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步青云 第四十二章 再入军机下
天津的李鸿章也正在懊恼。好不容易签定的合约，不到一个月，边境又起冲突，处理不好，两国就面临决裂开战的危险。而且驻烟台的远征军副司令利士比派他的副官日格密到天津来，以重新开战相威胁，张口索要赔款。
这位日格密十分狂妄，说：“中国官兵在观音桥攻击法军，显系背约，如果中国能够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而且许法国以赔款，那么事情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否则，大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孤拨将军必率军舰北上。”
指责中国军队违背条约，实在没有道理，李鸿章回答说：“华军驻扎谅山，已有十余年，应否退扎，应该等详细条约议定后由朝廷决定，据两广来电，是法军首先施放枪炮，衅开自法，怎么能指责中国违约？”
“天津简明条约，系中堂画押，今弃而不用，是中堂花押不足凭了。”日格密瞪着眼睛直视李鸿章，语气有些挑战的意味，也有些激将的意思在内，他说：“我们外国人以中堂为中国宰相，权柄极大，故与订约，以昭凭信。今竟违背不遵，是不是中堂在朝廷说话没有份量？试问今之执政大臣为谁？”
“我当然还是中国宰相，我说话是算数的，朝廷说话也算数。”李鸿章久与洋人交涉，不会为日格密的几句话激怒，依然不急不躁的与他周旋，在要害问题上不肯让步，他说，“这件事情，中国并无背约，法国先自开衅。”
“福禄诺临行时，曾经面请中堂，限明西历本年六月初五日，将北圻官兵退回等语。今已过限一月，北圻尚有官兵，难道不是中国违约？”
要求限期撤兵的话，福禄诺确实提出过，但李鸿章并没有答应。“福禄诺临行的确说过这话，不过，我曾经明确告诉他，限期撤兵，事同挟制，此事断做不到。而且滇、粤各处官军，也不是我所能节制。三个月后，详细条约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我并未允许福禄诺限期退兵之说，哪来得北约一说？且此事当时福禄诺面请，我也是当面反驳，彼此皆未动用公文，当然更算不上条约，条约就是五条，中国严格遵守五条，怎么指责中国背约？”
日格密确实拿不出李鸿章答应限期撤兵的书面材料，以此来指责中国违约有些勉强，他便抓住条约第二款作文章：“原约第二款说，‘即行调回’，‘即行’二字就是即刻的意思。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今未调回，显系背约。”而且威胁说，“为中国计，急宜将广西兵官惩办，以谢法人，再认兵费、赔费，方保无事。”
“当时与福禄诺商定，法国派特使到天津来议定详细条款，你们的特使也正在往中国来，等详细条约定议后，彼此再行撤兵，也不算迟，到于赔偿一说更是没有道理。”
日格密见没有吓倒李鸿章，有些恼羞成怒，目光咄咄逼人，说：“中堂如此说法，我也不必久留，看来只有请孤拨将军前来。”
“孤拔将军什么时候来华？”
“中国海疆处处震动，远近炮声不绝，即孤拔来华时也。到于我呢，明早就回烟台复命。”
李鸿章与洋人谈判，向来是很客气的，不过这个法国人也太逼人太甚，以一个小小的副官，来见他堂堂的大清宰相，竟然如此咄咄逼人，也实在过份，他冷冷的说：“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日格密行前曾经拍着胸脯说，中国人一闻大炮响就吓得不辨东西，只要他几句话，中国就会乖乖赔款。现在他发现，自己有些低估李鸿章了，一进门时他就把弓拉得太满，已经没法再谈，所以他说：“届时便见分晓。”抛下这句话悻悻告辞。
这样不辞而别，也太不给李鸿章面子，他气得拍着桌子说：“简直是条疯狗！”
陪同他接见的马建忠劝慰说：“中堂不必生气，像他这样在会谈中咄咄逼人，在国际交往中也是很失礼的，他不过是个小武官，不懂外交礼仪。”
“一个小小的武官，就敢对大清的宰相如此无礼，”李鸿章坐下，叹口气说，“他们仗的什么？不就是仗着船坚炮利吗？这是个用大炮说话的年代，真是没处讲理。”李鸿章意识到，在下属面前这样大发牢骚，与他的身份不相称，所以喝口茶，把心里的火压下去，说：“不与他一个小小的武官一般见识。看来，中法和解，又要好事多磨了。”
李鸿章再次来到地图前，指着观音桥说：“观音桥离谅山至少还有百把里，不是说已经退到了谅山吗，这里怎么还有部队？”
马建忠说：“想必这里是个要隘，潘大帅所以要留人在这里驻守。”
潘鼎新因为带兵出身，所以马建忠尊称一声“潘大帅”。
“不会，不会，”李鸿章连连摇头，“我苦心经营和局，琴轩是知道的。而且与福禄诺签定协议后，我就有信给他，让他酌情后撤，尽量不要与法人冲突。对，对，一定是这个姓王的主张。”李鸿章拿出潘鼎新的电报，指着王德榜的名字说，“这个王德榜，是左侯相的手下老将，与左侯相一样的骡子脾气，只知道一味要打要杀。”
马建忠毕竟年轻，前线将士打了胜仗却受埋怨，心底有些为他们鸣不平，所以说：“这好像怪不得王军门，按潘大帅的说法，王军门是连夜赶了一百多里路去增援的。”
“坏就坏在他的增援上。”李鸿章气咻咻的说，“如果没有他的增援，观音桥的一千多人自量抵不住法军，自然会后撤，法国人吃亏小一些，就不会这样气急败坏。”
李鸿章竟然有此一说，马建忠抿抿嘴唇，没有说话，此时他心里想的是，怪不得人家骂中堂汉奸，刚才这话，实在有些太没骨气。李鸿章也许发觉了马建忠的沉默，解释说：“我不是说增援不对，打胜仗不对，而是有些不值。假如没有这次冲突，中法达成详议，彼此撤兵，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有几年和平，可以抓紧自强、发展，然后我们就好挺直了腰板做人了。”说罢重重叹口气。
听这话，李鸿章也自知没有挺直腰板“做人”，马建忠心里也就愿意去体谅他崇敬的李中堂。“眉叔，外面的人不能理解我的苦心，你们应当清楚的。别的不去说他，旅顺港正在建着，现在好比是个瓷娃娃，一碰就碎。我们已经花了好些银子在里面，如果法国人或日本人，乘虚去放上几炮，我们的银子就打了水漂。这还是小事，从此海疆不宁，或者兵连祸结，朝廷自然拿不出银子来，这个军港就猴年马月也建不成，我们的水师连驻泊修理的地方都没有，岂不是形同虚设？所以此时打一个小小的胜仗，惹得法国人暴跳如雷，翻脸不认人，吃亏的还是我们。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听李鸿章如此一说，马建忠倒觉得自己刚才的埋怨有些鼠目寸光。
“左侯相总是指责我喜欢跟洋人谈条约，谈条约有什么错？”李鸿章歪着头，好像眼前的马建忠就是左宗棠，“想一想，条约对谁更有好处？当然是对弱国有好处。强国恨不得没有任何约束，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有万国公约在，有条约在，反倒能让他们有所顾忌。所以，就弱国而言，有了事在条约上动脑筋是最合算不过。如果一味去打，或可能够小胜，但最终归之于败，原来他是要你几根毛发的，结果打下来，非要剔你几根肋骨不成。”李鸿章指指自己的胁骨，仿佛洋人正在磨刀霍霍。“我说这话不是有意与左侯相抬扛才有此一说，我这人从来不认死理，从来不喜欢抬扛。眉叔你只要回想一下这几十年的事情就明白了。咸丰六年，英法两国要求修约，修约的事是在道光年间签定《江宁条约》的时候就定来的，结果我们不肯答应，英法就组成联军，一直打到天津。僧王的骑兵号称蒙古铁骑，是我大清最精锐的部队，结果也挡不住英洋联军，让他们火烧了圆明园，最后还是签定了《北京条约》，后来的许多事就不必去说他。假如一开始就严守条约，答应洋人修约的要求，哪能把万园之园付之一炬？”
这番话说下来，马建忠不能不佩服，尤其是弱国更需要条约的说法，非能明了世界大势者所不能言，所以连连点头。
“现在糟糕的是，因为这一次小胜利，法国人肯定要狮子大开口，索赔偿、索兵费；而京中的那些清流们，肯定大受鼓舞，鼓噪着要开战。现在左侯相又在中枢，实在不妙。原来因为签定了和约，怕他在两江闹出什么乱子来，所以我也是支持朝廷召他回京的，谁料又出了观音桥波折，他肯定要鼓动醇王对法强硬。醇王呢，原来就有些清流气在身上，他要头脑一热，真是麻烦的很。最怕的就是朝廷和战没主见，好不容易签定了和约，又听了主战派的怂恿，转而强硬起来。”
李鸿章估计的真是不错，法国人果然狮子大张口，驻华公使谢满禄照会总署，法国派出特使巴德诺前来谈判，非赔巨款而不能了。否则，远征军舰队司令孤拨将军就带军舰北上，或者占据中国沿海某地为质，直到中国答应赔偿为止。至于是多少赔款，“一切由巴特使与你们谈”。
左宗棠则一直在劝醇王强硬起来，不能任由法国人狮子大张口。“王爷你想，法国人首先违约，去驱赶我们的军队，是他首先挑衅，他们打了败仗，转过脸来向我们要赔偿，天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必须和法国人打一仗，连仗都没正正经经打一场，就许他这个许他那个，他会不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今天你给他块骨头，把他的嘴堵上了，过了一阵，他嘴里又空了，就像一只恶狗，看到人家院子里有骨头，又没有篱笆，他会不会又要来叼？”
醇王点头，表示的确如此。
“所以，他在伸嘴的时候，必须给他一棍子，让他知道，要打人家骨头的主意，是要挨打的。”左宗棠比划着，在自己脸前扇过一巴掌，仿佛狗嘴就在那里，“狗只有挨了打，才长记性。农家养狗养鸭，狗开始总是要吃鸭子的，主人拿一只鸭子到它嘴边，它一伸嘴巴，就给它一巴掌，过一阵再递过去，它再伸嘴，又是一巴掌，这么几回打下来，从此不但不敢吃鸭子，就是鸭子去叼它嘴角的食渣，它也不敢张嘴，甚或被鸭子撵得满院子乱跑。”
左宗棠连说带比划，把醇王说得愁云密布的脸上也露出笑容来。
“季高，俗话说，看人挑担不腰疼。从前六哥主持军机处和总署，我总是怪他不够强硬。现在轮到自己了，才明白要强硬不是空口说白话。”醇王指指椅子，请左宗棠坐下来说话，“法国人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占据中国某地为质，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季高你帮我想想，假如法国人要占据某地，他最有可能占哪里？”
“哪里都有可能，中国沿海地方太大了。”左宗棠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发现显然是句废话，因为醇王问的是最有可能，“要说最有可能的话，首先是福建马尾。这里有我福州船政局，而且是法国人帮着建的，他们情况熟的很。”
“不错，福建这里尤其要当心，”醇王说，“已经派左副都御使张幼樵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现在福建那边，有闽浙总督何小宋，有船政大臣何子峨，再有福建巡抚张兆栋，现在张幼樵又派过去，四大员守福建，总算可以放点儿心。”何小宋就是何璟，他字小宋，张幼樵就是清流健将张佩纶，何子峨就是何如璋，子峨是他的字。醇王说：“张幼樵不用说，是一直主战的。船政大臣何子峨当过驻日公使，对与洋人交往，也是行家。”
“还有一个地方，必须尤其注意。”左宗棠拿巴掌拍拍地图上的台湾说，“台湾孤悬海外，洋人早就打主意。而且，基隆这里有港口，有煤矿。王爷知道，洋轮是要烧煤的，没有煤他就寸步难行。所以法国人侵扰台湾，尤其是基隆的可能性很大。”
“英雄所见略同，”醇王也学着左宗棠的样子，拍大腿一巴掌，“朝廷已经召刘省三进京，现在他正在天津李少荃那里。等他陛见后，准备把他放到台湾去。”
刘省三就是刘铭传，他字省三。
“刘麻子不合适，他是李少荃的人，不会实心备战的。”左宗棠大摇其头。
刘铭传年幼时生过天花，脸上落下麻子，有外号“刘麻子”。他年轻时是私盐贩子，太平军起事后，在安徽老家办团练，被李鸿章收入帐下，是淮军有名的大将。
左宗棠说刘铭传是李鸿章的人，不好好备战的说法，醇亲王不认同。“刘省三是淮军老人，但他的性子与少荃不同，是极有血性的，而且曾文正也是很赞赏他的。”
刘铭传是血性男儿，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当年十六七岁时，他的父亲因为贩盐被当地豪强抓住处死，结果刘铭传在大街上拦住那位豪强一刀毙命，从此被盐枭们推为首领。还传说他从小有野心，曾多次登上家乡的大潜山巅，仰天长叹：“大丈夫生当有爵，死有谥。”曾国藩也十分赏识他，据说有一次曾国藩与李鸿章悄悄到军营去，营中勇兵们有的耍牌，有的在猜拳喝酒，有的则在说笑。南窗下有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巡视毕出营，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祼腹持酒的人，就是刘铭传。
过了三天，刘铭传晋京陛见，当天有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著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悉归节制。”
当天还有旨意，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已于数日前病死于广州。有人说他是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窝囊死的。两广总督兼辖广东、广西，桂军一败涂地，他自然有责任，更主要的是已经服毒自杀的广西提督黄桂兰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清流们接二连三上折，指责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情循私。朝廷先是下了道旨意，两广总督张树声革职留任，本意是等他立了功再复职就是了，但不久就传来了死讯，于是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
用慈禧的话说，现在沿海沿边“都是能说敢战的人在主持了”。这话不假，两广总督张之洞是清流干将，中越边衅以来，一直是主战的；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荃、督师广州的彭玉麟，也是对法强硬派；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会办南北洋的吴大澂、陈宝琛也都是一直主战的清流。不过仔细想想，慈禧的话真是很有意思，“能说敢战”而不是“能说能战”，只能说其实是没用的，仅仅敢战而不是善战，更不是好事。
刘铭传陛见后，左宗棠邀他到神机营相谈。他大咧咧的指指椅子说：“省三你坐。天下人人皆知我与李二不对付，你是李二手下大将，我找你来相谈，怕不怕别人说你要当叛徒。”
刘铭传也是英雄豪杰，大咧咧的说：“铭传是淮军大将，但更是朝廷臣子，和谁交往都是光明磊落，说不上叛徒不叛徒，更不会怕他人饶舌。”
“果然是英雄气概。”左宗棠非常欣赏刘铭传的直爽，“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朝廷让你去守台湾，就要站直了不能被法国人吓倒。中法如果开战，法国人依仗水师优势，少不得去攻打台湾，那时候你可要站直了，你要是一趴下，朝廷更没得主张。”
“侯相放心，铭传戎马一生，从来不知投降二字为何物。法国人去打台湾，我唯有和他对阵一途，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只要有我刘铭传在，就不能拱手把台湾给法国人。刘铭传生死都与台湾捆到一块。”
“好的很，好的很。”左宗棠连连赞叹，“可是李少荃是一惯主和的，他要你服软，你服不服？”
“侯相，和战大计出自朝廷，非铭传所能问。朝廷派我守台湾，无论朝廷是战是和，如果有人进攻，我就坚决回击，这没什么好说的。”刘铭传说，“侯相不要对淮军有偏见，淮军也是能打仗的，平定捻匪，都是淮军打头阵。”
“你算淮军中能打仗的，”左宗棠说，“你到台湾去，只要是坚决守台湾，不投降，我不分湘淮，一样支持你，到时候要饷要粮，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想办法。你就是不开口，我能帮得上也一定要帮。”
这话实在很感人了，刘铭传不能不佩服，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的确比李鸿章要磊落，所以他诚恳的拱手说：“到时候少不得侯相出手相助。铭传重任在肩，要立即回去准备赴台，以后再向侯相讨教。”
左宗棠亲自送到门口，拿杖点地说：“省三，缺粮饷了告诉我一声，我不是说着玩的。”
刘铭传回身抱拳说：“侯相请回，铭传记住了。”
法国特使巴德诺到上海后不肯北上，要谈就在上海谈。而且十分狂妄，开口要中国赔款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三千八百万两银子），并限一周内答复。这时候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因为前次李福谈判让德国人德璀琳出了风头，所以大不甘心，主动要求到上海去见巴德诺，朝廷照准。在左宗棠的鼓动下，朝廷给赫德的条件是，无论怎么谈，要做到不割地，不赔款，要在《李福协定》的框架内谈。赫德去与巴德诺谈了几天，巴德诺唯一让步的是把要求的赔款减至八千万法郎。这当然不符合朝廷的意思，于是决定改派曾国荃去与巴德诺谈。曾国荃不愿去和谈，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到了上海，谈了十几天也是没有结果，后来李鸿章给他写信来，建议他如果能赔数十万两能够了结此局，不妨答应。最后曾国荃答应巴德诺，可以赔款五十万两银子。
“王爷，干嘛要赔他们银子？原来李少荃与他们定的《李福协议》都没有赔一两银子，现在是他们先起衅，反倒要我们赔他五十万两，这是什么道理？”军机们在讨论的时候，左宗棠首先反对，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五十万两银子不是大数，但这岂不说明观音桥事件是我们的毛病了？”的确如此，如果不是中国理亏，干嘛要赔款？军机大臣兼管户部的阎敬铭、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兵部侍郎孙毓汶也反对。风声传出去，清流们一片反对声，甚至有折子要追究曾国荃的责任。
巴德诺也不同意，他认为赔款五十万两简直是在取笑他，签定这样的条约，会在大法国外交史上留下笑柄。
朝廷于是撤回曾国荃，改请美国出面调停。
这时候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给总署发电，报告法国有六艘战船进驻马尾，请示该怎么办。总署从万国公法上找到有关说法，外国军舰到某国港口停驻，最多只允两艘，最多只能停两周，否则，便可驱逐出口，不肯出口者立即开仗。但立即开仗的话谁也不敢说，请示醇王。醇王的意思，现在正在设法谈判，当然不能立即开仗，也不必拿到军机上讨论，更不能让左宗棠知道了，他的意见，肯定主张把法国人赶出去，法国人不走就开炮。所以总署直接回电：“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
这位日格密十分狂妄，说：“中国官兵在观音桥攻击法军，显系背约，如果中国能够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而且许法国以赔款，那么事情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否则，大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孤拨将军必率军舰北上。”
指责中国军队违背条约，实在没有道理，李鸿章回答说：“华军驻扎谅山，已有十余年，应否退扎，应该等详细条约议定后由朝廷决定，据两广来电，是法军首先施放枪炮，衅开自法，怎么能指责中国违约？”
“天津简明条约，系中堂画押，今弃而不用，是中堂花押不足凭了。”日格密瞪着眼睛直视李鸿章，语气有些挑战的意味，也有些激将的意思在内，他说：“我们外国人以中堂为中国宰相，权柄极大，故与订约，以昭凭信。今竟违背不遵，是不是中堂在朝廷说话没有份量？试问今之执政大臣为谁？”
“我当然还是中国宰相，我说话是算数的，朝廷说话也算数。”李鸿章久与洋人交涉，不会为日格密的几句话激怒，依然不急不躁的与他周旋，在要害问题上不肯让步，他说，“这件事情，中国并无背约，法国先自开衅。”
“福禄诺临行时，曾经面请中堂，限明西历本年六月初五日，将北圻官兵退回等语。今已过限一月，北圻尚有官兵，难道不是中国违约？”
要求限期撤兵的话，福禄诺确实提出过，但李鸿章并没有答应。“福禄诺临行的确说过这话，不过，我曾经明确告诉他，限期撤兵，事同挟制，此事断做不到。而且滇、粤各处官军，也不是我所能节制。三个月后，详细条约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我并未允许福禄诺限期退兵之说，哪来得北约一说？且此事当时福禄诺面请，我也是当面反驳，彼此皆未动用公文，当然更算不上条约，条约就是五条，中国严格遵守五条，怎么指责中国背约？”
日格密确实拿不出李鸿章答应限期撤兵的书面材料，以此来指责中国违约有些勉强，他便抓住条约第二款作文章：“原约第二款说，‘即行调回’，‘即行’二字就是即刻的意思。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今未调回，显系背约。”而且威胁说，“为中国计，急宜将广西兵官惩办，以谢法人，再认兵费、赔费，方保无事。”
“当时与福禄诺商定，法国派特使到天津来议定详细条款，你们的特使也正在往中国来，等详细条约定议后，彼此再行撤兵，也不算迟，到于赔偿一说更是没有道理。”
日格密见没有吓倒李鸿章，有些恼羞成怒，目光咄咄逼人，说：“中堂如此说法，我也不必久留，看来只有请孤拨将军前来。”
“孤拔将军什么时候来华？”
“中国海疆处处震动，远近炮声不绝，即孤拔来华时也。到于我呢，明早就回烟台复命。”
李鸿章与洋人谈判，向来是很客气的，不过这个法国人也太逼人太甚，以一个小小的副官，来见他堂堂的大清宰相，竟然如此咄咄逼人，也实在过份，他冷冷的说：“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日格密行前曾经拍着胸脯说，中国人一闻大炮响就吓得不辨东西，只要他几句话，中国就会乖乖赔款。现在他发现，自己有些低估李鸿章了，一进门时他就把弓拉得太满，已经没法再谈，所以他说：“届时便见分晓。”抛下这句话悻悻告辞。
这样不辞而别，也太不给李鸿章面子，他气得拍着桌子说：“简直是条疯狗！”
陪同他接见的马建忠劝慰说：“中堂不必生气，像他这样在会谈中咄咄逼人，在国际交往中也是很失礼的，他不过是个小武官，不懂外交礼仪。”
“一个小小的武官，就敢对大清的宰相如此无礼，”李鸿章坐下，叹口气说，“他们仗的什么？不就是仗着船坚炮利吗？这是个用大炮说话的年代，真是没处讲理。”李鸿章意识到，在下属面前这样大发牢骚，与他的身份不相称，所以喝口茶，把心里的火压下去，说：“不与他一个小小的武官一般见识。看来，中法和解，又要好事多磨了。”
李鸿章再次来到地图前，指着观音桥说：“观音桥离谅山至少还有百把里，不是说已经退到了谅山吗，这里怎么还有部队？”
马建忠说：“想必这里是个要隘，潘大帅所以要留人在这里驻守。”
潘鼎新因为带兵出身，所以马建忠尊称一声“潘大帅”。
“不会，不会，”李鸿章连连摇头，“我苦心经营和局，琴轩是知道的。而且与福禄诺签定协议后，我就有信给他，让他酌情后撤，尽量不要与法人冲突。对，对，一定是这个姓王的主张。”李鸿章拿出潘鼎新的电报，指着王德榜的名字说，“这个王德榜，是左侯相的手下老将，与左侯相一样的骡子脾气，只知道一味要打要杀。”
马建忠毕竟年轻，前线将士打了胜仗却受埋怨，心底有些为他们鸣不平，所以说：“这好像怪不得王军门，按潘大帅的说法，王军门是连夜赶了一百多里路去增援的。”
“坏就坏在他的增援上。”李鸿章气咻咻的说，“如果没有他的增援，观音桥的一千多人自量抵不住法军，自然会后撤，法国人吃亏小一些，就不会这样气急败坏。”
李鸿章竟然有此一说，马建忠抿抿嘴唇，没有说话，此时他心里想的是，怪不得人家骂中堂汉奸，刚才这话，实在有些太没骨气。李鸿章也许发觉了马建忠的沉默，解释说：“我不是说增援不对，打胜仗不对，而是有些不值。假如没有这次冲突，中法达成详议，彼此撤兵，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有几年和平，可以抓紧自强、发展，然后我们就好挺直了腰板做人了。”说罢重重叹口气。
听这话，李鸿章也自知没有挺直腰板“做人”，马建忠心里也就愿意去体谅他崇敬的李中堂。“眉叔，外面的人不能理解我的苦心，你们应当清楚的。别的不去说他，旅顺港正在建着，现在好比是个瓷娃娃，一碰就碎。我们已经花了好些银子在里面，如果法国人或日本人，乘虚去放上几炮，我们的银子就打了水漂。这还是小事，从此海疆不宁，或者兵连祸结，朝廷自然拿不出银子来，这个军港就猴年马月也建不成，我们的水师连驻泊修理的地方都没有，岂不是形同虚设？所以此时打一个小小的胜仗，惹得法国人暴跳如雷，翻脸不认人，吃亏的还是我们。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听李鸿章如此一说，马建忠倒觉得自己刚才的埋怨有些鼠目寸光。
“左侯相总是指责我喜欢跟洋人谈条约，谈条约有什么错？”李鸿章歪着头，好像眼前的马建忠就是左宗棠，“想一想，条约对谁更有好处？当然是对弱国有好处。强国恨不得没有任何约束，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有万国公约在，有条约在，反倒能让他们有所顾忌。所以，就弱国而言，有了事在条约上动脑筋是最合算不过。如果一味去打，或可能够小胜，但最终归之于败，原来他是要你几根毛发的，结果打下来，非要剔你几根肋骨不成。”李鸿章指指自己的胁骨，仿佛洋人正在磨刀霍霍。“我说这话不是有意与左侯相抬扛才有此一说，我这人从来不认死理，从来不喜欢抬扛。眉叔你只要回想一下这几十年的事情就明白了。咸丰六年，英法两国要求修约，修约的事是在道光年间签定《江宁条约》的时候就定来的，结果我们不肯答应，英法就组成联军，一直打到天津。僧王的骑兵号称蒙古铁骑，是我大清最精锐的部队，结果也挡不住英洋联军，让他们火烧了圆明园，最后还是签定了《北京条约》，后来的许多事就不必去说他。假如一开始就严守条约，答应洋人修约的要求，哪能把万园之园付之一炬？”
这番话说下来，马建忠不能不佩服，尤其是弱国更需要条约的说法，非能明了世界大势者所不能言，所以连连点头。
“现在糟糕的是，因为这一次小胜利，法国人肯定要狮子大开口，索赔偿、索兵费；而京中的那些清流们，肯定大受鼓舞，鼓噪着要开战。现在左侯相又在中枢，实在不妙。原来因为签定了和约，怕他在两江闹出什么乱子来，所以我也是支持朝廷召他回京的，谁料又出了观音桥波折，他肯定要鼓动醇王对法强硬。醇王呢，原来就有些清流气在身上，他要头脑一热，真是麻烦的很。最怕的就是朝廷和战没主见，好不容易签定了和约，又听了主战派的怂恿，转而强硬起来。”
李鸿章估计的真是不错，法国人果然狮子大张口，驻华公使谢满禄照会总署，法国派出特使巴德诺前来谈判，非赔巨款而不能了。否则，远征军舰队司令孤拨将军就带军舰北上，或者占据中国沿海某地为质，直到中国答应赔偿为止。至于是多少赔款，“一切由巴特使与你们谈”。
左宗棠则一直在劝醇王强硬起来，不能任由法国人狮子大张口。“王爷你想，法国人首先违约，去驱赶我们的军队，是他首先挑衅，他们打了败仗，转过脸来向我们要赔偿，天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必须和法国人打一仗，连仗都没正正经经打一场，就许他这个许他那个，他会不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今天你给他块骨头，把他的嘴堵上了，过了一阵，他嘴里又空了，就像一只恶狗，看到人家院子里有骨头，又没有篱笆，他会不会又要来叼？”
醇王点头，表示的确如此。
“所以，他在伸嘴的时候，必须给他一棍子，让他知道，要打人家骨头的主意，是要挨打的。”左宗棠比划着，在自己脸前扇过一巴掌，仿佛狗嘴就在那里，“狗只有挨了打，才长记性。农家养狗养鸭，狗开始总是要吃鸭子的，主人拿一只鸭子到它嘴边，它一伸嘴巴，就给它一巴掌，过一阵再递过去，它再伸嘴，又是一巴掌，这么几回打下来，从此不但不敢吃鸭子，就是鸭子去叼它嘴角的食渣，它也不敢张嘴，甚或被鸭子撵得满院子乱跑。”
左宗棠连说带比划，把醇王说得愁云密布的脸上也露出笑容来。
“季高，俗话说，看人挑担不腰疼。从前六哥主持军机处和总署，我总是怪他不够强硬。现在轮到自己了，才明白要强硬不是空口说白话。”醇王指指椅子，请左宗棠坐下来说话，“法国人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占据中国某地为质，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季高你帮我想想，假如法国人要占据某地，他最有可能占哪里？”
“哪里都有可能，中国沿海地方太大了。”左宗棠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发现显然是句废话，因为醇王问的是最有可能，“要说最有可能的话，首先是福建马尾。这里有我福州船政局，而且是法国人帮着建的，他们情况熟的很。”
“不错，福建这里尤其要当心，”醇王说，“已经派左副都御使张幼樵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现在福建那边，有闽浙总督何小宋，有船政大臣何子峨，再有福建巡抚张兆栋，现在张幼樵又派过去，四大员守福建，总算可以放点儿心。”何小宋就是何璟，他字小宋，张幼樵就是清流健将张佩纶，何子峨就是何如璋，子峨是他的字。醇王说：“张幼樵不用说，是一直主战的。船政大臣何子峨当过驻日公使，对与洋人交往，也是行家。”
“还有一个地方，必须尤其注意。”左宗棠拿巴掌拍拍地图上的台湾说，“台湾孤悬海外，洋人早就打主意。而且，基隆这里有港口，有煤矿。王爷知道，洋轮是要烧煤的，没有煤他就寸步难行。所以法国人侵扰台湾，尤其是基隆的可能性很大。”
“英雄所见略同，”醇王也学着左宗棠的样子，拍大腿一巴掌，“朝廷已经召刘省三进京，现在他正在天津李少荃那里。等他陛见后，准备把他放到台湾去。”
刘省三就是刘铭传，他字省三。
“刘麻子不合适，他是李少荃的人，不会实心备战的。”左宗棠大摇其头。
刘铭传年幼时生过天花，脸上落下麻子，有外号“刘麻子”。他年轻时是私盐贩子，太平军起事后，在安徽老家办团练，被李鸿章收入帐下，是淮军有名的大将。
左宗棠说刘铭传是李鸿章的人，不好好备战的说法，醇亲王不认同。“刘省三是淮军老人，但他的性子与少荃不同，是极有血性的，而且曾文正也是很赞赏他的。”
刘铭传是血性男儿，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当年十六七岁时，他的父亲因为贩盐被当地豪强抓住处死，结果刘铭传在大街上拦住那位豪强一刀毙命，从此被盐枭们推为首领。还传说他从小有野心，曾多次登上家乡的大潜山巅，仰天长叹：“大丈夫生当有爵，死有谥。”曾国藩也十分赏识他，据说有一次曾国藩与李鸿章悄悄到军营去，营中勇兵们有的耍牌，有的在猜拳喝酒，有的则在说笑。南窗下有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巡视毕出营，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祼腹持酒的人，就是刘铭传。
过了三天，刘铭传晋京陛见，当天有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著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悉归节制。”
当天还有旨意，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已于数日前病死于广州。有人说他是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窝囊死的。两广总督兼辖广东、广西，桂军一败涂地，他自然有责任，更主要的是已经服毒自杀的广西提督黄桂兰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清流们接二连三上折，指责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情循私。朝廷先是下了道旨意，两广总督张树声革职留任，本意是等他立了功再复职就是了，但不久就传来了死讯，于是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
用慈禧的话说，现在沿海沿边“都是能说敢战的人在主持了”。这话不假，两广总督张之洞是清流干将，中越边衅以来，一直是主战的；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荃、督师广州的彭玉麟，也是对法强硬派；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会办南北洋的吴大澂、陈宝琛也都是一直主战的清流。不过仔细想想，慈禧的话真是很有意思，“能说敢战”而不是“能说能战”，只能说其实是没用的，仅仅敢战而不是善战，更不是好事。
刘铭传陛见后，左宗棠邀他到神机营相谈。他大咧咧的指指椅子说：“省三你坐。天下人人皆知我与李二不对付，你是李二手下大将，我找你来相谈，怕不怕别人说你要当叛徒。”
刘铭传也是英雄豪杰，大咧咧的说：“铭传是淮军大将，但更是朝廷臣子，和谁交往都是光明磊落，说不上叛徒不叛徒，更不会怕他人饶舌。”
“果然是英雄气概。”左宗棠非常欣赏刘铭传的直爽，“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朝廷让你去守台湾，就要站直了不能被法国人吓倒。中法如果开战，法国人依仗水师优势，少不得去攻打台湾，那时候你可要站直了，你要是一趴下，朝廷更没得主张。”
“侯相放心，铭传戎马一生，从来不知投降二字为何物。法国人去打台湾，我唯有和他对阵一途，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只要有我刘铭传在，就不能拱手把台湾给法国人。刘铭传生死都与台湾捆到一块。”
“好的很，好的很。”左宗棠连连赞叹，“可是李少荃是一惯主和的，他要你服软，你服不服？”
“侯相，和战大计出自朝廷，非铭传所能问。朝廷派我守台湾，无论朝廷是战是和，如果有人进攻，我就坚决回击，这没什么好说的。”刘铭传说，“侯相不要对淮军有偏见，淮军也是能打仗的，平定捻匪，都是淮军打头阵。”
“你算淮军中能打仗的，”左宗棠说，“你到台湾去，只要是坚决守台湾，不投降，我不分湘淮，一样支持你，到时候要饷要粮，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想办法。你就是不开口，我能帮得上也一定要帮。”
这话实在很感人了，刘铭传不能不佩服，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的确比李鸿章要磊落，所以他诚恳的拱手说：“到时候少不得侯相出手相助。铭传重任在肩，要立即回去准备赴台，以后再向侯相讨教。”
左宗棠亲自送到门口，拿杖点地说：“省三，缺粮饷了告诉我一声，我不是说着玩的。”
刘铭传回身抱拳说：“侯相请回，铭传记住了。”
法国特使巴德诺到上海后不肯北上，要谈就在上海谈。而且十分狂妄，开口要中国赔款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三千八百万两银子），并限一周内答复。这时候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因为前次李福谈判让德国人德璀琳出了风头，所以大不甘心，主动要求到上海去见巴德诺，朝廷照准。在左宗棠的鼓动下，朝廷给赫德的条件是，无论怎么谈，要做到不割地，不赔款，要在《李福协定》的框架内谈。赫德去与巴德诺谈了几天，巴德诺唯一让步的是把要求的赔款减至八千万法郎。这当然不符合朝廷的意思，于是决定改派曾国荃去与巴德诺谈。曾国荃不愿去和谈，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到了上海，谈了十几天也是没有结果，后来李鸿章给他写信来，建议他如果能赔数十万两能够了结此局，不妨答应。最后曾国荃答应巴德诺，可以赔款五十万两银子。
“王爷，干嘛要赔他们银子？原来李少荃与他们定的《李福协议》都没有赔一两银子，现在是他们先起衅，反倒要我们赔他五十万两，这是什么道理？”军机们在讨论的时候，左宗棠首先反对，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五十万两银子不是大数，但这岂不说明观音桥事件是我们的毛病了？”的确如此，如果不是中国理亏，干嘛要赔款？军机大臣兼管户部的阎敬铭、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兵部侍郎孙毓汶也反对。风声传出去，清流们一片反对声，甚至有折子要追究曾国荃的责任。
巴德诺也不同意，他认为赔款五十万两简直是在取笑他，签定这样的条约，会在大法国外交史上留下笑柄。
朝廷于是撤回曾国荃，改请美国出面调停。
这时候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给总署发电，报告法国有六艘战船进驻马尾，请示该怎么办。总署从万国公法上找到有关说法，外国军舰到某国港口停驻，最多只允两艘，最多只能停两周，否则，便可驱逐出口，不肯出口者立即开仗。但立即开仗的话谁也不敢说，请示醇王。醇王的意思，现在正在设法谈判，当然不能立即开仗，也不必拿到军机上讨论，更不能让左宗棠知道了，他的意见，肯定主张把法国人赶出去，法国人不走就开炮。所以总署直接回电：“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