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第二十三篇 望外的圣坛
第二十三篇 望外的圣坛
说也奇怪，心情平静了，那让他愁、让他怨的稿子在他面前也绽放出了几分可爱。
从孔明鉴家回来，坐在编辑部的办公桌前，剑之锋开始给成摞成摞的稿子分家，准备交出去一部分，让新来的两位编辑去审。他一边分一边翻，突然一份稿子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由自主地看了起来，还看得放不下了。不是在审读，而是在欣赏。
稿子题目为《方外之说》，其文曰：
公元前三四世纪，人类还处在文明的初创时期，既没有轮船，也没有飞机，出国只有凭借牛马舟楫，所以真正走出国门的人寥寥无几。可是令人惊异的是，庄子不但走出了国门，而且走出了人世，不但走出了人世，而且越出了天地。据说他到了“方外”，进入了“无何有之乡”。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所见所闻，他观察事物的视角，他眼中的天地与人世，与站在大地之上、处于人世之间的人们截然不同。
开篇就把剑之锋吸引住了。整天嗜于胡思乱想的剑之锋，对庄子的书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可从来没有站在这样的高度体悟过。“方外”、“无何有之乡”，他在《庄子》书中见过，可是从来没有琢磨过它们的内涵，更没有把它们视为庄子看待天地与人世的出发点。“方外”和“无何有之乡”究竟是什么样子？站在方外，处于无何有之乡，天地、人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急于想要弄明白，所以不能不看下去。
方外在哪里？无何有之乡有些什么？
“方外”就是天地和尘世之外。
中国古人以上为天，以下为地，以天地四方构成的空间为“方”。换句话说，“方”，也就是人类借以居住、生息的空间，亦即天地与尘世。天地与尘世之内就是方内，天地与尘世之外就是方外。
“无何有之乡”也就是方外。
在庄子看来，方外与方内是根本不同的。方外是宇宙的源头、万物的根本，方内是宇宙的流变、万物的表象。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庄子认为，四方上下是无有边际的，古往今来是没有穷尽的，宇宙在空间上是无穷的，在时间上是无终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原本面貌并不是世人所见到的这个样子。世人见到的只是宇宙变化的一个瞬间，只是无垠宇宙的一个角落，这也就是与人类生息相关的方内。而跨出这个角落，越出这个瞬间，来到方外，这一切事物就全都没有了。与方内相比，那就是一无所有，所以称为“无何有之乡”。
“哈哈！”剑之锋笑了。“既然什么也没有，去那里还有什么意思？”剑之锋想。
不用着急，他想到的，作者早已想到了，下面人家就回答他的问题。
既然方外一无所有，那么游于方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到那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
不过庄子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游于方外不但有意义，而且对人类来说，这是一次升华。因为这里虽然什么也没有，但却有方内一切事物的根，有方内一切形象的本。只有来到方外，只有站在方外，才能看清方内人世的本来面目，才能洞彻方内人世的来龙去脉，才能跳出人世的纷扰，才能回归人的本性，就像大梦醒后才知是梦一样。
游于方外和游于方内究竟有什么不同？稿件给了一个惊人的小标题：《游于方外无生死》。真让剑之锋眼前大亮。
长生不死，那可是秦始皇以降历代君王的梦想。既然是梦想，那也就梦梦而已，所以直到清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没有一个活过百岁的。一个又一个，无一例外，都变成了肉土骨灰。可庄子却告诉人们，如果你到方外去游上一游，就能不生不死。
可真是有点胡说八道！不过庄子却说得很认真。他知道人们不信，所以就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
孔子在世的时候，世上出现了三个怪人。一个叫子桑户，一个叫孟子反，另一个叫子琴张。有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大声说：“哎，大家请注意了！谁能不有意地相亲相爱而自然地相亲相爱，谁能不有意地有所作为而自然地有所作为，谁能升腾于天上、遨游于雾中、随风飘荡而无始无终，谁能忘掉死也忘掉生、死而不亡、恒久无穷，我将和他做朋友。”说完之后，三人相视而笑，谁也没有再说话便成了朋友。
没过多久，子桑户死了。尸体还没有下葬，孔子便听说了，特派自己的得意门生子贡前去帮助料理丧事。
子贡到了子桑户家，看不到一点办丧事的样子。只见孟子反和子琴张，一个在那里编曲，一个在那里弹琴，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唱歌呢。只听他们唱道：“哎哟哟，我们的子桑户呀！哎哟哟，我们的子桑户呀！你倒是干脆利落地恢复了自己的本来样子，可我们还在这里充当着人哩！”
见到这个情况，子贡上前责问说：“请问二位，面对着尸体唱歌，这合乎礼节吗？”
听到这话，两人相视大笑。看也不看子贡一眼，说：“这人懂得什么礼节，居然敢来责问我们！真可笑，真可笑！”
子贡见很难与他们共事，只好回去禀报。“这是一帮什么人呀！”他说。“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把人的形体置之度外，面对着尸体放声歌唱，面不改色心不衷伤。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绘他们。这是一帮什么人呀！”
孔子听了之后说：“你碰到了游于方外的人了，而我们只能游于方内。游于方外的人与游于方内的人本来是难以交往的，而我却派你去帮助他们料理丧事，可见我是多么浅薄呀！”
子贡问：“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这些人，心境每时每刻都与大自然的造物者融为一体，精神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贯通内外的气飘荡游移，视生命为多余，视死亡为归去。像这样的人怎么会理会死与生的区别呢！在他们看来，人生不过是借助于不同的形体来展现同为一体的大气。有鉴于此，他们不理会肝胆的区别，不注意耳目的差异，循环往复，没有终始，迷迷糊糊地飘荡于尘世之外，无为自在地逍遥于内心世界里。怎么会小心谨慎地遵守世俗礼节，怎么会用心理会众人的眼色和议论呢？”
为什么游于方外生与死就没了区别呢？稿件回答说：
因为视野发生了变化。游于方内，以尘世的眼光看人世，就好像用放大镜看世界一样，时间变得长了，空间变得大了，于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别也就显现出来了。生不同于死，彼不同于此。游于方外，站在宇宙之巅观人世，就好像立于云端看蚂蚁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形同它们不存在，更不知它们有生死。
之后，稿件又引了庄子讲的一个故事，形象地演示了这种意境。故事说：
齐威王失约，魏惠王很生气，想要派人去刺杀他。有人说，还是派兵攻打好；有人说，派兵攻打是制造混乱；有人说，主张攻打的人是乱世之人，不主张攻打的人也是乱世之人，凡议论这件事的人都是乱世之人。说得魏惠王没了主意。这时，惠施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戴晋人。
戴晋人不讲如何处理这件事，却给魏惠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有一个蜗牛，它的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国，它的右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国。两个国家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就打了起来。结果一方失败了，一方胜利了，战死的人有好几万，只是追杀就用了十五天。”
魏惠王哈哈大笑说：“这不过是个笑话而已！蜗牛角才有多大一丁点，怎么会有国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怎么会追杀十五天时间？”
戴晋人说：“这是真的。如果不信，那我就问你，这四方上下有没有边际呢？”
魏惠王说：“没有。”
戴晋人说：“既然四方上下是无穷的，那么车马能够到达的地域，相对于这无边无际的四方上下来说，是不是就小到了若有若无的程度？”
魏惠王说：“是的。”
戴晋人说：“既然连车马能够到达的地域都小到了若有若无的程度，那么魏国就处在这个若有苦无的地域之中，而魏国的国都又处在了魏国之中，而大王您又处在了魏国的国都之中。你想想，如果站在九霄之外看看你这个大王，与蜗牛角上蛮氏国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吗？”
魏惠王说：“没有。”
戴晋人走了，可魏惠王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觉得有点恍恍惚惚，好像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稿件最后总结说：
人生在世经受着各种不公平的考验：有的很穷，有的很富；有的荣耀，有的受辱；有的尊贵，有的低贱；有的悠闲，有的劳苦。而在诸种考验中，最刺激人的是生死反差。因为一个人，不管他在世上的境况如何，一旦死了，那可就万事皆休、万物皆无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但那些金玉满堂、位居君王的人不愿意死，就是那些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的人也不愿意死。
如何才能泯灭这个反差，既不生也不死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视万物为一体。万物都一样了，还有什么富贵贫贱、荣辱高低呢？万物都一样了，还有什么生生死死呢？
怎么才能进入万物一体的境界呢？跳出尘世，立身方外，游于方外看人世。这是庄子给人们指出的一条路。
这样的稿子，读起来让人荡气回肠，剑之锋可不舍得分给别人。他把类似的一批稿子留了下来，自己看，自己审。要知道，在进入编辑行当后，这可是第一次在工作中体会出的兴趣。他很珍惜，也很重视，想要进一步发掘下去。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比这更有兴趣的事还在后面呢，那就是专家组的集体审稿。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道家学说专家组在北大勺园公寓集体审稿。专家组的成员都是学界著名专家，比如北大教授张亦名，人大教授方一秀，南开教授梁学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若水。一共十二位，张亦名先生任组长。第一天讨论就让剑之锋大开眼界。
开场白之后开始讨论稿件。前几份，意见分歧不大，只对个别地方做了修改。从列子学说开始，有了争论。
中国有个传统故事，名为《愚公移山》，源于《列子》。故事说：
在冀州之南、河南之北有两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两座山很大很大，方圆七百里，山高近万丈。山北住着一位愚公，年将九十。因为家门口对着山壁，很不方便，出一次门，往往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所以想把山搬走。
他召来儿孙们计议说：“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咱们齐心协力把山铲平，达到河南，把路一直修到汉水北岸，你们看怎么样？”
儿孙们一致表示同意。只是老伴有些疑虑，说：“你这把老骨头了，连一根草木都挪不动，要想挪走那两座大山，岂不是异想天开！再说了，那些山石也是没有地方堆放的呀！”
儿孙们都赞成愚公的想法，并说山石可以抛进渤海湾里。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愚公便带着几个儿孙、拿着锹筐上山了。
邻居有一个小孩子，刚刚七岁，母亲是一位遗孀，听说愚公要开山通路，没有告诉家里就跟着跑到了山上，想要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
他们开山掘土，一筐筐地往遥远的渤海湾背去，来回一次，要用一个季节。可是他们不怕劳累，一筐一筐地装着，背着。
河曲有一位智叟听说愚公在移山，觉得很好笑，于是专程来找愚公，向他说：“快快不要干这种傻事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没等移动大山一根毫毛，你就会一命呜呼、撒手而去，且不说移动整个大山了。”
愚公听了这话长叹一声说：“你这个人目光也太短浅了。移山通路不是为了我这一辈子，而是为了造福于子孙后代。我这一辈子打不通，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打不通，还有我的孙子。孙子打不通，还有孙子的孙子。一代接一代，永无止境。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了，只会一天一天地降低，我们一代一代打下去，怎么会打不通呢？”
智叟听后无言以对。
山神听了非常害怕，赶快禀告上帝。上帝被愚公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派了夸娥氏的两个儿子将太行山和王屋山背走了。一座背到了朔州之东，一座背到了雍州之南。从此，自冀州之南到汉水之北，再也没有山脉阻隔了。
稿件简略讲述了这个故事，随后评述说：
故事中的愚公和智叟，各自代表着一类人。前者表面愚笨，可内心坚韧而目光远大；后者表面聪明，可内心懦弱而目光短浅。前者称为愚公而后者称为智叟。
愚公是故事中的正面人物。之所以说他愚，是因为他做了常人以为愚蠢的事。在常人看来，用人力铲平两座大山是不可能的，因为山太大而人力太小，若想达到目的，所花费的时间趋于无穷之长。可是愚公却突破了常人的视野，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思维方式看问题。认为山的大小是固定的，人的相续是无穷的，以无穷的人力去铲除有限的大山，时间虽长，但终有尽期。按照绝对数量的计算，愚公是正确的。而且他代表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实现伟大理想、成就伟大事业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愚公不愚。
智叟是故事中的反面人物。之所以说他智，是因为他用常人的观点看待问题，发现了愚公所犯的常识性错误。在他看来，愚公是愚蠢的。因为愚公这种行为对年近九十的愚公这代人来说是无效的。不仅如此，而且对愚公的子孙后代也是无效的。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在做出这种判断的时侯却显露出了自己的两大不足：一个是不懂得以无穷的人力铲除有限的大山，人终将胜；另一个是不懂得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则一事无成。因此可以说，智者不智。
愚公不愚而智叟不智，滞于常识而自以为是，必将禁锢人的思维，遮蔽人的眼光。这是故事要说明的主要道理。与此同时，故事也在高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鼓励人们着眼于长远，勤奋于足下。
稿子表意清楚，分析得体，语言顺畅，结构严谨，应该没有问题了。所以几位专家表示认可。
不过方一秀先生却有不同意见。他说：“就传统的理解而言，这个稿子写得不错，发掘了故事的基本蕴意，肯定了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可细细琢磨一下，又觉得它还缺乏科学意识。之所以说它缺乏科学意识，是因为稿子没有用科学的眼光解析愚公移山的内涵，没有涉及可行性。
“按照愚公的想法，把山铲平是可能的。因为山不会再增高了，挖下一尺则低一尺，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将山铲平的。可是愚公却没有考虑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需要多长时间；另一个是能不能坚持下去。按照故事所述，太行和王屋方圆七百里，山高近万丈，而向渤海倒一筐土，则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如此下去，铲平两山所用的时间是一个大大的天文数字。因此实现愿望实属渺茫，虽然不等于零，但却趋向于零。实际上故事已经告诉人们，人力移山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请来根本不存在的天神来背山，以鼓励值得发扬的坚韧不拔精神。另一方面，愚公一家三代都去挖山，生活失去来源，维持已有的三代已属不能，说要子子孙孙延续下去，便成了天方夜谭。由此应该说，愚公的想法只有可能性，而无现实性。以可能性代替现实性，最后的结果不可能造福于子孙，而只能遗害于子孙。这一点稿子应该有所分析。”
听到这里，剑之锋深感震动。一个已成定论的寓言故事还需要进行再解读，他想也没想过。
“我认为方先生的意见是深刻的。”梁学明先生说。“我再补充一点。就思维方式而言，稿件也解析得不全面。应该说，愚公的思维方式有可以借鉴的一个方面，也有必须校正的一个方面。以少积多，以小积大，以无穷胜有穷，这是愚公的高明之处。但是他却僵化，死板，固守一方，不思变化，这是它遗害子孙的思想根源。
“按照愚公的想法，挖山是为了生活方便。既然以生活方便为目的，也就不必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方法。只要不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什么方法都可使用，例如迁移到方便的地方去住。可是愚公恰恰选择了一种最为吃力、最难实现的方法，而且还自以为是，固执不化。照他这种方法做下去，几万代的子孙都会由于他的固执而白白吃苦。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愚公恰如其分，实不为过。”
“方先生和梁先生的意见振聋发聩，”李若水先生说，“过去不但没有听说过，而且连想都没想过。听了之后，引发了我的一种思考，供大家讨论。
“在这个故事里，愚公和智叟都是各执一偏，各守一隅，互不理解，互不融通，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都说不上有智慧。只有那些能超出自己的天地，能借鉴他人天地的人，才可以说有智慧。《列子》书里讲这个故事，会不会含有这层意思？还是让张先生说说吧！”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有价值，”作为专家组组长的张亦名开始做总结发言，“请作者参考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民智大典》与一般的工具书不一样。它不只是积累知识，传播知识，还要发掘已有文化中的深层内涵，开启民智，发人智慧，推动文化向前发展。立足于此，请作者修改稿件的时候，从下面几个层次上进行思考：第一个层次是，故事自身在说什么；第二个层次是，故事蕴含着什么；第三个层次是，故事在《列子》书中想说什么。第一个层次，作者现在的稿子已经说清楚了。第二个层次，方先生、梁先生和李先生都说到了，请作者吸纳到稿件中。我现在想就第三个层次说点看法，请大家再讨论，以便作者参考。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出自《列子》的《汤问篇》。《汤问篇》讲了许多怪异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汤问篇》不是怪异志，它讲怪异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示人一种境界。可这种境界不是通过一个故事展示出来的，而是通过许多故事之间的联系展示出来的。所以，《愚公移山》在《列子》书的《汤问篇》中究竟想说什么，不能只看这一个故事，要看前前后后的故事都在说什么。
“比如有的故事在讲大小，说：
渤海的东面不知道几亿万里之外有一个大大的深渊，名为归墟。它的深度无法言说。只知道它没有底，八极九野的水、天上银河之流都倾注于其中，也不见它有所增溢。在它的水面上有五座山：第一座名为岱舆，第二座名为员峤，第三座名为方壶，第四座名为瀛洲，第五座名为蓬莱。山上的楼台宫阁都是金玉所造，禽兽飞鸟都是一色素缟，珍珠宝玉都是树上所生，所居之人非仙即圣。这些山，高下盘旋三万里，山顶平原九千里，山山之间相距七万里，可是上面住着的神仙却相互为邻，飞来飞去，一天一夜打一个来回是经常的事情。
因为这五座山的根基没有连在一起，所以它们经常随着波浪的起伏、聚散而上下颠簸，流转漂移。神仙们对此很不满意，所以上奏了天帝。天帝也担心这些山会漂到西极去，神仙们会失去联系，所以特派北极的大神召来十五只巨鳌，将五座山用头顶住。三只巨鳌负责一座山，轮班值守，六万年换一次班。由此，这些山才峙立不动了。
谁知事有凑巧。世上有一个国家，名为龙伯国，那里的人都是巨人。有一天一个巨人没走几步就来到了大山的跟前，拿出一根鱼竿来，勾上鱼饵便甩进了水中，不一会工夫就钓上来六只巨鳌。他把六只巨鳌拴成一串，背在肩上回了家，煮着吃了巨鳌的肉，又点着火烧裂了巨鳌的骨头，用这种方法来算卦。由此，岱舆和员峤两座大山失去了巨鳌的驮扶，渐渐地漂到了北极，沉入了水中。山上几亿个神仙失去了住所，只好迁到了其他山上。天帝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下令缩小龙伯国的疆域，降低龙伯人的个头。由此，龙伯巨人越来越小。不过到了伏羲氏和神农大帝的时候，龙伯人的个头还有几丈高呢！
从中原向东走四十万里，有一个僬侥国，那里的人身长只有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一个地方叫诤人，那里的人身长只有九寸。
走到最北面的北面，有一个幽深的大海，名为天池。天池里有一种鱼，长度有数千里，宽度也有数千里，其名为鲲。有一种鸟，翅膀像是天上垂下来的云彩，身体与翅膀一样大小，其名为鹏。
江浦一带有一种小飞虫，名叫焦螟，一群一群地聚集在蚊子的眼睫毛上，相互之间谁也碰不着谁，而且飞来飞去，蚊子自己却没有感觉。
“还比如，有的故事在讲寿夭，说：
荆州的南面有一种树叫冥灵，以五百年为春天，以五百年为秋天。上古时期有一种树叫大椿，以八千年为春天，以八千年为秋天。腐朽的土壤中有一种细菌叫芝，每天早晨出生，晚上死亡。春夏之交的时候有一种小飞虫叫蠓蚋，见雨而生，见阳光而死。
“还比如，有的故事在讲智愚。《愚公移山》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孔子辨日》。”张亦名先生继续往下说着。“《孔子辨日》是在讲博学的孔子承认自己有不懂的事情，而无知的小儿却认为自己很有学问。故事说：
孔子到东部去旅游，见两个小孩子在辩论，各说各有理，争执不下。孔子上前问其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说太阳在刚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近，到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远。他非说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远，到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近。”
孔子问：“你说早上太阳离我们近而中午离我们远，为什么？”
小孩说：“早上看上去太阳大大的，像个磨盘；中午看上去太阳小小的，像个餐盘。看见大，自然是离得近；看见小，自然是离得远。
另一个小孩立即反驳说：“不对！不对！早上太阳凉凉的，中午太阳暖暖的。凉凉的，不是远吗？暖暖的，不是近吗？”
孔子听后觉得都有道理，不知谁对谁错，只好说：“太阳何时近，何时远，我也辨不清楚。”
两个小孩子一起笑着说：“人们都说您是圣人，看来不对了，连这点小事都不懂！”
“这些故事，就细节而言，具有多种寓意，可就总体说，是在描述一种浑然一体、自然顺应、无差无别、各适其性的境界。你不看，宇宙无穷，物种无尽，形态万千，禀性各异，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你要说大，可大外还有大，大外还有大，以至无穷。你要说小，可小中还有小，小中还有小，以至无终。你要说寿，可活几百年、几千年不可谓寿。你要说夭，可活几分钟、几秒钟不可谓夭。你要说智，智者有所不知，不要说智叟了，就连孔子这样知识渊博的圣人也有所不知。你要说愚，愚中亦有智，不要说愚公了，就连几岁的玩童也有自己的主见呢！说不清楚了，也用不着去说清楚。天地万物、人兽鸟虫，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物。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消失，就这一点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从表面看来，他们形态万千，情性各异，可从原本看来，它们都有自己的天分和充足的禀性，不多什么，也不少什么。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顺应着自己的自然禀性自然而然地生活就是了，顺应着自己的自然禀性自然而然地消失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去分别大小、寿夭和智愚呢？
“《汤问篇》的基本意境正在于此。所以文中的夏革才说：这些东西，‘虽然形态和气质不同，但它们的禀性却都是一样的，用不着和别的东西交换什么。它们生来就是完美的，天分就是充足的，用不着拿别的东西补充什么。我怎么能识别出它们的大小、长短和同异呢？”张亦名先生继续说着，“《愚公移山》只是这种意境的一种衬托，是在说智愚难辨，所以故事把智者化而为愚，把愚者化而为智。”
十天的专家审稿会，让剑之锋喜出望外。有言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一般人以为，这不过是恭维人的虚语而已，可现在的剑之锋却不以为然。这些专家的所谈所论，有些恐怕读二十年书也是体会不出来的。比如对愚公的再评价，李若水先生说是“振聋发聩”，一点也不过分。
研究生毕业之后，剑之锋给自己定的学术目标是出两本书：一本是《老子论》；一本是《庄子论》。这两项学术成果，如果有新意，价值当无疑。一想到它们的问世，剑之锋心里便热乎乎的，充满了生活情趣。
可是，想归想，做起来谈何容易！不说时间问题，就以学术而言，老庄的书，已经问世的不下两千种，没有大师的启迪，想要写出新意来，那可真叫“难于上青天”了。在校期间，还好办些，时不时地就去找张亦名，有时也去打扰冯友兰，毕业后那就难了。有幸的是，《国学》卷的稿子和专家审稿会使他大获丰收。
《国学》卷的稿件，大约五分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作者大都是学界一流高手，他们条分缕析，将已有成果都凝结在了稿件之中。所做的分析，所给的结论，所用的方法，所蕴的思路，对学术研究大有补益。更难得的是专家审稿会，讨论起来那叫精彩。特别是有了不同意见，辩论开来，真是一生难遇的场面。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依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论，一下子就把学术内涵、国学要义、学界意见、疑点难点全都翻个底朝天，淋漓清澈，到哪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课堂。
在剑之锋看来，这不是课堂，而是圣坛。经过这个圣坛的熏陶，再去研究学术，那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些教益，当剑之锋重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时，觉得眼界开阔了许多，思维敏捷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许多，思考深入了许多，所以写作速度也就快了许多。在《国学》卷发稿时，剑之锋的《老子论》也在泰山书社进入了审稿程序，第二年的七月正式出版，并于一九八八年获得“全国优秀图书奖”。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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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心情平静了，那让他愁、让他怨的稿子在他面前也绽放出了几分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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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题目为《方外之说》，其文曰：
公元前三四世纪，人类还处在文明的初创时期，既没有轮船，也没有飞机，出国只有凭借牛马舟楫，所以真正走出国门的人寥寥无几。可是令人惊异的是，庄子不但走出了国门，而且走出了人世，不但走出了人世，而且越出了天地。据说他到了“方外”，进入了“无何有之乡”。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所见所闻，他观察事物的视角，他眼中的天地与人世，与站在大地之上、处于人世之间的人们截然不同。
开篇就把剑之锋吸引住了。整天嗜于胡思乱想的剑之锋，对庄子的书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可从来没有站在这样的高度体悟过。“方外”、“无何有之乡”，他在《庄子》书中见过，可是从来没有琢磨过它们的内涵，更没有把它们视为庄子看待天地与人世的出发点。“方外”和“无何有之乡”究竟是什么样子？站在方外，处于无何有之乡，天地、人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急于想要弄明白，所以不能不看下去。
方外在哪里？无何有之乡有些什么？
“方外”就是天地和尘世之外。
中国古人以上为天，以下为地，以天地四方构成的空间为“方”。换句话说，“方”，也就是人类借以居住、生息的空间，亦即天地与尘世。天地与尘世之内就是方内，天地与尘世之外就是方外。
“无何有之乡”也就是方外。
在庄子看来，方外与方内是根本不同的。方外是宇宙的源头、万物的根本，方内是宇宙的流变、万物的表象。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庄子认为，四方上下是无有边际的，古往今来是没有穷尽的，宇宙在空间上是无穷的，在时间上是无终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原本面貌并不是世人所见到的这个样子。世人见到的只是宇宙变化的一个瞬间，只是无垠宇宙的一个角落，这也就是与人类生息相关的方内。而跨出这个角落，越出这个瞬间，来到方外，这一切事物就全都没有了。与方内相比，那就是一无所有，所以称为“无何有之乡”。
“哈哈！”剑之锋笑了。“既然什么也没有，去那里还有什么意思？”剑之锋想。
不用着急，他想到的，作者早已想到了，下面人家就回答他的问题。
既然方外一无所有，那么游于方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到那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
不过庄子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游于方外不但有意义，而且对人类来说，这是一次升华。因为这里虽然什么也没有，但却有方内一切事物的根，有方内一切形象的本。只有来到方外，只有站在方外，才能看清方内人世的本来面目，才能洞彻方内人世的来龙去脉，才能跳出人世的纷扰，才能回归人的本性，就像大梦醒后才知是梦一样。
游于方外和游于方内究竟有什么不同？稿件给了一个惊人的小标题：《游于方外无生死》。真让剑之锋眼前大亮。
长生不死，那可是秦始皇以降历代君王的梦想。既然是梦想，那也就梦梦而已，所以直到清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没有一个活过百岁的。一个又一个，无一例外，都变成了肉土骨灰。可庄子却告诉人们，如果你到方外去游上一游，就能不生不死。
可真是有点胡说八道！不过庄子却说得很认真。他知道人们不信，所以就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
孔子在世的时候，世上出现了三个怪人。一个叫子桑户，一个叫孟子反，另一个叫子琴张。有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大声说：“哎，大家请注意了！谁能不有意地相亲相爱而自然地相亲相爱，谁能不有意地有所作为而自然地有所作为，谁能升腾于天上、遨游于雾中、随风飘荡而无始无终，谁能忘掉死也忘掉生、死而不亡、恒久无穷，我将和他做朋友。”说完之后，三人相视而笑，谁也没有再说话便成了朋友。
没过多久，子桑户死了。尸体还没有下葬，孔子便听说了，特派自己的得意门生子贡前去帮助料理丧事。
子贡到了子桑户家，看不到一点办丧事的样子。只见孟子反和子琴张，一个在那里编曲，一个在那里弹琴，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唱歌呢。只听他们唱道：“哎哟哟，我们的子桑户呀！哎哟哟，我们的子桑户呀！你倒是干脆利落地恢复了自己的本来样子，可我们还在这里充当着人哩！”
见到这个情况，子贡上前责问说：“请问二位，面对着尸体唱歌，这合乎礼节吗？”
听到这话，两人相视大笑。看也不看子贡一眼，说：“这人懂得什么礼节，居然敢来责问我们！真可笑，真可笑！”
子贡见很难与他们共事，只好回去禀报。“这是一帮什么人呀！”他说。“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把人的形体置之度外，面对着尸体放声歌唱，面不改色心不衷伤。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绘他们。这是一帮什么人呀！”
孔子听了之后说：“你碰到了游于方外的人了，而我们只能游于方内。游于方外的人与游于方内的人本来是难以交往的，而我却派你去帮助他们料理丧事，可见我是多么浅薄呀！”
子贡问：“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这些人，心境每时每刻都与大自然的造物者融为一体，精神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贯通内外的气飘荡游移，视生命为多余，视死亡为归去。像这样的人怎么会理会死与生的区别呢！在他们看来，人生不过是借助于不同的形体来展现同为一体的大气。有鉴于此，他们不理会肝胆的区别，不注意耳目的差异，循环往复，没有终始，迷迷糊糊地飘荡于尘世之外，无为自在地逍遥于内心世界里。怎么会小心谨慎地遵守世俗礼节，怎么会用心理会众人的眼色和议论呢？”
为什么游于方外生与死就没了区别呢？稿件回答说：
因为视野发生了变化。游于方内，以尘世的眼光看人世，就好像用放大镜看世界一样，时间变得长了，空间变得大了，于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别也就显现出来了。生不同于死，彼不同于此。游于方外，站在宇宙之巅观人世，就好像立于云端看蚂蚁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形同它们不存在，更不知它们有生死。
之后，稿件又引了庄子讲的一个故事，形象地演示了这种意境。故事说：
齐威王失约，魏惠王很生气，想要派人去刺杀他。有人说，还是派兵攻打好；有人说，派兵攻打是制造混乱；有人说，主张攻打的人是乱世之人，不主张攻打的人也是乱世之人，凡议论这件事的人都是乱世之人。说得魏惠王没了主意。这时，惠施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戴晋人。
戴晋人不讲如何处理这件事，却给魏惠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有一个蜗牛，它的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国，它的右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国。两个国家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就打了起来。结果一方失败了，一方胜利了，战死的人有好几万，只是追杀就用了十五天。”
魏惠王哈哈大笑说：“这不过是个笑话而已！蜗牛角才有多大一丁点，怎么会有国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怎么会追杀十五天时间？”
戴晋人说：“这是真的。如果不信，那我就问你，这四方上下有没有边际呢？”
魏惠王说：“没有。”
戴晋人说：“既然四方上下是无穷的，那么车马能够到达的地域，相对于这无边无际的四方上下来说，是不是就小到了若有若无的程度？”
魏惠王说：“是的。”
戴晋人说：“既然连车马能够到达的地域都小到了若有若无的程度，那么魏国就处在这个若有苦无的地域之中，而魏国的国都又处在了魏国之中，而大王您又处在了魏国的国都之中。你想想，如果站在九霄之外看看你这个大王，与蜗牛角上蛮氏国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吗？”
魏惠王说：“没有。”
戴晋人走了，可魏惠王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觉得有点恍恍惚惚，好像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稿件最后总结说：
人生在世经受着各种不公平的考验：有的很穷，有的很富；有的荣耀，有的受辱；有的尊贵，有的低贱；有的悠闲，有的劳苦。而在诸种考验中，最刺激人的是生死反差。因为一个人，不管他在世上的境况如何，一旦死了，那可就万事皆休、万物皆无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但那些金玉满堂、位居君王的人不愿意死，就是那些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的人也不愿意死。
如何才能泯灭这个反差，既不生也不死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视万物为一体。万物都一样了，还有什么富贵贫贱、荣辱高低呢？万物都一样了，还有什么生生死死呢？
怎么才能进入万物一体的境界呢？跳出尘世，立身方外，游于方外看人世。这是庄子给人们指出的一条路。
这样的稿子，读起来让人荡气回肠，剑之锋可不舍得分给别人。他把类似的一批稿子留了下来，自己看，自己审。要知道，在进入编辑行当后，这可是第一次在工作中体会出的兴趣。他很珍惜，也很重视，想要进一步发掘下去。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比这更有兴趣的事还在后面呢，那就是专家组的集体审稿。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道家学说专家组在北大勺园公寓集体审稿。专家组的成员都是学界著名专家，比如北大教授张亦名，人大教授方一秀，南开教授梁学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若水。一共十二位，张亦名先生任组长。第一天讨论就让剑之锋大开眼界。
开场白之后开始讨论稿件。前几份，意见分歧不大，只对个别地方做了修改。从列子学说开始，有了争论。
中国有个传统故事，名为《愚公移山》，源于《列子》。故事说：
在冀州之南、河南之北有两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两座山很大很大，方圆七百里，山高近万丈。山北住着一位愚公，年将九十。因为家门口对着山壁，很不方便，出一次门，往往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所以想把山搬走。
他召来儿孙们计议说：“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咱们齐心协力把山铲平，达到河南，把路一直修到汉水北岸，你们看怎么样？”
儿孙们一致表示同意。只是老伴有些疑虑，说：“你这把老骨头了，连一根草木都挪不动，要想挪走那两座大山，岂不是异想天开！再说了，那些山石也是没有地方堆放的呀！”
儿孙们都赞成愚公的想法，并说山石可以抛进渤海湾里。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愚公便带着几个儿孙、拿着锹筐上山了。
邻居有一个小孩子，刚刚七岁，母亲是一位遗孀，听说愚公要开山通路，没有告诉家里就跟着跑到了山上，想要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
他们开山掘土，一筐筐地往遥远的渤海湾背去，来回一次，要用一个季节。可是他们不怕劳累，一筐一筐地装着，背着。
河曲有一位智叟听说愚公在移山，觉得很好笑，于是专程来找愚公，向他说：“快快不要干这种傻事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没等移动大山一根毫毛，你就会一命呜呼、撒手而去，且不说移动整个大山了。”
愚公听了这话长叹一声说：“你这个人目光也太短浅了。移山通路不是为了我这一辈子，而是为了造福于子孙后代。我这一辈子打不通，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打不通，还有我的孙子。孙子打不通，还有孙子的孙子。一代接一代，永无止境。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了，只会一天一天地降低，我们一代一代打下去，怎么会打不通呢？”
智叟听后无言以对。
山神听了非常害怕，赶快禀告上帝。上帝被愚公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派了夸娥氏的两个儿子将太行山和王屋山背走了。一座背到了朔州之东，一座背到了雍州之南。从此，自冀州之南到汉水之北，再也没有山脉阻隔了。
稿件简略讲述了这个故事，随后评述说：
故事中的愚公和智叟，各自代表着一类人。前者表面愚笨，可内心坚韧而目光远大；后者表面聪明，可内心懦弱而目光短浅。前者称为愚公而后者称为智叟。
愚公是故事中的正面人物。之所以说他愚，是因为他做了常人以为愚蠢的事。在常人看来，用人力铲平两座大山是不可能的，因为山太大而人力太小，若想达到目的，所花费的时间趋于无穷之长。可是愚公却突破了常人的视野，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思维方式看问题。认为山的大小是固定的，人的相续是无穷的，以无穷的人力去铲除有限的大山，时间虽长，但终有尽期。按照绝对数量的计算，愚公是正确的。而且他代表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实现伟大理想、成就伟大事业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愚公不愚。
智叟是故事中的反面人物。之所以说他智，是因为他用常人的观点看待问题，发现了愚公所犯的常识性错误。在他看来，愚公是愚蠢的。因为愚公这种行为对年近九十的愚公这代人来说是无效的。不仅如此，而且对愚公的子孙后代也是无效的。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在做出这种判断的时侯却显露出了自己的两大不足：一个是不懂得以无穷的人力铲除有限的大山，人终将胜；另一个是不懂得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则一事无成。因此可以说，智者不智。
愚公不愚而智叟不智，滞于常识而自以为是，必将禁锢人的思维，遮蔽人的眼光。这是故事要说明的主要道理。与此同时，故事也在高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鼓励人们着眼于长远，勤奋于足下。
稿子表意清楚，分析得体，语言顺畅，结构严谨，应该没有问题了。所以几位专家表示认可。
不过方一秀先生却有不同意见。他说：“就传统的理解而言，这个稿子写得不错，发掘了故事的基本蕴意，肯定了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可细细琢磨一下，又觉得它还缺乏科学意识。之所以说它缺乏科学意识，是因为稿子没有用科学的眼光解析愚公移山的内涵，没有涉及可行性。
“按照愚公的想法，把山铲平是可能的。因为山不会再增高了，挖下一尺则低一尺，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将山铲平的。可是愚公却没有考虑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需要多长时间；另一个是能不能坚持下去。按照故事所述，太行和王屋方圆七百里，山高近万丈，而向渤海倒一筐土，则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如此下去，铲平两山所用的时间是一个大大的天文数字。因此实现愿望实属渺茫，虽然不等于零，但却趋向于零。实际上故事已经告诉人们，人力移山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请来根本不存在的天神来背山，以鼓励值得发扬的坚韧不拔精神。另一方面，愚公一家三代都去挖山，生活失去来源，维持已有的三代已属不能，说要子子孙孙延续下去，便成了天方夜谭。由此应该说，愚公的想法只有可能性，而无现实性。以可能性代替现实性，最后的结果不可能造福于子孙，而只能遗害于子孙。这一点稿子应该有所分析。”
听到这里，剑之锋深感震动。一个已成定论的寓言故事还需要进行再解读，他想也没想过。
“我认为方先生的意见是深刻的。”梁学明先生说。“我再补充一点。就思维方式而言，稿件也解析得不全面。应该说，愚公的思维方式有可以借鉴的一个方面，也有必须校正的一个方面。以少积多，以小积大，以无穷胜有穷，这是愚公的高明之处。但是他却僵化，死板，固守一方，不思变化，这是它遗害子孙的思想根源。
“按照愚公的想法，挖山是为了生活方便。既然以生活方便为目的，也就不必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方法。只要不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什么方法都可使用，例如迁移到方便的地方去住。可是愚公恰恰选择了一种最为吃力、最难实现的方法，而且还自以为是，固执不化。照他这种方法做下去，几万代的子孙都会由于他的固执而白白吃苦。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愚公恰如其分，实不为过。”
“方先生和梁先生的意见振聋发聩，”李若水先生说，“过去不但没有听说过，而且连想都没想过。听了之后，引发了我的一种思考，供大家讨论。
“在这个故事里，愚公和智叟都是各执一偏，各守一隅，互不理解，互不融通，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都说不上有智慧。只有那些能超出自己的天地，能借鉴他人天地的人，才可以说有智慧。《列子》书里讲这个故事，会不会含有这层意思？还是让张先生说说吧！”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有价值，”作为专家组组长的张亦名开始做总结发言，“请作者参考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民智大典》与一般的工具书不一样。它不只是积累知识，传播知识，还要发掘已有文化中的深层内涵，开启民智，发人智慧，推动文化向前发展。立足于此，请作者修改稿件的时候，从下面几个层次上进行思考：第一个层次是，故事自身在说什么；第二个层次是，故事蕴含着什么；第三个层次是，故事在《列子》书中想说什么。第一个层次，作者现在的稿子已经说清楚了。第二个层次，方先生、梁先生和李先生都说到了，请作者吸纳到稿件中。我现在想就第三个层次说点看法，请大家再讨论，以便作者参考。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出自《列子》的《汤问篇》。《汤问篇》讲了许多怪异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汤问篇》不是怪异志，它讲怪异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示人一种境界。可这种境界不是通过一个故事展示出来的，而是通过许多故事之间的联系展示出来的。所以，《愚公移山》在《列子》书的《汤问篇》中究竟想说什么，不能只看这一个故事，要看前前后后的故事都在说什么。
“比如有的故事在讲大小，说：
渤海的东面不知道几亿万里之外有一个大大的深渊，名为归墟。它的深度无法言说。只知道它没有底，八极九野的水、天上银河之流都倾注于其中，也不见它有所增溢。在它的水面上有五座山：第一座名为岱舆，第二座名为员峤，第三座名为方壶，第四座名为瀛洲，第五座名为蓬莱。山上的楼台宫阁都是金玉所造，禽兽飞鸟都是一色素缟，珍珠宝玉都是树上所生，所居之人非仙即圣。这些山，高下盘旋三万里，山顶平原九千里，山山之间相距七万里，可是上面住着的神仙却相互为邻，飞来飞去，一天一夜打一个来回是经常的事情。
因为这五座山的根基没有连在一起，所以它们经常随着波浪的起伏、聚散而上下颠簸，流转漂移。神仙们对此很不满意，所以上奏了天帝。天帝也担心这些山会漂到西极去，神仙们会失去联系，所以特派北极的大神召来十五只巨鳌，将五座山用头顶住。三只巨鳌负责一座山，轮班值守，六万年换一次班。由此，这些山才峙立不动了。
谁知事有凑巧。世上有一个国家，名为龙伯国，那里的人都是巨人。有一天一个巨人没走几步就来到了大山的跟前，拿出一根鱼竿来，勾上鱼饵便甩进了水中，不一会工夫就钓上来六只巨鳌。他把六只巨鳌拴成一串，背在肩上回了家，煮着吃了巨鳌的肉，又点着火烧裂了巨鳌的骨头，用这种方法来算卦。由此，岱舆和员峤两座大山失去了巨鳌的驮扶，渐渐地漂到了北极，沉入了水中。山上几亿个神仙失去了住所，只好迁到了其他山上。天帝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下令缩小龙伯国的疆域，降低龙伯人的个头。由此，龙伯巨人越来越小。不过到了伏羲氏和神农大帝的时候，龙伯人的个头还有几丈高呢！
从中原向东走四十万里，有一个僬侥国，那里的人身长只有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一个地方叫诤人，那里的人身长只有九寸。
走到最北面的北面，有一个幽深的大海，名为天池。天池里有一种鱼，长度有数千里，宽度也有数千里，其名为鲲。有一种鸟，翅膀像是天上垂下来的云彩，身体与翅膀一样大小，其名为鹏。
江浦一带有一种小飞虫，名叫焦螟，一群一群地聚集在蚊子的眼睫毛上，相互之间谁也碰不着谁，而且飞来飞去，蚊子自己却没有感觉。
“还比如，有的故事在讲寿夭，说：
荆州的南面有一种树叫冥灵，以五百年为春天，以五百年为秋天。上古时期有一种树叫大椿，以八千年为春天，以八千年为秋天。腐朽的土壤中有一种细菌叫芝，每天早晨出生，晚上死亡。春夏之交的时候有一种小飞虫叫蠓蚋，见雨而生，见阳光而死。
“还比如，有的故事在讲智愚。《愚公移山》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孔子辨日》。”张亦名先生继续往下说着。“《孔子辨日》是在讲博学的孔子承认自己有不懂的事情，而无知的小儿却认为自己很有学问。故事说：
孔子到东部去旅游，见两个小孩子在辩论，各说各有理，争执不下。孔子上前问其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说太阳在刚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近，到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远。他非说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远，到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近。”
孔子问：“你说早上太阳离我们近而中午离我们远，为什么？”
小孩说：“早上看上去太阳大大的，像个磨盘；中午看上去太阳小小的，像个餐盘。看见大，自然是离得近；看见小，自然是离得远。
另一个小孩立即反驳说：“不对！不对！早上太阳凉凉的，中午太阳暖暖的。凉凉的，不是远吗？暖暖的，不是近吗？”
孔子听后觉得都有道理，不知谁对谁错，只好说：“太阳何时近，何时远，我也辨不清楚。”
两个小孩子一起笑着说：“人们都说您是圣人，看来不对了，连这点小事都不懂！”
“这些故事，就细节而言，具有多种寓意，可就总体说，是在描述一种浑然一体、自然顺应、无差无别、各适其性的境界。你不看，宇宙无穷，物种无尽，形态万千，禀性各异，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你要说大，可大外还有大，大外还有大，以至无穷。你要说小，可小中还有小，小中还有小，以至无终。你要说寿，可活几百年、几千年不可谓寿。你要说夭，可活几分钟、几秒钟不可谓夭。你要说智，智者有所不知，不要说智叟了，就连孔子这样知识渊博的圣人也有所不知。你要说愚，愚中亦有智，不要说愚公了，就连几岁的玩童也有自己的主见呢！说不清楚了，也用不着去说清楚。天地万物、人兽鸟虫，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物。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消失，就这一点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从表面看来，他们形态万千，情性各异，可从原本看来，它们都有自己的天分和充足的禀性，不多什么，也不少什么。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顺应着自己的自然禀性自然而然地生活就是了，顺应着自己的自然禀性自然而然地消失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去分别大小、寿夭和智愚呢？
“《汤问篇》的基本意境正在于此。所以文中的夏革才说：这些东西，‘虽然形态和气质不同，但它们的禀性却都是一样的，用不着和别的东西交换什么。它们生来就是完美的，天分就是充足的，用不着拿别的东西补充什么。我怎么能识别出它们的大小、长短和同异呢？”张亦名先生继续说着，“《愚公移山》只是这种意境的一种衬托，是在说智愚难辨，所以故事把智者化而为愚，把愚者化而为智。”
十天的专家审稿会，让剑之锋喜出望外。有言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一般人以为，这不过是恭维人的虚语而已，可现在的剑之锋却不以为然。这些专家的所谈所论，有些恐怕读二十年书也是体会不出来的。比如对愚公的再评价，李若水先生说是“振聋发聩”，一点也不过分。
研究生毕业之后，剑之锋给自己定的学术目标是出两本书：一本是《老子论》；一本是《庄子论》。这两项学术成果，如果有新意，价值当无疑。一想到它们的问世，剑之锋心里便热乎乎的，充满了生活情趣。
可是，想归想，做起来谈何容易！不说时间问题，就以学术而言，老庄的书，已经问世的不下两千种，没有大师的启迪，想要写出新意来，那可真叫“难于上青天”了。在校期间，还好办些，时不时地就去找张亦名，有时也去打扰冯友兰，毕业后那就难了。有幸的是，《国学》卷的稿子和专家审稿会使他大获丰收。
《国学》卷的稿件，大约五分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作者大都是学界一流高手，他们条分缕析，将已有成果都凝结在了稿件之中。所做的分析，所给的结论，所用的方法，所蕴的思路，对学术研究大有补益。更难得的是专家审稿会，讨论起来那叫精彩。特别是有了不同意见，辩论开来，真是一生难遇的场面。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依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论，一下子就把学术内涵、国学要义、学界意见、疑点难点全都翻个底朝天，淋漓清澈，到哪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课堂。
在剑之锋看来，这不是课堂，而是圣坛。经过这个圣坛的熏陶，再去研究学术，那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些教益，当剑之锋重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时，觉得眼界开阔了许多，思维敏捷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许多，思考深入了许多，所以写作速度也就快了许多。在《国学》卷发稿时，剑之锋的《老子论》也在泰山书社进入了审稿程序，第二年的七月正式出版，并于一九八八年获得“全国优秀图书奖”。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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