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2章 汉儒评秦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但是，这位皇帝大人却是一个盖棺而难以定论的皇帝。从他死后不久的汉初开始，直至今天，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前人有定性的明君、暴君说，有定量的功过说（合有功有过、功过不相掩、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功过三七开或四六开等）。我想，我们评价秦始皇，还是回归历史，看一看历代王朝对秦始皇评价的演变及其原因，这样做也许对我们今天理性评价秦始皇更有益。
秦始皇当年自称始皇帝时，大言不惭地说，从他开始，以下各代皇帝依次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等于断定大秦帝国一定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刚死了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这场起义迅速蔓延，整个大秦帝国立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仅仅三年，大秦帝国就像911恐怖袭击中的世贸大厦一样在这场大火中轰然坍塌。目睹这一场景的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内心都极为震撼！他们都在思考、议论着一个重大问題：一个成功兼并六国的强大帝国为什么短短十五年就荡然无存了呢？问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看汉代学者如何评论秦始皇，必须把西汉文帝时期洛阳才子贾谊和他的代表作《过秦论》当作重点。顺便说一句，“过秦论”即论述大秦帝国的过失，将此三字倒过來读为“论秦过”正好。
为什么我们回顾两汉四百年的儒家评秦独独要把贾谊和他的《过秦论》作为重点呢？
理由有三点：
第一，《过秦论》是《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结尾全文转引了贾谊的《过秦论》（《史记》引一位非传主文章的做法极为罕见）。因此，我们读《史记》，讲秦皇，绝对不能不提《秦始皇本纪》中的贾谊名文《过秦论》。司马迁把这篇文章全文摘引在《秦始皇本纪》的后面，就是想借贾谊表达他对秦始皇的评价，这也说明司马迁对贾谊的看法是认同的，司马迁和贾谊对秦始皇的评判是大体一致的。
第二，《过秦论》是经典名作。自《史记》全文引述之后，中国历代文章总集无不将此文列为经典范文。从南朝萧统《文选》，到晚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再到今天的各种选本、中学语文课本，都将此文列入。所以，贾谊的《过秦论》，尤其是萧统《文选》所选的《过秦论》上篇是传诵千古的经典之作。
第三，代表性强。贾谊《过秦论》的观点集中代表了汉儒评论秦始皇的主要观点，这是司马迁把此文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回顾历代对秦始皇的评价时必须面对的事实。读了贾谊的《过秦论》，整个汉儒评秦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贾谊是何许人呢？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因为曾担任过长沙王太傅，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贾谊少年时受洛阳郡守吴公赏识，成为吴公的得意门生。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学问极好。汉文帝继位后，吴公因为政绩突出被调至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官）。吴公到中央政府任职后，向汉文帝举荐了十八岁的青年才俊贾谊。于是，贾谊被召至朝中任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的迅速升迁引起了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诋毁贾谊。在当年追随其父打江山的元老重臣“老干部”与贾谊为代表的少年才俊“新干部”的对抗中，汉文帝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前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了京城。后來贾谊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异常自责，三十三岁郁闷而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贾谊和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可见司马迁也是很推重贾谊的。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过秦论》是他政治散文的代表作。
《过秦论》明确指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第一，三主失误；第二，大臣失语；第三，不施仁义；第四，民心尽失。
先谈第一点：三主失误。贾谊说：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贾谊第一次明确提出，大秦帝国的速亡，三代国君都有责任。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灭亡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始皇的过失是“足己不问”。
“足己”就以己为足，自以为是，“遂过而不变”是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秦二世的罪责是“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二世延续了秦始皇的错误，且变本加厉，使大秦帝国的暴政苛法更为严酷。秦王子婴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临危受命，无力回天。
第二点：大臣失语。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帝国的上层政权中不是沒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也不是沒有能够匡正秦始皇过失的大臣，只是忠臣们已经患了集体失语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沒矣）。
第三点：不施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非常肯定地谈到了大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从儒家立场出发，点到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死穴。
贾谊非常明确地指出：秦国在兼并天下之时表现得非常强大，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施仁义，攻取天下与掌管天下之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大秦帝国由强大而变得非常脆弱！仁义之政是谓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国的一大失策。
第四点：民心尽失！
《过秦论》通过秦取天下时的强大与失天下时的弱小相对比，发现秦失天下的症结在于人心尽失。由于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陈胜一呼，万夫响应。如果民心稳定，“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
贾谊对大秦帝国速亡的分析有沒有道理呢？
第一，关于“三主失误”。贾谊认为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二世是沿袭秦始皇的错误不加悔改，秦王子婴是孤立无奈。
应当说，这个分析是恰当的。
我们看看掌权时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从二十二岁亲政到五十岁病故，实际执政长达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仅仅三年；秦王子婴继位仅四十六天。单单从时间上看，对于大秦帝国的速亡，秦始皇绝对难辞其咎。秦二世在位虽只有三年，但是，这三年大秦帝国政治极度混乱，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到秦王子婴继位，秦始皇的儿女全部被杀，重臣能臣全部被剪灭，秦国无人可用，无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撑残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项羽。所以，真正失误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婴只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此，贾谊对秦始皇、秦二世的问责是有道理的。对子婴，贾谊并未苛责，看法也极有见地。由于秦始皇负有主要责任，所以，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实际上就是对秦始皇的评价。
第二，关于“大臣失语”。贾谊认为，大臣失语是大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看法点到了命门上。不过，贾谊并沒有把这个问題讲透，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问題讲清楚。
为什么“大臣失语”关乎国家要害？因为它关系到帝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秦始皇个人犯错误并不要紧，如果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会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能够给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综观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个帝国败政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劝谏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种，皇帝罪己。这一种方法最为不易，当皇帝者必须痛切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而且有认错改过的决心（至少能装装样子）。汉武帝就是下“罪己诏”改变治国过失的皇帝。汉武帝即位之后，发动了长达四十年的对匈奴的作战，造成了天下人口锐减、财力匮乏的严重局面，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危急时刻，汉武帝当机立断，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与民休息，大大缓和了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大臣劝谏成功。这种情况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臣的劝谏。后代帝王还设置专门的谏官言官，负责对皇帝的施政进行劝谏。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终身制。老皇帝总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终止。皇帝易人有三种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宫廷政变，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这三点都不容易。
先说皇帝死亡。皇帝死亡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生命的代谢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尽早过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好以另一种办法，人为地除掉他。这就是政变！
政变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政变成功谁也无法保证继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后一招就是通过易代易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民变，或者称之为农民起义；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军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都是易代易帝。
综观中国皇帝制度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政变、易代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成功率都不高，因为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要皇帝认错，下罪己诏也极其不易；唯独大臣们的劝谏是皇帝制度下自我修复的一种最易实施的措施。
大臣失语对任何帝国都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独断专行的皇帝时时事事都处理得当，朝议是在常态下修复帝国偏颇的最佳途径。秦始皇称帝之后，朝议渐渐成为一种形式，因为，“皇帝”至尊至贵、至高至大，大臣们面对这样的皇帝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大臣的失语是皇帝制度的必然。
一个王朝的制度到了大臣们都不敢为它的长远利益进行评说的程度，这种制度岂不是完全僵化了吗？它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这一点不仅贾谊看到，早于贾谊的汉初名臣贾山也说过：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诔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
秦始皇确实不知道他已经把大秦帝国推到死亡线上了！原因是秦始皇已经丧失了自我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他手下的大臣们又不能发表意见。
贾谊认识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大臣的失语，但是，他认识不到大臣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大秦帝国一向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不出秦始皇晚年的种种过失吗？如果看出來了为什么他们不发表言论呢？大臣失语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秦始皇当年自称始皇帝时，大言不惭地说，从他开始，以下各代皇帝依次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等于断定大秦帝国一定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刚死了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这场起义迅速蔓延，整个大秦帝国立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仅仅三年，大秦帝国就像911恐怖袭击中的世贸大厦一样在这场大火中轰然坍塌。目睹这一场景的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内心都极为震撼！他们都在思考、议论着一个重大问題：一个成功兼并六国的强大帝国为什么短短十五年就荡然无存了呢？问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看汉代学者如何评论秦始皇，必须把西汉文帝时期洛阳才子贾谊和他的代表作《过秦论》当作重点。顺便说一句，“过秦论”即论述大秦帝国的过失，将此三字倒过來读为“论秦过”正好。
为什么我们回顾两汉四百年的儒家评秦独独要把贾谊和他的《过秦论》作为重点呢？
理由有三点：
第一，《过秦论》是《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结尾全文转引了贾谊的《过秦论》（《史记》引一位非传主文章的做法极为罕见）。因此，我们读《史记》，讲秦皇，绝对不能不提《秦始皇本纪》中的贾谊名文《过秦论》。司马迁把这篇文章全文摘引在《秦始皇本纪》的后面，就是想借贾谊表达他对秦始皇的评价，这也说明司马迁对贾谊的看法是认同的，司马迁和贾谊对秦始皇的评判是大体一致的。
第二，《过秦论》是经典名作。自《史记》全文引述之后，中国历代文章总集无不将此文列为经典范文。从南朝萧统《文选》，到晚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再到今天的各种选本、中学语文课本，都将此文列入。所以，贾谊的《过秦论》，尤其是萧统《文选》所选的《过秦论》上篇是传诵千古的经典之作。
第三，代表性强。贾谊《过秦论》的观点集中代表了汉儒评论秦始皇的主要观点，这是司马迁把此文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回顾历代对秦始皇的评价时必须面对的事实。读了贾谊的《过秦论》，整个汉儒评秦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贾谊是何许人呢？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因为曾担任过长沙王太傅，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贾谊少年时受洛阳郡守吴公赏识，成为吴公的得意门生。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学问极好。汉文帝继位后，吴公因为政绩突出被调至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官）。吴公到中央政府任职后，向汉文帝举荐了十八岁的青年才俊贾谊。于是，贾谊被召至朝中任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的迅速升迁引起了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诋毁贾谊。在当年追随其父打江山的元老重臣“老干部”与贾谊为代表的少年才俊“新干部”的对抗中，汉文帝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前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了京城。后來贾谊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异常自责，三十三岁郁闷而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贾谊和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可见司马迁也是很推重贾谊的。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过秦论》是他政治散文的代表作。
《过秦论》明确指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第一，三主失误；第二，大臣失语；第三，不施仁义；第四，民心尽失。
先谈第一点：三主失误。贾谊说：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贾谊第一次明确提出，大秦帝国的速亡，三代国君都有责任。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灭亡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始皇的过失是“足己不问”。
“足己”就以己为足，自以为是，“遂过而不变”是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秦二世的罪责是“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二世延续了秦始皇的错误，且变本加厉，使大秦帝国的暴政苛法更为严酷。秦王子婴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临危受命，无力回天。
第二点：大臣失语。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帝国的上层政权中不是沒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也不是沒有能够匡正秦始皇过失的大臣，只是忠臣们已经患了集体失语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沒矣）。
第三点：不施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非常肯定地谈到了大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从儒家立场出发，点到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死穴。
贾谊非常明确地指出：秦国在兼并天下之时表现得非常强大，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施仁义，攻取天下与掌管天下之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大秦帝国由强大而变得非常脆弱！仁义之政是谓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国的一大失策。
第四点：民心尽失！
《过秦论》通过秦取天下时的强大与失天下时的弱小相对比，发现秦失天下的症结在于人心尽失。由于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陈胜一呼，万夫响应。如果民心稳定，“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
贾谊对大秦帝国速亡的分析有沒有道理呢？
第一，关于“三主失误”。贾谊认为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二世是沿袭秦始皇的错误不加悔改，秦王子婴是孤立无奈。
应当说，这个分析是恰当的。
我们看看掌权时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从二十二岁亲政到五十岁病故，实际执政长达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仅仅三年；秦王子婴继位仅四十六天。单单从时间上看，对于大秦帝国的速亡，秦始皇绝对难辞其咎。秦二世在位虽只有三年，但是，这三年大秦帝国政治极度混乱，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到秦王子婴继位，秦始皇的儿女全部被杀，重臣能臣全部被剪灭，秦国无人可用，无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撑残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项羽。所以，真正失误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婴只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此，贾谊对秦始皇、秦二世的问责是有道理的。对子婴，贾谊并未苛责，看法也极有见地。由于秦始皇负有主要责任，所以，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实际上就是对秦始皇的评价。
第二，关于“大臣失语”。贾谊认为，大臣失语是大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看法点到了命门上。不过，贾谊并沒有把这个问題讲透，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问題讲清楚。
为什么“大臣失语”关乎国家要害？因为它关系到帝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秦始皇个人犯错误并不要紧，如果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会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能够给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综观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个帝国败政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劝谏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种，皇帝罪己。这一种方法最为不易，当皇帝者必须痛切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而且有认错改过的决心（至少能装装样子）。汉武帝就是下“罪己诏”改变治国过失的皇帝。汉武帝即位之后，发动了长达四十年的对匈奴的作战，造成了天下人口锐减、财力匮乏的严重局面，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危急时刻，汉武帝当机立断，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与民休息，大大缓和了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大臣劝谏成功。这种情况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臣的劝谏。后代帝王还设置专门的谏官言官，负责对皇帝的施政进行劝谏。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终身制。老皇帝总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终止。皇帝易人有三种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宫廷政变，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这三点都不容易。
先说皇帝死亡。皇帝死亡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生命的代谢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尽早过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好以另一种办法，人为地除掉他。这就是政变！
政变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政变成功谁也无法保证继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后一招就是通过易代易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民变，或者称之为农民起义；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军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都是易代易帝。
综观中国皇帝制度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政变、易代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成功率都不高，因为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要皇帝认错，下罪己诏也极其不易；唯独大臣们的劝谏是皇帝制度下自我修复的一种最易实施的措施。
大臣失语对任何帝国都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独断专行的皇帝时时事事都处理得当，朝议是在常态下修复帝国偏颇的最佳途径。秦始皇称帝之后，朝议渐渐成为一种形式，因为，“皇帝”至尊至贵、至高至大，大臣们面对这样的皇帝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大臣的失语是皇帝制度的必然。
一个王朝的制度到了大臣们都不敢为它的长远利益进行评说的程度，这种制度岂不是完全僵化了吗？它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这一点不仅贾谊看到，早于贾谊的汉初名臣贾山也说过：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诔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
秦始皇确实不知道他已经把大秦帝国推到死亡线上了！原因是秦始皇已经丧失了自我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他手下的大臣们又不能发表意见。
贾谊认识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大臣的失语，但是，他认识不到大臣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大秦帝国一向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不出秦始皇晚年的种种过失吗？如果看出來了为什么他们不发表言论呢？大臣失语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