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进出财政局(之三)
(九)要账
在财政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两次到外地要账。
1973年末第一次出去要账。从1971年开始,国家实行包干型财政体制,国家对地方实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大包干。中央和省里于年初核定鞍山和鞍钢的财政收支数额和上缴利润额,超收归我市和鞍钢自行支配使用;如果收入完不成收缴任务自求平衡,中央和省里不再负责。这一年进入12月,超额完成全市财政收入和鞍钢上缴任务已成定局。傻子都知道,多超收一分,就多得一分,多超收十分,就多得十分。全力以赴把外地的欠款收回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入库金额,成了市里和鞍钢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
市里决定由财政局、人民银行、鞍钢联合组成到全国各地清算货款的要账队伍。我和鞍钢财会处负责人杨椿为一组,到山西的太原和榆次的几个企业要账。
杨椿于1969年9月至1971年5月曾经担任过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侯,党政合一、政企合一达到了极点。鞍钢的企业管理机关在市革委会里有一个第一工交组,鞍钢的财务管理(财务处、基建处)也合并到市财政局,直到1971年上半年才从财政局分出。
杨椿高个,较消瘦,平易近人,嗜酒。
到了太原,我们先去太原钢铁公司要账。去太钢要账比较顺利,毕竟都是属于冶金部的企业,到了公司的财务部门,人家就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很快就答应转账付款。
太原铁路局就麻烦了一些。太原铁路局使用鞍钢的重轨扩建太原火车站等铁道支线。
我们到了铁路局的基建处,基建处的同志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技术改造,属于计划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计划处去要钱。
到了计划处,计划处处长也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基本建设,属于基建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基建处去要钱。
“我们方才从基建处过来,他说技术改造由你们计划处负责,你说是基本建设,基建处负责。我们到底找哪个部门?”听了计划处处长的说辞之后,杨椿问道。
“找李处长!……怎么回事?这批重轨不是用于基建吗!怎么推到我们这里来了?……”计划处的张处长听了杨椿说话之后,给基建处打电话,两个处长在电话里你一句他一句,争执起来,呶呶不休。
“请把电话给我。”杨椿从张处长手中接过电话。挂通了鞍钢销售处的电话。“哪位?……找王处长……啊,老王,我现在在太原铁路局,来要那笔重轨的款子。……他们扯皮。这样吧,下一批重轨不要发货了……等他们给了钱以后再说。”
张处长:“别……别介呀,工程正在施工,不能停工啊。”
杨椿:“那怎么办?不给钱,我们不能再发货了。”
“你们二位先坐一会,我们立刻找领导研究一下,请稍等。”张处长说完,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张处长领来另外一位同志,寒暄一番,他说道,“对不起啊,我们的工作协调的不好,请谅解。已经通知财会处立即把这笔货款划拨给你们。”
杨椿:“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要账的下一个单位是榆次的一个军工企业。榆次距离太原不远,坐火车几十分钟就到了。这个企业更横,说什么也是没钱。非要不可,让我们到七机部去要。杨椿这回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个企业。他说,“遇上这样的主,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这次到太原,看望姑母和大哥大嫂,是我的一项私人要务。1966年在瓦房店驻军表哥所在的高炮部队调到云南抗美援越前线,到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战斗。从越南归来后,表哥所在部队驻到了太原;姑姑和嫂子也随军来到太原。
表哥在太原市城市管理局支左,和我们局的王军代表一样,也是军代表。他和我们鞍山的军代表不一样,不参与局里的斗批改或业务领导工作,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跟随公园的头头们到广东去买猴,等等之类的闲事。
入乡随俗,姑母说,到了太原,吃的就得学当地的习惯,比如包胡萝卜馅羊肉饺子,冬季在门旁、窗户下把雪里红摞起来储存,顿顿饭都离不开吃醋。大嫂说,想不到山西这个没有大海的地方,鱼没少吃。原来,他们的左邻右舍的人对吃鱼不感兴趣,发的鱼票很少买鱼,知道姑母一家是东北人,喜欢吃鱼,所以,把鱼票给了他们。
离开他们的时候,大嫂给我的孩子们买了几块做衣服的彩色鲜艳的条绒。大哥问我还需要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想到了杨椿的嗜好,我说,“和我一起来的鞍钢那个同志喜欢喝酒。”
大哥说,“那好办,我给他弄点汾酒,带回去。”
在我们离开太原的头一天晚上,大哥送来七、八瓶没有商标的汾酒。他说这种没有商标的汾酒比市场上凭票供应的汾酒质量好得多,是属于特供的好酒。杨椿得到酒之后,自然是喜溢眉梢,连连道谢。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杨椿说,这次出来要账,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几瓶特供汾酒。
要账的空余时间,游览了太原的名胜晋祠。人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所以晋祠是一定要看的。
到了晋祠,游览了圣母殿和附近的景观。圣母殿中的圣母邑姜在殿上居中而座,周围是几十个彩塑侍女,塑造得面目清秀俏丽,形象逼真生动,情态从容自若。是我之前看见过的塑像最值得欣赏的珍品。
我对殿前的鱼沼飞梁很感兴趣。鱼沼为一方形水池,池上有十字形桥面,称为飞梁。人在桥上,可以前后左右任意穿行。听说,这种十字飞梁十字形桥式,在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现存的仅此一例。
圣母殿左侧石阶旁一颗向左倾斜硕大的柏树,树干苍劲雄伟,枝叶稀疏,皴理深刻,说是北周时代种植的,叫周柏;令我惊叹不已。听说还有一颗树干粗壮,枝条虬劲,绿叶如盖的唐槐,我没有去看。
圣母殿前的难老泉有十分感人的传说。柳氏担水和张郎三七分水的故事,听了以后,铭刻心中,没齿不忘。不难看出,太原人自古以来就对水情有独钟。
午后五、六点钟,在迎泽大街上,出现一种我觉得奇怪的景象,放眼看去,每一个电线杆下面都集聚着一群人,多数是下班回家的企业职工,从很多人腋下夹着饭盒就可以看得出来。走到人群近旁,才知道,他们正在听电线杆子上边的扩音喇叭播出的刘兰芳的评书;播的是哪部书,没有记住。
翌年,岁末,我再一次出去要账。这一次我是和工业财务科的刘枕江一组。要账的路线是从鞍山出发到桂林、昆明、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最后是从上海坐船回到大连,饶了一大圈。
现在看,我们走过的正是旅游热线。旅游,在那个时代还是极其奢侈的事情,还没有如现在这样已经成为很多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项目。我们那个时侯到了那些地方,只是欣赏欣赏风景,观看观看名胜古迹;并没有娱乐休闲的概念,更没有购物之类的场景。
这一圈要账的企业基本是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都是些陈年老账。基本上是白跑了一圈,分毫账款也没有要到。临走的时候,头头们也说过,这些企业都是不敢得罪的横( hèng)主,让我们尽可能想办法,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我们两个当然不敢懈怠轻忽。
这一圈,到了哪些企业,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到重庆铜元局尚有记忆。
进了铜元局厂区,蒿草丛生,在杂草之间,横七八竖地散落着闪闪发光的锥形筒状不锈钢单体部件,听说是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喷口。一个工人坐在两个摞起的汽车轮胎上,手里捧着一个大口径的搪瓷缸子,里边的茶叶堆积了少半碗;他正背对着太阳悠闲的品茶。整个厂区静悄悄,人迹罕见,没有一点生产的迹象。
好容易在财会室碰见一个人,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那个人笑着说,“要账?没钱!工资都发不出去,哪有钱还债!”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人,看看我们,问道,“干什么的?”
“鞍钢来要账的。”原来那个人回答。
进来的人:“等着吧,部里什么时候拨款来了,发完工资,首先还你们鞍钢的货款。”
刘枕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虎年大概没指望了。”后进来的人,说完,磨身出去了。
“还有别的事吗?”原来在屋里的那个人,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很明显,下了逐客令。
铜元局是重庆最老的机械工厂,诞生于二十世纪之初。在抗日战争中生产子弹,为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是三线的重要军工企业。
我们所到的其他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一是工资还没发呢,二是等部里拨款,好像他们事先串通好了,口径是何其相似乃尔。当然,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大门紧锁,有的门卫告诉你,放假了。
由于没有占用更多时间进行要账工作,在各地方等车的较长的时间里,便有了机会看风景,浏览名胜古迹。虽然有自己责任在身的约束,内心里还是十分庆幸:能够利用这难得的短暂时间去看看久已企盼的、中学地理上学习过的、没有看见过的美景风情。
在桂林去了七星岩和芦笛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岩洞奇观。洞里面灯光昏黯,洞中石笋、石乳等凡是人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无不留下人们抚摸过、光滑的印痕;低矮、狭窄的洞壁上更有火把烟熏火燎的污渍;这些并没有影响我观赏的兴致,倒是感叹先人们发现这些岩洞的久远历史。
到了象鼻山,由于当年干旱少雨,象鼻子周围已经露出了沙滩,人们可以随便行走在象鼻和象腿之间的圆洞之中。漓江上,去阳朔的船只停航,畅游漓江的美梦憾然破灭。
在昆明游了西山。从山下顺着平缓的山道,一直走到山的尽头,登上龙门,下面是悬崖峭壁,五百里滇池就在脚下。想不到老天造化如此神奇。
旅店边上是一个专卖过桥米线的饭馆。宣传板上写了过桥米线由来的故事,很是动人,也勾起了我们两个尝一尝米线的兴趣。过桥米线的高明、奇特之处是那一大碗不冒气的高温鸡汤,生肝片、生肉片、生鸡片都能够给你烫熟。可见昆明人有智慧,有创新精神,有口福。
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到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天府之国的誉称立即浮现在脑海。要账之余,匆匆游玩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
有一件事情让我大开眼界。有一句话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一直没有吃透这句比喻的因果联系。我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卖开水的都是大茶炉烧水,茶炉上方有两个汽笛,当汽笛发出“呜呜”鸣声,水就烧开了,就可以沏茶或是灌暖壶。不存在提不提水壶的情形。
在成都的那天,正赶上“骡马大会”(集市)。会场的一角人们在喝茶。烧开水的炉子是一个大约一米高,几米长,可以成排摆放几十把水壶的大炉灶。服务员不断地从炉灶上提下水已经烧开了的水壶,为喝茶的人沏茶续水。看了这个场景,令我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出处。此情此景,让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古人让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成都去自贡,坐火车在内江下车,再坐一个多钟头的汽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市区高处的采井盐的井架;还有肩上担着两大竹筐装着雪白食盐的挑夫。
要账没要着,跑到恐龙博物馆里看了看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真难以想象,地球上居然还有过这么庞大的生物存在!
在自贡吃了闭门羹,我们两个没有停留,赶上一班汽车,回到了内江。在内江去重庆等火车时候,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旁边的副食品商店看见卖橘子。商店的橘子是凭票供应当地居民,每人(或许每户)二斤半。看着黄灿灿的大橘子,十分眼馋。我对刘枕江说,“听说内江的橘子是四川最好吃的橘子。若是能买点就好了。”
刘枕江:“要不跟营业员说说,买点?”
我:“试试?”
“同志!我们是外地出差到此地的。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橘子,真想尝尝。不知道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刘枕江凑到一个营业员跟前,笑嘻嘻客气地跟人家说道。
这个营业员看看其他几个人,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当地话,有一个营业员点点头,然后,这个营业员对我们说,“行,卖给你们二斤半。”
我们两个向人家诚恳热情地致谢,之后,急不可耐地扒皮吃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橘子了。
到了武汉,要账的最后一站,还是一无所得。刘枕江临来时带一项私人任务,给工业科一个同志在武钢工作的一个亲戚稍20斤全国粮票。我们两个来到武钢家属宿舍,这片宿舍区和鞍钢的家属宿舍大概是同一套图纸,仿佛回到了鞍山。特别是宿舍区里妇女们的言谈话语,更是辽(阳)海(城)味道十足。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鞍钢过来的职工家属。
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定要走上去,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这是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毛主席诗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大桥,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骄傲。
武汉东湖辽阔舒展,远比杭州西湖大气。游湖的人寥寥无几。遥望湖对岸远处武钢巍巍高炉影影绰绰的壮丽景象,倍感亲切。
可叹,在武汉我患上重感冒。在汉口的一家医院扎了一针青霉素和退烧药。打针的时候,护士让我坐在一个方凳上,他坐在在我身后,就这样完成了臀部肌肉注射。回到鞍山的时候,我和很多人宣传,武汉医院打针比我们这里撅着屁股趴到床上挨扎舒适,文明。
从家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各领一项任务。刘枕江是张柯南交代的,必须在成都给他买两瓶郫县豆瓣酱,这是必须完成的雷打不动的死任务;因为张柯南的小媳妇是四川人,特别想吃家乡的豆瓣酱。刘枕江从出发那一刻起,就常常把这个任务挂在嘴边,须臾不敢遗忘。到了成都,刚刚找到旅店,他就跑到附近商场,把两瓶郫县豆瓣酱买了回来。我劝他不用这么早在成都买,到上海再买也不迟。他说,“那不行!张柯南特为嘱咐,必须在成都买,说,别的地方卖的是赝品,不好吃。”
一路上,刘枕江小心翼翼的拎着这两瓶豆瓣酱,惟恐不小心把豆瓣酱的玻璃瓶子打碎了,前功尽弃。
我的任务是赵翘科长委托给她爱人买一斤茶叶。当时,茶叶到处都是凭票供应。还好,在重庆南温泉的一家茶叶店,碰上了不要票的茶叶。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斤回来。拿回来交给赵翘,第二天赵翘科长说,茶叶捂了。对于此事,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一种办事不利、对不起人家的内疚。
(十)孩子们的琐事
三个孩子住进财政局办公室,换了新天地,乐不可支。孩子们的故事,不免孩子气多一些。老大上抗大(小学),老二上幼儿园,老三上托儿所,晚上回来,自然是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嬉笑玩耍,常常见不到人影;老大自然担当起监护人的角色。笑话也是常常发生。
老三是楼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下班后,把她从托儿所带回来,一进楼,就会有人接过去,特别是财政局革委会委员张建荣,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了就要抱着亲热一阵子。
在食堂吃饭,老二问税政科的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男同志,“你的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的小坑啊?”
这一问,不免引起食堂里吃饭的人喷饭。解放后,年年接种牛痘,很少有人患天花等等传染病,极少能够看到“麻子”,老二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一次食堂吃饺子,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把自己的名字抠下去的那个同志吃蒜,老二看见后,问道,“唉!你吃蒜怎么不扒皮就往嘴里搁呀!带皮吃呀?”
“看看!蒜皮不是在这呢吗。”那个同志,在嘴里嚼了嚼,把蒜皮吐出来,落到饭桌上,笑了起来。
公安局墙外,张贴几张“批林批孔”的漫画。其中一张是,孔子把林副主席搂在怀里,露着乳房用奶头给林副主席喂奶。泉恒喜欢逗小孩,一天,他问老二,“你知道不知道孔老二?”
老二:“知道。”
泉恒:“孔老二是男的是女的?”
老二:“是女的。”
泉恒:“谁告诉你的?”
老二:“你没看见他给林副主席喂奶呀!”
春天,胜利广场里的杏花竞相开放。吃完晚饭,他们三个回到办公室之后,一定要跑进广场。广场对面的交际处常常有外国友人住宿。一个老外看见她们,要和她们合影,当老二被外国人抱起来的时候,把她吓哭了。老大、老三笑她胆小。
也有让人焦急的事情发生。下班之后,老三在楼下玩,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手指挤到一台脚轧自行车的牙盘和链条之间。幸好,自行车的主人还在楼上没有走。打开车锁,才把手指从牙盘中倒了出来。
老大上学、老三上托儿所没有费什么周折,老二上幼儿园倒是有一个小故事。
文革之前,机关幼儿园就在市委后院,机关女同志的孩子,达到规定年龄,自然就由托儿所升到幼儿园。不用自己操心。我们从农村回来之后,机关已经没有幼儿园了。有点门路的,把孩子都送到商业局幼儿园;因为那里吃得好。
我们正在为老二上幼儿园不知所措的时候,杨厚生自告奋勇,答应一定要把老二送进商业局幼儿园。杨厚生认识商业局幼儿园的副所长邢芸香。
一天,我和杨厚生一起来到商业局幼儿园。进了门,迎面碰上了五七大军回城后在水果公司一起搞运动的老刘太太。她一把把我拽到她的办公室,唠起了闲嗑。杨厚生去找副所长邢芸香。
唠了一阵子,老刘太太问我,“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同志找邢芸香干什么?”
我:“他认识你们的副所长,想把我们家老二送进你们的幼儿园。”
老刘太太:“老二进幼儿园啊!来吧。”
我:“那太好了。谢谢啊。”
老刘太太:“谁跟谁?用不着客气。明天就送来吧。有我在这,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吧。”
这时,邢芸香领着杨厚生过来了。副所长面带难色,刚要开口说话,老刘太太看出来了,忙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
回局里的路上,杨厚生对我说,快磨破嘴皮子了,副所长邢芸香总算答应找刘所长请示请示。想不到,你没费吹灰之力,……。我说,“都是五七战友嘛!”
(十一)住进新居之后
我们家住在二楼,楼梯两侧各两户,各户由外走廊与楼梯相连。我的隔壁是原税务局的老曲;楼梯那面、我的对门是局办公室主任老方。老方老少三辈,人口较多,他的的房屋面积是最大的;老曲三个男孩,年龄较大,他的房屋为第二类;我三个女孩,年龄较小,我的房屋数三类;老方的隔壁王学强,两个孩子,年龄也小,他的房屋面积最小。不难看出,从我们四家的人口状况来看,局分房小组的分房方案还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三家都不是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财政局搬进这栋楼的人之中,留城的的人(属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农村回城的(无房户)的户数大体和我们二楼这个单元三比一的比例一致。这是分房方案出炉后,引起一部分人不满意、写大字报的主要原因。
住办公室的五七大军住进新房之后,仍然住在办公室的人只剩下小郭和春阳。一天,小郭在午饭后发牢骚,“你们领着老婆孩子住上了新房,老弟还得在办公室打光棍。”
赵翘:“是啊,从现在起,全科总动员,给小郭找对象!”
杨厚生:“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在我离开财政局之前,几次和杨厚生领着小郭去相看对象。有一次到粮食局二粮库,见面之后,双方都没有明确态度。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小郭看了之后,对人家什么印象。小郭说,“那丫头脸上怎么那么多毛啊。”
杨厚生:“傻小子!知不知道什么叫黄毛丫头?脸上毛毛茸茸的,那才是纯粹的黄毛丫头。”
又一次,出现了误会,闹出了笑话。在百货公司我们三个一起去相看了一个女孩子。几天之后杨厚生去询问女方的意见。对方问杨厚生是哪一个,杨厚生说是小郭。对方说不是那个个小的(指我),没同意。杨厚生在小郭不在办公室时,说了这个情况,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赵翘科长对我说,以后不要跟着一起去相亲了。
夏天,下班后,老三从我们家二楼窗户掉到楼下。M在厨房做饭,两个姐姐没有在屋里,老三一个人爬上窗台,不慎,跌了下去。正在楼下收拾东西的一楼邻居老于,听到老三掉下来落地的响声,吓了一跳;连忙高声呼喊。
M闻声跑到楼前,老三坐在地上啼哭不止。正在这时,我恰恰下班回来,走到楼角,听到老三的哭声,也赶了过去。
二话没说,我和M推着自行车,奔向市立医院。到了急诊室,大夫把老三放到床上,检查了老三的胳膊腿,从头到脚摸了摸,没有发现那个部位有创伤。
“小朋友!走!围着桌子走一圈。”大夫让老三下地,说道。
老三在急诊室走了两圈,大夫看看,说道,“没事了。没事。回去吧。”
“啊呀我的妈呀!吓死了。”M长长出了一口气,抱起老三,回家了。
两天后,赵翘来到我家,看望老三。看着老三没事人似的,赵翘说道,“真是命大,二楼掉下去,什么事没有。淘气包子!”
M:“楼下老于家在窗户下边斜着立了一块箱子板,老三大概是掉在箱子板上了,滑到地上,才没有摔伤。”
“淘气包子!过来,让赵姨看看,你怎么那么抗摔。”赵翘说着,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个遍。
当她掀开老三的衣服,看见背后有几条红紫色细细的划痕,“看看,这是不是摔的!”
“是吗!啊呀!怎么,天天脱衣裳,没看见?”M说道。
赵翘:“这两口子,一个粗心的妈妈,一个放心的爸爸。”
隔壁老曲是税政科的,初夏一天,下班前,他让我和科长说一声,明天和他一起下乡走一走。科里没事,科长同意了。
早晨,临走前,老曲让我带一个背兜,遇上什么好吃的,买点回来。
我和老曲骑自行车去了大孤山公社摩云山大队。在路上,他对我说,“没啥事,在家呆着干啥!我领你出来到农村走走。你看,山清水秀,多好。”
摩云山大队是水果主产区,盛产南国梨。我们去的季节,正是杏成熟的时候。生产队长把我们领到果园,社员们正在收杏。队长在大筐里选了几个又红又大的鸡蛋大小的杏,让我们尝一尝。说道,“一会走的时候,带点回去,给孩子们尝尝鲜。”
离开果园的时候,队长让我们尽可能多往兜子里装一些,带回家去。我总觉得磨不开,不好意思大把大把往兜子了装,动作有些迟缓。队长看出来了,说道,“别客气,把兜子装满。几个破杏,不值钱!”
当我抬头看见了社员们投过来鄙夷的眼神,脖子脸一阵发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感。走的时候,我没有敢回头再看看他们。
(十二)调回统计局
1973年6、7月,一天,统计局文革开始就被揪斗的副局长黄文鑫来到财政局,把我从办公室找了出来。开门见山,对我说,“市革委会领导找我谈话了。市里要重新组建统计局,让我着手筹备组建统计局的工作。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回统计局。”
我:“重新组建统计局,好啊。”
黄文鑫:“怎么样,回来吧。”
“行。”我未加思考,顺口说了一个字。
1973年10月份,统计局成立了。局长是文革前人民银行总行驻鞍钢办事处的头头——郭裕孜。黄文鑫淘汰出局。
原来是这样,听人说,原统计局的那几个造反派听说让黄文鑫重新组建统计局之后,心有不甘,非要治他于死地而后快,给市里写了诬告信。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显而易见,跑不出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把黄文鑫往死里整的那几个人。
黄文鑫是鞍山市最后一批被解放的7个走资派之一,除了他,另外的6个人都是市级领导干部。革委会让他筹备组建统计局,他精神振奋,筹备积极,结果,白忙活了。
新组建的统计局,4个领导人,除了银行的郭裕孜,还有一个支左的军代表,一个高炮部队转业军官,还有个原计委的秘书处处长。全局人数达到24人,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共党员,百分之百是没有下乡或下工厂的、符合革委会工作人员条件的“革命派”。其中不乏以统计局为跳板、谋个一官半职的淘金者;事实证明,在其后的不长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统计局,另谋高就去了。新组建的统计局,除了黄文鑫,原来统计局的人一个没有。做过统计工作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黄文鑫希望我回统计局的约定无声无息,化为泡影。
我第二次出去要账前后,已经当上统计局综合科科长的同学柏健找到我,又提起回统计局的事情。
整个统计局除了他,还有一个原来郊区统计科的一个同志是做过统计工作的。不难看出,全面恢复统计工作,仅仅依靠两个人,大概难以为继。在这个造反派掌权的地方,黄文鑫肯定没有发言权。我想,现实状况,已经逼迫统计局的头头们,必须调回几个原统计局的业务骨干,是为当务之急。我和丰岷自然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二人选。
1974年末,我和丰岷正式调回统计局的决定已经公开。首先反对的当然是我们科的赵翘科长。她一再地劝说,让我留在财政局。春阳、景东几个辽财的同学也劝我不要回统计局。财政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总觉得财政局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统计局才是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可以用武之地。
1975年初,我和丰岷调回了统计局。
(2013年3月30日17: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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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两次到外地要账。
1973年末第一次出去要账。从1971年开始,国家实行包干型财政体制,国家对地方实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大包干。中央和省里于年初核定鞍山和鞍钢的财政收支数额和上缴利润额,超收归我市和鞍钢自行支配使用;如果收入完不成收缴任务自求平衡,中央和省里不再负责。这一年进入12月,超额完成全市财政收入和鞍钢上缴任务已成定局。傻子都知道,多超收一分,就多得一分,多超收十分,就多得十分。全力以赴把外地的欠款收回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入库金额,成了市里和鞍钢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
市里决定由财政局、人民银行、鞍钢联合组成到全国各地清算货款的要账队伍。我和鞍钢财会处负责人杨椿为一组,到山西的太原和榆次的几个企业要账。
杨椿于1969年9月至1971年5月曾经担任过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侯,党政合一、政企合一达到了极点。鞍钢的企业管理机关在市革委会里有一个第一工交组,鞍钢的财务管理(财务处、基建处)也合并到市财政局,直到1971年上半年才从财政局分出。
杨椿高个,较消瘦,平易近人,嗜酒。
到了太原,我们先去太原钢铁公司要账。去太钢要账比较顺利,毕竟都是属于冶金部的企业,到了公司的财务部门,人家就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很快就答应转账付款。
太原铁路局就麻烦了一些。太原铁路局使用鞍钢的重轨扩建太原火车站等铁道支线。
我们到了铁路局的基建处,基建处的同志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技术改造,属于计划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计划处去要钱。
到了计划处,计划处处长也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基本建设,属于基建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基建处去要钱。
“我们方才从基建处过来,他说技术改造由你们计划处负责,你说是基本建设,基建处负责。我们到底找哪个部门?”听了计划处处长的说辞之后,杨椿问道。
“找李处长!……怎么回事?这批重轨不是用于基建吗!怎么推到我们这里来了?……”计划处的张处长听了杨椿说话之后,给基建处打电话,两个处长在电话里你一句他一句,争执起来,呶呶不休。
“请把电话给我。”杨椿从张处长手中接过电话。挂通了鞍钢销售处的电话。“哪位?……找王处长……啊,老王,我现在在太原铁路局,来要那笔重轨的款子。……他们扯皮。这样吧,下一批重轨不要发货了……等他们给了钱以后再说。”
张处长:“别……别介呀,工程正在施工,不能停工啊。”
杨椿:“那怎么办?不给钱,我们不能再发货了。”
“你们二位先坐一会,我们立刻找领导研究一下,请稍等。”张处长说完,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张处长领来另外一位同志,寒暄一番,他说道,“对不起啊,我们的工作协调的不好,请谅解。已经通知财会处立即把这笔货款划拨给你们。”
杨椿:“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要账的下一个单位是榆次的一个军工企业。榆次距离太原不远,坐火车几十分钟就到了。这个企业更横,说什么也是没钱。非要不可,让我们到七机部去要。杨椿这回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个企业。他说,“遇上这样的主,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这次到太原,看望姑母和大哥大嫂,是我的一项私人要务。1966年在瓦房店驻军表哥所在的高炮部队调到云南抗美援越前线,到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战斗。从越南归来后,表哥所在部队驻到了太原;姑姑和嫂子也随军来到太原。
表哥在太原市城市管理局支左,和我们局的王军代表一样,也是军代表。他和我们鞍山的军代表不一样,不参与局里的斗批改或业务领导工作,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跟随公园的头头们到广东去买猴,等等之类的闲事。
入乡随俗,姑母说,到了太原,吃的就得学当地的习惯,比如包胡萝卜馅羊肉饺子,冬季在门旁、窗户下把雪里红摞起来储存,顿顿饭都离不开吃醋。大嫂说,想不到山西这个没有大海的地方,鱼没少吃。原来,他们的左邻右舍的人对吃鱼不感兴趣,发的鱼票很少买鱼,知道姑母一家是东北人,喜欢吃鱼,所以,把鱼票给了他们。
离开他们的时候,大嫂给我的孩子们买了几块做衣服的彩色鲜艳的条绒。大哥问我还需要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想到了杨椿的嗜好,我说,“和我一起来的鞍钢那个同志喜欢喝酒。”
大哥说,“那好办,我给他弄点汾酒,带回去。”
在我们离开太原的头一天晚上,大哥送来七、八瓶没有商标的汾酒。他说这种没有商标的汾酒比市场上凭票供应的汾酒质量好得多,是属于特供的好酒。杨椿得到酒之后,自然是喜溢眉梢,连连道谢。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杨椿说,这次出来要账,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几瓶特供汾酒。
要账的空余时间,游览了太原的名胜晋祠。人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所以晋祠是一定要看的。
到了晋祠,游览了圣母殿和附近的景观。圣母殿中的圣母邑姜在殿上居中而座,周围是几十个彩塑侍女,塑造得面目清秀俏丽,形象逼真生动,情态从容自若。是我之前看见过的塑像最值得欣赏的珍品。
我对殿前的鱼沼飞梁很感兴趣。鱼沼为一方形水池,池上有十字形桥面,称为飞梁。人在桥上,可以前后左右任意穿行。听说,这种十字飞梁十字形桥式,在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现存的仅此一例。
圣母殿左侧石阶旁一颗向左倾斜硕大的柏树,树干苍劲雄伟,枝叶稀疏,皴理深刻,说是北周时代种植的,叫周柏;令我惊叹不已。听说还有一颗树干粗壮,枝条虬劲,绿叶如盖的唐槐,我没有去看。
圣母殿前的难老泉有十分感人的传说。柳氏担水和张郎三七分水的故事,听了以后,铭刻心中,没齿不忘。不难看出,太原人自古以来就对水情有独钟。
午后五、六点钟,在迎泽大街上,出现一种我觉得奇怪的景象,放眼看去,每一个电线杆下面都集聚着一群人,多数是下班回家的企业职工,从很多人腋下夹着饭盒就可以看得出来。走到人群近旁,才知道,他们正在听电线杆子上边的扩音喇叭播出的刘兰芳的评书;播的是哪部书,没有记住。
翌年,岁末,我再一次出去要账。这一次我是和工业财务科的刘枕江一组。要账的路线是从鞍山出发到桂林、昆明、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最后是从上海坐船回到大连,饶了一大圈。
现在看,我们走过的正是旅游热线。旅游,在那个时代还是极其奢侈的事情,还没有如现在这样已经成为很多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项目。我们那个时侯到了那些地方,只是欣赏欣赏风景,观看观看名胜古迹;并没有娱乐休闲的概念,更没有购物之类的场景。
这一圈要账的企业基本是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都是些陈年老账。基本上是白跑了一圈,分毫账款也没有要到。临走的时候,头头们也说过,这些企业都是不敢得罪的横( hèng)主,让我们尽可能想办法,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我们两个当然不敢懈怠轻忽。
这一圈,到了哪些企业,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到重庆铜元局尚有记忆。
进了铜元局厂区,蒿草丛生,在杂草之间,横七八竖地散落着闪闪发光的锥形筒状不锈钢单体部件,听说是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喷口。一个工人坐在两个摞起的汽车轮胎上,手里捧着一个大口径的搪瓷缸子,里边的茶叶堆积了少半碗;他正背对着太阳悠闲的品茶。整个厂区静悄悄,人迹罕见,没有一点生产的迹象。
好容易在财会室碰见一个人,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那个人笑着说,“要账?没钱!工资都发不出去,哪有钱还债!”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人,看看我们,问道,“干什么的?”
“鞍钢来要账的。”原来那个人回答。
进来的人:“等着吧,部里什么时候拨款来了,发完工资,首先还你们鞍钢的货款。”
刘枕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虎年大概没指望了。”后进来的人,说完,磨身出去了。
“还有别的事吗?”原来在屋里的那个人,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很明显,下了逐客令。
铜元局是重庆最老的机械工厂,诞生于二十世纪之初。在抗日战争中生产子弹,为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是三线的重要军工企业。
我们所到的其他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一是工资还没发呢,二是等部里拨款,好像他们事先串通好了,口径是何其相似乃尔。当然,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大门紧锁,有的门卫告诉你,放假了。
由于没有占用更多时间进行要账工作,在各地方等车的较长的时间里,便有了机会看风景,浏览名胜古迹。虽然有自己责任在身的约束,内心里还是十分庆幸:能够利用这难得的短暂时间去看看久已企盼的、中学地理上学习过的、没有看见过的美景风情。
在桂林去了七星岩和芦笛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岩洞奇观。洞里面灯光昏黯,洞中石笋、石乳等凡是人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无不留下人们抚摸过、光滑的印痕;低矮、狭窄的洞壁上更有火把烟熏火燎的污渍;这些并没有影响我观赏的兴致,倒是感叹先人们发现这些岩洞的久远历史。
到了象鼻山,由于当年干旱少雨,象鼻子周围已经露出了沙滩,人们可以随便行走在象鼻和象腿之间的圆洞之中。漓江上,去阳朔的船只停航,畅游漓江的美梦憾然破灭。
在昆明游了西山。从山下顺着平缓的山道,一直走到山的尽头,登上龙门,下面是悬崖峭壁,五百里滇池就在脚下。想不到老天造化如此神奇。
旅店边上是一个专卖过桥米线的饭馆。宣传板上写了过桥米线由来的故事,很是动人,也勾起了我们两个尝一尝米线的兴趣。过桥米线的高明、奇特之处是那一大碗不冒气的高温鸡汤,生肝片、生肉片、生鸡片都能够给你烫熟。可见昆明人有智慧,有创新精神,有口福。
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到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天府之国的誉称立即浮现在脑海。要账之余,匆匆游玩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
有一件事情让我大开眼界。有一句话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一直没有吃透这句比喻的因果联系。我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卖开水的都是大茶炉烧水,茶炉上方有两个汽笛,当汽笛发出“呜呜”鸣声,水就烧开了,就可以沏茶或是灌暖壶。不存在提不提水壶的情形。
在成都的那天,正赶上“骡马大会”(集市)。会场的一角人们在喝茶。烧开水的炉子是一个大约一米高,几米长,可以成排摆放几十把水壶的大炉灶。服务员不断地从炉灶上提下水已经烧开了的水壶,为喝茶的人沏茶续水。看了这个场景,令我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出处。此情此景,让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古人让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成都去自贡,坐火车在内江下车,再坐一个多钟头的汽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市区高处的采井盐的井架;还有肩上担着两大竹筐装着雪白食盐的挑夫。
要账没要着,跑到恐龙博物馆里看了看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真难以想象,地球上居然还有过这么庞大的生物存在!
在自贡吃了闭门羹,我们两个没有停留,赶上一班汽车,回到了内江。在内江去重庆等火车时候,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旁边的副食品商店看见卖橘子。商店的橘子是凭票供应当地居民,每人(或许每户)二斤半。看着黄灿灿的大橘子,十分眼馋。我对刘枕江说,“听说内江的橘子是四川最好吃的橘子。若是能买点就好了。”
刘枕江:“要不跟营业员说说,买点?”
我:“试试?”
“同志!我们是外地出差到此地的。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橘子,真想尝尝。不知道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刘枕江凑到一个营业员跟前,笑嘻嘻客气地跟人家说道。
这个营业员看看其他几个人,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当地话,有一个营业员点点头,然后,这个营业员对我们说,“行,卖给你们二斤半。”
我们两个向人家诚恳热情地致谢,之后,急不可耐地扒皮吃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橘子了。
到了武汉,要账的最后一站,还是一无所得。刘枕江临来时带一项私人任务,给工业科一个同志在武钢工作的一个亲戚稍20斤全国粮票。我们两个来到武钢家属宿舍,这片宿舍区和鞍钢的家属宿舍大概是同一套图纸,仿佛回到了鞍山。特别是宿舍区里妇女们的言谈话语,更是辽(阳)海(城)味道十足。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鞍钢过来的职工家属。
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定要走上去,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这是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毛主席诗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大桥,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骄傲。
武汉东湖辽阔舒展,远比杭州西湖大气。游湖的人寥寥无几。遥望湖对岸远处武钢巍巍高炉影影绰绰的壮丽景象,倍感亲切。
可叹,在武汉我患上重感冒。在汉口的一家医院扎了一针青霉素和退烧药。打针的时候,护士让我坐在一个方凳上,他坐在在我身后,就这样完成了臀部肌肉注射。回到鞍山的时候,我和很多人宣传,武汉医院打针比我们这里撅着屁股趴到床上挨扎舒适,文明。
从家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各领一项任务。刘枕江是张柯南交代的,必须在成都给他买两瓶郫县豆瓣酱,这是必须完成的雷打不动的死任务;因为张柯南的小媳妇是四川人,特别想吃家乡的豆瓣酱。刘枕江从出发那一刻起,就常常把这个任务挂在嘴边,须臾不敢遗忘。到了成都,刚刚找到旅店,他就跑到附近商场,把两瓶郫县豆瓣酱买了回来。我劝他不用这么早在成都买,到上海再买也不迟。他说,“那不行!张柯南特为嘱咐,必须在成都买,说,别的地方卖的是赝品,不好吃。”
一路上,刘枕江小心翼翼的拎着这两瓶豆瓣酱,惟恐不小心把豆瓣酱的玻璃瓶子打碎了,前功尽弃。
我的任务是赵翘科长委托给她爱人买一斤茶叶。当时,茶叶到处都是凭票供应。还好,在重庆南温泉的一家茶叶店,碰上了不要票的茶叶。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斤回来。拿回来交给赵翘,第二天赵翘科长说,茶叶捂了。对于此事,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一种办事不利、对不起人家的内疚。
(十)孩子们的琐事
三个孩子住进财政局办公室,换了新天地,乐不可支。孩子们的故事,不免孩子气多一些。老大上抗大(小学),老二上幼儿园,老三上托儿所,晚上回来,自然是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嬉笑玩耍,常常见不到人影;老大自然担当起监护人的角色。笑话也是常常发生。
老三是楼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下班后,把她从托儿所带回来,一进楼,就会有人接过去,特别是财政局革委会委员张建荣,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了就要抱着亲热一阵子。
在食堂吃饭,老二问税政科的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男同志,“你的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的小坑啊?”
这一问,不免引起食堂里吃饭的人喷饭。解放后,年年接种牛痘,很少有人患天花等等传染病,极少能够看到“麻子”,老二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一次食堂吃饺子,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把自己的名字抠下去的那个同志吃蒜,老二看见后,问道,“唉!你吃蒜怎么不扒皮就往嘴里搁呀!带皮吃呀?”
“看看!蒜皮不是在这呢吗。”那个同志,在嘴里嚼了嚼,把蒜皮吐出来,落到饭桌上,笑了起来。
公安局墙外,张贴几张“批林批孔”的漫画。其中一张是,孔子把林副主席搂在怀里,露着乳房用奶头给林副主席喂奶。泉恒喜欢逗小孩,一天,他问老二,“你知道不知道孔老二?”
老二:“知道。”
泉恒:“孔老二是男的是女的?”
老二:“是女的。”
泉恒:“谁告诉你的?”
老二:“你没看见他给林副主席喂奶呀!”
春天,胜利广场里的杏花竞相开放。吃完晚饭,他们三个回到办公室之后,一定要跑进广场。广场对面的交际处常常有外国友人住宿。一个老外看见她们,要和她们合影,当老二被外国人抱起来的时候,把她吓哭了。老大、老三笑她胆小。
也有让人焦急的事情发生。下班之后,老三在楼下玩,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手指挤到一台脚轧自行车的牙盘和链条之间。幸好,自行车的主人还在楼上没有走。打开车锁,才把手指从牙盘中倒了出来。
老大上学、老三上托儿所没有费什么周折,老二上幼儿园倒是有一个小故事。
文革之前,机关幼儿园就在市委后院,机关女同志的孩子,达到规定年龄,自然就由托儿所升到幼儿园。不用自己操心。我们从农村回来之后,机关已经没有幼儿园了。有点门路的,把孩子都送到商业局幼儿园;因为那里吃得好。
我们正在为老二上幼儿园不知所措的时候,杨厚生自告奋勇,答应一定要把老二送进商业局幼儿园。杨厚生认识商业局幼儿园的副所长邢芸香。
一天,我和杨厚生一起来到商业局幼儿园。进了门,迎面碰上了五七大军回城后在水果公司一起搞运动的老刘太太。她一把把我拽到她的办公室,唠起了闲嗑。杨厚生去找副所长邢芸香。
唠了一阵子,老刘太太问我,“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同志找邢芸香干什么?”
我:“他认识你们的副所长,想把我们家老二送进你们的幼儿园。”
老刘太太:“老二进幼儿园啊!来吧。”
我:“那太好了。谢谢啊。”
老刘太太:“谁跟谁?用不着客气。明天就送来吧。有我在这,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吧。”
这时,邢芸香领着杨厚生过来了。副所长面带难色,刚要开口说话,老刘太太看出来了,忙说,“我知道了。不用说了。”
回局里的路上,杨厚生对我说,快磨破嘴皮子了,副所长邢芸香总算答应找刘所长请示请示。想不到,你没费吹灰之力,……。我说,“都是五七战友嘛!”
(十一)住进新居之后
我们家住在二楼,楼梯两侧各两户,各户由外走廊与楼梯相连。我的隔壁是原税务局的老曲;楼梯那面、我的对门是局办公室主任老方。老方老少三辈,人口较多,他的的房屋面积是最大的;老曲三个男孩,年龄较大,他的房屋为第二类;我三个女孩,年龄较小,我的房屋数三类;老方的隔壁王学强,两个孩子,年龄也小,他的房屋面积最小。不难看出,从我们四家的人口状况来看,局分房小组的分房方案还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三家都不是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财政局搬进这栋楼的人之中,留城的的人(属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农村回城的(无房户)的户数大体和我们二楼这个单元三比一的比例一致。这是分房方案出炉后,引起一部分人不满意、写大字报的主要原因。
住办公室的五七大军住进新房之后,仍然住在办公室的人只剩下小郭和春阳。一天,小郭在午饭后发牢骚,“你们领着老婆孩子住上了新房,老弟还得在办公室打光棍。”
赵翘:“是啊,从现在起,全科总动员,给小郭找对象!”
杨厚生:“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在我离开财政局之前,几次和杨厚生领着小郭去相看对象。有一次到粮食局二粮库,见面之后,双方都没有明确态度。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小郭看了之后,对人家什么印象。小郭说,“那丫头脸上怎么那么多毛啊。”
杨厚生:“傻小子!知不知道什么叫黄毛丫头?脸上毛毛茸茸的,那才是纯粹的黄毛丫头。”
又一次,出现了误会,闹出了笑话。在百货公司我们三个一起去相看了一个女孩子。几天之后杨厚生去询问女方的意见。对方问杨厚生是哪一个,杨厚生说是小郭。对方说不是那个个小的(指我),没同意。杨厚生在小郭不在办公室时,说了这个情况,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赵翘科长对我说,以后不要跟着一起去相亲了。
夏天,下班后,老三从我们家二楼窗户掉到楼下。M在厨房做饭,两个姐姐没有在屋里,老三一个人爬上窗台,不慎,跌了下去。正在楼下收拾东西的一楼邻居老于,听到老三掉下来落地的响声,吓了一跳;连忙高声呼喊。
M闻声跑到楼前,老三坐在地上啼哭不止。正在这时,我恰恰下班回来,走到楼角,听到老三的哭声,也赶了过去。
二话没说,我和M推着自行车,奔向市立医院。到了急诊室,大夫把老三放到床上,检查了老三的胳膊腿,从头到脚摸了摸,没有发现那个部位有创伤。
“小朋友!走!围着桌子走一圈。”大夫让老三下地,说道。
老三在急诊室走了两圈,大夫看看,说道,“没事了。没事。回去吧。”
“啊呀我的妈呀!吓死了。”M长长出了一口气,抱起老三,回家了。
两天后,赵翘来到我家,看望老三。看着老三没事人似的,赵翘说道,“真是命大,二楼掉下去,什么事没有。淘气包子!”
M:“楼下老于家在窗户下边斜着立了一块箱子板,老三大概是掉在箱子板上了,滑到地上,才没有摔伤。”
“淘气包子!过来,让赵姨看看,你怎么那么抗摔。”赵翘说着,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个遍。
当她掀开老三的衣服,看见背后有几条红紫色细细的划痕,“看看,这是不是摔的!”
“是吗!啊呀!怎么,天天脱衣裳,没看见?”M说道。
赵翘:“这两口子,一个粗心的妈妈,一个放心的爸爸。”
隔壁老曲是税政科的,初夏一天,下班前,他让我和科长说一声,明天和他一起下乡走一走。科里没事,科长同意了。
早晨,临走前,老曲让我带一个背兜,遇上什么好吃的,买点回来。
我和老曲骑自行车去了大孤山公社摩云山大队。在路上,他对我说,“没啥事,在家呆着干啥!我领你出来到农村走走。你看,山清水秀,多好。”
摩云山大队是水果主产区,盛产南国梨。我们去的季节,正是杏成熟的时候。生产队长把我们领到果园,社员们正在收杏。队长在大筐里选了几个又红又大的鸡蛋大小的杏,让我们尝一尝。说道,“一会走的时候,带点回去,给孩子们尝尝鲜。”
离开果园的时候,队长让我们尽可能多往兜子里装一些,带回家去。我总觉得磨不开,不好意思大把大把往兜子了装,动作有些迟缓。队长看出来了,说道,“别客气,把兜子装满。几个破杏,不值钱!”
当我抬头看见了社员们投过来鄙夷的眼神,脖子脸一阵发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感。走的时候,我没有敢回头再看看他们。
(十二)调回统计局
1973年6、7月,一天,统计局文革开始就被揪斗的副局长黄文鑫来到财政局,把我从办公室找了出来。开门见山,对我说,“市革委会领导找我谈话了。市里要重新组建统计局,让我着手筹备组建统计局的工作。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回统计局。”
我:“重新组建统计局,好啊。”
黄文鑫:“怎么样,回来吧。”
“行。”我未加思考,顺口说了一个字。
1973年10月份,统计局成立了。局长是文革前人民银行总行驻鞍钢办事处的头头——郭裕孜。黄文鑫淘汰出局。
原来是这样,听人说,原统计局的那几个造反派听说让黄文鑫重新组建统计局之后,心有不甘,非要治他于死地而后快,给市里写了诬告信。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显而易见,跑不出在文革斗批改运动中把黄文鑫往死里整的那几个人。
黄文鑫是鞍山市最后一批被解放的7个走资派之一,除了他,另外的6个人都是市级领导干部。革委会让他筹备组建统计局,他精神振奋,筹备积极,结果,白忙活了。
新组建的统计局,4个领导人,除了银行的郭裕孜,还有一个支左的军代表,一个高炮部队转业军官,还有个原计委的秘书处处长。全局人数达到24人,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共党员,百分之百是没有下乡或下工厂的、符合革委会工作人员条件的“革命派”。其中不乏以统计局为跳板、谋个一官半职的淘金者;事实证明,在其后的不长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统计局,另谋高就去了。新组建的统计局,除了黄文鑫,原来统计局的人一个没有。做过统计工作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黄文鑫希望我回统计局的约定无声无息,化为泡影。
我第二次出去要账前后,已经当上统计局综合科科长的同学柏健找到我,又提起回统计局的事情。
整个统计局除了他,还有一个原来郊区统计科的一个同志是做过统计工作的。不难看出,全面恢复统计工作,仅仅依靠两个人,大概难以为继。在这个造反派掌权的地方,黄文鑫肯定没有发言权。我想,现实状况,已经逼迫统计局的头头们,必须调回几个原统计局的业务骨干,是为当务之急。我和丰岷自然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二人选。
1974年末,我和丰岷正式调回统计局的决定已经公开。首先反对的当然是我们科的赵翘科长。她一再地劝说,让我留在财政局。春阳、景东几个辽财的同学也劝我不要回统计局。财政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总觉得财政局不是自己应该呆的地方,统计局才是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可以用武之地。
1975年初,我和丰岷调回了统计局。
(2013年3月30日17: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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