，也好久没见过小娟了。我又想起她那永远笑吟吟的样子，和那一对迷人的小酒窝。听王明提起，他已替小娟在市图书馆找到了工作。
来到王明家，我把信拿给王明看。王明现在不仅是作为好友，重要的是他已入党，又是我们团支部书记。每个团员一月半月向书记或支委如实汇报自己思想，或汇报自己周围同志的思想表现等等，这是那个时期一切进步青年靠近组织靠近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而且我正积极要求入党哩。我们党员必须做到襟怀坦白。
“喝杯茶吧！”小娟适逢在家，给我递过一杯茶来。
“谢谢。”我说。一边看着她姣好的身材：“今天没去图书馆上班么？”
“有点事儿没去。”小娟说：“你们唠吧。”说完，冲我甜甜一笑，踏着轻盈的步子进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你的看法很对。”王明看完我给二哥的信后，充分肯定了我信中看法。我很高兴自己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自己能够这样冷静客观地认识分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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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言以对。
是的，工人出身的二赵，过去下去采访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鲜事，回来就宣传有“世界意义”，过去我们只把他观察问题上的肤浅，当做笑谈，而没从另一个方面发现他在语言表达或其它方面的长处。
我们的组长，就是这样，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方，指出你的要害，把正你的方向，令你心服口服。
编辑部钻研业务切磋技艺的空气很浓。同事们间关系也颇单纯，谁若能够指出自己作品中的某些不足，他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党团生活会上，大家可以因某些事情上的不同看法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中午晚上在机关食堂吃饭，人们又凑在一起会上餐了。
那时，除了汪总编年近四十，那些组长与我们这些编辑、记者、抄报员、收发员，都不过二十四五。夏天一起去游泳池游泳，周末晚上去舞厅跳交谊舞，冬天结伙到溜冰场溜冰，晚饭后甚至一块儿散步。说笑打闹，不分你我，十分融洽，极少隔阂。
除夕之夜
“庆芳、李斌，过几天就春节了，你们和钦华也打个招呼，年三十你们仨就上咱家吃饺子去！”
说这话的是我们经济生活组的记者王明。王明是蒙古族人，性格豪爽，为人热情，读书成癖，文笔犀利。大家很少叫他王明而戏称他“博古”，其间自然有夸他知识面广这层褒义。
“这样吧，”站在王明一旁的读者来信组的编辑李祥说：“你们仨除夕去博古家吃饺子，初一到俺们家逮饭。年三十晚墨黑墨黑的，也没有月亮，就别回独身宿舍住了。博古家若住不开，俺们两家分开住。反正俺们两家紧挨着。”李祥是大连人，他管咱们叫俺们，吃饭叫“逮饭”。
还没等我们发表意见，王明便说：“就这样定妥吧！到时你们仨一起来，可不再去请你们啦，听见没有？”
我和李斌“嗯呐”一声，算是答应。
王明比我们大两岁，比我也高出一头，走在一起，他总爱把他那粗实的大手搭在我肩上，这使我想起孩提时与二哥一起放牛和离开宁城时二哥与我一起逛街的情景，让我感到异常的亲切与温暖。有时我和王明一起出去采访，晚上回来过了食堂开饭时间，他也拉着我到他家去吃。
“今晚就到咱家吃点咸鸭蛋、小米水饭吧。”王明说。
小米水饭在南方是吃不着的。过去我母亲在山上也种一种叫‘鸭爪粟’的谷子。但山里人不知道怎样吃法，没想到那么小粒的杂粮，也要象加工稻谷那样去皮去糠，所以连皮带糠磨成了面，虽经筛子筛过，可吃起来还是又粗又涩。因此在我们老家一提起北方吃高粮、粟子，觉得那是很苦的事。其实吃小米水饭时那股清香、解渴、吞咽时的痛快淋漓劲，对于没有尝过的南方人来说，是很难体会个中滋味的。
“今天可没煮小米水饭。”当我们来到王明家时，王明的爱人王婷大姐说。
“就吃倭瓜、土豆闷猪肉吧！”王姐知道我爱吃这“北方农村家常菜”。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盘腿坐在炕上。火炕，我也是到北方后才真正有了体验。在南方老家，当我听到南下大军中留在寨子里工作的高乡长，说起火炕是底下烧火，上面住人，大家寻思还不得把人烙成萝卜干了啊！眼见为实，尤其冬季，外出归来往炕头上一坐，屁股底下暖乎乎的，那才真叫享受！
炕桌早已摆上大葱、大酱、萝卜块，大家盘腿围坐一圈。大葱沾酱我极少吃的，吃过几次辣得鼻子里往外冒辣气，从此就很少问津了；生萝卜块沾酱有时倒吃上几块，但也觉得不如南方腌的酸辣萝卜好吃。我看着他们吃大葱、萝卜块沾酱吃得咯吱咯吱怪有滋味的，自己却各取所需地吃起倭瓜、土豆焖猪肉来。倭瓜，学名南瓜，在我们南方山寨管它叫番葡。土豆学名叫马铃薯，大跃进之后我们南方老家才有种的。
“倭瓜土豆一甜一咸，互相争味能好吃么？”我当时这么想。但送进嘴里感到味道满不错。以至几十年后一到秋季南瓜土豆上市时，这道菜便成了我家的传统菜目之一。
“小芳，你父母在南方，在这还没成家，没事就来咱们家串门。”王姐对我说：“你来了咱也不把你当客待，就像咱的大兄弟，遇上什么吃什么呗！”
“这样最好了。”我说：“有时上别的同事家，客客气气，一弄吃的忙活半天，我倒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了。”
王婷大姐在医院当护士，为人热情、朴实，心肠极好。有次当我盘腿在炕上吃饭时，她发现我穿的袜子后跟磨出个小洞，忙拿了一双王明的袜子给我换上。
“咱这有缝纫机，一会儿就把袜子扎上了。”她用剪子把袜底中间豁开，将它翻上去加固袜帮，另找几层旧布扎成袜底，穿起来结实暖和。自此，王明常奉王姐之“命”，看我床头叠放的衣服、袜子，稍有破损，便不言声拿走了，待过些日子，又将缝补好的衣物，整齐放还原处。床单旧了，没等破，王嫂将中间剪开，两头对接缝上，一条顶两条使，又省钱又美观。
王姐比王明大两岁，这是北方父辈们觉得这样儿媳会当家，早生贵子。所以，编辑部已婚的北方同志好多也是女大于男，这和我们南方风俗有异。王姐没有辜负老王家的愿望，在王明17岁那年便给老王家生下个“千斤”，过了两年又添一男孩。
“一共一吨半”——这是王明回答别人问他有几个孩子时的诙谐语言。王明的女孩叫玲玲，已经4周岁，长得活泼可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睫毛乌黑且长，双眼皮，眼窝略深有点象我在发电厂公寓里采访苏联专家看到的他们的孩子。我妈妈没有给我留下姐姐妹妹，所以见了玲玲我特别喜欢。
“玲玲，叔给你糖块吃。”开初，星期假日，我上王明家去，玲玲还有些怯生生地躲着我，后来渐渐熟了，也就喜欢跟着我玩，甚至一旦我要离开她时，还不免拽着我的衣角不放，掉上几滴眼泪。
我和玲玲玩熟了，有时便领她一起去看电影，去北山公园赏花，逛百货商店。我还抱着玲玲一起照相。玲玲很懂事，在家帮助爹妈照看弟弟，吃的玩的让着弟弟，想方设法让弟弟高兴，从不让弟弟受委屈。
王明夫妇对我如同家人，所以我有时隔几个星期不去，心里就老觉着缺点什么似的。因此，当王明提出年三十到他家吃饺子时，我也就用不着推辞、客气了。
“钦华，明天就除夕了，咱仨上王明家去，除了买点水果、糕点，可不知还有什么规矩不？”
“北方风俗我也不懂，向老同志打听打听。”钦华道：“不过，我觉得一般都是老人面前礼多。古人讲过，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王明家老人在农村，家里就王明和王嫂，都是青年人，大概不一定讲太多的规矩。”
我俩都同意钦华的分析。他毕竟比我和李斌大几岁，又当过几年老师，礼仪各方面比我们懂得多，和他一起去作客，我俩心里好象有了些底儿，仿佛多了一座靠山。
当然，钦华一个最大毛病，是好耍点小聪明，好占人家点便宜。一起到食堂同桌吃饭，他能吃肥肉，却先把瘦肉吃光，再一个人慢慢地品尝肥肉。到买饭时，有时也许他真忘记带餐券，跟别人借完却老“忘记”还，上街一块买东西吃，他总是站在别人后面，看人家付完钱时，他才假装说：“嘿，我这有零钱嘛！”
这一次去王明和李祥家，李斌看我买四包糕点，他就抢着去旁边柜台买了四瓶酒。等我俩付完钱，钦华却说，你们两位小鬼都争着买了，我还买啥？
李斌早知道钦华好耍这一套，听了他这番话，也就乘势说：“那你就买两袋桔子或苹果呗！”说完向我眨眨眼睛，笑了。
“对，对，对！买几斤桔子吧，按咱们客家人风俗：过年大吉大利！”钦华表示赞同，第一次显得那么大方、慷慨，但他刚来到卖水果的柜台前，却两手一拍上下衣口袋：“喔唷！真该死！这回还真忘了带钱包！”
钦华这套却骗不过李斌的眼睛，李斌寻思反正我们都是熟人，也就不顾钦华脸面，上前一拍钦华屁股上鼓鼓的裤兜：“你真健忘，钱包不是装在这儿么！”
钦华却丝毫不感到尴尬，他把头一抬，眼睛向上一翻：“你看，人老啰，忘性大！”
女售货员称完桔子，我们等钦华付了钱，李斌还暗暗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诡秘地笑了笑。我们便信步往王明、李祥家走去。
住宅里不少人家都已贴上了对联，时不时还稀稀落落地响起鞭炮声，好一幅除夕的热闹景象。
王明家就要到了。尽管这个家的门槛我没少进进出出，但当我们第一次被邀到北方同志家过除夕时，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紧张和不安。连见了面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好也不托底。
“哎唷，都在贴对联呢！”钦华一看王明和李祥夫妇都在各自家门口忙着，首先说道：“提前给你们两位大哥大嫂拜年来了。”说着，我们把几包东西和酒、水果分别递给了两家大嫂。悬在我心里的紧张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我们先到李祥家坐了坐，然后便来到王明家。
“这是我老妹妹小娟。”王明向我们介绍道：“她在老家高中刚毕业。”
我虽然多次来王明家，但还是第一次看到小娟。她长得细高挑儿，眉清目秀，梳两条小辫，和王明的小玲玲长的一样俊俏，胸脯已开始有些丰满。小娟不知有什么地方长得有些象我的童养媳阿珍。嘴角上的两个小酒窝特别迷人。阿珍自从上了两年夜校后，曾给我学着写过几封短信，我也一直给她回信，但后来不知为何看不到她来信了。阿爸也未提起。
“孔叔，都说我长得象我老姑，你说是吗？”玲玲问我。
“象，真挺象呢！”我立刻回到现实中来，并由此理会出北方人管最小的妹妹或最小的姑姑叫老妹、老姑、老姨。
“嗳！你们不是很想学学包饺子吗？”王明招呼我们：“这回跟你大嫂学。学费嘛，就一律免了。”王明一番话，把我们原来的拘谨感消除了。
“我们怕包不好。”想起南方客家风俗。想起钦华说过的“入门而问讳”，我不免仍有余虑。
“包不好没有关系，一遍生两遍熟嘛！”王嫂说。
“这可是除夕啊，不会有什么忌讳吧？”我终于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嘿呀，没有那些说道呀。”王嫂把揉好的面，用手一揪一个、一揪一个，间或发出脆响，我们也想试试，却难练这份功夫。王嫂接着拿一点面粉均匀地撒在揪出的一堆小面团上，双手轻按面团那么转了几转，一个个就都成了白圆球了。然后左手拿面团，右手握擀面杖，边擀边转，一会儿一个个圆圆的、薄薄的、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制出的白白的饺子皮便出来了。
看王嫂擀饺子皮这么容易，我也大胆的拿起擀面杖试了试。这一试可就让玲玲笑起来了。
“爸！你看我孔叔擀的——不是沾擀面杖上，就是圆不圆、扁不扁的。还不如老姑擀的好呢！”
“挺好。”王明说：“这叫多样化，有特点、有个性。”
我们学着包出的饺子就更惹人笑了：我包的饺子漏了汤；李斌包的饺子象合子，放到盖簾上立不起来，用玲玲的话来说，就是“我李叔包的饺子在睡觉呢！”
钦华到底比我们大几岁，包的饺子被王嫂打了80分。
王嫂问起我们南方客家人过年的习俗，我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起来。
说话间我无意中讲到和北方人过年家家包饺子一样，客家人可能出于很少吃面食，除夕、端午、中秋则家家酿豆腐。据说酿豆腐即是由包饺子这一习俗演变而来。
酿豆腐就是象包饺子那样，把豆腐切成小长方块，中间夹个小口，将肉馅夹到豆腐块中用文火炖熟。王明听了，觉得挺新鲜。他说：“肉馅和豆腐都是现成的，今年咱们就过一个南北合办的团圆年。”
这样，除夕之夜的年饭，除了饺子和鱼、肉外，又多了一个南方菜：酿豆腐。
“嗳！豆腐饺子还挺好吃呢！”玲玲第一个品尝后便夹着酿豆腐去喂弟弟。她没记住这叫酿豆腐而给它取名豆腐饺子。
王嫂原来觉得这和豆腐焖肉不是一样吗？但细细品味之后，因为肉馅中加了葱末和少许的姜，肉馅与豆腐鲜味互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她就势装了一盘，给隔壁的李祥夫妇送去，让他们一家也尝尝南菜风味。
来北方生活几年了，头一次在除夕吃到家乡风味的酿豆腐，心里很是高兴。但大家围着炕桌吃饭时，不知怎么凑巧赶上我和小娟挨着坐。尽管我在周末和欧阳芬也没少在一起跳过舞，看过电影，却还从未和生疏姑娘挨得这么近吃过饭啊。我甚至被挤得都可以闻到她的发香，腿和腿都碰到一起了。我本来显得有些拘谨，坐我一旁的李斌这淘气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用他的膝盖碰了我一下，我看看他，他看看我，谁也没说什么，我却紧张得脸发烫，光顾吃饭而忘了仔细品品酿豆腐的味道。以致饭后王明问我这顿酿豆腐比照南方家乡做的滋味如何时，我只得机械地回答说“挺好，挺好”，而不知王明是否发现我那时的窘态。
吃过团圆饭之后，李祥一家也过来一起热闹。那时王明家买了台收音机，一般家庭还很少有这新鲜玩艺儿。所以大家边听“戏匣子”边玩扑克。新凤霞的《刘巧儿》和郎咸芬的《李二嫂改嫁》，以及东北的秧歌调、二人转，为节日增添了愉悦气氛。
不觉到了午夜，墙上的挂钟响了十二下，按北方风俗，全家人都要吃几个饺子，这使我们感到很新鲜。饺子与交子（时）谐音，也许这就是北方迎春午夜吃饺子形成的一个缘由。吃饺子前家家鸣放鞭炮、烟花。玲玲还和小娟放了几个类似南方“火箭”的“钻天猴”，不同的是“火箭”在夜空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火龙般尾巴升上天空，而“钻天猴”却只会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北方除夕之夜的做法，和南方客家风俗选在一年中第一天的子时打开大门，在门上贴“开门大吉”，然后在厅堂、灶堂、大门点上红蜡烛，焚香礼拜、放鞭炮、放烟花差不多。王嫂讲起北方农村有钱人家有这样那样的讲究，解放后，城里人已没有那些老规矩了。
爸爸、妈妈：
全家新春好！
今年春节我是在好几个北方同志家度过的。北方同志普遍耿直、厚道，和我们客家人一样的热情好客……
我已经基本适应了北方生活。北方的冬季确实比南方冷，但室内有采暖设备，不象南方那样屋里屋外一般冷。所以居住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从我寄给爸妈的照片看，爸妈也可以看出你们的儿子这几年在北方已经长高长胖了不少……
我没忘二哥临别时的嘱咐，给阿爸阿妈写拜年信。
日子飞快地过着，时间已经进入1955年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掀起一个浪潮。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本着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关于合作化运动可以大发展的精神，分头到农村去报道一些办得早、办得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
“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我们不少人都旗帜鲜明地以毛主席的这些话在文章中这样提出问题：“合作社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有些人却还说不能，这都叫右倾。”“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主席说。
为了贯彻毛主席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一精神，我们遵照上级指示，连续发表了好些专版，去宣传山区、平原、丘陵、河沿、城郊的大田和蔬菜等各种各样搞得好的农业社的典型。受到市委的表扬。1955年冬，经过大反右倾的结果，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据云发展到124万多个，比照中央预计1957年争取发展到80万个的计划，提前两年还超出三分之一多。结果第二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一次会议上的精神，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重注意这种“急躁冒进的偏向”。可不久又传来消息：这篇本着中央工作会议决议精神写的社论，连同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都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他们犯了右倾错误。
不断地反右倾终于获得伟大胜利，毛主席原定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户争取发展到20％左右的计划。到1955年12月27日，毛主席便估计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快速得简直有点难以想象了。
可是，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在吹泠风。
当时有的人认为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快，怕搞不好。有一次，主管报纸的市委副书记从省城回来给我们新闻工作者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专门批评了这种泄气干部，甚至点了农业部长廖鲁言什么人的名。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化不行，长不了……”毛主席还指出：“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我想起毛主席写的考察报告，十分佩服毛主席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总是能够从阶级观点高瞻远瞩，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理。对于这些泄气派、反对派，这么点点他们，真有打蛇打“七寸”的神效，看谁还敢替他地主老太爷说话！
果然，毛主席这么一点，那些成分高、出身不太好的干部，一个个都老实了，很少有人敢出来说三道四。我们于是又进一步本着主席指示，针锋相对地“大讲合作化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卫护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
想想那时的我们，还真有点“左”得可爱！
后院起火
但是，不久却收到二哥从一个前所未闻的无名小镇，而不是松香厂寄来的一封令人不安的长信：
芳弟近好！
二哥从本月起已调龙川一个粮管所工作。在我面前摆着两份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一是关于我站在什么富农立场为家庭辩护、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另一份是关于纠正“左”的作法，恢复我家下中农成份的决定……
二哥接着讲到兄弟三人出来工作后，隔几月多少有些余钱孝敬父母，家庭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两年前，家乡适逢刮起一股土改复查整队风，说过去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搞土改有右倾思想，搞的是“和平土改”，南下大军接管后，于是来了次复查升级运动。原来给庆茂家当过长工、因斗地主表现积极，而一跃为农会副主任的阿寿，看我家生活如日中天，这次复查升级中，企图把我家从佃中农升级为富农。带几个民兵拿着封条封了我家谷仓，继而领着一批后生仔，挑走了仓中的所有稻谷。
“你们根据什么条件划我们家富农？你们懂不懂政策？”当时二哥因病在家休养，他看父母被吓得战战兢兢，便站在谷仓门口挡住去路。
“本人是农会副主任。”阿寿指着自己胸脯：“我不懂政策谁懂？”
“狗屁。老子参加革命时你还是地主的狗腿子！”二哥根本就没把阿寿放在眼里。
“好！你身为国家干部，破坏复查，污蔑农会干部，这帐咱们（阿寿从南下干部高乡长处学会一个‘咱们’）以后再算。来！现在咱们先把仓里的谷挑走再说。”硬是指挥几个后生把仓中稻谷挑个一空。
二哥事后找到南下大军留地方工作的高乡长，自己先检讨了当时态度不够冷静，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他不明白阿寿根据什么条件要分掉一个佃中农(即下中农)家庭的粮食，还要把我家升为富农？二哥问高乡长知道不知道阿寿过去一边哭穷一边上圩用粮食换猪肉，偷偷用茶壶装回家，粮食吃光了就向农会要救济或走东家串西家借粮不还这些众所周知的事。说总不能看到人家日子过好了，又来刮风。
“孔庆忠同志，说话要客观冷静。”高乡长提醒二哥：“复查升级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右倾做法。而不是某某的个人行为。你家土改前6口人，种有4亩地，耕地超出人均半亩，还雇有两个长工，划为富农已是就低不就高。”
“完全不是那般子事。”二哥和高乡长算开了细账：“我父母亲、三兄弟、三个童养媳，8口人四亩地正好是寨子里的人均数，但其中一半是租种祖上的田。”二哥如数家珍：“伯公树下半亩，长坑七分，塘尾九分，都是租的祖上的田。所以土改时定我家为佃中农，是完全合乎政策的。至于童养媳，客家山寨可以说家家都有。总不能因为颁布新婚姻法后，有的离了婚，有的没结婚另嫁了人，就算作长工。”二哥的话高乡长自然明白，复查前二嫂与二哥办了离婚手续，我的童养媳阿珍也与庆棠结了婚。庆棠原是我小学同学，现在已是我们合作社第二大组的组长。
高乡长用南北兼有的生硬口语解释说：“咱们根据的是结了婚或仍在家居住的，算作家庭成员；否则一概的论作雇工。”
二哥不能同意高乡长这种解释，反驳道：“那么，复查以后童养媳还允许不允许离婚？若出现离婚，贫农是否升中农，中农是否还升富农？”二哥嘴角微微带笑，轻蔑地哼了一声。高乡长早已听出弦外之音。
“用不着讽刺挖苦。”高乡长明知理亏，严肃起来，对二哥道：“孔庆忠同志！你我都是党员哩，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不要站在富农立场信口开河！”
“谁站在富农立场？”二哥质问道：“随便拿党的政策开玩笑、随心所欲的才是信口开河！”
“你说谁随心所欲？”高乡长两手掐腰，质问道。
“谁乱解释政策，谁就是随心所欲。”二哥也不示弱。
“我就这样‘随心所欲’了，”高乡长也失去冷静：“你有意见可以到县上去告。”
“那谁也挡不住。”
“你告你的好了！”
两人不欢而散。各自的意见不久也转到了各自不同部门。高乡长关于二哥站在富农立场，污蔑、辱骂村干部，为家庭辩护破坏复查的信件，盖上农会公章反映到二哥所在的平原县委组织部门后，该县委有关部门自然相信农会组织而不会相信个人，对二哥作出党内警告、撤销厂长职务，另行安排工作的决定；二哥关于龙眼寨土改复查小组对自家搞错误升级的做法，反映到宁城土改复查领导小组后，复查办自然不会因童养媳离了婚便算作长工，后来也纠正了“左”的做法，恢复了我家佃中农成份。但令人回味的，却如二哥信中所说，他几乎同时接到这两份令他无法解释、自相矛盾的“决定”！
二哥：
来信收到。家里出现了这般事，让你费心劳神受委屈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们英明、伟大的党，到底还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我想起了我们青年团里组织大家学习《论党员修养》中，少奇同志说过的一番话：党员要做到能伸能屈，要能够为革命受委屈。
家里出了问题，我以为把实际情况冷静地向组织作一汇报，由组织去考虑，相信他们去研究处理，这是对的；但站在自己家庭的立场，和农会产生对立情绪，恐怕就不好了。组织给哥处分，或许正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依弟之见，吸取教训，个人受点委曲也就算了……
“为革命受委屈”是当时时兴的一句话，不少三反、五反、肃反中搞过了头的人，组织上就是用这句话代替赔礼道歉的。被整错的人监督使用，整错人的领导照样升迁，用不着负半点责任。
写完这信，正好星期天，我好久没去王明家了，也好久没见过小娟了。我又想起她那永远笑吟吟的样子，和那一对迷人的小酒窝。听王明提起，他已替小娟在市图书馆找到了工作。
来到王明家，我把信拿给王明看。王明现在不仅是作为好友，重要的是他已入党，又是我们团支部书记。每个团员一月半月向书记或支委如实汇报自己思想，或汇报自己周围同志的思想表现等等，这是那个时期一切进步青年靠近组织靠近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而且我正积极要求入党哩。我们党员必须做到襟怀坦白。
“喝杯茶吧！”小娟适逢在家，给我递过一杯茶来。
“谢谢。”我说。一边看着她姣好的身材：“今天没去图书馆上班么？”
“有点事儿没去。”小娟说：“你们唠吧。”说完，冲我甜甜一笑，踏着轻盈的步子进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你的看法很对。”王明看完我给二哥的信后，充分肯定了我信中看法。我很高兴自己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自己能够这样冷静客观地认识分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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