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我的家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
既然到家了，那就先说一下我家的基本情况吧。
先说一下我们家的住房。
我家的住房是上海典型的弄堂房子。
一般来说，上海弄堂房子的结构大体是这样的：弄堂极窄，窄到不能开进汽车。好在那时候的汽车一般人是坐不起的。进出弄堂能坐上人力车就不错了。把弄堂造得这样窄小，是与上海的地皮寸土寸金有关。这也是上海的地产开发商的精明之处。把弄堂造得窄小，就能省下一大笔资金。这窄而长的弄堂向左右两旁伸出几条更加窄小的分支，分支里面就是一栋栋的房舍了。打开这些房屋的大门，就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可供屋子里的住家户晾晒衣服，也能使整个房子显得亮堂些（因为弄堂里的房子挨得非常紧密，如果没有天井的话，房屋就太暗了）。过了天井，就是一条窄小的走廊，走廊两旁是左右厢房。过了左右厢房，就是厨房和卫生间了。这样的房屋一般是两层或三层。第二层或第三层的结构和一楼完全一样，只是在厨房的上面是一间小小的亭子间，亭子间的上面是个小小的晾台。上海的弄堂房子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楼梯很窄很陡，要是有人同时要上、下楼梯的话，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过去。如果是胖子的话，侧着身也很难过去。这样，楼梯就成了单行道，不能两人同时上、下楼梯的。我想，造这样的楼梯也是有其用意的，就是要尽量的压缩楼梯的空间，以扩大房屋面积。这和弄堂的窄小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弄堂房子造得紧紧巴巴的，但这样一套房子，一般要住上五、六户人家，甚至八九户人家。因为上海房子紧张，不少人家还在晾台上盖起了住房。这样的住房是用木板搭成的，有的甚至搭成了两层。看起来这样的木结构的房子摇摇晃晃的，似乎很不结实，但实际上却历经多次强台风的洗礼而依然屹立在那里毫不动摇。这就足见上海人的聪明和能干了。
弄堂里很热闹，当我们清晨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叫“马桶噢”，于是主妇们争先恐后的拎着马桶跑出去，把马桶里的粪便倒到粪便车里，紧接着，便是一阵非常有节奏的“唰、唰、唰”的刷马桶声。刷完马桶后，主妇们又纷纷把炉子拎出来，这就要“升炉子”了。“升炉子”用木柴引火，一时间。弄堂里就烟雾燎绕的。下午的时候，弄堂里就更热闹了，各种风味小吃的叫卖声便会弄堂的上空嘹亮的喊叫起来，这种喊叫很有特色也相当有艺术性。当然，如今是时过境迁了，倒马桶、“升炉子”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些弄堂房子也所剩无几了。这些事情只能成为我儿时永远抹去不掉的记忆了。
我不厌其烦的占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是否有点过于噜嗦了呢？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上海的面貌日新月异，一批批漂亮的住宅楼房正在取代上海的弄堂房子，也许再过几年后，我们回到上海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弄堂房子了。因此，在这里对上海的弄堂房子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使我们的后人能知道上海人过去的居住情况，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家因为是独家居住着一套房子，因此房屋是单间式的，没有左右厢房。当时我家的几间房子是这样安排的：我们把一楼隔成了前后两间，前面的那间比较宽敞就做客厅兼饭厅，后面的那间比较小，就放些杂物，还兼着夏天的洗澡间。二楼也隔成了前后两间，却都成了卧室，前面是我父母和小妹的卧室，后面就住着是我和我弟弟。二楼的上面还有个假三层，是我姐姐的卧室，亭子间里就住着我大哥。后来，我大哥和姐姐去外地上大学了，我就住到了亭子间里。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择菜准备做晚饭。
母亲总是以为我们学校伙食不够好，怕我营养不足，所以每到星期六下午，她都要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供我回家享用。因为我爱吃肉，所以这一顿晚饭红烧肉是少不了的。如果没有红烧肉，那一定会有红烧排骨。总之，这一顿晚饭是颇为丰盛的，能让我大饱口福。
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她这信教的方式，并不是欧式的，却是具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把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了。她和她的教友们都称上帝为“上帝阿爸”，做祷告的时候要长跪在地上，直到祷告完毕。在西方，信教的人总是要做一些慈善事业，当然，搞慈善事业要花大量的金钱。我母亲没有这么多钱，但也要搞慈善事业。这在她来说，就称之为“做好事”。比如说，在外面遇上了可怜的穷苦人或残疾人，她会给个三毛五毛的，弄堂里的公共卫生，她会天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某一天阴沟堵塞了，她会用手去掏，直到把阴沟疏通。她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人们宣传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她这种“做好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邻居们的赞扬。当然，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就是持之以恒，而我母亲就做到了持之以恒，而且一直做到她病重不能起床为止。
母亲为人正直，又经常在“做好事”，所以在里弄里人缘比较好。她说一口纯正的苏州话，我们上海的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宁愿和苏州人吵架，不愿和宁波人说话”。这是因为宁波人说话的时候口气很硬，简直就像和人吵架一样，而苏州人说话很软，很糯，还很甜，听起来非常好听，即使是和人吵架，听着也不像吵架的样子。因为母亲的人缘好，讲的又是纯正的苏州话，所以里弄的人有事没事的总想和她说说话。因为和母亲说话，在听觉上也是一种享受。很遗憾，因为电脑的文字所限，我不能把母亲的苏州口语很好的表达出来，让读者们失去了一个欣赏苏州方言的机会。
母亲对我们子女管教很严。她最恨我们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有一次，我和人家打架并把对方打流血了，母亲知道后，不仅把我打了一顿，还领着我到别人家登门道歉。这样还不算完，回家后她就跪在一块搓衣板上向“上帝阿爸”祷告，请求“上帝阿爸”饶恕她教子不严之罪。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很震憾。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和别人打架了。
母亲从小生长在乡下，虽说她家里是地主，但江南的地主一般都很勤俭，母亲在家是长女，从小就会操持家务，过惯了勤俭的生活。到上海后，她依然保持着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去菜场买菜的时候，要多跑几个摊点，挑一些既好又便宜的菜买回家。当然，母亲只是多跑几个摊点而从不压价的。我父亲曾说过一句古话“挑担卖菜不压钿”。就是说对于那些挑着担子或者是摆摊的菜贩们，是不能压他们的价的。因为他们是小本生意，过得很艰难。而在那个时候，做生意还是讲诚信的，很少有乱抬物价的现象。不像现在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且砍价可以砍一半以上。
母亲勤俭持家的另一方面是做家务活儿。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全包了。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一家人的衣服都要母亲用手工洗出来，那确实是够累了。按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是完全可以请个帮佣什么的，但母亲却坚持不要。另外，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穿的鞋，都是她亲自纳底亲自做的。每次我放学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坐在靠天井的光亮处，戴着老花镜和顶针，一针一针的纳着鞋底。偏偏我们弟兄几个都爱运动，这种布鞋底虽然纳得很密很厚，但还是不耐穿，一双鞋穿不了一个月就坏了。那么，母亲一个月要做几双鞋，就很容易算出来了。当然，母亲不仅是自己勤俭持家，还经常教育我们，要“有衣惜衣穿，这样就永远有衣穿，有食惜食吃，就永远有食吃”。这些教导，我们都时刻牢记在心，一辈子身体力行。
看到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我就走到客厅里打开了收音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在家听收音机播放的节目，也就是人们普遍的选择了。我最爱听的节目有那么几个，一是上海的滑稽戏，这是能让人笑痛肚子的节目。还有就是听京戏，因为我父亲爱听京戏，我受此影响，就经常听听一些京戏的名段，有时也能跟着哼上那么几句。再有就是爱听苏州评弹。因为评弹是以我们苏州方言为基础的说唱艺术，每次回家，我都要收听我们苏州的评弹。评弹其实也是一种说书。在我们苏州，说书有大书和小书之分。说大书的和北方的评书差不多，也是惊堂木一拍就开讲了，只不过是用苏州方言说的。大书一般是说武书，如“杨家将”、“岳飞传”、“英烈传”之类。小书就是苏州评弹，一般是两人合作演出，但也有单人演出的。演出的时候，男演员弹着弦子，女演员弹着琵琶，先是说上一段故事，然后到了关键时刻再唱上一段。唱腔十分优美。评弹是我母亲最爱听的节目，受此影响，我也就爱上了这评弹艺术。因为能听到乡音总是会感到非常亲切的。
打开收音机后，我很快就调到了一个熟悉的频道。在一阵叮叮咚咚的琵琶弦子的声响后，徐老先生的评弹“三笑”就开场了。“三笑”说的是风流才子唐伯虎和华府老夫人的贴身丫环秋香的恋爱故事。风流才子唐伯虎在苏州的一座庙宇里见到秋香后，就被秋香的美貌所倾倒，而秋香也在无意中对唐伯虎报以一笑。于是，唐伯虎就雇了一条小船一直尾随秋香乘的大船来到华府。在尾随秋香的过程中，秋香又继续对唐伯虎报以二笑和三笑。因此书名就起为“三笑”。为了追求秋香，唐伯虎又不惜卖身进华府为奴。凑巧的是，唐伯虎的表妹就是华府的二少奶奶。如今唐伯虎却要以奴仆的身份去拜见他的表妹了。这里面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下回分解。
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评弹艺人也是说书人惯用的技巧，每说到一个紧张关头，总要卖个“关子”，让听书的人非听下回不可。
半个小时的评弹节目很快过去了，母亲的晚饭也做好了。母亲把烧好的香喷喷的菜肴和大米饭端到了八仙桌上。我们一家就围坐在八仙桌旁吃开了。
说是我们一家，其实只有三人，即母亲、我和我的妹妹。我们弟兄姐妹共是五人，可是，我哥哥和姐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外地工作。我弟弟上的中学整个内迁到贵州去了，弟弟也跟着去了贵州（后来我弟弟高考落榜又回到了上海，而我这时却早已去了贵州）。我父亲的中餐和晚餐（星期天除外）都是在单位就餐的。所以偌大一家人，就只有三人共进晚餐了。虽然人是少了点儿，但这菜肴都是母亲精心做的，所以吃起来还是非常的可口。
吃罢晚饭后不久，我父亲也回家了。父亲回家后，一家人就坐在客厅里，打开了收音机，收听里面播放的节目。我父亲爱听京戏，我母亲却爱听苏州评弹。不过，我父亲对苏州评弹也很爱听。所以晚间打开收音机后，如果有苏州评弹的节目，我们一般都是听苏州评弹的。
当时我家的客厅是这样布置的：紧里面放着一个柜子，柜子上面就放着收音机。紧挨着柜子是放着一张红木的八仙桌，这是供一家人就餐所用。靠近天井的地方，放着一张三人沙发，沙发前面有个小小的茶几。这天晚上，母亲和我还有小妹就围坐在八仙桌旁听收音机播放的节目，而我父亲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愁容满面的在考虑着什么事情。
这是很反常的事情。以往，父亲回到家里，总是要和我们说说话，谈谈学习方面的事情或是和我们坐到一起，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可是，今天为什么他就独自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呢？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时候上海的工商界正在开展一场“肃反”运动。我父亲单位的头头正在说父亲 的事儿。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比较迟钝的，看到父亲一脸的愁容，我居然无动于衷，丝毫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将要降临我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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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到家了，那就先说一下我家的基本情况吧。
先说一下我们家的住房。
我家的住房是上海典型的弄堂房子。
一般来说，上海弄堂房子的结构大体是这样的：弄堂极窄，窄到不能开进汽车。好在那时候的汽车一般人是坐不起的。进出弄堂能坐上人力车就不错了。把弄堂造得这样窄小，是与上海的地皮寸土寸金有关。这也是上海的地产开发商的精明之处。把弄堂造得窄小，就能省下一大笔资金。这窄而长的弄堂向左右两旁伸出几条更加窄小的分支，分支里面就是一栋栋的房舍了。打开这些房屋的大门，就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可供屋子里的住家户晾晒衣服，也能使整个房子显得亮堂些（因为弄堂里的房子挨得非常紧密，如果没有天井的话，房屋就太暗了）。过了天井，就是一条窄小的走廊，走廊两旁是左右厢房。过了左右厢房，就是厨房和卫生间了。这样的房屋一般是两层或三层。第二层或第三层的结构和一楼完全一样，只是在厨房的上面是一间小小的亭子间，亭子间的上面是个小小的晾台。上海的弄堂房子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楼梯很窄很陡，要是有人同时要上、下楼梯的话，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过去。如果是胖子的话，侧着身也很难过去。这样，楼梯就成了单行道，不能两人同时上、下楼梯的。我想，造这样的楼梯也是有其用意的，就是要尽量的压缩楼梯的空间，以扩大房屋面积。这和弄堂的窄小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弄堂房子造得紧紧巴巴的，但这样一套房子，一般要住上五、六户人家，甚至八九户人家。因为上海房子紧张，不少人家还在晾台上盖起了住房。这样的住房是用木板搭成的，有的甚至搭成了两层。看起来这样的木结构的房子摇摇晃晃的，似乎很不结实，但实际上却历经多次强台风的洗礼而依然屹立在那里毫不动摇。这就足见上海人的聪明和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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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厌其烦的占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是否有点过于噜嗦了呢？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上海的面貌日新月异，一批批漂亮的住宅楼房正在取代上海的弄堂房子，也许再过几年后，我们回到上海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弄堂房子了。因此，在这里对上海的弄堂房子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使我们的后人能知道上海人过去的居住情况，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家因为是独家居住着一套房子，因此房屋是单间式的，没有左右厢房。当时我家的几间房子是这样安排的：我们把一楼隔成了前后两间，前面的那间比较宽敞就做客厅兼饭厅，后面的那间比较小，就放些杂物，还兼着夏天的洗澡间。二楼也隔成了前后两间，却都成了卧室，前面是我父母和小妹的卧室，后面就住着是我和我弟弟。二楼的上面还有个假三层，是我姐姐的卧室，亭子间里就住着我大哥。后来，我大哥和姐姐去外地上大学了，我就住到了亭子间里。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择菜准备做晚饭。
母亲总是以为我们学校伙食不够好，怕我营养不足，所以每到星期六下午，她都要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供我回家享用。因为我爱吃肉，所以这一顿晚饭红烧肉是少不了的。如果没有红烧肉，那一定会有红烧排骨。总之，这一顿晚饭是颇为丰盛的，能让我大饱口福。
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她这信教的方式，并不是欧式的，却是具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把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了。她和她的教友们都称上帝为“上帝阿爸”，做祷告的时候要长跪在地上，直到祷告完毕。在西方，信教的人总是要做一些慈善事业，当然，搞慈善事业要花大量的金钱。我母亲没有这么多钱，但也要搞慈善事业。这在她来说，就称之为“做好事”。比如说，在外面遇上了可怜的穷苦人或残疾人，她会给个三毛五毛的，弄堂里的公共卫生，她会天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某一天阴沟堵塞了，她会用手去掏，直到把阴沟疏通。她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人们宣传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她这种“做好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邻居们的赞扬。当然，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就是持之以恒，而我母亲就做到了持之以恒，而且一直做到她病重不能起床为止。
母亲为人正直，又经常在“做好事”，所以在里弄里人缘比较好。她说一口纯正的苏州话，我们上海的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宁愿和苏州人吵架，不愿和宁波人说话”。这是因为宁波人说话的时候口气很硬，简直就像和人吵架一样，而苏州人说话很软，很糯，还很甜，听起来非常好听，即使是和人吵架，听着也不像吵架的样子。因为母亲的人缘好，讲的又是纯正的苏州话，所以里弄的人有事没事的总想和她说说话。因为和母亲说话，在听觉上也是一种享受。很遗憾，因为电脑的文字所限，我不能把母亲的苏州口语很好的表达出来，让读者们失去了一个欣赏苏州方言的机会。
母亲对我们子女管教很严。她最恨我们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有一次，我和人家打架并把对方打流血了，母亲知道后，不仅把我打了一顿，还领着我到别人家登门道歉。这样还不算完，回家后她就跪在一块搓衣板上向“上帝阿爸”祷告，请求“上帝阿爸”饶恕她教子不严之罪。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很震憾。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和别人打架了。
母亲从小生长在乡下，虽说她家里是地主，但江南的地主一般都很勤俭，母亲在家是长女，从小就会操持家务，过惯了勤俭的生活。到上海后，她依然保持着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去菜场买菜的时候，要多跑几个摊点，挑一些既好又便宜的菜买回家。当然，母亲只是多跑几个摊点而从不压价的。我父亲曾说过一句古话“挑担卖菜不压钿”。就是说对于那些挑着担子或者是摆摊的菜贩们，是不能压他们的价的。因为他们是小本生意，过得很艰难。而在那个时候，做生意还是讲诚信的，很少有乱抬物价的现象。不像现在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且砍价可以砍一半以上。
母亲勤俭持家的另一方面是做家务活儿。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全包了。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一家人的衣服都要母亲用手工洗出来，那确实是够累了。按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是完全可以请个帮佣什么的，但母亲却坚持不要。另外，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穿的鞋，都是她亲自纳底亲自做的。每次我放学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坐在靠天井的光亮处，戴着老花镜和顶针，一针一针的纳着鞋底。偏偏我们弟兄几个都爱运动，这种布鞋底虽然纳得很密很厚，但还是不耐穿，一双鞋穿不了一个月就坏了。那么，母亲一个月要做几双鞋，就很容易算出来了。当然，母亲不仅是自己勤俭持家，还经常教育我们，要“有衣惜衣穿，这样就永远有衣穿，有食惜食吃，就永远有食吃”。这些教导，我们都时刻牢记在心，一辈子身体力行。
看到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我就走到客厅里打开了收音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在家听收音机播放的节目，也就是人们普遍的选择了。我最爱听的节目有那么几个，一是上海的滑稽戏，这是能让人笑痛肚子的节目。还有就是听京戏，因为我父亲爱听京戏，我受此影响，就经常听听一些京戏的名段，有时也能跟着哼上那么几句。再有就是爱听苏州评弹。因为评弹是以我们苏州方言为基础的说唱艺术，每次回家，我都要收听我们苏州的评弹。评弹其实也是一种说书。在我们苏州，说书有大书和小书之分。说大书的和北方的评书差不多，也是惊堂木一拍就开讲了，只不过是用苏州方言说的。大书一般是说武书，如“杨家将”、“岳飞传”、“英烈传”之类。小书就是苏州评弹，一般是两人合作演出，但也有单人演出的。演出的时候，男演员弹着弦子，女演员弹着琵琶，先是说上一段故事，然后到了关键时刻再唱上一段。唱腔十分优美。评弹是我母亲最爱听的节目，受此影响，我也就爱上了这评弹艺术。因为能听到乡音总是会感到非常亲切的。
打开收音机后，我很快就调到了一个熟悉的频道。在一阵叮叮咚咚的琵琶弦子的声响后，徐老先生的评弹“三笑”就开场了。“三笑”说的是风流才子唐伯虎和华府老夫人的贴身丫环秋香的恋爱故事。风流才子唐伯虎在苏州的一座庙宇里见到秋香后，就被秋香的美貌所倾倒，而秋香也在无意中对唐伯虎报以一笑。于是，唐伯虎就雇了一条小船一直尾随秋香乘的大船来到华府。在尾随秋香的过程中，秋香又继续对唐伯虎报以二笑和三笑。因此书名就起为“三笑”。为了追求秋香，唐伯虎又不惜卖身进华府为奴。凑巧的是，唐伯虎的表妹就是华府的二少奶奶。如今唐伯虎却要以奴仆的身份去拜见他的表妹了。这里面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下回分解。
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评弹艺人也是说书人惯用的技巧，每说到一个紧张关头，总要卖个“关子”，让听书的人非听下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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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晚饭后不久，我父亲也回家了。父亲回家后，一家人就坐在客厅里，打开了收音机，收听里面播放的节目。我父亲爱听京戏，我母亲却爱听苏州评弹。不过，我父亲对苏州评弹也很爱听。所以晚间打开收音机后，如果有苏州评弹的节目，我们一般都是听苏州评弹的。
当时我家的客厅是这样布置的：紧里面放着一个柜子，柜子上面就放着收音机。紧挨着柜子是放着一张红木的八仙桌，这是供一家人就餐所用。靠近天井的地方，放着一张三人沙发，沙发前面有个小小的茶几。这天晚上，母亲和我还有小妹就围坐在八仙桌旁听收音机播放的节目，而我父亲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愁容满面的在考虑着什么事情。
这是很反常的事情。以往，父亲回到家里，总是要和我们说说话，谈谈学习方面的事情或是和我们坐到一起，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可是，今天为什么他就独自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呢？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时候上海的工商界正在开展一场“肃反”运动。我父亲单位的头头正在说父亲 的事儿。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比较迟钝的，看到父亲一脸的愁容，我居然无动于衷，丝毫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将要降临我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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