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章 二世诈立
沙丘政变的始作俑者赵高第一步劝说胡亥,第二步威逼利诱李斯,胸有成竹,步步为营,顺利组成了沙丘政变的利益同盟。但是,三人成功联手只是政变的第一步,政变同盟沒有停下來,也不能停下,因为沙丘政变的最终实现还需要摆平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扶苏和蒙恬。扶苏是深受秦始皇器重的皇长子,也是秦始皇临终之时确定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朝臣与皇族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又是大秦帝国精锐之师长城军团的监军,手握三十万重兵。他会毫不怀疑地接受传位给胡亥的“遗诏”吗?如果扶苏一旦生疑,折腾起來,沙丘政变还能够成功吗?胡亥、赵高、李斯将怎样处理扶苏呢?蒙氏家族为秦国立下了卓越功勋,蒙恬是秦军锐不可当的长城军团的主帅,他的弟弟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重臣,蒙氏兄弟将怎样看待秦始皇的“遗诏”呢?以赵高为主的政变集团会怎样处置蒙氏兄弟呢?
李斯屈从之后,胡亥、赵高、李斯的“三家村”要对付的首要目标便是扶苏,因为扶苏占有的政治资源太丰富了。第一他是皇长子;第二他是秦始皇生前确定的丧事主持人,言外之意就是皇位继承者;第三他在朝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第四他与蒙恬拥有重兵,枪杆子里面是能够出政权的。
此时的秦帝国只有两大兵团:一是长城军团,二是南越军团。南越军团远在两广,远水不解近渴,根本派不上用场。即使在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这支五十万人的南越军团也未能北归,所以,这支军团是指望不上的。长城军团则不同,它驻守的河南地,就在大秦帝国的北边,沿着直道南下,很快即可抵达关中之地。因此,长城军团一旦出现兵变,对大秦帝国而言将是致命的。
扶苏尽管占有多重优势,但是,他有两个明显弱势:一是扶苏对其父秦始皇的病故与真正遗诏的内容毫不知情;二是赵高手中的皇帝符玺可以伪造遗诏。如果扶苏知道秦始皇已经病故,如果他知道父皇在遗诏里是想传位给自己的,那会怎么样?肯定会发生兵变啊!只要扶苏知道了真相,一定不会俯首听命。只要扶苏起兵,政变集团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乃至功亏一篑。可事实是,扶苏不知道真相。一句话,信息的不对称使扶苏陷入被动。多重优势被两个明显的弱势击倒。
在扶苏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政变集团伪造了一个专门对付扶苏的秦始皇“遗诏”。这个“遗诏”的核心是赐死扶苏。也只有让扶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才能心安。否则,只会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以什么理由让扶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杀人的理由,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在这场政变中,再也沒有什么比捏造赐死扶苏的理由更容易的事了。以赵高为首的政变集团不但给出了理由,而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列了足足四条,每条都冠冕堂皇:守边无功,诽谤朝政,谋立太子,为人不孝。
先说守边无功。
大秦帝国对草原民族采取的是防范为主的方略,这才有万里长城。长城,就是阻隔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道屏障,就是一种防御手段。所以,蒙恬尽管有数十万大军,但他主要的任务也就是防范,而不是去消灭一个民族,况且庞大的草原民族也无从消灭。其实,只要能防住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由此看來,“守边无功”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借口。
再说诽谤朝政。
政变集团赐给扶苏的“诏书”指责扶苏“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你多次上书议论我,对我的行政措施指手画脚。可见,扶苏即使在被贬到边地担任监军期间,也一直沒有停止对秦始皇的劝谏。这恰恰是胡亥之流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其实,扶苏完全是为了帝国的长远利益,为了秦始皇的历史声名。但是,对待不同政见可以从善如流,也可以诬陷为诽谤。因此,诽谤朝政也是一个借口。
三说谋立太子。
胡亥指责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真是颠倒黑白!谁日夜盼望太子之位?扶苏如果真想当太子,他最好的办法是缄口不言,这样,也许他早就当上太子了。正是因为扶苏不以太子为人生目标,所以,他才屡屡上书,即使贬到边地,他也不忘进言。显然,这一条也是欲加之罪。小人的龌龊之处就在于无耻且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龌龊强加于对方。从而证明自己的高尚。
四说为人不孝。
胡亥给扶苏加了“不孝”的罪名,但是;--并沒有说明扶苏如何“不孝”。真正的“孝”是恪守父训。胡亥连父皇的遗诏都可篡改,还侈谈什么“孝”与“不孝”?叛臣逆子又有什么资格來谈“孝”呢?这是他们最害怕别人定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所以急不可耐地先加在扶苏身上。所有这些罪名,无非是一种政治需要而已,现在到了需要给扶苏定罪的时候了,并非扶苏真有大罪!扶苏最终坚守“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古训而拔剑自刎,这恰好证明了扶苏恪守孝道。
政变集团将矛头对准扶苏。看到这份伪造的“遗诏”,扶苏会怎么办呢?
扶苏该怎么办呢?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扶苏肝胆俱裂,痛心而泣,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史记·李斯列传》)。一哭,二入,三自杀。扶苏的表现是对秦始皇的异常忠诚,但是,这种愚忠愚孝令人失望!扶苏并非孩童,但是,他却有如孩童般的单纯。他屡屡上书劝谏秦始皇,他不辨诏书真伪,看见赐死诏书就想自杀了事。他根本沒有想过这份诏书是不是假的,更沒有想过这世界上还有人敢于伪造诏书。
扶苏的单纯令人敬重,亦令人吃惊。
诗人爱默生说过:“沒有一件事比伟大更为单纯,事实上,单纯就是伟大。”单纯是伟大,但是,单纯可以是幼稚,甚至于单纯也可以是愚蠢。
如此的政治阅历,如此的政治判断,证明扶苏只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而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位“合适”的大秦帝国的二世君王。
秦始皇一生不立皇太子,临终时又选了一个“合法”但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这表明秦始皇尽管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颇有识人之明,但是,在选拔帝位继承人时却丧失了这种智慧。能处理好国事者,未必能处理好家事;然而,对于一位帝王來说,自古家事皆国事。
由于扶苏对这封假遗诏深信不疑,而且,扶苏觉得父皇既然都赐他死了,再请示还有啥意义呢(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随即自杀。
与扶苏同时被赐死的还有一人,此人的所作所为就与扶苏大相径庭。此人是谁?他为什么敢于抗旨不遵呢?
此人就是蒙恬。在逼杀扶苏的同时,胡亥、赵高、李斯还要逼杀蒙恬。
前文已言,蒙恬是长城军团的主帅,其弟蒙毅是秦始皇的正卿,蒙氏兄弟的存在对胡亥为首的政变集团的威胁同样严重。所以,发动宫廷政变的“三家村”绝对不会放过蒙恬。
那么,他们给蒙恬加的罪是什么呢?
两条罪名:知情不报,为臣不忠。扶苏既然图谋不轨,蒙恬自然就是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就是为臣不忠。所以,赐蒙恬死,将兵权交付副将王离(秦国名将王翦的孙子)。
但是,蒙恬可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虽然他是武将,然而政治经验颇为丰富。他看到扶苏想自杀,立即进行劝阻。蒙恬讲了四点:
一是陛下在外,未立太子,不能轻易自杀;
二是我统重兵,你为监军,我们身负重任;
三是单车一使,怎能轻信?怎知沒有阴谋?
四是请示皇上,确认以后,再自杀也不迟。
蒙恬比扶苏有政治经验,但是,蒙恬也沒有想到会发生宫廷政变。蒙恬更不知道秦始皇已死,不知道胡亥、赵高、李斯发动宫廷政变已经将他和扶苏逼到了死亡线上----只要不起兵,任何请示都是白费;但是,蒙恬坚持要再请示。
可见,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当事人的判断能力大打折扣。
扶苏的愚忠愚孝替胡亥、赵高、李斯集团发动政变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也使蒙恬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但是,蒙恬坚持不自杀,坚持再请示,胡亥的使者只好将蒙恬先行关押。
使者回报胡亥。听说扶苏自杀、蒙恬被关,李斯、赵高都极为兴奋(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赵高见最担心的障碍已除,马上决定了三件大事:
一是立即返回咸阳;
二是到咸阳昭告天下秦始皇驾崩,办理丧事;
三是拥立胡亥称帝。
就这样,得到扶苏已死的准确消息之后,载有秦始皇臭尸的车队才快速返回都城咸阳(可见,在未确认扶苏自杀之前政变集团不敢返回成阳!只能拉着臭尸在外瞎转悠,等待扶苏的消息)。一旦扶苏已死,他们才敢向外发丧,并立胡亥为秦二世。胡亥诈立成功后,立即任命政变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赵高担任郎中令。郎中令是九卿之一,是掌管宫廷警卫、统领皇帝侍从的重要官职,皇帝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此官。
可见,政变集团最担心的是扶苏的生死。如果扶苏坚持不信,甚至于举兵求见秦始皇,麻烦就大了。扶苏之死使政变集团彻底放了心,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对胡亥的登基造成多少威胁。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大秦帝国,也由此开始分崩离析。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政变集团对其他二十多个儿子沒有过多担心,偏偏盯住扶苏一个人呢?原因有两点:不重要,來不及。
秦始皇的其他二十多个儿子确实都有资格当“秦二世”,但是,胡亥的这些兄弟沒有政治实力。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导致他的儿子个个都沒有政治实力,无法和拥有“遗诏”的胡亥抗衡。这叫“不重要”。
胡亥当时最紧要的是处理唯一的一位“合法”继承人扶苏,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至于扶苏的其他兄弟,他还顾不上去处理,那些等秋后算账也不迟。这叫“來不及”。
政治制度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能量,经济制度决定一个人的经济能量。秦始皇的儿子并非个个窝囊,而是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一系列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无法一展拳脚。秦帝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秦始皇的儿子们沒有任何政治资源,不占有政治资源的皇子当然沒有任何政治能量。所以,只要法定继承人扶苏一死,胡亥的其他兄弟都不值一提。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到的封建制的危害在未來,郡县制的危害在当下。由于沒有进行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都丧失了拥兵为王的政治权力,在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之时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这位皇帝是假的,是诈立的,他们也只能昕之任之,毫无作为。
李斯屈从之后,胡亥、赵高、李斯的“三家村”要对付的首要目标便是扶苏,因为扶苏占有的政治资源太丰富了。第一他是皇长子;第二他是秦始皇生前确定的丧事主持人,言外之意就是皇位继承者;第三他在朝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第四他与蒙恬拥有重兵,枪杆子里面是能够出政权的。
此时的秦帝国只有两大兵团:一是长城军团,二是南越军团。南越军团远在两广,远水不解近渴,根本派不上用场。即使在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这支五十万人的南越军团也未能北归,所以,这支军团是指望不上的。长城军团则不同,它驻守的河南地,就在大秦帝国的北边,沿着直道南下,很快即可抵达关中之地。因此,长城军团一旦出现兵变,对大秦帝国而言将是致命的。
扶苏尽管占有多重优势,但是,他有两个明显弱势:一是扶苏对其父秦始皇的病故与真正遗诏的内容毫不知情;二是赵高手中的皇帝符玺可以伪造遗诏。如果扶苏知道秦始皇已经病故,如果他知道父皇在遗诏里是想传位给自己的,那会怎么样?肯定会发生兵变啊!只要扶苏知道了真相,一定不会俯首听命。只要扶苏起兵,政变集团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乃至功亏一篑。可事实是,扶苏不知道真相。一句话,信息的不对称使扶苏陷入被动。多重优势被两个明显的弱势击倒。
在扶苏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政变集团伪造了一个专门对付扶苏的秦始皇“遗诏”。这个“遗诏”的核心是赐死扶苏。也只有让扶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才能心安。否则,只会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以什么理由让扶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杀人的理由,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在这场政变中,再也沒有什么比捏造赐死扶苏的理由更容易的事了。以赵高为首的政变集团不但给出了理由,而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列了足足四条,每条都冠冕堂皇:守边无功,诽谤朝政,谋立太子,为人不孝。
先说守边无功。
大秦帝国对草原民族采取的是防范为主的方略,这才有万里长城。长城,就是阻隔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道屏障,就是一种防御手段。所以,蒙恬尽管有数十万大军,但他主要的任务也就是防范,而不是去消灭一个民族,况且庞大的草原民族也无从消灭。其实,只要能防住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由此看來,“守边无功”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借口。
再说诽谤朝政。
政变集团赐给扶苏的“诏书”指责扶苏“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你多次上书议论我,对我的行政措施指手画脚。可见,扶苏即使在被贬到边地担任监军期间,也一直沒有停止对秦始皇的劝谏。这恰恰是胡亥之流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其实,扶苏完全是为了帝国的长远利益,为了秦始皇的历史声名。但是,对待不同政见可以从善如流,也可以诬陷为诽谤。因此,诽谤朝政也是一个借口。
三说谋立太子。
胡亥指责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真是颠倒黑白!谁日夜盼望太子之位?扶苏如果真想当太子,他最好的办法是缄口不言,这样,也许他早就当上太子了。正是因为扶苏不以太子为人生目标,所以,他才屡屡上书,即使贬到边地,他也不忘进言。显然,这一条也是欲加之罪。小人的龌龊之处就在于无耻且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龌龊强加于对方。从而证明自己的高尚。
四说为人不孝。
胡亥给扶苏加了“不孝”的罪名,但是;--并沒有说明扶苏如何“不孝”。真正的“孝”是恪守父训。胡亥连父皇的遗诏都可篡改,还侈谈什么“孝”与“不孝”?叛臣逆子又有什么资格來谈“孝”呢?这是他们最害怕别人定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所以急不可耐地先加在扶苏身上。所有这些罪名,无非是一种政治需要而已,现在到了需要给扶苏定罪的时候了,并非扶苏真有大罪!扶苏最终坚守“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古训而拔剑自刎,这恰好证明了扶苏恪守孝道。
政变集团将矛头对准扶苏。看到这份伪造的“遗诏”,扶苏会怎么办呢?
扶苏该怎么办呢?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扶苏肝胆俱裂,痛心而泣,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史记·李斯列传》)。一哭,二入,三自杀。扶苏的表现是对秦始皇的异常忠诚,但是,这种愚忠愚孝令人失望!扶苏并非孩童,但是,他却有如孩童般的单纯。他屡屡上书劝谏秦始皇,他不辨诏书真伪,看见赐死诏书就想自杀了事。他根本沒有想过这份诏书是不是假的,更沒有想过这世界上还有人敢于伪造诏书。
扶苏的单纯令人敬重,亦令人吃惊。
诗人爱默生说过:“沒有一件事比伟大更为单纯,事实上,单纯就是伟大。”单纯是伟大,但是,单纯可以是幼稚,甚至于单纯也可以是愚蠢。
如此的政治阅历,如此的政治判断,证明扶苏只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而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位“合适”的大秦帝国的二世君王。
秦始皇一生不立皇太子,临终时又选了一个“合法”但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这表明秦始皇尽管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颇有识人之明,但是,在选拔帝位继承人时却丧失了这种智慧。能处理好国事者,未必能处理好家事;然而,对于一位帝王來说,自古家事皆国事。
由于扶苏对这封假遗诏深信不疑,而且,扶苏觉得父皇既然都赐他死了,再请示还有啥意义呢(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随即自杀。
与扶苏同时被赐死的还有一人,此人的所作所为就与扶苏大相径庭。此人是谁?他为什么敢于抗旨不遵呢?
此人就是蒙恬。在逼杀扶苏的同时,胡亥、赵高、李斯还要逼杀蒙恬。
前文已言,蒙恬是长城军团的主帅,其弟蒙毅是秦始皇的正卿,蒙氏兄弟的存在对胡亥为首的政变集团的威胁同样严重。所以,发动宫廷政变的“三家村”绝对不会放过蒙恬。
那么,他们给蒙恬加的罪是什么呢?
两条罪名:知情不报,为臣不忠。扶苏既然图谋不轨,蒙恬自然就是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就是为臣不忠。所以,赐蒙恬死,将兵权交付副将王离(秦国名将王翦的孙子)。
但是,蒙恬可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虽然他是武将,然而政治经验颇为丰富。他看到扶苏想自杀,立即进行劝阻。蒙恬讲了四点:
一是陛下在外,未立太子,不能轻易自杀;
二是我统重兵,你为监军,我们身负重任;
三是单车一使,怎能轻信?怎知沒有阴谋?
四是请示皇上,确认以后,再自杀也不迟。
蒙恬比扶苏有政治经验,但是,蒙恬也沒有想到会发生宫廷政变。蒙恬更不知道秦始皇已死,不知道胡亥、赵高、李斯发动宫廷政变已经将他和扶苏逼到了死亡线上----只要不起兵,任何请示都是白费;但是,蒙恬坚持要再请示。
可见,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当事人的判断能力大打折扣。
扶苏的愚忠愚孝替胡亥、赵高、李斯集团发动政变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也使蒙恬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但是,蒙恬坚持不自杀,坚持再请示,胡亥的使者只好将蒙恬先行关押。
使者回报胡亥。听说扶苏自杀、蒙恬被关,李斯、赵高都极为兴奋(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赵高见最担心的障碍已除,马上决定了三件大事:
一是立即返回咸阳;
二是到咸阳昭告天下秦始皇驾崩,办理丧事;
三是拥立胡亥称帝。
就这样,得到扶苏已死的准确消息之后,载有秦始皇臭尸的车队才快速返回都城咸阳(可见,在未确认扶苏自杀之前政变集团不敢返回成阳!只能拉着臭尸在外瞎转悠,等待扶苏的消息)。一旦扶苏已死,他们才敢向外发丧,并立胡亥为秦二世。胡亥诈立成功后,立即任命政变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赵高担任郎中令。郎中令是九卿之一,是掌管宫廷警卫、统领皇帝侍从的重要官职,皇帝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此官。
可见,政变集团最担心的是扶苏的生死。如果扶苏坚持不信,甚至于举兵求见秦始皇,麻烦就大了。扶苏之死使政变集团彻底放了心,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对胡亥的登基造成多少威胁。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大秦帝国,也由此开始分崩离析。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政变集团对其他二十多个儿子沒有过多担心,偏偏盯住扶苏一个人呢?原因有两点:不重要,來不及。
秦始皇的其他二十多个儿子确实都有资格当“秦二世”,但是,胡亥的这些兄弟沒有政治实力。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导致他的儿子个个都沒有政治实力,无法和拥有“遗诏”的胡亥抗衡。这叫“不重要”。
胡亥当时最紧要的是处理唯一的一位“合法”继承人扶苏,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至于扶苏的其他兄弟,他还顾不上去处理,那些等秋后算账也不迟。这叫“來不及”。
政治制度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能量,经济制度决定一个人的经济能量。秦始皇的儿子并非个个窝囊,而是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一系列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无法一展拳脚。秦帝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秦始皇的儿子们沒有任何政治资源,不占有政治资源的皇子当然沒有任何政治能量。所以,只要法定继承人扶苏一死,胡亥的其他兄弟都不值一提。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到的封建制的危害在未來,郡县制的危害在当下。由于沒有进行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都丧失了拥兵为王的政治权力,在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之时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这位皇帝是假的,是诈立的,他们也只能昕之任之,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