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卷 115 慾则無刚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出于何种动因？
“文革”初起，当时中国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的十七年”，后来，又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部署。如此，“知青”大多有着“南泥湾”的精神，也怀着王震将军“挥师南疆”的斗志，更捧出“一颗忠心”的革命意志奔赴农村、边疆。只是“知青”太年青，他们所本着“学习、建设、改变”的思想来农村的，并没有作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思想准备。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的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的一个特定的阶层。其实“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一九六八年。可以说，没有“文革”就不会有“红卫兵”，没有“红卫兵”也就不会出现一千七百万的“知青”。有人说，其实，“知青”的出现，是起了取代、或者是“消灭”了“红卫兵”的目的。“红卫兵”去了农村，城市的社会秩序好了。大规模的迁移“知青”，除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而各级部门并没作好接应和妥善安置的准备，更多的只是理想地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在短短一年内实现“彻底的农民化”。
为了迎接“知青”，真正地是给农民相应地增加了负担。中国的农村社会管理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宗法关系，这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许多的家族事务使“知青”看不懂，看不惯。“红卫兵”们象作梦一样，威风八面的“革命闯将”，眼睛一眨，变成了“被‘伯伯（农民）’教育的人”。他们依稀间还记得，“当年是我们组织‘*泽东思想宣传队’，唤醒贫下中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呀！”于是“知青”们对“接受再教育” 产生了迷惑，使他们思想上自成一体，与当地农民格格不入。
人的第一要素是生存，可分散的“知青”一人一灶，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全得一个人承受。一年劳累下来，米不够吃，油不够吃，柴不够烧，堂堂男子汉养不活自己！体力不济时，“知青”们感到了生活前途的渺茫。“＊彪事件”之后出现的“扎根教育”而对“回城”的幻灭感，产生了“政治茫然”；于是，不能自食其力导致的自卑感，精神上开始混沌，“知青”就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取舍的过程。左右一看，上下一比，“知青”发现了奥妙；在农村靠劳力“吃饭”，以体力“讲话”，凭“实力”作人；而能掌控这些的是“权力”，是当年被自已“横扫”、打倒的所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新掌握权力的“当权派”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他人的命运，原来人世间权势才是最强大的！许多人开始反思，开始寻找自已的“出路”，有些却沉沦了。然而，文人喜欢纸上谈兵，善于自圆其说，许多“知青”把嘻戏“演变”在社员的自留地上，把精力寄托在“花前月下”，无端端地弄出了一个个“小芳”……林林总总，文人会极力地为自己开脱，当初林木森倾情李金凤就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人有慾，则無刚”。
林木森刚离开龙溪茧站，张爱玲来了；听徐桂香说林木森去万丰后，她没作声，只让徐桂香多注意一下林木森。徐桂香先没在意，看见林木森回来面色阴沉，径直上了楼，越想越不对，便赶过河去告诉了张爱玲。
张爱玲让人送来一个带锁的文件柜。她见林木森神色较平静，放心了。
临走时，张爱玲还是挑明了来意；她用大姐姐的口吻说：
“木森，对不起！事情是阿拉引起的。阿拉不该把依抄写的诗私下拿走，更不应该交给朱丽雯。虽然这是依俩人的隐私，但阿拉是真心想成全依俩人。或许，阿拉将会是依的表嫂；正因如此，阿拉不愿看到依俩人今后的痛苦。木森，我们有时真的象生活在封建年代。丽雯到省城，打了电话给阿拉；说，她提出‘解除婚约’，却被她父亲‘请’人强行带走了。这是一个悲剧。事情到此结束，也许是件好事。木森，有一点依必须牢记，不要随手乱写；如果依一时改不了这个坏习惯，今后除了必用的资料，其它的一律锁进柜内的抽屉里。”
“谢谢！”林木森再一次为自己的不慎而得到教训而懊悔。他送到楼梯口，又一次对张爱玲说，“爱玲姐，谢谢！”
吃了晚饭，林木森没与论何人打招呼，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钱北。李金凤很是意外，很是高兴，小心翼翼地问。林木森只说累，浑身酸痛，躺在小床一声不吭。外屋“扯白话”的人没散，李金凤不敢上小床。
孤寂中的林木森很是烦躁，李金凤察觉了，借着蚊帐遮掩，从头到脚地替林木森按摩了一番。林木森突然扯开李金凤的上衣，大力揉搓她的*房。李金凤竭力控制激奋情绪，里屋的动静还是提醒了外屋“扯白话”的人。
王阿桂作个鬼脸，说：“阿三嫂，你家里屋有老鼠吗？”。
众人刚要接嘴，突然想到，里屋的林木森已不是队里的“知青”了，公社干部回家“省亲”，赶紧回避！
大门刚关，小床上俩人已是赤裸相对；舅妈灯一关，林木森就抄起李金凤的脚，压了上去……&#8226；；李金凤虽然对男人的狂暴举止有些惊慌，仍格外温柔地尽力满足了男人。事后，想想，男人的狂暴也别有一番情趣。
清晨，林木森赶到龙溪吃的早饭。他象是去钱北作了一次贼，忐忑心里仍很欢快。男人有时需要发泄，发泄了，身体轻松，头脑也会清醒。林木森明白爱情是彩虹，美幻、更虚幻。生活是现实，强扭的瓜不甜，却能吃。
第二天，徐武来了；送给林木森一条“新安江”烟，说：“谢你的。”
林木森想谢绝。他知道，这是陈革明、肖俊文买的。陈革明在钱北“失手”，钱南大队嘴上应着，就不见来人。第二天，王大明把陈革明送到公社。赵小龙、虎子几个都是当年“铁血军造反兵团”的，排起来他们还同“井冈山兵团”是“革命战友”；见林木森私下来“打招呼”，很给面子，借口陈革明是“知青”，审也没审，打电话给钱南薛支书，让来人领回去“监督劳动”。 钱南来人没烟没火地，签字领人，转身便走。王大明他们在龙溪镇上逛了一圈，结果钱北、钱南的人前后相跟着离开了龙溪镇。
林木森问：“他怎样？”。
徐武说：“在‘东环工地’，向毛主席保证！他们很久没动手了。这一次是为了钱红英。”
林木森知道，徐武这批“知青”因“断奶”而生活窘迫了。尤其象钱红英这些“女知青”。
在农村，妇女的“底分”为六分；如果不是“蚕花娘子”，既使不误工，全年出勤二百八十天（仅扣除天气原因），只有一百六十八个劳动日（十分为一个劳动日），钱红英所在一队，劳动分红为五角捌分。可分得玖拾柒元肆角肆分。农村的分红是以粮，柴油等物资为基础的，扣除后，“分红”九元左右。一人一灶，柴草不够烧，油也不够吃，何况还要生理的“特殊费用”，连徐武都要家里賛助。
钱红英幼年丧父，随母再婚，继父为人忠厚，但两家四个差不多大孩子，三个“插队”，照顾一个进了农场。继父把自己两个孩子北大荒一个，云南一个；让钱红英的妹妹去了农场，把她“留在身边”，下到龙溪。“文革”开始后，“私活”也没了，不到六十元的工资五处开销，孩子们嘴上不说，暗底下相互“盯”着。钱红英 “插队”时，每月七元生活费，买米买油后，还有三元零花，她感到非常富有。“断奶”后，入不敷出；杨慧丽说，钱红英连卫生纸都是“粗纸”，不怕“略得疼”。偷吃“禁果”，不料中的，陈革明他们是“乐天派”，左手进右手出，口袋布贴布，从不考虑明天。与肖俊文一商量，想“借些浮财”，出师不利。
林木森从万丰回来心里一直不舒畅，除了吃饭楼都不下；他这才想到了还没去看过钱红英，和徐武来到卫生院，病床上换了人。
林木森忙去问肖院长，肖院长说：“钱红英，昨天下午走了；她整天吵着说要走，没办法。再说，‘小产’主要是调理，住不住院没关系。”
徐武问：“她的费用结算了吗？”
肖院长说：“结了。张爱玲打了招呼，病床费没收，药费没多少。”
俩人正欲告辞，肖院长说：“药费、伙食费是张国民付的。”
林木森忙去找张国民，同病房的人说：“他昨天下午出院走了。”
徐武问：“张国民是谁？”
林木森说：“张国庆的哥哥。”
“他呀！”徐武“嘿嘿”一笑，说，“没事，等会我把钱给张秘书。”
张国庆和徐武的哥哥是“文革战友”，可张国民为什么要替钱红英付医疗费呢？林木森想到张国民哪天的急促的喘息，不由蹙拢眉。
“你在想什么？”徐武笑着说，“出事第二天，我给张秘书打了电话；拜托他关照一下革明，他答应了。可能他不好出面，正好他哥哥也在医院，关照一下，替钱红英结了帐很正常。”
林木森舒了口气。问：“‘文宣队’怎样？”
徐武说：“散了。”
林木森有些惊诧，问：“散了？不参加公社汇演了！”
徐武笑笑，说：“汇个鬼演。闲话太多，说什么的都有。”
林木森说：“就是有闲话，才应该继续下去。”
徐武说：“怎样继续？一下走了三四个，七八个人连轴转，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林木森说：“再找几个，大队不有回乡青年吗？钱南、太湖的‘知宣队’都是‘知青’和回乡青年联合起来……”
徐武说：“向毛主席保证！小老大，我也希望‘文宣队’继续演出，可替他人作嫁衣，戆头呀！”
一声“小老大”，林木森反无话可说了；虽然徐武没有嘲弄的意思，责怪的成份仍不少。你进了公社自然调子高，我们的实际困难谁解决？
“你把这条烟带上。”林木森说，“去谢张秘书，总不能空双手呀！”
“我有！”徐武冲林木森翻翻眼，转身便走了。
林木森心里别扭极了，他感到失去了一批朋友 ；至少是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上下五千年，纠葛在文章，无论多少辛酸泪，留于他人讲。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文革”初起，当时中国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的十七年”，后来，又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部署。如此，“知青”大多有着“南泥湾”的精神，也怀着王震将军“挥师南疆”的斗志，更捧出“一颗忠心”的革命意志奔赴农村、边疆。只是“知青”太年青，他们所本着“学习、建设、改变”的思想来农村的，并没有作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思想准备。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的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的一个特定的阶层。其实“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一九六八年。可以说，没有“文革”就不会有“红卫兵”，没有“红卫兵”也就不会出现一千七百万的“知青”。有人说，其实，“知青”的出现，是起了取代、或者是“消灭”了“红卫兵”的目的。“红卫兵”去了农村，城市的社会秩序好了。大规模的迁移“知青”，除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而各级部门并没作好接应和妥善安置的准备，更多的只是理想地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在短短一年内实现“彻底的农民化”。
为了迎接“知青”，真正地是给农民相应地增加了负担。中国的农村社会管理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宗法关系，这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许多的家族事务使“知青”看不懂，看不惯。“红卫兵”们象作梦一样，威风八面的“革命闯将”，眼睛一眨，变成了“被‘伯伯（农民）’教育的人”。他们依稀间还记得，“当年是我们组织‘*泽东思想宣传队’，唤醒贫下中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呀！”于是“知青”们对“接受再教育” 产生了迷惑，使他们思想上自成一体，与当地农民格格不入。
人的第一要素是生存，可分散的“知青”一人一灶，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全得一个人承受。一年劳累下来，米不够吃，油不够吃，柴不够烧，堂堂男子汉养不活自己！体力不济时，“知青”们感到了生活前途的渺茫。“＊彪事件”之后出现的“扎根教育”而对“回城”的幻灭感，产生了“政治茫然”；于是，不能自食其力导致的自卑感，精神上开始混沌，“知青”就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取舍的过程。左右一看，上下一比，“知青”发现了奥妙；在农村靠劳力“吃饭”，以体力“讲话”，凭“实力”作人；而能掌控这些的是“权力”，是当年被自已“横扫”、打倒的所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新掌握权力的“当权派”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他人的命运，原来人世间权势才是最强大的！许多人开始反思，开始寻找自已的“出路”，有些却沉沦了。然而，文人喜欢纸上谈兵，善于自圆其说，许多“知青”把嘻戏“演变”在社员的自留地上，把精力寄托在“花前月下”，无端端地弄出了一个个“小芳”……林林总总，文人会极力地为自己开脱，当初林木森倾情李金凤就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人有慾，则無刚”。
林木森刚离开龙溪茧站，张爱玲来了；听徐桂香说林木森去万丰后，她没作声，只让徐桂香多注意一下林木森。徐桂香先没在意，看见林木森回来面色阴沉，径直上了楼，越想越不对，便赶过河去告诉了张爱玲。
张爱玲让人送来一个带锁的文件柜。她见林木森神色较平静，放心了。
临走时，张爱玲还是挑明了来意；她用大姐姐的口吻说：
“木森，对不起！事情是阿拉引起的。阿拉不该把依抄写的诗私下拿走，更不应该交给朱丽雯。虽然这是依俩人的隐私，但阿拉是真心想成全依俩人。或许，阿拉将会是依的表嫂；正因如此，阿拉不愿看到依俩人今后的痛苦。木森，我们有时真的象生活在封建年代。丽雯到省城，打了电话给阿拉；说，她提出‘解除婚约’，却被她父亲‘请’人强行带走了。这是一个悲剧。事情到此结束，也许是件好事。木森，有一点依必须牢记，不要随手乱写；如果依一时改不了这个坏习惯，今后除了必用的资料，其它的一律锁进柜内的抽屉里。”
“谢谢！”林木森再一次为自己的不慎而得到教训而懊悔。他送到楼梯口，又一次对张爱玲说，“爱玲姐，谢谢！”
吃了晚饭，林木森没与论何人打招呼，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钱北。李金凤很是意外，很是高兴，小心翼翼地问。林木森只说累，浑身酸痛，躺在小床一声不吭。外屋“扯白话”的人没散，李金凤不敢上小床。
孤寂中的林木森很是烦躁，李金凤察觉了，借着蚊帐遮掩，从头到脚地替林木森按摩了一番。林木森突然扯开李金凤的上衣，大力揉搓她的*房。李金凤竭力控制激奋情绪，里屋的动静还是提醒了外屋“扯白话”的人。
王阿桂作个鬼脸，说：“阿三嫂，你家里屋有老鼠吗？”。
众人刚要接嘴，突然想到，里屋的林木森已不是队里的“知青”了，公社干部回家“省亲”，赶紧回避！
大门刚关，小床上俩人已是赤裸相对；舅妈灯一关，林木森就抄起李金凤的脚，压了上去……&#8226；；李金凤虽然对男人的狂暴举止有些惊慌，仍格外温柔地尽力满足了男人。事后，想想，男人的狂暴也别有一番情趣。
清晨，林木森赶到龙溪吃的早饭。他象是去钱北作了一次贼，忐忑心里仍很欢快。男人有时需要发泄，发泄了，身体轻松，头脑也会清醒。林木森明白爱情是彩虹，美幻、更虚幻。生活是现实，强扭的瓜不甜，却能吃。
第二天，徐武来了；送给林木森一条“新安江”烟，说：“谢你的。”
林木森想谢绝。他知道，这是陈革明、肖俊文买的。陈革明在钱北“失手”，钱南大队嘴上应着，就不见来人。第二天，王大明把陈革明送到公社。赵小龙、虎子几个都是当年“铁血军造反兵团”的，排起来他们还同“井冈山兵团”是“革命战友”；见林木森私下来“打招呼”，很给面子，借口陈革明是“知青”，审也没审，打电话给钱南薛支书，让来人领回去“监督劳动”。 钱南来人没烟没火地，签字领人，转身便走。王大明他们在龙溪镇上逛了一圈，结果钱北、钱南的人前后相跟着离开了龙溪镇。
林木森问：“他怎样？”。
徐武说：“在‘东环工地’，向毛主席保证！他们很久没动手了。这一次是为了钱红英。”
林木森知道，徐武这批“知青”因“断奶”而生活窘迫了。尤其象钱红英这些“女知青”。
在农村，妇女的“底分”为六分；如果不是“蚕花娘子”，既使不误工，全年出勤二百八十天（仅扣除天气原因），只有一百六十八个劳动日（十分为一个劳动日），钱红英所在一队，劳动分红为五角捌分。可分得玖拾柒元肆角肆分。农村的分红是以粮，柴油等物资为基础的，扣除后，“分红”九元左右。一人一灶，柴草不够烧，油也不够吃，何况还要生理的“特殊费用”，连徐武都要家里賛助。
钱红英幼年丧父，随母再婚，继父为人忠厚，但两家四个差不多大孩子，三个“插队”，照顾一个进了农场。继父把自己两个孩子北大荒一个，云南一个；让钱红英的妹妹去了农场，把她“留在身边”，下到龙溪。“文革”开始后，“私活”也没了，不到六十元的工资五处开销，孩子们嘴上不说，暗底下相互“盯”着。钱红英 “插队”时，每月七元生活费，买米买油后，还有三元零花，她感到非常富有。“断奶”后，入不敷出；杨慧丽说，钱红英连卫生纸都是“粗纸”，不怕“略得疼”。偷吃“禁果”，不料中的，陈革明他们是“乐天派”，左手进右手出，口袋布贴布，从不考虑明天。与肖俊文一商量，想“借些浮财”，出师不利。
林木森从万丰回来心里一直不舒畅，除了吃饭楼都不下；他这才想到了还没去看过钱红英，和徐武来到卫生院，病床上换了人。
林木森忙去问肖院长，肖院长说：“钱红英，昨天下午走了；她整天吵着说要走，没办法。再说，‘小产’主要是调理，住不住院没关系。”
徐武问：“她的费用结算了吗？”
肖院长说：“结了。张爱玲打了招呼，病床费没收，药费没多少。”
俩人正欲告辞，肖院长说：“药费、伙食费是张国民付的。”
林木森忙去找张国民，同病房的人说：“他昨天下午出院走了。”
徐武问：“张国民是谁？”
林木森说：“张国庆的哥哥。”
“他呀！”徐武“嘿嘿”一笑，说，“没事，等会我把钱给张秘书。”
张国庆和徐武的哥哥是“文革战友”，可张国民为什么要替钱红英付医疗费呢？林木森想到张国民哪天的急促的喘息，不由蹙拢眉。
“你在想什么？”徐武笑着说，“出事第二天，我给张秘书打了电话；拜托他关照一下革明，他答应了。可能他不好出面，正好他哥哥也在医院，关照一下，替钱红英结了帐很正常。”
林木森舒了口气。问：“‘文宣队’怎样？”
徐武说：“散了。”
林木森有些惊诧，问：“散了？不参加公社汇演了！”
徐武笑笑，说：“汇个鬼演。闲话太多，说什么的都有。”
林木森说：“就是有闲话，才应该继续下去。”
徐武说：“怎样继续？一下走了三四个，七八个人连轴转，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林木森说：“再找几个，大队不有回乡青年吗？钱南、太湖的‘知宣队’都是‘知青’和回乡青年联合起来……”
徐武说：“向毛主席保证！小老大，我也希望‘文宣队’继续演出，可替他人作嫁衣，戆头呀！”
一声“小老大”，林木森反无话可说了；虽然徐武没有嘲弄的意思，责怪的成份仍不少。你进了公社自然调子高，我们的实际困难谁解决？
“你把这条烟带上。”林木森说，“去谢张秘书，总不能空双手呀！”
“我有！”徐武冲林木森翻翻眼，转身便走了。
林木森心里别扭极了，他感到失去了一批朋友 ；至少是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上下五千年，纠葛在文章，无论多少辛酸泪，留于他人讲。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