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进出财政局（之二）
（四）自行车与手表
我在什司县插队落户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回到市里，就被原统计局在60年大归口从手管局归过来、又归回去的孙正理相中了。从什司县回来，在水果公司搞运动的时候，他就三番五次的跑来，非要我把自行车让给他。那个时侯，自行车是我从市里回什司县的重要交通工具，他也不好意思硬是拿走。他听说我的工作被安排到财政局，立即找我，死乞白赖，硬是把自行车骑走了。他的理由也算符合时代潮流：财政局有公家自行车，就没有必要骑自己的自行车了。
骑了两年的自行车让人骑走了，倒是留下了些微记忆。
刚刚买了自行车回旧堡M家的时候，人见人爱，M的弟弟弄来电工用的蓝色胶带，缠绕到自行车车架上，以保护车架钢管漆面不受创伤。
骑着新车从大台沟去粮站的凸凹不平的乡道上，在我越过两个解放军小战士的时候，听到他们一个战士说：“唉，真奇怪？他骑的自行车从身后过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呀！”这是我听到的对我的自行车最为得意的赞赏的语言。
我调回市里之后，每一次骑车回家，一路上，在村头或路口都要遇上小学生“劫道”，让你下车，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常常是顺口说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通不过。小将们非让你背一段字数多一点的语录，才能够放行。
从市里到什司县是砂石路，经常走自行车的道路两侧“自行车专用道”基本上是平整的，从没有颠簸的感觉。走完这段路，大体两个小时左右，回市里下坡，时间短一点，去什司县上坡，时间长一点。除了冬季，骑自行车行走在山峦起伏的绿色世界，心旷神怡，别有情趣。当然，也有难为情的状况出现。一次，我骑车驮着老大从旧堡姥姥家回什司县，爬庙宇岭的时候，体力不支，只好推着车走。过了岭，我再次上车的时候，手扶车把不稳，左摇右晃，自行车倒地，把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老大压到车架之下，小腿受到车架撞击，疼痛难忍，哭啼流泪不止。
财政局的仓库之中的自行车，凡是能够骑走的，已经没有了。泉恒帮助我在剩下的、必须大修的破自行车堆里找出一台脚刹车28自行车，车架是德国产的薄壁钢管，车架的头管有裂纹（如果没有裂纹，是剩不下的）。求人把车架送到区里一个街道工厂跑了铜焊；在局里几个自行车“行家”帮助下，七凑八拼，一台可以骑走的自行车诞生了。回统计局的时候，我把它带到统计局。70年代末机关自行车私有化的时候，作价7元钱，归为己有。
80年代初，鞍山生产梅花牌自行车，我买了一台26脚刹车（脚闸是台湾产）自行车，放在家里楼下，丢了。之后，我又买了一台同样的自行车。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自行车骑行率较低，给了M的弟弟。一年后，也丢了。有人分析，我的自行车之所以屡屡丢失，主要是缘于那个台湾产（性能优异）的车闸。
从什司县回来，我一直没有佩戴手表。财政局从人委大楼搬到建行这边不久，市里发手表票，局里摊上一张。局办公室把手表票给了我这个全局唯一没有戴表的人。这是一块瑞士名表——梅花牌。价格100多元，正好，孙正理给我的自行车钱，用于买表了。
得到手表票的第一个星期天郭庆陪着我逛了指定出售凭票手表的青年街百货商店和铁西联营。这两个商店的梅花表都是比女表大一些、比男表小一些的中型手表，我们没有相中。问了百货公司，告知还有对炉山百货商店也有梅花表出售。
我和郭庆到了对炉山百货商店，来到手表柜台，果然有梅花牌男表。郭庆对卖表的营业员说，“我们在青年街商店和铁西联营看到的都是小梅花牌手表。你们的大表，我们能不能买？”
营业员：“有手表票吗？”
“有。”我顺手从衣兜掏出手表票。
营业员：“行。”
郭庆：“拿出来，我们挑一个。”
营业员：“不用挑。现在柜台里摆放的表，都没有上弦。拿起来，立即走字，那就是好表。信不信？”
我：“信。”
营业员：“你们看看那块表相中了，我拿起来，走字了，就是好表。”
我随便指了一块表，营业员轻轻地拿了起来，让我们看。果真，手表的秒针开始走动。于是开了票，到交款处交了钱。同时买了表带。营业员把手表给上了弦，我把手表放到耳朵上听了听，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营业员说了一句，“回家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听。好表，走起来，听不到声音。”
买表没过三天，局办公室管专案的同志把我找去。说是对炉商店来我局调查买手表走后门的事情。
“手表票是局里给的，买手表是郭庆和我一起去的。在手表柜台交了票，在收款处给了钱。怎么叫走后门？”我对来外调的两个同志简单说明了情况。
“我和他一块去的你们商店。你们的买表柜台的那个女同志服务态度很好。还有两个女店员也在场，交手表票，开交款单，她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提高了话音）怎么就走后门了！”郭庆听说对炉商店来调查买手表走后门，也跟了过来。郭庆嗓门大，生气的时候，说话有些吓人。
办公室的同志：“怎么样？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什么要问的？”
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一声没吱。
后来听说，手表柜台那个女同志是组长。不知道得罪了谁，向百货公司写了检举信。其实，那一天他们商店只卖了一块梅花表，手表票、手表、交款额很容易核对。
（五）参与行使财权
木材公司要增加一台龙门吊，请求财政局批准。
星期一，一上班，刘局长就来到我们科，对赵翘说，“上木材公司，安排那几位同志去？”
刘信众局长是插队落户之前原邮电局局长，在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时候已经结合到邮电局革委会领导班子。由于她的爱人、我们统计局的财贸科迟玉环科长在千山学习班被揪斗，连累他全家插队落户到盖县。不久前，从农村被抽调回来。
赵翘决定让我、杨厚生和郭庆一起和刘局长去木材公司。我们四个人骑上自行车，直奔地处铁西的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的领导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新增加一台龙门吊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必要性，所需资金金额，龙门吊的供货来源，资金的来源等等。然后，领着我们查看了木材存放场地现有的吊车的状况和作业情况，以进一步让我们了解增添吊车的紧迫性。
购置龙门吊属于新增固定资产，应该列入基建或更新改造计划。依据当时计划和财务制度，没有列入计委的计划，可以由财政局批准动用企业的折旧资金或大修理资金购买。在财务制度上有哪些规定，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杨厚生掌握的比较具体，能够说出个子午卯酉。我所关心的是购置起重机的必要性，至于花什么钱，花多少钱（财政局该管的事），缺乏专业素养，关注的较差。我观察刘局长和我的状况差不多，对于花钱算账这类事情缺乏兴趣。这大概就是没当过家，不知柴米贵。
从木材场回来，我们又到了木材公司的锯木车间，由车间主任陪同查看设备运转情况。
已经是中午了。公司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过来，对领着我们查看的车间主任说，“中午请财政局的同志在咱们公司吃午饭。”
车间主任：“到哪里去吃？”
女同志：“先在车间等一等。”
“好。你们几位在这呆一会。我去处理一下工作。”车间主任说完，走了。
车间的工人午休。有些人拿出饭盒，有些人去食堂，吃饭。
过了一会，两个食堂打扮的女同志送来一盆大米饭，两大盘菜，四个饭碗、四双筷子，放到刚刚锯出的木板上，看看我们，没有说什么，笑呵呵的走了。
“来吧！搬几块能坐的木头，坐下来，吃饭。”刘局长看着冒着热气的饭菜，对我们说。
端起饭碗，相互谦让一番，开吃。杨厚生端起饭碗贴上嘴唇，筷子插到碗里，往嘴里一扒拉，半碗饭进去了；我见刘局长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惊愕的注视着杨厚生的吃相，咧嘴笑了。再看杨厚生，筷子在碗里动一动，饭碗里的饭，光了。
“拿来，我给你再盛一碗。”我笑着对着杨厚生，伸手要碗。
杨厚生：“盆端过来，我自己盛。”
又扒拉一口饭，杨厚生的筷子伸向炒鸡蛋的盘子，（另一盘菜是炒蒜毫）。他的筷子在鸡蛋饼上划拉一下，切割下来一大块金黄色、油汪汪的鸡蛋，接着把鸡蛋牢牢的夹在两根筷子之间，举到鼻子下面，一口吞下，再看盘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盘底光溜溜的显露出来。
“动筷！来！吃！”杨厚生嚼着鸡蛋，看着我们三个人，笑着说。
这顿饭，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四两粮票，两毛钱；这是当时下企业吃饭的规矩。
在机关食堂吃晚饭的时候，郭庆对我说，“我就够能吃的了。没想到，老杨比我还厉害。”
我：“那当然，要不哪来的那么硬实的好身板！”
第二天我们向局里汇报了木材公司添置龙门吊的情况。在讨论中，赵翘和杨厚生注重的是购置费用走那个科目，花多少钱，怎么下账；刘局长和我注重的是必要性和对生产的影响。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赵翘科长从局长室回来，告诉我们，木材公司购买龙门吊批了。
给五七大军盖住宅
五七大军大批回城，住的矛盾日益突出。给五七大军盖房子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天，郭庆对我说，“胜利宾馆东边给你们盖房子了。”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郭庆：“高兴个啥！听说是给五七大军局处级以上盖的。轮不到你们这些普通一兵。”
我：“先官后兵。早晚能够轮上。”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那里盖的房子没有自己的份，还是隔三差五跑过去看看楼房盖到什么程度了。大楼盖成之后，赵翘（市里给他丈夫的）、刘信众局长都住了进去。
1973年初春，一天，郭庆看着我笑，隔一会说道，“好消息！这回真的轮到你们五七大军普通战士有房子住了。咱们局要给你们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盖房子了。”
我：“真的？听谁说的？”
郭庆：“局办公室泉恒说的。批文都下来了。地址都选好了。”
我：“在哪里？”
郭庆：“烈士山摩电道东、钢院北墙外、卫校西墙外。”
这栋住宅是财政局、劳动局、物资局三家联合筹建的。按现代的说法，那叫强强联合！很显然，这三家在一起有出钱的、有出物的，有出工的，具有极大的优势。
1974年国庆节，我们全家结束了住办公室的生活，搬到了“人财物”宿舍楼。这是一个4层砖混结构住宅。一共有4个单元，共64户。财政局占了两个单元，劳动局和物资局各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为4种户型，较大的约60多平方米，最小的不足30平方米。厨房、厕所很小，有煤气、上下水齐全，有暖气，对于下乡前居住条件较差，四、五年没有正常栖身之处的我们来说，还是心满意足。
我住在二楼，属于第三类户型，比最小的户型大一点。大家把这种户型称为“串屋”。房门开在外走廊，进房门，有一个小走廊，与房门相对的一侧是厕所、厨房，左走是卧室。在卧室靠近门三分之一处砌了一道间壁墙，把一间屋间壁成两个屋，形成套间，大家把一字排开：厕所、厨房、套间这种结构称谓“串屋”。为了使小屋有点光亮，在间壁墙上开了一扇窗户。
住进新房之前，我做了一件很歉疚、很惭愧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
财政局分房领导小组公布了分配方案之后，立即引起局内很多同志不满；我也心存芥蒂，自然也站到不满意的行列之中。我的意见主要是，给五七大军盖房，也就是说打着给五七大军盖房的旗号，在分配房屋的时候，五七大军并不是给房的优先对象，从中受益的倒是那些没有乡下的造反派同志。本来乡下的（多数人）和留城的那些人就是文革中对立的两派。分配方案公布之后，不免又勾起了已经淡漠了的派性。
文革的流毒之一，就是写大字报。在局里分配房屋方案公布的当天下午，有几个人策划给局里贴大字报。不知道是谁，建议由我担当这项任务。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未加思索，当仁不让，很快起草了反映不满意同志们意见的大字报草稿；且亲手书写了大字报。然后是大家签名，我毫不客气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第一个。
很显然，自己把自己摆到了反对分房方案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字报张贴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局里真的有如开锅了一番，楼上楼下议论纷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分房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大字报提出反对意见的、诋毁签名人的也开始说三道四。在这种形势之下，有的已经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开始退缩。原税务局年龄较大的一位同志跑来找我，声称大字报他不签字了。我觉得很可笑，说了一句，“不签字了？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给你写上去的。自己抠下去不就得了。”于是，大字报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三天后，分房领导小组头目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原税务局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此人横眉竖目，一脸凶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倒是爽快，开门见山，气哼哼的问道，“你想要哪套房子？”
“给哪套就要哪套。”我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啊！那么，你想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就是对你们分房不公正有意见。”
他：“我问你，具体一点，你个人到底想要那套房子？”
我：“我个人没有要求想要那套房子！”
“行了！算了！”他举起左手，手背朝上，摆动几下，示意让我出去。
贴大字报的目的，从内心讲，是想要一个比第三类户型的房子更大一点的房子。那是分房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字报的意见，重新调整分配方案，才有可能实现的。今天，领导小组的头目的态度表现，很明显，根本没有接受大字报意见的意思。如果给我个人调整了房子，我成了什么东西！
动手写大字报现在检讨起来，是一个缺憾；没有要求调整个人的住房，倒还是给我的心里有些宽慰。
当自己改换了角色，回头去看那次财政局分房，倒是挑不出有什么原则性毛病。确实，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八）偏执狂李行亮
工业财务科有一个李行亮。在分房大字报风波之前，李行亮在走廊上贴出了三、四张纸之多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财政局革委会一把手张柯南。大字报的内容是张柯南对他进行百般“迫害”；还有对张柯南的谩骂的语言。第一批大字报，被局办公室的政工人员撤掉之后，又连续写了几批。迫害的内容不断增加，迫害的手段愈发离奇。诸如他说张柯南派人监视他，在他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拉上看不见的细电线，安插人猫（方言，暗藏）在他家棚顶上（他家没有搬进财政局给五七大军盖的新房之前住在立山区简易住宅，糊的纸棚），监视他夜间的行动，在他家里安装窃听器等等。结尾段落骂人的几行字，越写越小。
李行亮平时的一切言语行为都很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对待周围同志客客气气，没有发生过口角争吵之类的事情。唯独对一把手抱有成见。一次，张柯南在全局大会上说，“人是属猫狗子的，你不打它，它就不往前走。”他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李行亮常常把这句话作为攻击张柯南的口实；说张柯南对下蔑视革命群众，对上抹黑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行亮的大字报惹恼了张柯南。于是下令把李行亮送到精神病院。对此，刘信众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李行亮的表现属于偏执狂性质的精神病表现；不像其他精神病患者那样完全失去理智，不会危害他人；且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没必要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局革委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是没有插队落户的、革委会成立之时的革命派，自然不会和刘信众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少数服从多数，局里还是决定把李行亮送进精神病院。
李行亮是工业科的干部，送医院的差事理所当然的要由工业科的同志们去践行了。工业科在送李行亮去医院也是两派意见，不说读者也会明白，支持刘信众的是新近回到局里的原财政局和税务局同志们，他们在李行亮送医院的过程中，采取了消极态度，成了旁观者。
医院开来救护车那天，李行亮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乖乖就范，采取了敌对态度，平时温文尔雅的他，一反常态，摆出造反派“文攻武卫”的架势。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有同样造反经历的几个人，前后夹攻、左堵右截，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李行亮扑倒在地，连抬带拽，把他按压到车里。那几个人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几个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有殴斗的痕迹。
几天后，刘信众等人几次到医院做工作，把李行亮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上班那天早晨，他穿着整齐，分头梳得格外伏贴平整，油光水滑。不管见到了谁，都会客客气气地握手，说一句：你好！当然，抓他上救护车那几位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们，他给的只能是白眼。
刘信众的爱人迟玉环和孩子们从农村回来之后，全家住在食堂院里的一个较小的房间里。由于有迟玉环的关系，我们之间自然走动得频繁一些。他们全家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三十晚上，我和丰岷、小郭都跑到他们的住处，一起吃了年夜饭。年夜饭吃的是烧麦。烧麦皮是食堂小老顾（市里有名的做烧麦专家，交际处来外宾，做烧麦要请他过去）给擀的，烧麦馅是小老顾给和的。足足够他们吃上四顿、五顿的。我们之间关系较好，不仅仅是共同走了五七道路，在看问题的观点上，工作态度上，常常是不谋而合。
张柯南是文革中部队转业的师级干部，我们之间很少接触，除了开大会听听他的讲话，工作上隔着科长，没有任何联系。他住在市立医院北侧市里专门给部队转业干部新盖的楼里。娶了一个年轻的四川籍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下班后，张柯南喜欢抱着孩子在市立医院附近的大道上遛弯。遇上多嘴多舌的半大老太太常常会问道，“是孙子还是孙女？多精神！多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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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什司县插队落户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回到市里，就被原统计局在60年大归口从手管局归过来、又归回去的孙正理相中了。从什司县回来，在水果公司搞运动的时候，他就三番五次的跑来，非要我把自行车让给他。那个时侯，自行车是我从市里回什司县的重要交通工具，他也不好意思硬是拿走。他听说我的工作被安排到财政局，立即找我，死乞白赖，硬是把自行车骑走了。他的理由也算符合时代潮流：财政局有公家自行车，就没有必要骑自己的自行车了。
骑了两年的自行车让人骑走了，倒是留下了些微记忆。
刚刚买了自行车回旧堡M家的时候，人见人爱，M的弟弟弄来电工用的蓝色胶带，缠绕到自行车车架上，以保护车架钢管漆面不受创伤。
骑着新车从大台沟去粮站的凸凹不平的乡道上，在我越过两个解放军小战士的时候，听到他们一个战士说：“唉，真奇怪？他骑的自行车从身后过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呀！”这是我听到的对我的自行车最为得意的赞赏的语言。
我调回市里之后，每一次骑车回家，一路上，在村头或路口都要遇上小学生“劫道”，让你下车，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常常是顺口说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通不过。小将们非让你背一段字数多一点的语录，才能够放行。
从市里到什司县是砂石路，经常走自行车的道路两侧“自行车专用道”基本上是平整的，从没有颠簸的感觉。走完这段路，大体两个小时左右，回市里下坡，时间短一点，去什司县上坡，时间长一点。除了冬季，骑自行车行走在山峦起伏的绿色世界，心旷神怡，别有情趣。当然，也有难为情的状况出现。一次，我骑车驮着老大从旧堡姥姥家回什司县，爬庙宇岭的时候，体力不支，只好推着车走。过了岭，我再次上车的时候，手扶车把不稳，左摇右晃，自行车倒地，把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老大压到车架之下，小腿受到车架撞击，疼痛难忍，哭啼流泪不止。
财政局的仓库之中的自行车，凡是能够骑走的，已经没有了。泉恒帮助我在剩下的、必须大修的破自行车堆里找出一台脚刹车28自行车，车架是德国产的薄壁钢管，车架的头管有裂纹（如果没有裂纹，是剩不下的）。求人把车架送到区里一个街道工厂跑了铜焊；在局里几个自行车“行家”帮助下，七凑八拼，一台可以骑走的自行车诞生了。回统计局的时候，我把它带到统计局。70年代末机关自行车私有化的时候，作价7元钱，归为己有。
80年代初，鞍山生产梅花牌自行车，我买了一台26脚刹车（脚闸是台湾产）自行车，放在家里楼下，丢了。之后，我又买了一台同样的自行车。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自行车骑行率较低，给了M的弟弟。一年后，也丢了。有人分析，我的自行车之所以屡屡丢失，主要是缘于那个台湾产（性能优异）的车闸。
从什司县回来，我一直没有佩戴手表。财政局从人委大楼搬到建行这边不久，市里发手表票，局里摊上一张。局办公室把手表票给了我这个全局唯一没有戴表的人。这是一块瑞士名表——梅花牌。价格100多元，正好，孙正理给我的自行车钱，用于买表了。
得到手表票的第一个星期天郭庆陪着我逛了指定出售凭票手表的青年街百货商店和铁西联营。这两个商店的梅花表都是比女表大一些、比男表小一些的中型手表，我们没有相中。问了百货公司，告知还有对炉山百货商店也有梅花表出售。
我和郭庆到了对炉山百货商店，来到手表柜台，果然有梅花牌男表。郭庆对卖表的营业员说，“我们在青年街商店和铁西联营看到的都是小梅花牌手表。你们的大表，我们能不能买？”
营业员：“有手表票吗？”
“有。”我顺手从衣兜掏出手表票。
营业员：“行。”
郭庆：“拿出来，我们挑一个。”
营业员：“不用挑。现在柜台里摆放的表，都没有上弦。拿起来，立即走字，那就是好表。信不信？”
我：“信。”
营业员：“你们看看那块表相中了，我拿起来，走字了，就是好表。”
我随便指了一块表，营业员轻轻地拿了起来，让我们看。果真，手表的秒针开始走动。于是开了票，到交款处交了钱。同时买了表带。营业员把手表给上了弦，我把手表放到耳朵上听了听，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营业员说了一句，“回家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听。好表，走起来，听不到声音。”
买表没过三天，局办公室管专案的同志把我找去。说是对炉商店来我局调查买手表走后门的事情。
“手表票是局里给的，买手表是郭庆和我一起去的。在手表柜台交了票，在收款处给了钱。怎么叫走后门？”我对来外调的两个同志简单说明了情况。
“我和他一块去的你们商店。你们的买表柜台的那个女同志服务态度很好。还有两个女店员也在场，交手表票，开交款单，她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提高了话音）怎么就走后门了！”郭庆听说对炉商店来调查买手表走后门，也跟了过来。郭庆嗓门大，生气的时候，说话有些吓人。
办公室的同志：“怎么样？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什么要问的？”
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一声没吱。
后来听说，手表柜台那个女同志是组长。不知道得罪了谁，向百货公司写了检举信。其实，那一天他们商店只卖了一块梅花表，手表票、手表、交款额很容易核对。
（五）参与行使财权
木材公司要增加一台龙门吊，请求财政局批准。
星期一，一上班，刘局长就来到我们科，对赵翘说，“上木材公司，安排那几位同志去？”
刘信众局长是插队落户之前原邮电局局长，在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时候已经结合到邮电局革委会领导班子。由于她的爱人、我们统计局的财贸科迟玉环科长在千山学习班被揪斗，连累他全家插队落户到盖县。不久前，从农村被抽调回来。
赵翘决定让我、杨厚生和郭庆一起和刘局长去木材公司。我们四个人骑上自行车，直奔地处铁西的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的领导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新增加一台龙门吊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必要性，所需资金金额，龙门吊的供货来源，资金的来源等等。然后，领着我们查看了木材存放场地现有的吊车的状况和作业情况，以进一步让我们了解增添吊车的紧迫性。
购置龙门吊属于新增固定资产，应该列入基建或更新改造计划。依据当时计划和财务制度，没有列入计委的计划，可以由财政局批准动用企业的折旧资金或大修理资金购买。在财务制度上有哪些规定，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杨厚生掌握的比较具体，能够说出个子午卯酉。我所关心的是购置起重机的必要性，至于花什么钱，花多少钱（财政局该管的事），缺乏专业素养，关注的较差。我观察刘局长和我的状况差不多，对于花钱算账这类事情缺乏兴趣。这大概就是没当过家，不知柴米贵。
从木材场回来，我们又到了木材公司的锯木车间，由车间主任陪同查看设备运转情况。
已经是中午了。公司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过来，对领着我们查看的车间主任说，“中午请财政局的同志在咱们公司吃午饭。”
车间主任：“到哪里去吃？”
女同志：“先在车间等一等。”
“好。你们几位在这呆一会。我去处理一下工作。”车间主任说完，走了。
车间的工人午休。有些人拿出饭盒，有些人去食堂，吃饭。
过了一会，两个食堂打扮的女同志送来一盆大米饭，两大盘菜，四个饭碗、四双筷子，放到刚刚锯出的木板上，看看我们，没有说什么，笑呵呵的走了。
“来吧！搬几块能坐的木头，坐下来，吃饭。”刘局长看着冒着热气的饭菜，对我们说。
端起饭碗，相互谦让一番，开吃。杨厚生端起饭碗贴上嘴唇，筷子插到碗里，往嘴里一扒拉，半碗饭进去了；我见刘局长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惊愕的注视着杨厚生的吃相，咧嘴笑了。再看杨厚生，筷子在碗里动一动，饭碗里的饭，光了。
“拿来，我给你再盛一碗。”我笑着对着杨厚生，伸手要碗。
杨厚生：“盆端过来，我自己盛。”
又扒拉一口饭，杨厚生的筷子伸向炒鸡蛋的盘子，（另一盘菜是炒蒜毫）。他的筷子在鸡蛋饼上划拉一下，切割下来一大块金黄色、油汪汪的鸡蛋，接着把鸡蛋牢牢的夹在两根筷子之间，举到鼻子下面，一口吞下，再看盘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盘底光溜溜的显露出来。
“动筷！来！吃！”杨厚生嚼着鸡蛋，看着我们三个人，笑着说。
这顿饭，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四两粮票，两毛钱；这是当时下企业吃饭的规矩。
在机关食堂吃晚饭的时候，郭庆对我说，“我就够能吃的了。没想到，老杨比我还厉害。”
我：“那当然，要不哪来的那么硬实的好身板！”
第二天我们向局里汇报了木材公司添置龙门吊的情况。在讨论中，赵翘和杨厚生注重的是购置费用走那个科目，花多少钱，怎么下账；刘局长和我注重的是必要性和对生产的影响。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赵翘科长从局长室回来，告诉我们，木材公司购买龙门吊批了。
给五七大军盖住宅
五七大军大批回城，住的矛盾日益突出。给五七大军盖房子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天，郭庆对我说，“胜利宾馆东边给你们盖房子了。”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郭庆：“高兴个啥！听说是给五七大军局处级以上盖的。轮不到你们这些普通一兵。”
我：“先官后兵。早晚能够轮上。”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那里盖的房子没有自己的份，还是隔三差五跑过去看看楼房盖到什么程度了。大楼盖成之后，赵翘（市里给他丈夫的）、刘信众局长都住了进去。
1973年初春，一天，郭庆看着我笑，隔一会说道，“好消息！这回真的轮到你们五七大军普通战士有房子住了。咱们局要给你们从农村回来的五七大军盖房子了。”
我：“真的？听谁说的？”
郭庆：“局办公室泉恒说的。批文都下来了。地址都选好了。”
我：“在哪里？”
郭庆：“烈士山摩电道东、钢院北墙外、卫校西墙外。”
这栋住宅是财政局、劳动局、物资局三家联合筹建的。按现代的说法，那叫强强联合！很显然，这三家在一起有出钱的、有出物的，有出工的，具有极大的优势。
1974年国庆节，我们全家结束了住办公室的生活，搬到了“人财物”宿舍楼。这是一个4层砖混结构住宅。一共有4个单元，共64户。财政局占了两个单元，劳动局和物资局各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为4种户型，较大的约60多平方米，最小的不足30平方米。厨房、厕所很小，有煤气、上下水齐全，有暖气，对于下乡前居住条件较差，四、五年没有正常栖身之处的我们来说，还是心满意足。
我住在二楼，属于第三类户型，比最小的户型大一点。大家把这种户型称为“串屋”。房门开在外走廊，进房门，有一个小走廊，与房门相对的一侧是厕所、厨房，左走是卧室。在卧室靠近门三分之一处砌了一道间壁墙，把一间屋间壁成两个屋，形成套间，大家把一字排开：厕所、厨房、套间这种结构称谓“串屋”。为了使小屋有点光亮，在间壁墙上开了一扇窗户。
住进新房之前，我做了一件很歉疚、很惭愧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
财政局分房领导小组公布了分配方案之后，立即引起局内很多同志不满；我也心存芥蒂，自然也站到不满意的行列之中。我的意见主要是，给五七大军盖房，也就是说打着给五七大军盖房的旗号，在分配房屋的时候，五七大军并不是给房的优先对象，从中受益的倒是那些没有乡下的造反派同志。本来乡下的（多数人）和留城的那些人就是文革中对立的两派。分配方案公布之后，不免又勾起了已经淡漠了的派性。
文革的流毒之一，就是写大字报。在局里分配房屋方案公布的当天下午，有几个人策划给局里贴大字报。不知道是谁，建议由我担当这项任务。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未加思索，当仁不让，很快起草了反映不满意同志们意见的大字报草稿；且亲手书写了大字报。然后是大家签名，我毫不客气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第一个。
很显然，自己把自己摆到了反对分房方案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字报张贴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局里真的有如开锅了一番，楼上楼下议论纷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分房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大字报提出反对意见的、诋毁签名人的也开始说三道四。在这种形势之下，有的已经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开始退缩。原税务局年龄较大的一位同志跑来找我，声称大字报他不签字了。我觉得很可笑，说了一句，“不签字了？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给你写上去的。自己抠下去不就得了。”于是，大字报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三天后，分房领导小组头目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原税务局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此人横眉竖目，一脸凶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倒是爽快，开门见山，气哼哼的问道，“你想要哪套房子？”
“给哪套就要哪套。”我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啊！那么，你想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就是对你们分房不公正有意见。”
他：“我问你，具体一点，你个人到底想要那套房子？”
我：“我个人没有要求想要那套房子！”
“行了！算了！”他举起左手，手背朝上，摆动几下，示意让我出去。
贴大字报的目的，从内心讲，是想要一个比第三类户型的房子更大一点的房子。那是分房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字报的意见，重新调整分配方案，才有可能实现的。今天，领导小组的头目的态度表现，很明显，根本没有接受大字报意见的意思。如果给我个人调整了房子，我成了什么东西！
动手写大字报现在检讨起来，是一个缺憾；没有要求调整个人的住房，倒还是给我的心里有些宽慰。
当自己改换了角色，回头去看那次财政局分房，倒是挑不出有什么原则性毛病。确实，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八）偏执狂李行亮
工业财务科有一个李行亮。在分房大字报风波之前，李行亮在走廊上贴出了三、四张纸之多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财政局革委会一把手张柯南。大字报的内容是张柯南对他进行百般“迫害”；还有对张柯南的谩骂的语言。第一批大字报，被局办公室的政工人员撤掉之后，又连续写了几批。迫害的内容不断增加，迫害的手段愈发离奇。诸如他说张柯南派人监视他，在他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拉上看不见的细电线，安插人猫（方言，暗藏）在他家棚顶上（他家没有搬进财政局给五七大军盖的新房之前住在立山区简易住宅，糊的纸棚），监视他夜间的行动，在他家里安装窃听器等等。结尾段落骂人的几行字，越写越小。
李行亮平时的一切言语行为都很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对待周围同志客客气气，没有发生过口角争吵之类的事情。唯独对一把手抱有成见。一次，张柯南在全局大会上说，“人是属猫狗子的，你不打它，它就不往前走。”他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李行亮常常把这句话作为攻击张柯南的口实；说张柯南对下蔑视革命群众，对上抹黑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行亮的大字报惹恼了张柯南。于是下令把李行亮送到精神病院。对此，刘信众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李行亮的表现属于偏执狂性质的精神病表现；不像其他精神病患者那样完全失去理智，不会危害他人；且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没必要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局革委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是没有插队落户的、革委会成立之时的革命派，自然不会和刘信众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少数服从多数，局里还是决定把李行亮送进精神病院。
李行亮是工业科的干部，送医院的差事理所当然的要由工业科的同志们去践行了。工业科在送李行亮去医院也是两派意见，不说读者也会明白，支持刘信众的是新近回到局里的原财政局和税务局同志们，他们在李行亮送医院的过程中，采取了消极态度，成了旁观者。
医院开来救护车那天，李行亮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乖乖就范，采取了敌对态度，平时温文尔雅的他，一反常态，摆出造反派“文攻武卫”的架势。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有同样造反经历的几个人，前后夹攻、左堵右截，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李行亮扑倒在地，连抬带拽，把他按压到车里。那几个人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几个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有殴斗的痕迹。
几天后，刘信众等人几次到医院做工作，把李行亮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上班那天早晨，他穿着整齐，分头梳得格外伏贴平整，油光水滑。不管见到了谁，都会客客气气地握手，说一句：你好！当然，抓他上救护车那几位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们，他给的只能是白眼。
刘信众的爱人迟玉环和孩子们从农村回来之后，全家住在食堂院里的一个较小的房间里。由于有迟玉环的关系，我们之间自然走动得频繁一些。他们全家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三十晚上，我和丰岷、小郭都跑到他们的住处，一起吃了年夜饭。年夜饭吃的是烧麦。烧麦皮是食堂小老顾（市里有名的做烧麦专家，交际处来外宾，做烧麦要请他过去）给擀的，烧麦馅是小老顾给和的。足足够他们吃上四顿、五顿的。我们之间关系较好，不仅仅是共同走了五七道路，在看问题的观点上，工作态度上，常常是不谋而合。
张柯南是文革中部队转业的师级干部，我们之间很少接触，除了开大会听听他的讲话，工作上隔着科长，没有任何联系。他住在市立医院北侧市里专门给部队转业干部新盖的楼里。娶了一个年轻的四川籍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下班后，张柯南喜欢抱着孩子在市立医院附近的大道上遛弯。遇上多嘴多舌的半大老太太常常会问道，“是孙子还是孙女？多精神！多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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