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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第二十二篇 难下的贼船(下)

    第二十二篇  难下的贼船(下)

    这话和孔明鉴的话是一个思路,不同的地方是话题提升了一步,从某项具体工作提升到了人生的高度。

    “人为什么而活着?”正好是剑之锋曾经思考过、后来不得不搁置起来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回答,可是要做出有坚实理论基础的、有历史实践依据的、能够说服人也能够说服自己的回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为人民而活着”,“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每个党员都必须树立的观念,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观念。可要再问一个“为什么”,就会有很多很多党员说不清楚。

    “肖伯伯,这个问题我上大学就思考过,想不透只好放下了。今天正好给您说说。您和老孔一起帮着解解。

    “我有个同学叫王燕侠,入党申请写了好几份了,学生党支部让我和她谈话。王燕侠表现很好,也很真诚,想要做一个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党员,从不说违心话,更不说假话。

    “当谈到党的宗旨的时候,王燕侠说:‘剑之锋,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出来。不说吧,好像和组织隔着一堵墙。说吧,又怕你说我对党的宗旨有怀疑。’

    “我说:‘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探讨,总比憋在肚里好。我这个人不喜欢给人扣帽子,你要不放心就别说,你要放心就说说。’

    “她说:‘从心里说,我愿意为人民服务。为别人做点事,觉得心里很舒服,很有成就感。可是也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助人为乐而已。可助人为乐不只是党员应有的品格,党外很多人士都能做到。我想,作为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一定有它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到理论上,我就想不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为他人服务。我是人,他人也是人,我为什么要为他人服务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孔明鉴插话说。

    “老孔,你还觉得有意思!可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嘛,这是党的宗旨,她还要问为什么,这不是对党的宗旨有怀疑嘛!直到现在,除了她之外,我再也没有听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别的,就这一条,要让党支部知道了,她还想入党,一点门也没有。”

    “那你批评她了?”孔明鉴问。

    “我没有,我了解她。她不是怀疑,而是求知。是想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想要做一个明白的党员。”

    “那你怎么说?”孔明鉴问。

    “我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我们党的阶级属性上去理解。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它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宗旨。不知道这样解释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话说的对。她明白了?”孔明鉴问。

    “她本来就明白,但并没有解决了问题。”剑之锋说。

    “她怎么说?”孔明鉴问。

    “她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剑之锋说。

    “为什么?”孔明鉴问。

    “那肯定是有难言之隐。”剑之锋说,“她这个人不会说假话,既然不说话,那肯定有难于开口的话。我想,该是打住的时候了。如果非要她说出难于开口的话,这个话很可能会让石破天惊的。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好收场了。于是我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再想一想,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再谈。好不好?’没想到她说了一声‘不’,便哭了起来。”

    “这个人确实有点怪。哭什么?”孔明鉴说。

    “我看她哭了,赶紧说:‘想说就说吧,不要哭。’你猜她说出了什么?”剑之锋问。

    “说什么了?”孔明鉴等待着。

    “她说:‘剑之锋,我们都处了两年多了,你是了解我的。我不反动,你说是不是?’我说:‘怎么会说出这么可笑的话来!’她说:‘我给你说真心话,我确实一心一意想要入党,觉得党员高尚,可敬,我为能当一名党员而骄傲。可是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反动,因为有些问题我想也想不通。而这些问题按说连想也不应该想的,想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亵渎。我知道,你是在真心帮助我,我想把心里想的给你说说,但又怕你认为我反动’。我说:‘说吧。我们是学生,正处在学习阶段,大不了也就只是个认识问题。认识清楚了也就好了,哪能用反动不反动来说事。’不过她一张嘴,还是吓了我一大跳。”

    正在这时,通往餐厅和厨房的那扇门开了,米眉秀走了出来说:“三位大哲学家,入座吧!一边吃一边讨论吧。没人会忘记你们是北大培养出来的理论家。”

    剑之锋赶忙站了起来,“米大姐好,给您添麻烦了!”话还没说完,就看见米眉秀后面跟着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肖万荣的夫人罗冰莹,另一个是肖万荣的二女儿肖红红。

    “吓,原来都来了,怎么肖伯伯没说呀!”剑之锋一边说着,一边走向罗冰莹和肖红红。走到跟前,微微欠了欠身子问候道:“肖伯母还好吧!”

    “好,好!想见秋萍和一品一面,你都不给机会。我们在厨房都听见了,一进门不问家事,张口就是人生啊,马列啊。一谈这事,你那肖伯伯哪还能记得我们在这里!”罗冰莹一脸慈爱,连笑带说地看着剑之锋。

    “噢,噢,都怨我,都怨我!”肖万荣跟在孔明鉴后面,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检讨着。

    “红红,几年不见,还那样?”剑之锋转向肖红红。

    肖红红点点头,叫了一声“哥”,就情不自禁地拥在了剑之锋怀里。一副受委曲后见到亲人的样子。

    剑之锋叹了一声,轻轻地拍了拍肖红红的后背,就无言地随着众人进了餐厅入了座。

    “还那样?”剑之锋的这句问话,孔明鉴和米眉秀听不懂,可肖万荣和罗冰莹能听懂。

    这肖红红都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不是不找,是没有合心的。一九七三年经工厂推荐,她到海西大学哲学系上大学,一九七六年到海平地委党校当理论教员。接触过不少人,可没有一个能进入她的心里。爸爸、妈妈给她介绍过几个,她也看不中。妈妈心急了,嫌她太挑剔,眼光高,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把她逼急了,顺口就说“我哥那样的”。妈妈说“比你哥优秀的有的是,你怎么看不上”。她说“我从来没见过。只要有我哥一半的气质也可算一个”。爸爸、妈妈明白,剑之锋的影子在她的心里印得太深了,再优秀的人才也难以把他替下来。管不了了,只好撒手不管,随她去吧!

    从剑之锋认她这个妹妹开始,在单位之外,肖红红就称剑之锋为“哥”了。剑之锋已经有了柳秋萍,她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找个像哥这样的。她对哥嫂都很好,走动多。一品见她就“姑姑”、“姑姑”地叫个不停,还经常随她住肖家。肖万荣、罗冰莹也特别喜欢小一品,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待。

    一九七三年,市里给海平印染厂下了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厂里推荐肖红红。原本是去物理系的,肖红红非要转到哲学系。为什么?因为剑之锋是学哲学的。在校期间,她学习很好。理解问题要比别人想得深,分析问题要比别人思路宽。读马列著作,别人读不懂的地方她能读懂。听老师讲课,别人听不懂的地方,她能听懂。为什么?因为她背后有个哥。书中的难点、课上的重点,哥早就给她说过了好几遍。

    一九七六年毕业时,海西大学想要让她留校任教。她没留,她要回海平,选择了海平地委党校。她的课学员爱听,既有理论深度,又较浅显易懂。大都以基层干部遇到的一些工作实例解析理论,传输到学员心里的时候便化成了一种捅破窗纸、原来如此的机敏。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效果,那是因为她背后有个哥。每讲新课之前,她总要先给哥讲一遍,之后吸收哥的实例和意见。她上讲台的时候,还要给自己一个嘱咐:即使讲不出哥的那种水平,也要尽量讲出哥的那种气度。

    不过,这样一来,她就更找不到对象了。因为她钻进了牛角尖,而且越钻越深,以她哥作为天下男子的唯一标准。可天下却只有一个剑之锋。不是没有比剑之锋优秀的,只是没有像剑之锋那个样子的。

    剑之锋进了孔家门,肖红红不是不知道。她早就想出来迎她哥,可是却不能。她在厨房里是主勺,米阿姨和妈妈是下手。放下手里的活出来迎她哥,既不是时候,又怕妈妈说。不过她已经分心了,手拿着勺子炒着菜,却把耳朵竖得老高老高,听着客厅的谈话,给红烧肉上色的时候把油热得过了火,差一点着起来。妈妈白了她一眼,羞得她红了脸。

    “红红,到北京来玩,还是有事?”剑之锋问坐在身边的肖红红。

    “进修。”红红说。

    “到哪里?”剑之锋问。

    “北大哲学系。”

    “多长时间?”

    “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怎么五一才来?”

    “来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是爸爸、妈妈来看我。”

    “好几个月了,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妈妈不让我打扰你。”红红说着低下了头。

    听到这话,剑之锋心里酸酸的,一时无语。他知道伯母的用意,那是为红红的终身大事着急。

    这剑之锋站在红红的心里,其他人就很难进去。罗冰莹想要淡化剑之锋在肖红红心里的印象,就有意识地减少肖家和剑家的来往。她特别喜欢那个好玩的小一品,想得不行了就买点好吃的自己偷偷地看看去,从不告诉肖红红。剑之锋到了北京,她劝红红少写信。红红进京学习,她对红红说,“最好不要去看你哥,免得打扰你哥的工作”。红红是个听话的孩子,不让看就不去。有谁知道,人就是这样,越不让看就越是想,想得一见面便拥在了一起,连红红自己都感到意外。她不是出于有意,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一阵委屈,把她不知不觉地送到了哥的怀里。

    孔明鉴见话语有了空当,赶紧插了进去,提出了他急于想知道的那个问题:“之锋,你那个同学说什么了,还至于把你吓一跳?”

    剑之锋把头偏向孔明鉴说:“她说出了当时可能会蹲监狱、掉脑袋的话。不信你听听!她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咱们都是学哲学的,这个理论咱们都知道。可是我不相信这就是理论的终点,好像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论证。如果这就是终点,好像会损害无产阶级的形象。因为无产阶级是最最大公无私的,不会为了解放自己才去解放全人类的。而这句话里,我总觉得含有为了解放自己才去解放全人类的自私成分,和大仲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站在了同一个思想水平上。客观上为他人,主观上为自己。’”

    “吓,真够尖刻!那你怎么说?”孔明鉴问。

    “我当时一下就蒙了!”剑之锋说,“不过大脑立刻做出了反应,说‘马克思是从社会存在推出的社会意识。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地位,决定着它和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种阶级意识,不涉及客观和主观的问题。’说到这里,我觉得不能再谈下去了。这个话题太敏感,太危险!于是说:‘王燕侠,咱们都是学生,你说的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再学习,再思考,可是绝对不能再和第二个人进行探讨,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总支书记,都不能!你明白吗?’她点点头。

    “谈话虽然结束了,但她说的‘自私’两个字却深深刺激了我,让我不能不去进一步思考。我翻过很多资料,也反复读过马列的论述,从宏观上说,能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是一涉及具体的个人,总觉得有一个坎。人总不能为了自己而去帮助他人吧。如果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高尚!肖伯伯,老孔,你们说呢?”

    “你不要说,这个问题还真是得好好考虑一下的。”孔明鉴说。

    “之锋,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考虑过。一开始也弄不清,后来理清了。我觉得,关键在于,不能把一个人视为一个孤立的、脱离了社会的、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个的人,而要把他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放在社会整体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肖万荣说。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考察,我就是我,变不成别人。我怎么想的,就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活着,就是为什么活着。考察的角度不同,对我的想法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肖红红是学哲学的,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所以也就插了嘴。

    “不是对人的影响不同,而是对人的认识不同。就拿你红红来说吧,如果把你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来考察。你就是你自己。你生下来了也就生下来了。你活着也就活着了。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为什么出生’、‘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如果你一出生,你一有生命,就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出生,你为什么而活着’,那他一定是有神经病。人生不是带着目的来的,生就是生了,活着就是活着了,没有‘为什么’的问题。要问为什么,那得去问你的父母,问他们为什么要生下你。你说是不是?”肖万荣说。

    “可是每个人,不管是自觉不自觉,都有一个为什么而活着的观念。”肖红红说。

    “一点不错。”肖万荣说,“可是这个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自后天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教育。而生活体验和社会教育,都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所以还是得把人放在社会中去考察,才能梳理清楚。”

    “可是这会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社会教育会孕育出不同的人生观念,它们都有社会基础。这样一来,谁对谁错不就说不清了吗?”肖红红说。

    “是都有社会基础,但却能说清,因为只有一种观念属于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是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灵魂,没有它社会是不会延续下去的。”肖万荣说。

    “主流社会意识是什么?”肖红红问。

    “为社会做奉献,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活着。”肖万荣说。

    “有什么根据?”肖红红问。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根据。”肖万荣说。

    “这个根据是不是太大了点,太虚了点?”肖红红说。

    “虽然大了点,但并不虚。我们可以追寻一下。”肖万荣接着说了下去。“主流社会意识的产生也有个过程。作为人类整体,原本也不存在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也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的产生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他,而不是他有意识地自己要产生自己。就其自身的产生而言,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产生了就是产生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为什么的问题和为什么的意识是在之后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出现的。”

    “能不能说具体一些!”肖红红急着要找到钥匙。

    “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人类产生了,就要活下去,求生是一切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本能。不同的是,人类具有思维能力,逐渐把这个本能转化成了自觉,转化成了意识。于是它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追求:为维护自己的生命而活着。

    “为维护自己的生命而活着,可是死亡的威胁却总是环绕在身边。自然灾害自不必说,就是野兽的侵扰,人类中的个体就很难抵御。力大,人不如马牛;爪利,人不如走兽。一个人遇到了虎,除了武松,那可就完了。奇怪的是人活下来了,而且还能役使马牛,驱赶走兽。为什么?”

    “荀子说了,因为人们合群。”肖红红说。

    “这话说的对。因为人找到了一种维护自己生存的方式,这就是群体。”肖万荣接着说。“有了群体,大部分人就能活下来;没了群体,想要活命就很难。经过无数次的体验,在人们的心目中,群体的观念便越来越突出。要依靠群体,就必须维护群体,经过多少万年的体验,人类逐渐把自己的追求提高了一步,那就是: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

    “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就需要将个人的力量融合到群体之中,也就是要为群体做奉献。而奉献在不同的环境下是不一样的,也许只需付出智慧和体力,也许须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这样一来,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便出现了一个大回旋:从维护自己的生命走向维护群体的利益,又从维护群体的利益走向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来,人应该为什么而活着便有了一个具有历史依据和实践依据的答案:为维护社会而活着,为奉献于社会而活着。”

    “这个推论看起来合乎历史,也合乎逻辑,不过大多数人却没这种意识。干活吃饭是他们最实在的人生目的。”肖红红说。

    “从表面看来是这样,可从内心而论却不是这样。不信你试试,对一个人说:‘我每天给你饭吃,你就做我的一条狗吧!’他不找你干架那才怪!为什么?因为你在侮辱他的人格。人活得不只是温饱,更重要的是人格,是人生价值,是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是怎么形成的?是在群体呵护个人、个人奉献于群体的交互关爱中凝铸的。每一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分子,在群体的呵护下生存,在为群体的奉献中成长。他用自己的智慧、体力、鲜血或生命维护了群体,人们就会尊敬他,甚至崇拜他;只受群体呵护,不为群体谋利,需要献出智慧和体力的时候不愿意,须要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时候他逃避,人们就会鄙视他,唾弃他。久而久之,‘为维护社会而活着,为奉献于社会而活着’便不再是一个一般的意识,而成了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成了人们共有的生命价值观,成了人与禽兽的分水岭,成了人格的尊严。

    “一个人出生时虽然没有这种意识,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在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社会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成为他确认自己生存价值的最高标准。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一些人虽然家有万贯,位居高官,可活着如熬煎,死时难瞑目,痛苦得很。为什么?因为他做了损人利己的事情。而另一些人虽然一贫如洗,褴缕敝屣,可活得很洒脱,举止很自负。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献给了社会,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人格自尊,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事情就是这样。人各有自己的兴趣,但不管做什么,只要想到这个层次上,为人类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是会做出快乐的。”肖万荣有条有理地叙述着,也逐渐归入了正题。

    “之锋,我同意你肖伯伯的分析。”孔明鉴说,“一个人总是要老的,也总是要死的。可同样是老,同样是死,却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人老了就是老了,死了就是死了,两手空空,一盒灰土,白白地到人世上走了一遭,什么也没有了。而有的人虽然老了,虽然死了,可他的生命却还在,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换了一种什么形式?换成了一种社会价值。比如我们做编辑的,虽然不能像研究员那样以自己的著作立身,以自己的著作传世,但是却可以用编出的好书立身,用编出的好书传世。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不死。只要兢兢业业做一个好编辑,献给社会几十种好书,消失的生命、消失的肉体就会物化在书中。这些书便是自己生命的价值。好书不朽,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会永存。就拿这《民智大典》来说吧,作为精神食粮,它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它能世代流传,我们编辑的生命价值也就能世代流传。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它,应该说是我们的骄傲。我这一辈子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机会,能为这么重要的工作付出心血。说实在的,很多人想要调到我们出版社还进不来呢,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你看,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品品自己现在的工作,会不会减轻一点苦恼呢?”

    两位前辈的苦口婆心让剑之锋很惭愧,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这种素质他还是有的,仅只是眼下和自己的兴趣发生了矛盾。

    国家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发生了矛盾,自己的兴趣服从国家的事业,对他来说也不成问题。这点觉悟他还是有的,仅只是他做得不那么愉快。

    为什么不愉快,还是因为他站得低了一点,没有把他的工作和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忙得昏了头,好像他手里的活只是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他在为出版社干活。而之所以为出版社干活,那是因为人家给了他房子,给他的家属调了工作。经肖万荣和孔明鉴一点拨,他才发现,自己犯了糊涂,忘了自己是社会的人,是国家的人,忘了自己所编的书是社会的需要,是国家的工程。

    剑之锋确认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也就有了精神,有了激情。在成摞成摞的稿子面前,那种悲苦,那种愁怨,便开始渐渐消散。想到这是一种牺牲,想到这是一种奉献,心中渐渐升起了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支撑着他在民智大典出版社做了下去,而且一做就是二十五年,审了一千多种图书,读了两忆多字书稿,留下了八九万字的审读意见。在他所编所审的图书中,有二十多种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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