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航
这一年，我们上小学了。
那天早上，母亲一面叠着刚摊好的煎饼，一面数落着。她照例从进来这个家门就开始受的累受的苦说起，她这样数落了一遍后，发现果然家里的老的少的都欠她的，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看不起她，欺负她，全世界都是她的仇人。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自哀自怨就越觉得自己就是个标准的怨妇，她越幽怨就越生气，把自己气得气不打一处来。
她下结论说，她就不该走进这个家门，就不该生下我们，就该眼不见心不烦，一个人去下东北。
正当她说到下东北的时候，就听见几只喜鹊在墙外的柿子树上闹得厉害。我恐怕它们搅了母亲的“雅兴”而准备小心翼翼地去把它们赶走时，回头间，邻居家的张英走进来。
她说：“老师让我来接玉儿上学去。”张英的这句话如同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瞬间驱散了这个家庭上方的雾霾。
母亲立刻把所有的哀怨和愤怒都抛在了脑后，绽放出满面笑容。转眼间这个家就生动欢快起来，有了乐趣，有了希望。
母亲忙不迭地从屋子的角落里找出几个小板凳，让我选，我挑了那个枣木的，张英就替我抱着，带着我向学校走去。
母亲跟出来，郑重地目送我们走出很远。多久没有看到母亲关注的目光了？她好像自顾沉浸在生活的辛劳、穷困、失意和哀怨中，看不到阳光，也无心顾及自己的孩子了。
我回头望着母亲，原来她也可以那么端庄啊。
我在五年级大学生的居高临下的俯视中第一次踏进了我的教室。
我很不适应这众多目光，有种晕船的感觉。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我此时的感觉一点没错，因为从这一刻起我这个小“旱鸭子”的人生正式启航了。
你如果跟我来我们教室看看，肯定会笑话它是一条被多少人登过的“破船”。我不否认，它确实破旧得门都裂开了几条缝，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依旧能乘风破浪。再说，关键还要看掌舵者。生产队的保管室的墙上不是写着斗大的字嘛：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看了一眼屹立在船头（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他正目光炯炯，指点江山（其实是在告诫一调皮捣蛋的大学生）。他智慧、和善、沉稳而不缺乏刚毅，六百年前一定这样屹立在郑和的船头。所以我断定，就眼前的这一小破船，他一定驾轻就熟，如“烹小鲜”。
而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我人生的漫漫航程里，我已注定走不出这条“破船”，走不出“船头”的那个身影，将在今后几十年的岁月里魂牵梦萦。它承载起我童年的欢乐，还要时时给予那颗幼小的心灵以慰藉、以坚强、以智慧，以善良、以正直、以豁达—为我的整个人生定好航向。
那位掌舵者就是我的老师唐新文。我们一年级和张英所在的五年级分享了这个教室，也分享了唐新文老师。
五年级的大学生高高在上，坐的是高凳子，用的是高课桌。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一溜靠在南墙边上，坐的是自带小板凳，用的是泥石撑起的木板条。
我和麦玲子来得晚，坐了最前排。这条木板明显短了一截，只能坐三个人。它的反面凹凸不平，一看就知道是一块木头锯下的边边货。可边边货又怎么了？我和王麦玲欣喜地抚摸着它，多好的板啊。
哇哦！教室里有两块黑板呢，前面一块，后面还一块。黑板上方还写着大字呢：“#￥%&*@~”（课下五年级的同学给翻译了一下：五讲四美三热爱）。
当小朋友们瞪着好奇的眼睛准备上课时，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提溜着小板凳闯进来，他愣愣地站在教室前面，吸溜着黄鼻涕，黄军装的上衣少了两颗纽扣，露出黑黝黝的胸脯。
“小生子，坐这儿来。”我和王麦玲拍着我们的板主动邀请他。
这样，我和麦玲子、小生子三个人就成了“同板”了。当然，从上第一节课起，小生子就不叫小生子了，叫张志生了，麦玲子也有了大名王麦玲，我也被正式命名为杜玉。
张志生坐在我旁边，黑胸脯挺得笔直，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可是他好像一点也不耽误吸溜鼻涕，每次在你担心两道黄鼻涕就要流到嘴里的时候，他就及时地一吸溜，进去了。一会儿，它们又像两条蚯蚓似的，探出头来，慢慢往下爬。
我被他的黄鼻涕闹得实在没法听课，他自己却旁若无人，满脸生动。
这时，唐新文老师停下来，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从口袋里掏出纸递给张志生说：“把鼻涕擦干净，成了学生，以后要讲卫生。”
张志生接过老师手中的纸，呼呼地擤干净了鼻涕。
老师又拉起张志生的手，不无研究地说：“这长长的手指多优美，简直是拿手术刀的手啊，将来能做个好大夫。”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再看，果然就觉得张志生的手与众不同了。老师又说：“未来的大夫可不是鼻涕虫哦。”大家都笑了。
张志生美得不知道把两只手放哪儿好了：这么多年怎么没看出来呢，原来它们是为手术刀而生的。
我对他那两只脏兮兮的手羡慕不已，我和他拿着他的手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得出结论：回家先把手上的灰洗了。
“杜玉”，老师叫我的名字了，“你数到几了？”我站起来，很骄傲地回答：“我数到一百了。”
“你过来。”老师说，然后他拿出一大把秫秸棒，“你数数。”
我心里想：这还不简单，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对着窗户大声数一遍的。可是，我可能是对着秫秸棒不如对着窗户数数适应，数到七就卡住了，急得汗都快出来了。
老师说，“没关系，回去好好想。杜玉现在就能数到一百了，将来一定是个人才。”老师这么一表扬，我又想起来了，马上回过身来，一气把所有的秫秸棒数完了，一共三十根。老师笑了。
通过第一天的学习，班里所有的孩子才知道，原来自己就是将来要成为栋梁的那棵小树苗，赶快告诉家里人，再去大街上炫耀。
肩上的小书包沉甸甸的，发新书了，有语文、数学，还有音乐和图画。回家抓紧包书皮，从明天开始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老师说，这样，长大了就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了
第二天早上，小朋友们都把家里给准备好的石板搬来了，累得一头汗。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主要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的，这样就节省了金贵的笔和本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成了许多乡村小学不成文的规矩。
给新入学的孩子采石板和石笔也就成了父辈或兄姊一件郑重的大事。石板是一种薄薄的沙石板，取来一块，修理打磨就好。石笔好像是大自然特意切割好的，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
他们翻山越岭，在那个终年泉水淙淙的地方准确地找到它们。我们时常向往那块深山里的“宝地”，要板有板，要笔有笔。
但是取自同一石窝里的石板，其成品却相去甚远。如果说王麦玲那打磨得有棱有角，光滑得能当镜子照的石板是一级品的话，我们的顶多算是不入流的粗毛坯。
王麦玲的爸爸妈妈把对她的疼爱表现在对她的所有吃穿用度的精雕细琢里。王麦玲的姐姐从小跟着姥姥过，她的爸爸妈妈把双倍的爱都给了身边这个唯一的孩子。
她的小辫上扎的是她母亲压柜子底的绿绸缎，她穿的鞋子，美丽的花朵从鞋帮一直绣到鞋跟，甚至村里的孩子们终年难得一见的油条，却是她的家常便饭。
王麦玲的“奢侈”生活让村里的每一个孩子艳羡。对我来说，她那块石板的诱惑力超越了十倍的绿绸缎、绣花鞋和油条，这种诱惑甚至穿越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直到今天，那快泛着青光的石板还会不时倏尔在眼前闪现。
也许是王麦玲的那块石板太给力了，她写的数字特别漂亮，因此也成了我们这一组的组长。
而我写的“2”和“3”老是趴着。我每写趴下一个，她就毫不留情地用拳头在我背上行使她组长的权力。我疼得直掉眼泪，可我的手还是不争气，瞧，趴得更厉害了。
说实在的，我不是打不过她，想当年我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哪回打架不是我把她打趴下？可是世易时移，我现在哪有底气跟她打，我自己的“2”和“3”趴着就把我打趴下了。
后来，王麦玲可能上了瘾，不打我手就痒痒，有事没事地在我背上捶着玩。也许是我的“好欺负”助长了她的野心，她干脆把在家里的“霸道”炮制到学校里来了，要求组里的同学给他“上供”，每人每天撕一张纸给她。可怜我们宝贝似的本子，眼看着日薄西山了。
这天，当王麦玲又习惯性地捶打着我的后背时，张志生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说：“你再敢欺负杜玉，我就把你喝猪食的事说出来。”
原来王麦玲从小就有个喝猪食的嗜好，看见刚做好的香喷喷的地瓜干猪食就眼馋，非要抢着跟猪一起喝上一碗不可（当然，为了宝贝女儿，她妈妈把猪食锅子刷得比人用的还干净）。
王麦玲一向伶牙俐齿，哪里肯就范，“你胡说，我没有。”
张志生不紧不慢地说：“我都去你家侦查好几天了，本来是要打探一下你是不是还尿床，结果你正在跟猪一块喝猪食。再嘴硬连你尿床的事一块说出来。”
王麦玲乖乖地闭了嘴，低下头。我和张志生都咯咯地笑了。
第一次测试，我们一年级和五年级的同学是叉开坐的，我有幸北边就坐，立刻体会到了杜甫的胸怀：一览众山小。
我把“**”和“五星红旗”都认真地在石板上写好了。与我坐一桌的正好是张英，她做完自己的，就拿过我的石板，自告奋勇地说：“我帮你写名字吧。”
我看到出自她的手下的我的名字果然漂亮，虚荣心使我实在舍不得擦，尽管老师强调让自己写名字的。可是石板交上去之后，我的心就忐忑不安起来：老师会不会看出来？这下要丢脸了。
第二天老师公布分数的时候，表扬了我，而且宣布由我接替王麦玲担任一组的组长。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杜玉石板上的名字很漂亮，我相信她今后会写得比这个更漂亮。”
被担惊受怕折磨了一天一宿的我终于如释重负，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了。
妈呀，打死也不再弄虚作假了，伤不起啊。
我翻身做组长了！
全班同学都为我扬眉吐气。一下课他们就在张志生的带领下，撸袖子挽胳膊地朝王麦玲围拢过来，大有一副反攻倒算“南霸天”的架势。
大家一个劲地撺掇我，“你也打她，打一还十。”
张志生早把王麦玲的本子翻出来，递给我，“你也撕她的纸，都撕光。”
丢了官职的王麦玲没有了一点往日的霸气，趴在板上不敢出声。我没有打她，并把她的本子放了回去。
王麦玲变得形单影只了，曾经在她的权利高压下不得不陪她玩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无视她，鄙视她了。以前如麻雀般叽喳吵闹的她，越来越落落寡欢。
她开始早上闹着不来上学，理由是肚子疼。每天上课好久了，她妈妈才连拖带拽地把她送来。
那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路边的小草开始变黄了，夜里都给自己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霜被。
张志生也早早地到校了。我说：“我们去叫王麦玲吧。”
张志生说：“好吧”。
我们在她家门口喊了两声：“王麦玲！王麦玲！”
她妈妈惊喜地跑出来，把我们拉进屋里，说：“你们来得正好，麦玲子正在床上赖着不起呢。”
她一面翻箱倒柜地给我们找好吃的，一面说：“你俩要和麦玲玩呵，别不理她。”
我和张志生都说：“只要王麦玲按时上学，全班同学都和她玩。”这时王麦玲已经磨磨蹭蹭地穿好了衣服。
路上，王麦玲开始还有点别扭，不一会儿就任凭我和张志生牵着她的手了。我们有说有笑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
唐新文老师已经到校了，站在教室门口赞许地看着我们。
课下，王麦玲把“搜刮”来的一大摞纸翻出来，开始一张一张地发还给组里的同学。张志生和几个男生跑上来，争着抢着帮她发。
班里的女生都走过来，簇拥着王麦玲，邀请她一起玩，“我们去玩‘下定决心’吧。”
班里所有的女生把一条腿依次搭在另一个同学的腿上，最后围成了一个壮观的大圆圈，然后大家一面齐声喊，一面单腿一齐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班里的男生也没有满院子瞎闹腾，都在我们附近三五一群地玩顶腿。
小麻雀们也落到地上来凑热闹，有的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有的蹦蹦跳跳，点头哈腰，它们的棕色的小脑袋都灵活地伸缩转动，叽叽喳喳，好像有看不完道不尽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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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母亲一面叠着刚摊好的煎饼，一面数落着。她照例从进来这个家门就开始受的累受的苦说起，她这样数落了一遍后，发现果然家里的老的少的都欠她的，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看不起她，欺负她，全世界都是她的仇人。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自哀自怨就越觉得自己就是个标准的怨妇，她越幽怨就越生气，把自己气得气不打一处来。
她下结论说，她就不该走进这个家门，就不该生下我们，就该眼不见心不烦，一个人去下东北。
正当她说到下东北的时候，就听见几只喜鹊在墙外的柿子树上闹得厉害。我恐怕它们搅了母亲的“雅兴”而准备小心翼翼地去把它们赶走时，回头间，邻居家的张英走进来。
她说：“老师让我来接玉儿上学去。”张英的这句话如同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瞬间驱散了这个家庭上方的雾霾。
母亲立刻把所有的哀怨和愤怒都抛在了脑后，绽放出满面笑容。转眼间这个家就生动欢快起来，有了乐趣，有了希望。
母亲忙不迭地从屋子的角落里找出几个小板凳，让我选，我挑了那个枣木的，张英就替我抱着，带着我向学校走去。
母亲跟出来，郑重地目送我们走出很远。多久没有看到母亲关注的目光了？她好像自顾沉浸在生活的辛劳、穷困、失意和哀怨中，看不到阳光，也无心顾及自己的孩子了。
我回头望着母亲，原来她也可以那么端庄啊。
我在五年级大学生的居高临下的俯视中第一次踏进了我的教室。
我很不适应这众多目光，有种晕船的感觉。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我此时的感觉一点没错，因为从这一刻起我这个小“旱鸭子”的人生正式启航了。
你如果跟我来我们教室看看，肯定会笑话它是一条被多少人登过的“破船”。我不否认，它确实破旧得门都裂开了几条缝，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依旧能乘风破浪。再说，关键还要看掌舵者。生产队的保管室的墙上不是写着斗大的字嘛：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看了一眼屹立在船头（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他正目光炯炯，指点江山（其实是在告诫一调皮捣蛋的大学生）。他智慧、和善、沉稳而不缺乏刚毅，六百年前一定这样屹立在郑和的船头。所以我断定，就眼前的这一小破船，他一定驾轻就熟，如“烹小鲜”。
而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我人生的漫漫航程里，我已注定走不出这条“破船”，走不出“船头”的那个身影，将在今后几十年的岁月里魂牵梦萦。它承载起我童年的欢乐，还要时时给予那颗幼小的心灵以慰藉、以坚强、以智慧，以善良、以正直、以豁达—为我的整个人生定好航向。
那位掌舵者就是我的老师唐新文。我们一年级和张英所在的五年级分享了这个教室，也分享了唐新文老师。
五年级的大学生高高在上，坐的是高凳子，用的是高课桌。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一溜靠在南墙边上，坐的是自带小板凳，用的是泥石撑起的木板条。
我和麦玲子来得晚，坐了最前排。这条木板明显短了一截，只能坐三个人。它的反面凹凸不平，一看就知道是一块木头锯下的边边货。可边边货又怎么了？我和王麦玲欣喜地抚摸着它，多好的板啊。
哇哦！教室里有两块黑板呢，前面一块，后面还一块。黑板上方还写着大字呢：“#￥%&*@~”（课下五年级的同学给翻译了一下：五讲四美三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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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子，坐这儿来。”我和王麦玲拍着我们的板主动邀请他。
这样，我和麦玲子、小生子三个人就成了“同板”了。当然，从上第一节课起，小生子就不叫小生子了，叫张志生了，麦玲子也有了大名王麦玲，我也被正式命名为杜玉。
张志生坐在我旁边，黑胸脯挺得笔直，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可是他好像一点也不耽误吸溜鼻涕，每次在你担心两道黄鼻涕就要流到嘴里的时候，他就及时地一吸溜，进去了。一会儿，它们又像两条蚯蚓似的，探出头来，慢慢往下爬。
我被他的黄鼻涕闹得实在没法听课，他自己却旁若无人，满脸生动。
这时，唐新文老师停下来，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从口袋里掏出纸递给张志生说：“把鼻涕擦干净，成了学生，以后要讲卫生。”
张志生接过老师手中的纸，呼呼地擤干净了鼻涕。
老师又拉起张志生的手，不无研究地说：“这长长的手指多优美，简直是拿手术刀的手啊，将来能做个好大夫。”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再看，果然就觉得张志生的手与众不同了。老师又说：“未来的大夫可不是鼻涕虫哦。”大家都笑了。
张志生美得不知道把两只手放哪儿好了：这么多年怎么没看出来呢，原来它们是为手术刀而生的。
我对他那两只脏兮兮的手羡慕不已，我和他拿着他的手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得出结论：回家先把手上的灰洗了。
“杜玉”，老师叫我的名字了，“你数到几了？”我站起来，很骄傲地回答：“我数到一百了。”
“你过来。”老师说，然后他拿出一大把秫秸棒，“你数数。”
我心里想：这还不简单，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对着窗户大声数一遍的。可是，我可能是对着秫秸棒不如对着窗户数数适应，数到七就卡住了，急得汗都快出来了。
老师说，“没关系，回去好好想。杜玉现在就能数到一百了，将来一定是个人才。”老师这么一表扬，我又想起来了，马上回过身来，一气把所有的秫秸棒数完了，一共三十根。老师笑了。
通过第一天的学习，班里所有的孩子才知道，原来自己就是将来要成为栋梁的那棵小树苗，赶快告诉家里人，再去大街上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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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小朋友们都把家里给准备好的石板搬来了，累得一头汗。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主要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的，这样就节省了金贵的笔和本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成了许多乡村小学不成文的规矩。
给新入学的孩子采石板和石笔也就成了父辈或兄姊一件郑重的大事。石板是一种薄薄的沙石板，取来一块，修理打磨就好。石笔好像是大自然特意切割好的，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
他们翻山越岭，在那个终年泉水淙淙的地方准确地找到它们。我们时常向往那块深山里的“宝地”，要板有板，要笔有笔。
但是取自同一石窝里的石板，其成品却相去甚远。如果说王麦玲那打磨得有棱有角，光滑得能当镜子照的石板是一级品的话，我们的顶多算是不入流的粗毛坯。
王麦玲的爸爸妈妈把对她的疼爱表现在对她的所有吃穿用度的精雕细琢里。王麦玲的姐姐从小跟着姥姥过，她的爸爸妈妈把双倍的爱都给了身边这个唯一的孩子。
她的小辫上扎的是她母亲压柜子底的绿绸缎，她穿的鞋子，美丽的花朵从鞋帮一直绣到鞋跟，甚至村里的孩子们终年难得一见的油条，却是她的家常便饭。
王麦玲的“奢侈”生活让村里的每一个孩子艳羡。对我来说，她那块石板的诱惑力超越了十倍的绿绸缎、绣花鞋和油条，这种诱惑甚至穿越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直到今天，那快泛着青光的石板还会不时倏尔在眼前闪现。
也许是王麦玲的那块石板太给力了，她写的数字特别漂亮，因此也成了我们这一组的组长。
而我写的“2”和“3”老是趴着。我每写趴下一个，她就毫不留情地用拳头在我背上行使她组长的权力。我疼得直掉眼泪，可我的手还是不争气，瞧，趴得更厉害了。
说实在的，我不是打不过她，想当年我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哪回打架不是我把她打趴下？可是世易时移，我现在哪有底气跟她打，我自己的“2”和“3”趴着就把我打趴下了。
后来，王麦玲可能上了瘾，不打我手就痒痒，有事没事地在我背上捶着玩。也许是我的“好欺负”助长了她的野心，她干脆把在家里的“霸道”炮制到学校里来了，要求组里的同学给他“上供”，每人每天撕一张纸给她。可怜我们宝贝似的本子，眼看着日薄西山了。
这天，当王麦玲又习惯性地捶打着我的后背时，张志生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说：“你再敢欺负杜玉，我就把你喝猪食的事说出来。”
原来王麦玲从小就有个喝猪食的嗜好，看见刚做好的香喷喷的地瓜干猪食就眼馋，非要抢着跟猪一起喝上一碗不可（当然，为了宝贝女儿，她妈妈把猪食锅子刷得比人用的还干净）。
王麦玲一向伶牙俐齿，哪里肯就范，“你胡说，我没有。”
张志生不紧不慢地说：“我都去你家侦查好几天了，本来是要打探一下你是不是还尿床，结果你正在跟猪一块喝猪食。再嘴硬连你尿床的事一块说出来。”
王麦玲乖乖地闭了嘴，低下头。我和张志生都咯咯地笑了。
第一次测试，我们一年级和五年级的同学是叉开坐的，我有幸北边就坐，立刻体会到了杜甫的胸怀：一览众山小。
我把“**”和“五星红旗”都认真地在石板上写好了。与我坐一桌的正好是张英，她做完自己的，就拿过我的石板，自告奋勇地说：“我帮你写名字吧。”
我看到出自她的手下的我的名字果然漂亮，虚荣心使我实在舍不得擦，尽管老师强调让自己写名字的。可是石板交上去之后，我的心就忐忑不安起来：老师会不会看出来？这下要丢脸了。
第二天老师公布分数的时候，表扬了我，而且宣布由我接替王麦玲担任一组的组长。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杜玉石板上的名字很漂亮，我相信她今后会写得比这个更漂亮。”
被担惊受怕折磨了一天一宿的我终于如释重负，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了。
妈呀，打死也不再弄虚作假了，伤不起啊。
我翻身做组长了！
全班同学都为我扬眉吐气。一下课他们就在张志生的带领下，撸袖子挽胳膊地朝王麦玲围拢过来，大有一副反攻倒算“南霸天”的架势。
大家一个劲地撺掇我，“你也打她，打一还十。”
张志生早把王麦玲的本子翻出来，递给我，“你也撕她的纸，都撕光。”
丢了官职的王麦玲没有了一点往日的霸气，趴在板上不敢出声。我没有打她，并把她的本子放了回去。
王麦玲变得形单影只了，曾经在她的权利高压下不得不陪她玩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无视她，鄙视她了。以前如麻雀般叽喳吵闹的她，越来越落落寡欢。
她开始早上闹着不来上学，理由是肚子疼。每天上课好久了，她妈妈才连拖带拽地把她送来。
那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路边的小草开始变黄了，夜里都给自己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霜被。
张志生也早早地到校了。我说：“我们去叫王麦玲吧。”
张志生说：“好吧”。
我们在她家门口喊了两声：“王麦玲！王麦玲！”
她妈妈惊喜地跑出来，把我们拉进屋里，说：“你们来得正好，麦玲子正在床上赖着不起呢。”
她一面翻箱倒柜地给我们找好吃的，一面说：“你俩要和麦玲玩呵，别不理她。”
我和张志生都说：“只要王麦玲按时上学，全班同学都和她玩。”这时王麦玲已经磨磨蹭蹭地穿好了衣服。
路上，王麦玲开始还有点别扭，不一会儿就任凭我和张志生牵着她的手了。我们有说有笑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
唐新文老师已经到校了，站在教室门口赞许地看着我们。
课下，王麦玲把“搜刮”来的一大摞纸翻出来，开始一张一张地发还给组里的同学。张志生和几个男生跑上来，争着抢着帮她发。
班里的女生都走过来，簇拥着王麦玲，邀请她一起玩，“我们去玩‘下定决心’吧。”
班里所有的女生把一条腿依次搭在另一个同学的腿上，最后围成了一个壮观的大圆圈，然后大家一面齐声喊，一面单腿一齐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班里的男生也没有满院子瞎闹腾，都在我们附近三五一群地玩顶腿。
小麻雀们也落到地上来凑热闹，有的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有的蹦蹦跳跳，点头哈腰，它们的棕色的小脑袋都灵活地伸缩转动，叽叽喳喳，好像有看不完道不尽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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