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八章
做一个人真的是很难。难的不全然在于他的遭际中命运给他的不幸。他的内心的孤独鱼鱼无助。不在于四周向他投去仇恨与怀疑的目光……做一个人真的是很难，难的不全然在于他的遭遇中命运给他的不幸，他的内心的孤独与无助，不在于四周向他投去仇恨与怀疑的目光，他的迷惘、仇恨、焦虑，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蕴盛…《易经》里其实早就揭示过。“吉凶皆生乎动”----它就是说：你千万别动!你一动，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结果是“不好”!这当然特指我们人类，我们是会思想、能劳动的动物，我们痛苦，是因为天生是如斯动物。当上天将雷霆闪电与暴雨降临给你，寒风呼啸的寥寥雪野上你衣着单薄；你饥饿得行路像齐人那样“贸贸然”，在夜色凄迷中卷单独行。你自己心中难道不知自己“最需要”什么？要一个能容七尺之躯的茅庵吧，要一袭暖和一点的棉衣吧，需要一碗饭的吧……一间燃着橘黄色如豆荧灯的小屋吧？然而当这一切赐予或获得都是有条件的，你能付出的努力与人道之于生命这一点点的期盼倘若是相当的．谁都会无例外地接受。但若是“有条件”是“嗟來之食”，是你还需付出你的良知，你的人格，你会怎样？我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他写了那么长，其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现在还在用。
人们似乎沒有想过，这句话其实是很极端的----他当时身命如同悬丝巢卵，极端的形势下说出的极端的言语。
事实上，历史与现实都不是这样。除了文天祥，都是严世藩？不是吧？多数人不在泰山与鸿毛中选择，他们活的更像宇宙中的尘沙，如同河床中的鹅卵石，沒有泰山那般重，也不似鸿毛那般轻。司马迁的志节、气节，是不必问的，但他的信的意思还是很明白，他要活，要把《史记》作出來。他要做事必须屈心降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同样是西汉人叫邹阳，很巧，他也是在狱中，身罹不测之罪，上书他的主人梁孝王，其中有两句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的投人，莫不按剑相眄”。“何以故？知与不知也”。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啊!那是多么好的物件!倘你是在暗中向人投过去，那人就会接着宝剑恶狠狠地盯着你----他居然是想杀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罪，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用意!再举一例，在《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如是说：“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涛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概所居者然”。这柳树，它本身并无过错，它只是生错了地方，所以随便什么时间，什么情况，都被人为物所折辱。
这算“如是我闻”吧。倘若讲国粹----鲁迅先生说，是吾国独有，别国所无者，比如说我们头上长了一个什么恶疮----这是我们漫长历史上的一粹。秦始皇不愧了一个“始”字。郡县制、完善文武分属系统，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还有“焚书坑儒”，他也是“始作俑者”，什么都是他先开头，后头的人竟无一人能稍有更张。知识分子挨整，从他成了例之后两千年不息，谬种传流愈演愈烈。这真是令人扼腕无奈的一“粹”。我也有点体会。近有评论家写文章，指我为封建余孽，美化封建帝王。还期盼着将我塞进“时间隧道”，回雍正王朝去，让我尝尝“血滴子”的厉害。我一直在战战兢兢等待着某一天，一群三道头什么的來敲我的门，但事实上是只有这位评论家在泣声在墙外呼喊----他希望有个什么运动。
然而从***始，***继，这种事拉倒了。
我的这点遭际和你们吴门三代相比，只能说是无病呻吟。
吴家怎样？我以为是辛亥革命而后，站在中国霹雷闪电中挺立迎受的一个文化家族。他们这个家族始终都在文化的峰巅，经受着不尽的凄风苦雨，坚守自己的心灵纯情和文化理念，不以物化，不从地迁，不随时移，不因事变。这需要何等的精神力量？从“洪宪皇帝”而始，三代人俱都子承父业，前赴后继地坚守特立独行的一种理念，这实在是文化史上一个奇观。
为什么说奇呢？因为少。
吴欢不晓得有沒有读过《李白致书韩朝宗》？他是有名的傲脾公侯，敢于天子呼來不上船的人，你在恳请别人抬举自己时，多么像今日一些作家恳求评论家“请老师指教帮忙”那般翼翼小心娓娓媚气。《容斋随笔》中还可看到《李白怖州佐》一篇----那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县委副书记”，不但小心媚气还有媚骨的吧？这样冒犯李白，不为亲者讳，二月河你什么意思？我是想说，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人都是血肉骨俱全的。
我曾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是谈文人的“这一面”的。这里说的是“李白尚且如此”。
但吴祖光，处在中国政治剧变的时代。风雨摇荡中，他当然也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成备的人，在坚持人格信念，追求真理，清白纯正个人气质上头，却有“浑身是骨沒有肉”的精神境界。国民党整他，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执政，该好一些了吧，偏他又是共产党的净友。吴欢，你很幽默的，但这事很严肃一你的父亲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人生道路，他抛弃了最省力的路。
那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通幽曲径，中途当然也有误区与泥淖，但只要“稍加注意”，阳光、雨露与春风，浓桃艳李般的芬芳就会伴随在他身边，从他的学识贡献能力，我相信为他扼腕惜念的政治家也会不少，太可惜了，好一个人才，如果不和我作对多好!是这样的，太可惜了，他只要学会“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光同尘”就行了，但他不能，他似乎更记得屈子《离骚》中“苟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话一是的，我几乎真的认为，他是中了屈原这话的“毒”。
新凤霞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说吴祖光是门阀熏陶，正统正宗的知识分子，新凤霞则是“自学成才”的。
她外在的美与内质的美心灵的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不是这个加那个，此一味与另一味凑起來那样的整合，而是----怎么说呢，借浩然的生花妙思打个比方：水和面糅在一起。你知道它的成分，却不能将它们分开。她对吴祖光的崇拜与结合，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佳人之于才子的倾倒，或志同道合的心缘，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缘分的巧合，是诸种社会、心理，人文观念，崇拜、同志、气质、情愫----自古沒人能说清道白的“缘”所构成。这样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成了新旧两种伦理的一曲绝唱，各种体制均称完善的欢歌。
沒有见到有关新凤霞的“小出身”资料。也许这是她终生的隐秘。我猜她应是寒微梨园世家出身。因为她的名字直译就是“凤冠霞帔”，一般文学素质高的书香门第既有自己的心理要求，称谓上却要讲究含蓄，如此“直奔目的”很像戏班子里女孩子的名字。我昔年在看《杨三姐告状》时，有一家报纸介绍，此剧新凤霞原拟出演主角的，她亲自去拜访过杨三姐本人．发现生活中的杨三姐已经“变质”，变得成了个地主婆，已经不是她心中那个光彩照人的杨三姐形象，她因此而放弃了出演这戏。当时看到掌故，我还在想和我弄小说差不多，一旦败兴，形象永无翻身之日。现在更深地想，新凤霞如果不是心理上本能反感这种变成“地主婆”的人，她怎会“败了兴”呢？这不是富人心理。她的擅长书、画，我也以为是“快速”成才，因为构成一代大师的要素．首先是文学要素。有了这个母体，那发展与滋生必定是全方位的。
吴门三代从吴景洲老先生始，在文化上、学术上、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均获美誉，都是大师级水平。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视…一直到吴欢、吴霜，我以为代表人物还是吴祖光。《圣经》里说：他幸福，因为他哀恸了“写这句话的人，必定深通哲理，深通世情”。吴祖光、新凤霞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哀恸，他们爱人，也自爱，由此获得了人爱，也获得了人生少有的自尊。还有他们在学术与事业上令人歆羡的成就，构成了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家族精神。
应该说，中国新时代的文艺春天，应该是从***时期开始，***时期趋于成熟鼎盛，成了“艳阳天”。
趋向还在看好。我这样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识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们也可透过文艺方向、方针的变化看到变化，“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变化看似微妙是一个小小名词转换，其实是摸索总结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分子磨合的结果，进入了一种理性的正常规范。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诗》说，“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
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统治阶级放松一点了呢？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似乎创造了中国诗歌峰巅的唐代稍有缓舒之后，禁锢与文网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一直就误会，芥蒂生嫌，恶性循环着谬种流传呢？邹阳的那封信中说“何从故，知与不知也”。一个知，一个不知，知识分子生生受了两千多年的浩劫之难，从李斯到李白，到蒲松龄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吴瀛，到吴祖光……这其中割掉多少头颅，洒掉多少热血，终于换取一个东风河开的时代。
吴欢----有人解释成“无欢，无不欢”，我以为带有吴、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释自解，更是他们的希冀与寄托。他在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文化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出生学养于斯，熏陶目染于斯。这个鬼才的惊人才华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了。
吴欢，你要出书，这就是我给你的一片絮了。
随缘读书做学问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打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來渐渐地人人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沒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匹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逊》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沒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沒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隋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來，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
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沒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狼”。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盂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工夫“求其甚解”。
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來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
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心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
人们似乎沒有想过，这句话其实是很极端的----他当时身命如同悬丝巢卵，极端的形势下说出的极端的言语。
事实上，历史与现实都不是这样。除了文天祥，都是严世藩？不是吧？多数人不在泰山与鸿毛中选择，他们活的更像宇宙中的尘沙，如同河床中的鹅卵石，沒有泰山那般重，也不似鸿毛那般轻。司马迁的志节、气节，是不必问的，但他的信的意思还是很明白，他要活，要把《史记》作出來。他要做事必须屈心降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同样是西汉人叫邹阳，很巧，他也是在狱中，身罹不测之罪，上书他的主人梁孝王，其中有两句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的投人，莫不按剑相眄”。“何以故？知与不知也”。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啊!那是多么好的物件!倘你是在暗中向人投过去，那人就会接着宝剑恶狠狠地盯着你----他居然是想杀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罪，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用意!再举一例，在《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如是说：“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涛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概所居者然”。这柳树，它本身并无过错，它只是生错了地方，所以随便什么时间，什么情况，都被人为物所折辱。
这算“如是我闻”吧。倘若讲国粹----鲁迅先生说，是吾国独有，别国所无者，比如说我们头上长了一个什么恶疮----这是我们漫长历史上的一粹。秦始皇不愧了一个“始”字。郡县制、完善文武分属系统，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还有“焚书坑儒”，他也是“始作俑者”，什么都是他先开头，后头的人竟无一人能稍有更张。知识分子挨整，从他成了例之后两千年不息，谬种传流愈演愈烈。这真是令人扼腕无奈的一“粹”。我也有点体会。近有评论家写文章，指我为封建余孽，美化封建帝王。还期盼着将我塞进“时间隧道”，回雍正王朝去，让我尝尝“血滴子”的厉害。我一直在战战兢兢等待着某一天，一群三道头什么的來敲我的门，但事实上是只有这位评论家在泣声在墙外呼喊----他希望有个什么运动。
然而从***始，***继，这种事拉倒了。
我的这点遭际和你们吴门三代相比，只能说是无病呻吟。
吴家怎样？我以为是辛亥革命而后，站在中国霹雷闪电中挺立迎受的一个文化家族。他们这个家族始终都在文化的峰巅，经受着不尽的凄风苦雨，坚守自己的心灵纯情和文化理念，不以物化，不从地迁，不随时移，不因事变。这需要何等的精神力量？从“洪宪皇帝”而始，三代人俱都子承父业，前赴后继地坚守特立独行的一种理念，这实在是文化史上一个奇观。
为什么说奇呢？因为少。
吴欢不晓得有沒有读过《李白致书韩朝宗》？他是有名的傲脾公侯，敢于天子呼來不上船的人，你在恳请别人抬举自己时，多么像今日一些作家恳求评论家“请老师指教帮忙”那般翼翼小心娓娓媚气。《容斋随笔》中还可看到《李白怖州佐》一篇----那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县委副书记”，不但小心媚气还有媚骨的吧？这样冒犯李白，不为亲者讳，二月河你什么意思？我是想说，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人都是血肉骨俱全的。
我曾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是谈文人的“这一面”的。这里说的是“李白尚且如此”。
但吴祖光，处在中国政治剧变的时代。风雨摇荡中，他当然也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成备的人，在坚持人格信念，追求真理，清白纯正个人气质上头，却有“浑身是骨沒有肉”的精神境界。国民党整他，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执政，该好一些了吧，偏他又是共产党的净友。吴欢，你很幽默的，但这事很严肃一你的父亲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人生道路，他抛弃了最省力的路。
那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通幽曲径，中途当然也有误区与泥淖，但只要“稍加注意”，阳光、雨露与春风，浓桃艳李般的芬芳就会伴随在他身边，从他的学识贡献能力，我相信为他扼腕惜念的政治家也会不少，太可惜了，好一个人才，如果不和我作对多好!是这样的，太可惜了，他只要学会“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光同尘”就行了，但他不能，他似乎更记得屈子《离骚》中“苟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话一是的，我几乎真的认为，他是中了屈原这话的“毒”。
新凤霞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说吴祖光是门阀熏陶，正统正宗的知识分子，新凤霞则是“自学成才”的。
她外在的美与内质的美心灵的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不是这个加那个，此一味与另一味凑起來那样的整合，而是----怎么说呢，借浩然的生花妙思打个比方：水和面糅在一起。你知道它的成分，却不能将它们分开。她对吴祖光的崇拜与结合，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佳人之于才子的倾倒，或志同道合的心缘，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缘分的巧合，是诸种社会、心理，人文观念，崇拜、同志、气质、情愫----自古沒人能说清道白的“缘”所构成。这样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成了新旧两种伦理的一曲绝唱，各种体制均称完善的欢歌。
沒有见到有关新凤霞的“小出身”资料。也许这是她终生的隐秘。我猜她应是寒微梨园世家出身。因为她的名字直译就是“凤冠霞帔”，一般文学素质高的书香门第既有自己的心理要求，称谓上却要讲究含蓄，如此“直奔目的”很像戏班子里女孩子的名字。我昔年在看《杨三姐告状》时，有一家报纸介绍，此剧新凤霞原拟出演主角的，她亲自去拜访过杨三姐本人．发现生活中的杨三姐已经“变质”，变得成了个地主婆，已经不是她心中那个光彩照人的杨三姐形象，她因此而放弃了出演这戏。当时看到掌故，我还在想和我弄小说差不多，一旦败兴，形象永无翻身之日。现在更深地想，新凤霞如果不是心理上本能反感这种变成“地主婆”的人，她怎会“败了兴”呢？这不是富人心理。她的擅长书、画，我也以为是“快速”成才，因为构成一代大师的要素．首先是文学要素。有了这个母体，那发展与滋生必定是全方位的。
吴门三代从吴景洲老先生始，在文化上、学术上、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均获美誉，都是大师级水平。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视…一直到吴欢、吴霜，我以为代表人物还是吴祖光。《圣经》里说：他幸福，因为他哀恸了“写这句话的人，必定深通哲理，深通世情”。吴祖光、新凤霞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哀恸，他们爱人，也自爱，由此获得了人爱，也获得了人生少有的自尊。还有他们在学术与事业上令人歆羡的成就，构成了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家族精神。
应该说，中国新时代的文艺春天，应该是从***时期开始，***时期趋于成熟鼎盛，成了“艳阳天”。
趋向还在看好。我这样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识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们也可透过文艺方向、方针的变化看到变化，“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变化看似微妙是一个小小名词转换，其实是摸索总结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分子磨合的结果，进入了一种理性的正常规范。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诗》说，“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
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统治阶级放松一点了呢？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似乎创造了中国诗歌峰巅的唐代稍有缓舒之后，禁锢与文网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一直就误会，芥蒂生嫌，恶性循环着谬种流传呢？邹阳的那封信中说“何从故，知与不知也”。一个知，一个不知，知识分子生生受了两千多年的浩劫之难，从李斯到李白，到蒲松龄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吴瀛，到吴祖光……这其中割掉多少头颅，洒掉多少热血，终于换取一个东风河开的时代。
吴欢----有人解释成“无欢，无不欢”，我以为带有吴、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释自解，更是他们的希冀与寄托。他在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文化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出生学养于斯，熏陶目染于斯。这个鬼才的惊人才华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了。
吴欢，你要出书，这就是我给你的一片絮了。
随缘读书做学问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打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來渐渐地人人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沒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匹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逊》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沒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沒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隋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來，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
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沒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狼”。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盂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工夫“求其甚解”。
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來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
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心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