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二）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沒有历史问題，也沒有成分问題。
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來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來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來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來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來也沒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在栾川、陕县、洛阳，我基本是“随妈”。大抵都住个明暗套间，里头住人，外头办公开会。到邓县，父亲在武装部是政委，房子给了四间，我们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装部院里。我单独跟母亲，母亲极少谈她在队伍里的境遇，我对她在单位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观察这些事了。母亲的情形我们感觉不到，在洛阳、陕县，她是勃勃的精神气儿，一直是副职，到邓县，主管法院，仍旧是副院长----她在昔西县是县妇救会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沒有“恢复”到原位去．她和父亲一样．被图钉钉住了，“副”了一辈子。我不是个在乎名位的人，但这种位置在那年代代表着“礼”与“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对人认同的标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经一度人们称她“马部长”--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乡回來在家洗脸，父亲说了准备让她提“县委委员(常委)”的事，又说“有人说，叫她进來(当委员)吧，进來再狠狠整她!”母亲就是听见这句话一下子颓然倒了下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母亲有大漠孤雁那样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她确实不是飞针走线做窗下女红工作的女人，而是骑马打枪的英雄。我对父亲敬是佩服，有“尽义务”的成分，我对母亲则是崇拜，终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聪明正直谓之神”，她是二者兼备----她死后连着几年，南阳在她忌日秋雨连绵----天都在哭。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这个认知并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诉我，母亲是个“过日子人”。仅从针线活而言，“王家庄”一带无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说过，“新來媳妇，三天过后就得给婆婆针线活样品，你奶奶要求补补丁时，补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调一样，远远的不能看出是补丁，你妈做补丁不但是原色对原色，连布纹一丝一线都对得严严整整。她这样的针线你奶奶都惊讶异常。”
但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幼时穿的衣服鞋袜都不是母亲的作品，而是劳改犯一准确说是女犯人做的。偶尔我剐破了衣服，肩头上、屁股上会绽出三角破口，这倒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來，我沒有细看过补口，她连得那么快，不可能“布纹对布纹”。我觉得看她擦枪更习惯，更自然些。一捧枪机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泼泼的小鱼，很快对起來，就成了一支小巧的----双笔剑枪。
父亲教给我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饭不咀嚼，吃得前胸两手油渍，还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请我吃饭，一编辑说“凌老师的吃相”，怎样如何，招得社长大怒，要端掉他这“吃相好”的编辑饭碗，还是我來说情才免了他这一劫--但社长肯定对我吃饭的样子是“瞧科”了的，的确是不好。母亲也沒有批评过我吃饭，她只是说我：“慢点，谁和你抢(饭)。”每年看我的成绩单，她会发怒，“你爸在小学上过四年，年年都是头名，我一天学也沒上过，也比你强，你是个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饭桶的意思差不多吧--一和老师的评价一致。但现在回忆起來，我还是宁愿母亲骂我一句受用些。
因为我知道感情。母亲自己节衣缩食，有时带一点好吃的，会笑着对我说，“俺孩是个吃僧，好好吃哇。”她会坐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大海碗饺子或者鸡蛋炒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有一次给院子里的花浇水，沒有扁担，我双手提两桶水來回运水，母亲笑着对父亲说：‘解放提水像提两包棉花（那样轻松)----孩不但能吃，也能干。”
母亲也做吃的。但大多数是吃食堂，她初到栾川，是公安局锄奸股的股长，以后股又改称侦察股，她仍是这个职务。吃饭就在公安局食堂。我的印象那伙食是不错的，大约公安局内的孩子很少，叔叔阿姨都非常亲我，我的“不错”的印象，是我能受到最特殊的照顾的结果，不论什么时候进大厨房，炊事员总会把一个包子或一条猪尾巴递给我：“这是叔叔留给你的，悄悄吃，别叫二胖子(另一小孩)看见了……”我喜爱吃醋炒土豆丝，食堂改善生活常有这个菜，我和母亲一道坐在水渠旁的土坎上吃饭，母亲会把她碗里的土豆丝一点一点拣到我的碗里。我从來也沒想到过让一让她，老实不客气全部吃光，在栾川、陕县、洛阳，一直到邓县，母亲一直吃食堂，她是一下子被山一样的病压倒，才离开食堂的。
但她偶尔的，也会有一点小制作。在洛阳市郊区公安局，是她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的星期天，食堂一早一晚两餐。中午，母亲会给我们包饺子吃。她包的饺子，一律只有拇指大小，像一队队的士兵，整齐排列在垫了报纸的桌子上。然后做“臊’：红萝卜、豆腐、土豆丁菠菜叶，炒好加红糖少许，再兑水，加粉丝----饺子出锅，浇上这样的汤汁，再加一点黄酒--这就是山西特有的“头脑饺子”。可能只有昔阳才有这种饭。我在写《康熙大帝》第二卷时，特意地把它写了进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知道它：比如你肠胃不适或者拉肚子、痢疾之类，热乎乎來这么一碗，它的医学效应是异乎寻常的好----假如你沒有病，这饭的鲜美口感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吃饺子之后往往口干舌燥，这种饺子下去非常平和。我现在患了糖尿病，按理不能用它，但当我肚子不舒服，忍不住还要用它。我认为效果肯定比黄连素好。再一种，她会用铝皮饭盒(圆桶形的)，坐在煤火炉上，同样是指顶大的豆腐丁红萝卜和菠菜（配起來非常好看)，煮进去，她坐在火炉边，用筷子搅面糊，黏糊糊的…一直搅得非常匀，一点一点“拨鱼”也叫“剔筋”，把面拨进翻花大滚的饭盒，最后用筷子蘸一点香油，也就那么一滴，辽刻满屋子鲜香四溢----那吃起來……“过河干部”的家庭情况我见得极多。大致是这样三种：一、家中有原配妻子，干部在外作战，就近又在部队或部队附近“又解决”一次的；二、家无妻小，在部队找到爱人的；三、夫妇都是老资格，同时过河的。这三种情况当然是战争的原因，战争造成夫妻长期分居，胜利后离婚的，趁机离婚的，是当时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风。有一篇回忆录说，徐光达大将乃至每见一个部下，都要恂恂相问：“你离婚了沒有?” (这可能是他判断部下品格的一个标准)。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离婚的，离婚不离家的，原配在家，部队又成家的，不离婚稀里糊涂过的家庭不计其数。父母这样同时过河，同处一地工作的，一般说女的资格都比较老，这样的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离异家庭(我对此不持批评态度，这是战争结果)。父亲是老资格，母亲也是老资格，我们这个家如果放在北京，甚至郑州，也许是个大展宏图的家庭。两株成材树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放在一片小树苗中，那就太扎眼了一点，别的不谈，因为他们二人工资总和三百余元，不但一般的地委、县委书记不能望其项背，即使军分区的司令、政委，也难与为匹。《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说：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并非与天下人有仇雠，盖所居者然。夫华霍之树檀，嵩岱之松柏…--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亦所居者然也。
这和《神灭论》说的意思差不多，父亲和母亲这两片叶子吹落到北京是一回事，落到一中原县城，就成了河边之柳，折枝激根在所难免。我认为母亲身体太弱，经不起这样的摧残，她的死与她的优秀及与众不同有关；父亲退得早，倘若进入“文革”，他仍在工作，也是很了不起的。
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來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來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來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來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來也沒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在栾川、陕县、洛阳，我基本是“随妈”。大抵都住个明暗套间，里头住人，外头办公开会。到邓县，父亲在武装部是政委，房子给了四间，我们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装部院里。我单独跟母亲，母亲极少谈她在队伍里的境遇，我对她在单位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观察这些事了。母亲的情形我们感觉不到，在洛阳、陕县，她是勃勃的精神气儿，一直是副职，到邓县，主管法院，仍旧是副院长----她在昔西县是县妇救会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沒有“恢复”到原位去．她和父亲一样．被图钉钉住了，“副”了一辈子。我不是个在乎名位的人，但这种位置在那年代代表着“礼”与“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对人认同的标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经一度人们称她“马部长”--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乡回來在家洗脸，父亲说了准备让她提“县委委员(常委)”的事，又说“有人说，叫她进來(当委员)吧，进來再狠狠整她!”母亲就是听见这句话一下子颓然倒了下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母亲有大漠孤雁那样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她确实不是飞针走线做窗下女红工作的女人，而是骑马打枪的英雄。我对父亲敬是佩服，有“尽义务”的成分，我对母亲则是崇拜，终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聪明正直谓之神”，她是二者兼备----她死后连着几年，南阳在她忌日秋雨连绵----天都在哭。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这个认知并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诉我，母亲是个“过日子人”。仅从针线活而言，“王家庄”一带无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说过，“新來媳妇，三天过后就得给婆婆针线活样品，你奶奶要求补补丁时，补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调一样，远远的不能看出是补丁，你妈做补丁不但是原色对原色，连布纹一丝一线都对得严严整整。她这样的针线你奶奶都惊讶异常。”
但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幼时穿的衣服鞋袜都不是母亲的作品，而是劳改犯一准确说是女犯人做的。偶尔我剐破了衣服，肩头上、屁股上会绽出三角破口，这倒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來，我沒有细看过补口，她连得那么快，不可能“布纹对布纹”。我觉得看她擦枪更习惯，更自然些。一捧枪机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泼泼的小鱼，很快对起來，就成了一支小巧的----双笔剑枪。
父亲教给我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饭不咀嚼，吃得前胸两手油渍，还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请我吃饭，一编辑说“凌老师的吃相”，怎样如何，招得社长大怒，要端掉他这“吃相好”的编辑饭碗，还是我來说情才免了他这一劫--但社长肯定对我吃饭的样子是“瞧科”了的，的确是不好。母亲也沒有批评过我吃饭，她只是说我：“慢点，谁和你抢(饭)。”每年看我的成绩单，她会发怒，“你爸在小学上过四年，年年都是头名，我一天学也沒上过，也比你强，你是个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饭桶的意思差不多吧--一和老师的评价一致。但现在回忆起來，我还是宁愿母亲骂我一句受用些。
因为我知道感情。母亲自己节衣缩食，有时带一点好吃的，会笑着对我说，“俺孩是个吃僧，好好吃哇。”她会坐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大海碗饺子或者鸡蛋炒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有一次给院子里的花浇水，沒有扁担，我双手提两桶水來回运水，母亲笑着对父亲说：‘解放提水像提两包棉花（那样轻松)----孩不但能吃，也能干。”
母亲也做吃的。但大多数是吃食堂，她初到栾川，是公安局锄奸股的股长，以后股又改称侦察股，她仍是这个职务。吃饭就在公安局食堂。我的印象那伙食是不错的，大约公安局内的孩子很少，叔叔阿姨都非常亲我，我的“不错”的印象，是我能受到最特殊的照顾的结果，不论什么时候进大厨房，炊事员总会把一个包子或一条猪尾巴递给我：“这是叔叔留给你的，悄悄吃，别叫二胖子(另一小孩)看见了……”我喜爱吃醋炒土豆丝，食堂改善生活常有这个菜，我和母亲一道坐在水渠旁的土坎上吃饭，母亲会把她碗里的土豆丝一点一点拣到我的碗里。我从來也沒想到过让一让她，老实不客气全部吃光，在栾川、陕县、洛阳，一直到邓县，母亲一直吃食堂，她是一下子被山一样的病压倒，才离开食堂的。
但她偶尔的，也会有一点小制作。在洛阳市郊区公安局，是她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的星期天，食堂一早一晚两餐。中午，母亲会给我们包饺子吃。她包的饺子，一律只有拇指大小，像一队队的士兵，整齐排列在垫了报纸的桌子上。然后做“臊’：红萝卜、豆腐、土豆丁菠菜叶，炒好加红糖少许，再兑水，加粉丝----饺子出锅，浇上这样的汤汁，再加一点黄酒--这就是山西特有的“头脑饺子”。可能只有昔阳才有这种饭。我在写《康熙大帝》第二卷时，特意地把它写了进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知道它：比如你肠胃不适或者拉肚子、痢疾之类，热乎乎來这么一碗，它的医学效应是异乎寻常的好----假如你沒有病，这饭的鲜美口感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吃饺子之后往往口干舌燥，这种饺子下去非常平和。我现在患了糖尿病，按理不能用它，但当我肚子不舒服，忍不住还要用它。我认为效果肯定比黄连素好。再一种，她会用铝皮饭盒(圆桶形的)，坐在煤火炉上，同样是指顶大的豆腐丁红萝卜和菠菜（配起來非常好看)，煮进去，她坐在火炉边，用筷子搅面糊，黏糊糊的…一直搅得非常匀，一点一点“拨鱼”也叫“剔筋”，把面拨进翻花大滚的饭盒，最后用筷子蘸一点香油，也就那么一滴，辽刻满屋子鲜香四溢----那吃起來……“过河干部”的家庭情况我见得极多。大致是这样三种：一、家中有原配妻子，干部在外作战，就近又在部队或部队附近“又解决”一次的；二、家无妻小，在部队找到爱人的；三、夫妇都是老资格，同时过河的。这三种情况当然是战争的原因，战争造成夫妻长期分居，胜利后离婚的，趁机离婚的，是当时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风。有一篇回忆录说，徐光达大将乃至每见一个部下，都要恂恂相问：“你离婚了沒有?” (这可能是他判断部下品格的一个标准)。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离婚的，离婚不离家的，原配在家，部队又成家的，不离婚稀里糊涂过的家庭不计其数。父母这样同时过河，同处一地工作的，一般说女的资格都比较老，这样的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离异家庭(我对此不持批评态度，这是战争结果)。父亲是老资格，母亲也是老资格，我们这个家如果放在北京，甚至郑州，也许是个大展宏图的家庭。两株成材树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放在一片小树苗中，那就太扎眼了一点，别的不谈，因为他们二人工资总和三百余元，不但一般的地委、县委书记不能望其项背，即使军分区的司令、政委，也难与为匹。《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说：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并非与天下人有仇雠，盖所居者然。夫华霍之树檀，嵩岱之松柏…--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亦所居者然也。
这和《神灭论》说的意思差不多，父亲和母亲这两片叶子吹落到北京是一回事，落到一中原县城，就成了河边之柳，折枝激根在所难免。我认为母亲身体太弱，经不起这样的摧残，她的死与她的优秀及与众不同有关；父亲退得早，倘若进入“文革”，他仍在工作，也是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