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八 斜晖脉脉水悠悠
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从侧后去进攻关中。而由关中往东出潼关，便是曹操的国都——洛阳的所在地了。
由此可见，汉中对于实力相对弱小的刘备来说是丢不起；对于实力相对强大的曹操来说则是丢不得。这亦正是曹操当初为何会选择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兵击张鲁，抢在刘备之前将汉中拿在自己手上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在得知刘备出兵汉中的消息后，曹操自然是不敢怠慢，遂亲统大军，直趋汉中而来。
然而，就在曹操率兵刚刚抵达长安，便接到其荆州守将曹仁的急报，说是南阳的吏民反了。汉中的局势虽然紧急，但那毕竟是皮外伤；而南阳吏民的武装暴动则属于内伤。与皮外伤相比，内伤的危害无疑更大。于是，在得此急报后，曹操遂令曹仁立即由樊城回军前去镇压，自己则按兵于长安静观时局。
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在得知曹仁已将南阳吏民的武装暴动给镇压下去，并对南阳实施了“屠城”的消息后，曹操方才再次动身赶赴汉中。不过，就在曹操于长安停留期间，同样是在当年的正月，其负责镇守汉中的主帅夏候渊，在与蜀军的交战中被老将黄忠给一刀力斩于马下。
是年春三月，曹操率兵终于进至汉中之阳平关一线。可是，仅仅过了大约两个月左右，曹操便不仅决定将其人马全部拔出，并且，还尽可能多地将汉中的民众亦一同迁了出去。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令曹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不惜主动将其当初历时近一年之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得以抢到手的汉中，就这么轻易地拱手让与刘备呢？原来，经过这大约两个月的交战，曹操发觉这一仗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刘备打。
令曹操发觉没法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从战术上而言：刘备将其兵力沿米仓山进行配置，而米仓山下便是汉中的首府——南郑。刘备想打曹操时，只须冲下山来即可打之；而曹操若想去打刘备时，则必须深入至米仓山内方可。魏军对米仓山的地形远不及蜀军更熟悉；再加之蜀军拥有先占之利，所以，每战魏军皆十分被动。
其次，从战略上而言：秦岭东西长约八百里，南北宽约二百里；汉中位于其南，关中位于其北，两地之间仅仅只能够通过两、三条蜿蜒曲折穿行于崇山峻岭间的自然小道相连，交通极其不便。曹操率领魏军的主力到汉中去跟刘备打仗，就好比是一条壮汉将半个身子探出门外去跟人打架相仿。打赢了，一切皆好；而一旦打输了、甚或是其它战略方向及国内的局势出现什么异动，曹操想抽身回顾之时，万一脑袋再让门板给卡那么一下，那可真叫一个难受了得。
尔今，曹操将其人马尽数拔出汉中后，不仅一下子便让自己从这种战略与战术上所处的双重被动局面中摆脱了出来，同时，还可以通过利用将汉中这个“包袱”甩给刘备的方式，为自己将来重新夺取汉中创造条件。因为，曹操率兵撤出汉中后，刘备必然会前来占领之；尔后，曹操便可以利用蜀军离开了米仓山这个有利的地形、且兵力亦相对集中之机，再挥师攻入汉中，杀刘备一个“回马枪”。
刘备的人马本来就少，曹操如果能够乘此机会消灭掉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话，则刘备不仅汉中难保，甚至还势必将会影响到其将来对汉中的争夺。诚若是，则曹操不仅可以再度将汉中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还可以因此而为今后的长期固守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曹操选择主动撤出汉中，把兵力沿秦岭一线进行布防的举措，绝非是为了放弃汉中，而仅仅只是一种企图变被动为主动，为将来重夺汉中并能够达到长期固守之，而采取的一个策略而已。
当然，曹操懂得算计刘备，刘备又何尝不能够识破之。另外，魏军的战斗作风之强悍，亦给刘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年初，驻守在汉中的魏军见其主帅夏侯渊被斩，曹洪、曹休等人遂当即力推张郃为主帅，率领他们继续与蜀军作战。在其后长达约两个月左右之久的交锋中，蜀军硬是撼之不动。
因此，刘备在夺取汉中后，为了能够有效地守住汉中，面对曹操在军事上的布局，遂采取了以下两项主要的应对措施：
第一，“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此乃人防也。
第二，“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今四川广元），四百余区。”此乃技防也。
刘备之所以要选择于此时、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进行如此庞大的一项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一则，是因为其深知自己的实力远弱于曹操，所以，在曹操极欲于近期内再夺汉中的情况下，其根本就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长期守住汉中。
二则，是因为从成都至白水关间的国防设施到底有多糟糕，刘备心里可谓是比谁都更清楚。建安十七年，刘备就是从白水关出发，率领着自己的那点少得可怜的人马，一路打回到成都，并迫使刘璋让位于自己的。当时，倘若这里的国防设施稍微完善一些的话，以刘备的那点人马，莫说想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即成功地攻取成都了；恐怕就连其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
现如今，在汉中的侧后没有一个坚固而完善的防御体系做支撑，用于对入侵的魏军进行节节抗击的情况下，倘若汉中一旦有失，魏军再趁势杀入益州的话，则势必极易形成破竹之势；而破竹之势一旦形成，则不仅汉中不保，甚至连成都亦有丢失之虞。
鉴于此项工程甚是浩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益州的总人口又仅仅只有区区百余万之多；再加之前期为了打好汉中之战，能抽调入伍的、皆已抽调入伍了；另外，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地里亦需要人手，所以，此项工程的建设事宜，便只能够主要交由军队来负责完成了。
不过，该方案虽然可行，但其中亦存在着一个令刘备甚感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曹操绝对不可能让其就这么从容不迫地去做这件事情，而一定会选择乘此机会杀将进来，打刘备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则刘备又须把早已分散开去的部队重新收拢起来赶赴前线。然而，无论是收拢、还是开进，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战机便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被贻误。
有鉴于此，刘备遂考虑看能不能够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暂时从关中地区给弄出去。弄出去的方法无非有二，即：一曰打；二曰调。不过，从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及魏军目前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打的方法目前显然是行不通。
既然打的方法不行，那么，“调”的方法是否可行呢？所谓“调”，就是看能不能够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曹操找点事儿，让其开着“11”路，自觉自愿地跑过去。倘若此方法可行的话，那么，摆在刘备面前的同样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路，就是请孙权出面，从东南方向对魏军发动一场进攻，以期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这条路如果能够行得通的话，那么，刘备不仅能够达到调动曹操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帮手，从而全面减轻蜀军当前所面临的压力，如此则可谓是一举两得。
不过，令刘备深感遗憾的是，这条路的前景虽然美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则几乎没有任何可供操作的空间。因为，早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孙权便“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双方遂缔结成为了“誓重婚姻”的友好关系。
想当初，孙权利用刘备率兵入蜀之机，背着刘备把其妹妹——亦即刘备的老婆孙夫人强行接回去后，数年来便一直不肯送还；眼下却又与曹操接为“誓重婚姻”的友好关系，由此足见此时的孙权，早已把吴、魏关系，置于在了吴、蜀关系之上。
既然“朋友”靠不住，那么，刘备接下来便只剩下第二条路可走了——那就是靠自己。靠自己、靠谁呢？便是靠关羽。靠关羽从荆州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起一场战略佯攻，以期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
由此可见，刘备当时之所以决定发起“水淹七军”之战，乃是因为在汉中之战结束后，见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一直呆在关中，迟迟不肯撤回至其原出发地——中原地区去转入休整，大有于近期内再入汉中之意，这不禁令刘备极为担忧。于是，为了减轻其益州之汉中方向上所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压力，防止曹操于近期内再入汉中，刘备遂决定命关羽从荆州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动一场战略佯攻，争取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以便为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从成都至白水间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争取时间。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
其《一》，刘备在命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之前；在樊城之战进行之中；直至樊城之战结束，面对孙权的偷袭，任由关羽率部在那里苦苦支撑，却由始致终都“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
（不过，质疑刘备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这一质疑本身便十分值得质疑；因为，刘封所率领的那支的人马，便可将之视为是刘备派给关羽的援兵。
不可否认，由于人手不够，刘备当初在决定发起此战之前，的确没有打算给关羽派去援兵。但是，当其在得知关羽打算派孟达由宜都北上，准备前去攻取位于襄阳、樊城与汉中之间的房陵与上庸两地，以期保护樊城主战场之战略侧翼的安全，并打通襄阳、樊城与汉中之间的水、陆交通的作战计划后；由于“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汉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
刘封性格刚猛有武艺，且作战勇敢，堪称一员战将。所以说，刘备派自己的养子——刘封统兵前去支援关羽，此足以彰显刘备对此战的重视程度。
然而，刘、孟二人在合兵攻下上庸后，矛盾亦随即公开化。刘封剥夺了孟达出行时在前面鸣锣开道的“鼓吹”；由此，孟达遂愈发不服刘封，两人于是便在上庸那个地方搞起了“窝里斗”。时隔不久，关羽连呼其二人，令发兵前往樊城参战；其二人则均“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不过，虽然如此，人们却并不能够因为刘封后来犯了错误，便因此而对其优点视而不见；更不能够因为其缺乏政治头脑，只知一味与孟达闹别扭而置军国大事于不顾，从而未到樊城前线参战，便因此而认为刘备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
其《二》，关羽奉命发起“水淹七军”之战后，在深感兵力严重不足；且又连呼刘封、孟达而不致的情况下，却从来都没有向刘备提出过任何请求支援的要求。
其《三》，刘封的被令自裁与孟达的叛逃。
刘封乃是刘备的养子，且跟随刘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可谓既是刘备的至亲、又有功于刘备。因此，如果说刘封不是因为犯下了死罪的话，那么，一向讲究“以人为本”、且性情“弘毅宽厚”、又极具政治头脑与政治谋略的刘备，岂能就此杀之。即便杀之，亦属枉杀；而枉杀又岂能服众。
而孟达与刘备的关系，其实亦相当特殊。建安十六年，正是孟达与法正一道率兵迎刘备进入的蜀中，为刘备后来夺取益州立下了首功一件。此番，孟达又率部夺取了房陵与上庸两地，可谓是既有恩于刘备、又有功于刘备。
因此，孟达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刘封的欺凌，而不是因为深知自己犯下了死罪的话，岂能不顾家小，就此一逃了之。
再者，孟达在临叛逃之前的一个细节，亦十分赖人寻味。叛逃无疑是一件龌龊之事，本应秘藏潜行才是。然而，孟达在决定叛逃之前，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背着刘封，其不仅把自己的叛逃计划合盘托于自己的这位上级兼冤家对头不说，甚至还邀刘封随其一道叛逃，完全把刘封看成了是与自己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面对孟达的恶意相邀，刘封的反应亦同样十分令人生疑。做为孟达的上级，遇到这种情况，刘封通常的做法本应是乘此机会扣下孟达，并将之押回成都受审才是。但是，刘封当时却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选择了放任事情的发生。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刘、孟二人一定是皆已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死罪，定将受到国法军规的严惩，继而才会让这对冤家对头如此这般地“惺惺相惜”、抱团取暖。而刘封最终之所以没有选择随孟达一同叛逃，乃是因为其心存侥幸，仗着自己拥有刘备的养子这道“护身符”，以为能够帮助其逃脱处罚罢了。
另外，从刘备的角度来说：假若“水淹七军”之战是关羽背着刘备所发起的话，那么，刘、孟二人不听关羽的呼唤，想必刘备不仅不会怪罪他俩，甚至是还会因此而表扬他俩敢于坚持原则，一切行动只听从于自己的指挥、而不听从于他人的指挥，严格防止他人趁机乱权才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就在蜀汉上下皆在为保住汉中、拱卫益州而战之时，刘、孟二人却躲在上庸那个地方搞“窝里斗”，死活不肯应命，这岂能不让刘备恼怒致极。
其《四》，做为当事方，自从获知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消息之初，曹操可谓是便已识破了刘备的计谋。由于识破了刘备的计谋；又由于急于于近期内再夺汉中，所以，在得知关羽出兵襄阳、樊城的消息后，曹操便决定坚决不上其当；只是指派于禁、满宠等人率部前去支援，自己则仍旧按兵于关中不动。
次月，见于禁、庞德等三万余众皆为关羽所俘，曹操却仍旧不为所动，遂又指派徐晃率领五万生力军前去进行封堵。
时间又过了大约两个月，至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见曹仁、徐晃以绝对优势兵力依然战不过关羽；而其国内之中南部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关羽的发动、组织、指挥下所掀起的起义运动越演越烈；势力范围亦已由当初的樊城以北至许都之间，逐步蔓延到了洛阳附近，大有要掀翻曹操的统治之虞，曹操方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至此，曹操方才不得不决定暂且放弃于近期内再夺汉中的打算，慌忙率领其主力部队离开关中，赶往樊城参战。
其《五》，做为局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战事的发展，东吴方面亦渐渐摸清楚了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真实目的所在。正因为摸清楚了这一点，所以说，孙权、吕蒙方才敢于再次对荆州实施偷袭，而不必担心刘备会像建安二十年时所做的那样——见其荆州遇袭，二话不说便率领其主力部队从益州赶了过来，准备对实施偷袭的吴军展开反击了。
其《六》，作战的第一要务，乃是须弄清楚作战的目的或任务；尔后，再根据作战的目的或任务的要求，来决定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及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因此，当我们分析清楚了蜀军的作战目的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关羽当初的排兵布阵时，便比较容易看出隐藏于其中的门道了。
由于刘备交给关羽的任务，乃是要求关羽把曹操及其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从关中地区给吸引过去，以策应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所以说，关羽如果是选择攻打襄阳的话，以其如此之少人马，姑且不论能否拿下之；即便是能够拿下，那么，魏军接下来亦可以通过依托樊城，将蜀军给阻击在汉水之南，令其无法威胁到自己的心腹之地。
如果威胁不到曹魏的心腹之地的话，自然亦就打不疼魏军；打不疼魏军，自然亦就不可能令曹操感到不害怕；而无法令曹操感到害怕，当然亦就不可能达到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的目的了。
反之，关羽如果选择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的话，情况则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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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得知刘备出兵汉中的消息后，曹操自然是不敢怠慢，遂亲统大军，直趋汉中而来。
然而，就在曹操率兵刚刚抵达长安，便接到其荆州守将曹仁的急报，说是南阳的吏民反了。汉中的局势虽然紧急，但那毕竟是皮外伤；而南阳吏民的武装暴动则属于内伤。与皮外伤相比，内伤的危害无疑更大。于是，在得此急报后，曹操遂令曹仁立即由樊城回军前去镇压，自己则按兵于长安静观时局。
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在得知曹仁已将南阳吏民的武装暴动给镇压下去，并对南阳实施了“屠城”的消息后，曹操方才再次动身赶赴汉中。不过，就在曹操于长安停留期间，同样是在当年的正月，其负责镇守汉中的主帅夏候渊，在与蜀军的交战中被老将黄忠给一刀力斩于马下。
是年春三月，曹操率兵终于进至汉中之阳平关一线。可是，仅仅过了大约两个月左右，曹操便不仅决定将其人马全部拔出，并且，还尽可能多地将汉中的民众亦一同迁了出去。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令曹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不惜主动将其当初历时近一年之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得以抢到手的汉中，就这么轻易地拱手让与刘备呢？原来，经过这大约两个月的交战，曹操发觉这一仗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刘备打。
令曹操发觉没法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从战术上而言：刘备将其兵力沿米仓山进行配置，而米仓山下便是汉中的首府——南郑。刘备想打曹操时，只须冲下山来即可打之；而曹操若想去打刘备时，则必须深入至米仓山内方可。魏军对米仓山的地形远不及蜀军更熟悉；再加之蜀军拥有先占之利，所以，每战魏军皆十分被动。
其次，从战略上而言：秦岭东西长约八百里，南北宽约二百里；汉中位于其南，关中位于其北，两地之间仅仅只能够通过两、三条蜿蜒曲折穿行于崇山峻岭间的自然小道相连，交通极其不便。曹操率领魏军的主力到汉中去跟刘备打仗，就好比是一条壮汉将半个身子探出门外去跟人打架相仿。打赢了，一切皆好；而一旦打输了、甚或是其它战略方向及国内的局势出现什么异动，曹操想抽身回顾之时，万一脑袋再让门板给卡那么一下，那可真叫一个难受了得。
尔今，曹操将其人马尽数拔出汉中后，不仅一下子便让自己从这种战略与战术上所处的双重被动局面中摆脱了出来，同时，还可以通过利用将汉中这个“包袱”甩给刘备的方式，为自己将来重新夺取汉中创造条件。因为，曹操率兵撤出汉中后，刘备必然会前来占领之；尔后，曹操便可以利用蜀军离开了米仓山这个有利的地形、且兵力亦相对集中之机，再挥师攻入汉中，杀刘备一个“回马枪”。
刘备的人马本来就少，曹操如果能够乘此机会消灭掉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话，则刘备不仅汉中难保，甚至还势必将会影响到其将来对汉中的争夺。诚若是，则曹操不仅可以再度将汉中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还可以因此而为今后的长期固守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曹操选择主动撤出汉中，把兵力沿秦岭一线进行布防的举措，绝非是为了放弃汉中，而仅仅只是一种企图变被动为主动，为将来重夺汉中并能够达到长期固守之，而采取的一个策略而已。
当然，曹操懂得算计刘备，刘备又何尝不能够识破之。另外，魏军的战斗作风之强悍，亦给刘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年初，驻守在汉中的魏军见其主帅夏侯渊被斩，曹洪、曹休等人遂当即力推张郃为主帅，率领他们继续与蜀军作战。在其后长达约两个月左右之久的交锋中，蜀军硬是撼之不动。
因此，刘备在夺取汉中后，为了能够有效地守住汉中，面对曹操在军事上的布局，遂采取了以下两项主要的应对措施：
第一，“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此乃人防也。
第二，“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今四川广元），四百余区。”此乃技防也。
刘备之所以要选择于此时、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进行如此庞大的一项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一则，是因为其深知自己的实力远弱于曹操，所以，在曹操极欲于近期内再夺汉中的情况下，其根本就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长期守住汉中。
二则，是因为从成都至白水关间的国防设施到底有多糟糕，刘备心里可谓是比谁都更清楚。建安十七年，刘备就是从白水关出发，率领着自己的那点少得可怜的人马，一路打回到成都，并迫使刘璋让位于自己的。当时，倘若这里的国防设施稍微完善一些的话，以刘备的那点人马，莫说想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即成功地攻取成都了；恐怕就连其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
现如今，在汉中的侧后没有一个坚固而完善的防御体系做支撑，用于对入侵的魏军进行节节抗击的情况下，倘若汉中一旦有失，魏军再趁势杀入益州的话，则势必极易形成破竹之势；而破竹之势一旦形成，则不仅汉中不保，甚至连成都亦有丢失之虞。
鉴于此项工程甚是浩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益州的总人口又仅仅只有区区百余万之多；再加之前期为了打好汉中之战，能抽调入伍的、皆已抽调入伍了；另外，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地里亦需要人手，所以，此项工程的建设事宜，便只能够主要交由军队来负责完成了。
不过，该方案虽然可行，但其中亦存在着一个令刘备甚感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曹操绝对不可能让其就这么从容不迫地去做这件事情，而一定会选择乘此机会杀将进来，打刘备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则刘备又须把早已分散开去的部队重新收拢起来赶赴前线。然而，无论是收拢、还是开进，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战机便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被贻误。
有鉴于此，刘备遂考虑看能不能够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暂时从关中地区给弄出去。弄出去的方法无非有二，即：一曰打；二曰调。不过，从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及魏军目前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打的方法目前显然是行不通。
既然打的方法不行，那么，“调”的方法是否可行呢？所谓“调”，就是看能不能够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曹操找点事儿，让其开着“11”路，自觉自愿地跑过去。倘若此方法可行的话，那么，摆在刘备面前的同样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路，就是请孙权出面，从东南方向对魏军发动一场进攻，以期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这条路如果能够行得通的话，那么，刘备不仅能够达到调动曹操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帮手，从而全面减轻蜀军当前所面临的压力，如此则可谓是一举两得。
不过，令刘备深感遗憾的是，这条路的前景虽然美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则几乎没有任何可供操作的空间。因为，早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孙权便“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双方遂缔结成为了“誓重婚姻”的友好关系。
想当初，孙权利用刘备率兵入蜀之机，背着刘备把其妹妹——亦即刘备的老婆孙夫人强行接回去后，数年来便一直不肯送还；眼下却又与曹操接为“誓重婚姻”的友好关系，由此足见此时的孙权，早已把吴、魏关系，置于在了吴、蜀关系之上。
既然“朋友”靠不住，那么，刘备接下来便只剩下第二条路可走了——那就是靠自己。靠自己、靠谁呢？便是靠关羽。靠关羽从荆州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起一场战略佯攻，以期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
由此可见，刘备当时之所以决定发起“水淹七军”之战，乃是因为在汉中之战结束后，见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一直呆在关中，迟迟不肯撤回至其原出发地——中原地区去转入休整，大有于近期内再入汉中之意，这不禁令刘备极为担忧。于是，为了减轻其益州之汉中方向上所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压力，防止曹操于近期内再入汉中，刘备遂决定命关羽从荆州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动一场战略佯攻，争取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以便为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从成都至白水间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争取时间。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
其《一》，刘备在命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之前；在樊城之战进行之中；直至樊城之战结束，面对孙权的偷袭，任由关羽率部在那里苦苦支撑，却由始致终都“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
（不过，质疑刘备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这一质疑本身便十分值得质疑；因为，刘封所率领的那支的人马，便可将之视为是刘备派给关羽的援兵。
不可否认，由于人手不够，刘备当初在决定发起此战之前，的确没有打算给关羽派去援兵。但是，当其在得知关羽打算派孟达由宜都北上，准备前去攻取位于襄阳、樊城与汉中之间的房陵与上庸两地，以期保护樊城主战场之战略侧翼的安全，并打通襄阳、樊城与汉中之间的水、陆交通的作战计划后；由于“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汉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
刘封性格刚猛有武艺，且作战勇敢，堪称一员战将。所以说，刘备派自己的养子——刘封统兵前去支援关羽，此足以彰显刘备对此战的重视程度。
然而，刘、孟二人在合兵攻下上庸后，矛盾亦随即公开化。刘封剥夺了孟达出行时在前面鸣锣开道的“鼓吹”；由此，孟达遂愈发不服刘封，两人于是便在上庸那个地方搞起了“窝里斗”。时隔不久，关羽连呼其二人，令发兵前往樊城参战；其二人则均“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不过，虽然如此，人们却并不能够因为刘封后来犯了错误，便因此而对其优点视而不见；更不能够因为其缺乏政治头脑，只知一味与孟达闹别扭而置军国大事于不顾，从而未到樊城前线参战，便因此而认为刘备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
其《二》，关羽奉命发起“水淹七军”之战后，在深感兵力严重不足；且又连呼刘封、孟达而不致的情况下，却从来都没有向刘备提出过任何请求支援的要求。
其《三》，刘封的被令自裁与孟达的叛逃。
刘封乃是刘备的养子，且跟随刘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可谓既是刘备的至亲、又有功于刘备。因此，如果说刘封不是因为犯下了死罪的话，那么，一向讲究“以人为本”、且性情“弘毅宽厚”、又极具政治头脑与政治谋略的刘备，岂能就此杀之。即便杀之，亦属枉杀；而枉杀又岂能服众。
而孟达与刘备的关系，其实亦相当特殊。建安十六年，正是孟达与法正一道率兵迎刘备进入的蜀中，为刘备后来夺取益州立下了首功一件。此番，孟达又率部夺取了房陵与上庸两地，可谓是既有恩于刘备、又有功于刘备。
因此，孟达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刘封的欺凌，而不是因为深知自己犯下了死罪的话，岂能不顾家小，就此一逃了之。
再者，孟达在临叛逃之前的一个细节，亦十分赖人寻味。叛逃无疑是一件龌龊之事，本应秘藏潜行才是。然而，孟达在决定叛逃之前，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背着刘封，其不仅把自己的叛逃计划合盘托于自己的这位上级兼冤家对头不说，甚至还邀刘封随其一道叛逃，完全把刘封看成了是与自己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面对孟达的恶意相邀，刘封的反应亦同样十分令人生疑。做为孟达的上级，遇到这种情况，刘封通常的做法本应是乘此机会扣下孟达，并将之押回成都受审才是。但是，刘封当时却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选择了放任事情的发生。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刘、孟二人一定是皆已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死罪，定将受到国法军规的严惩，继而才会让这对冤家对头如此这般地“惺惺相惜”、抱团取暖。而刘封最终之所以没有选择随孟达一同叛逃，乃是因为其心存侥幸，仗着自己拥有刘备的养子这道“护身符”，以为能够帮助其逃脱处罚罢了。
另外，从刘备的角度来说：假若“水淹七军”之战是关羽背着刘备所发起的话，那么，刘、孟二人不听关羽的呼唤，想必刘备不仅不会怪罪他俩，甚至是还会因此而表扬他俩敢于坚持原则，一切行动只听从于自己的指挥、而不听从于他人的指挥，严格防止他人趁机乱权才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就在蜀汉上下皆在为保住汉中、拱卫益州而战之时，刘、孟二人却躲在上庸那个地方搞“窝里斗”，死活不肯应命，这岂能不让刘备恼怒致极。
其《四》，做为当事方，自从获知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消息之初，曹操可谓是便已识破了刘备的计谋。由于识破了刘备的计谋；又由于急于于近期内再夺汉中，所以，在得知关羽出兵襄阳、樊城的消息后，曹操便决定坚决不上其当；只是指派于禁、满宠等人率部前去支援，自己则仍旧按兵于关中不动。
次月，见于禁、庞德等三万余众皆为关羽所俘，曹操却仍旧不为所动，遂又指派徐晃率领五万生力军前去进行封堵。
时间又过了大约两个月，至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见曹仁、徐晃以绝对优势兵力依然战不过关羽；而其国内之中南部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关羽的发动、组织、指挥下所掀起的起义运动越演越烈；势力范围亦已由当初的樊城以北至许都之间，逐步蔓延到了洛阳附近，大有要掀翻曹操的统治之虞，曹操方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至此，曹操方才不得不决定暂且放弃于近期内再夺汉中的打算，慌忙率领其主力部队离开关中，赶往樊城参战。
其《五》，做为局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战事的发展，东吴方面亦渐渐摸清楚了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真实目的所在。正因为摸清楚了这一点，所以说，孙权、吕蒙方才敢于再次对荆州实施偷袭，而不必担心刘备会像建安二十年时所做的那样——见其荆州遇袭，二话不说便率领其主力部队从益州赶了过来，准备对实施偷袭的吴军展开反击了。
其《六》，作战的第一要务，乃是须弄清楚作战的目的或任务；尔后，再根据作战的目的或任务的要求，来决定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及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因此，当我们分析清楚了蜀军的作战目的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关羽当初的排兵布阵时，便比较容易看出隐藏于其中的门道了。
由于刘备交给关羽的任务，乃是要求关羽把曹操及其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从关中地区给吸引过去，以策应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所以说，关羽如果是选择攻打襄阳的话，以其如此之少人马，姑且不论能否拿下之；即便是能够拿下，那么，魏军接下来亦可以通过依托樊城，将蜀军给阻击在汉水之南，令其无法威胁到自己的心腹之地。
如果威胁不到曹魏的心腹之地的话，自然亦就打不疼魏军；打不疼魏军，自然亦就不可能令曹操感到不害怕；而无法令曹操感到害怕，当然亦就不可能达到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的目的了。
反之，关羽如果选择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的话，情况则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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