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从古代人文精神看素质教育的萌芽
西方的人文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信仰系统与希腊的理性传统，中国的人文精神来源于教育。中国所谓博雅式的人文的教育类型其实就是素质教育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尔后也没滋生出重理性、科学的希腊式教育或重信仰内修的希伯来式教育。但其中包含着中国式的人文精神。
所以人文精神最简单地说就是用人道主义情怀面对世界，用人道主义精神来“文化”自己和这个世界。说白了，人文精神就是与政治、经济相对的文化。狭隘的说如果搞经济靠民众、由官员搞政治的话，从事文化建设就成了文化知识人的专利。无论是官方儒学还是士子儒学都坚持这个立场，“儒道互补”成为个体的士子现实可行的天人合一的理路。
一、 儒学教育与素质教育
1、“政教合一”是儒学教育的根本方针，透出为政治服务的素质教育观。
内在理路是“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只要是君子，个人成道，国家也正规――以“文”去“化”天下，这就是常说的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都遵守修齐治平的道路。从西周及其以前的六艺教育、东周至汉前的私学是如此，到汉后儒家的经义教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更是如此。但，这一路，可以称为“权文”，不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标举的“人文”。
真正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基地在书院，孔子是开端，宋明理学是顶峰。理学，相对于汉学是素质教育，心学又革理学的命――王阳明是素质教育的伟大的范例。没有阳明搞那一场普及率极高的素质教育，儒学就中断了生机，晚清就失去了民族复兴的思想支柱。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强学会，甚至黄埔、抗大起初也是民间的。官学有官学的素质教育，民间有民间的素质教育，养育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质。但民间这一路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具体地说，士子儒学是一直从事中国人素质教育的基本力量。最典型的是孔子和王阳明。
2、从“仁”看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儿子和教育别人一样（不学礼无以立），这种素质教育是伦理本质主义的，从而不是彻底的自然素质，但有一个“德智”相生，统一于“仁”的理路（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孔子的诸多教育思想都是为了让“仁”在天地之间成为普遍的事实。为了实现“仁”必须有中庸的品质――行为及思维的品质。士子儒学的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性品质、思维品质、道术一体的文化工程。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出永远都恰到好处的素养能力。这个好不好有个终极的标准――“仁”不是无标准的流氓。
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总起来说就是：一，让学生自己找到自身内部的善本根，“为仁而已”“吾欲仁而斯仁至矣”；二，激活学生的智慧，而不是灌输单纯的知识；三，“君子不器”“我不试，故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志于道”、“浩然正气”、“取之有道”、尊严精神的“节”，大事业情结，为主义而教、而学、而工作。不当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的马克思之所以能被儒家化，因为“素质”相通。
这一路培养了中国人“大丈夫”风骨、“以道（理）抗世”的英雄主义，依然是今天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教育”的精神资源，公德教育的资源；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核主要是增进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儒教文化圈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胜利法，它曾经是我民族战胜许多苦难的精神支柱，今天依然是我们战胜金权市场的内力。民魂是个纲，复兴民族文化精华才能摆脱殖民地位。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有精神才有素质，无精神单靠技术是不灵光的，但只剩下精神就成了义和团，又失去了科技素质。
二、书院与素质教育
1、书院的发展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的形成于宋代，唐代的书院是藏书馆或博物馆。书院起源于私人讲学，宋以后科举考试盛行。官学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更趋于形式化，造成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术被广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指导读书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效法佛教于山林名胜之地修习讲经制度。于是传统的私人收徒，家学，在具备充分的藏书基础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即宋代的精舍和书院。宋代含有教育性质的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岳鹿书院（湖南长沙）、茅山书院（江苏江宁）等，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数百年之久。
2、书院的办学目标
书院的类型有官办的，有民为官助的，也有私人办的，书院的创立。可以补官学之不足，书院的办学目标，首先要求士人学做人，追求人格之空善，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科举为官作为主要目标。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样化，不只是为了应付科举，可以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培养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
书院教育德，学问并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提出“为学”的目的首先是“修身”而“修身”主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接物的要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修身与学问之间是以修身为本。这是以德行为先，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家传统。用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德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强其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
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书院教育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
三、“大全”道家与素质教育
与儒家文化形成对位补充的是道家。保护素质就是道家的素质教育的宗旨。他们反对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破坏人的自然本性的伪“文化”，成为后世生命哲学、文化诗学的思想资源，想用艺术感觉来对付人生战场，是东方式的“悠然自得”的典型。
中国自古而然的农耕经济、内陆型的生产方式，都使得自然经济一直是主导经济。这种自然经济最能保全、养育人的天然的素质，尽管只是低势能的自然素质，但可以让人总是生活在体验中，从而成为体验大于行动的“哲学家”――也就是罗素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哲学家的那种哲学家。可以说主要是道家的观念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或者说道家体现着这种基本信仰。道家的素质教育的总思路是从人自身的需要来规范教育（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主张），就是用美学代替宗教。在这一点上儒道是相通的，都是中国品种，都是想通过天一合一的思路来保全人的心性与天道的沟通，获得“大全”的文化精神境界。
道家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既是雅文化圈士绅们的基本心理结构，也是俗文化圈的民众们的普遍信仰，道家分蘖出来的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在民间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保护素质就是他们的素质教育的宗旨。说白了就是他们要“素质”，不要教育，类似今天以摧残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应试教育”。“大器晚成”，培养“超越”的心理机制，是艺术化的人生态度的哲学基础。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进取超越”的生活方式、情感形式、思维定势。在大师一级的文化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德智体美大全，就是其结晶。它对于今日素质教育中的“个性教育”、以人为本体的价值观应该有启发。
看了上面的论述，大家会认为素质教育古已有之，我们可以看到“六艺”的教育，看到孔子的“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甚至从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诸多教育家的文章中找到“素质”的影子。这些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有“素质教育”，但是它们的某些言论或许就是今天素质教育的启蒙。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说素质教育从数千年就进行了，在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萌芽于古代。
我们不能说古代教育是当今素质教育的源流，是因为很多科举制度是古代教育的主流。应试教育在中国由来已久，算得上是一件一千四百多年的古董。它的前身或雏形是隋朝大业元年隋炀帝颁行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毙命后又借尸还魂，并渐渐成长为如今健硕伟岸的应试教育。它仍旧像曾经的科举制度一样空有生命力而缺乏活力。只是它的功能已经从科举制度的禁锢思想发展成了铲除思想。我们也曾出现唐诗宋词，出现百家争鸣。这些只是漫长历史长河的点缀而已。古代中国就是古代中国，当西方已出现牛顿、瓦特等科技先行者的时候，中国还是成千上万个“范进”满街大喊“我中了！”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感召下，千万个“范进”被吊起读书的劲头，日夜埋在四书五经之中，那悬梁刺股的故事不应该是发奋读书的典范，在我看来那才是“应试教育”的怪胎，不中的五谷不分，中了的唯唯诺诺。令我们引以自豪的鲁班、黄道婆等发明，没有出身背景和科举得中，但他们才是真正发明技术的人。当然，像张衡这样的科学家比比皆是，但与当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技术革新的西欧相比，而是“科举制度”毁了中国。
翻开古代教育史，很容易找到“素质”和类似素质的言论。他们对“素质”及其培养的看法大都带有一定的虚伪性，一个漫长的社会只靠几本“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学生搞得晕头转脑，自以为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有几个能替百姓们做点实事？尽管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素质教育观念，但教育为少数统治阶级少部分人服务的，基本建立在泯灭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个性萎缩、想象贫乏。古代中国教育大都是“应试”的，“虚伪”的，这种教育不提也罢，说多了，恐怕会背上反对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罪名。我们还是以欣赏的眼光，多在一根陈腐的木头上欣赏上面的几朵蘑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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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文精神最简单地说就是用人道主义情怀面对世界，用人道主义精神来“文化”自己和这个世界。说白了，人文精神就是与政治、经济相对的文化。狭隘的说如果搞经济靠民众、由官员搞政治的话，从事文化建设就成了文化知识人的专利。无论是官方儒学还是士子儒学都坚持这个立场，“儒道互补”成为个体的士子现实可行的天人合一的理路。
一、 儒学教育与素质教育
1、“政教合一”是儒学教育的根本方针，透出为政治服务的素质教育观。
内在理路是“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只要是君子，个人成道，国家也正规――以“文”去“化”天下，这就是常说的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都遵守修齐治平的道路。从西周及其以前的六艺教育、东周至汉前的私学是如此，到汉后儒家的经义教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更是如此。但，这一路，可以称为“权文”，不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标举的“人文”。
真正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基地在书院，孔子是开端，宋明理学是顶峰。理学，相对于汉学是素质教育，心学又革理学的命――王阳明是素质教育的伟大的范例。没有阳明搞那一场普及率极高的素质教育，儒学就中断了生机，晚清就失去了民族复兴的思想支柱。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强学会，甚至黄埔、抗大起初也是民间的。官学有官学的素质教育，民间有民间的素质教育，养育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质。但民间这一路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具体地说，士子儒学是一直从事中国人素质教育的基本力量。最典型的是孔子和王阳明。
2、从“仁”看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儿子和教育别人一样（不学礼无以立），这种素质教育是伦理本质主义的，从而不是彻底的自然素质，但有一个“德智”相生，统一于“仁”的理路（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孔子的诸多教育思想都是为了让“仁”在天地之间成为普遍的事实。为了实现“仁”必须有中庸的品质――行为及思维的品质。士子儒学的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性品质、思维品质、道术一体的文化工程。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出永远都恰到好处的素养能力。这个好不好有个终极的标准――“仁”不是无标准的流氓。
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总起来说就是：一，让学生自己找到自身内部的善本根，“为仁而已”“吾欲仁而斯仁至矣”；二，激活学生的智慧，而不是灌输单纯的知识；三，“君子不器”“我不试，故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志于道”、“浩然正气”、“取之有道”、尊严精神的“节”，大事业情结，为主义而教、而学、而工作。不当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的马克思之所以能被儒家化，因为“素质”相通。
这一路培养了中国人“大丈夫”风骨、“以道（理）抗世”的英雄主义，依然是今天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教育”的精神资源，公德教育的资源；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核主要是增进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儒教文化圈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胜利法，它曾经是我民族战胜许多苦难的精神支柱，今天依然是我们战胜金权市场的内力。民魂是个纲，复兴民族文化精华才能摆脱殖民地位。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有精神才有素质，无精神单靠技术是不灵光的，但只剩下精神就成了义和团，又失去了科技素质。
二、书院与素质教育
1、书院的发展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的形成于宋代，唐代的书院是藏书馆或博物馆。书院起源于私人讲学，宋以后科举考试盛行。官学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更趋于形式化，造成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术被广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指导读书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和知名学者，效法佛教于山林名胜之地修习讲经制度。于是传统的私人收徒，家学，在具备充分的藏书基础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即宋代的精舍和书院。宋代含有教育性质的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岳鹿书院（湖南长沙）、茅山书院（江苏江宁）等，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数百年之久。
2、书院的办学目标
书院的类型有官办的，有民为官助的，也有私人办的，书院的创立。可以补官学之不足，书院的办学目标，首先要求士人学做人，追求人格之空善，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科举为官作为主要目标。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样化，不只是为了应付科举，可以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培养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
书院教育德，学问并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提出“为学”的目的首先是“修身”而“修身”主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接物的要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修身与学问之间是以修身为本。这是以德行为先，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家传统。用今天的素质教育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德育，培养学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强其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
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书院教育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
三、“大全”道家与素质教育
与儒家文化形成对位补充的是道家。保护素质就是道家的素质教育的宗旨。他们反对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破坏人的自然本性的伪“文化”，成为后世生命哲学、文化诗学的思想资源，想用艺术感觉来对付人生战场，是东方式的“悠然自得”的典型。
中国自古而然的农耕经济、内陆型的生产方式，都使得自然经济一直是主导经济。这种自然经济最能保全、养育人的天然的素质，尽管只是低势能的自然素质，但可以让人总是生活在体验中，从而成为体验大于行动的“哲学家”――也就是罗素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哲学家的那种哲学家。可以说主要是道家的观念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或者说道家体现着这种基本信仰。道家的素质教育的总思路是从人自身的需要来规范教育（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主张），就是用美学代替宗教。在这一点上儒道是相通的，都是中国品种，都是想通过天一合一的思路来保全人的心性与天道的沟通，获得“大全”的文化精神境界。
道家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既是雅文化圈士绅们的基本心理结构，也是俗文化圈的民众们的普遍信仰，道家分蘖出来的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在民间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保护素质就是他们的素质教育的宗旨。说白了就是他们要“素质”，不要教育，类似今天以摧残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应试教育”。“大器晚成”，培养“超越”的心理机制，是艺术化的人生态度的哲学基础。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进取超越”的生活方式、情感形式、思维定势。在大师一级的文化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德智体美大全，就是其结晶。它对于今日素质教育中的“个性教育”、以人为本体的价值观应该有启发。
看了上面的论述，大家会认为素质教育古已有之，我们可以看到“六艺”的教育，看到孔子的“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甚至从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诸多教育家的文章中找到“素质”的影子。这些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有“素质教育”，但是它们的某些言论或许就是今天素质教育的启蒙。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说素质教育从数千年就进行了，在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萌芽于古代。
我们不能说古代教育是当今素质教育的源流，是因为很多科举制度是古代教育的主流。应试教育在中国由来已久，算得上是一件一千四百多年的古董。它的前身或雏形是隋朝大业元年隋炀帝颁行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毙命后又借尸还魂，并渐渐成长为如今健硕伟岸的应试教育。它仍旧像曾经的科举制度一样空有生命力而缺乏活力。只是它的功能已经从科举制度的禁锢思想发展成了铲除思想。我们也曾出现唐诗宋词，出现百家争鸣。这些只是漫长历史长河的点缀而已。古代中国就是古代中国，当西方已出现牛顿、瓦特等科技先行者的时候，中国还是成千上万个“范进”满街大喊“我中了！”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感召下，千万个“范进”被吊起读书的劲头，日夜埋在四书五经之中，那悬梁刺股的故事不应该是发奋读书的典范，在我看来那才是“应试教育”的怪胎，不中的五谷不分，中了的唯唯诺诺。令我们引以自豪的鲁班、黄道婆等发明，没有出身背景和科举得中，但他们才是真正发明技术的人。当然，像张衡这样的科学家比比皆是，但与当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技术革新的西欧相比，而是“科举制度”毁了中国。
翻开古代教育史，很容易找到“素质”和类似素质的言论。他们对“素质”及其培养的看法大都带有一定的虚伪性，一个漫长的社会只靠几本“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学生搞得晕头转脑，自以为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有几个能替百姓们做点实事？尽管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素质教育观念，但教育为少数统治阶级少部分人服务的，基本建立在泯灭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个性萎缩、想象贫乏。古代中国教育大都是“应试”的，“虚伪”的，这种教育不提也罢，说多了，恐怕会背上反对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罪名。我们还是以欣赏的眼光，多在一根陈腐的木头上欣赏上面的几朵蘑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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