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8章 【祸从天降】
粮商这个职业一直都看上去很风光，高高在上但这要分两面说，各地的粮商有很大区别的，苏北、两湖、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一直都是民国的主产区。
但同时这些地方又是民国的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有金陵、苏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粮食这东西，在城市里是没法种植的，而城市人口却不得不以来粮食商人的运送和售卖维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市面上的粮食价格都是由粮商决定的。
这就导致很多平民对粮商不满，而这种情绪在粮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为了维持粮商的整体权益，大部分粮商会在收购之前互相通气，商定一个核定价格。
而粮食产区的农民对粮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齿，就算是在丰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粮食商人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一方面在收购上压价，估算出一个能够让自耕农活下去的价格，在销售端却大肆抬高价格，导致粮商自从出现那一刻，就成了相见恶霸的代名词。
这种判断虽说不是绝对的，但粮商不奸，确实难以发家。
所以，在很多地区，粮商都是由当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粮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资源，雇佣大量的佃户，属于部分自产自销的模式。这种商人是非常反感外来事物的入侵，思想顽固，只做最稳妥的买卖。
当然，作为大地主，经营项目也不会如此单一，开当铺。发放印子钱，这些项目也是来钱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门类。再良心黑一点，就会赌馆、烟馆之类的。而这些项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慑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灾荒，或者自耕农生病，很快在一张张当票和借款书背后，自耕农的房屋，田产都会成为这些大地主的猎物，最后落到他们的口袋里。成为他们的产业。
至于佃户这些破产农民是不用担心灾荒会失去所有，因为他们本来就贫穷到让人没有惦记他们的念头。再说了，灾荒年景。有几亩薄田的小户人家，才会在家乡坚守，至于破产的农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经习惯了。
而且粮商一旦成了气候，就会站在官员的对立面，倒不见得是处处刁难，但在关键时候，却会突然逼迫官员同流合污，不然就起民变。这样一来。当官的也怕。加上和粮仓小吏之间的勾结，不断的挖政府的资产。监守自盗，在各地已经屡见不鲜。
为什么两年多前。广东大旱，导致粮食价格疯涨。但是各地的粮仓却根本拿不出救灾的粮食，打开粮仓大门，都是搬空的粮库。而‘国党’当时联合在上海的粤商，社会富豪，募捐大批的粮食紧急运抵广州。当时孙大先生都亲自上阵，可惜这批粮食刚刚运抵黄埔港，就已经被瓜分，最后落在了粮商的手中。
不同于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贸易商人。粮商的眼界并不宽广，他们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买通当地的粮仓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导致这个群体一直成为官员不敢得罪的群体。尤其是县长之类的牧民官，对粮商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灾荒的年景。
贪婪，保守，固步自封，这是大部分粮商的通病。
而在乡间，这些商人多半还有两外一个身份，乡绅。这个群体在民国地方上的话语权是很重的，而且经常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宋子文没有料到，王学谦最后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帮，而是浙江的粮食商会。等到准备妥当，只要不出大的纰漏，最后不管粮食售卖特许经营，或者干脆收到政府管辖之内，都是可行的办法。
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浙江境内面对粮食紧缺的问题，将大大的减少几率。除非出现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样，颗粒无收的境地。控制了粮食供应和采购，城市将会在一个可控的稳定局面之下。这项政策其实也是有参照的，有感于欧洲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美国在欧战之后就成立了粮食总署，第一任长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增加粮食的产量，限制粮食的价格。
“这倒是一个办法！”
宋子文离开的时候，口中自言自语的说着。边上的胡汉民却大为不解：“老弟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有感而发。”宋子文敷衍道，他并不像和胡汉民说这些经济战略的问题，因为对方说起空洞的大道理起来，滔滔不绝，但是在前瞻眼光，战略布局，甚至经济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国党’不缺少夸夸其谈的成员，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但真正能做到谋定而后动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诩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学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汉民等这些‘国党’内部的言论派。他们懂得商会对政府政令的下达的危害吗？他们知道商会的致命弱点吗？他们懂得借势一举将弊端全部清除吗？
自视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备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继续孤单，寥落，情绪低沉。
可惜了，王学谦能够毫无顾忌地对那些背后贪婪的盯着政府粮仓、银库的粮商，一来因为浙军大胜福建的直系军队，只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乱，浙军控制福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狭大胜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铁路，短短几年时间，投入两千万的铁路网，已经开始发挥功效了。
加上和南京港口的联通，可以几天时间内，就从两湖地区筹备大量的粮食满足市场。这也是导致粮商的功能一再的降低，等于说是被时代所淘汰了。
从层面来说，在上海的华人创办的粮食交易所，才成了王学谦需要关注的目标。
可惜。浙江能办到的事，他宋子文却无法办到。在广州，当初他筹备银行。管理财政，也曾经想过动一下商会的一些经营项目。粮食是重中之重。
结果是功败垂成，政府没钱，粮食运输规模太小，粮食收购太零散，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孙大先生当初在广州当政，政府军队相互掣肘，举步维艰，只能靠着发动战争来稳固地位。结局是‘国党’打赢了老桂系陆荣廷的军队。却失去了广州的政权。
不过宋大公子独自哀伤不了多少时间了，他会继续忙碌起来。
广东毕竟是‘国党’的大本营，拥有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群众基础和优势。而陈炯明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无法控制军队，而是他作为孙大先的部下，竟然做出了兵变这等大逆不道的事。在广东反对他的人数不胜数，他的督军位置早就是岌岌可危了。
一旦，‘国党’重返广东，作为‘国舅爷’的宋子文，自然会被委以重任。而且他也有足够被委以重任的才华。
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处小巷。
取缔了花船之后。西湖少了一些风尘气息，却多了一些普通人的足迹。
三进的院子，里里外外都坐满了人。花厅内不断传来吵闹的声音。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祸从天降这种事，一般都是骗骗人的，主要还是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不开眼冒犯人，性格缺陷……
至于一个老好人，整天与人为善，还摊上不明所以的祸事。那么……应该从其他方面找。不如说房屋的风水不好，祖宗的墓地犯忌讳之类的。总之。是个人倒霉，总是能找到十足的理由。
王学谦要对粮商动手了。这不是秘密，实际上在春荒时期，由于宁波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缺口越来越大，宁绍地区已经难以满足本地发展的需要。这时候，粮食公会就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聚集起来，在宁波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上咬了一口，这一口鲜血淋漓，直接将宁波港口后续工程的工程款给吞掉了。
没有人贪墨，也没有人敢贪墨明面上的款项。
这是官场的规矩。
可就是一群不起眼的粮商，在关键时候，让宁波的市面上粮价疯长，一天一个价格，很多居民家中的口粮不足三天。更要命的是，当时王学谦不在国内。
华盛顿会议期间，王学谦跟随民国代笔团去了美国，为会议期间拿回部分山东权益出过一些绵薄之力。
之后去了欧洲，然后整个春天几乎都在中东耽搁了。
而当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民政厅长林长民。原先浙江是没有省长，主要是王学谦继任浙江督军之后，这个职位一直空闲下来了。而民国的民政厅长的实权是非常大的，管理户籍，税收，财政等等，仅次于省长。在民国初期，不少省份的省长就兼任民政厅长职务的。理所当然地，林长民在王学谦不再浙江的期间内，成为省政府的临时主人。
可他的威望在浙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几乎没有丝毫抵挡能力。在断粮引起民变，或者动用政府工程款财政储备金上，他选择了后者。说他和粮商同流合污，连王学谦都不会相信，更不要说其他人了。本质上，林长民是一个外来户，他在浙江当官，唯一让王学谦器重的就是办事认真。但缺点也很显著，缺乏紧急应变的能力。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从其他省份购买粮食，缓解市面上粮价，而是直接找粮商追究粮食商人勾结政府粮库，倒卖库存粮食的责任。
可惜，那时候林长民想要举起屠刀，却没等落下，就已经是坐在了火山口。不得不最后和粮商妥协。
如果王学谦在浙江，就绝对不会允许事情发生到如此严重的底部。
凭借和卢永祥的攻守同盟的关系，浙江从江苏就能够获得不少粮食。加上从安庆、武汉、长沙，都可以组建船队运送粮食。
只要拖住粮商，等到筹备了足够的粮食之后，然后放出虚假消息，一点点的放粮食，引诱粮商高价采购，维持市面粮价居高不下的局面，等到将粮商手里最后一点储备资金都消耗干净。才是开仓放粮，稳定市面的时候。
等到粮食暴跌，结果很可能就是，钱和粮食都成了王学谦的……
可惜这套博弈林长民没有学会，只能让粮商在财政上趴着喝饱了血。
王学谦回国之后，这些粮商确实有过担惊受怕的时候，战战兢兢怕那位年轻的督军秋后算账。可等了几个月之后，风平浪静，几位在商会中的头面人物暗自放下了戒心，心说：“留洋的博士也不过如此。”
于是，有些人还想起富贵险中求，想在‘国党’兵变之中牟取更大的利益。
出钱出粮，甚至还准备了部分武器，就等‘国党’大事成功之后，能够换一个官身。但这样的人在粮商公会之中并不多见，只是少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商人才有这样的底气和机会。毕竟小商人是没办法勾到政治这个层面的，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鱼肉乡里。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党’的兵变只持续了一天，确切的说是大半夜，就被扑灭。
等到张静江被软禁之后，这些人才开始担忧起来。试图拉着整个粮食公会一起下水，自然有人不愿意了。
“赵老板，春荒的时候，我们可是一起在宁波做空了粮食，这时候想要退出，你不觉得可笑吗？”
“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不过是正当生意，可眼下你们是叛乱，性质不一样，恕赵某人不敢苟同。”
“你以为王学谦会放过你，当初分钱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没有少拿。如今大难临头，你们以为还能逃过去？王学谦的性格谁也琢磨不透，但是我们乘着他不在国内，狠狠的坑了一把政府，这时候想要退出，谁也落不下好来。”
“这时候只能将粮食抽出浙江，逼王学谦和我们妥协。”
“然后等着他狠的我们牙痒痒，最后一锅端？”
“徐会长，您老快下决定吧！不然我们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
“哎，他们几个大商家，家大业大，我们何苦来哉？”几个小粮商战战兢兢的在前院里抱怨，花厅他们是进不去的，就像是被乱军裹挟的农户一样，不是贼，也成了贼。
“可不是，当初他们几个大粮商都挣了个钵满盆满，我们不过挣了一点运粮的辛苦钱。要担责任了，却拉着我们一起来，太不公平了。”
“谁让他们财大气粗？”
……
商会不同于政府部门，更不会像军队那样高效。遇到危险的局面的时候，顿时就会四分五裂。没责任的高高挂起，拿到好处的自然闷声不响，可要是让所有人都要出钱出力，这时候就会怨声载道了……
咔咔咔
界面上突然传来军队跑步整齐划一的声音，动静很大，有人忍不住去门口观望，可随机就有人在院子里大喊：“不好了，军队包围了商会。”
戴笠的手臂夹着一本名册，眼森森的眼神如同寒冰一样在每个人的脸上划过，冷笑着拿出名册：“赵宣，嘉善商人，大通粮号东主；李茂森，湖州人，镰仓号东主……”
戴笠每读一个人的名字，在院子里相应的那个人就哆嗦一下，随即就有士兵夹着那个人离开院子。
名单上足足有三十多人都被戴笠带走，随后戴笠看着剩下惊恐的人群，开口道：“所有人都在商会居住，不准外出，等待调查最终结果才能离开。”
等到戴笠带兵离开，有粮商就哀鸿倒地，绝望地大喊：“完了！”(未完待续。)
但同时这些地方又是民国的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有金陵、苏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粮食这东西，在城市里是没法种植的，而城市人口却不得不以来粮食商人的运送和售卖维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市面上的粮食价格都是由粮商决定的。
这就导致很多平民对粮商不满，而这种情绪在粮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为了维持粮商的整体权益，大部分粮商会在收购之前互相通气，商定一个核定价格。
而粮食产区的农民对粮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齿，就算是在丰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粮食商人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一方面在收购上压价，估算出一个能够让自耕农活下去的价格，在销售端却大肆抬高价格，导致粮商自从出现那一刻，就成了相见恶霸的代名词。
这种判断虽说不是绝对的，但粮商不奸，确实难以发家。
所以，在很多地区，粮商都是由当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粮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资源，雇佣大量的佃户，属于部分自产自销的模式。这种商人是非常反感外来事物的入侵，思想顽固，只做最稳妥的买卖。
当然，作为大地主，经营项目也不会如此单一，开当铺。发放印子钱，这些项目也是来钱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门类。再良心黑一点，就会赌馆、烟馆之类的。而这些项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慑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灾荒，或者自耕农生病，很快在一张张当票和借款书背后，自耕农的房屋，田产都会成为这些大地主的猎物，最后落到他们的口袋里。成为他们的产业。
至于佃户这些破产农民是不用担心灾荒会失去所有，因为他们本来就贫穷到让人没有惦记他们的念头。再说了，灾荒年景。有几亩薄田的小户人家，才会在家乡坚守，至于破产的农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经习惯了。
而且粮商一旦成了气候，就会站在官员的对立面，倒不见得是处处刁难，但在关键时候，却会突然逼迫官员同流合污，不然就起民变。这样一来。当官的也怕。加上和粮仓小吏之间的勾结，不断的挖政府的资产。监守自盗，在各地已经屡见不鲜。
为什么两年多前。广东大旱，导致粮食价格疯涨。但是各地的粮仓却根本拿不出救灾的粮食，打开粮仓大门，都是搬空的粮库。而‘国党’当时联合在上海的粤商，社会富豪，募捐大批的粮食紧急运抵广州。当时孙大先生都亲自上阵，可惜这批粮食刚刚运抵黄埔港，就已经被瓜分，最后落在了粮商的手中。
不同于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贸易商人。粮商的眼界并不宽广，他们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买通当地的粮仓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导致这个群体一直成为官员不敢得罪的群体。尤其是县长之类的牧民官，对粮商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灾荒的年景。
贪婪，保守，固步自封，这是大部分粮商的通病。
而在乡间，这些商人多半还有两外一个身份，乡绅。这个群体在民国地方上的话语权是很重的，而且经常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宋子文没有料到，王学谦最后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帮，而是浙江的粮食商会。等到准备妥当，只要不出大的纰漏，最后不管粮食售卖特许经营，或者干脆收到政府管辖之内，都是可行的办法。
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浙江境内面对粮食紧缺的问题，将大大的减少几率。除非出现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样，颗粒无收的境地。控制了粮食供应和采购，城市将会在一个可控的稳定局面之下。这项政策其实也是有参照的，有感于欧洲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美国在欧战之后就成立了粮食总署，第一任长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增加粮食的产量，限制粮食的价格。
“这倒是一个办法！”
宋子文离开的时候，口中自言自语的说着。边上的胡汉民却大为不解：“老弟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有感而发。”宋子文敷衍道，他并不像和胡汉民说这些经济战略的问题，因为对方说起空洞的大道理起来，滔滔不绝，但是在前瞻眼光，战略布局，甚至经济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国党’不缺少夸夸其谈的成员，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但真正能做到谋定而后动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诩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学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汉民等这些‘国党’内部的言论派。他们懂得商会对政府政令的下达的危害吗？他们知道商会的致命弱点吗？他们懂得借势一举将弊端全部清除吗？
自视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备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继续孤单，寥落，情绪低沉。
可惜了，王学谦能够毫无顾忌地对那些背后贪婪的盯着政府粮仓、银库的粮商，一来因为浙军大胜福建的直系军队，只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乱，浙军控制福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狭大胜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铁路，短短几年时间，投入两千万的铁路网，已经开始发挥功效了。
加上和南京港口的联通，可以几天时间内，就从两湖地区筹备大量的粮食满足市场。这也是导致粮商的功能一再的降低，等于说是被时代所淘汰了。
从层面来说，在上海的华人创办的粮食交易所，才成了王学谦需要关注的目标。
可惜。浙江能办到的事，他宋子文却无法办到。在广州，当初他筹备银行。管理财政，也曾经想过动一下商会的一些经营项目。粮食是重中之重。
结果是功败垂成，政府没钱，粮食运输规模太小，粮食收购太零散，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孙大先生当初在广州当政，政府军队相互掣肘，举步维艰，只能靠着发动战争来稳固地位。结局是‘国党’打赢了老桂系陆荣廷的军队。却失去了广州的政权。
不过宋大公子独自哀伤不了多少时间了，他会继续忙碌起来。
广东毕竟是‘国党’的大本营，拥有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群众基础和优势。而陈炯明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无法控制军队，而是他作为孙大先的部下，竟然做出了兵变这等大逆不道的事。在广东反对他的人数不胜数，他的督军位置早就是岌岌可危了。
一旦，‘国党’重返广东，作为‘国舅爷’的宋子文，自然会被委以重任。而且他也有足够被委以重任的才华。
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处小巷。
取缔了花船之后。西湖少了一些风尘气息，却多了一些普通人的足迹。
三进的院子，里里外外都坐满了人。花厅内不断传来吵闹的声音。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祸从天降这种事，一般都是骗骗人的，主要还是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不开眼冒犯人，性格缺陷……
至于一个老好人，整天与人为善，还摊上不明所以的祸事。那么……应该从其他方面找。不如说房屋的风水不好，祖宗的墓地犯忌讳之类的。总之。是个人倒霉，总是能找到十足的理由。
王学谦要对粮商动手了。这不是秘密，实际上在春荒时期，由于宁波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缺口越来越大，宁绍地区已经难以满足本地发展的需要。这时候，粮食公会就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聚集起来，在宁波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上咬了一口，这一口鲜血淋漓，直接将宁波港口后续工程的工程款给吞掉了。
没有人贪墨，也没有人敢贪墨明面上的款项。
这是官场的规矩。
可就是一群不起眼的粮商，在关键时候，让宁波的市面上粮价疯长，一天一个价格，很多居民家中的口粮不足三天。更要命的是，当时王学谦不在国内。
华盛顿会议期间，王学谦跟随民国代笔团去了美国，为会议期间拿回部分山东权益出过一些绵薄之力。
之后去了欧洲，然后整个春天几乎都在中东耽搁了。
而当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民政厅长林长民。原先浙江是没有省长，主要是王学谦继任浙江督军之后，这个职位一直空闲下来了。而民国的民政厅长的实权是非常大的，管理户籍，税收，财政等等，仅次于省长。在民国初期，不少省份的省长就兼任民政厅长职务的。理所当然地，林长民在王学谦不再浙江的期间内，成为省政府的临时主人。
可他的威望在浙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几乎没有丝毫抵挡能力。在断粮引起民变，或者动用政府工程款财政储备金上，他选择了后者。说他和粮商同流合污，连王学谦都不会相信，更不要说其他人了。本质上，林长民是一个外来户，他在浙江当官，唯一让王学谦器重的就是办事认真。但缺点也很显著，缺乏紧急应变的能力。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从其他省份购买粮食，缓解市面上粮价，而是直接找粮商追究粮食商人勾结政府粮库，倒卖库存粮食的责任。
可惜，那时候林长民想要举起屠刀，却没等落下，就已经是坐在了火山口。不得不最后和粮商妥协。
如果王学谦在浙江，就绝对不会允许事情发生到如此严重的底部。
凭借和卢永祥的攻守同盟的关系，浙江从江苏就能够获得不少粮食。加上从安庆、武汉、长沙，都可以组建船队运送粮食。
只要拖住粮商，等到筹备了足够的粮食之后，然后放出虚假消息，一点点的放粮食，引诱粮商高价采购，维持市面粮价居高不下的局面，等到将粮商手里最后一点储备资金都消耗干净。才是开仓放粮，稳定市面的时候。
等到粮食暴跌，结果很可能就是，钱和粮食都成了王学谦的……
可惜这套博弈林长民没有学会，只能让粮商在财政上趴着喝饱了血。
王学谦回国之后，这些粮商确实有过担惊受怕的时候，战战兢兢怕那位年轻的督军秋后算账。可等了几个月之后，风平浪静，几位在商会中的头面人物暗自放下了戒心，心说：“留洋的博士也不过如此。”
于是，有些人还想起富贵险中求，想在‘国党’兵变之中牟取更大的利益。
出钱出粮，甚至还准备了部分武器，就等‘国党’大事成功之后，能够换一个官身。但这样的人在粮商公会之中并不多见，只是少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商人才有这样的底气和机会。毕竟小商人是没办法勾到政治这个层面的，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鱼肉乡里。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党’的兵变只持续了一天，确切的说是大半夜，就被扑灭。
等到张静江被软禁之后，这些人才开始担忧起来。试图拉着整个粮食公会一起下水，自然有人不愿意了。
“赵老板，春荒的时候，我们可是一起在宁波做空了粮食，这时候想要退出，你不觉得可笑吗？”
“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不过是正当生意，可眼下你们是叛乱，性质不一样，恕赵某人不敢苟同。”
“你以为王学谦会放过你，当初分钱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没有少拿。如今大难临头，你们以为还能逃过去？王学谦的性格谁也琢磨不透，但是我们乘着他不在国内，狠狠的坑了一把政府，这时候想要退出，谁也落不下好来。”
“这时候只能将粮食抽出浙江，逼王学谦和我们妥协。”
“然后等着他狠的我们牙痒痒，最后一锅端？”
“徐会长，您老快下决定吧！不然我们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
“哎，他们几个大商家，家大业大，我们何苦来哉？”几个小粮商战战兢兢的在前院里抱怨，花厅他们是进不去的，就像是被乱军裹挟的农户一样，不是贼，也成了贼。
“可不是，当初他们几个大粮商都挣了个钵满盆满，我们不过挣了一点运粮的辛苦钱。要担责任了，却拉着我们一起来，太不公平了。”
“谁让他们财大气粗？”
……
商会不同于政府部门，更不会像军队那样高效。遇到危险的局面的时候，顿时就会四分五裂。没责任的高高挂起，拿到好处的自然闷声不响，可要是让所有人都要出钱出力，这时候就会怨声载道了……
咔咔咔
界面上突然传来军队跑步整齐划一的声音，动静很大，有人忍不住去门口观望，可随机就有人在院子里大喊：“不好了，军队包围了商会。”
戴笠的手臂夹着一本名册，眼森森的眼神如同寒冰一样在每个人的脸上划过，冷笑着拿出名册：“赵宣，嘉善商人，大通粮号东主；李茂森，湖州人，镰仓号东主……”
戴笠每读一个人的名字，在院子里相应的那个人就哆嗦一下，随即就有士兵夹着那个人离开院子。
名单上足足有三十多人都被戴笠带走，随后戴笠看着剩下惊恐的人群，开口道：“所有人都在商会居住，不准外出，等待调查最终结果才能离开。”
等到戴笠带兵离开，有粮商就哀鸿倒地，绝望地大喊：“完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