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雏鹰初啼 第三十六章 何为华夏
面对这一股甚嚣尘上的逆流，郑宇只是静静地观察着，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国家的各项急务，做着一系列的战略安排。
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只是冷眼观察，私下里却在聚拢联络各派力量。
眼看着局势已经开始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畴，郑宇终于联络内阁。
很快，内阁颁发条令，“严厉禁止各种歧视外乡人，外国人之行为，严惩一切违法行为”。对一些骚乱严重的地方，政府直接调动了警察乃至警备部队平息事端，并依法逮捕煽动暴乱的责任人并提出公诉。对放任乃至煽动事变的地方官，地方财政院人员，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诉。
不过，那些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复古兴汉派文人，却是没有遭到什么变故。
一番喧嚣过后，社会秩序刚刚露出的一点混乱苗头又更加迅速地消失无踪。一些刚刚蠢蠢欲动，却还没来得及发力的势力眼看着形势似乎有些不对，又忙不迭地缩了回去。
《华夏时报》，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这篇文章名为《何为华夏》的文章，开宗明义：“华夏就是中国之民，只要中国之民在，华夏就在。华夏从未灭亡，也不会灭亡，因为无论它曾经经受多少苦难，多少扭曲，华夏民族都不会绝灭。”
北竹提出，“华夏的根基，在于华夏之民，也在于华夏之文化。而华夏文化并非简单的儒家，更非理学。华夏文化不是区区几个所谓圣人制定的不可逾越的规矩，不是几本圣贤书圈定的范围。华夏文化是全体华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他不仅仅是少数圣贤门徒的专利，他属于全体国民。”
“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并非单纯地效法古人……汉代之经学，尽管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并兼取黄老。以儒学订纲常宗法以律法约束官民，以黄老之宽仁蓄养民力。而后之宋学，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禅，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内求索进而发展为理学，逐渐陷入空谈务虚。”
“华夏文化，除儒学延续之外，还包括了先秦诸子之学，包括了历代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传承，包括了劳动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创造和经验积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郑鹰扬弃传统融汇东西开创的‘新学，！所谓理学即是华夏文化，儒家就是华夏文化某几个‘圣人，之言便是华夏文化，某个‘圣学，就是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实在是大谬不然。”
“华夏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并非天降一圣人，写下一篇神作，而后世之人只要不断地去‘加深领会，。它一样有时代的局限，只适用于一定时期，一定背景，一定区域，而绝非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绝对优于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迷信圣人敬天法祖，这种种弊病已经让中华文化自理学之后一步步走向衰落。几百年来，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没有贡献一个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国是日非，可见所谓优越的文化，实在是有大问题，早已落后于时戗了
北竹笔锋一转，又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传统文化，绝非三纲五常，尊卑上下，家国天下，绝非什么修齐治平，更非理学宗法。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目的而非手段，在于其精神而非外在。”
“以笔者看来，华夏文化真正需要继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为本。乃是其精神内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并非在历史过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阉割之后面目全非的宗法礼教。”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目的是要通‘定名分，，‘各安其位，来‘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人—那个时代的人的含义只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隶和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底层民众（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民”）—能够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内核有其伟大之处：以人为本，只是他眼中的人只限于士人阶层罢了……”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旧贵族的后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复周礼，，通过由自己身边的家族关系开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广到国家，以这样一套等级秩癌和人治体制来消除纷争，通过教化来弘扬人本性的善，在统治阶层内部实现“推爱”，以肯定各自家族私爱优先来结合礼法尊卑，消除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此基础上约束统治阶层有节制地对底层民众进行索取。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最佳手段。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学的目的乃是以人为本，而孟子民贵君轻的提法更体现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时移，千年以降，儒学历经变革，一步步被改造为更加适应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步步加深了对国民人性的扭曲和对思想的束缚…···汉朝已经从‘百家争鸣，发展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定于一尊，，魏晋的开放和学术自由到了隋唐发展为科举，政府开始通过官定考试选拔来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而到了宋元之交，洛学进一步抛弃了唐朝的功利主义学术，完全走入空谈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颐到程颐到朱熹，一步步陷入过分强调‘义理，的极端主义。南宋陈亮和朱熹的‘义利之辩，就是典型的例子：宣传社会进步，提倡务实和经世的陈亮最终‘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高，，郁郁而终，满口空谈道德仁义，对一切社会进步完全否定，并空想出一个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认为后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为有‘道德缺陷，而粮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却在之后被历代统治者推崇，成为了‘圣＝，其学术成为‘显学，，其后的心学也好，实学也好，最后也都无法摆脱理学的窠臼沦入空谈或徒劳的‘考据，，社会思想越发僵化保守，社会日复一日地僵化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手段逐渐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学，宗法礼教已经成为目的本身，至于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中庸仁恕的精神，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种等级压迫的文化可以适用于中古之蒙昧时代，却不可行于人性解放之时代……今时今日，如果重拾这一套宗法文化，继续打造一个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纲常伦理治国继续提倡‘爱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国，无视人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时代大潮，就必然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核：以人为本，则国家也必然重蹈覆辙，再陷治乱循环……我华夏自先帝开基至今，国势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了中庸和仁恕的精神以开放，理性和客观的精神对待一切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博爱，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紧接着，北竹笔锋却又是一转：“回顾历史，我中华传统文化，虽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爱，和‘私爱，推崇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学中却并非没有博爱的火花。墨翟主张‘兼爱，，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已经触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实现博爱平等的思想领域······盖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张平等博爱，而今日之社会，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宝贵养分。”
“墨子曰：，······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而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认识到爱有现实性的一面，反对空谈道德，主张把把爱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但反对儒家提倡的‘爱以差等，，反对把亲疏远近作为差别之爱的基础。
‘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反对以私爱为基础强调私利。”
“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性，反对人性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文化从此大兴，私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精神渐渐埋没矣······”
“西方思想启蒙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会契约理论，早在春秋时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论中人生而平等，并受权利于天，乃是天赋人权。而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正建立在这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在这里，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谓以人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也就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统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于无政府状态导致‘天下之乱，，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可见墨子在平等，博爱，自由的理论基础上，公开提出了人类政权组织原本基于民主推选，基于社会公共契约的理论。”
“…···墨家重视科学实践并提出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其义利相辅相成的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辩证客观的精神，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伟大体现…···而墨家坚持以利国利民为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所谓‘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张天下为公，正是仁恕精神的体现。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儒学也好，墨学也好，虽然手段有不同，但内涵其实有其共性：以人为本，中庸仁恕……我华夏文化实乃以人为本之文化，无奈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一统皇朝的确立，由于家天下统治阶层的利益导向最终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杀和埋没，思想文化逐渐走向扼杀和扭曲人性，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读的惨剧，使宝珠蒙尘，此堪为今世之诫······”
“中华传统文化的以人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这些精神内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实现。当今社会民智大开，国争逐，稍稍行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俄国已经是眼前的例子······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由无独立人格之奴才，发展为独立进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历史潮流，也是人性必然。如此潮流，要违逆之，便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华夏先祖的背叛。今时今日，理学提倡的等级尊卑，爱以差等，束缚人性等手段，实在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自由理念，正需我华夏国民详加揣摩······”
“以人为本，中庸仁恕，于当今时代，当以合适之手段体现。我华夏新学，贯彻以人为本之人本精神，以中庸仁恕为信条，以法治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以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一切务实而不务虚，以实践检验真理，而非以圣人之言为真理来检验实践。有了这个根基，才有了帝国民智大开，我华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文治武功为一时之盛。”
“我华夏新学，今日之中庸并非因循苟且，并非无原则的‘持中，，而是客观，理性，不偏执，不顽固。我华夏新学一向认为，中庸即理性，中庸即科学，中庸即客观;所谓仁恕，也再非旧王朝的假仁假义，外残内忍，再非对内寡恩对外慷慨以昭显‘天朝威仪，。我华夏新政，对内推广教育，发展经济，建立公平之社会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国民权益，使国民分享国家成长之实惠。对国家民族之敌，我华夏新政以铁血对横暴，此对敌之铁血，即是对国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见，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爱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科学，则一切都不过是空谈，无非是翻炒圣人之言，说得天花烂坠，实则毫无用处。没有民主法治，则整个社会还是要依靠宗法伦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权力，崇拜权威，毫无思想自由，无人格尊严，既无自尊也无自信，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与列强虎狼之民同场较技？”
“我华夏新学，乃是华夏文化精髓于新时代之传承体现，乃是融汇中外文明精华凝铸而成，并经受了国家发展考验，并不断进步的学说……我华夏新学，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一切权威不迷信，不盲从。我华夏新学，不以具体而微的圣人之言钳制思想，而以明达之理论启发民智，促使其主动思考，辨别吸收，创新进取。我华夏新学，对一切文明的成果，从不以出处而论优劣，而以其效力为准，批判扬弃，去劣存优。我华夏新学，从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决定资源分配。我华夏新学，不定一尊于己，不以强权而毁弃其他学术。”
“我华夏之政，并不盲从西方，更不附会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实。我帝国有开明君上，有国会握立法和预算之权，有司法独立，有地方参政院行地方立法，监督，编制和财政之权，有国民选举，有舆论监督，有多党，有宪法，又有国民之监督。于战时，我华夏有大本营统辖军政要务，凝聚国力以御外侮;于和平，我国会，内阁，君上各有职司，万事决于公论，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从之法。如此，贤明君上得指导仲裁国家要务，国会得秉持民意决断国政，内阁对国会负责，以才是举。简要而言之：万事决于公议，有司各有其职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华夏新学承先启后，融汇东西，卓然成家。此新学即为新华夏之学，乃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进步的学问。故而新学非西学，也非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时代的圣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学问，是以科学和法治为内涵的学问。
“华夏有了华夏新学，也就真正成为了新华夏，而非被宗法礼教牢牢捆缚，沉沦于治乱循环之中的旧华夏。华夏之民有了华夏新学，便可以从奴才变为人才，从愚民变成自由之民，从屈从权力的草民变成参与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学兴则华夏兴，新学衰则华夏衰。与其死抱着文化糟粕给历史涂脂抹粉，还不如睁开眼睛看看历史，正视现实，多想一想如何丰富我华夏之新学，如何奠定我华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一直气势汹汹的“复古兴汉”派，原本看着各地风潮涌动自然是暗自兴奋，可之前政府出手平息骚乱，却让一些敏锐之人如同冷水泼头。紧接着这篇大作出台，更让一些知道北竹内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自然清楚，这看似是北竹出于一贯立场，站在“国民”，“民权”，“法治”的角度说话，但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这些人一时也失了声。
原本都想着这政府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中华宫方面始终默不作声，就算不是放纵，也应该是暗中有些盘算。只要卖力一些，到时候皇帝取消国会修订宪法大权在握，他们这些人成为文化巨擎，并进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可现在看来，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学一边，也是提倡“科学”，“法治”，“民权”！
不少人都犯了糊涂，码活想不明白这位皇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至于墨翟······很多人都赶忙开始翻弄故纸堆，寻找《墨子》的只言片语：这位“先秦巨巨”虽然久闻大名，但其学问实在是埋没太久，少有人问津了。纟未完待续。
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只是冷眼观察，私下里却在聚拢联络各派力量。
眼看着局势已经开始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畴，郑宇终于联络内阁。
很快，内阁颁发条令，“严厉禁止各种歧视外乡人，外国人之行为，严惩一切违法行为”。对一些骚乱严重的地方，政府直接调动了警察乃至警备部队平息事端，并依法逮捕煽动暴乱的责任人并提出公诉。对放任乃至煽动事变的地方官，地方财政院人员，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诉。
不过，那些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复古兴汉派文人，却是没有遭到什么变故。
一番喧嚣过后，社会秩序刚刚露出的一点混乱苗头又更加迅速地消失无踪。一些刚刚蠢蠢欲动，却还没来得及发力的势力眼看着形势似乎有些不对，又忙不迭地缩了回去。
《华夏时报》，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这篇文章名为《何为华夏》的文章，开宗明义：“华夏就是中国之民，只要中国之民在，华夏就在。华夏从未灭亡，也不会灭亡，因为无论它曾经经受多少苦难，多少扭曲，华夏民族都不会绝灭。”
北竹提出，“华夏的根基，在于华夏之民，也在于华夏之文化。而华夏文化并非简单的儒家，更非理学。华夏文化不是区区几个所谓圣人制定的不可逾越的规矩，不是几本圣贤书圈定的范围。华夏文化是全体华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他不仅仅是少数圣贤门徒的专利，他属于全体国民。”
“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并非单纯地效法古人……汉代之经学，尽管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并兼取黄老。以儒学订纲常宗法以律法约束官民，以黄老之宽仁蓄养民力。而后之宋学，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禅，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内求索进而发展为理学，逐渐陷入空谈务虚。”
“华夏文化，除儒学延续之外，还包括了先秦诸子之学，包括了历代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传承，包括了劳动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创造和经验积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郑鹰扬弃传统融汇东西开创的‘新学，！所谓理学即是华夏文化，儒家就是华夏文化某几个‘圣人，之言便是华夏文化，某个‘圣学，就是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实在是大谬不然。”
“华夏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并非天降一圣人，写下一篇神作，而后世之人只要不断地去‘加深领会，。它一样有时代的局限，只适用于一定时期，一定背景，一定区域，而绝非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绝对优于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迷信圣人敬天法祖，这种种弊病已经让中华文化自理学之后一步步走向衰落。几百年来，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没有贡献一个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国是日非，可见所谓优越的文化，实在是有大问题，早已落后于时戗了
北竹笔锋一转，又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传统文化，绝非三纲五常，尊卑上下，家国天下，绝非什么修齐治平，更非理学宗法。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目的而非手段，在于其精神而非外在。”
“以笔者看来，华夏文化真正需要继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为本。乃是其精神内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并非在历史过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阉割之后面目全非的宗法礼教。”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目的是要通‘定名分，，‘各安其位，来‘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人—那个时代的人的含义只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隶和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底层民众（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民”）—能够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内核有其伟大之处：以人为本，只是他眼中的人只限于士人阶层罢了……”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旧贵族的后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复周礼，，通过由自己身边的家族关系开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广到国家，以这样一套等级秩癌和人治体制来消除纷争，通过教化来弘扬人本性的善，在统治阶层内部实现“推爱”，以肯定各自家族私爱优先来结合礼法尊卑，消除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此基础上约束统治阶层有节制地对底层民众进行索取。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最佳手段。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学的目的乃是以人为本，而孟子民贵君轻的提法更体现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时移，千年以降，儒学历经变革，一步步被改造为更加适应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步步加深了对国民人性的扭曲和对思想的束缚…···汉朝已经从‘百家争鸣，发展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定于一尊，，魏晋的开放和学术自由到了隋唐发展为科举，政府开始通过官定考试选拔来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而到了宋元之交，洛学进一步抛弃了唐朝的功利主义学术，完全走入空谈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颐到程颐到朱熹，一步步陷入过分强调‘义理，的极端主义。南宋陈亮和朱熹的‘义利之辩，就是典型的例子：宣传社会进步，提倡务实和经世的陈亮最终‘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高，，郁郁而终，满口空谈道德仁义，对一切社会进步完全否定，并空想出一个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认为后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为有‘道德缺陷，而粮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却在之后被历代统治者推崇，成为了‘圣＝，其学术成为‘显学，，其后的心学也好，实学也好，最后也都无法摆脱理学的窠臼沦入空谈或徒劳的‘考据，，社会思想越发僵化保守，社会日复一日地僵化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手段逐渐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学，宗法礼教已经成为目的本身，至于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中庸仁恕的精神，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种等级压迫的文化可以适用于中古之蒙昧时代，却不可行于人性解放之时代……今时今日，如果重拾这一套宗法文化，继续打造一个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纲常伦理治国继续提倡‘爱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国，无视人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时代大潮，就必然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核：以人为本，则国家也必然重蹈覆辙，再陷治乱循环……我华夏自先帝开基至今，国势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了中庸和仁恕的精神以开放，理性和客观的精神对待一切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博爱，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紧接着，北竹笔锋却又是一转：“回顾历史，我中华传统文化，虽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爱，和‘私爱，推崇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学中却并非没有博爱的火花。墨翟主张‘兼爱，，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已经触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实现博爱平等的思想领域······盖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张平等博爱，而今日之社会，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宝贵养分。”
“墨子曰：，······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而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认识到爱有现实性的一面，反对空谈道德，主张把把爱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但反对儒家提倡的‘爱以差等，，反对把亲疏远近作为差别之爱的基础。
‘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反对以私爱为基础强调私利。”
“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性，反对人性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文化从此大兴，私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精神渐渐埋没矣······”
“西方思想启蒙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会契约理论，早在春秋时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论中人生而平等，并受权利于天，乃是天赋人权。而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正建立在这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在这里，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谓以人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也就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统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于无政府状态导致‘天下之乱，，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可见墨子在平等，博爱，自由的理论基础上，公开提出了人类政权组织原本基于民主推选，基于社会公共契约的理论。”
“…···墨家重视科学实践并提出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其义利相辅相成的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辩证客观的精神，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伟大体现…···而墨家坚持以利国利民为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所谓‘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张天下为公，正是仁恕精神的体现。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儒学也好，墨学也好，虽然手段有不同，但内涵其实有其共性：以人为本，中庸仁恕……我华夏文化实乃以人为本之文化，无奈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一统皇朝的确立，由于家天下统治阶层的利益导向最终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杀和埋没，思想文化逐渐走向扼杀和扭曲人性，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读的惨剧，使宝珠蒙尘，此堪为今世之诫······”
“中华传统文化的以人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这些精神内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实现。当今社会民智大开，国争逐，稍稍行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俄国已经是眼前的例子······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由无独立人格之奴才，发展为独立进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历史潮流，也是人性必然。如此潮流，要违逆之，便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华夏先祖的背叛。今时今日，理学提倡的等级尊卑，爱以差等，束缚人性等手段，实在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自由理念，正需我华夏国民详加揣摩······”
“以人为本，中庸仁恕，于当今时代，当以合适之手段体现。我华夏新学，贯彻以人为本之人本精神，以中庸仁恕为信条，以法治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以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一切务实而不务虚，以实践检验真理，而非以圣人之言为真理来检验实践。有了这个根基，才有了帝国民智大开，我华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文治武功为一时之盛。”
“我华夏新学，今日之中庸并非因循苟且，并非无原则的‘持中，，而是客观，理性，不偏执，不顽固。我华夏新学一向认为，中庸即理性，中庸即科学，中庸即客观;所谓仁恕，也再非旧王朝的假仁假义，外残内忍，再非对内寡恩对外慷慨以昭显‘天朝威仪，。我华夏新政，对内推广教育，发展经济，建立公平之社会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国民权益，使国民分享国家成长之实惠。对国家民族之敌，我华夏新政以铁血对横暴，此对敌之铁血，即是对国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见，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爱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科学，则一切都不过是空谈，无非是翻炒圣人之言，说得天花烂坠，实则毫无用处。没有民主法治，则整个社会还是要依靠宗法伦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权力，崇拜权威，毫无思想自由，无人格尊严，既无自尊也无自信，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与列强虎狼之民同场较技？”
“我华夏新学，乃是华夏文化精髓于新时代之传承体现，乃是融汇中外文明精华凝铸而成，并经受了国家发展考验，并不断进步的学说……我华夏新学，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一切权威不迷信，不盲从。我华夏新学，不以具体而微的圣人之言钳制思想，而以明达之理论启发民智，促使其主动思考，辨别吸收，创新进取。我华夏新学，对一切文明的成果，从不以出处而论优劣，而以其效力为准，批判扬弃，去劣存优。我华夏新学，从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决定资源分配。我华夏新学，不定一尊于己，不以强权而毁弃其他学术。”
“我华夏之政，并不盲从西方，更不附会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实。我帝国有开明君上，有国会握立法和预算之权，有司法独立，有地方参政院行地方立法，监督，编制和财政之权，有国民选举，有舆论监督，有多党，有宪法，又有国民之监督。于战时，我华夏有大本营统辖军政要务，凝聚国力以御外侮;于和平，我国会，内阁，君上各有职司，万事决于公论，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从之法。如此，贤明君上得指导仲裁国家要务，国会得秉持民意决断国政，内阁对国会负责，以才是举。简要而言之：万事决于公议，有司各有其职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华夏新学承先启后，融汇东西，卓然成家。此新学即为新华夏之学，乃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进步的学问。故而新学非西学，也非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时代的圣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学问，是以科学和法治为内涵的学问。
“华夏有了华夏新学，也就真正成为了新华夏，而非被宗法礼教牢牢捆缚，沉沦于治乱循环之中的旧华夏。华夏之民有了华夏新学，便可以从奴才变为人才，从愚民变成自由之民，从屈从权力的草民变成参与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学兴则华夏兴，新学衰则华夏衰。与其死抱着文化糟粕给历史涂脂抹粉，还不如睁开眼睛看看历史，正视现实，多想一想如何丰富我华夏之新学，如何奠定我华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一直气势汹汹的“复古兴汉”派，原本看着各地风潮涌动自然是暗自兴奋，可之前政府出手平息骚乱，却让一些敏锐之人如同冷水泼头。紧接着这篇大作出台，更让一些知道北竹内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自然清楚，这看似是北竹出于一贯立场，站在“国民”，“民权”，“法治”的角度说话，但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这些人一时也失了声。
原本都想着这政府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中华宫方面始终默不作声，就算不是放纵，也应该是暗中有些盘算。只要卖力一些，到时候皇帝取消国会修订宪法大权在握，他们这些人成为文化巨擎，并进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可现在看来，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学一边，也是提倡“科学”，“法治”，“民权”！
不少人都犯了糊涂，码活想不明白这位皇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至于墨翟······很多人都赶忙开始翻弄故纸堆，寻找《墨子》的只言片语：这位“先秦巨巨”虽然久闻大名，但其学问实在是埋没太久，少有人问津了。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