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重回故里，梦里花落几许
陆游词：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归，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准确地说，也就是二○○○年的十一月初吧，我去了一趟上海。
去一趟上海也许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这平常中却包含着不平常。因为上海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我离开上海却有四十二年了。在离开上海的这四十二年中，因为某种原因，我很少回去。这次上海之行，也称得上是故地重游吧。对这次故地重游，我感触颇深。
有伟人说，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自去变革梨子，尝一尝梨子的滋味。这真是一句大实话，也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不去尝一尝梨子，能知道梨子的滋味吗？当然，我搬出伟人的这段话，也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你想知道故地重游的复杂心情吗？那你就必须亲自去实践，去体验。比如就我来说，我在完成了这样一次故地重游之后，就在思绪万端的感慨中，有了一种切肤之痛。不，还不仅仅是切肤之痛，那简直是撕心裂肺啊！而这种痛，至今还在久久地折磨着我。
使我产生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当然不是我离开上海太久了，而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也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
关于徐小娟，以及徐小娟与我的恋爱和痛苦的分手过程，这是本书的主线，以后我会慢慢的详细介绍。现在，还是先来说一下我的简单情况吧。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像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的祖籍也并非上海，而是在苏州乡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古镇。说起水乡的古镇，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了周庄和乌镇，其实，在我们江南水乡，像周庄乌镇这样有特色的古镇，比比皆是。我祖籍的那个古镇就非常有特色。那个古镇四面被条条河流和水塘包围着，镇上的人只要打开门和窗，就能看到河水和河上的船只。因而这里没有陆路，只有水路。想去外地，想去城里，除了坐船，还是坐船。说不清是哪一年，我父亲带着我母亲从河水的重重包围中突围。他们租了一条船，从古镇出发。船橹摇啊摇，就摇出了古镇，再摇啊摇，就摇到了阳澄湖，摇到了吴淞江，苏州河，黄浦江，然后在黄浦江边的一个码头下了船，从此就进入了大上海。接下来，就在上海安了家，生下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于是，我们也像千千万万的上海移民那样，成了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相信，多数上海人有着我们家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到上海的方式不同，或从陆上，或从水路，或从海上，还有不少人是逃荒徒步迁移到上海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与她的包容性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她有大海般的胸怀。她在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员的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人才，而人才正是上海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
阔别上海四十多年，我对这座城市也有点陌生了。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是四十多年前的上海，比如说繁华似锦的南京路，混浊而繁忙的黄浦江，江边那些忙碌的码头，以及我童年的居住地提篮桥，中学时期求学的五角场。这些都像印在我脑海中那样挥之不去。不仅如此，这些地方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当然，出现在我睡梦中的，还有一张张熟悉的同学的面孔。在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当中，有一张面孔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使我无法忘怀。这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是的，我不否认，正是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正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对我的召唤，才使我有了这样一次故地重游的上海之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感慨。
我的父母早已离开了人世。过去我家居住的那套房子现今是我弟弟一家住着。回到上海后，我先到弟弟家。当然，弟兄们好久不见了，问寒问暖拉些家常是少不了的。热情招待，在家喝点酒也在所难免。这些事情因与本书无关，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晚上的时候，我就睡在亭子间里。应当说明的是，在四十多年前，我也是睡在这间亭子间里的。因此，这间亭子间也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因为它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按理说，睡在这里应该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可是，这天晚上我却在这间亭子间的床上碾转反侧，一点睡意全无。睡不着的原因，当然是与我我又回到了这间亭子间里，并为此引发了种种感慨，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为了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
当我在床上碾转反侧的时候，耳边又响起了我所熟悉的黄浦江上轮船汽笛的呜呜声。因为我家离黄浦江不远，深夜的时候这汽笛声就特别清晰。悠扬的汽笛声听起来有一种震动感，儿时的我就是听着这汽笛的呜呜声入睡的。那时候，这呜呜的汽笛声成了我的催眠曲。听着这呜呜声，我会感到心里十分安稳，非常踏实。我知道，这就是我那温暖的家啊！于是，我就很快入睡了，而且睡得很香很沉，一觉睡到大天明。可是，如今这汽笛的呜呜声，竟成了扰乱我心神的魔笛，搅得我无法入睡。
人就是这样，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当晚上失眠的时候，头脑里就会信马由缰的胡思乱想起来。当然，儿时的我是从未有过失眠的，可是，没有失眠也保不住会胡思乱想。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叫胡思乱想，应该叫童年的幻想，小孩子的头脑里是充满幻想的。是的，儿时的我就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人。那时候，躺在亭子间里，听着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我就会想入非非的编织起各种金色的梦。有位名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由此外延，我就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不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只能是个平庸的人。我曾梦想过当个文学家，企业家，金融巨头甚至是重权在握的大官儿。总之，我不想一辈子碌碌无为的虚度一生，过着波澜不惊的平庸生活，而是想出人头地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也许，童年的时候头脑里有各种各样的幻想是不足为奇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人类的幻想才能有今天的。没有幻想，或者不敢去想，我们人类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我说过，儿时的我曾有过很多浪漫的幻想。现在回想起来，最适合我的，可能就是当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特别需要幻想，只有富于幻想，才能构思出离奇的情节和作品。有权威人士曾说，伟大的小说家，就是介乎于正常人和疯子之间的那种人。事实证实了这位权威人士的评说。有不少伟大的作家就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潜在的精神病患者。有种精神病叫做幻想性精神病。这类精神病就是把幻想当成了现实。我想这类病人在发病前可能会有不少人是作家或者是想当作家的人。由此看来，当个作家不仅危险，而且还很可怜的。幸好我没有当大作家，否则很有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我这个人很脆弱，有点神经质，更严重的是，我亲人的家属史中有不少人就是精神病患者。因此，按我的种种条件，是极有可能成为小说家的。可惜，我虽然很聪明，但因为后天的努力不够，也因为种种坎坷的遭遇使我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也幸亏如此，我也非常幸运的没有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儿时听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都是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听着汽笛声，思想上有了一些创意之后，困倦也随之而来了。可是，今晚的汽笛声，却使我躺在床上碾转反侧，无法入眠。这次失眠，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次失眠。那是在四十多年前，我将要离开上海前夕的那次失眠。
屋外起风了。呼呼的北风吹得窗外的树叶哗啦啦的响。如今回想起来，这两次失眠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这两次失眠都是在这间亭子间里。其次，失眠的时候都是在牵肠挂肚的思念着徐小娟。第三，这两次失眠虽然时间相隔了四十多年，但却都是在深秋的凄凉季节。第四，失眠的时候耳边都伴随着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秋风落叶的呼呼声。哦，历史的重复是何等的惊人相似，只不过是时间相差了四十多年而已。当然，四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又是多么的漫长。哦，这样的四十多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最美好的时光，却被我们蹉跎了。
四十多年前，我将要离开上海远走他乡。这一夜，我也是彻夜难眠，思想上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那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我决定放弃学业，报名去外地参加工作，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起初是反对我这一决定，继而又要跟随我一起去外地，而且态度非常坚定，坚定得几乎要和她家庭决裂。对于徐小娟要随我去外地的承诺，我高兴得要死，感到无比的幸福，我简直怀疑这是在做梦而不是置身于现实之中。是啊，能得到徐小娟这样温柔、漂亮的姑娘成为我的终生伴侣，是何等幸运的事情啊，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还是不能如人所愿。我只得独自痛苦的离开了上海，也永远的离开了徐小娟。我们的离别，并不是我们的错。我和徐小娟都曾做过各种努力，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不得不使我们分开了。这一分别，就是四十二年！
听着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不禁暗自心酸，泪水也渐渐地模糊了我的双眼。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夜半歌声”，说的是一个悲怆凄凉的故事，曾经使我和同学们流泪不止。可是，我这“夜半汽笛声”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哦，如果把这故事说出来，其悲怆凄凉程度决不比“夜半歌声”逊色！
离开上海之后，我很少回来。那时我父母都还健在，我也没有结婚成家，按照国家规定，就享受着探亲假的待遇。但是，我还是很少享用这探亲假。当然，身在异乡的我，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父母，也很想探望一下年事已高的爹娘。可是，我却害怕回到上海。我说过，我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回到上海，就会想起那段心酸的往事。是啊，往事如烟，那是不堪回首的！当然，有的时候，隔个三年五载的，我也会蜻蜓点水般的回上海暂住几天，和父母共享天伦之乐。当然，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我不会去我的母校，更不会去看徐小娟。自从我离开上海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徐小娟。没有去见徐小娟，并不是我不想念她，自从离开上海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想念徐小娟。不是我不想去看徐小娟，而是怕见到了徐小娟，会使我们两人变得更加痛苦！后来，我成家了，父母也相继去世，我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这次回来，是应我的好友，也是我中学时期的同桌葛义兴的邀请，参加迎接新世纪的秋季同学聚会。
本来，我和这些老同学失去联系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老同学出差到河南竟然碰巧遇上了我。于是，断了的线又接上了，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同学葛义兴，很快就给我发来了信。接着，又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接到了邀请函，如果不来和同学们聚会的话，就会说我架子老大的了。毕竟我不是什么知名的大人物。再说，我也确实很想回上海看看。上海这几年变化老大的。浦东建起了新区，黄浦江上架起了大桥，江下通了隧道，摩天大厦一座接着一座的拔地而起。过去，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是上海最高的两座大楼，但如今这两座大厦和这些新建的摩天大厦比起来，已经落伍得太多了，可以说是鸡立鹤群了。听说还要开发北外滩。这北外滩就是我童年时的居住地提篮桥啊！是的，如果不回上海看看，会落下终生遗憾的！人老了，思乡怀旧，这是人之常情。身在异乡的我，经常会思乡思念故人。有时候也会想得牵肠挂肚，想得揪心揪肺。要不，为什么说“落叶归根”呢？人们对自己的“根”，是绝对不能忘怀的，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是数典忘祖，将为人们不齿，是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当然，我这次回上海参加同学聚会，还有一个隐藏在心里的强烈愿望，那就是想见一见我的一位女同学，也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这个强烈愿望一直在我心头折磨着我。是啊，都是六十出头半截入土的老人了，再不见面，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
亭子间外面又响起了呼呼的风声和哗啦啦的树叶抖动声。听着这风声，我不禁想起了李商隐的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哦，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好的诗句！这些年来，我总觉得，我和徐小娟是心有灵犀的。虽然我和她分别有四十多年了，可是我们在梦中还是经常会面的。记得我刚去外地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徐小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当时我就从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了。过后不久，我就收到老同学葛义兴发来的信，他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上海后，徐小娟就得了一场大病……看到这封信，我心里那个痛啊，是没法描述的！我恨不得就像彩凤那样长上一双飞翼，飞回上海去看徐小娟，可是，这又是不可能的。当然，以后我也经常梦见徐小娟，就是在最近，我也还梦见过她。徐小娟告诉我，她现在身体不太好，受多种疾病折磨着。因此，这也就成了我要回上海的主要原因。当然，现在要回上海很容易，不用像彩凤那样长一双飞翼了。天上飞机有翼，地上火车有轮。要回上海，那只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徐小娟喜爱文学，特别是喜爱古典文学的古诗。我呢，也爱文学也爱诗。只是我喜欢现代的白话诗，特别是喜爱徐志摩的诗，推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我认为徐志摩是我国现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当然，我和徐小娟在文学方面也有过交流。我给徐小娟推荐过徐志摩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徐小娟也曾给我推荐过一首陆放翁的词“钗头凤”。就是这首“钗头凤”，让我初步认识了中国古诗词的博大精深与含蓄。每当我想念徐小娟的时候，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背诵着“钗头凤”。因为这是徐小娟最喜爱的一首词，也因为这首“钗头凤”所表达的意蕴，和我们的经历有着某些类似的情结。如今我躺在这间亭子间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汽笛声，心里又在默默地背诵着“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哦，错，错，错！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还是徐小娟的错？不是，当然不是！我和徐小娟都没有错。那么，这又是谁的错，谁的错呢！
耳边又响起了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和外面呼啸的北风声。汽笛声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的，但呼啸的风声却是接连不断的。听着这汽笛声和呼啸的风声，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青少年时代。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又一桩桩，一件件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是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说是轰轰烈烈，那可能还不够贴切。确切地说，应该是个疯狂的年代。正像一首歌词中唱的那样：“我们有火一般的热情……”说实在的，那时候人们的热情比火还要热，完全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样的热度能融化任何坚硬的东西，因而人们也变得疯狂了。当时，毛主席指示：要抓好两样东西，钢铁和粮食。并说，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于是，就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并决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另一手就是狠抓粮食的高产。粮食的高产十分离奇，离奇得就像神话一般，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当时有句话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不少地方就出现了粮食亩产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高产田，全国各大报纸 （包括《人民是报》）都连篇累牍的报导某些地方粮食的高产纪录，为了证实这些高产的真实性，还拍下了不少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当然，到头来都证实这些全都是吹出来的，全是一个个巨大的泡沫。另一方面，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实现了，但全民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全都是废品，更为严重的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结果，是不少地方把树都砍了，去炼木炭以替代焦炭炼钢，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还对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事例也充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是多么的正确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那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交一点学费也是正常的。可是，这样的学费少交一点不是更好吗！
这股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甚至连中、小学生也不例外。当时，我经常能看到一群八、九岁的小学生在大街上寻找废钢铁。找不到废钢铁就拿家里的旧锅之类的东西顶数。当然，我们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也被这股汹涌的大跃进浪潮卷入其中了。
现在，就来说一下我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个载体，在这里我和徐小娟产生了恋情，也发生了林林总总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们的学校是在市郊的一个名叫“五角场”的地方。
五角场，这地名听起来似乎有点怪怪的。其实，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了。这仅仅是因为有五条宽阔的大马路在此地汇合而得名。五角场虽然地处郊区（如今的五角场已今非昔比，有了巨大的发展，成了闹市区了），但对于上海人来说，对五角场是并不陌生的。这里曾经是藏龙卧虎之地，解放前的市政府就设在距此不远处。在市政府的对面，还有一座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建筑的上海市博物馆，以及与它对称的一座同样是金碧辉煌琉璃瓦建筑的上海市图书馆。这里还有几所遐迩闻名的高等学府，如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此外，这里还有当时上海最大的体育场馆，这就是著名的“江湾体育场”。
那时候，大跃进的气势如火如荼，人们都在“力争上游”。毛主席说，“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意思是说，如今一天所做的事情，就相当于过去二十年所做事情的总和。这是何等了不起啊！这也说明了时间的宝贵和紧迫，因此，分分秒秒都要抓得很紧很紧，决不能让寸金难买的寸光荫白白的溜走了。
那一年，我已经读完了高二，只差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在放暑假期间，我们这些中学生连一天都没得闲。同学们兵分几路，有的进工厂“支工”，做些力所能及的小工。有的去农村“支农”，扫盲、营造高产田放“卫星”。真可谓是南征北战，东剿西伐，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中学生们个个精神饱满，豪情万丈地投入了战斗，决心力争上游，放出几颗惊世骇俗的“卫星”来。
同学们忙得不可开交，老师们当然也不能闲着。有一部分老师要带领学生进工厂，去农村，不仅要管理好学生，自己也要积极参加劳动。另一部分留校的老师则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在学校里筑起了土炉大炼钢铁，另一个组则在营造高产试验田，决心要放出个大大的“卫星”来。
说起放“卫星”，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这“卫星”究竟为何物。这“卫星”不就是地球人造卫星吗？如今天上飞行的就有各个国家制造的数不清的卫星，有气象卫星，探测卫星，间谍卫星等等。可是，此“卫星”非彼卫星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卫星”并不真正的上天飞行。那么，不能上天飞行还能称之为“卫星”吗？这就需要对此做些必要的解释了。当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并不知道当时的放“卫星”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对放“卫星”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放“卫星”那是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说起放“卫星”，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既感到荒唐可笑，又觉得热情可嘉，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亲切感。说是还有那么一点点亲切感，是因为我们都曾亲身经历过，并为之奋斗过。
那时候，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憾了全世界。当时我们国家和苏联关系特别亲密，并尊称苏联为“老大哥”。既然“老大哥”放出了卫星，那么我们也要紧随其后大放“卫星”。但是，就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放不出卫星来的。于是，就把我们在各行各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称之为放“卫星”。因为这些重大成果，比如说钢产量一年要翻一番，粮食亩产量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同样具有震憾世界的威力，因而就统称之为放“卫星”。于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甚至每个单位，都在力争上游，大放“卫星”。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在敲锣打鼓地送捷报，欢天喜地的庆祝放出了“卫星”。当然，我们学校也不能例外，也要力争上游放“卫星”。那时候，到底放出了多少“卫星”，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谁也无法统计出来。
介绍当时的这些基本情况，对故事的发展很有必要。因为我和徐小娟之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的恋爱故事，就必定是个悲情故事了。下面，正书就该开场了，该说我和徐小娟之间的故事了。
那时候，我先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开展扫盲活动，后来，同学们又集中起来，去了一个叫“泗溏”的地方，顶着火炉般的炎炎烈日，挥锹舞镐，大汗淋淋地开河挖渠，兴修水利，营造高产田。因为我们高二的三个班都去了那里，年轻人的特点就是争强好胜，特别是在那个年代，谁都要力争上游，谁都想放个大大的“卫星”。于是，我们就在这一望无垠的广阔田野上摆开了战场，开展了激烈的劳动竞赛。正是八月初的伏天，太阳明晃晃热辣辣的，大地里更是象蒸笼似的热气腾腾。可是，人们的热情却赛过了天气，同学们憋足了劲儿，在这热气腾腾的大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班有个特点，那就是热爱体育运动的人比较多。体育运动虽然不能和体力劳动划上等号，可是经常坚持体育锻炼的人，体质就比较好。因而在这次劳动竞赛中，我们就占了上风。可是，同学们正是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尤其是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那两个班岂能甘居下游？因而他们就拼命地追赶，劳动竞赛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广阔的田野里，同学们肩挑重担你追我赶，好一番热闹景象。
当时我们是在挖河泥，把河泥从河里起出来，运到大田里当作肥料。要营造高产田，水和肥是关键。在我们南方，水不成问题，那么，肥料就是关键的关键了。在那个时代，化肥的产量还很小，大田里所用的肥料一般都是农家肥。而营造高产田又需要大量的肥料。于是就千方百计的寻找肥料，把小河沟里的河泥起出来当作肥料，虽然劳动强度大了些，但却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挖河泥劳动强度很大，河泥又湿又粘很难挖，而湿辘辘的河泥又很重，要用箩筐抬到大田里去，还要走不少的路。第一天干活的时候，大家感到很新鲜，劲头也大，年轻人好胜，谁也不甘落后，同学们就干得热火朝天的。可是，我们这些同学的肩膀还很嫩，又从没干过这样的重活儿，只干了一天，肩膀就都像个馒头似的肿起来了。于是，进度也就不如第一天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女同学体能越来越差，抬的河泥也越来越少，她们简直就要拖全班的后腿了！
我们的班长张大富是个很会动脑筋的人。他发现，有些男同学劲头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些热爱体育运动的同学，挑起重担还能健步如飞。这样，我们这些能干的同学，就和一些体能差的女同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于是，善于动脑的张大富就想了一个办法：让我们这几个爱运动体力棒的男同学，每人搭配上一个体力弱小的女同学，一起担运河泥。时下有句时髦的俏皮话，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当然是很正确很有现实意义的一句俏皮话。不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我们的班长张大富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发现并付绪实施了，只是他没有及时的把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并总结成一句颇有意思的俏皮话而已。
张大富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仅是我们的班长，还是我们学校共青团团委的委员。在我们班上，他有个“理论家”和“思想家”的美称，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逻辑性严密，还带着那么一点政治理论，因此他的讲话有号召力也很有鼓动性。张大富还有个外号叫“老大”。当然，这老大决不是黑社会的老大。叫他老大，不仅是因为他是一班之长，还因为他在班上年龄也最大，而且有一米八的身高，块头也大，还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看起来很威武的，所以得了个老大的外号。
张大富是苏北高邮人氏，从小在农村长大，幼年时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解放前夕因家乡闹洪水，跟随着父母逃荒要饭到了大上海。因为贫穷，他幼年失学，所以上学很晚。他比我们要大上好几岁，这还是因为他学习用功，上小学时连跳了好几级，否则，按他这样的年龄，要上高中可就难了。
张大富当班长很有一套办法，他能把各方面的关系都摆平。他和我也是很不错的。以前，我曾经是班上的一帮调皮捣蛋学生的头儿。但张大富并不嫌弃我，他经常找我谈心，说我既聪明又有能力，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他还鼓励我应该努力学习，争取将来能考上大学，有个美好的前途。当然，他既然发现了我这个人才，就极力向班主任赵老师推荐，并建议让我担任班上的体育委员。这样，他和我就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友好关系了。
张大富提出干重活时要男女搭配的建议，得到了我们班委和团支委的支持并很快得到了实施。当时，他提出和我搭配干活的一位女同学就是徐小娟。
于是，从此我和徐小娟之间就发生了林林总总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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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归，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准确地说，也就是二○○○年的十一月初吧，我去了一趟上海。
去一趟上海也许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这平常中却包含着不平常。因为上海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我离开上海却有四十二年了。在离开上海的这四十二年中，因为某种原因，我很少回去。这次上海之行，也称得上是故地重游吧。对这次故地重游，我感触颇深。
有伟人说，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自去变革梨子，尝一尝梨子的滋味。这真是一句大实话，也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不去尝一尝梨子，能知道梨子的滋味吗？当然，我搬出伟人的这段话，也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你想知道故地重游的复杂心情吗？那你就必须亲自去实践，去体验。比如就我来说，我在完成了这样一次故地重游之后，就在思绪万端的感慨中，有了一种切肤之痛。不，还不仅仅是切肤之痛，那简直是撕心裂肺啊！而这种痛，至今还在久久地折磨着我。
使我产生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当然不是我离开上海太久了，而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也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
关于徐小娟，以及徐小娟与我的恋爱和痛苦的分手过程，这是本书的主线，以后我会慢慢的详细介绍。现在，还是先来说一下我的简单情况吧。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像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的祖籍也并非上海，而是在苏州乡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古镇。说起水乡的古镇，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了周庄和乌镇，其实，在我们江南水乡，像周庄乌镇这样有特色的古镇，比比皆是。我祖籍的那个古镇就非常有特色。那个古镇四面被条条河流和水塘包围着，镇上的人只要打开门和窗，就能看到河水和河上的船只。因而这里没有陆路，只有水路。想去外地，想去城里，除了坐船，还是坐船。说不清是哪一年，我父亲带着我母亲从河水的重重包围中突围。他们租了一条船，从古镇出发。船橹摇啊摇，就摇出了古镇，再摇啊摇，就摇到了阳澄湖，摇到了吴淞江，苏州河，黄浦江，然后在黄浦江边的一个码头下了船，从此就进入了大上海。接下来，就在上海安了家，生下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于是，我们也像千千万万的上海移民那样，成了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相信，多数上海人有着我们家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到上海的方式不同，或从陆上，或从水路，或从海上，还有不少人是逃荒徒步迁移到上海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与她的包容性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她有大海般的胸怀。她在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员的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人才，而人才正是上海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
阔别上海四十多年，我对这座城市也有点陌生了。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是四十多年前的上海，比如说繁华似锦的南京路，混浊而繁忙的黄浦江，江边那些忙碌的码头，以及我童年的居住地提篮桥，中学时期求学的五角场。这些都像印在我脑海中那样挥之不去。不仅如此，这些地方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当然，出现在我睡梦中的，还有一张张熟悉的同学的面孔。在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当中，有一张面孔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使我无法忘怀。这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是的，我不否认，正是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正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对我的召唤，才使我有了这样一次故地重游的上海之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感慨。
我的父母早已离开了人世。过去我家居住的那套房子现今是我弟弟一家住着。回到上海后，我先到弟弟家。当然，弟兄们好久不见了，问寒问暖拉些家常是少不了的。热情招待，在家喝点酒也在所难免。这些事情因与本书无关，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晚上的时候，我就睡在亭子间里。应当说明的是，在四十多年前，我也是睡在这间亭子间里的。因此，这间亭子间也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因为它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按理说，睡在这里应该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可是，这天晚上我却在这间亭子间的床上碾转反侧，一点睡意全无。睡不着的原因，当然是与我我又回到了这间亭子间里，并为此引发了种种感慨，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为了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
当我在床上碾转反侧的时候，耳边又响起了我所熟悉的黄浦江上轮船汽笛的呜呜声。因为我家离黄浦江不远，深夜的时候这汽笛声就特别清晰。悠扬的汽笛声听起来有一种震动感，儿时的我就是听着这汽笛的呜呜声入睡的。那时候，这呜呜的汽笛声成了我的催眠曲。听着这呜呜声，我会感到心里十分安稳，非常踏实。我知道，这就是我那温暖的家啊！于是，我就很快入睡了，而且睡得很香很沉，一觉睡到大天明。可是，如今这汽笛的呜呜声，竟成了扰乱我心神的魔笛，搅得我无法入睡。
人就是这样，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当晚上失眠的时候，头脑里就会信马由缰的胡思乱想起来。当然，儿时的我是从未有过失眠的，可是，没有失眠也保不住会胡思乱想。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叫胡思乱想，应该叫童年的幻想，小孩子的头脑里是充满幻想的。是的，儿时的我就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人。那时候，躺在亭子间里，听着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我就会想入非非的编织起各种金色的梦。有位名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由此外延，我就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不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只能是个平庸的人。我曾梦想过当个文学家，企业家，金融巨头甚至是重权在握的大官儿。总之，我不想一辈子碌碌无为的虚度一生，过着波澜不惊的平庸生活，而是想出人头地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也许，童年的时候头脑里有各种各样的幻想是不足为奇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人类的幻想才能有今天的。没有幻想，或者不敢去想，我们人类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我说过，儿时的我曾有过很多浪漫的幻想。现在回想起来，最适合我的，可能就是当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特别需要幻想，只有富于幻想，才能构思出离奇的情节和作品。有权威人士曾说，伟大的小说家，就是介乎于正常人和疯子之间的那种人。事实证实了这位权威人士的评说。有不少伟大的作家就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潜在的精神病患者。有种精神病叫做幻想性精神病。这类精神病就是把幻想当成了现实。我想这类病人在发病前可能会有不少人是作家或者是想当作家的人。由此看来，当个作家不仅危险，而且还很可怜的。幸好我没有当大作家，否则很有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我这个人很脆弱，有点神经质，更严重的是，我亲人的家属史中有不少人就是精神病患者。因此，按我的种种条件，是极有可能成为小说家的。可惜，我虽然很聪明，但因为后天的努力不够，也因为种种坎坷的遭遇使我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也幸亏如此，我也非常幸运的没有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儿时听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都是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听着汽笛声，思想上有了一些创意之后，困倦也随之而来了。可是，今晚的汽笛声，却使我躺在床上碾转反侧，无法入眠。这次失眠，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次失眠。那是在四十多年前，我将要离开上海前夕的那次失眠。
屋外起风了。呼呼的北风吹得窗外的树叶哗啦啦的响。如今回想起来，这两次失眠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这两次失眠都是在这间亭子间里。其次，失眠的时候都是在牵肠挂肚的思念着徐小娟。第三，这两次失眠虽然时间相隔了四十多年，但却都是在深秋的凄凉季节。第四，失眠的时候耳边都伴随着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秋风落叶的呼呼声。哦，历史的重复是何等的惊人相似，只不过是时间相差了四十多年而已。当然，四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又是多么的漫长。哦，这样的四十多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最美好的时光，却被我们蹉跎了。
四十多年前，我将要离开上海远走他乡。这一夜，我也是彻夜难眠，思想上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那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我决定放弃学业，报名去外地参加工作，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起初是反对我这一决定，继而又要跟随我一起去外地，而且态度非常坚定，坚定得几乎要和她家庭决裂。对于徐小娟要随我去外地的承诺，我高兴得要死，感到无比的幸福，我简直怀疑这是在做梦而不是置身于现实之中。是啊，能得到徐小娟这样温柔、漂亮的姑娘成为我的终生伴侣，是何等幸运的事情啊，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还是不能如人所愿。我只得独自痛苦的离开了上海，也永远的离开了徐小娟。我们的离别，并不是我们的错。我和徐小娟都曾做过各种努力，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不得不使我们分开了。这一分别，就是四十二年！
听着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不禁暗自心酸，泪水也渐渐地模糊了我的双眼。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夜半歌声”，说的是一个悲怆凄凉的故事，曾经使我和同学们流泪不止。可是，我这“夜半汽笛声”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哦，如果把这故事说出来，其悲怆凄凉程度决不比“夜半歌声”逊色！
离开上海之后，我很少回来。那时我父母都还健在，我也没有结婚成家，按照国家规定，就享受着探亲假的待遇。但是，我还是很少享用这探亲假。当然，身在异乡的我，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父母，也很想探望一下年事已高的爹娘。可是，我却害怕回到上海。我说过，我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回到上海，就会想起那段心酸的往事。是啊，往事如烟，那是不堪回首的！当然，有的时候，隔个三年五载的，我也会蜻蜓点水般的回上海暂住几天，和父母共享天伦之乐。当然，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我不会去我的母校，更不会去看徐小娟。自从我离开上海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徐小娟。没有去见徐小娟，并不是我不想念她，自从离开上海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想念徐小娟。不是我不想去看徐小娟，而是怕见到了徐小娟，会使我们两人变得更加痛苦！后来，我成家了，父母也相继去世，我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这次回来，是应我的好友，也是我中学时期的同桌葛义兴的邀请，参加迎接新世纪的秋季同学聚会。
本来，我和这些老同学失去联系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老同学出差到河南竟然碰巧遇上了我。于是，断了的线又接上了，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同学葛义兴，很快就给我发来了信。接着，又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接到了邀请函，如果不来和同学们聚会的话，就会说我架子老大的了。毕竟我不是什么知名的大人物。再说，我也确实很想回上海看看。上海这几年变化老大的。浦东建起了新区，黄浦江上架起了大桥，江下通了隧道，摩天大厦一座接着一座的拔地而起。过去，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是上海最高的两座大楼，但如今这两座大厦和这些新建的摩天大厦比起来，已经落伍得太多了，可以说是鸡立鹤群了。听说还要开发北外滩。这北外滩就是我童年时的居住地提篮桥啊！是的，如果不回上海看看，会落下终生遗憾的！人老了，思乡怀旧，这是人之常情。身在异乡的我，经常会思乡思念故人。有时候也会想得牵肠挂肚，想得揪心揪肺。要不，为什么说“落叶归根”呢？人们对自己的“根”，是绝对不能忘怀的，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是数典忘祖，将为人们不齿，是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当然，我这次回上海参加同学聚会，还有一个隐藏在心里的强烈愿望，那就是想见一见我的一位女同学，也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徐小娟。这个强烈愿望一直在我心头折磨着我。是啊，都是六十出头半截入土的老人了，再不见面，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
亭子间外面又响起了呼呼的风声和哗啦啦的树叶抖动声。听着这风声，我不禁想起了李商隐的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哦，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好的诗句！这些年来，我总觉得，我和徐小娟是心有灵犀的。虽然我和她分别有四十多年了，可是我们在梦中还是经常会面的。记得我刚去外地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徐小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当时我就从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了。过后不久，我就收到老同学葛义兴发来的信，他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上海后，徐小娟就得了一场大病……看到这封信，我心里那个痛啊，是没法描述的！我恨不得就像彩凤那样长上一双飞翼，飞回上海去看徐小娟，可是，这又是不可能的。当然，以后我也经常梦见徐小娟，就是在最近，我也还梦见过她。徐小娟告诉我，她现在身体不太好，受多种疾病折磨着。因此，这也就成了我要回上海的主要原因。当然，现在要回上海很容易，不用像彩凤那样长一双飞翼了。天上飞机有翼，地上火车有轮。要回上海，那只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徐小娟喜爱文学，特别是喜爱古典文学的古诗。我呢，也爱文学也爱诗。只是我喜欢现代的白话诗，特别是喜爱徐志摩的诗，推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我认为徐志摩是我国现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当然，我和徐小娟在文学方面也有过交流。我给徐小娟推荐过徐志摩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徐小娟也曾给我推荐过一首陆放翁的词“钗头凤”。就是这首“钗头凤”，让我初步认识了中国古诗词的博大精深与含蓄。每当我想念徐小娟的时候，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背诵着“钗头凤”。因为这是徐小娟最喜爱的一首词，也因为这首“钗头凤”所表达的意蕴，和我们的经历有着某些类似的情结。如今我躺在这间亭子间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汽笛声，心里又在默默地背诵着“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哦，错，错，错！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还是徐小娟的错？不是，当然不是！我和徐小娟都没有错。那么，这又是谁的错，谁的错呢！
耳边又响起了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和外面呼啸的北风声。汽笛声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的，但呼啸的风声却是接连不断的。听着这汽笛声和呼啸的风声，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青少年时代。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又一桩桩，一件件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是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说是轰轰烈烈，那可能还不够贴切。确切地说，应该是个疯狂的年代。正像一首歌词中唱的那样：“我们有火一般的热情……”说实在的，那时候人们的热情比火还要热，完全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样的热度能融化任何坚硬的东西，因而人们也变得疯狂了。当时，毛主席指示：要抓好两样东西，钢铁和粮食。并说，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于是，就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并决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另一手就是狠抓粮食的高产。粮食的高产十分离奇，离奇得就像神话一般，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当时有句话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不少地方就出现了粮食亩产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高产田，全国各大报纸 （包括《人民是报》）都连篇累牍的报导某些地方粮食的高产纪录，为了证实这些高产的真实性，还拍下了不少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当然，到头来都证实这些全都是吹出来的，全是一个个巨大的泡沫。另一方面，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实现了，但全民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全都是废品，更为严重的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结果，是不少地方把树都砍了，去炼木炭以替代焦炭炼钢，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还对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事例也充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是多么的正确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那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交一点学费也是正常的。可是，这样的学费少交一点不是更好吗！
这股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甚至连中、小学生也不例外。当时，我经常能看到一群八、九岁的小学生在大街上寻找废钢铁。找不到废钢铁就拿家里的旧锅之类的东西顶数。当然，我们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也被这股汹涌的大跃进浪潮卷入其中了。
现在，就来说一下我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个载体，在这里我和徐小娟产生了恋情，也发生了林林总总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们的学校是在市郊的一个名叫“五角场”的地方。
五角场，这地名听起来似乎有点怪怪的。其实，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了。这仅仅是因为有五条宽阔的大马路在此地汇合而得名。五角场虽然地处郊区（如今的五角场已今非昔比，有了巨大的发展，成了闹市区了），但对于上海人来说，对五角场是并不陌生的。这里曾经是藏龙卧虎之地，解放前的市政府就设在距此不远处。在市政府的对面，还有一座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建筑的上海市博物馆，以及与它对称的一座同样是金碧辉煌琉璃瓦建筑的上海市图书馆。这里还有几所遐迩闻名的高等学府，如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此外，这里还有当时上海最大的体育场馆，这就是著名的“江湾体育场”。
那时候，大跃进的气势如火如荼，人们都在“力争上游”。毛主席说，“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意思是说，如今一天所做的事情，就相当于过去二十年所做事情的总和。这是何等了不起啊！这也说明了时间的宝贵和紧迫，因此，分分秒秒都要抓得很紧很紧，决不能让寸金难买的寸光荫白白的溜走了。
那一年，我已经读完了高二，只差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在放暑假期间，我们这些中学生连一天都没得闲。同学们兵分几路，有的进工厂“支工”，做些力所能及的小工。有的去农村“支农”，扫盲、营造高产田放“卫星”。真可谓是南征北战，东剿西伐，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中学生们个个精神饱满，豪情万丈地投入了战斗，决心力争上游，放出几颗惊世骇俗的“卫星”来。
同学们忙得不可开交，老师们当然也不能闲着。有一部分老师要带领学生进工厂，去农村，不仅要管理好学生，自己也要积极参加劳动。另一部分留校的老师则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在学校里筑起了土炉大炼钢铁，另一个组则在营造高产试验田，决心要放出个大大的“卫星”来。
说起放“卫星”，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这“卫星”究竟为何物。这“卫星”不就是地球人造卫星吗？如今天上飞行的就有各个国家制造的数不清的卫星，有气象卫星，探测卫星，间谍卫星等等。可是，此“卫星”非彼卫星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卫星”并不真正的上天飞行。那么，不能上天飞行还能称之为“卫星”吗？这就需要对此做些必要的解释了。当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并不知道当时的放“卫星”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对放“卫星”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放“卫星”那是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说起放“卫星”，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既感到荒唐可笑，又觉得热情可嘉，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亲切感。说是还有那么一点点亲切感，是因为我们都曾亲身经历过，并为之奋斗过。
那时候，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憾了全世界。当时我们国家和苏联关系特别亲密，并尊称苏联为“老大哥”。既然“老大哥”放出了卫星，那么我们也要紧随其后大放“卫星”。但是，就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放不出卫星来的。于是，就把我们在各行各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称之为放“卫星”。因为这些重大成果，比如说钢产量一年要翻一番，粮食亩产量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同样具有震憾世界的威力，因而就统称之为放“卫星”。于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甚至每个单位，都在力争上游，大放“卫星”。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在敲锣打鼓地送捷报，欢天喜地的庆祝放出了“卫星”。当然，我们学校也不能例外，也要力争上游放“卫星”。那时候，到底放出了多少“卫星”，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谁也无法统计出来。
介绍当时的这些基本情况，对故事的发展很有必要。因为我和徐小娟之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的恋爱故事，就必定是个悲情故事了。下面，正书就该开场了，该说我和徐小娟之间的故事了。
那时候，我先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开展扫盲活动，后来，同学们又集中起来，去了一个叫“泗溏”的地方，顶着火炉般的炎炎烈日，挥锹舞镐，大汗淋淋地开河挖渠，兴修水利，营造高产田。因为我们高二的三个班都去了那里，年轻人的特点就是争强好胜，特别是在那个年代，谁都要力争上游，谁都想放个大大的“卫星”。于是，我们就在这一望无垠的广阔田野上摆开了战场，开展了激烈的劳动竞赛。正是八月初的伏天，太阳明晃晃热辣辣的，大地里更是象蒸笼似的热气腾腾。可是，人们的热情却赛过了天气，同学们憋足了劲儿，在这热气腾腾的大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班有个特点，那就是热爱体育运动的人比较多。体育运动虽然不能和体力劳动划上等号，可是经常坚持体育锻炼的人，体质就比较好。因而在这次劳动竞赛中，我们就占了上风。可是，同学们正是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尤其是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那两个班岂能甘居下游？因而他们就拼命地追赶，劳动竞赛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广阔的田野里，同学们肩挑重担你追我赶，好一番热闹景象。
当时我们是在挖河泥，把河泥从河里起出来，运到大田里当作肥料。要营造高产田，水和肥是关键。在我们南方，水不成问题，那么，肥料就是关键的关键了。在那个时代，化肥的产量还很小，大田里所用的肥料一般都是农家肥。而营造高产田又需要大量的肥料。于是就千方百计的寻找肥料，把小河沟里的河泥起出来当作肥料，虽然劳动强度大了些，但却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挖河泥劳动强度很大，河泥又湿又粘很难挖，而湿辘辘的河泥又很重，要用箩筐抬到大田里去，还要走不少的路。第一天干活的时候，大家感到很新鲜，劲头也大，年轻人好胜，谁也不甘落后，同学们就干得热火朝天的。可是，我们这些同学的肩膀还很嫩，又从没干过这样的重活儿，只干了一天，肩膀就都像个馒头似的肿起来了。于是，进度也就不如第一天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女同学体能越来越差，抬的河泥也越来越少，她们简直就要拖全班的后腿了！
我们的班长张大富是个很会动脑筋的人。他发现，有些男同学劲头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些热爱体育运动的同学，挑起重担还能健步如飞。这样，我们这些能干的同学，就和一些体能差的女同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于是，善于动脑的张大富就想了一个办法：让我们这几个爱运动体力棒的男同学，每人搭配上一个体力弱小的女同学，一起担运河泥。时下有句时髦的俏皮话，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当然是很正确很有现实意义的一句俏皮话。不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我们的班长张大富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发现并付绪实施了，只是他没有及时的把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并总结成一句颇有意思的俏皮话而已。
张大富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仅是我们的班长，还是我们学校共青团团委的委员。在我们班上，他有个“理论家”和“思想家”的美称，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逻辑性严密，还带着那么一点政治理论，因此他的讲话有号召力也很有鼓动性。张大富还有个外号叫“老大”。当然，这老大决不是黑社会的老大。叫他老大，不仅是因为他是一班之长，还因为他在班上年龄也最大，而且有一米八的身高，块头也大，还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看起来很威武的，所以得了个老大的外号。
张大富是苏北高邮人氏，从小在农村长大，幼年时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解放前夕因家乡闹洪水，跟随着父母逃荒要饭到了大上海。因为贫穷，他幼年失学，所以上学很晚。他比我们要大上好几岁，这还是因为他学习用功，上小学时连跳了好几级，否则，按他这样的年龄，要上高中可就难了。
张大富当班长很有一套办法，他能把各方面的关系都摆平。他和我也是很不错的。以前，我曾经是班上的一帮调皮捣蛋学生的头儿。但张大富并不嫌弃我，他经常找我谈心，说我既聪明又有能力，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他还鼓励我应该努力学习，争取将来能考上大学，有个美好的前途。当然，他既然发现了我这个人才，就极力向班主任赵老师推荐，并建议让我担任班上的体育委员。这样，他和我就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友好关系了。
张大富提出干重活时要男女搭配的建议，得到了我们班委和团支委的支持并很快得到了实施。当时，他提出和我搭配干活的一位女同学就是徐小娟。
于是，从此我和徐小娟之间就发生了林林总总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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