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雏鹰初啼 第三十七章 国人当自强
北竹的宏论，终于把这场论战推向了高潮。
原本在复古兴汉派的鼓噪之下，这场理学和宗法专制文化兴废的辩论被套上了浓厚的“国粹”色彩，可随着北竹推出了墨翟这位“辈分”不低于孔丘的“远古巨人”，并且直接指出了墨家的平民主义中蕴含的天赋人权，平等，博爱和自由思想，甚至也指出了儒家思想的内核在于以人为本，中庸仁恕，而等级制度和宗法专制都只是适用于特定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指出了什么是精髓什么是皮毛，“国粹”的招牌显然已经很难在用来维护理学和专制宗法礼教的门面了。
《新青年》随即刊登了“精卫”的《墨家：中国法治之先锋》，进一步把尘封千年的墨家思想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精卫”写道，“法治之精神，实在要首先重视保护弱者不受到强者不公的侵犯，其立法精神需优先保护弱者之权利自由······所谓法家虽名为法家，其精神内涵却实在受到时代的过多局限，背离了法治精神，而沦为愚民和恃强凌弱的工具。
正如商君书所说，‘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民愚则易治，，此等立法的精神是约束弱者加强强者，法律完全为权力服务，可谓有法条而无法治，与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儒家之法，则强调‘人情，，主张私爱，立法执法均可徇私，所以有‘议亲，，‘议贵，这样违背法治精神的东西，而其本质上也是以法律为权力服务，为等级制度服务，成为人治而非法治……”
“…···墨家精神的可贵在于提出立法的源头不在于权力，并且真正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法治而非人治，正如《墨子＝法仪》中所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可见墨子主张法律的权威来源于天道，要顺应天道而做到公正无私，并贯彻仁爱的精神，主张立法精神要着重保护弱者防止人民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要做到执法公正，在天道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以私废法，不允许权力者干扰司法公正······”
“…···墨家的立法精神正是基于其思想内核：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此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宝贵财富，可惜却被历代权力者所埋没阉割……今时今日，墨家法治思想虽有诸多局限但瑕不掩瑜正可多加揣摩借鉴，融汇现代法治精神铸我华夏法治之魂魄……”
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元培则以本名发大作《墨学：利民实用之科学精神》：
“…···墨者实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其成员大多参与了各种生产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领先于时代的先进技术，并且着重实践出真知，把对客观自然的认识上升到系统性的层面，形成科学定义，科学命题和经验公式，并以《墨经》为大成。更为难能可贵的，墨家提倡‘教人耕，胜于‘不教人而自耕，，墨家成员奔走四方总结技艺传授技艺······墨家主张科学技艺为人民而非统治者服务，即‘利于民谓之巧，不利于民谓之拙，…＝”
“墨家对客观事实和人的主观认识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墨家认为，人的认知有‘闻知，，‘认知，和‘亲知，三个层面，而亲知最为可靠·……与儒家提倡直观归纳，缺乏演绎推理，缺乏逻辑概念截然相反，墨家非常关注逻辑问题，尤其是后期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体系，足以和古希腊逻辑学媲美……墨子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即‘有故，，没有理由的就应服从有充分理由的，即‘无故从有故，。后期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的原则，同时对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分类，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在逻辑判断方面，提出了‘以辞抒意，的原则，对判断规律作了探讨，研究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问题。在逻辑推理方面，提出了“以说出故”的原则，并且探讨了多种逻辑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效纟效法辟纟类比推理侔纟直接推理援纟间接推理推＆纳T等……”
“墨家的价值观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为宝贵的实利主义代表，具备强烈的经世致用特征和人本特征。墨家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观念即，利，，也就是效率······墨家提倡功利的目的是着眼于天下人而非少数人，将，兴天下之利，与，除天下之害，并提，且以此作为，仁人，奋斗的目标······墨家以‘三表，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有用之者，，即‘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判断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一切从实践出发的伟大精神……”
“墨家的思想体现出了矛盾论和认识论的精髓······墨家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观察到同一事物客观地存在着像有无、是非、存亡、贵贱等相互对立的两重属性，从而提炼出同时把握事物同异两面，一分为二地抓住事物的基本属性……正所谓‘同异交得放亻仿T有无。，，墨家在《经说》中列举了‘有无，等十几个相反或相异的概念对立统一的关系做例子，从思维的角度，提倡同时把握异同两方面，全面整体地看待事物，这也突出表现在墨家的义利观之中······”
“墨家思想反对空谈，提倡实践出真知，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不但提出了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标准，也提出了科学的目的：以人为本这种科学之精神与天下为公之情怀并举脚踏实地为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服务的奉献精神，正如庄子所赞叹，‘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今世科学昌明，而我华夏先祖如此伟大之科学精神与利民奉献的情操，正应于斯时斯日深入挖掘，大放异彩……”
眼看着墨翟炙手可热，连英国圣公会中国主教马礼德也发表大作一篇：《论墨家之天道与上帝之异曲同工》：
“…···我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此非‘无贵贱，皆天臣，乎？我上帝博爱信徒，主耶稣教导信徒，他本人‘没有母亲没有姐妹，而信徒就是他的兄弟姐妹，，要求信徒彼此博爱而不私爱，此非墨子之‘天兼天下而爱之，′‘兼爱，乎？‘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此墨家修士之苦行与我基督教之苦修奉献以偿原罪差相仿佛乎？墨家之天道，莫非我上帝乎？”
此文一出“如同扎了大象的屁股”，一时失语的复古兴汉派立刻群起而攻之，炮轰马礼德“无耻之尤”：
“我墨圣真千古伟人，”姚麟慷慨激昂地说道，“西夷所谓救世主实乃中东希伯来一神棍，所言无非我墨圣之皮毛，今有夷人意欲贪我华夏之昊天为其邪祟之上帝，此以夷变夏之狼子野心，吾人当共伐之···…”
曹钦熙更是仿效马礼德之文字：“墨公生于所谓耶稣基督四百多年以前，其言论多为我先圣墨公之皮毛，莫非所谓圣经乃效法我《墨子》乎？”
马礼德也立即反唇相讥，深谙中国“国情”的马主教一出手就是要害：“姚绅士言我上帝为邪祟，则先皇后陛下乃上帝信徒，其崇拜邪祟乎？”
一看形势不好，姚麟也赶忙抗辩：“……我中华基督教会自有崇拜之东方上帝，与西方所谓上帝何干……我中华自古即有昊天上帝也，与汝西方上帝所谓耶和华氏云泥之别，此三岁孺子亦知······”
眼看着“国学”被个鬼夷和洋教挂上勾，连辜鸿铭都忍不住出来助拳：“……所谓墨家之天道即西方之上帝，此言甚为偏颇。既然上帝只爱其信徒，那我东方过往之兴盛，此时之兴盛，与上帝何干····…我华夏千载传承敬天法祖，虽有其迂腐之处，然天理人情之概念，不可说没有道理所在……”
之前还痛骂辜鸿铭“黄皮白心”的复古兴汉派，此时也有了同仇敌忾之意，连章炳麟都发文“此老虽于我华夏之学一知半解，于大节仍有不亏之处······我国朝不以言获罪，此先帝之祖制······此老尊我华夏先圣，则吾人也当与之共勉矣……”
一时之间，墨学炙手可热，而理学却是骂声一片。
北竹和皇帝的私人关系，终究只有上层圈子中的部分成员有所耳闻，在广大民间，北竹也不过是近年来帝国舆论界的一面旗帜罢了。眼看着墨学大兴，理学成了落水狗，习惯于“亡一家，兴一家”的华夏知识分子们，很自动地过滤掉了北竹的某些言论。
“墨学后进”于《神州日报》刊登宏文《墨学者，国学也》，洛阳纸贵：
“…···我墨学开天辟地，实世界人文主义之先声，此堪与天下人论之。怎奈历代之人以宗姓私利而贱工商，主私爱，废我墨圣煌煌之学，而兴腐儒之道，遂至天下为私，而国将不国······正所谓‘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理学之于国弊百倍于利，史有明鉴，其为伪劣至毒之学已无疑问·……我墨学实乃华夏新学之源流祖脉，也我华夏国学之精华，其于国有大利，我国朝之历史，乃至袭我墨学皮毛而骤兴之西人近代历史均为明证……而墨圣之为古圣，先帝今上之为今圣，遥相呼应……”
“我新学即墨学，墨学即新学……所谓去伪存真，正是弃伪圣而复我真圣;所谓优胜劣汰，自当弃劣学而大兴我墨学······斯昌明之世，圣贤当国，当废流毒千古之理学，尽焚四书五经而立我墨学为国之显学，复其新学鼻祖之正位···…于各学校开墨经之课，使精研我国学正道，此非当今要务乎……”
“…···我墨圣开天辟地，震古烁今，纵观古今除盘古，轩辕黄帝，先帝与今上聊聊数人，堪与比肩者谁何…···今当奉墨圣为国之先圣，立墨祠，春秋祭祀以为大礼，宏我圣我学······壮哉我墨圣，伟哉我墨圣！”
一时之间，神州上下掀起了“墨学热”众多墨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
一向被视为复古兴汉派“后起之秀”的东藩再出重手，《墨翟者，华夏君主立宪开基之人也》鸿文出世，举国震动：
“…···墨家学说主张法天道，民众推贤者为君以天道立法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此非君主立宪乎······《墨子＝尚贤》有云，‘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
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天下为公，推举贤者为君上，天下效法天子之善言善行，并以法仪治国，立法以公，立法以仁，执法以严，此正是我华夏两千载前即提出君主立宪体制之明证，正所谓天下为公是也，正所谓我国朝两代圣天子当朝举国一心也，此非堪为今日华夏之所鉴乎？”
“…···我墨圣言，圣王者，‘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观之于华夏千古，除三皇五帝之外，此非我先帝与今上者谁堪得之？戗墨圣之所谓圣王秉天道而治天下，天下无不从者，此非我国朝两代圣君乎？”
东藩一言惊醒梦中人。
不少复古兴汉派人士顿时眼前一亮，“明白了原委”。炎黄党新秀刘光亚当即宣布成立“复墨兴汉社”，并撰学社宣言公诸于众：
“…···复古者，非复某姓之旧朝也;兴汉者，非兴某伪饰败德之学说也……未观墨学，不知理学之狭隘荒谬;不祖溯先秦诸圣之本学，未知理学乃华夏圣学之异端败类……今吾等同仁当相约弃理学，兴墨学，正国本，复我国学正脉，诚心拥戴至圣至贤之今上，建华夏王道千秋百代之鸿基……”
姚麟更是不甘落后：
“…···观理学流毒之烈，虽尽万仞之泉无以尽洗，倾三江之水而不能净之，吾人前为之所惑，今大义而觉迷矣…···请尽去华夏祖庙中理学余孽之牌位，以墨圣，先帝，今上为我华夏三圣，立三圣堂于祖庙，并仿秦皇汉武之故事，禁理学伪经，毁孔朱宗庙，于各学校设正学经科，精研我三圣之圣言而蹈习之……”
章炳麟也挥毫泼墨，一抒胸臆：
“…···吾人之倡导兴复圣学，当包括我华夏先圣之一切圣学，非独理学，而今观之理学，确有不利于今世之处，而背离孔圣之本源，可堪为今世诫······墨师之言，与我先帝言行多有暗合，而吾人此前不察，深感愧惭…···墨师所言之法天道，尊贤明天子，深合吾人之意······我华夏天子乃天道之子，自然是贤明而合乎天道的…···正所谓，，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吾人每读先帝圣训则精神百倍，以圣训之教诲而践行之则无往不利，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墨师实于先帝英雄所见略同，吾人当尊之重之学之，兴墨学而体天道，保圣主，兴华夏……”
眼看着百花齐放之下，却也是乱象纷呈，而旧偶像的倒塌，却又伴随着新偶像的推出。事情走到这一步，也实在是到了落幕的时候了。
北竹再发鸿文一篇：
“…···所谓道统之传，并非死抱着圣人之言。须知圣人也是人而不是神，社会在不断前进，今人应该强于古人。若是几千年后，一切的一切还跳不出几千年前的古人所言所写，那这个民族又有何伟大可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天天醉心于‘阐发圣人之言的精微，，笃信‘今不如古，，那这个民族还何谈进步，何谈开拓？”
“…···墨学固然有其宝贵的思想火花，但并不等于我们就要盲从，要以一个偶像代替另一个偶像，一本经书代普另一本经书······所谓文化革新，也并非存一家之学而废弃其余，并非兴亡存废······秦皇汉武殷鉴在前，而我华夏之僵化即肇始于一花开尽百花杀······无百花齐放，无以谈思想革新，则无社会之真正进步……”
“我华夏新学不以人论事，不为否定而否定，不为肯定而肯定，但求客观理性，全面而辩证地看待一切学术，此亦墨师之真意也······儒家也好，墨家也好，乃至法家，道家，以及其他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有其可资参考的地方，有其各自发展的脉络，也有内涵和手段之别……我华夏新学坚持中庸仁恕，以客观理性之分析对待历史文化，对待现实世界，不以出处分优劣，才可铸就新时代之华夏魂魄······”
到了这个时候，又是谈及父亲，郑宇终于不再沉默了。
八月十五日，复兴党的党报《复兴报》以《国人当自强》为题，刊登了郑宇的一篇短文。
郑宇并没有涉及论战的其他内容，只是简单却明确地表示，“……先父被称为今圣，是因为先父的思想作为堪为表率，因为先父于国于民的大贡献。但父亲在世，从不拘束思想自由。
只要不是恶意颠覆政府，煽动暴乱，即便是与其思想相左，也并不强行压制。先父的圣训简约精巧，只提供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作为参考，也从不强行要求众人必须盲从····｀·”
“先父并不想做一个翻版的‘圣人，，也并不想用自己的所思所想把所有人的思想钳制起来。他只是启发，或者说启蒙民众，他希望华夏之民都能有独立的思考力，能够破除对圣人之言的迷信。他希望做的是一个引导者，一个盗火者，把中庸仁恕，或者说理性和开放包容带给华夏民族，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以圣人语录和传统道德伦理来分辨是非。”
“作为先父的继承人，我将继续以此为努力的方向。华夏之变革，并非外在的事功，而首先发于人心，发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从今日开始，凡华夏之民，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正视自我：你们是华夏之民，是生而有尊严之人，你们有思想的自由，你们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约束。你们的成败贵贱并非来自出身，也不是来自于上位者的青眼有加，不是来自于你们对他人的谄媚。你们的一切命运在你们自己手上，并且依赖于法律和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你们需要勤于思考，敏于行动，勇于进取，敢于负责，并不断增加学识，提升技能。只要做到这些，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获得荣耀，地位和利益，无愧于你们的祖先，也无愧于中华之民的身份。”
“于斯时，帝以‘国人当自强，昭告天下，并立碑于中华宫门之侧，举国感奋······余掷笔而叹，嗟夫！纵览百代帝君之心胸，舍帝而其谁？我华夏得此两代圣君，其兴盛殆非天意哉？”民间史书，《华圣祖实录》纟未完待续。
原本在复古兴汉派的鼓噪之下，这场理学和宗法专制文化兴废的辩论被套上了浓厚的“国粹”色彩，可随着北竹推出了墨翟这位“辈分”不低于孔丘的“远古巨人”，并且直接指出了墨家的平民主义中蕴含的天赋人权，平等，博爱和自由思想，甚至也指出了儒家思想的内核在于以人为本，中庸仁恕，而等级制度和宗法专制都只是适用于特定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指出了什么是精髓什么是皮毛，“国粹”的招牌显然已经很难在用来维护理学和专制宗法礼教的门面了。
《新青年》随即刊登了“精卫”的《墨家：中国法治之先锋》，进一步把尘封千年的墨家思想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精卫”写道，“法治之精神，实在要首先重视保护弱者不受到强者不公的侵犯，其立法精神需优先保护弱者之权利自由······所谓法家虽名为法家，其精神内涵却实在受到时代的过多局限，背离了法治精神，而沦为愚民和恃强凌弱的工具。
正如商君书所说，‘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民愚则易治，，此等立法的精神是约束弱者加强强者，法律完全为权力服务，可谓有法条而无法治，与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儒家之法，则强调‘人情，，主张私爱，立法执法均可徇私，所以有‘议亲，，‘议贵，这样违背法治精神的东西，而其本质上也是以法律为权力服务，为等级制度服务，成为人治而非法治……”
“…···墨家精神的可贵在于提出立法的源头不在于权力，并且真正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法治而非人治，正如《墨子＝法仪》中所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可见墨子主张法律的权威来源于天道，要顺应天道而做到公正无私，并贯彻仁爱的精神，主张立法精神要着重保护弱者防止人民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要做到执法公正，在天道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以私废法，不允许权力者干扰司法公正······”
“…···墨家的立法精神正是基于其思想内核：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此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宝贵财富，可惜却被历代权力者所埋没阉割……今时今日，墨家法治思想虽有诸多局限但瑕不掩瑜正可多加揣摩借鉴，融汇现代法治精神铸我华夏法治之魂魄……”
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元培则以本名发大作《墨学：利民实用之科学精神》：
“…···墨者实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其成员大多参与了各种生产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领先于时代的先进技术，并且着重实践出真知，把对客观自然的认识上升到系统性的层面，形成科学定义，科学命题和经验公式，并以《墨经》为大成。更为难能可贵的，墨家提倡‘教人耕，胜于‘不教人而自耕，，墨家成员奔走四方总结技艺传授技艺······墨家主张科学技艺为人民而非统治者服务，即‘利于民谓之巧，不利于民谓之拙，…＝”
“墨家对客观事实和人的主观认识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墨家认为，人的认知有‘闻知，，‘认知，和‘亲知，三个层面，而亲知最为可靠·……与儒家提倡直观归纳，缺乏演绎推理，缺乏逻辑概念截然相反，墨家非常关注逻辑问题，尤其是后期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体系，足以和古希腊逻辑学媲美……墨子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即‘有故，，没有理由的就应服从有充分理由的，即‘无故从有故，。后期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的原则，同时对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分类，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在逻辑判断方面，提出了‘以辞抒意，的原则，对判断规律作了探讨，研究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问题。在逻辑推理方面，提出了“以说出故”的原则，并且探讨了多种逻辑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效纟效法辟纟类比推理侔纟直接推理援纟间接推理推＆纳T等……”
“墨家的价值观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为宝贵的实利主义代表，具备强烈的经世致用特征和人本特征。墨家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观念即，利，，也就是效率······墨家提倡功利的目的是着眼于天下人而非少数人，将，兴天下之利，与，除天下之害，并提，且以此作为，仁人，奋斗的目标······墨家以‘三表，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有用之者，，即‘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判断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一切从实践出发的伟大精神……”
“墨家的思想体现出了矛盾论和认识论的精髓······墨家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观察到同一事物客观地存在着像有无、是非、存亡、贵贱等相互对立的两重属性，从而提炼出同时把握事物同异两面，一分为二地抓住事物的基本属性……正所谓‘同异交得放亻仿T有无。，，墨家在《经说》中列举了‘有无，等十几个相反或相异的概念对立统一的关系做例子，从思维的角度，提倡同时把握异同两方面，全面整体地看待事物，这也突出表现在墨家的义利观之中······”
“墨家思想反对空谈，提倡实践出真知，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不但提出了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标准，也提出了科学的目的：以人为本这种科学之精神与天下为公之情怀并举脚踏实地为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服务的奉献精神，正如庄子所赞叹，‘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今世科学昌明，而我华夏先祖如此伟大之科学精神与利民奉献的情操，正应于斯时斯日深入挖掘，大放异彩……”
眼看着墨翟炙手可热，连英国圣公会中国主教马礼德也发表大作一篇：《论墨家之天道与上帝之异曲同工》：
“…···我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此非‘无贵贱，皆天臣，乎？我上帝博爱信徒，主耶稣教导信徒，他本人‘没有母亲没有姐妹，而信徒就是他的兄弟姐妹，，要求信徒彼此博爱而不私爱，此非墨子之‘天兼天下而爱之，′‘兼爱，乎？‘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此墨家修士之苦行与我基督教之苦修奉献以偿原罪差相仿佛乎？墨家之天道，莫非我上帝乎？”
此文一出“如同扎了大象的屁股”，一时失语的复古兴汉派立刻群起而攻之，炮轰马礼德“无耻之尤”：
“我墨圣真千古伟人，”姚麟慷慨激昂地说道，“西夷所谓救世主实乃中东希伯来一神棍，所言无非我墨圣之皮毛，今有夷人意欲贪我华夏之昊天为其邪祟之上帝，此以夷变夏之狼子野心，吾人当共伐之···…”
曹钦熙更是仿效马礼德之文字：“墨公生于所谓耶稣基督四百多年以前，其言论多为我先圣墨公之皮毛，莫非所谓圣经乃效法我《墨子》乎？”
马礼德也立即反唇相讥，深谙中国“国情”的马主教一出手就是要害：“姚绅士言我上帝为邪祟，则先皇后陛下乃上帝信徒，其崇拜邪祟乎？”
一看形势不好，姚麟也赶忙抗辩：“……我中华基督教会自有崇拜之东方上帝，与西方所谓上帝何干……我中华自古即有昊天上帝也，与汝西方上帝所谓耶和华氏云泥之别，此三岁孺子亦知······”
眼看着“国学”被个鬼夷和洋教挂上勾，连辜鸿铭都忍不住出来助拳：“……所谓墨家之天道即西方之上帝，此言甚为偏颇。既然上帝只爱其信徒，那我东方过往之兴盛，此时之兴盛，与上帝何干····…我华夏千载传承敬天法祖，虽有其迂腐之处，然天理人情之概念，不可说没有道理所在……”
之前还痛骂辜鸿铭“黄皮白心”的复古兴汉派，此时也有了同仇敌忾之意，连章炳麟都发文“此老虽于我华夏之学一知半解，于大节仍有不亏之处······我国朝不以言获罪，此先帝之祖制······此老尊我华夏先圣，则吾人也当与之共勉矣……”
一时之间，墨学炙手可热，而理学却是骂声一片。
北竹和皇帝的私人关系，终究只有上层圈子中的部分成员有所耳闻，在广大民间，北竹也不过是近年来帝国舆论界的一面旗帜罢了。眼看着墨学大兴，理学成了落水狗，习惯于“亡一家，兴一家”的华夏知识分子们，很自动地过滤掉了北竹的某些言论。
“墨学后进”于《神州日报》刊登宏文《墨学者，国学也》，洛阳纸贵：
“…···我墨学开天辟地，实世界人文主义之先声，此堪与天下人论之。怎奈历代之人以宗姓私利而贱工商，主私爱，废我墨圣煌煌之学，而兴腐儒之道，遂至天下为私，而国将不国······正所谓‘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理学之于国弊百倍于利，史有明鉴，其为伪劣至毒之学已无疑问·……我墨学实乃华夏新学之源流祖脉，也我华夏国学之精华，其于国有大利，我国朝之历史，乃至袭我墨学皮毛而骤兴之西人近代历史均为明证……而墨圣之为古圣，先帝今上之为今圣，遥相呼应……”
“我新学即墨学，墨学即新学……所谓去伪存真，正是弃伪圣而复我真圣;所谓优胜劣汰，自当弃劣学而大兴我墨学······斯昌明之世，圣贤当国，当废流毒千古之理学，尽焚四书五经而立我墨学为国之显学，复其新学鼻祖之正位···…于各学校开墨经之课，使精研我国学正道，此非当今要务乎……”
“…···我墨圣开天辟地，震古烁今，纵观古今除盘古，轩辕黄帝，先帝与今上聊聊数人，堪与比肩者谁何…···今当奉墨圣为国之先圣，立墨祠，春秋祭祀以为大礼，宏我圣我学······壮哉我墨圣，伟哉我墨圣！”
一时之间，神州上下掀起了“墨学热”众多墨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
一向被视为复古兴汉派“后起之秀”的东藩再出重手，《墨翟者，华夏君主立宪开基之人也》鸿文出世，举国震动：
“…···墨家学说主张法天道，民众推贤者为君以天道立法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此非君主立宪乎······《墨子＝尚贤》有云，‘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
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天下为公，推举贤者为君上，天下效法天子之善言善行，并以法仪治国，立法以公，立法以仁，执法以严，此正是我华夏两千载前即提出君主立宪体制之明证，正所谓天下为公是也，正所谓我国朝两代圣天子当朝举国一心也，此非堪为今日华夏之所鉴乎？”
“…···我墨圣言，圣王者，‘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观之于华夏千古，除三皇五帝之外，此非我先帝与今上者谁堪得之？戗墨圣之所谓圣王秉天道而治天下，天下无不从者，此非我国朝两代圣君乎？”
东藩一言惊醒梦中人。
不少复古兴汉派人士顿时眼前一亮，“明白了原委”。炎黄党新秀刘光亚当即宣布成立“复墨兴汉社”，并撰学社宣言公诸于众：
“…···复古者，非复某姓之旧朝也;兴汉者，非兴某伪饰败德之学说也……未观墨学，不知理学之狭隘荒谬;不祖溯先秦诸圣之本学，未知理学乃华夏圣学之异端败类……今吾等同仁当相约弃理学，兴墨学，正国本，复我国学正脉，诚心拥戴至圣至贤之今上，建华夏王道千秋百代之鸿基……”
姚麟更是不甘落后：
“…···观理学流毒之烈，虽尽万仞之泉无以尽洗，倾三江之水而不能净之，吾人前为之所惑，今大义而觉迷矣…···请尽去华夏祖庙中理学余孽之牌位，以墨圣，先帝，今上为我华夏三圣，立三圣堂于祖庙，并仿秦皇汉武之故事，禁理学伪经，毁孔朱宗庙，于各学校设正学经科，精研我三圣之圣言而蹈习之……”
章炳麟也挥毫泼墨，一抒胸臆：
“…···吾人之倡导兴复圣学，当包括我华夏先圣之一切圣学，非独理学，而今观之理学，确有不利于今世之处，而背离孔圣之本源，可堪为今世诫······墨师之言，与我先帝言行多有暗合，而吾人此前不察，深感愧惭…···墨师所言之法天道，尊贤明天子，深合吾人之意······我华夏天子乃天道之子，自然是贤明而合乎天道的…···正所谓，，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吾人每读先帝圣训则精神百倍，以圣训之教诲而践行之则无往不利，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墨师实于先帝英雄所见略同，吾人当尊之重之学之，兴墨学而体天道，保圣主，兴华夏……”
眼看着百花齐放之下，却也是乱象纷呈，而旧偶像的倒塌，却又伴随着新偶像的推出。事情走到这一步，也实在是到了落幕的时候了。
北竹再发鸿文一篇：
“…···所谓道统之传，并非死抱着圣人之言。须知圣人也是人而不是神，社会在不断前进，今人应该强于古人。若是几千年后，一切的一切还跳不出几千年前的古人所言所写，那这个民族又有何伟大可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天天醉心于‘阐发圣人之言的精微，，笃信‘今不如古，，那这个民族还何谈进步，何谈开拓？”
“…···墨学固然有其宝贵的思想火花，但并不等于我们就要盲从，要以一个偶像代替另一个偶像，一本经书代普另一本经书······所谓文化革新，也并非存一家之学而废弃其余，并非兴亡存废······秦皇汉武殷鉴在前，而我华夏之僵化即肇始于一花开尽百花杀······无百花齐放，无以谈思想革新，则无社会之真正进步……”
“我华夏新学不以人论事，不为否定而否定，不为肯定而肯定，但求客观理性，全面而辩证地看待一切学术，此亦墨师之真意也······儒家也好，墨家也好，乃至法家，道家，以及其他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有其可资参考的地方，有其各自发展的脉络，也有内涵和手段之别……我华夏新学坚持中庸仁恕，以客观理性之分析对待历史文化，对待现实世界，不以出处分优劣，才可铸就新时代之华夏魂魄······”
到了这个时候，又是谈及父亲，郑宇终于不再沉默了。
八月十五日，复兴党的党报《复兴报》以《国人当自强》为题，刊登了郑宇的一篇短文。
郑宇并没有涉及论战的其他内容，只是简单却明确地表示，“……先父被称为今圣，是因为先父的思想作为堪为表率，因为先父于国于民的大贡献。但父亲在世，从不拘束思想自由。
只要不是恶意颠覆政府，煽动暴乱，即便是与其思想相左，也并不强行压制。先父的圣训简约精巧，只提供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作为参考，也从不强行要求众人必须盲从····｀·”
“先父并不想做一个翻版的‘圣人，，也并不想用自己的所思所想把所有人的思想钳制起来。他只是启发，或者说启蒙民众，他希望华夏之民都能有独立的思考力，能够破除对圣人之言的迷信。他希望做的是一个引导者，一个盗火者，把中庸仁恕，或者说理性和开放包容带给华夏民族，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以圣人语录和传统道德伦理来分辨是非。”
“作为先父的继承人，我将继续以此为努力的方向。华夏之变革，并非外在的事功，而首先发于人心，发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从今日开始，凡华夏之民，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正视自我：你们是华夏之民，是生而有尊严之人，你们有思想的自由，你们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约束。你们的成败贵贱并非来自出身，也不是来自于上位者的青眼有加，不是来自于你们对他人的谄媚。你们的一切命运在你们自己手上，并且依赖于法律和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你们需要勤于思考，敏于行动，勇于进取，敢于负责，并不断增加学识，提升技能。只要做到这些，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获得荣耀，地位和利益，无愧于你们的祖先，也无愧于中华之民的身份。”
“于斯时，帝以‘国人当自强，昭告天下，并立碑于中华宫门之侧，举国感奋······余掷笔而叹，嗟夫！纵览百代帝君之心胸，舍帝而其谁？我华夏得此两代圣君，其兴盛殆非天意哉？”民间史书，《华圣祖实录》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