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续1984-1985
1985年5月4日
我在Maalot的小屋成了我不在寄宿学校的隐蔽之处。它并没啥特别之处，但是我可以不用开车回到在特拉维夫很远的和别人共住的房间，就可以得到一些安静平和的生活。学校的人不知道我在哪里，在我补觉的时候不会有电话把我吵醒。比如，今天我晚起了一会儿，悠闲的品尝着我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整个英文版的《耶路撒冷邮报》都看完。没有了敲门声，我终于又有时间回到英语世界，看看电影、电视剧和政治新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的思绪可以离开那些埃塞俄比亚男孩，也不用管学校每天发生的争论和问题。埃塞俄比亚继续恶化的国内环境使得这些孩子也感到了压力。他们曾经对以色列生活的美好幻想也都被粉碎了。
我今天甚至看了一会电视，因为我从一个外出旅行的以色列青年那里很便宜的租来了这套全配备的公寓。当我在看一部叫《修车女孩》的电影时，我大笑起来。起初，我对自己说，“能在这里的电视上看到一些非同寻常的女性真好。”之后，我发现了这部电影不少古怪的地方。比如那个修车女孩非常漂亮，且穿着极短的工装裤。没过多久我发现这是部XX电影。我知道以色列是禁止XX电影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和屋顶的非法接收器有关，这项服务需要每月付费。之后我没有为我那个年轻房东续费。
1985年5月10日
因为Meir Kahane（译注：他是卡罕和以色列的犹太极端势力头目）心中充满无限的仇恨，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两眼冒烟，舌头如皮鞭的高大强壮的男人，我没料到他会是个矮小的、长相普通的男人，他站在那里安静的、有条理的讲述他关于以色列“阿拉伯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从未想过会见到他，但是以色列学生在得到了学校犹太教士的同意后，邀请他来演讲。我听他讲话时，脸上满是酸楚的表情，因为我希伯来语还没有好到可以听懂一个正式的讲座，我猜想他一定在讲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小孩也在那里。埃国人会本能的害怕阿拉伯人，因为在苏丹的阿拉伯人曾经伤害过他们。我们学校大多数西班牙系以色列学生的父母都来自于被阿拉伯人严格操控的国家。
我那些埃国的孩子知道我就Kahane及他的手下反阿拉伯人主张的想法。
“她有些话想跟你说，”当我们都集体退场的时候，一个埃国的男孩突然对Kahane说。
我很吃惊不知道突然要对他说些什么，于是我用简单的词语，却语气着重的说，“我为你是个美国人感到羞耻。”
“那是你的观点，”他简单的回应，并不想跟我展开一场对话。
学校那个犹太教士就我对他的客人说的那番不敬的话显然很不高兴。后来，以色列学生们冲着我大喊，并且想要说服我Kahane是正确的。当我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阿拉伯朋友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当听闻我在以色列的第一年便和一些阿拉伯人成为朋友，他们目瞪口呆。虽然没有希望去改变那些以色列男孩的想法，但是我的声音至少是一种对Kahane观点的抗衡。我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看出来那个讲座后我很不安，他们至少会听我讲述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是如何产生的，就如同有些群体仇恨他们是黑人一样。
我原以为校长Dov也要严厉责备我。没想到他正对未通知他便邀请Kahane来学校的事情大为光火。我并不了解他对Kahane的个人想法，不过Maalot的政府官员就此事对Dov很不满，因为kahane利用这个机会来到Maalot，并在居民中召集一些乌合之众。
1985年5月14日
Saul 今晚试图上吊自杀，还好没有受伤。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不过半夜我回来时，得知学校的护士已经请了名医生来。他们首先四处搜索Saul，找到他后给他吃了点镇定剂。他勉强的吃了一片，便拒绝吃第二片。医生说要强行给他打一针，但我不想让孩子们去强行控制他。在我们交流的时候，Saul从窗口逃跑了。
凌晨1点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给学校负责监管埃塞俄比亚孩子的人打电话以叫醒他。就在下午他过来时，听到我顾虑Saul越来越糟糕的精神状态的时候，还觉得大惊小怪。我今晚不准备一个人整晚守夜去担心Saul又跑到哪里去了，他在做什么。
1985年5月15日
Dov 对我昨晚吵醒校方来警告他们Saul自杀企图的做法不太高兴。我并不后悔这么做，因为他们至少认同了Saul现在严重的精神不稳定。他将会被送到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儿童病房。除了还可以把他送到亲戚那边去，我想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我很希望他不仅仅得到药物治疗。一开始Saul不肯去，后来我们沟通了一会儿，他说“也许吧”
一件好消息是校长说我们应该做些事，让宿舍看起来漂亮些。所以，今晚我让孩子们画了些画，现在墙上已经充满了艺术气息。他们画的内容和他们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在创作的画上会写上希伯来语的句子。我也告诉他们可以在房间里装点些花朵。很快，我便在一个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三瓶花。而且，他们衣柜里的衣服也折叠的整整齐齐。有时候他们还是听我的话的！
1985年5月18日
今晚我们开车送Saul去精神病医院时，我在想“融入新文化”真的是很悲哀。作为移民，一个人必须去调整他的传统和文化，以成为以色列人。 而Saul可能是那种很难文化移植的人。不过，他如果移民这里，则可能年轻早亡。看见他坐在医院里，周围是些有着奇怪眼神的以色列“疯子”，他们都和全世界的其他人类一样有些精神疾病。他在那里会过得怎样，没有其他的埃塞俄比亚人，偶尔才有一个翻译，我深深的为他忧虑。
1985年5月21日
我今天实在是筋疲力尽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思维是否还有条理，不过我依然渴望在睡前写下一些今天的事情。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庆祝耶路撒冷日，所有以色列寄宿学校里的埃塞俄比亚孩子都来了。这真是一场大团圆！
我们去的时候坐的是一趟从Nahariya开出的特别的专列，一路上停靠，以接上沿途成百上千的埃塞俄比亚青少年。以下这些是对我所拍的照片抑或是我希望可以拍下的照片的解读。
一路上，火车经过以色列各种景观，车窗外挂的白蓝相间的以色列国旗也在不停拍打着玻璃。一个棕色的手和我一个白色的手伸出窗外触摸国旗。
一排排的埃塞俄比亚青少年，不同学校学生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从耶路撒冷老城那雄伟古老的城墙前走过。
埃塞俄比亚女孩们排成队，站在哭墙的纪念女性部分的那里祈祷。
以前在其他寄宿学校所认识的孩子还记得我，并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埃塞俄比亚孩子们手挽手、肩并肩友好的站在一起，不经意间形成了一副打动人的人体塑像。
孩子们蓬松的卷发上戴着小圆帽，上面点缀着五彩斑斓的小点，他们站在火车敞开的车窗边，形成了一副不常见的动态艺术画。
我把车窗摇低以更贴近黑夜中的闪过的星星，顺便和树木、大地打个招呼。以色列的此刻有欢笑也有困惑，而我就在这里，成为它的一部分。
快乐的时光萌动了我的美国心，我突然像牛仔一样对着夜空大叫了一声。接着马上传来了埃塞俄比亚版的“呀呼——”的回声。
孩子们趴在互相身上睡着了。有些则爬到了行李架上舒展下四肢。
悲哀的是我们的旅程以一个坏消息结束。我们约凌晨1点返回学校，发现以色列孩子从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房间里面偷了钱、鞋子、笔记本等东西。
1985年6月6日
一场惨败！我还以为会是一个绝好的主意。为了鼓励孩子们学习并且奖励他们在课堂上取得的个人进步，我用自己募集到的捐款给他们买了些有用的、不同的“好东西”，孩子们可以用老师奖励给他们的兑换券来买。今天我们试着开了个虚拟商店让孩子们来换奖品。
不管手中是否有足够的兑换券，每个人都要换个计算器。他们开始互相买卖兑换券，或者直接嚷起来要个计算器。每个孩子都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拿到他们应得的。甚至最后合法换到计算器的孩子也不高兴。一个孩子甚至上演了一场如皇室般的勃然大怒。很显然孩子们是不肯排队的，所以偷窃奖品的行为更是难以控制。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过孩子们却闹的很欢，不知道我为何不开心。这些孩子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赢得奖品时的自豪感。
我厌烦的离开了，去城里看了场电影。在那部电影里，提出了守规矩、帮助人们发现真正的自己，我们会爱戴那些惩罚我们的人。这个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权威人物。我不喜欢惩罚别人，也似乎很难去惩罚别人。
那些冲着孩子们喊叫，甚至打他们的辅导员，也许孩子们不会喜欢他们，可是他们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而我却没有。
所以，这儿有几件事要处理——做规矩，物质至上的影响力，社会道德，还有我该拿剩下的捐款为孩子们做些啥？去买奖品、定价，想象他们靠自己努力赢得奖品时的快乐和自豪的那刻我很高兴，而现实却是一场噩梦。
1985年6月24日
今天又体会到了更多的困惑和坏情绪。员工今天发现许多埃塞俄比亚 孩子就对他们安息日去了哪里这件事在撒谎。他们把给他们去较远地方的车费私吞下来，只坐到近的地方就下车。这一事件让大家都不高兴。员工很生气，觉得他们被利用了。他们同样也很失望，因为他们邀请孩子们去他们家共同度过安息日，孩子们置之不理。就孩子们一方面，指责他们撒谎让他们很生气，于是他们安息日拒绝离开学校去任何的地方。
1985年6月28日
午饭后我觉得不怎么舒服。大约四小时后，我意识到我就快吐了。我吐 了——一次、两次、三次，每次大概间隔了一小时。吐最后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快昏过去了。我在喘气和呕吐的时候听到门外有学校护士的说话声，赶巧有一个孩子也病了，于是准备一起送我们到Nahariya的医院。
我很难想象没有厕所该怎么办，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护士坚持让我们去医院。所以，在黑夜里，我只能分辨出聚集在救护车边那些关心我的学生们的脸庞，他们祝我早日康复，一个辅导员陪同我和那个生病的学生一同前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我很意外原来躺在救护车里那么不舒服，因为一路上颠簸的路途持续了30分钟。
下了救护车后，我睡到急诊室的一张床上，希望医生们能帮到我。医生出现的时候我倒吸了口冷气。我之前带生病孩子来医院的时候看见过她。她是俄罗斯人，上次看见她在急诊室里抽烟。换个地方的话，会当她是妓女的。她染过的头发上别着两个粉色花朵型的发夹，脸上化了浓妆，裤子很紧身，底下穿了高跟靴。她把手放在我的胃上，我看见她长长的涂了红色甲油的手指。她给了我一片药丸，然后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又大步走到生病的学生Gadi那里，对他进行了同样的处理。
我们是坐救护车来的，回学校的时候我们却得自己想办法。在这寒冷的夜里，我们站在外面等着，那个辅导员则和几个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学校，我刚走到自己的房间，身体的不适就让我又吐了一次。
早晨我在一夜断断续续的睡眠中醒来，走出去开我房间的电闸，每天晚上都会不明原因的断电。我决定逃回我那间小公寓去，因为我不想面对每日我要完成的事情，检查房间还有每周的洗衣大战。我留了张便条，拿出剩下的一点力气给我不适的肠胃去买了些简单的食物，我回公寓躺了一整天。
1985年7月6日
我刚从一天的登山旅行回来，加上在山洞里爬过，我觉得必须得洗个澡。几个孩子对今天我对他们各种冒犯有点生气，其中一个打定主意非要把我住的房车的电闸关掉来整整我。洗完澡，我躺在床上，鼓足勇气去面对今天漫长而艰苦的晚上，因为每次洗衣服都是如此。
Gabriel 不时的来敲我的门，之后又在窗户口叫我，因为他想要他洗干净的衣服。我没有应声，但他不相信我不在房间里。最后，我听见他试图闯进来。他甚至拆下了我纱窗的两个螺丝。我好奇他究竟会怎么做，便安静的等着。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想吓唬他，但又不想冲着他喊叫，这样会吓到别人。我等到他把纱窗拆下，然后当他把头伸进来的时候——我尖叫起来。他像风一般逃跑了。我不用担心打扰了别人，因为只有他听到我的尖叫。
他几乎马上又跑了回来，在我房前有礼貌的敲门。我告诉他刚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让我吓到了。当我换衣服时候，他就在门口等着。
“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想闯入我的房间，”我告诉他，“我醒的时候看见有个脑袋正从我窗户口塞进来。”
“你看清他是谁了吗？”他紧张的问。
“没有，我只看到个脑袋，没有看见脸。”
他脸上一阵轻松，不过他马上又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真可怕呀！我不想在宿舍里睡了。”
听了他的话，我差点没笑出来。
1985年7月11日
当Asaf告诉我他从体育教练那里新学到的东西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光芒。这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有很明显的运动员天赋，所以我用得到的一些捐款替他请了个体育教练。能有一笔现金可以自由支配在我觉得好的项目上真好，我能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捐款直接给了我，而不是给到学校。我真希望捐钱给我的那些人可以看到此刻Asaf脸上开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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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Maalot的小屋成了我不在寄宿学校的隐蔽之处。它并没啥特别之处，但是我可以不用开车回到在特拉维夫很远的和别人共住的房间，就可以得到一些安静平和的生活。学校的人不知道我在哪里，在我补觉的时候不会有电话把我吵醒。比如，今天我晚起了一会儿，悠闲的品尝着我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整个英文版的《耶路撒冷邮报》都看完。没有了敲门声，我终于又有时间回到英语世界，看看电影、电视剧和政治新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的思绪可以离开那些埃塞俄比亚男孩，也不用管学校每天发生的争论和问题。埃塞俄比亚继续恶化的国内环境使得这些孩子也感到了压力。他们曾经对以色列生活的美好幻想也都被粉碎了。
我今天甚至看了一会电视，因为我从一个外出旅行的以色列青年那里很便宜的租来了这套全配备的公寓。当我在看一部叫《修车女孩》的电影时，我大笑起来。起初，我对自己说，“能在这里的电视上看到一些非同寻常的女性真好。”之后，我发现了这部电影不少古怪的地方。比如那个修车女孩非常漂亮，且穿着极短的工装裤。没过多久我发现这是部XX电影。我知道以色列是禁止XX电影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和屋顶的非法接收器有关，这项服务需要每月付费。之后我没有为我那个年轻房东续费。
1985年5月10日
因为Meir Kahane（译注：他是卡罕和以色列的犹太极端势力头目）心中充满无限的仇恨，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两眼冒烟，舌头如皮鞭的高大强壮的男人，我没料到他会是个矮小的、长相普通的男人，他站在那里安静的、有条理的讲述他关于以色列“阿拉伯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从未想过会见到他，但是以色列学生在得到了学校犹太教士的同意后，邀请他来演讲。我听他讲话时，脸上满是酸楚的表情，因为我希伯来语还没有好到可以听懂一个正式的讲座，我猜想他一定在讲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小孩也在那里。埃国人会本能的害怕阿拉伯人，因为在苏丹的阿拉伯人曾经伤害过他们。我们学校大多数西班牙系以色列学生的父母都来自于被阿拉伯人严格操控的国家。
我那些埃国的孩子知道我就Kahane及他的手下反阿拉伯人主张的想法。
“她有些话想跟你说，”当我们都集体退场的时候，一个埃国的男孩突然对Kahane说。
我很吃惊不知道突然要对他说些什么，于是我用简单的词语，却语气着重的说，“我为你是个美国人感到羞耻。”
“那是你的观点，”他简单的回应，并不想跟我展开一场对话。
学校那个犹太教士就我对他的客人说的那番不敬的话显然很不高兴。后来，以色列学生们冲着我大喊，并且想要说服我Kahane是正确的。当我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阿拉伯朋友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当听闻我在以色列的第一年便和一些阿拉伯人成为朋友，他们目瞪口呆。虽然没有希望去改变那些以色列男孩的想法，但是我的声音至少是一种对Kahane观点的抗衡。我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看出来那个讲座后我很不安，他们至少会听我讲述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是如何产生的，就如同有些群体仇恨他们是黑人一样。
我原以为校长Dov也要严厉责备我。没想到他正对未通知他便邀请Kahane来学校的事情大为光火。我并不了解他对Kahane的个人想法，不过Maalot的政府官员就此事对Dov很不满，因为kahane利用这个机会来到Maalot，并在居民中召集一些乌合之众。
1985年5月14日
Saul 今晚试图上吊自杀，还好没有受伤。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不过半夜我回来时，得知学校的护士已经请了名医生来。他们首先四处搜索Saul，找到他后给他吃了点镇定剂。他勉强的吃了一片，便拒绝吃第二片。医生说要强行给他打一针，但我不想让孩子们去强行控制他。在我们交流的时候，Saul从窗口逃跑了。
凌晨1点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给学校负责监管埃塞俄比亚孩子的人打电话以叫醒他。就在下午他过来时，听到我顾虑Saul越来越糟糕的精神状态的时候，还觉得大惊小怪。我今晚不准备一个人整晚守夜去担心Saul又跑到哪里去了，他在做什么。
1985年5月15日
Dov 对我昨晚吵醒校方来警告他们Saul自杀企图的做法不太高兴。我并不后悔这么做，因为他们至少认同了Saul现在严重的精神不稳定。他将会被送到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儿童病房。除了还可以把他送到亲戚那边去，我想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我很希望他不仅仅得到药物治疗。一开始Saul不肯去，后来我们沟通了一会儿，他说“也许吧”
一件好消息是校长说我们应该做些事，让宿舍看起来漂亮些。所以，今晚我让孩子们画了些画，现在墙上已经充满了艺术气息。他们画的内容和他们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在创作的画上会写上希伯来语的句子。我也告诉他们可以在房间里装点些花朵。很快，我便在一个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三瓶花。而且，他们衣柜里的衣服也折叠的整整齐齐。有时候他们还是听我的话的！
1985年5月18日
今晚我们开车送Saul去精神病医院时，我在想“融入新文化”真的是很悲哀。作为移民，一个人必须去调整他的传统和文化，以成为以色列人。 而Saul可能是那种很难文化移植的人。不过，他如果移民这里，则可能年轻早亡。看见他坐在医院里，周围是些有着奇怪眼神的以色列“疯子”，他们都和全世界的其他人类一样有些精神疾病。他在那里会过得怎样，没有其他的埃塞俄比亚人，偶尔才有一个翻译，我深深的为他忧虑。
1985年5月21日
我今天实在是筋疲力尽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思维是否还有条理，不过我依然渴望在睡前写下一些今天的事情。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庆祝耶路撒冷日，所有以色列寄宿学校里的埃塞俄比亚孩子都来了。这真是一场大团圆！
我们去的时候坐的是一趟从Nahariya开出的特别的专列，一路上停靠，以接上沿途成百上千的埃塞俄比亚青少年。以下这些是对我所拍的照片抑或是我希望可以拍下的照片的解读。
一路上，火车经过以色列各种景观，车窗外挂的白蓝相间的以色列国旗也在不停拍打着玻璃。一个棕色的手和我一个白色的手伸出窗外触摸国旗。
一排排的埃塞俄比亚青少年，不同学校学生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从耶路撒冷老城那雄伟古老的城墙前走过。
埃塞俄比亚女孩们排成队，站在哭墙的纪念女性部分的那里祈祷。
以前在其他寄宿学校所认识的孩子还记得我，并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埃塞俄比亚孩子们手挽手、肩并肩友好的站在一起，不经意间形成了一副打动人的人体塑像。
孩子们蓬松的卷发上戴着小圆帽，上面点缀着五彩斑斓的小点，他们站在火车敞开的车窗边，形成了一副不常见的动态艺术画。
我把车窗摇低以更贴近黑夜中的闪过的星星，顺便和树木、大地打个招呼。以色列的此刻有欢笑也有困惑，而我就在这里，成为它的一部分。
快乐的时光萌动了我的美国心，我突然像牛仔一样对着夜空大叫了一声。接着马上传来了埃塞俄比亚版的“呀呼——”的回声。
孩子们趴在互相身上睡着了。有些则爬到了行李架上舒展下四肢。
悲哀的是我们的旅程以一个坏消息结束。我们约凌晨1点返回学校，发现以色列孩子从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房间里面偷了钱、鞋子、笔记本等东西。
1985年6月6日
一场惨败！我还以为会是一个绝好的主意。为了鼓励孩子们学习并且奖励他们在课堂上取得的个人进步，我用自己募集到的捐款给他们买了些有用的、不同的“好东西”，孩子们可以用老师奖励给他们的兑换券来买。今天我们试着开了个虚拟商店让孩子们来换奖品。
不管手中是否有足够的兑换券，每个人都要换个计算器。他们开始互相买卖兑换券，或者直接嚷起来要个计算器。每个孩子都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拿到他们应得的。甚至最后合法换到计算器的孩子也不高兴。一个孩子甚至上演了一场如皇室般的勃然大怒。很显然孩子们是不肯排队的，所以偷窃奖品的行为更是难以控制。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过孩子们却闹的很欢，不知道我为何不开心。这些孩子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赢得奖品时的自豪感。
我厌烦的离开了，去城里看了场电影。在那部电影里，提出了守规矩、帮助人们发现真正的自己，我们会爱戴那些惩罚我们的人。这个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权威人物。我不喜欢惩罚别人，也似乎很难去惩罚别人。
那些冲着孩子们喊叫，甚至打他们的辅导员，也许孩子们不会喜欢他们，可是他们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而我却没有。
所以，这儿有几件事要处理——做规矩，物质至上的影响力，社会道德，还有我该拿剩下的捐款为孩子们做些啥？去买奖品、定价，想象他们靠自己努力赢得奖品时的快乐和自豪的那刻我很高兴，而现实却是一场噩梦。
1985年6月24日
今天又体会到了更多的困惑和坏情绪。员工今天发现许多埃塞俄比亚 孩子就对他们安息日去了哪里这件事在撒谎。他们把给他们去较远地方的车费私吞下来，只坐到近的地方就下车。这一事件让大家都不高兴。员工很生气，觉得他们被利用了。他们同样也很失望，因为他们邀请孩子们去他们家共同度过安息日，孩子们置之不理。就孩子们一方面，指责他们撒谎让他们很生气，于是他们安息日拒绝离开学校去任何的地方。
1985年6月28日
午饭后我觉得不怎么舒服。大约四小时后，我意识到我就快吐了。我吐 了——一次、两次、三次，每次大概间隔了一小时。吐最后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快昏过去了。我在喘气和呕吐的时候听到门外有学校护士的说话声，赶巧有一个孩子也病了，于是准备一起送我们到Nahariya的医院。
我很难想象没有厕所该怎么办，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护士坚持让我们去医院。所以，在黑夜里，我只能分辨出聚集在救护车边那些关心我的学生们的脸庞，他们祝我早日康复，一个辅导员陪同我和那个生病的学生一同前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我很意外原来躺在救护车里那么不舒服，因为一路上颠簸的路途持续了30分钟。
下了救护车后，我睡到急诊室的一张床上，希望医生们能帮到我。医生出现的时候我倒吸了口冷气。我之前带生病孩子来医院的时候看见过她。她是俄罗斯人，上次看见她在急诊室里抽烟。换个地方的话，会当她是妓女的。她染过的头发上别着两个粉色花朵型的发夹，脸上化了浓妆，裤子很紧身，底下穿了高跟靴。她把手放在我的胃上，我看见她长长的涂了红色甲油的手指。她给了我一片药丸，然后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又大步走到生病的学生Gadi那里，对他进行了同样的处理。
我们是坐救护车来的，回学校的时候我们却得自己想办法。在这寒冷的夜里，我们站在外面等着，那个辅导员则和几个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学校，我刚走到自己的房间，身体的不适就让我又吐了一次。
早晨我在一夜断断续续的睡眠中醒来，走出去开我房间的电闸，每天晚上都会不明原因的断电。我决定逃回我那间小公寓去，因为我不想面对每日我要完成的事情，检查房间还有每周的洗衣大战。我留了张便条，拿出剩下的一点力气给我不适的肠胃去买了些简单的食物，我回公寓躺了一整天。
1985年7月6日
我刚从一天的登山旅行回来，加上在山洞里爬过，我觉得必须得洗个澡。几个孩子对今天我对他们各种冒犯有点生气，其中一个打定主意非要把我住的房车的电闸关掉来整整我。洗完澡，我躺在床上，鼓足勇气去面对今天漫长而艰苦的晚上，因为每次洗衣服都是如此。
Gabriel 不时的来敲我的门，之后又在窗户口叫我，因为他想要他洗干净的衣服。我没有应声，但他不相信我不在房间里。最后，我听见他试图闯进来。他甚至拆下了我纱窗的两个螺丝。我好奇他究竟会怎么做，便安静的等着。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想吓唬他，但又不想冲着他喊叫，这样会吓到别人。我等到他把纱窗拆下，然后当他把头伸进来的时候——我尖叫起来。他像风一般逃跑了。我不用担心打扰了别人，因为只有他听到我的尖叫。
他几乎马上又跑了回来，在我房前有礼貌的敲门。我告诉他刚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让我吓到了。当我换衣服时候，他就在门口等着。
“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想闯入我的房间，”我告诉他，“我醒的时候看见有个脑袋正从我窗户口塞进来。”
“你看清他是谁了吗？”他紧张的问。
“没有，我只看到个脑袋，没有看见脸。”
他脸上一阵轻松，不过他马上又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真可怕呀！我不想在宿舍里睡了。”
听了他的话，我差点没笑出来。
1985年7月11日
当Asaf告诉我他从体育教练那里新学到的东西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光芒。这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有很明显的运动员天赋，所以我用得到的一些捐款替他请了个体育教练。能有一笔现金可以自由支配在我觉得好的项目上真好，我能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捐款直接给了我，而不是给到学校。我真希望捐钱给我的那些人可以看到此刻Asaf脸上开心的笑容。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