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二）
1946年南下工作团有一个同乡路过左权见了翠兰。事后反映说翠兰是地主。她戴上这个不相称的帽子渡河上伏牛山，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任务，直到1952年昔阳來信才平反说是中农错划。
虽遭不白之冤，但翠兰从來也沒有埋怨过党组织。
1958年在邓县工作，拔钉子时被停职反省，有几个骨干分子，沒经本人写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材料，但她理直气壮，拒不签字盖章。两年以后经过复审，事实证明翠兰沒有断过一件冤假案。病危中看到了对她的正确评价，翠兰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在病中仍参加了四清运动，病中组织上减了她的工资，她泰然接受。临终前，翠兰虽不能写，但她用不清楚的语言，让丈夫文明代笔写了回忆录数篇。
马翠兰同志参加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愧为刚烈的巾帼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
痛惜其刚逢盛世，却因积劳成疾。溘然而逝，铸成千古憾事。而夸国泰民安，万业皆兴，忆起巾帼累累业绩，常使活者热泪沾巾。痛惜之余，后人当继翠兰未竟之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是194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母亲不但自觉情愿，而且冲破种种阻难，夜半破门，独行太行去奔她的理想之地。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自愿上梁山的唯李逵一人，何况母亲是个年轻少妇!这件事是如此的巧合。那位把母亲当作奸细抓了、又和父亲联系使夫妇见面的同志，以后也调到邓县公安局，还有王汝成，也到了南阳。几十年后又重新聚合在一个新的阵地共同工作，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温馨事。
按照命相学，舅舅是我命中第一个贵人，一见面他就救了我一命。母亲过河是1947年的严冬。但我想，也就是初入严冬吧。因为到了正月，整个黄河都会被冰封掉，冰层不厚时，行人也走不得，船也行不得。我的舅舅当时在武安工作，母亲可能觉得这是他入伍的好机会，就写信给他，把路途日程说了，嘱他“赶上部队，跟我过河”。
但舅舅接到信，计算时间，已來不及到母亲出发地会合，他毅然决定由武安人太行，插路直奔黄河，到那里寻找母亲，舅舅告诉我，那年他十五岁，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因为当时南下部队很多，都要过河，部队征用的都是胶皮轮的大车，他也不问路，就顺着这种车印直向西南。
天气极冷，漫天下着鹅毛大雪，但舅舅参军的心情可说是焦急，昼夜不停地赶，居然有这样的巧合，他赶到黄河岸，母亲抱着我，正准备上船，眼睛看着大道，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弟弟。正焦急张皇间，舅舅满身是雪从大道上跑向母亲，张着手呼喊：“姐姐!我赶上了!’，接着姐弟两个在雪地里又跳，又笑，又哭。舅舅又问：“解放呢?”母亲忙打开重重包裹的棉大衣、被子、小褥子，一边笑着说：‘解放，你看谁來了，你小舅!”话未说完，她愣住了，原來我被“包裹”得过紧，捂昏了过去，已经人事不知，脸色已经青了，呼吸也沒有了。于是，随船的卫生员、母亲、舅舅一齐对我施救，又掐人中，又施人工呼吸，二十分钟后，我哇地放声大哭，众人才放下心來。
姐弟二人悲喜交集，在太行山下，严冬的黄河中抱着我南渡。漫天的飞雪从天上，从太行的峡谷中疯狂地飘落直坠，或成团、或片片絮絮，亿万只白蝴蝶般投向苍茫混沌的河面。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前途非常光明远大，而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笼罩在家庭上空那片驱赶不散的阴霾。
这是舅父的“投奔姐姐记”由我來撰述：其实就是“投奔革命记”的另--仿本。
但是我敢说，母亲的见识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只要“阶级斗争为纲”，那片阴霾在全中国就始终是一种正统权威的“太阿之柄”，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额角上打着“阶级烙印，而这烙印不是党旗那样红得纯正，有杂色，达摩克利斯剑就始终在你上空悬着。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曾任的职务，最高是“区妇联主任”，但是父亲的《投奔革命记》，还有舅舅的回忆，都明明白白是“昔阳县妇救会主席”----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是在这个职务上入伍的，她和父亲一样往下降，到栾川县公安局做锄奸股长，而后又改做侦察股的股长，她从來沒说过这件事，我也从來沒有感到她有“受委屈”的心情。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职务高低沒关系，只要心情舒畅(不挨整)就行。二姨夫吴可就比她资历老，四姨夫凌振中也是1945年初的八路，二姨她操心可能较少，三姨和舅舅，她的关怀是带着母性那样的深沉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父母亲都是懂一点辩证法的。历史的政治造成的环境。昔阳不是他们施为的战场走才能有变数，才能有运动，“走运走运”，不走就沒有运。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比如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猢狲们走到台湾美国，肯定比留在家里等镇反等各色运动要好点。可是，我认为，父母亲命运不好，走的圈子还是小了点，而且沒有重要人物的帮助。他们脱离了地震区，却沒有走出雷雨区去。
但是，舅舅和妈妈终于走进了伏牛山，走进了栾川县城。
你打开地图看。这里全是山，县城在伏牛山腹地。我随母亲和舅舅过了黄河，和父亲部队派去接她的小分队接上了头。我当时才不足三岁，所有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那山是什么形态、水又是怎样的流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有一点影子，但“焦距”是无论如何对不准的了。山川街巷，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拉洋片”，跳动着偶尔变幻图样。但我不能全然忘记，因为从过河到栾川，我确实已经“记事”了。这是我随母亲初度人生的珍贵经历。
现在据理推想，我们过河的地点当在风陵渡。天寒、雪大、风急、浪高，我被裹在被子里上的船，舅舅那时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抱着重重包着的襁褓，大船的桅杆在我的视线里，高高地矗着，摇晃着指向绛红色苍暗的天空。我至今都不能忘掉那冷，雪花大片大片地在船帆的暗影下迅速地飘落。黄河的涛声夹着风啸声，船工的号子声，还有不知什么东西拍打船舷的啪啪声，搅得满船都是淆乱的声息。雪花有时飘落在脸上，还有黄河的浪花，有时也会有大滴的水溅上來，我觉得比雪还要冷。我哭了。
舅舅拿我毫无办法，只是不停地拍打那大大的襁褓，说：“俺孩不哭，啊?俺孩听话，啊?人家船上不让哭，唉…俺孩乖……”但他的话一丝不能感动我，母亲在旁说：“不要哄他了!”她凑到我面前，说，“再哭就把你扔进黄河!”但我不能理解她的意思，“哇”的一声哭得更为嘹亮--_这是我能忆起与母亲最早的“对话”。其实，母亲生我满月之后，便返回了县妇联去工作，我被送进了她娘家--王家庄--觅请了一位奶母。风陵渡上，她对我还是陌生人，我不理会她的威吓，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就习惯了母亲，也习惯了她的习惯。我明白了“大人们都在打仗”。因为无论开会、集合，公安局和军队无甚区别，都列队。吃饭时架枪，显得很紧张。但叔叔们似乎沒人紧张，集合就唱歌，这使我很新奇：人“说话”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战士们闲了就擦枪，一边擦一边哼曲儿。我就在那里扒着石头凳子瞪着眼睛呆看。栾川县公安局设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不止一进，院落很深，母亲就住在第一进院的西厢房里，前面庭院是几株梧桐树。出了大门一片空场，大约是打麦场，场西北是几株高大的梨树----西厢房背靠院外，是大山，长着茂密的杂树。
记忆中我在栾川沒见过父亲。跟着母亲也不是形影不离，那是剿匪最紧张的年月。父母亲都极忙，我经常是“叔叔们照料的”。父亲晚年，有一次我问过他：“你平生最凶险的时期，是不是在昔西无人区?”父亲笑了，说：“和日本人打交道，很简单，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要被他捉到就是胜利。和国民党打仗也简单，他们的兵根本不能拼刺刀，手榴弹一响，说明战斗要结束了。栾川剿匪复杂凶险，打入我们内部的土匪，假投降的，收编之后又反水的，在我们内部搞投毒，暗杀的…得时刻警惕……”父亲的情况如此，母亲的身边情况大致也应差不多。她虽然不能时时照料我，但她“看”得我很紧，总有“叔叔”在我身边的。母亲也随身带枪，有时她还骑马挎枪下乡。那时全国尚未解放，但大形势胜利已成定局。我看母亲总是英姿勃勃的，“很势派”，因为沒有什么女同志，她很“抢眼”，带我的小战士经常指着我向人介绍，“马股长的儿子，调皮捣蛋极了。”然而我怎样“调皮捣蛋”已全无记忆。父亲后來告诉我：“你那时胆子大，部队集合开大会，你就在战士队伍里钻來钻去，从这一列钻到另一列，人们都问‘这谁家的孩子’？”因为随军的小孩也就是我--个，我很受战士们的喜爱。伙房里“改善生活”杀猪，猪尾巴总是留给我，有一次肚子疼，一个老兵把一颗子弹头卸下來，倒出里头的弹药给我喝，“喝下去肚子就不疼了”----真的，这东西能治肚子疼且立竿见影，至今不明其理。
栾川凶险，当时杀机四伏。我虽然小，也能听懂他们的只言片语，有时是说哪个乡被土匪夜袭洗劫；有时说某某人又反水投敌；有时甚至说“县城已经被包围”。前线不知道在哪里，但从“前线”抬下來的伤员----打断了腿的，打掉了脚趾的，打得胳膊血肉模糊的，还有--个被割掉耳朵的……有时公安局摆得满院都是，供应开水的大锅就支在公安局大门前的空场上。母亲每天晚上回來，点上灯第一件事就是擦枪----我自己当了兵才知道，枪如果沒有开火，是不必每天都擦的。她的枪是一把“双笔剑”，我也是听她和另一个叔叔对话才知道的。
‘今天缴了一把，比你的这个好，烤蓝都是新的。”那叔叔说，“马股长，给你换一把吧。”
“不用。”母亲说，“我用惯了，它（枪）就听我的。”
……摊开--个黄布包，把零件拆下來，再打开鸡油(机油)瓶子，活泼泼的小黑鱼一样的零件在她手中跳动着，沐浴擦洗，不--会儿便又重新组合起來。这几乎是每晚必见的--个镜头。我只是奇怪，那些当兵的也擦枪，破布烂线油乎乎脏兮兮的乱七八糟，而我母亲的“擦枪布”总是有条有理，看上去要干净很多，每次擦完，她还要重新叠好，利利索索再包好。擦完枪，她会到床边看看我，用手逗我一下，然后取纸取笔，去写字了……沿西厢房向北过了第二进院子，第三进院子沒住人，是个破仓库一我今天回忆起來，仍是十分惊异。这进院子沒有门，更沒有锁，所有“缴获的”战利品都垛在这里敞着，似乎是沒有人看管，但也可能有人看管，只是不看管我而已。至今想去仍觉得惊异----这里有许多枪，品类极杂也很破旧，从“汉阳造”到三八式、冲锋枪、破迫击炮筒、“老土桩”、宽背大刀、匕首、长矛…一所有物件应有尽有，还有请神用的黄幢、黄幡、黄罗散黄幔、香炉、铜佛之类，是迷信用品。这也还罢了，另有几个箱子靠墙根，围栏可一跃而过，里边全是银圆，箱上垛的麻袋里也是银圆，散落在过厢走廊的尘土里。还有一些黑中泛黄的东西----我问了母亲，那是“大烟土”。我从里头取出过一块银圆，学着街上小朋友“电们”(当然是铜圆)用银圆背儿往墙上砸，看它能反弹多远。但母亲当晚就收走了----她每天都要掏一掏我的口袋，弹弓呀、小刀呀、铁丝呀，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全部扔掉。现在回想起來，这些缴获的战利品就那么几乎露天地堆放。真的不可思议。按现在的思维去想，公安局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想发财”就能立即像气球一样膨胀起來那实在是沒有账目也极粗于管理的巨大财富----这真不可思议，大家的心思都不在钱上；共产党就要得天下，“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人们的兴奋点与金钱毫不相干，全都扑在事业上----公安局内外从伙夫到马夫，工作人员挎枪匆匆來往，沒有--个人向那破仓库看一眼。
母亲一辈子似乎都和梧桐树住在一处。她在栾川，西厢房前是四株；到陕县，我们换了两处民居租住，院里是两株和三株；到洛阳，住东厢房，庭院里是四株；后又到邓县，她住北房，院子里仍是四株梧桐。我可以肯定地说她喜爱这树。这种树非常干净，树干高大，中间绝少枝蔓，叶片大，碧绿清明，阴地大，精神可以为之一爽，“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句词里头的树，我总觉是一会儿像倒海翻江，又听中间夹着“日日…·”的啸声。突然又一阵“刷刷”“簌簌”的声音，如急雨骤风洒落在满山的荆树之上，又像有人在撕一匹长长的，不到头的布，夹杂在淆乱的风声中，细听似乎还有人打鼾的音息在这些声音中横穿。有时又猛地吹，“呼”!连房梁屋檐都似乎经受不得，发出吱吱咯咯的呻吟。睡在这样的房子里，我有时会觉得外边的大山在摇晃．所有的树都在疯狂地旋扫天穹，而这房子像惊涛骇浪中漂移旋转的小舟。这样吓人的天是我离开栾川，到了洛阳，住进高堂静室之后翻忆的感觉，那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风，离开栾川后再也沒有经历过。我在栾川时这样的夜晚却很平常。……忽然，外间一阵细碎的声响，我以为母亲回來了，仰脸喊了一声“妈!”我抬起头看，因为风的摇撼，钌铞已经自行打开，里边的木门已被吹开一扇，但风门还是好好的，从破格的一动一动的窗纸间，能看到一只淡灰色的大大的眼睛向屋里窥探!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只是因为外间门已大开，只隔一个风门，屋里已能进风，那油灯忽悠忽悠闪着，摇曳着，将要熄灭，风小一点，它又亮了_这样的情景如果我已懂事，会吓得浑身汗毛乍起，大呼小叫地喊妈妈的。但我那时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危险，竟尔昏昏睡去。
虽遭不白之冤，但翠兰从來也沒有埋怨过党组织。
1958年在邓县工作，拔钉子时被停职反省，有几个骨干分子，沒经本人写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材料，但她理直气壮，拒不签字盖章。两年以后经过复审，事实证明翠兰沒有断过一件冤假案。病危中看到了对她的正确评价，翠兰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在病中仍参加了四清运动，病中组织上减了她的工资，她泰然接受。临终前，翠兰虽不能写，但她用不清楚的语言，让丈夫文明代笔写了回忆录数篇。
马翠兰同志参加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愧为刚烈的巾帼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
痛惜其刚逢盛世，却因积劳成疾。溘然而逝，铸成千古憾事。而夸国泰民安，万业皆兴，忆起巾帼累累业绩，常使活者热泪沾巾。痛惜之余，后人当继翠兰未竟之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是194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母亲不但自觉情愿，而且冲破种种阻难，夜半破门，独行太行去奔她的理想之地。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自愿上梁山的唯李逵一人，何况母亲是个年轻少妇!这件事是如此的巧合。那位把母亲当作奸细抓了、又和父亲联系使夫妇见面的同志，以后也调到邓县公安局，还有王汝成，也到了南阳。几十年后又重新聚合在一个新的阵地共同工作，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温馨事。
按照命相学，舅舅是我命中第一个贵人，一见面他就救了我一命。母亲过河是1947年的严冬。但我想，也就是初入严冬吧。因为到了正月，整个黄河都会被冰封掉，冰层不厚时，行人也走不得，船也行不得。我的舅舅当时在武安工作，母亲可能觉得这是他入伍的好机会，就写信给他，把路途日程说了，嘱他“赶上部队，跟我过河”。
但舅舅接到信，计算时间，已來不及到母亲出发地会合，他毅然决定由武安人太行，插路直奔黄河，到那里寻找母亲，舅舅告诉我，那年他十五岁，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因为当时南下部队很多，都要过河，部队征用的都是胶皮轮的大车，他也不问路，就顺着这种车印直向西南。
天气极冷，漫天下着鹅毛大雪，但舅舅参军的心情可说是焦急，昼夜不停地赶，居然有这样的巧合，他赶到黄河岸，母亲抱着我，正准备上船，眼睛看着大道，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弟弟。正焦急张皇间，舅舅满身是雪从大道上跑向母亲，张着手呼喊：“姐姐!我赶上了!’，接着姐弟两个在雪地里又跳，又笑，又哭。舅舅又问：“解放呢?”母亲忙打开重重包裹的棉大衣、被子、小褥子，一边笑着说：‘解放，你看谁來了，你小舅!”话未说完，她愣住了，原來我被“包裹”得过紧，捂昏了过去，已经人事不知，脸色已经青了，呼吸也沒有了。于是，随船的卫生员、母亲、舅舅一齐对我施救，又掐人中，又施人工呼吸，二十分钟后，我哇地放声大哭，众人才放下心來。
姐弟二人悲喜交集，在太行山下，严冬的黄河中抱着我南渡。漫天的飞雪从天上，从太行的峡谷中疯狂地飘落直坠，或成团、或片片絮絮，亿万只白蝴蝶般投向苍茫混沌的河面。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前途非常光明远大，而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笼罩在家庭上空那片驱赶不散的阴霾。
这是舅父的“投奔姐姐记”由我來撰述：其实就是“投奔革命记”的另--仿本。
但是我敢说，母亲的见识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只要“阶级斗争为纲”，那片阴霾在全中国就始终是一种正统权威的“太阿之柄”，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额角上打着“阶级烙印，而这烙印不是党旗那样红得纯正，有杂色，达摩克利斯剑就始终在你上空悬着。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曾任的职务，最高是“区妇联主任”，但是父亲的《投奔革命记》，还有舅舅的回忆，都明明白白是“昔阳县妇救会主席”----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是在这个职务上入伍的，她和父亲一样往下降，到栾川县公安局做锄奸股长，而后又改做侦察股的股长，她从來沒说过这件事，我也从來沒有感到她有“受委屈”的心情。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职务高低沒关系，只要心情舒畅(不挨整)就行。二姨夫吴可就比她资历老，四姨夫凌振中也是1945年初的八路，二姨她操心可能较少，三姨和舅舅，她的关怀是带着母性那样的深沉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父母亲都是懂一点辩证法的。历史的政治造成的环境。昔阳不是他们施为的战场走才能有变数，才能有运动，“走运走运”，不走就沒有运。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比如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猢狲们走到台湾美国，肯定比留在家里等镇反等各色运动要好点。可是，我认为，父母亲命运不好，走的圈子还是小了点，而且沒有重要人物的帮助。他们脱离了地震区，却沒有走出雷雨区去。
但是，舅舅和妈妈终于走进了伏牛山，走进了栾川县城。
你打开地图看。这里全是山，县城在伏牛山腹地。我随母亲和舅舅过了黄河，和父亲部队派去接她的小分队接上了头。我当时才不足三岁，所有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那山是什么形态、水又是怎样的流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有一点影子，但“焦距”是无论如何对不准的了。山川街巷，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拉洋片”，跳动着偶尔变幻图样。但我不能全然忘记，因为从过河到栾川，我确实已经“记事”了。这是我随母亲初度人生的珍贵经历。
现在据理推想，我们过河的地点当在风陵渡。天寒、雪大、风急、浪高，我被裹在被子里上的船，舅舅那时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抱着重重包着的襁褓，大船的桅杆在我的视线里，高高地矗着，摇晃着指向绛红色苍暗的天空。我至今都不能忘掉那冷，雪花大片大片地在船帆的暗影下迅速地飘落。黄河的涛声夹着风啸声，船工的号子声，还有不知什么东西拍打船舷的啪啪声，搅得满船都是淆乱的声息。雪花有时飘落在脸上，还有黄河的浪花，有时也会有大滴的水溅上來，我觉得比雪还要冷。我哭了。
舅舅拿我毫无办法，只是不停地拍打那大大的襁褓，说：“俺孩不哭，啊?俺孩听话，啊?人家船上不让哭，唉…俺孩乖……”但他的话一丝不能感动我，母亲在旁说：“不要哄他了!”她凑到我面前，说，“再哭就把你扔进黄河!”但我不能理解她的意思，“哇”的一声哭得更为嘹亮--_这是我能忆起与母亲最早的“对话”。其实，母亲生我满月之后，便返回了县妇联去工作，我被送进了她娘家--王家庄--觅请了一位奶母。风陵渡上，她对我还是陌生人，我不理会她的威吓，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就习惯了母亲，也习惯了她的习惯。我明白了“大人们都在打仗”。因为无论开会、集合，公安局和军队无甚区别，都列队。吃饭时架枪，显得很紧张。但叔叔们似乎沒人紧张，集合就唱歌，这使我很新奇：人“说话”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战士们闲了就擦枪，一边擦一边哼曲儿。我就在那里扒着石头凳子瞪着眼睛呆看。栾川县公安局设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不止一进，院落很深，母亲就住在第一进院的西厢房里，前面庭院是几株梧桐树。出了大门一片空场，大约是打麦场，场西北是几株高大的梨树----西厢房背靠院外，是大山，长着茂密的杂树。
记忆中我在栾川沒见过父亲。跟着母亲也不是形影不离，那是剿匪最紧张的年月。父母亲都极忙，我经常是“叔叔们照料的”。父亲晚年，有一次我问过他：“你平生最凶险的时期，是不是在昔西无人区?”父亲笑了，说：“和日本人打交道，很简单，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要被他捉到就是胜利。和国民党打仗也简单，他们的兵根本不能拼刺刀，手榴弹一响，说明战斗要结束了。栾川剿匪复杂凶险，打入我们内部的土匪，假投降的，收编之后又反水的，在我们内部搞投毒，暗杀的…得时刻警惕……”父亲的情况如此，母亲的身边情况大致也应差不多。她虽然不能时时照料我，但她“看”得我很紧，总有“叔叔”在我身边的。母亲也随身带枪，有时她还骑马挎枪下乡。那时全国尚未解放，但大形势胜利已成定局。我看母亲总是英姿勃勃的，“很势派”，因为沒有什么女同志，她很“抢眼”，带我的小战士经常指着我向人介绍，“马股长的儿子，调皮捣蛋极了。”然而我怎样“调皮捣蛋”已全无记忆。父亲后來告诉我：“你那时胆子大，部队集合开大会，你就在战士队伍里钻來钻去，从这一列钻到另一列，人们都问‘这谁家的孩子’？”因为随军的小孩也就是我--个，我很受战士们的喜爱。伙房里“改善生活”杀猪，猪尾巴总是留给我，有一次肚子疼，一个老兵把一颗子弹头卸下來，倒出里头的弹药给我喝，“喝下去肚子就不疼了”----真的，这东西能治肚子疼且立竿见影，至今不明其理。
栾川凶险，当时杀机四伏。我虽然小，也能听懂他们的只言片语，有时是说哪个乡被土匪夜袭洗劫；有时说某某人又反水投敌；有时甚至说“县城已经被包围”。前线不知道在哪里，但从“前线”抬下來的伤员----打断了腿的，打掉了脚趾的，打得胳膊血肉模糊的，还有--个被割掉耳朵的……有时公安局摆得满院都是，供应开水的大锅就支在公安局大门前的空场上。母亲每天晚上回來，点上灯第一件事就是擦枪----我自己当了兵才知道，枪如果沒有开火，是不必每天都擦的。她的枪是一把“双笔剑”，我也是听她和另一个叔叔对话才知道的。
‘今天缴了一把，比你的这个好，烤蓝都是新的。”那叔叔说，“马股长，给你换一把吧。”
“不用。”母亲说，“我用惯了，它（枪）就听我的。”
……摊开--个黄布包，把零件拆下來，再打开鸡油(机油)瓶子，活泼泼的小黑鱼一样的零件在她手中跳动着，沐浴擦洗，不--会儿便又重新组合起來。这几乎是每晚必见的--个镜头。我只是奇怪，那些当兵的也擦枪，破布烂线油乎乎脏兮兮的乱七八糟，而我母亲的“擦枪布”总是有条有理，看上去要干净很多，每次擦完，她还要重新叠好，利利索索再包好。擦完枪，她会到床边看看我，用手逗我一下，然后取纸取笔，去写字了……沿西厢房向北过了第二进院子，第三进院子沒住人，是个破仓库一我今天回忆起來，仍是十分惊异。这进院子沒有门，更沒有锁，所有“缴获的”战利品都垛在这里敞着，似乎是沒有人看管，但也可能有人看管，只是不看管我而已。至今想去仍觉得惊异----这里有许多枪，品类极杂也很破旧，从“汉阳造”到三八式、冲锋枪、破迫击炮筒、“老土桩”、宽背大刀、匕首、长矛…一所有物件应有尽有，还有请神用的黄幢、黄幡、黄罗散黄幔、香炉、铜佛之类，是迷信用品。这也还罢了，另有几个箱子靠墙根，围栏可一跃而过，里边全是银圆，箱上垛的麻袋里也是银圆，散落在过厢走廊的尘土里。还有一些黑中泛黄的东西----我问了母亲，那是“大烟土”。我从里头取出过一块银圆，学着街上小朋友“电们”(当然是铜圆)用银圆背儿往墙上砸，看它能反弹多远。但母亲当晚就收走了----她每天都要掏一掏我的口袋，弹弓呀、小刀呀、铁丝呀，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全部扔掉。现在回想起來，这些缴获的战利品就那么几乎露天地堆放。真的不可思议。按现在的思维去想，公安局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想发财”就能立即像气球一样膨胀起來那实在是沒有账目也极粗于管理的巨大财富----这真不可思议，大家的心思都不在钱上；共产党就要得天下，“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人们的兴奋点与金钱毫不相干，全都扑在事业上----公安局内外从伙夫到马夫，工作人员挎枪匆匆來往，沒有--个人向那破仓库看一眼。
母亲一辈子似乎都和梧桐树住在一处。她在栾川，西厢房前是四株；到陕县，我们换了两处民居租住，院里是两株和三株；到洛阳，住东厢房，庭院里是四株；后又到邓县，她住北房，院子里仍是四株梧桐。我可以肯定地说她喜爱这树。这种树非常干净，树干高大，中间绝少枝蔓，叶片大，碧绿清明，阴地大，精神可以为之一爽，“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句词里头的树，我总觉是一会儿像倒海翻江，又听中间夹着“日日…·”的啸声。突然又一阵“刷刷”“簌簌”的声音，如急雨骤风洒落在满山的荆树之上，又像有人在撕一匹长长的，不到头的布，夹杂在淆乱的风声中，细听似乎还有人打鼾的音息在这些声音中横穿。有时又猛地吹，“呼”!连房梁屋檐都似乎经受不得，发出吱吱咯咯的呻吟。睡在这样的房子里，我有时会觉得外边的大山在摇晃．所有的树都在疯狂地旋扫天穹，而这房子像惊涛骇浪中漂移旋转的小舟。这样吓人的天是我离开栾川，到了洛阳，住进高堂静室之后翻忆的感觉，那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风，离开栾川后再也沒有经历过。我在栾川时这样的夜晚却很平常。……忽然，外间一阵细碎的声响，我以为母亲回來了，仰脸喊了一声“妈!”我抬起头看，因为风的摇撼，钌铞已经自行打开，里边的木门已被吹开一扇，但风门还是好好的，从破格的一动一动的窗纸间，能看到一只淡灰色的大大的眼睛向屋里窥探!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只是因为外间门已大开，只隔一个风门，屋里已能进风，那油灯忽悠忽悠闪着，摇曳着，将要熄灭，风小一点，它又亮了_这样的情景如果我已懂事，会吓得浑身汗毛乍起，大呼小叫地喊妈妈的。但我那时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危险，竟尔昏昏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