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雏鹰初啼 第三十八章 时代的责任
“时郡王镇东瀛，母国文化之辩时有闻之，而郡王忧似甚闭门而谢客。至上之文传诸东瀛，郡王把玩良久，而后欢宴如前。人见之，私相曰：安矣。”——范至澜，《华兴朝野录》）
这位几乎从不公开发表文章的皇帝，以这样一篇文章而公诸天下，顿时就引发了举国轰动。
在现世的中国，这位经历传奇，又领导国家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强国之战的青年皇帝，早已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神化了。老人坚信这位是“天降星宿”，中年人认定是“超迈乃父”，青年人则将其视为偶像，崇拜之狂热前所未有。
以他现在的声望和影响，无论公开说了什么，自然而然地会被绝大多数国民奉为圭臬。
郑宇很清楚：纵观历史，任何一个统治者走到他这一步，下一步自然而然的就是造神，思想净化，内部清洗，建立自己绝对专制统治，可以把国家如同面团一样随意揉捏。
但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穆铁这些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看着千千万万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呐喊着，拼搏着，流血流泪，他早已明白了一些东西。
历史，终究不会一次再一次地把机会赐给同一个国家和民族。
原本稍纵即逝的时代之潮，由于郑鹰等人的到来，终于让这个老大民族抓在手中。但历史强大的惯性，却依然在潜移默化地把它继续拉向惯常的轨道。
时代选择了郑宇，而他也必须肩负起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社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复杂，而人性解放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专制愚民也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这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列强大争之世，需要的统治者不再是家天下或X天下的枭雄·而是一个一切首先从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不以个人权力和私欲为先的真正的大政治家。
作为一个政治家，当国家站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之时，要做的不是那一套枭雄手段，帝王权术·而是因势利导，推动形成一个包容和开放的舆论氛围，一步步推进社会深层次的变革，为这个国家真正建立起千年之基。
现在正是这个国家开始这样一场根本变革的最好时机：错过这个民气最高，国内最为众志成城的时候，一旦国家上下再次心满意足地沉醉在歌功颂德之中，文恬武嬉，重回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则一切“辩论”都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文化争鸣也会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随后历史重回惯性，而时代的大门也会再次关闭，一个昙花一现的“盛世”不过是人亡政息。
更重要的，他很难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会有自己这样的权威，这样的魄力，乃至这样的胸襟气魄和责任感，来从事这样一场可能对自身权威构成挑战的变革。
郑宇知道自己的言论有什么样的权威，但他也知道这柄利器不可轻动：自己在外面说的越多，犯错的概率就越大，所以他凡事都喜欢让别人顶在前面。郑宇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一个引导者和仲裁者，而不是冲到舞台上面的“男主角”。走到他这一步·他也确实不太需要那些表现来维护权威：他的成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并不担心·这些否定从不犯错的圣人存在，否定放之四海皆准的圣言的存在·否定权力高于一切的言论会动摇他本人的统治。
他的法统传承是依据宪法，依据合理传承，他的权力来自于他的法统，也来自于他手中的党政军财文大权，来自于他用铁和血打下来的赫赫声威。对外，他开疆辟土的成就超越了一切华夏帝王;对内，他铁腕粉碎兵变，铁拳肃清官场，肢解了地方政府，又分化了复兴党，用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把绝大部分人和自己捆绑到了一起。在这个国家内外，都已经没有力量敢于挑战他的权威。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只要不犯下太多愚蠢到不可救药的错误，任何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都已经无法动摇他的权威，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瓦解他为这个国家打造的长久秩序。
他的存在，可以确保这个国家中的各股力量被迫或自愿地接受妥协的概念，学会在宪法体制内和平地获取和交接权力，实现共存，学会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争论。
他从不相信一个正邪大决战式的革运动就能够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旧貌换新颜，而是有条不紊地计划着一切，循序渐进地展开自己的行动。他有耐心，等得起，因为他足够年轻，也足够有权威。
论战走到这一步，的确也很难继续下去了。
“复古兴汉派”中的很多干将原本就是打着“迎合上意”的念头，在实现“大政奉还”的同时“简在帝心”或“不负平生之志”。
可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这位皇帝居然根本就是反对颂圣反对复古，那还搞什么搞？
没得搞。
第个退出的正是谭嗣同。
这位湖南书生原本也是硬汉，但多年宦海沉浮，早多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再加上对这位皇帝看似宽和，关键时刻狠辣果决的性子深为忌惮，更清楚如果自己敢于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怕民间的形象就要大坏，更会被铺天盖地的口水淹死。此刻一看对方公开出来喊话，前内阁重臣谭嗣同就知道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郑鹰时代过来的臣僚都已经懂得了这个政坛规则：“······以先帝之明，于此事既早有决断，我等自不必多言。国民思想之自由，吾人并非反对，不过是千载传承有其惯性，担心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圣上所说正是至理名言，北竹所言之道理我等也深然之······当用心揣摩……希望不忘传统，拾遗补缺。所谓谁主谁次，实可另论，关键是东西不可偏废·中外不可混同，我华夏不可盲目崇洋，可既然有墨师为此天赋人权之开山鼻祖，吾人······”
自诩“忠于皇上”的姚麟也不得不发表“退战声明”：“····…吾人敬先帝与今上之心天人可鉴，所言无非为国进言，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事理已论明，华夏新学之功吾人并非视而不见，只是忧心西夷文化之侵略，欲振奋我民心志气·既有墨师达者在前······今吾人当以先帝和今上为楷模，恪尽职守……”
曾廉则干脆中了风，着了魔，整日嚎啕痛哭“······我先哲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翟粗鄙无知，禽兽之人，其学说定然祸国殃民是无疑的，我先圣苦心经营，方弃此邪说伪学·今……吾人要此口何用？华夏完了·率兽食人，亡天下了······死了好死了好！”
这人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家人“我死了，务必把眼睛放到城门口，我要看看这国是怎么亡的”！其家人只当他胡言乱语，只是诺诺敷衍了事。
那位五台山的高僧更是离谱，之前这位在报纸上发表了水墨画，一恶形恶相的野猪于云上对地面嚎叫不已，下面一只绿油油的公鸡，也是对空张牙舞爪，上书“天猪叫（天主教），鸡独叫（基督教），都是礼拜一个猪（主）”。
等到北竹宏论出台，举国舆论一变，纷纷指责“复古兴汉派”保守误国，再到郑宇短文一出，天下轰动，复古兴汉派土崩瓦解，打着“国粹”旗号大兴“三教”也成了笑谈，这位“高僧”顿时傻了眼。其上师特地从西安赶来，斥责这位高僧妄动无名，尘缘未尽，责令‘面壁思过，，打发去了河南少室山苦修。
那位提出“英语来源于古汉语”的“国学家”，被众多语言学家一顿冷嘲热讽，早已是狼狈不堪。其就职的学校则以其“品行不端，学术低劣，治学不严，不堪师表”为由将其解聘，不得不回乡务农，从此销声匿迹。
章炳麟的表现，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沉默多日之后，这位此番一直冲锋陷阵的“骂神”却是光棍到底：“……吾人之所敬先帝，敬今上，非为求幸进，但出于公心。我华夏此前多遭摧折，国事不靖，政出多头，掣肘太多实乃祸根。吾人深感今日国家局面来之不易，而两代圣君主政实在是我华夏可遇不可求之千载良机。若再行前朝党争故事，恐千载机遇失却，我华夏盛世有不忍言，故力求为君上独揽大权之马前一卒…···不过吾人以忠君为念，以国家为念，既君上已有圣训，则吾人自当遵从。华夏新学之于国有利，吾人并非不知，但忧心国事也，未来当诚心正意研习我新学，继承我华夏以人为本之文化精髓，精研中庸仁恕之道······然吾人此刻依然认为，华夏之兴在于圣天子掌政，愿吾皇善自珍重，切不可自误，天子不可一日无权柄，而华夏不可一日无君上…···”
（据后来民间史书《华兴朝野录》记载，“时人多有非议太炎品行者……惟上阅太炎之文，笑而谓宋公钝初，曰：‘此憨直人也。，后传诸宫外，人言及太炎，皆曰‘憨章，。后太炎闻之，感慨良久，自刻一印曰‘憨直痴人，，以此砥砺，遂为一代名家······”）
上书恢复理学的“专家教授”，在校内也已经沦为笑柄。
这个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三十多年，现代工商业文明特有的冲击之下，再加上政府的强力推动，民智早开，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文献，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小说诗歌，通过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努力，早已广泛传播于各地。
各大报纸，杂志，时时刻刻报道着世界各地的动态，科教文化和经济政治军事上头的新进展。再加上几次国战，连升斗小民也开始关注这些原本云山雾罩的外洋国家，渐渐都知道些外国的事情知道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有别人的语言文字，并非什么真正的土著蛮夷。
这新学事功如何原本是日日可见，现在又经了一场大辩论，再加有了墨翟这本土巨子为前贤，民主法治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舶来流毒”仅有的一点疑惑也渐渐消散。尤其是陛下开了口，又是先帝遗命，那自然是错不了的。
尽管大部分民众并不太理解思想自由，自尊自信，权利义务的准确涵义，但大体上也有了些概念。想想自己家里和周围那些服役当兵的，给国家流了血流了汗，国家就给了他们恁多权利，这不就是权利和义务？现在半大小子看到县太爷也不下跪也不称小民，大老爷对待民众还要自称“兄弟”，态度和蔼，再不以老爷，“本官”自居衙门也没了杀威棒，没了官威，参政院里更是有不少原本乡下穷人子弟，参军回来也不过是小康之家，却也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看来这自尊自信，也的确不是什么坏东西，反倒看起来触手可及。
思想自由？娃子们回来时不时就说些新词，新玩意都是老祖宗从来没提过没讲过的镇子里村子里有时候来些学生，说的也是一些闻所未闻的道道莫不是就是这思想自由？
看来这世道确实不同了。
可日子，不还是得照过？
借着这一股辩论热潮，在郑宇的协调之下，“北竹”等人又联名出版了一部《帝国七德论》，详细论述帝国七德。
书中提出，“忠，我帝国的忠并非下级对上级单方面的忠，也并非是忠于个人，我帝国提倡的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且是彼此之间相互忠诚。我华夏之民，当以国家民族为先，以公共利益为先。但此等忠并非愚忠，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名义，就可以随便牺牲一切生命的一切权益。”
“为官者不但要忠于国家，更要忠于民众，忠于职守。何谓职守？为国家民族谋福利就是官员的职守。是否忠于国家民族，要看其本心，也要由法律，规章，制度来约束，由专门部门来监督。而民众对于官员，并没有忠诚的义务：官员只是受他们委托而为国民服务，彼此没有上下尊卑，也自然没有民忠于官员的道理。”
“忠，也有其界限。私人不得侵犯公共利益，是为忠;不得以公共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人权利范围内的自由，也是忠。两个利益之间的划分，则以法律来界定，而前者是高于后者的：在关键时刻，我一切国民也应该有牺牲小我的勇气，而国家必当给与足够的补偿。但国家决不可滥用此一原则，放任牺牲国民自由……”
“勇，即对于破坏公共利益，或他人私人自由，违反法律，或危害国家民族安全的行为勇于斗争。在国内，这种斗争应首先以合法的形势，而避免采取暴力，除非不以暴力不足以遏制;而于国家对外事务之上，我华夏国民当勇于公战，为了国家民族的公共利益，也是为了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护，要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战斗。”
“勇，实在是我华夏先民开辟神州的至高信条。无勇，则无华夏，无民族，无国家。华夏之民族，乃刚勇义烈之民族，义之所至，非千万人吾往矣……”
“仁，就是以人为本。
‘仁，，于孔学中为‘爱人，，这里人只是指士人。但今世之人，已经是全体国民，故而仁便是对全体国民之爱，也就是民族内部的博爱。具体言之，仁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合作，和谐，以良性竞率而非恶性竞争来实现进步。任何文明的改进，并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与尊严为代价。推而广之，仁还代表着对整个自然界的爱。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我们的发展也要做到与环境和谐匹配，避免恶化戗们的生活环境。”
“义，就是公平正义，而其度量则以法律为根本，并以社会道德为辅助。义者，仪也，法度也。法律是明确社会公德的基本准绳，‘义，的原则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就现代社会来说，立法公正，依法行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便是义;就道德而言，做人要有原则，有底线，不能为了利益，或某种目的而敢于牺牲一切。”
“我们道德教化的首要前提·便是确立一个‘义，，并且培养公民遵守义的自觉和信念。而这种义的判断标准，最跟上上是是否利于帝国国民之利益······所谓‘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我华夏之义当以仁为根本，即立法，执法需以人为本，尤其要避免是恃强凌弱······”
“坚持义，就必须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我们提倡利·并以利为判断义是否‘合宜，的根本′正如墨子云，‘义，天下之良宝也，，‘所为贵良宝者，利民也，。利是提高国民福祉之最为直接的驱动′国民之利即是国家之利。而利有根本及末梢，有眼前一时之短利与长期根本之利，有少数之利与多数之利，而多数之利，长期根本之利为优先……帝国之义服务于国民之整体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国民利益分配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但绝不能唯利是图。义在利之前，但义利不偏废，守义而求利。”
“礼·就是对人扌各的尊重。对于我华夏来说·礼法固然曾经被过分强调，但今世也并非要给与废弃·而是旧时有旧时的礼，现代有现代的礼。对于师长，父母，应该有必要的恭敬。但这种恭敬并不是盲从，而是尊重。此外，这种尊重是相互的，并不是说师长和父母就不必尊重子女和学生的独立人格。礼不可废，但也不可过于极端，更不能把礼上升到无限的高度，一切服从于礼。”
“帝国讲求科学，讲求实际，所谓‘达者为先，。为人弟子者当独立思考，对师长所传授之知识当质疑则质疑。为人师长者，对弟子也要守礼，要尊重弟子的人格，对于弟子的质疑不要当成挑战自己的权威。”
“帝国文化之中，尊重权威的言论但并不迷信权威。权威之为权威，从来不过是一时之现象，后人总要比前人更强，社会才能进步，故所谓权威，不过是拿来被人参考借鉴，也是被人质疑的。质疑权威，是一种美德而非败德。但这种质疑必须是言之有物，出于实际，而非为了质疑而质疑，为了名利而质疑。”
“故而帝国的礼务实而不务虚，求结果而不重过程，礼为相互之事，子弟对师长执礼，师长也对子弟执礼;子女对父母执礼，父母也对子女执礼。”
“于外交领域，帝国国民对外交往当守国际约法，于外国当尊重外国之法律风俗，做到自尊自信，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若遭到非法待遇，需要及时寻求驻外使节的帮助。于国内，当以自尊自信之姿态对待外国之人，不歧视，不谄媚，遵守法律，展示我大国风范。”
“智者，崇尚知识，追求真理，讲求科学。荀子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墨家主张‘务为智，，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以被人所认识的事物……”
“孔子云，‘知者不惑，，具有完善理想人格的君子不仅应当是‘仁者，，而且也应当是‘智者，。‘智，与‘仁，是相辅相成的，好学求知也能促进仁德的自觉和生长。故子夏曰：‘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美德即知识。，”
“求知的方法是科学，也就是求知要从实际出发，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以科学的方法来求知，而不是枯坐冥想，顿悟求知。墨家提出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并提出‘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理遗利，，即追求真理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要勤于思考，对世间的一切客观存在‘求其故，…···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者对于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故而身为帝国国民，不但要通晓社会科学知识，也要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对于新奇事物和现象，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去探究原理······”
“所谓信，便是忠于职守，诚实可信。《大学》以‘正心诚意，作为修身的前提，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墨子云，圣王‘忠信相连，，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国家要敬事而信。君子应当言行一致诚实笃信，‘言忠信，行笃敬，才能行于天下。”
“所谓信，要言行如一，尊重事实，信守承诺，勇于履行义务。而商业往来，信和义更是基本准则。无信之人，于帝国将受唾弃，而终究会难以立足。我帝国对人之评价衡量，忠，信与义为先。”
此书一出，洛阳纸贵，举国轰动。
不仅仅是北竹等笔杆的名气，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为此书做了序。
虽然序里边本身没有明确表达出很强的倾向性，但字里行间的欣赏和鼓励是明白无意的。而更关键的，是作序本身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表态：这恐怕就是未来整个国家选材，行事，立言的根本。
这可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地方政府和各社会组织更是纷纷慷慨解囊大力采购，后来连送礼都流行送本《帝国七德论》。这是后话。
郑宇也是没办法。
这些东西最终还是要依靠官方的力量才得以推动，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但他也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种背景之下，实在是没有比这样的一个定位更加有利于这一套道德规范的推行。
好在这本书的主旨本来就是在构筑共同道德规范的同时打开民智，而且只是规定了必要的道德准则而并没有把道德上升到唯一真理的高度，而思想体系本身是开放的，人本的，他也并不担心这样一本“道德规范”会变成新八股。
当然，他也并不认为靠这一本书，道德规范就能够在全体国民心中树立起来，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潜移默化，需要文化界的不懈努力。
但终究现在有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样本。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至于打破自古以来对权威，圣人，“圣言”的迷信，这事情并非一时之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些总纲的铺垫。
改良文化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却是这种改良的方式：思想碰撞，百花齐放。并且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得超越学术讨论和思想争鸣的界限。
这一切，在郑宇看来，远比打赢几场国战要难得多，也要重要得多。未完待续。
这位几乎从不公开发表文章的皇帝，以这样一篇文章而公诸天下，顿时就引发了举国轰动。
在现世的中国，这位经历传奇，又领导国家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强国之战的青年皇帝，早已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神化了。老人坚信这位是“天降星宿”，中年人认定是“超迈乃父”，青年人则将其视为偶像，崇拜之狂热前所未有。
以他现在的声望和影响，无论公开说了什么，自然而然地会被绝大多数国民奉为圭臬。
郑宇很清楚：纵观历史，任何一个统治者走到他这一步，下一步自然而然的就是造神，思想净化，内部清洗，建立自己绝对专制统治，可以把国家如同面团一样随意揉捏。
但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穆铁这些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看着千千万万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呐喊着，拼搏着，流血流泪，他早已明白了一些东西。
历史，终究不会一次再一次地把机会赐给同一个国家和民族。
原本稍纵即逝的时代之潮，由于郑鹰等人的到来，终于让这个老大民族抓在手中。但历史强大的惯性，却依然在潜移默化地把它继续拉向惯常的轨道。
时代选择了郑宇，而他也必须肩负起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社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复杂，而人性解放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专制愚民也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这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列强大争之世，需要的统治者不再是家天下或X天下的枭雄·而是一个一切首先从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不以个人权力和私欲为先的真正的大政治家。
作为一个政治家，当国家站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之时，要做的不是那一套枭雄手段，帝王权术·而是因势利导，推动形成一个包容和开放的舆论氛围，一步步推进社会深层次的变革，为这个国家真正建立起千年之基。
现在正是这个国家开始这样一场根本变革的最好时机：错过这个民气最高，国内最为众志成城的时候，一旦国家上下再次心满意足地沉醉在歌功颂德之中，文恬武嬉，重回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则一切“辩论”都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文化争鸣也会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随后历史重回惯性，而时代的大门也会再次关闭，一个昙花一现的“盛世”不过是人亡政息。
更重要的，他很难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会有自己这样的权威，这样的魄力，乃至这样的胸襟气魄和责任感，来从事这样一场可能对自身权威构成挑战的变革。
郑宇知道自己的言论有什么样的权威，但他也知道这柄利器不可轻动：自己在外面说的越多，犯错的概率就越大，所以他凡事都喜欢让别人顶在前面。郑宇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一个引导者和仲裁者，而不是冲到舞台上面的“男主角”。走到他这一步·他也确实不太需要那些表现来维护权威：他的成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并不担心·这些否定从不犯错的圣人存在，否定放之四海皆准的圣言的存在·否定权力高于一切的言论会动摇他本人的统治。
他的法统传承是依据宪法，依据合理传承，他的权力来自于他的法统，也来自于他手中的党政军财文大权，来自于他用铁和血打下来的赫赫声威。对外，他开疆辟土的成就超越了一切华夏帝王;对内，他铁腕粉碎兵变，铁拳肃清官场，肢解了地方政府，又分化了复兴党，用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把绝大部分人和自己捆绑到了一起。在这个国家内外，都已经没有力量敢于挑战他的权威。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只要不犯下太多愚蠢到不可救药的错误，任何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都已经无法动摇他的权威，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瓦解他为这个国家打造的长久秩序。
他的存在，可以确保这个国家中的各股力量被迫或自愿地接受妥协的概念，学会在宪法体制内和平地获取和交接权力，实现共存，学会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争论。
他从不相信一个正邪大决战式的革运动就能够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旧貌换新颜，而是有条不紊地计划着一切，循序渐进地展开自己的行动。他有耐心，等得起，因为他足够年轻，也足够有权威。
论战走到这一步，的确也很难继续下去了。
“复古兴汉派”中的很多干将原本就是打着“迎合上意”的念头，在实现“大政奉还”的同时“简在帝心”或“不负平生之志”。
可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这位皇帝居然根本就是反对颂圣反对复古，那还搞什么搞？
没得搞。
第个退出的正是谭嗣同。
这位湖南书生原本也是硬汉，但多年宦海沉浮，早多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再加上对这位皇帝看似宽和，关键时刻狠辣果决的性子深为忌惮，更清楚如果自己敢于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怕民间的形象就要大坏，更会被铺天盖地的口水淹死。此刻一看对方公开出来喊话，前内阁重臣谭嗣同就知道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郑鹰时代过来的臣僚都已经懂得了这个政坛规则：“······以先帝之明，于此事既早有决断，我等自不必多言。国民思想之自由，吾人并非反对，不过是千载传承有其惯性，担心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圣上所说正是至理名言，北竹所言之道理我等也深然之······当用心揣摩……希望不忘传统，拾遗补缺。所谓谁主谁次，实可另论，关键是东西不可偏废·中外不可混同，我华夏不可盲目崇洋，可既然有墨师为此天赋人权之开山鼻祖，吾人······”
自诩“忠于皇上”的姚麟也不得不发表“退战声明”：“····…吾人敬先帝与今上之心天人可鉴，所言无非为国进言，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事理已论明，华夏新学之功吾人并非视而不见，只是忧心西夷文化之侵略，欲振奋我民心志气·既有墨师达者在前······今吾人当以先帝和今上为楷模，恪尽职守……”
曾廉则干脆中了风，着了魔，整日嚎啕痛哭“······我先哲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翟粗鄙无知，禽兽之人，其学说定然祸国殃民是无疑的，我先圣苦心经营，方弃此邪说伪学·今……吾人要此口何用？华夏完了·率兽食人，亡天下了······死了好死了好！”
这人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家人“我死了，务必把眼睛放到城门口，我要看看这国是怎么亡的”！其家人只当他胡言乱语，只是诺诺敷衍了事。
那位五台山的高僧更是离谱，之前这位在报纸上发表了水墨画，一恶形恶相的野猪于云上对地面嚎叫不已，下面一只绿油油的公鸡，也是对空张牙舞爪，上书“天猪叫（天主教），鸡独叫（基督教），都是礼拜一个猪（主）”。
等到北竹宏论出台，举国舆论一变，纷纷指责“复古兴汉派”保守误国，再到郑宇短文一出，天下轰动，复古兴汉派土崩瓦解，打着“国粹”旗号大兴“三教”也成了笑谈，这位“高僧”顿时傻了眼。其上师特地从西安赶来，斥责这位高僧妄动无名，尘缘未尽，责令‘面壁思过，，打发去了河南少室山苦修。
那位提出“英语来源于古汉语”的“国学家”，被众多语言学家一顿冷嘲热讽，早已是狼狈不堪。其就职的学校则以其“品行不端，学术低劣，治学不严，不堪师表”为由将其解聘，不得不回乡务农，从此销声匿迹。
章炳麟的表现，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沉默多日之后，这位此番一直冲锋陷阵的“骂神”却是光棍到底：“……吾人之所敬先帝，敬今上，非为求幸进，但出于公心。我华夏此前多遭摧折，国事不靖，政出多头，掣肘太多实乃祸根。吾人深感今日国家局面来之不易，而两代圣君主政实在是我华夏可遇不可求之千载良机。若再行前朝党争故事，恐千载机遇失却，我华夏盛世有不忍言，故力求为君上独揽大权之马前一卒…···不过吾人以忠君为念，以国家为念，既君上已有圣训，则吾人自当遵从。华夏新学之于国有利，吾人并非不知，但忧心国事也，未来当诚心正意研习我新学，继承我华夏以人为本之文化精髓，精研中庸仁恕之道······然吾人此刻依然认为，华夏之兴在于圣天子掌政，愿吾皇善自珍重，切不可自误，天子不可一日无权柄，而华夏不可一日无君上…···”
（据后来民间史书《华兴朝野录》记载，“时人多有非议太炎品行者……惟上阅太炎之文，笑而谓宋公钝初，曰：‘此憨直人也。，后传诸宫外，人言及太炎，皆曰‘憨章，。后太炎闻之，感慨良久，自刻一印曰‘憨直痴人，，以此砥砺，遂为一代名家······”）
上书恢复理学的“专家教授”，在校内也已经沦为笑柄。
这个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三十多年，现代工商业文明特有的冲击之下，再加上政府的强力推动，民智早开，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文献，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小说诗歌，通过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努力，早已广泛传播于各地。
各大报纸，杂志，时时刻刻报道着世界各地的动态，科教文化和经济政治军事上头的新进展。再加上几次国战，连升斗小民也开始关注这些原本云山雾罩的外洋国家，渐渐都知道些外国的事情知道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有别人的语言文字，并非什么真正的土著蛮夷。
这新学事功如何原本是日日可见，现在又经了一场大辩论，再加有了墨翟这本土巨子为前贤，民主法治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舶来流毒”仅有的一点疑惑也渐渐消散。尤其是陛下开了口，又是先帝遗命，那自然是错不了的。
尽管大部分民众并不太理解思想自由，自尊自信，权利义务的准确涵义，但大体上也有了些概念。想想自己家里和周围那些服役当兵的，给国家流了血流了汗，国家就给了他们恁多权利，这不就是权利和义务？现在半大小子看到县太爷也不下跪也不称小民，大老爷对待民众还要自称“兄弟”，态度和蔼，再不以老爷，“本官”自居衙门也没了杀威棒，没了官威，参政院里更是有不少原本乡下穷人子弟，参军回来也不过是小康之家，却也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看来这自尊自信，也的确不是什么坏东西，反倒看起来触手可及。
思想自由？娃子们回来时不时就说些新词，新玩意都是老祖宗从来没提过没讲过的镇子里村子里有时候来些学生，说的也是一些闻所未闻的道道莫不是就是这思想自由？
看来这世道确实不同了。
可日子，不还是得照过？
借着这一股辩论热潮，在郑宇的协调之下，“北竹”等人又联名出版了一部《帝国七德论》，详细论述帝国七德。
书中提出，“忠，我帝国的忠并非下级对上级单方面的忠，也并非是忠于个人，我帝国提倡的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且是彼此之间相互忠诚。我华夏之民，当以国家民族为先，以公共利益为先。但此等忠并非愚忠，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名义，就可以随便牺牲一切生命的一切权益。”
“为官者不但要忠于国家，更要忠于民众，忠于职守。何谓职守？为国家民族谋福利就是官员的职守。是否忠于国家民族，要看其本心，也要由法律，规章，制度来约束，由专门部门来监督。而民众对于官员，并没有忠诚的义务：官员只是受他们委托而为国民服务，彼此没有上下尊卑，也自然没有民忠于官员的道理。”
“忠，也有其界限。私人不得侵犯公共利益，是为忠;不得以公共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人权利范围内的自由，也是忠。两个利益之间的划分，则以法律来界定，而前者是高于后者的：在关键时刻，我一切国民也应该有牺牲小我的勇气，而国家必当给与足够的补偿。但国家决不可滥用此一原则，放任牺牲国民自由……”
“勇，即对于破坏公共利益，或他人私人自由，违反法律，或危害国家民族安全的行为勇于斗争。在国内，这种斗争应首先以合法的形势，而避免采取暴力，除非不以暴力不足以遏制;而于国家对外事务之上，我华夏国民当勇于公战，为了国家民族的公共利益，也是为了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护，要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战斗。”
“勇，实在是我华夏先民开辟神州的至高信条。无勇，则无华夏，无民族，无国家。华夏之民族，乃刚勇义烈之民族，义之所至，非千万人吾往矣……”
“仁，就是以人为本。
‘仁，，于孔学中为‘爱人，，这里人只是指士人。但今世之人，已经是全体国民，故而仁便是对全体国民之爱，也就是民族内部的博爱。具体言之，仁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合作，和谐，以良性竞率而非恶性竞争来实现进步。任何文明的改进，并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与尊严为代价。推而广之，仁还代表着对整个自然界的爱。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我们的发展也要做到与环境和谐匹配，避免恶化戗们的生活环境。”
“义，就是公平正义，而其度量则以法律为根本，并以社会道德为辅助。义者，仪也，法度也。法律是明确社会公德的基本准绳，‘义，的原则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就现代社会来说，立法公正，依法行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便是义;就道德而言，做人要有原则，有底线，不能为了利益，或某种目的而敢于牺牲一切。”
“我们道德教化的首要前提·便是确立一个‘义，，并且培养公民遵守义的自觉和信念。而这种义的判断标准，最跟上上是是否利于帝国国民之利益······所谓‘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我华夏之义当以仁为根本，即立法，执法需以人为本，尤其要避免是恃强凌弱······”
“坚持义，就必须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我们提倡利·并以利为判断义是否‘合宜，的根本′正如墨子云，‘义，天下之良宝也，，‘所为贵良宝者，利民也，。利是提高国民福祉之最为直接的驱动′国民之利即是国家之利。而利有根本及末梢，有眼前一时之短利与长期根本之利，有少数之利与多数之利，而多数之利，长期根本之利为优先……帝国之义服务于国民之整体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国民利益分配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但绝不能唯利是图。义在利之前，但义利不偏废，守义而求利。”
“礼·就是对人扌各的尊重。对于我华夏来说·礼法固然曾经被过分强调，但今世也并非要给与废弃·而是旧时有旧时的礼，现代有现代的礼。对于师长，父母，应该有必要的恭敬。但这种恭敬并不是盲从，而是尊重。此外，这种尊重是相互的，并不是说师长和父母就不必尊重子女和学生的独立人格。礼不可废，但也不可过于极端，更不能把礼上升到无限的高度，一切服从于礼。”
“帝国讲求科学，讲求实际，所谓‘达者为先，。为人弟子者当独立思考，对师长所传授之知识当质疑则质疑。为人师长者，对弟子也要守礼，要尊重弟子的人格，对于弟子的质疑不要当成挑战自己的权威。”
“帝国文化之中，尊重权威的言论但并不迷信权威。权威之为权威，从来不过是一时之现象，后人总要比前人更强，社会才能进步，故所谓权威，不过是拿来被人参考借鉴，也是被人质疑的。质疑权威，是一种美德而非败德。但这种质疑必须是言之有物，出于实际，而非为了质疑而质疑，为了名利而质疑。”
“故而帝国的礼务实而不务虚，求结果而不重过程，礼为相互之事，子弟对师长执礼，师长也对子弟执礼;子女对父母执礼，父母也对子女执礼。”
“于外交领域，帝国国民对外交往当守国际约法，于外国当尊重外国之法律风俗，做到自尊自信，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若遭到非法待遇，需要及时寻求驻外使节的帮助。于国内，当以自尊自信之姿态对待外国之人，不歧视，不谄媚，遵守法律，展示我大国风范。”
“智者，崇尚知识，追求真理，讲求科学。荀子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墨家主张‘务为智，，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以被人所认识的事物……”
“孔子云，‘知者不惑，，具有完善理想人格的君子不仅应当是‘仁者，，而且也应当是‘智者，。‘智，与‘仁，是相辅相成的，好学求知也能促进仁德的自觉和生长。故子夏曰：‘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美德即知识。，”
“求知的方法是科学，也就是求知要从实际出发，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以科学的方法来求知，而不是枯坐冥想，顿悟求知。墨家提出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并提出‘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理遗利，，即追求真理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要勤于思考，对世间的一切客观存在‘求其故，…···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者对于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故而身为帝国国民，不但要通晓社会科学知识，也要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对于新奇事物和现象，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去探究原理······”
“所谓信，便是忠于职守，诚实可信。《大学》以‘正心诚意，作为修身的前提，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墨子云，圣王‘忠信相连，，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国家要敬事而信。君子应当言行一致诚实笃信，‘言忠信，行笃敬，才能行于天下。”
“所谓信，要言行如一，尊重事实，信守承诺，勇于履行义务。而商业往来，信和义更是基本准则。无信之人，于帝国将受唾弃，而终究会难以立足。我帝国对人之评价衡量，忠，信与义为先。”
此书一出，洛阳纸贵，举国轰动。
不仅仅是北竹等笔杆的名气，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为此书做了序。
虽然序里边本身没有明确表达出很强的倾向性，但字里行间的欣赏和鼓励是明白无意的。而更关键的，是作序本身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表态：这恐怕就是未来整个国家选材，行事，立言的根本。
这可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地方政府和各社会组织更是纷纷慷慨解囊大力采购，后来连送礼都流行送本《帝国七德论》。这是后话。
郑宇也是没办法。
这些东西最终还是要依靠官方的力量才得以推动，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但他也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种背景之下，实在是没有比这样的一个定位更加有利于这一套道德规范的推行。
好在这本书的主旨本来就是在构筑共同道德规范的同时打开民智，而且只是规定了必要的道德准则而并没有把道德上升到唯一真理的高度，而思想体系本身是开放的，人本的，他也并不担心这样一本“道德规范”会变成新八股。
当然，他也并不认为靠这一本书，道德规范就能够在全体国民心中树立起来，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潜移默化，需要文化界的不懈努力。
但终究现在有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样本。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至于打破自古以来对权威，圣人，“圣言”的迷信，这事情并非一时之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些总纲的铺垫。
改良文化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却是这种改良的方式：思想碰撞，百花齐放。并且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得超越学术讨论和思想争鸣的界限。
这一切，在郑宇看来，远比打赢几场国战要难得多，也要重要得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