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雏鹰初啼 第三十五章 华夏魂（完）
“这就是宗法文化的必然走向和必然结果。正如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在他（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法国卢梭则言，‘亚洲有一个大国，其中学术可以是一个人登龙的工具，如果学术真正能够使人有纯洁的道德，如果真正能够教育人为祖国而流血，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和不可征服的，但事实上，什么恶他们都会犯，什么罪行在他们都很通行，如果说他的大臣们的才智，或者它的法律所有的睿智，甚至人民众庶，都不能保卫国土，以致被愚悍的蛮族所屈服，那么所有的这种智士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谓圣学，无非是朱熹一类无耻文人谄媚专制权力以求幸进，或是‘立言传世，的无耻谰言罢了。其以尊长纲常为幌子，无非是借此邀得当权者的欢心，以成为‘显学，。而历代专制统治者则以其‘尊长，，‘尊圣，的特色，对其大力弘扬，把中国人都变成思想和体制的奴隶，对权力无限崇拜。而文人被阉割了骨气，也就成了彻底的软骨怪物。这类人天生有慕虚荣，好名誉，依附权贵之门，以求先富之捷径，甘愿做权力者之狗，对小民则贪残无比······”
“······中国之落后，实始自元明，而明之高祖成祖难辞其咎。当斯时，西方乃文艺复兴，摒除中世纪之蒙昧黑暗，恢复人之理性，开启民智，于是科学大兴，民主大兴，遂有现代之文明，社会进步之一日千里。而我华夏，则被专制权力压迫·被理学思想束缚，越发蒙昧昏聩，至明末期，西方科学民主早已远远超乎我国之上，而建奴趁华夏之衰僭取神州，则是雪上加霜······”
“今世之新学·乃兴人权，开人类思想之自由，复人类天赋之权利，使‘小民，可以接受开明之教育，知识得以普及，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人人可以参政议政，则剥夺了四书五经的蠹虫们借此愚昧民众，欺压民众，鱼肉民众的特权·变少数家族的‘社稷，为全体国民的国家。”
“科学民主，本来并无国界，也无东西之分。西方之人喜好自由平等，厌恶出身之尊卑上下，相信自己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东方之人就天生是奴隶，是愚民？我华夏之民，天生便要如此奴颜婢膝？我东方之民，便不能以开明之姿态，自由之思想，自尊自信之姿态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日倡导所谓圣学之人，打着民族大义的幌子，行的无非是幸进之举·妄图效法朱熹迎合上意·以兴复其固有的特权与地位。这等狼子野心，我觉醒之华夏民众自然要坚决斗争。于斯日起·笔者便当以笔为刀剑····，·”
这篇文章一出，“复古兴汉派”群情激奋，纷纷叫嚷“独秀者必洋奴，非华夏人类也”。
不少义愤填膺之人甚至围了《华夏对报》的总部，若不是警政部派遣了大批警力，说不得还要“衬个公道”。
还没等“复古兴汉派”反应过来，又一颗重磅炸弹炸响。
“复华”在《华夏时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开宗明义;“世易时移，宗法礼教可行于中古，而不可行于当世。”
在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任职的胡汉民写道;“······我国固有之思想模型，一言以蔽之，即所谓‘天朝世界观，，以自己为世界之中心，文明之顶点，且万世不移。传统文化概括起来，其核心的世界观无非是五点;”
“第一，中国广土众民并且是位居平地中央的国家，上覆穹苍。第二，中国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第三，中国是政治的中心。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第四，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第五，好古，且喜欢圣化自己。中国的道德原则对于一切人民都有效，古圣先贤的话语就是真理，是不可逾越的，今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古圣，只能无限接近。”
“长久以来，国人就是用这些原则在自己的心灵周围筑起一道藩篱以保护自己内心的优越感，并利用这种优越感在困苦的生活遭遇中寻求自我满足。每当国家遭受苦难，家庭蒙受不幸，他们就会用这些来告诉自己，‘天道流转，五行循环，，这些苦难不过是历史中的正常现象，很快就会过去·治乱交替之后还是盛世，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忍受各种屈辱和困难，也毫无自尊自信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这种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自我满足，就可以坦然面对一切。”
“······这种观念，在世界各落伍文胡中屡见不鲜，不过‘我族中心论，罢了。照日本人的看法，日本是上天建造的第一个国邦，是世界的中心。古代埃及人则自认为●特别的民族，只有他们才可以叫‘人，，其他的都不是‘人，。亚述人自称自己最聪明，最勇敢，最有力量，而他们的上帝远在其他一切民族的上帝之上。希伯来人则认为他们的土地‘特别美好，，是‘一切土地的光耀，，自己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
古波斯人则自认为‘在一切方面远优于其余一切人类，他们认为别的民族距离他们越近就约优秀，，而波斯君主的称号则是‘宇宙的中心，。希腊人则把德尔菲神庙的一块石头叫做‘肚脐眼，，或者说‘地球的中点，，他们认为自己和野蛮人之间天然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澳洲的土著，每个部落都把自己的家乡看作大地的中心，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中心往任何方向，只需要几百英里就是世界的尽头。”
“······这实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并非什么特别优越的。中国文明的延续，靠的其实更多是这种宗法文明在秦汉时期达到了周边游牧和渔猎蛮族无法达到的高度·从而建立了一种文明的优越，在农耕时代取得了东亚文明版图的优越地位。而这种宗法礼教文明，让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地位，也就非常有利于外来侵略者的统治，并最终同化他们。久而久之，东亚的族群也都浸透了避种主奴哲学，甘做权力的奴才··…··”
“世易时移，当社会进步到工商时代·这种基于农耕自然经济，家庭和氏族的礼擞体系，自然而然就成了过时的裹脚布··…··在新时代，人性高于神性，人类已经走出了蒙昧时代，开启了智慧，懂得而且必须用科学的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去解析社会，而不再被局限在某些圣贤的只言片语之内。人们思想的自由·性格的自尊自信独立进取构成国家的根基，而钳制思想的宗法礼教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我中华之衰落，实乃传统文化落伍僵化之结果，而非异族入侵之结果，更非对外文化交流之结果。而先帝所以能光复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靠的也是引入西学，铸就新学，普及教育，解放思想，使我华夏摆脱蒙昧，开眼看世界，引入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我华夏国战胜利·靠的并非是圣学礼法·也不是传统韬略。如果没有工商大兴，没有铁路公路·没有引入西方各国先进成果所生产的先进武备，没有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陆海军体制，没有现代的税赋体制，没有学习西方的媒体报刊，没有仿效英国建立的公务员体制，行参政院，多党监督，舆论监督，何来胜利？如果还是前明那一套军户体制，军官役使军户如亻卜从，一门心思吃空饷，官兵离心离德，百姓惨遭盘剥，官员惟上峰任命，欺下媚上，没有底层监督，政府内部党同伐异人人谋取私利，个个喊着圣贤口号，动辄以‘畏敌，，‘苟且，互相攻击，举国上下只求私利而毫无国家民族观念，还谈什么国战？”
“说孙子兵法，可叹明末从士大夫到武将，个个都是朗朗上口，《纪效新书》也多耳熟能详的，但面对建奴的骑射，众多兵法加上火枪火炮，却毫无野战之力。可见这兵法也不是什么神奇至极的东西，根子上还是国家的实力根基，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民族根子·····
“自明之后，中华民气之低迷，社会之僵化，文明之退步，思想之封闭，官场之腐败，实在是日甚一日。若没有先帝刷新文化鼎革国家，当此西方工业革命日新月异之世，恐怕中华早已国将不国，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先帝，乃千古未有之明达之人，早知所谓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不堪，故而引入西学······我帝国政府（实际上是陈磊当政的时候）痛批理学，将朱熹移出孔庙，务求尽去理学流毒······可叹国战之胜，本是新学文化之胜利，却被某些人抬出理学的僵尸来复辟，真是千古奇谭。可见此等人，实在已经是中了‘奴才病，，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
此文一出，原本因为对俄主战的事情将复华捧为“明达之士”的皇汉派立马将其列为“洋奴五虎将”之一，大加鞭挞。
章炳麟挥毫泼墨，在《汊风》头版秉笔直书“中华之耻”四个魏碑体大字，据说也是一边写一边指天骂地，“不诛除此獠誓不为人”。
“······此贼不晓阴阳，不知五行之妙，焉能通晓戎机······我帝国之胜，实乃五行轮转之明证。帝国尚土德，而满清尚水德，北方葵水，俄罗斯北方之狄，土克水，此等蛮夷自然也不敌我土德之兴·····
姚麟大作一出，“复古兴汉派”顿时群情耸动，纷纷称赞其人国学功底深厚。
可迪个时候，“复古兴汉派”却起了内讧。
一贯被视为“国学宗师”，“学贯中西”的帝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辜鸿铭，炮轰姚麟“荒诞不经”。这位一贯特立独行的学者明言，“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阴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
辜鸿铭又进一步提出，“西方文明固然有其粗鄙的一面·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托古改制·以罗马希腊传承自居，可此等人实则不过是当年文明世界之外的蛮族。当中国人创作四书五经，建立郡县，希腊罗马已经发展出完善的民主议会体制，有铜表法这样的法治基ˉ础之时，日耳曼人却还在黑森林中噬毛茹血”。不过·接下来他就话锋一转，“但此等民族，一朝启蒙，摆脱了中世纪的神学蒙昧，区区数百载便取得了今日之成就，居于人类世界之顶点，可见这人性启蒙，足以将一个野蛮落后的蒙昧族群铸造为开明进取的强国”。
“我中华虽于中古时期铸就世界第一等之文明，然西方启蒙之时·我国却陷入了数百年的蒙昧。我们的文化中缺乏逻辑，缺乏科学，也毫无平等和民主的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幼稚而天真。此类善良之本性，固然足以让人自慰·于国却无益，于民则有害。我中华若不能改良文化，从崇古转为进取，从保守转为开放，从愚昧转向明智，则中华文化之衰亡，乃至民族之绝灭，已可想见······”
“反之·若行启蒙之举·大开民智，鼓励国民思想自由·开拓进取，以此四亿五千万华夏之民为根基，以其智慧之渊深，积累之深厚，土地之广袤，人类文明未来之执牛耳者舍我华夏其谁··…··”
辜鸿铭捅了马蜂窝。
皇汉派第一个跳出来冷嘲热讽的正是曹钦熙，直接拿辜鸿铭的出身开涮，“··…··此老生于境外，其父乃于英夷之种植园当差，也即所谓买办，其人母亲乃伊比利亚之佛朗吉人（葡萄牙人），更认英夷曰布朗氏为义父，于欧洲学习夷人之学，对我国学无非一知半解······此等人黄皮白心，正所谓香蕉人，夷语之所谓芭娜娜是也······”
章炳麟也不甘示弱，炮轰西学;“······西夷之学说，乃世界第一等虚伪之学说。所谓平等博爱，观之欧洲诸国，富者财产丰厚，地位崇高，贫者虽看似有投票之权，可选来选去还不是那些人上之人······既然如此，何必舍本逐末，弃我华夏君臣父子纲常礼擞之人间正道而习西夷表里不一之伪学······所谓希腊，地不过一郡县，公民不过万人;所谓罗马，也不过意大利撮尔小邦些许民众罢了。至于所谓英吉利，法兰西，也不过欧洲小国，以一时之坚船利炮侵略别国土地，貌似强大，外强中干······我中华奄有天下，何必处处东施效颦······自古以来，夷狄之效仿华夏不知凡几，而未见以华夏之文明高妙，尚需求索于番邦夷狄的······”
到了这个时候，论．战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界的范畴。
很多底层民众一向以报纸为圭臬，现在眼看着众多“大家”弘扬“传统文化”，想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训，想着“胡虏”，“夷人”的可恶，不禁也触动情肠，纷纷鼓噪。
一时之间，神州上下“复汉”之声四起，“尽逐夷狄，族灭建虏，贵华夏而贱蛮夷”等呼声四起，很多外国人也不禁有些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原本开明包容的国家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狂暴而不可理喻。
在一些比较闭塞保守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欺生”的情结，而“相貌奇特，奇装异服，举止怪异”的夷人更被目为“妖怪”，连带着来经商的外乡人，因其商业活动“颇类西夷”，也被称为“二毛子”。由于这些人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与当地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格格不入，当地不少居民本来就是看不惯，现在得了藉口，立刻就行动了起来。辱骂，殴打，乃至诬告，连邻居家死了牛也是“蛮夷之人使邪法，不敬鬼神”所致。在一些地方，民众被煽动起来向政府和参议院请愿，“请拆教堂”，认为“此所祭祀邪神，触怒祖宗，故有天灾，若不拆除，恐水旱蝗汤交侵，士庶无存”。
到了这个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力量，也开始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查看当下的局势。眼看着形势开始微妙起来，不少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准备借机鼓动风潮谋取利益者有之，在之前的一些事件中受损，对现政权抱有不满者也有之，想要借力打力，把社会走向椎到自己期待的那一边的也有之，甚至一些对“苏维埃式革命”做了研究，开始考虑一些非常手段谋求利益者也有之。（未完待续。
“所谓圣学，无非是朱熹一类无耻文人谄媚专制权力以求幸进，或是‘立言传世，的无耻谰言罢了。其以尊长纲常为幌子，无非是借此邀得当权者的欢心，以成为‘显学，。而历代专制统治者则以其‘尊长，，‘尊圣，的特色，对其大力弘扬，把中国人都变成思想和体制的奴隶，对权力无限崇拜。而文人被阉割了骨气，也就成了彻底的软骨怪物。这类人天生有慕虚荣，好名誉，依附权贵之门，以求先富之捷径，甘愿做权力者之狗，对小民则贪残无比······”
“······中国之落后，实始自元明，而明之高祖成祖难辞其咎。当斯时，西方乃文艺复兴，摒除中世纪之蒙昧黑暗，恢复人之理性，开启民智，于是科学大兴，民主大兴，遂有现代之文明，社会进步之一日千里。而我华夏，则被专制权力压迫·被理学思想束缚，越发蒙昧昏聩，至明末期，西方科学民主早已远远超乎我国之上，而建奴趁华夏之衰僭取神州，则是雪上加霜······”
“今世之新学·乃兴人权，开人类思想之自由，复人类天赋之权利，使‘小民，可以接受开明之教育，知识得以普及，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人人可以参政议政，则剥夺了四书五经的蠹虫们借此愚昧民众，欺压民众，鱼肉民众的特权·变少数家族的‘社稷，为全体国民的国家。”
“科学民主，本来并无国界，也无东西之分。西方之人喜好自由平等，厌恶出身之尊卑上下，相信自己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东方之人就天生是奴隶，是愚民？我华夏之民，天生便要如此奴颜婢膝？我东方之民，便不能以开明之姿态，自由之思想，自尊自信之姿态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日倡导所谓圣学之人，打着民族大义的幌子，行的无非是幸进之举·妄图效法朱熹迎合上意·以兴复其固有的特权与地位。这等狼子野心，我觉醒之华夏民众自然要坚决斗争。于斯日起·笔者便当以笔为刀剑····，·”
这篇文章一出，“复古兴汉派”群情激奋，纷纷叫嚷“独秀者必洋奴，非华夏人类也”。
不少义愤填膺之人甚至围了《华夏对报》的总部，若不是警政部派遣了大批警力，说不得还要“衬个公道”。
还没等“复古兴汉派”反应过来，又一颗重磅炸弹炸响。
“复华”在《华夏时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开宗明义;“世易时移，宗法礼教可行于中古，而不可行于当世。”
在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任职的胡汉民写道;“······我国固有之思想模型，一言以蔽之，即所谓‘天朝世界观，，以自己为世界之中心，文明之顶点，且万世不移。传统文化概括起来，其核心的世界观无非是五点;”
“第一，中国广土众民并且是位居平地中央的国家，上覆穹苍。第二，中国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第三，中国是政治的中心。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第四，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第五，好古，且喜欢圣化自己。中国的道德原则对于一切人民都有效，古圣先贤的话语就是真理，是不可逾越的，今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古圣，只能无限接近。”
“长久以来，国人就是用这些原则在自己的心灵周围筑起一道藩篱以保护自己内心的优越感，并利用这种优越感在困苦的生活遭遇中寻求自我满足。每当国家遭受苦难，家庭蒙受不幸，他们就会用这些来告诉自己，‘天道流转，五行循环，，这些苦难不过是历史中的正常现象，很快就会过去·治乱交替之后还是盛世，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忍受各种屈辱和困难，也毫无自尊自信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这种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自我满足，就可以坦然面对一切。”
“······这种观念，在世界各落伍文胡中屡见不鲜，不过‘我族中心论，罢了。照日本人的看法，日本是上天建造的第一个国邦，是世界的中心。古代埃及人则自认为●特别的民族，只有他们才可以叫‘人，，其他的都不是‘人，。亚述人自称自己最聪明，最勇敢，最有力量，而他们的上帝远在其他一切民族的上帝之上。希伯来人则认为他们的土地‘特别美好，，是‘一切土地的光耀，，自己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
古波斯人则自认为‘在一切方面远优于其余一切人类，他们认为别的民族距离他们越近就约优秀，，而波斯君主的称号则是‘宇宙的中心，。希腊人则把德尔菲神庙的一块石头叫做‘肚脐眼，，或者说‘地球的中点，，他们认为自己和野蛮人之间天然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澳洲的土著，每个部落都把自己的家乡看作大地的中心，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中心往任何方向，只需要几百英里就是世界的尽头。”
“······这实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并非什么特别优越的。中国文明的延续，靠的其实更多是这种宗法文明在秦汉时期达到了周边游牧和渔猎蛮族无法达到的高度·从而建立了一种文明的优越，在农耕时代取得了东亚文明版图的优越地位。而这种宗法礼教文明，让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地位，也就非常有利于外来侵略者的统治，并最终同化他们。久而久之，东亚的族群也都浸透了避种主奴哲学，甘做权力的奴才··…··”
“世易时移，当社会进步到工商时代·这种基于农耕自然经济，家庭和氏族的礼擞体系，自然而然就成了过时的裹脚布··…··在新时代，人性高于神性，人类已经走出了蒙昧时代，开启了智慧，懂得而且必须用科学的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去解析社会，而不再被局限在某些圣贤的只言片语之内。人们思想的自由·性格的自尊自信独立进取构成国家的根基，而钳制思想的宗法礼教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我中华之衰落，实乃传统文化落伍僵化之结果，而非异族入侵之结果，更非对外文化交流之结果。而先帝所以能光复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靠的也是引入西学，铸就新学，普及教育，解放思想，使我华夏摆脱蒙昧，开眼看世界，引入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我华夏国战胜利·靠的并非是圣学礼法·也不是传统韬略。如果没有工商大兴，没有铁路公路·没有引入西方各国先进成果所生产的先进武备，没有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陆海军体制，没有现代的税赋体制，没有学习西方的媒体报刊，没有仿效英国建立的公务员体制，行参政院，多党监督，舆论监督，何来胜利？如果还是前明那一套军户体制，军官役使军户如亻卜从，一门心思吃空饷，官兵离心离德，百姓惨遭盘剥，官员惟上峰任命，欺下媚上，没有底层监督，政府内部党同伐异人人谋取私利，个个喊着圣贤口号，动辄以‘畏敌，，‘苟且，互相攻击，举国上下只求私利而毫无国家民族观念，还谈什么国战？”
“说孙子兵法，可叹明末从士大夫到武将，个个都是朗朗上口，《纪效新书》也多耳熟能详的，但面对建奴的骑射，众多兵法加上火枪火炮，却毫无野战之力。可见这兵法也不是什么神奇至极的东西，根子上还是国家的实力根基，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民族根子·····
“自明之后，中华民气之低迷，社会之僵化，文明之退步，思想之封闭，官场之腐败，实在是日甚一日。若没有先帝刷新文化鼎革国家，当此西方工业革命日新月异之世，恐怕中华早已国将不国，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先帝，乃千古未有之明达之人，早知所谓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不堪，故而引入西学······我帝国政府（实际上是陈磊当政的时候）痛批理学，将朱熹移出孔庙，务求尽去理学流毒······可叹国战之胜，本是新学文化之胜利，却被某些人抬出理学的僵尸来复辟，真是千古奇谭。可见此等人，实在已经是中了‘奴才病，，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
此文一出，原本因为对俄主战的事情将复华捧为“明达之士”的皇汉派立马将其列为“洋奴五虎将”之一，大加鞭挞。
章炳麟挥毫泼墨，在《汊风》头版秉笔直书“中华之耻”四个魏碑体大字，据说也是一边写一边指天骂地，“不诛除此獠誓不为人”。
“······此贼不晓阴阳，不知五行之妙，焉能通晓戎机······我帝国之胜，实乃五行轮转之明证。帝国尚土德，而满清尚水德，北方葵水，俄罗斯北方之狄，土克水，此等蛮夷自然也不敌我土德之兴·····
姚麟大作一出，“复古兴汉派”顿时群情耸动，纷纷称赞其人国学功底深厚。
可迪个时候，“复古兴汉派”却起了内讧。
一贯被视为“国学宗师”，“学贯中西”的帝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辜鸿铭，炮轰姚麟“荒诞不经”。这位一贯特立独行的学者明言，“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阴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
辜鸿铭又进一步提出，“西方文明固然有其粗鄙的一面·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托古改制·以罗马希腊传承自居，可此等人实则不过是当年文明世界之外的蛮族。当中国人创作四书五经，建立郡县，希腊罗马已经发展出完善的民主议会体制，有铜表法这样的法治基ˉ础之时，日耳曼人却还在黑森林中噬毛茹血”。不过·接下来他就话锋一转，“但此等民族，一朝启蒙，摆脱了中世纪的神学蒙昧，区区数百载便取得了今日之成就，居于人类世界之顶点，可见这人性启蒙，足以将一个野蛮落后的蒙昧族群铸造为开明进取的强国”。
“我中华虽于中古时期铸就世界第一等之文明，然西方启蒙之时·我国却陷入了数百年的蒙昧。我们的文化中缺乏逻辑，缺乏科学，也毫无平等和民主的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幼稚而天真。此类善良之本性，固然足以让人自慰·于国却无益，于民则有害。我中华若不能改良文化，从崇古转为进取，从保守转为开放，从愚昧转向明智，则中华文化之衰亡，乃至民族之绝灭，已可想见······”
“反之·若行启蒙之举·大开民智，鼓励国民思想自由·开拓进取，以此四亿五千万华夏之民为根基，以其智慧之渊深，积累之深厚，土地之广袤，人类文明未来之执牛耳者舍我华夏其谁··…··”
辜鸿铭捅了马蜂窝。
皇汉派第一个跳出来冷嘲热讽的正是曹钦熙，直接拿辜鸿铭的出身开涮，“··…··此老生于境外，其父乃于英夷之种植园当差，也即所谓买办，其人母亲乃伊比利亚之佛朗吉人（葡萄牙人），更认英夷曰布朗氏为义父，于欧洲学习夷人之学，对我国学无非一知半解······此等人黄皮白心，正所谓香蕉人，夷语之所谓芭娜娜是也······”
章炳麟也不甘示弱，炮轰西学;“······西夷之学说，乃世界第一等虚伪之学说。所谓平等博爱，观之欧洲诸国，富者财产丰厚，地位崇高，贫者虽看似有投票之权，可选来选去还不是那些人上之人······既然如此，何必舍本逐末，弃我华夏君臣父子纲常礼擞之人间正道而习西夷表里不一之伪学······所谓希腊，地不过一郡县，公民不过万人;所谓罗马，也不过意大利撮尔小邦些许民众罢了。至于所谓英吉利，法兰西，也不过欧洲小国，以一时之坚船利炮侵略别国土地，貌似强大，外强中干······我中华奄有天下，何必处处东施效颦······自古以来，夷狄之效仿华夏不知凡几，而未见以华夏之文明高妙，尚需求索于番邦夷狄的······”
到了这个时候，论．战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界的范畴。
很多底层民众一向以报纸为圭臬，现在眼看着众多“大家”弘扬“传统文化”，想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训，想着“胡虏”，“夷人”的可恶，不禁也触动情肠，纷纷鼓噪。
一时之间，神州上下“复汉”之声四起，“尽逐夷狄，族灭建虏，贵华夏而贱蛮夷”等呼声四起，很多外国人也不禁有些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原本开明包容的国家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狂暴而不可理喻。
在一些比较闭塞保守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欺生”的情结，而“相貌奇特，奇装异服，举止怪异”的夷人更被目为“妖怪”，连带着来经商的外乡人，因其商业活动“颇类西夷”，也被称为“二毛子”。由于这些人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与当地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格格不入，当地不少居民本来就是看不惯，现在得了藉口，立刻就行动了起来。辱骂，殴打，乃至诬告，连邻居家死了牛也是“蛮夷之人使邪法，不敬鬼神”所致。在一些地方，民众被煽动起来向政府和参议院请愿，“请拆教堂”，认为“此所祭祀邪神，触怒祖宗，故有天灾，若不拆除，恐水旱蝗汤交侵，士庶无存”。
到了这个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力量，也开始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查看当下的局势。眼看着形势开始微妙起来，不少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准备借机鼓动风潮谋取利益者有之，在之前的一些事件中受损，对现政权抱有不满者也有之，想要借力打力，把社会走向椎到自己期待的那一边的也有之，甚至一些对“苏维埃式革命”做了研究，开始考虑一些非常手段谋求利益者也有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