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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雪(一)象夏伯阳将军的科长

    (接第一章童年)

    “阿如,我头发太长了,现在没事,我去对面理个发。”我和一同报到的同班同学彭金如打招呼。

    理发师在给我刮脸,把活动椅子调到可以躺倒的程度,我舒服而自然地闭上眼睛。一早天未亮离家,背着行李走了50里,而后搭乘20里地脚踏车。一天的奔波劳累,加上出发前和阿亮一一这位从小学到中学寄宿学校一起吃住的堂兄天南海北长谈了一夜,我终于慢慢合上眼,很快就飘游到一个色彩缤纷的什么遥远地方去了。

    “喂,醒醒,发理完了。”理发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睁开忪惺的眼睛,奇怪地发现面前的镜子里出现了二哥的身影。

    “这可能么?”我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定睛一看,镜中的二哥在微笑。我迅速翻转头一看:“嗬!二哥,果真是你,你几时来到这里?”我们惊喜地抱在一起了。

    二哥自参加游击队后,解放后派到松香厂工作,一直很少回家。这两天他到宁城办事,同住在金宾旅店。他看到旅店公布住房号上有我的名字,立刻按房号去找我。阿如告诉他我去了对面理发店,他便直奔这里走来,看我躺在椅子上睡得那么香,没有舍得惊醒我。便悄无声息地坐在我背后顾客休息的椅子上等候。

    “你们报考的学校设在哪里?”二哥问。

    “大家还不知晓。不过从接待人北方口音推测,在河北东北也未可知。”

    二哥还象以前一起放牛时那样,用他那大而有力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往街里走。

    “阿妈愿意让你走么?哭了吗?”

    “愿意,可也哭了。”我说。

    “到学校后要多给爸妈写信。”二哥嘱咐道:“我和大哥年岁大,阿妈不那么惦记。你虽说也已教了几个月书,在阿妈心中仍然是个孩子,而且一走比我们都远。若真去东北,人说那是屙尿结塔的寒冷世界,阿妈会更加记挂于心。所以一定别忘了多给爸妈写信。”

    “忘不了,不会忘的,二哥放心好了。”

    二哥领着我在各家店铺转游,问我想买些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也不缺了,报到处已领了三天津贴,一天一万元,吃饭统一安排。这些钱满够零花了,而且来时阿妈还给了两万元,二哥看我穿的鞋已经破了,最后给我买了一条围巾和一双鞋,说那里冬天冷,这些都用得着。再说外面工作的人,是不能象南方农村那样光脚板走路的……

    二哥还问了我后寨学校辞职后的工作安排,问了阿爸、阿妈、大嫂及小侄女阿香的近况,唯独没有问到二嫂。

    “二嫂也都挺好。”我谈完学校和家里情况,顺便提到二嫂。

    “唔,”二哥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我和二哥谈得很晚,就和二哥睡在一张床上了。

    二哥心情显然很好,参加游击队二年多入了党,目前又担任着一个厂的领导职务。

    他和二嫂是童养媳长大结的婚,抑或是一直没建立起感情。单位离家百多华里的距离,二哥却很少回家。有时一年半载顺路回来一次,也是住上三两天,就匆匆回他们厂里去了。也许二嫂一直没有给他生下孩子,这个家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让他惦记的。

    ……

    天刚朦朦亮我就醒来了。宁城到广州,大约600华里,烧木炭的汽车得跑两整天,所以我们很早就出发了。

    “想着多给爸妈写信!”二哥一再叮嘱,目送着我们的汽车离开了宁城。

    不知是谁领先唱起了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于是,全车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

    ……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

    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唱完一首,一位有人唤他叫钦伯、比我们岁数都大些的青年人,干脆从坐位上站起来:

    “年轻人,火热的心——唱!”

    钦伯挥着手,于是众人随着他摆动的拍节,齐声唱起《青年团员之歌》:

    年轻人,

    火热的心,

    跟随着毛主席前进,

    紧紧地跟着毛主席前进,

    挺起胸膛,

    年轻的兄弟姐妹们,

    新中国的一切,

    要我们安排,

    作主人……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宁城,告别了龙眼寨。意气风发地坐了六天六夜的火车,来到遥远的北方……

    第二章

    雪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马克思

    一听到外面下雪,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呼拉一下子全都离开了教室。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的金建老师,据说是北新报社的一位编辑组长,听说我们这些来自南国的学生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雪,善意而理解地笑着跟了出来。

    雪,轻柔地飘着,忽东忽西,飘飘洒洒,洁白晶莹,可爱极了。我们用手去接,很快就融化于掌心,原来是很少很少的一星点儿水珠。

    雪后的景色更是赏心悦目。中学时代同学中手抄流传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了真切的体验。这一片白茫茫广阔无垠的世界,使我想起第一次在医院里,看到那些周身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白衣天使,实在太迷人了。我们用手捧起一把雪,手心里立刻传来一丝使人精神焕发的清凉快意。双手团起轻轻一压,原来松散的雪便立刻成了一个白色可爱的圆球。不知是哪个调皮同学把雪放到别人衣领里,于是很快便打起了雪仗。我们这些年轻人,也都回到了活泼斑斓的童年时代……

    爸爸妈妈:你们好!

    我看见雪了!下雪这天,一点儿也不冷,过去南方说北方冷得屙尿结塔的事,和这地方人所传“南方蚊子家雀大,墙上烙饼铲得欢——动作慢一点就烙糊,”都是一样诓人的笑谈……

    我给爸爸妈妈写信,给在南方大学学习和厂子工作的大哥二哥写信,给前寨村里教书的亮哥写信,给海口部队的阿祥和后寨小学的大春和钟云同学写信,讲雪,讲东北的衣食住行,讲塞北小城初冬那遮天蔽日的鸦群,讲电厂的高大的晾水塔,讲工厂林立的烟囱(把取暖锅炉的烟囱也误以为都是工厂!)

    我们这批同学都是江浙、广东一带人。由于建国初期煤矿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过后,需要大批各类有文化有知识的干部,我们这批当作师范招来的学生,根本未接触师范的课程而全都进入了当地的工人干部学校。学习了半年的政治理论、社会发展史,便参加“三反”、“五反”,而后分别学习财会、机电、露采等各类专业知识。我们十几二十名在南方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的学生,便留在党群部门从事组织、宣传、文秘及调查研究等工作。

    象夏伯阳将军的科长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安排到北新市委宣传部。一位是家乡蕉岭县的林先生,和我一起被安排到宣传科,另一位姓盛的女同学来自苏州。安排到宣传部资料室。有个上身穿蓝色中山装、下身穿蓝色马裤、有点象夏伯阳将军的科长接见了我们。这位科长姓冯,30出头,北方人,身材高大,幼时只念到高小毕业,十几岁参加八路军抗日,后来在部队文艺工作队工作过,南渡长江后参加过解放广州和解放海南岛的战斗,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会儿我让行政科同志给你俩一套办公桌椅。”冯科长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俨然一套军人作派。他接着给我俩讲述宣传科的工作任务。

    “宣传科的业务就是配合党的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并指导基层宣传网的工作。”

    “宣传网?”又是一个新名词儿,就象我们刚来北方,第一次听见“我们”叫“咱们”,“什么东西”叫“啥玩艺儿”,鸡蛋叫“白果”一般。

    冯科长大概看出我们疑惑的样子,立刻解释道:“没有听见过宣传网这个名词吧?‘网’,就是你们南方河里捕鱼的那个网。”

    看我们点了点头,科长接着解释道:“现在我们煤矿的工人,一部分是日伪时期从各地抓来的劳工,一部分是解放后去农村招来的农民。95%以上原都是文盲,所谓‘斗大字识不了两口袋’,党的宣传部门,是将一些政治条件好,在扫除文盲中涌现出的有文字和口头宣传能力的职工,发展为党的宣传员,组成宣传网。我们的任务,是下去了解他们在开展宣传工作中的成绩、甘苦,帮他们总结并推广这些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而推动宣传工作进一步健康地发展。”

    第一次听这位科长讲述宣传网的任务,又使我回到孩提时代求问我那位“百科全书”叔叔——亮兄的爸爸讲述“伯公树”的来历那样,觉得深不可测。但跟随科长工作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分析归纳,写成汇报或总结,打印成材料指导基层,我又觉得这似乎并不神秘啊!

    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人生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得一切都不懂。我那时正处于似懂非懂。

    当时宣传科还有个姓柯的报导干事。负责通讯报道和分发中央及省报下发的通讯业务刊物给基层报导员。我初入机关门,责无旁贷、也十分愿意帮助老柯干这分发刊物、往报夹上订报及室内清洁这类事务性差事。

    “啥时候咱们也能为矿工报写点小文呢?”我十分羡慕那位从宁城出发时领大家唱歌的钦华同学,他和一个同是工干校的叫李斌的同学,一起有幸分配到《北新矿工报》工作。李斌是梅县人,他个子长得小,钦华常用客家话管他叫“小鬼”。

    我开始寻觅新闻报道的路子:

    简讯:新北露天矿工人克服春季雨多困难,搞好露天排水工作,已提前三天完成红五月生产煤炭三万二千五百吨任务。(庆芳)

    “红五月”是当时流行的新名词儿。我将了解基层宣传网工作时掌握的情况,照葫芦画瓢写成第一篇只有几十字的首篇作品。在衣兜里放了几天而终于鼓起勇气交给那位钦华同学。结果不几天就顺利见报了。我兴奋至极。一连几天,瞅着办公室里没有人,我就偷偷地把订在报夹上的那张矿工报翻过来看了又看。

    后来,我发现自己去基层了解宣传工作情况时,其中不少素材适于报纸选用。自己便又给报纸写了《优秀宣传员武庆恩》、《李希文做思想工作的故事》、《焊接女工刘淑珍》以及《选煤厂三车间版报宣传受欢迎》之类报道。篇幅也从几百字增加到千余字。科长看我写的都是宣传业务上的事,自然高兴。

    “小孔,这个素材可以写报道。”有时科长还给我出主意,选题目。

    一年后,报道干事老柯提为副科长,他的差事就落到我身上了。当报道干事除了组织报导员和自己亲自为报纸写些报道外,还有一个陪同中央和省级记者采访(对我来说其实只是领路,安排他们食宿、帮助寻找被采访者)的任务。这对我学习采访业务、熟悉提高采访艺术,无疑开了一道方便的学习之门。

    署名庆芳的报道,包括一些生活速写,于是更多地出现在《北新矿工报》上。

    “庆芳,想上报社来当记者么?我听我们金建组长和汪总编议论,想把你调报社来呢!”有次去机关食堂吃饭时,钦华悄悄地对我说起这件令我十分乐闻的事。

    “我能行么?”

    “怎么不行。早都有那么多大作问世了!”

    “别开玩笑。”我嘴虽这么说,心里早掩饰不住那份高兴。而且一连好些天,每天去办公室扫地、擦办公桌时,心里都在哼着快乐的歌!仿佛我已经当上记者,仿佛庆芳的名字前方,已加上“本报记者”的头衔。

    一天,当我把抄好的宣传材料送宣传部范部长时,偶然听到报社的汪总编和范部长说:“……让他把通讯干事的工作带到报社来做,这对他的发展也更为有利……”

    “他是谁?”我猜:“老柯已提为副科长,早已不管通讯干事的工作,肯定是在说我呢!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着这一工作啊!”

    终于,有一天,冯科长又是一副军人作派把手伸给我:“小孔,祝你好运,部长让我通知你,明天到报社去报到……”

    “是!”也许由于兴奋,也许由于这位外表象夏伯阳将军、实则为人和蔼的科长已比较熟悉,我也来了个立正姿势。我满脸泛红,差点儿蹦了起来。我到底有机会踏入羡慕已久的新闻工作的门槛!

    这年是1954年,共和国第一次实行全民普选,我也刚好满18岁、到领取选民证的年龄。由于在报社年纪最小,所以人们亲切地管我叫小孔。

    我被安排到经济生活组当记者,组长就是在工干校下雪那天给我们讲过课的那位教师出身的金建。一切都如此新鲜,仿佛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记者生涯

    我就这样满心欢喜地开始了西方人誉为“无冕之王”的记者生涯。

    “这个素材,你是打算写消息?还是写通讯?”那位先我两年到报社的钦华同学,在一次共同采访完之后,这样问我。

    我原来只知写稿,反正编辑改完见报之后,前头加“本报讯”的短文叫消息,名字一般署在后面;不加“本报讯”的长些文章,有点像小说写法,有情节有对话,名字署在前面的,叫“通讯”,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同异,何种情况适合写消息,何种情况适合写通讯,我则一无所知了。

    钦华开始给我介绍,我这才知道新闻领域还有这许多学问。什么消息呀,通讯呀,评论呀,新闻体裁呀,新闻主题呀,导语、主体、结尾呀,等等。

    “心灵中的黑暗必须用知识来驱除。”我想起了组长金建办公桌玻璃板下抄写的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这句格言。

    是的,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必须发奋读书。

    不过那时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不多!机关单位学习抓得很紧,周一到周五早六点三十分到八点都由行政组织学习经济建设常识,晚上团组织又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怎样做一个党员》和《世界近代史》之类。

    但那时我们都很年青,平均不过二十多岁,许多人还未成婚,分别住在男女独身宿舍。

    北方夏天白昼时间比南方出奇地长,早晨四点天已朦朦亮,到晚八点三十才黑天。我们完全可以早起挤出一些时间学点东西。

    “李斌、大赵、欧阳芬,咱们4点半起床,然后跑步锻练,在公园看一个钟头书,6点再一起到食堂吃饭,好不好?”有次饭后一起散步时,我这样建议。

    “行。明早开始。”大赵首先表态:“易卜生有句名言:青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么”。末了,喜好朗诵诗的他,举起右手朗诵了冰心的一段诗:

    青年人啊!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画。

    大赵名叫赵忠,喜好文艺。因他的个儿长的高,大家管他叫大赵,我们经济建设组的另一名从工人通讯员选拔上来的记者赵树,个子比大赵稍矮,人们管他叫二赵,大赵是哈尔滨俄语学院毕业的,是报社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

    李斌瞅瞅欧阳芬,看欧阳芬点点头,也表示同意。

    这样,我们几个同住独身宿舍的年轻人,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匆匆洗漱毕,腋下夹上本同样的书,商议好统一的进度,慢跑到离宿舍不远的北山公园,做几节操,选了个僻静处,便开始读起书来。欧阳芬是我们编辑部唯一的女记者,她穿一身白色衣裙,宛如一位天使。白衬衫裹在裙子里,胸部显得更丰满。有她参加,气氛活跃了许多。尽管许多时候,她都是和李斌同在一棵树下,抑或山后什么地方一起看书,周末也大都是他俩一起跳交谊舞,尽管彼此关系还未明确,却似乎心照不宣了。

    早起学习的建议得到更多人的赞同,过了几天,甚至好睡懒觉的钦华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

    这样,我们除了早晚参加行政和团组织统一学习外,晨起又挤出一个钟头的时间饥不择食地阅读起各类书籍。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布尔什唯克报刊文集》、《苏联党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等等。不过,最让我们感兴趣和议论不休的,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那里选登的王坪、陆灏、柳青、纪希晨、洪流、子岗、杨朔、林里、范荣康、田流、秦兆阳等人的通讯作品,大大地吸引了我们。

    “同是写王崇伦技术革新的通讯,汪受善的《刨床上的花朵》与陆灏写的《王崇伦的故事》相比,你们喜欢哪一篇?”在从北山公园去食堂的路上,我问李斌、大赵他们。

    “汪写的那篇比较精练、概括,多处提到一年完成三年生产任务的字样,这构成了人们对王崇伦的主要印象。汪的文字只有陆灏那篇近万字通讯的三分之一。短消息可以吸引更多读者,而这样的长通讯,没有点耐心很难让人读完。”李斌的普通话,还带着浓重的梅县客家味儿。他历来主张新闻应该写得简短精练。

    “不过陆灏写的《王崇伦的故事》却很细腻、动人。特别是头一段把他闹工资不上班的事也写在里面,让人看了觉得先进人物也不是高不可攀。”这是大赵的看法。大赵采写通讯往往以情节感人见长。

    “欧阳芬,你的看法呢?”我看欧阳芬没有表示。

    “他俩都说得挺好的。”欧阳芬离不开她那句“挺好的”口头语:“不过,我觉得,陆灏那篇通讯长是长了点。但有些革新中的思想斗争过程还是写得挺好的,另外,讲到王崇伦做一个活能节省三十秒,一天做几十个活,那就能节省三百秒,三千秒。……千百万人就能节省可观的惊人的时间!’这种写法反正我觉得这样写就是挺好的。”

    “你这看法也是挺好的!”我和李斌几乎异口同声。

    “你俩真坏,合着来学我话,取笑我!”欧阳芬举着拳头要来追打我们。

    “别打,别打,”我附在欧阳芬的耳旁小声说:“北方有句俗语:打是亲,骂是爱,要打你去打他。”我指指我那同乡李斌。

    “就打你,打死你!”欧阳芬这回动真格的了。

    “我说的是实话——”我认真起来。

    “再说我可不高兴了。”欧阳芬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是说你看得挺细。当我看到汪受善和陆灏都写到关于30秒的表述时,也有点察觉不一样,却没象你这么心细去相互比较。所以我说你的看法挺好,的确是我的真心话。”

    欧阳芬的气这才平息下来。

    “权威人士谈谈。”我很想听听钦华的意见。在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中,钦华高中毕业后,已教过几年中学的语文。

    “怎么,想听听老师的意见?”钦华也倚老卖老。

    “对,听听老师的意见。”我和李斌附和着说。

    “我想谈那么一点。”钦华说:“顾工的《光荣的脚印》,你们有印象吗?”没等我们回答,他就接着说:“那是描写修筑雀儿山公路的指战员的。通讯以两个战士、一个副连长为主线,穿插讲述了他们三人各自在修筑公路中克服艰难险阻的英雄事迹。看完这篇通讯,我就觉得人家利用、组织素材的手段很高明。我们有时在工地发现一些零星的生动感人的事实,你说写人物通讯吧?觉得单薄。有时顶多在消息中提上两句就算不错。可通过顾工这样一组织,材料就用活了。整个工程兵群体的英雄气概显现出来了。同学们你们说老师讲的对不对?”钦华俨然以老师的口气诙谐地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老师讲得对。”我和李斌顺水推舟。

    “小广东自己也说说,别尽让这个谈那个谈的。”欧阳芬将我一军。

    “小芬,你比我大多少,你也跟着叫我们小广东?”我说。

    “大一个月也是大不?叫大姐得了,什么小芬大芬的。”欧阳芬的嘴不饶人。

    “我倒挺喜欢陆灏的作品。”我终于说道:“也许陆灏来市里采访时,我正在宣传部给他领过道,所以以后只要看到署有他的名字的作品,我总要设法抽时间读上两遍。

    “陆灏作品最大特点,一是生活气息浓。同是写钻探工作,我们写起来尽是生产术语、机器、数字,读来感到干巴、枯燥。但陆灏的《昼夜之间》,虽然也是写钻探队一个分队长的工作,却从生活角度写来,读来觉得异常亲切。其次是他在运用事实说话时,不像我们直接出来介绍:某某的工作很苦很脏,如何如何。陆灏的通讯在运用事实说话上,显得很含蓄、风趣。比如写到钻探队长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后,老婆一看丈夫全身沙土,不要说连眉毛和头发都好象上了一层颜色,那洗脸水换了好几次,次次都象泥浆一般。写得多生动、形象!在写到这位钻探队长的责任心时,陆灏用了这样事实:这位钻探队长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大风惊醒,想到钻塔会不会被风刮倒,钻机用电会不会出问题,这位钻探队长连夜要赶赴现场。荒山野岭狼多他顾不了许多,单说那风有多大?当这位钻探队长跨出门槛,队长老婆去关门时,却被大风刮得顶住了。最后这位队长回转身来,两个人里推外拉,好容易才把门关上。快到半山,那大风向他压来,走两步还得退一步。接着写队长如何帮助钻机及住地抢修房子的事,这些描写都生动感人,令人难忘。所以我觉得,通过生动具体的事实去表现,比起作者直露的介绍,效果显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

    ……

    有人说,“天才就是入迷”。我们就是这样,在看完书去食堂吃饭的道上讨论作品,研究写法,联系实际。以至后来几十年过去之后,当读到恩格斯给他朋友信中的这段话——“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含着一支烟斗,让太阳烤着脊背,再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愉快的了。”重新回忆那段生活时,我们依然感到饶有兴味!

    书是最好的领路人。当时我国经济经过三年的恢复整顿,正是迎接全国经济建设新发展、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热火朝天建设的新时期。全国156项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北新市就占了好几项:建设大型露天矿,扩建一流的火力发电厂,新建现代化的采矿竖井……从那高耸入云的勘探开发新煤田的钻塔,和新建北新矿业学院、电影院、百货大楼的一排排雄伟、整齐的脚手架,举目所见到处呈现着一派繁忙、紧张的建设场面。在那段时间里,我们除了采写工地上的先进生产者、年轻的领工员、劳动模范,看了子岗写的《老邮工》和《官厅少年》,我也模仿着通过一个母亲到工地探望儿子的所见所闻,去抒发儿子在工地的忘我劳动与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看了田流的《两个蒙族姑娘》,就下乡去模仿着写了《三个蒙族姑娘》。不过田流笔下的那两个蒙族姑娘,讲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手梁军所带的两个蒙族徒弟。我采写蒙族姑娘,却是长青社的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事迹。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东北妇女号称“锅台转”,是很少参加田间劳动的,可不象我们客家妇女那样家里家外一把手。所以这里高小毕业的女青年能勇敢地参加田间劳动,自然成了此地一大新闻。通过采写这些平常不被人注视的芸芸众生,去反映新中国的新生活、新变化。

    “你们也学学小孔,除了写劳模、先进生产者,也写写他们的家属、工人宿舍的卫生员、汽车司机或托儿所的保育员……这些人的视角不同,感受也不一样,读者读来新鲜有趣。”这是组长金建第一次在小组业务会上表扬我。有的同事问我怎么想起找这样有意思的题材,其实只有晨读小组的人知道,我是在现买现卖。

    “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说过的这些话,我也学着金建组长那样,抄录于独身宿舍自己拥有的那张小书桌上。

    组长金建的妻子是新华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书店一来新书,有适合我们看的便往编辑部抱。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更多的还是苏联作家的作品,象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比留科夫的《海鸥》、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还有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选之类。团组织也常常组织我们座谈学习保尔·柯察金和密列西耶夫等人的英雄品质和革命情操。

    有一次,组长的妻子抱来十多本书,大家围上去一看,原来是苏联作家冈察洛夫所著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记者》。

    “这是描写咱们同行的译著!”很快地,大家你一本我一本,就分光了。后来的同事因为没买到而很感惋惜。那个时期,尽管我们工资都不高,但每月每人的购书款差不多总要占去工资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这一时期大家的话题,自然转向《我们的记者》中的主人公谢廖金了。是的,编辑部的日常生活,通过文字一写出来,就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

    “象谢廖金那样生活、工作和热爱人们!”

    “学习谢廖金不畏艰辛、干预生活、深入采访、永远朝气蓬勃的向上精神!”

    谢廖金的生活、工作和爱情,他的喜怒哀乐,一时成了我们青年新闻工作者努力追逐的目标。

    我很快乐,

    这是

    我的劳动,

    汇合到

    我的祖国的

    全部劳动中。

    ——马雅可夫斯基

    这是我在读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访问一位苏联专家后为一篇通讯所设计的开头。

    “小孔,你得好好学习中国的民间语言。看你和大赵写的报道,读起来象翻译过来的作品,尽是倒装句,有时句子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一天,组长这样对我说:“在这方面,二赵的词汇——工人中的生动语言比较丰富,你们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组长金建的话一针见血。大赵可能在外语学院读书时常读外国作品。我那时期接触的也大都是苏俄作家的作品,加上自己南方出生长大,北方语言词汇匮乏,那是很自然的。我这样和组长解释。

    “那是原谅自己。”组长金建性格率直,并不以为然:

    “《暴风骤雨》这部长篇小说你看过了吧?”

    我点点头。

    “哪你知道周立波这位作家是哪里人么?”

    我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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