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1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日子
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中，能耐得住寂寞，把名利、荣辱放在一边，不伪饰，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操守，这是需要勇气的。文史馆的工作，父亲非常满意和喜欢，故而旧雨新交，谈天说地，好不惬意！
1957年以后，形势突变，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了，而他的书也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了。他本來是一个靠写书为生的职业作家，一旦沒有稿子可写，那就纯粹是“赋闲家中”了。父亲是一个终年忙碌的人，一旦清闲，反而手足无措，于是他只好看看书，听听戏，种种花來消磨岁月。
父亲的那场病，本來是场祸事，但是古贤哲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父亲反而因祸得“福”，惹去了不少麻烦。读者知道，父亲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更不愿作违心的活。上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频繁，在有些场合，必须表态之时，父亲均以有病在身，说话困难为由，绕过去。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文艺界许多人都表了态，参与了批判活动。二家兄正在外地实习，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给父亲，请他也表个态。我看到这封信后，问他怎么还不写文章。当时我们很年轻，这样做，自然是保护父亲，说实话，那时也沒觉得有什么不对。而父亲听了我的话，则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终究他是一字未写。
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來势凶猛。我们还是为了保护父亲，劝他写文章表个态。父亲则对我们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道该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从此，父亲在历次运动和文艺整风中，他都以缄默对之，从不发言，也从不写文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张恨水在“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反右派”、“拔白旗”等运动中，都是沒有态度的，其实“沉默”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勇气，需要耐得寂寞，要把名利、荣辱放在一边，这正是父亲的老实处，也是他的聪明处，这可能就是他读书有得的“大智若愚”吧！
以前，我们只知道父亲不和别人打笔仗，但是通过这些缄默，却使我们看到了他不随声附和，不说违心的话，为了对得住自己的操守，情愿寂寞无闻。父亲当时在做这些的时候，非常自然而不伪饰。二家兄和我当时并沒认识到这点，只是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不随大流。白云苍狗，斗转星移，经过50多年的岁月消磨，我们才认识到他高风亮节的风骨，正是一个饱读史书，几经沧桑，阅历过人才能有的大智慧。由于他人格魅力的感召，我们兄妹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父亲无书可写，就在院子里辟地松土，莳花种树，左一丛，右一棵的种起來。他从白塔寺买來许多花子儿，松土种下，成了一个花圃，如美人蕉、鸡冠花、西番莲等。大门的影壁前，种了一颗白丁香，东屋前种了一棵红色的榆叶梅，北屋左间窗前种了一棵柳树，右侧又种了黑枣树，在他书桌前窗种了一丛竹子，在小甬路上，扎了一个架子，爬满了葡萄藤，架子两旁各有一棵高可丈余的盆栽石榴树。在做这些“体力活儿”的时候，他都要亲力亲行，不许旁人插手，只有一个例外，他只让最偏怜疼爱的大舍妹明明帮忙，爷儿俩在院子里折腾得可欢了。春末夏初，小院美丽极了，白色的丁香和串串似珍珠的洋槐花，散发着浓浓的芬芳，粉红色的榆叶梅，开得如锦如霞，丹红的石榴，喷放着火一样的热情，阵阵的花香迎面扑來，站久了，连衣襟都染上了香气！到了盛夏，那小小的花圃，五颜六色竞相开放，惹得蜂蝶成群成群的來，虽然是炎炎酷暑，我家却是垂柳依依，翠竹摇曳，高大的槐树如伞盖，浓萌蔽日，好一派清凉！
每到冬初，父亲和大舍妹要用草帘把花木包起來，让我和家兄把两盒石榴搬进屋里，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认真，小心翼翼，生怕惊动和踫坏了这些花枝。在父亲的拾掇下，我家小院成了个绿阴花香的世界，谁进到我家，都会情不自禁地赞一声：“好美的小院！”
父亲的外稿不多，就自己写诗填词，他把这些诗词都用毛笔写在一个红竖线的宣纸本上，数年下來，也陆续写了数百首，在本子封面上，他用毛笔工整的題下《闲居吟》3个字。这些诗词和前些年写的《病中吟》，是他生前沒有发表过的两本诗集，为我们留下了他晚年生活与心境的最宝贵的资料。在《闲居吟》中，有多首吟我家小院的：
消夏杂咏
野花小院净无泥，竹叶临窗万个低。
好是三更明月上，轻描淡影粉墙西。
七律·茉莉
素衣却说内人行，翡翠枝衔粉态妆；
夜到月明微有影，绝无人处但闻香。
开來团玉三分白，陪得清香一味凉；
红袖当前笑缓手，诗魂留下伴斜阳。
1959年春末，父亲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请为馆员，同时北京市文化局也给予了父亲一份生活补贴。有了这两份收入，我家的生活有了保证，使父亲能安度晚年。
中央文史馆设在北海公园的“养心斋”，这里原本是清朝皇帝修身养性的地方，环境好极了，有假山流泉，亭阁水榭，简直是洞天福地。馆里更是人才济济，荟萃了各路人才，有闻名于世的学者，有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家，也有北洋时代及国民政府高官政客，还有曾经两榜及第，赴过琼林宴的进士、翰林、榜眼。馆长章士钊，副馆长沈尹默（兼上海文史馆馆长）、陈寅恪（兼广东省文史馆馆长）；我所知或见过的馆员有：商衍瀛、陈云诰、邢端（均是翰林）、商衍鎏（榜眼）、谢无量、陈半丁、彭八百、孙诵诏（女）、康同璧（康有为女公子）、裕荣龄（德龄之妹，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慈禧的御前女官）等。进馆的老人必须在60岁以上，父亲以64岁的高龄进馆，还是最年轻的“小弟弟”，父亲非常满意和喜欢这新单位。文史馆每逢星期二、五上午上班，或是学习，或是座谈。父亲原本和一些馆员是老相识，如章士钊、陈半丁、刑端等先生。进馆以后，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旧雨新交，倚廊清淡，论经评史，说起历史掌故，都是如数家珍，有的就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目击者，大有“白头宫女，闲说天宝遗事”的感慨，使父亲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有时老人们也手谈一两局，枰上争锋，下得也相当激烈。父亲的心情十分愉快，他每逢上班日，准时必到。有一次父亲和陈半丁先生闲谈。陈先生告诉他一段非常有趣的轶闻。半丁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画写意大师，但是为什么叫“半丁”就不为人知了。原來陈先生是湖南人，有个孪生哥哥，兄弟俩长得惟妙惟肖，感情极好。陈先生到北京后，哥哥仍定居湖南老家，半丁老人在画坛享名以后，非常想念哥哥，为了解慰这种手足之念，陈先生每月寄钱回家，数十年如一日，半丁老人认为自己和哥哥合在一起，才算是“一个人”，所以才给自己起名“半丁”，一个名字内涵着如此深厚的兄弟感情，实在让人感动。
老人们除了每周两次学习座谈外，便是将自己所研究的文史工作或是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撰写成文，发表在《文史资料》上。《文史资料》当时是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现己公开发行），所载的文章都是当事人亲自参与或生活过的事，都是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近代史的珍贵资料，我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而且知道了许多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内幕，真是获益匪浅。每次父亲带回新出的《文史资料》我们兄妹都是争抢读阅，先睹为快。父亲的几位老友，也是每期必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套《文史资料》，也差不多散失殆尽，只剩下10來册，我一直引为憾事，上世纪90年代，文史出版社出了全套合订本，我终于买到了几十册合订的《文史资料》，每次翻阅，有如对故友之感，非常的欣慰。
每到春节或是节日，都由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出面，在人大会堂的餐厅，宴请全体馆员，向老人们嘘寒问暖，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196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给文史馆馆员拍摄纪录片，題为《老人的青春》。其中有3个人的特写镜头：章士钊先生研究古典书籍，康同璧先生工作，父亲伏案写书。本來定的是在我家拍摄，电影厂來人看了后，认为我家太窄小，不宜入画面，改在文史馆拍摄。我非常有幸的陪父亲去了，那是一个不冷不热的秋天，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之时。那一天的活动，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使我终身难忘。老人们兴致勃勃地穿上了“盛装”，这些压在箱底几十年的服饰，得以重见天日，几疑身在19世纪，不用说别的，仅以这些只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团花马褂长袍和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很难看到的珍贵历史画面，更何况其中有许多我慕名久矣的学者和艺术家，今日才得识荆，真是三生有幸！
我记得除掉老人们集体活动的镜头，还有对镜挥毫的镜头：写字的有陈云诰、谢无量等，绘画的有陈半丁、彭八百、孙诵诏等。彭八百先生画的是一幅寿桃，当场送给了摄制组。我至今仍后悔不迭的是，为什么不带个纪念册去，请老人们留个墨宝，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真是终身遗憾。而父亲在文史馆内伏案写作的镜头，是他留给世人惟一活动的画面！
1957年以后，形势突变，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了，而他的书也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了。他本來是一个靠写书为生的职业作家，一旦沒有稿子可写，那就纯粹是“赋闲家中”了。父亲是一个终年忙碌的人，一旦清闲，反而手足无措，于是他只好看看书，听听戏，种种花來消磨岁月。
父亲的那场病，本來是场祸事，但是古贤哲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父亲反而因祸得“福”，惹去了不少麻烦。读者知道，父亲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更不愿作违心的活。上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频繁，在有些场合，必须表态之时，父亲均以有病在身，说话困难为由，绕过去。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文艺界许多人都表了态，参与了批判活动。二家兄正在外地实习，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给父亲，请他也表个态。我看到这封信后，问他怎么还不写文章。当时我们很年轻，这样做，自然是保护父亲，说实话，那时也沒觉得有什么不对。而父亲听了我的话，则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终究他是一字未写。
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來势凶猛。我们还是为了保护父亲，劝他写文章表个态。父亲则对我们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道该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从此，父亲在历次运动和文艺整风中，他都以缄默对之，从不发言，也从不写文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张恨水在“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反右派”、“拔白旗”等运动中，都是沒有态度的，其实“沉默”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勇气，需要耐得寂寞，要把名利、荣辱放在一边，这正是父亲的老实处，也是他的聪明处，这可能就是他读书有得的“大智若愚”吧！
以前，我们只知道父亲不和别人打笔仗，但是通过这些缄默，却使我们看到了他不随声附和，不说违心的话，为了对得住自己的操守，情愿寂寞无闻。父亲当时在做这些的时候，非常自然而不伪饰。二家兄和我当时并沒认识到这点，只是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不随大流。白云苍狗，斗转星移，经过50多年的岁月消磨，我们才认识到他高风亮节的风骨，正是一个饱读史书，几经沧桑，阅历过人才能有的大智慧。由于他人格魅力的感召，我们兄妹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父亲无书可写，就在院子里辟地松土，莳花种树，左一丛，右一棵的种起來。他从白塔寺买來许多花子儿，松土种下，成了一个花圃，如美人蕉、鸡冠花、西番莲等。大门的影壁前，种了一颗白丁香，东屋前种了一棵红色的榆叶梅，北屋左间窗前种了一棵柳树，右侧又种了黑枣树，在他书桌前窗种了一丛竹子，在小甬路上，扎了一个架子，爬满了葡萄藤，架子两旁各有一棵高可丈余的盆栽石榴树。在做这些“体力活儿”的时候，他都要亲力亲行，不许旁人插手，只有一个例外，他只让最偏怜疼爱的大舍妹明明帮忙，爷儿俩在院子里折腾得可欢了。春末夏初，小院美丽极了，白色的丁香和串串似珍珠的洋槐花，散发着浓浓的芬芳，粉红色的榆叶梅，开得如锦如霞，丹红的石榴，喷放着火一样的热情，阵阵的花香迎面扑來，站久了，连衣襟都染上了香气！到了盛夏，那小小的花圃，五颜六色竞相开放，惹得蜂蝶成群成群的來，虽然是炎炎酷暑，我家却是垂柳依依，翠竹摇曳，高大的槐树如伞盖，浓萌蔽日，好一派清凉！
每到冬初，父亲和大舍妹要用草帘把花木包起來，让我和家兄把两盒石榴搬进屋里，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认真，小心翼翼，生怕惊动和踫坏了这些花枝。在父亲的拾掇下，我家小院成了个绿阴花香的世界，谁进到我家，都会情不自禁地赞一声：“好美的小院！”
父亲的外稿不多，就自己写诗填词，他把这些诗词都用毛笔写在一个红竖线的宣纸本上，数年下來，也陆续写了数百首，在本子封面上，他用毛笔工整的題下《闲居吟》3个字。这些诗词和前些年写的《病中吟》，是他生前沒有发表过的两本诗集，为我们留下了他晚年生活与心境的最宝贵的资料。在《闲居吟》中，有多首吟我家小院的：
消夏杂咏
野花小院净无泥，竹叶临窗万个低。
好是三更明月上，轻描淡影粉墙西。
七律·茉莉
素衣却说内人行，翡翠枝衔粉态妆；
夜到月明微有影，绝无人处但闻香。
开來团玉三分白，陪得清香一味凉；
红袖当前笑缓手，诗魂留下伴斜阳。
1959年春末，父亲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请为馆员，同时北京市文化局也给予了父亲一份生活补贴。有了这两份收入，我家的生活有了保证，使父亲能安度晚年。
中央文史馆设在北海公园的“养心斋”，这里原本是清朝皇帝修身养性的地方，环境好极了，有假山流泉，亭阁水榭，简直是洞天福地。馆里更是人才济济，荟萃了各路人才，有闻名于世的学者，有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家，也有北洋时代及国民政府高官政客，还有曾经两榜及第，赴过琼林宴的进士、翰林、榜眼。馆长章士钊，副馆长沈尹默（兼上海文史馆馆长）、陈寅恪（兼广东省文史馆馆长）；我所知或见过的馆员有：商衍瀛、陈云诰、邢端（均是翰林）、商衍鎏（榜眼）、谢无量、陈半丁、彭八百、孙诵诏（女）、康同璧（康有为女公子）、裕荣龄（德龄之妹，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慈禧的御前女官）等。进馆的老人必须在60岁以上，父亲以64岁的高龄进馆，还是最年轻的“小弟弟”，父亲非常满意和喜欢这新单位。文史馆每逢星期二、五上午上班，或是学习，或是座谈。父亲原本和一些馆员是老相识，如章士钊、陈半丁、刑端等先生。进馆以后，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旧雨新交，倚廊清淡，论经评史，说起历史掌故，都是如数家珍，有的就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目击者，大有“白头宫女，闲说天宝遗事”的感慨，使父亲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有时老人们也手谈一两局，枰上争锋，下得也相当激烈。父亲的心情十分愉快，他每逢上班日，准时必到。有一次父亲和陈半丁先生闲谈。陈先生告诉他一段非常有趣的轶闻。半丁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画写意大师，但是为什么叫“半丁”就不为人知了。原來陈先生是湖南人，有个孪生哥哥，兄弟俩长得惟妙惟肖，感情极好。陈先生到北京后，哥哥仍定居湖南老家，半丁老人在画坛享名以后，非常想念哥哥，为了解慰这种手足之念，陈先生每月寄钱回家，数十年如一日，半丁老人认为自己和哥哥合在一起，才算是“一个人”，所以才给自己起名“半丁”，一个名字内涵着如此深厚的兄弟感情，实在让人感动。
老人们除了每周两次学习座谈外，便是将自己所研究的文史工作或是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撰写成文，发表在《文史资料》上。《文史资料》当时是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现己公开发行），所载的文章都是当事人亲自参与或生活过的事，都是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近代史的珍贵资料，我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而且知道了许多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内幕，真是获益匪浅。每次父亲带回新出的《文史资料》我们兄妹都是争抢读阅，先睹为快。父亲的几位老友，也是每期必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套《文史资料》，也差不多散失殆尽，只剩下10來册，我一直引为憾事，上世纪90年代，文史出版社出了全套合订本，我终于买到了几十册合订的《文史资料》，每次翻阅，有如对故友之感，非常的欣慰。
每到春节或是节日，都由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出面，在人大会堂的餐厅，宴请全体馆员，向老人们嘘寒问暖，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196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给文史馆馆员拍摄纪录片，題为《老人的青春》。其中有3个人的特写镜头：章士钊先生研究古典书籍，康同璧先生工作，父亲伏案写书。本來定的是在我家拍摄，电影厂來人看了后，认为我家太窄小，不宜入画面，改在文史馆拍摄。我非常有幸的陪父亲去了，那是一个不冷不热的秋天，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之时。那一天的活动，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使我终身难忘。老人们兴致勃勃地穿上了“盛装”，这些压在箱底几十年的服饰，得以重见天日，几疑身在19世纪，不用说别的，仅以这些只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团花马褂长袍和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很难看到的珍贵历史画面，更何况其中有许多我慕名久矣的学者和艺术家，今日才得识荆，真是三生有幸！
我记得除掉老人们集体活动的镜头，还有对镜挥毫的镜头：写字的有陈云诰、谢无量等，绘画的有陈半丁、彭八百、孙诵诏等。彭八百先生画的是一幅寿桃，当场送给了摄制组。我至今仍后悔不迭的是，为什么不带个纪念册去，请老人们留个墨宝，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真是终身遗憾。而父亲在文史馆内伏案写作的镜头，是他留给世人惟一活动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