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十
三十
角色转变的不适在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渐渐弱化，同事的友好加速我们融入新的集体生活。学校的老师们大多是本乡镇的，仅有七八个年轻人来自其他乡镇，学校的食堂每天晚餐几乎专门为我们这几个年轻教师服务。算上梅和我，总共八个人，但仅有两个女教师。吃饭的时候，男教师们总是抢着桌上的菜，有时梅听别人讲笑话听出了神，回过神来桌上的盘子里已经干干净净。我不好意思替梅夹菜，也只好看着梅挑着米饭就着泡菜艰难下咽。
其他几个人比我们先参加工作，故事也就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了解我们，说话还比较文明，一天过后，大家熟络起来，说话做事也就不再拘束。他们跟我们讲校长的典故，讲其他老师闹的笑话，还讲学校的生活。
他们的介绍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学校对老师的管理并不严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松懈的。老师们可以在上课期间去寝室里打牌，可以在下课后喝酒，开会也不过是走走过场，二十分钟包搞定。
这些话在实际工作中得以证实了。我们从正式上班开始，两天里完全没有明确的工作可做，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每天日上三竿才夹着报名册到办公室为学生报名注册，而没有担任班主任的就聚在办公室吹牛谈天或到寝室里打“拱猪”。我们还不是很熟悉学校的规定，何况作为新教师，也想着要给别人留下个好的印象，就不管有没有事都留在办公室里。
中午饭过后，校长在广播里通知开会。校长只在会上说今天下午的工作安排是下乡动员学生入学，然后就是教导主任安排分组名单。梅没有跟我分到一组，她分到和我们一同吃完饭的华、涛、红那组，两男两女。而我，跟校长一组，四个都是男的。其他教师也分别四人或三人一组，下乡的路线按照行政村分配好，每组还有需要动员的学生名单。
梅坐着华的摩托车，他们一组四人率先按路线下乡。等校长回寝室背着个挎包出来，我们四人才骑两辆摩托车走。校长载着教导主任，而我以为会骑很远的车，担心自己不熟悉山路，就让和我一组的秦老师骑我的车，我坐后座。可是才一出镇上的街道，转了几个弯，校长和秦老师就熄了火，把车停到路边。我们四人再下一个约二十米左右的坡，就到了我们任务名单上的学生的家。
这里已经是地道的农村，跟我的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晒坝里晒着谷子，晒坝边上堆着砌成草树的谷草。大门紧锁着，大门门框上贴的春联已经褪去了原有的喜庆的红色，土墙未经任何修饰，露出土胚暗红的颜色，有的地方还裂着二指宽的缝。秦老师和我走到一块比较高的地里，大声喊着学生的名字，可是四周的田里地里却没有半点回应，只好回到晒坝里跟校长说可能不在附近。
校长说管他的，我们就在这里等学生回来。他还说这个学生的父亲是个残疾人，靠替人算命为生，谁知道他算到哪个国家去了，不过学生的母亲能干，可能在地里干活，天黑总要回来。校长说完，从背着的挎包里摸出一副扑克牌，说我们四个刚好，就在这儿打着牌等。秦老师把一个簸箕里盛放的豇豆倒在地上，拿簸箕放到太阳晒不到的阴凉处。我们各人从草树上扯下一把谷草垫到屁股底下，在簸箕里玩起了“拱猪”，并约定说输的罚跪。
玩了一下午，校长和我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太阳下山的时候我的膝盖已跪得酸痛，连赢了牌都好一阵直不起来。校长仍是输，越输兴致越高，嘴里不断说着：“我就不信今天赢不到几盘。”
天黑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清楚牌的时候，这个叫张强的学生才和他母亲各自背着一大背篼东西回来。看到我们，母子俩赶紧打开大门，请我们进屋里坐。电灯下，我们继续玩着扑克，张强母子忙着杀鸡做晚饭。
吃饭的时候，校长才说起我们今天家访的目的，张强母亲满口答应明天就让张强上学去。我们就开心地喝起酒来，酒是土作坊里酿的高度白酒，喝一口下去就似一股火从喉咙直烧到肠胃。校长喝酒的兴致不减于打牌，不断劝着我们喝。喝下两茶杯，我的头就开始晕乎乎的。我们又重复多遍地跟张强的母亲说过读书的好处，才酒饱饭足地回学校。
学校里一片漆黑，教师住宿楼仅有两三个窗户还亮着。夜或许已经很深了，连蟋蟀们都停止了演奏。我们的摩托车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透亮的灯光照亮了半个夜空。
跌跌撞撞地上二楼，我边走边摸索着开门的钥匙，好一阵也没有摸到一串钥匙上究竟哪一把才是开门的钥匙。上到二楼，看到梅房间的门大开着，射出的灯光让我找到开门的钥匙。一抬头，梅斜斜地倚在门框上，问我：“你们去好远吗？怎么才回来？”我的舌头竟有些打结，含混不清地回答说：“不——远——，你还——没睡？”“我不是在等你吗？给你留了饭，都冷硬了，冲点开水泡着吃。”梅说着，从她屋里端一大碗盖着菜的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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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转变的不适在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渐渐弱化，同事的友好加速我们融入新的集体生活。学校的老师们大多是本乡镇的，仅有七八个年轻人来自其他乡镇，学校的食堂每天晚餐几乎专门为我们这几个年轻教师服务。算上梅和我，总共八个人，但仅有两个女教师。吃饭的时候，男教师们总是抢着桌上的菜，有时梅听别人讲笑话听出了神，回过神来桌上的盘子里已经干干净净。我不好意思替梅夹菜，也只好看着梅挑着米饭就着泡菜艰难下咽。
其他几个人比我们先参加工作，故事也就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了解我们，说话还比较文明，一天过后，大家熟络起来，说话做事也就不再拘束。他们跟我们讲校长的典故，讲其他老师闹的笑话，还讲学校的生活。
他们的介绍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学校对老师的管理并不严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松懈的。老师们可以在上课期间去寝室里打牌，可以在下课后喝酒，开会也不过是走走过场，二十分钟包搞定。
这些话在实际工作中得以证实了。我们从正式上班开始，两天里完全没有明确的工作可做，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每天日上三竿才夹着报名册到办公室为学生报名注册，而没有担任班主任的就聚在办公室吹牛谈天或到寝室里打“拱猪”。我们还不是很熟悉学校的规定，何况作为新教师，也想着要给别人留下个好的印象，就不管有没有事都留在办公室里。
中午饭过后，校长在广播里通知开会。校长只在会上说今天下午的工作安排是下乡动员学生入学，然后就是教导主任安排分组名单。梅没有跟我分到一组，她分到和我们一同吃完饭的华、涛、红那组，两男两女。而我，跟校长一组，四个都是男的。其他教师也分别四人或三人一组，下乡的路线按照行政村分配好，每组还有需要动员的学生名单。
梅坐着华的摩托车，他们一组四人率先按路线下乡。等校长回寝室背着个挎包出来，我们四人才骑两辆摩托车走。校长载着教导主任，而我以为会骑很远的车，担心自己不熟悉山路，就让和我一组的秦老师骑我的车，我坐后座。可是才一出镇上的街道，转了几个弯，校长和秦老师就熄了火，把车停到路边。我们四人再下一个约二十米左右的坡，就到了我们任务名单上的学生的家。
这里已经是地道的农村，跟我的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晒坝里晒着谷子，晒坝边上堆着砌成草树的谷草。大门紧锁着，大门门框上贴的春联已经褪去了原有的喜庆的红色，土墙未经任何修饰，露出土胚暗红的颜色，有的地方还裂着二指宽的缝。秦老师和我走到一块比较高的地里，大声喊着学生的名字，可是四周的田里地里却没有半点回应，只好回到晒坝里跟校长说可能不在附近。
校长说管他的，我们就在这里等学生回来。他还说这个学生的父亲是个残疾人，靠替人算命为生，谁知道他算到哪个国家去了，不过学生的母亲能干，可能在地里干活，天黑总要回来。校长说完，从背着的挎包里摸出一副扑克牌，说我们四个刚好，就在这儿打着牌等。秦老师把一个簸箕里盛放的豇豆倒在地上，拿簸箕放到太阳晒不到的阴凉处。我们各人从草树上扯下一把谷草垫到屁股底下，在簸箕里玩起了“拱猪”，并约定说输的罚跪。
玩了一下午，校长和我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太阳下山的时候我的膝盖已跪得酸痛，连赢了牌都好一阵直不起来。校长仍是输，越输兴致越高，嘴里不断说着：“我就不信今天赢不到几盘。”
天黑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清楚牌的时候，这个叫张强的学生才和他母亲各自背着一大背篼东西回来。看到我们，母子俩赶紧打开大门，请我们进屋里坐。电灯下，我们继续玩着扑克，张强母子忙着杀鸡做晚饭。
吃饭的时候，校长才说起我们今天家访的目的，张强母亲满口答应明天就让张强上学去。我们就开心地喝起酒来，酒是土作坊里酿的高度白酒，喝一口下去就似一股火从喉咙直烧到肠胃。校长喝酒的兴致不减于打牌，不断劝着我们喝。喝下两茶杯，我的头就开始晕乎乎的。我们又重复多遍地跟张强的母亲说过读书的好处，才酒饱饭足地回学校。
学校里一片漆黑，教师住宿楼仅有两三个窗户还亮着。夜或许已经很深了，连蟋蟀们都停止了演奏。我们的摩托车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透亮的灯光照亮了半个夜空。
跌跌撞撞地上二楼，我边走边摸索着开门的钥匙，好一阵也没有摸到一串钥匙上究竟哪一把才是开门的钥匙。上到二楼，看到梅房间的门大开着，射出的灯光让我找到开门的钥匙。一抬头，梅斜斜地倚在门框上，问我：“你们去好远吗？怎么才回来？”我的舌头竟有些打结，含混不清地回答说：“不——远——，你还——没睡？”“我不是在等你吗？给你留了饭，都冷硬了，冲点开水泡着吃。”梅说着，从她屋里端一大碗盖着菜的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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