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近代教育的全面发展思想
近代教育的全面发展思想
一、蔡元培、梅贻琦的通才教育与多育并举
蔡元培（1868～1940）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蔡元培之前，北大保持着浓厚的科举遗风，当时北大学生入学的目的多是为以后走入仕途寻找一个跳板。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任职期间，调整专业结构，提倡跨学科教育；民主治校，健全管理体制；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给各学派的学术主张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舞台。各类改革措施的实行，对我国后来的办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1。 沟通文理两科的通才教育
蔡元培认为文科和理科本应相通，而学校教育却被人为地划定了界限。他提出：“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属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应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理科。”为沟通文理科，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废科设系，取消文理法三科界限，不同系别之间可以互选课程；以选科制代替年级制；开设学术讲座，积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邀请外国知名专家来校讲学，以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主张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很好地把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其目的在于培养能把各学科联系起来的人才，而不是一味地培养专门人才，只领会本专业的知识，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这和今天的“通才教育”异曲同工，全国2011年起高中学生不再分理科、文科，也许借鉴了他的提倡。当然，蔡元培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思想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领域。在素质教育进程中，各学科领域也不应是各自为政，语文教育中应贯穿科学思想、审美情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样在其他各育中，也不应忽视综合能力的培养。
现代社会需要通才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教育应培养具有和谐精神的人，而不是造就会说话的机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通才教育的还有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他曾指出：有人认为学习人文学科的，就不必注意理科的学习；学习工科的人则不必注意人文素养的养成，这种认识似乎短浅一些。做学问的眼界一定要广，不能过于狭窄，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种平衡不偏人生观念，对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也才能保持较为清楚的认识和了解。通识教育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增加情趣，也可加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这是学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但在现实中我们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重科学，轻人文；重数语外等“主科”，轻音体美等“副科”，以至于教所谓“不重要的学科”的教师常常处于学校的“底层”，为人不齿。这种现象至今仍很严重，这是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基本导向的素质教育所不容的。
当前我们对通才教育的理解有时有失片面，甚至难以超越前人。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蔡先生沟通文理的理论和梅贻琦先生对通才教育的有关论述，这对我们素质教育的实施或许有一些启发。
2、“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在“五育”之中，蔡元培尤其重视美育对人发展的作用。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了以教授治校为中心的领导体制，强调学校管理的灵活性和民主性，使大学成为一个民主决策的场地。对体育有着精辟的论述。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全人格，首位体育”。
另外，梅贻琦先生提出了多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他主张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群育并行开设，使学生在这几方面均有所发展。梅贻琦反对传统教学中智育独霸天下的局面，强调提高个人修养，同时确立爱国主义情感，关心国家安危，在社会发展中尽己之力。梅贻琦重视体育教学，他在大学开设体育必修课，扩建体育场，增设体育设施，旨在通过体育使学生体魄强健，并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梅贻琦所倡导的劳动教育并不是让学生在学期间参加体力劳动，而是让学生养成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习惯。群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他认为光是具有以上的几种素质是不够的，此外还要养成学生与人合作的习惯与能力，能在群体中学习和生活，这是以后走入社会的基础。在我们当前的素质教育进程中，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课程开设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是不容忽视的。有关部门应加强这方面的评估，以使某些“边缘”课程的开设不流于形式。
二、叶圣陶和徐特立的“三育并重”
1、叶圣陶的“三育”目的
叶圣陶教育的目的是“三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培养优良品质、习惯。智育培养探究知识、能力的习惯。体育，培养卫生、锻炼身体习惯。一个人的好习惯不仅在学校，而且到社会，仍要受各种教育，好习惯能增强能力，充实精神。
在语文教学中提出“终身受用”的教育目标。时代呼唤着教育，教育注目于素质。素质教育是为提高受教育者素质的教育。学科教育是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语文学科的素质教育，也就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最关心的课题，叶圣陶曾称之为语文素养，语文修养。他说过，有了语文素养，可以受用一辈子，要求学生通过“德性方面的修养”和“语言文字的修养”做一个健全的人，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国家的合格公民。显而易见，“终身受用”是一种着眼素质的教育目标。
2、徐特立把教育内容归结于“三育并重”
徐特立从对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出发，从人类的发展进步出发，认为“人类的发育包含着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或三个基本要素。徐特立并没有因为智育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而忽视德育和体育，他提出：为塑造一定立场、一定方向而无限生动发展的人格，德育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他同时也认为，要培养出这种人格来，还必须辅之以智育、体育以及生产劳动等各方面的培育，都共同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教育，才能塑造出崭新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创造力的年轻一代。
向青年一代进行德育教育，既是由教育的本质决定的，又是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徐特立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强调教育首先要塑造人。他认为，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此，“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我们在青少年一代中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其根本的目的任务就是要造成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人格”。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造成一定立场、一定方向而无限生动发展的人格”。他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们公认的一些准则，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远大的革命理想、五项国民公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他还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要服从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为实现教育任务服务，为塑造生动活泼的、具有创造性的、素质优良的人才提供条件。这些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忌粗暴惩戒、简单化、公式化；要言传身教，提倡“经师”与“人师”合一；把思想教育与各科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既严格要求，又尊重人格；反复疏导，耐心细致。
徐特立一生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身体健康教育，关怀学生的身心发展。他认为，身体健康是社会的要求，是搞好革命和工作的本钱。锻炼身体和开展体育运动，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吃大苦、耐大劳的健康体魄。体育教学是体育的重要环节，要明确目的，因人因地因时确定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体育要贯穿整个教育之中，身体锻炼要自觉和坚持，形式和方法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并注意劳逸结合和做好卫生保健工作。
另外章炳麟，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认为道德主要是靠社会熏染，而不是靠讲解。智育也不专在读书。
三、陶行知的全面发展思想和胡适的教育非“物化”理论
1、陶行知的全面发展思想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集中体现了“立德树人”的真谛。陶行知在《每天四问》这篇讲话中要求学生每天都要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是对“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具体淦释，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寓意深刻，反映了陶行知的素质教育观，今天读来仍极有现实感。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德为根本是陶行知对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他从保卫生命的角度，提出“健康第一”，要求学生用科学卫生的方法好好生活，学会生存。他强调学生要认真做学问，“因为学问是一切前进的活力的源泉”，在学问上豁然贯通，于己于人于社会都至关重要。他告诉学生要“站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工作要敏捷正确，“做好为止”。他要学生每天检视自己的道德，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进一步指出，“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可见陶行知全面发展思想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要重视情感培养、意志磨砺、道德养成等，最终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基本指向。
马寅初（1882一1982）中国近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
2、胡适反对教育的“物化”
人们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往往与“尊孔读经”联系起来，而胡适容易给人的印象是“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这往往导致人们误解了或者说“遮蔽”了胡适的素质教育思想。姑且不说“尊孔读经”是否就是素质教育的合理内核，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胡适反对的是不适时的“尊孔读经”，反对独尊儒术，即如胡适后来所言：“人家说我打倒孔家店，是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评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与诸子百家平等。”胡适还补充说明：“但是我六十二年来，还是继续对于孔子佩服，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中外古今像他作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地的，不容易看到。”这比较清楚地表明：第一，胡适并不是极端的孔子批评者；第二，胡适一直十分敬佩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这里所说的教育的“物化“是把教育当作“身外之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胡适反对“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举”，反对“其视教育之为物，都如旧日之红顶花翎，今日之嘉禾文凭，可以作人情赠品相授受也”。显然，胡适所反对的“物化”的教育是教育的“异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如果说将教育“作人情赠品相授受”是一种显性的教育“物化”，则重实科而轻文科的教育则是一种隐性的教育“物化”。胡适除了如上所述之反对教育显性的“物化”，还明确反对隐性的教育“物化”。
胡适明确反对“重实业而轻文科”。胡适认为文科与实科不可偏废。如果“重实业而轻文科”则势必民智不开，文明不继。胡适这里所说的“实业”与“实科”无实质性区别，主要是指工程、农学、化学、医学等学科；胡适所谓文科，“不专指文字语言之学，盖包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法律、美术、教育、宗教诸科而言”。胡适反对教育“物化”，在当时无疑具有针砭时弊之功，胡适是在充分洞察当时“袒实科者”(重实科轻文科者)的留学旨趣而提出“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这一看法的，当时的“袒实科者”认为：“习文科者，最上不过得一官，下之仅足以糊口，不如习工程实科者有作铁道大王百万巨富之希望也。”胡适所提出的“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这一超功利教育观在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胡适旗帜鲜明地反对显性和隐性的教育“物化”，彰显了教育的超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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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元培、梅贻琦的通才教育与多育并举
蔡元培（1868～1940）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蔡元培之前，北大保持着浓厚的科举遗风，当时北大学生入学的目的多是为以后走入仕途寻找一个跳板。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任职期间，调整专业结构，提倡跨学科教育；民主治校，健全管理体制；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给各学派的学术主张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舞台。各类改革措施的实行，对我国后来的办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1。 沟通文理两科的通才教育
蔡元培认为文科和理科本应相通，而学校教育却被人为地划定了界限。他提出：“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属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应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理科。”为沟通文理科，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废科设系，取消文理法三科界限，不同系别之间可以互选课程；以选科制代替年级制；开设学术讲座，积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邀请外国知名专家来校讲学，以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主张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很好地把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其目的在于培养能把各学科联系起来的人才，而不是一味地培养专门人才，只领会本专业的知识，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这和今天的“通才教育”异曲同工，全国2011年起高中学生不再分理科、文科，也许借鉴了他的提倡。当然，蔡元培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思想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领域。在素质教育进程中，各学科领域也不应是各自为政，语文教育中应贯穿科学思想、审美情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样在其他各育中，也不应忽视综合能力的培养。
现代社会需要通才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教育应培养具有和谐精神的人，而不是造就会说话的机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通才教育的还有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他曾指出：有人认为学习人文学科的，就不必注意理科的学习；学习工科的人则不必注意人文素养的养成，这种认识似乎短浅一些。做学问的眼界一定要广，不能过于狭窄，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种平衡不偏人生观念，对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也才能保持较为清楚的认识和了解。通识教育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增加情趣，也可加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这是学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但在现实中我们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重科学，轻人文；重数语外等“主科”，轻音体美等“副科”，以至于教所谓“不重要的学科”的教师常常处于学校的“底层”，为人不齿。这种现象至今仍很严重，这是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基本导向的素质教育所不容的。
当前我们对通才教育的理解有时有失片面，甚至难以超越前人。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蔡先生沟通文理的理论和梅贻琦先生对通才教育的有关论述，这对我们素质教育的实施或许有一些启发。
2、“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在“五育”之中，蔡元培尤其重视美育对人发展的作用。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了以教授治校为中心的领导体制，强调学校管理的灵活性和民主性，使大学成为一个民主决策的场地。对体育有着精辟的论述。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全人格，首位体育”。
另外，梅贻琦先生提出了多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他主张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群育并行开设，使学生在这几方面均有所发展。梅贻琦反对传统教学中智育独霸天下的局面，强调提高个人修养，同时确立爱国主义情感，关心国家安危，在社会发展中尽己之力。梅贻琦重视体育教学，他在大学开设体育必修课，扩建体育场，增设体育设施，旨在通过体育使学生体魄强健，并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梅贻琦所倡导的劳动教育并不是让学生在学期间参加体力劳动，而是让学生养成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习惯。群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他认为光是具有以上的几种素质是不够的，此外还要养成学生与人合作的习惯与能力，能在群体中学习和生活，这是以后走入社会的基础。在我们当前的素质教育进程中，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课程开设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是不容忽视的。有关部门应加强这方面的评估，以使某些“边缘”课程的开设不流于形式。
二、叶圣陶和徐特立的“三育并重”
1、叶圣陶的“三育”目的
叶圣陶教育的目的是“三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培养优良品质、习惯。智育培养探究知识、能力的习惯。体育，培养卫生、锻炼身体习惯。一个人的好习惯不仅在学校，而且到社会，仍要受各种教育，好习惯能增强能力，充实精神。
在语文教学中提出“终身受用”的教育目标。时代呼唤着教育，教育注目于素质。素质教育是为提高受教育者素质的教育。学科教育是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语文学科的素质教育，也就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最关心的课题，叶圣陶曾称之为语文素养，语文修养。他说过，有了语文素养，可以受用一辈子，要求学生通过“德性方面的修养”和“语言文字的修养”做一个健全的人，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国家的合格公民。显而易见，“终身受用”是一种着眼素质的教育目标。
2、徐特立把教育内容归结于“三育并重”
徐特立从对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出发，从人类的发展进步出发，认为“人类的发育包含着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或三个基本要素。徐特立并没有因为智育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而忽视德育和体育，他提出：为塑造一定立场、一定方向而无限生动发展的人格，德育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他同时也认为，要培养出这种人格来，还必须辅之以智育、体育以及生产劳动等各方面的培育，都共同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教育，才能塑造出崭新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创造力的年轻一代。
向青年一代进行德育教育，既是由教育的本质决定的，又是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徐特立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强调教育首先要塑造人。他认为，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此，“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我们在青少年一代中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其根本的目的任务就是要造成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人格”。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造成一定立场、一定方向而无限生动发展的人格”。他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们公认的一些准则，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远大的革命理想、五项国民公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他还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要服从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为实现教育任务服务，为塑造生动活泼的、具有创造性的、素质优良的人才提供条件。这些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忌粗暴惩戒、简单化、公式化；要言传身教，提倡“经师”与“人师”合一；把思想教育与各科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既严格要求，又尊重人格；反复疏导，耐心细致。
徐特立一生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身体健康教育，关怀学生的身心发展。他认为，身体健康是社会的要求，是搞好革命和工作的本钱。锻炼身体和开展体育运动，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吃大苦、耐大劳的健康体魄。体育教学是体育的重要环节，要明确目的，因人因地因时确定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体育要贯穿整个教育之中，身体锻炼要自觉和坚持，形式和方法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并注意劳逸结合和做好卫生保健工作。
另外章炳麟，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认为道德主要是靠社会熏染，而不是靠讲解。智育也不专在读书。
三、陶行知的全面发展思想和胡适的教育非“物化”理论
1、陶行知的全面发展思想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集中体现了“立德树人”的真谛。陶行知在《每天四问》这篇讲话中要求学生每天都要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是对“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具体淦释，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寓意深刻，反映了陶行知的素质教育观，今天读来仍极有现实感。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德为根本是陶行知对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他从保卫生命的角度，提出“健康第一”，要求学生用科学卫生的方法好好生活，学会生存。他强调学生要认真做学问，“因为学问是一切前进的活力的源泉”，在学问上豁然贯通，于己于人于社会都至关重要。他告诉学生要“站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工作要敏捷正确，“做好为止”。他要学生每天检视自己的道德，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进一步指出，“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可见陶行知全面发展思想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要重视情感培养、意志磨砺、道德养成等，最终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基本指向。
马寅初（1882一1982）中国近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
2、胡适反对教育的“物化”
人们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往往与“尊孔读经”联系起来，而胡适容易给人的印象是“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这往往导致人们误解了或者说“遮蔽”了胡适的素质教育思想。姑且不说“尊孔读经”是否就是素质教育的合理内核，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胡适反对的是不适时的“尊孔读经”，反对独尊儒术，即如胡适后来所言：“人家说我打倒孔家店，是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评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与诸子百家平等。”胡适还补充说明：“但是我六十二年来，还是继续对于孔子佩服，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中外古今像他作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地的，不容易看到。”这比较清楚地表明：第一，胡适并不是极端的孔子批评者；第二，胡适一直十分敬佩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这里所说的教育的“物化“是把教育当作“身外之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胡适反对“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举”，反对“其视教育之为物，都如旧日之红顶花翎，今日之嘉禾文凭，可以作人情赠品相授受也”。显然，胡适所反对的“物化”的教育是教育的“异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如果说将教育“作人情赠品相授受”是一种显性的教育“物化”，则重实科而轻文科的教育则是一种隐性的教育“物化”。胡适除了如上所述之反对教育显性的“物化”，还明确反对隐性的教育“物化”。
胡适明确反对“重实业而轻文科”。胡适认为文科与实科不可偏废。如果“重实业而轻文科”则势必民智不开，文明不继。胡适这里所说的“实业”与“实科”无实质性区别，主要是指工程、农学、化学、医学等学科；胡适所谓文科，“不专指文字语言之学，盖包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法律、美术、教育、宗教诸科而言”。胡适反对教育“物化”，在当时无疑具有针砭时弊之功，胡适是在充分洞察当时“袒实科者”(重实科轻文科者)的留学旨趣而提出“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这一看法的，当时的“袒实科者”认为：“习文科者，最上不过得一官，下之仅足以糊口，不如习工程实科者有作铁道大王百万巨富之希望也。”胡适所提出的“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这一超功利教育观在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胡适旗帜鲜明地反对显性和隐性的教育“物化”，彰显了教育的超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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