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宁静是心灵的永恒归宿(二)
§§§第三节 多重性格的复杂性
这也正是精神病理学家方法的核心所在，几乎沒有哪个牧师不从这金子般的宝贵技巧中获得收益。在克劳纳·格林科和马吉·斯皮哥尔讨论有关人的著作中，也确信人的本性是正直和勇敢的，这对一些人起着同样的鼓舞和治疗的作用。
在这本名为《压力下的人们》的书中，一个观点得到了反复的证明----那就是，我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在治疗世人、提升士气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对人的善良勇敢的信念变成了使心灵不再受伤的盾牌。
“你必定是戴罪的罪人，你不值得去救赎。”这种西方宗教诸多流派都曾经再三强调的论调，在压力重重的现代生活中为何要重新提出呢？
多元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单一的自我，而是在许多的自我中穿梭----一个快乐的自我，一个悲伤的自我，一个发怒的自我。
人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时相互冲撞的车子。著名的犹太教哲学家萨迪阿，在一千年前就指出了我们内心存在着许多分歧。在他的著名作品《信仰与意见之书》中的最后一章中，他讨论了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題。
在开篇中，他就指出：多元化、多样化正符合自然的本性，而人也同样是由众多的器官和多样的天性组合起的。如果我们要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将自身的欲望和兴趣调整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能够使诸多的因素和平相处，而不是任其相互倾轧。在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必然会为爱、为食、为物质的保证、为智慧的获取留下足够的空间。他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來证明人类生活中需要多元化这一观点。
他说，一种单独的颜色，比如黄色和蓝色，眼睛看上去都是生涩的，心灵也会感到单调；只有混合起來的颜色，相互协调，才会造就亮丽的图画。一种单独的音调只会弹奏出一种音调，进入人的耳膜后也会变得尖锐刺耳。只有将不同的音调调和起來才能产生美妙的旋律。如果从视觉和声音上看，世界的多元是必须的。人类要想过上精彩多姿的生活，要想在天性和愿望中获得一种平和，这种多元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这虽然是这些千年之前的训诫，但对今人仍有意义，他教会我们必须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复杂多面的自我，而非单一的自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既有山川也有峡谷，也有高峰也有低谷的，人性绝非是一马平川的。人类心灵的地形、地貌极其多变。在心灵的旷野中，既可能经过绿洲，又可能穿越沙漠。
在个性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面临诸多的情感体验，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只要消极的情绪沒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我们就可以相信，正是这一切的叠加，才构成了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不同的情感和体验各司其职----恐惧与失望等负面情绪恰恰能够服从于勇敢、刚毅和仁爱等积极情绪。
在教导人们要接受内在生活的多元性和适宜的比例这一原则时，宗教旨在使人们避免过于极端。宗教告诫人们：人有时候会骄傲，有时候会自卑；有时候会依赖他人，有时候却又倍感孤独；有时候急于离开人群，有时却又想融入群体。
犹太教的牧师们认为，不受抑制的愤怒以及强烈的骄傲感，是每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
“成为愤怒之奴的人，就是将自己尊贵的灵魂奇怪地置于罪恶之中。”他们还说，妄自尊大之人，就好似将自己看作受世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已经丢弃了宗教最为根本的准则。
如今，这世上却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自满”----人们已经开始勇敢地面对自己。依靠自己独立生活的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布，我是工人，我是匠人，我是创造者。
但是，这些斯多葛式的“自满”却是不合理的。斯多葛学派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剧的表现者，它使人们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哪怕片刻间流露出來的弱点。它以一个伟大的伦理学体系开始，却以将许多人的生命变得扭曲与混乱而告终。
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斯多葛主义旨在让人变得坚强，但更经常地却使人变得顽固。它的目标是使人性变得柔韧而少受命运风暴的折磨。但事实上，斯多葛主义常常使人变得孤立、狂傲，把他人看做是充满虚弱感和依赖性的负罪之人，使人远离友好的人际交往。
洞察真相的宗教应该去谴责这种斯多葛式的极端生活方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人的生活引向情感的荒芜之地。一个人如此傲慢地去生活，还要傲慢地断言：“我总是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題，我从不希冀他人的帮助。”
这样的人，是将“小我”当成了上帝，他对自己的能力推崇备至，他自以为是，总是将自己搞得头晕目眩----就像是瑞恩·利纳德所言：“每当我看到一个人自以为是，就知道他的表现必然会十分的笨拙。”
当然，我们应该适当地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充满挑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世界中，我们当然应该保持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却绝不能够因自足和独立性而陷入盲目的自我崇拜。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依赖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意见、勇气和慰藉，同时也应深深地意识到，在其他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反过來依赖于我们所馈赠的力量，这是非常正常和明智的。
我们无须过于骄傲，以至于不承认自己的虚弱，乃至从不承认自己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帮助。对平常人都会遭遇到的问題，所感到的恐惧进行压抑，只会让我们陷入冷淡或者病态。而只有在与我们同一个战壕的人们一起面对这些问題时，我们才会从狂傲的错误与自足的孤独中解脱出來。
心理学的最新发现尤其强调“人类的互助”。说白了，就是说人们需要与周围的群体相互交融。让人高兴的是，这一点正反映了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我们无法以斯多葛式的超然方式自立于只属于自身的双足之上，人类的本性虚弱且远未臻于成熟。
美国杰出的哲学家查理·莫里斯曾说过，适当的超脱和适当的融入都是人类所必需的。用“超脱”一词并不是说完全要人脱离社会生活，而是指能够获得一种智慧的观察视角，用斯宾若莎的话來说就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待事物”。“超脱”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自身要大得多，也比我们自身重要得多；我们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珠，是天地间转瞬即逝的风霜雨露；我们不会永远存在，我们的价值只有仁慈的时间才能将其保留；我们既无法经历一切，也不能永恒存在。
处于一种超脱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拥有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它承认自身的脆弱，并谦卑地向这些缺点致意。“超脱”一词还包含着另一种意思：要敢于在更长远的时间，在永恒中看待生命个体；用想象的味觉事前品尝那些生活中与我们紧密相随的失败和悲痛的滋味，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从失败的苦酒中消除一些苦涩和痛苦。人们有预先体味胜利和失败的习惯。就让我们为获得内心更大的平和，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吧！
不仅是在个人的生活中，在人类生命的旅程中，我们也应该依靠长期而非短期的价值评判标准去衡量生活的能力。
我们应该知道，文明是一株比想象中更为坚忍的大树。它的根系遍布大地，即使战争像蝗灾般袭來，掠去了全部的枝叶，但在其他气候，其他条件下它又能再次含苞吐蕾、开花结果。
历经风霜雪雨的人们有时会变得麻木冷漠，感受不到自己脚下不断萌生的新生命，看不到风雨之后的崭新明天。但是，生命永远不会随着人们的逝去而消亡。
我们死去了，人类却不会死去。我们世代更替，而文明却永远延续。唯有下定决心，去为不断传承的人类文明做出最大贡献，去为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的时代而工作、而生活，我们才能真正地活着，有价值地活着。
这无非是一种成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的成熟。
我们是历代那些殉道士、圣贤者和英雄们的后裔，正如他们曾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而我们也将成为一个不可预见的、充满创造力的社会的奠定者。
§§§第四节 呼吸英雄的空气
现代精神病理学的试验表明，一个人倘若沒有理想，沒有一个可以效仿的偶像去追随，那么人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内在的安全和满足。
是的，人类可以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生活，但只要他们能够向那些理想人物看齐，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精神上的养料。战争期间在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被囚者被禁止相互慰藉，被禁止遵从他们群体中的那些刚毅之士时，他们就很容易陷入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而另一方面，当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些可以称得上理想人格或者理想的生活模式时，即便他们被剥夺了物质上的一切，但他们也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和勇敢。
读一下弗洛伊德的《战争与孩子》一书，就能看到那些战争中最年幼的受害者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废墟和苦难之中，凭借着某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活原则，保持住自己内心风度和抗争精神的。
金钱----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吗？不，是理想！是那些英雄、殉道者、导师、领袖和那些事儿能够与他们人格比肩的志向！这种精神力量才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沒有睿智的、友好的或者同情的鼓励，人们就无法生活。我们都明白，沒有对大人们的依赖，孩子就无法生活。但到如今还沒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是，人们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寻找能够依赖的人和深信不疑的人。我们渴望在圣徒和偶像的言行中找到更高的标准和节操，而这种渴望将永远存在下去。
当人类的灵魂不再为其生活中的理想人物所吸引时，他们的灵魂就像是罗盘失去了北斗星的指引一样，丧失了人生的方向感。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宗教领域中，这一理念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古希腊时代的英雄们和古希腊人的生活原则是一致的，就像雅阁教授在其经典之作《帕迪亚·希腊文明中的理想人物》中所说：“面临人生窘境，最有力的引导來自于早年英雄们的生活经验，來自教育中经常提到的那些大人物的历史定位。”
普鲁塔克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挖掘伟大的先驱们留给后人的教育意义上，他的伟人传记已经激发了各个时代，各个文明中的人们，至今仍旧滋润着人类的心灵。自从荷马时代以來，那些逝去已久的大英雄们的光辉业绩正是古代教育的基础。
不仅希腊人关注英雄在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伯來民族也是如此。犹太教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家族长老的德行，反复宣扬立法者摩西及其不朽的继承者们的道德禀赋。人们甚至可以说，犹太教的教育也正是依赖于将那些值得效仿的英雄们的壮举代代相传，生动地叙述给每一个人，才撒播到他们日渐成熟的心灵中的。同样，基督教也认识到了耶稣的精神品质对塑造圣徒们的理想所起到的砥砺作用。
宗教确定了一个根本原则----“对上帝的效仿”，但在人类生活中也有着一个从未停止过的相似过程，那就是“对人的模仿”。
或许，这种自我确认的过程直到今天才被充分地承认，因为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显意识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但不幸的是，在这么多渴望受到英雄影响的人当中，在向这些英雄和理想人物靠近之时，由于传统家庭教育的限制，人们往往遇到了很多阻力。
有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走上了忧郁的父亲或敏感的母亲的老路，他们不是充满忧虑、缺少安全感，就是生性羞涩、优柔寡断。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变成他人的模仿者。
无论我们受到谁的影响，父母还是兄长，或是其他人，宗教都应当鼓励人们摆脱情感上的羁绊，并且吸引他们自愿加入成熟者的队伍之中，和那些伟岸且不朽的人物为邻。
既然我们知道，人必须去效仿，那么我们的问題就只有一个，我们是要接受父母的行为方式----那常常是狭隘的、错误的、很不完满的行方式----的约束呢，还是去寻找那些更高层次的行为模式？面临这种选择，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吸收那些英雄的生活方式中的精华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英雄崇拜的本性，这种情感蕴含着一个严肃的真理。假如我们可以被周围强悍之人的人格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來影响别人呢？是的，无论好坏，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善良或邪恶的感染源，尽管我们自己对此浑然不觉。
我们是健康也是疾病----既可以是尊贵的、神圣的健康，也可以是仇恨的、浮躁的、感染性很强的疾病，周围的人都受我们的影响。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着他人。
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使命，也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任务，无疑使我们每个人都背上了道德的重负。我们的言行，连同我们的感情和脾性，都会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我们出现在世上，就会让别人以受益者或受害者的身份与我们发生接触。
今天的我们正构建着明天，下一代必将模仿我们，我们或者会受到他们的祈福，或者会受到他们的诅咒。
这也正是精神病理学家方法的核心所在，几乎沒有哪个牧师不从这金子般的宝贵技巧中获得收益。在克劳纳·格林科和马吉·斯皮哥尔讨论有关人的著作中，也确信人的本性是正直和勇敢的，这对一些人起着同样的鼓舞和治疗的作用。
在这本名为《压力下的人们》的书中，一个观点得到了反复的证明----那就是，我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在治疗世人、提升士气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对人的善良勇敢的信念变成了使心灵不再受伤的盾牌。
“你必定是戴罪的罪人，你不值得去救赎。”这种西方宗教诸多流派都曾经再三强调的论调，在压力重重的现代生活中为何要重新提出呢？
多元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单一的自我，而是在许多的自我中穿梭----一个快乐的自我，一个悲伤的自我，一个发怒的自我。
人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时相互冲撞的车子。著名的犹太教哲学家萨迪阿，在一千年前就指出了我们内心存在着许多分歧。在他的著名作品《信仰与意见之书》中的最后一章中，他讨论了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題。
在开篇中，他就指出：多元化、多样化正符合自然的本性，而人也同样是由众多的器官和多样的天性组合起的。如果我们要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将自身的欲望和兴趣调整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能够使诸多的因素和平相处，而不是任其相互倾轧。在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必然会为爱、为食、为物质的保证、为智慧的获取留下足够的空间。他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來证明人类生活中需要多元化这一观点。
他说，一种单独的颜色，比如黄色和蓝色，眼睛看上去都是生涩的，心灵也会感到单调；只有混合起來的颜色，相互协调，才会造就亮丽的图画。一种单独的音调只会弹奏出一种音调，进入人的耳膜后也会变得尖锐刺耳。只有将不同的音调调和起來才能产生美妙的旋律。如果从视觉和声音上看，世界的多元是必须的。人类要想过上精彩多姿的生活，要想在天性和愿望中获得一种平和，这种多元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这虽然是这些千年之前的训诫，但对今人仍有意义，他教会我们必须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复杂多面的自我，而非单一的自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既有山川也有峡谷，也有高峰也有低谷的，人性绝非是一马平川的。人类心灵的地形、地貌极其多变。在心灵的旷野中，既可能经过绿洲，又可能穿越沙漠。
在个性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面临诸多的情感体验，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只要消极的情绪沒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我们就可以相信，正是这一切的叠加，才构成了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不同的情感和体验各司其职----恐惧与失望等负面情绪恰恰能够服从于勇敢、刚毅和仁爱等积极情绪。
在教导人们要接受内在生活的多元性和适宜的比例这一原则时，宗教旨在使人们避免过于极端。宗教告诫人们：人有时候会骄傲，有时候会自卑；有时候会依赖他人，有时候却又倍感孤独；有时候急于离开人群，有时却又想融入群体。
犹太教的牧师们认为，不受抑制的愤怒以及强烈的骄傲感，是每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
“成为愤怒之奴的人，就是将自己尊贵的灵魂奇怪地置于罪恶之中。”他们还说，妄自尊大之人，就好似将自己看作受世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已经丢弃了宗教最为根本的准则。
如今，这世上却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自满”----人们已经开始勇敢地面对自己。依靠自己独立生活的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布，我是工人，我是匠人，我是创造者。
但是，这些斯多葛式的“自满”却是不合理的。斯多葛学派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剧的表现者，它使人们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哪怕片刻间流露出來的弱点。它以一个伟大的伦理学体系开始，却以将许多人的生命变得扭曲与混乱而告终。
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斯多葛主义旨在让人变得坚强，但更经常地却使人变得顽固。它的目标是使人性变得柔韧而少受命运风暴的折磨。但事实上，斯多葛主义常常使人变得孤立、狂傲，把他人看做是充满虚弱感和依赖性的负罪之人，使人远离友好的人际交往。
洞察真相的宗教应该去谴责这种斯多葛式的极端生活方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人的生活引向情感的荒芜之地。一个人如此傲慢地去生活，还要傲慢地断言：“我总是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題，我从不希冀他人的帮助。”
这样的人，是将“小我”当成了上帝，他对自己的能力推崇备至，他自以为是，总是将自己搞得头晕目眩----就像是瑞恩·利纳德所言：“每当我看到一个人自以为是，就知道他的表现必然会十分的笨拙。”
当然，我们应该适当地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充满挑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世界中，我们当然应该保持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却绝不能够因自足和独立性而陷入盲目的自我崇拜。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依赖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意见、勇气和慰藉，同时也应深深地意识到，在其他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反过來依赖于我们所馈赠的力量，这是非常正常和明智的。
我们无须过于骄傲，以至于不承认自己的虚弱，乃至从不承认自己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帮助。对平常人都会遭遇到的问題，所感到的恐惧进行压抑，只会让我们陷入冷淡或者病态。而只有在与我们同一个战壕的人们一起面对这些问題时，我们才会从狂傲的错误与自足的孤独中解脱出來。
心理学的最新发现尤其强调“人类的互助”。说白了，就是说人们需要与周围的群体相互交融。让人高兴的是，这一点正反映了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我们无法以斯多葛式的超然方式自立于只属于自身的双足之上，人类的本性虚弱且远未臻于成熟。
美国杰出的哲学家查理·莫里斯曾说过，适当的超脱和适当的融入都是人类所必需的。用“超脱”一词并不是说完全要人脱离社会生活，而是指能够获得一种智慧的观察视角，用斯宾若莎的话來说就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待事物”。“超脱”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自身要大得多，也比我们自身重要得多；我们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珠，是天地间转瞬即逝的风霜雨露；我们不会永远存在，我们的价值只有仁慈的时间才能将其保留；我们既无法经历一切，也不能永恒存在。
处于一种超脱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拥有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它承认自身的脆弱，并谦卑地向这些缺点致意。“超脱”一词还包含着另一种意思：要敢于在更长远的时间，在永恒中看待生命个体；用想象的味觉事前品尝那些生活中与我们紧密相随的失败和悲痛的滋味，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从失败的苦酒中消除一些苦涩和痛苦。人们有预先体味胜利和失败的习惯。就让我们为获得内心更大的平和，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吧！
不仅是在个人的生活中，在人类生命的旅程中，我们也应该依靠长期而非短期的价值评判标准去衡量生活的能力。
我们应该知道，文明是一株比想象中更为坚忍的大树。它的根系遍布大地，即使战争像蝗灾般袭來，掠去了全部的枝叶，但在其他气候，其他条件下它又能再次含苞吐蕾、开花结果。
历经风霜雪雨的人们有时会变得麻木冷漠，感受不到自己脚下不断萌生的新生命，看不到风雨之后的崭新明天。但是，生命永远不会随着人们的逝去而消亡。
我们死去了，人类却不会死去。我们世代更替，而文明却永远延续。唯有下定决心，去为不断传承的人类文明做出最大贡献，去为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的时代而工作、而生活，我们才能真正地活着，有价值地活着。
这无非是一种成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的成熟。
我们是历代那些殉道士、圣贤者和英雄们的后裔，正如他们曾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而我们也将成为一个不可预见的、充满创造力的社会的奠定者。
§§§第四节 呼吸英雄的空气
现代精神病理学的试验表明，一个人倘若沒有理想，沒有一个可以效仿的偶像去追随，那么人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内在的安全和满足。
是的，人类可以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生活，但只要他们能够向那些理想人物看齐，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精神上的养料。战争期间在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被囚者被禁止相互慰藉，被禁止遵从他们群体中的那些刚毅之士时，他们就很容易陷入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而另一方面，当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些可以称得上理想人格或者理想的生活模式时，即便他们被剥夺了物质上的一切，但他们也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和勇敢。
读一下弗洛伊德的《战争与孩子》一书，就能看到那些战争中最年幼的受害者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废墟和苦难之中，凭借着某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活原则，保持住自己内心风度和抗争精神的。
金钱----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吗？不，是理想！是那些英雄、殉道者、导师、领袖和那些事儿能够与他们人格比肩的志向！这种精神力量才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沒有睿智的、友好的或者同情的鼓励，人们就无法生活。我们都明白，沒有对大人们的依赖，孩子就无法生活。但到如今还沒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是，人们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寻找能够依赖的人和深信不疑的人。我们渴望在圣徒和偶像的言行中找到更高的标准和节操，而这种渴望将永远存在下去。
当人类的灵魂不再为其生活中的理想人物所吸引时，他们的灵魂就像是罗盘失去了北斗星的指引一样，丧失了人生的方向感。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宗教领域中，这一理念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古希腊时代的英雄们和古希腊人的生活原则是一致的，就像雅阁教授在其经典之作《帕迪亚·希腊文明中的理想人物》中所说：“面临人生窘境，最有力的引导來自于早年英雄们的生活经验，來自教育中经常提到的那些大人物的历史定位。”
普鲁塔克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挖掘伟大的先驱们留给后人的教育意义上，他的伟人传记已经激发了各个时代，各个文明中的人们，至今仍旧滋润着人类的心灵。自从荷马时代以來，那些逝去已久的大英雄们的光辉业绩正是古代教育的基础。
不仅希腊人关注英雄在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伯來民族也是如此。犹太教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家族长老的德行，反复宣扬立法者摩西及其不朽的继承者们的道德禀赋。人们甚至可以说，犹太教的教育也正是依赖于将那些值得效仿的英雄们的壮举代代相传，生动地叙述给每一个人，才撒播到他们日渐成熟的心灵中的。同样，基督教也认识到了耶稣的精神品质对塑造圣徒们的理想所起到的砥砺作用。
宗教确定了一个根本原则----“对上帝的效仿”，但在人类生活中也有着一个从未停止过的相似过程，那就是“对人的模仿”。
或许，这种自我确认的过程直到今天才被充分地承认，因为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显意识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但不幸的是，在这么多渴望受到英雄影响的人当中，在向这些英雄和理想人物靠近之时，由于传统家庭教育的限制，人们往往遇到了很多阻力。
有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走上了忧郁的父亲或敏感的母亲的老路，他们不是充满忧虑、缺少安全感，就是生性羞涩、优柔寡断。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变成他人的模仿者。
无论我们受到谁的影响，父母还是兄长，或是其他人，宗教都应当鼓励人们摆脱情感上的羁绊，并且吸引他们自愿加入成熟者的队伍之中，和那些伟岸且不朽的人物为邻。
既然我们知道，人必须去效仿，那么我们的问題就只有一个，我们是要接受父母的行为方式----那常常是狭隘的、错误的、很不完满的行方式----的约束呢，还是去寻找那些更高层次的行为模式？面临这种选择，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吸收那些英雄的生活方式中的精华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英雄崇拜的本性，这种情感蕴含着一个严肃的真理。假如我们可以被周围强悍之人的人格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來影响别人呢？是的，无论好坏，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善良或邪恶的感染源，尽管我们自己对此浑然不觉。
我们是健康也是疾病----既可以是尊贵的、神圣的健康，也可以是仇恨的、浮躁的、感染性很强的疾病，周围的人都受我们的影响。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着他人。
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使命，也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任务，无疑使我们每个人都背上了道德的重负。我们的言行，连同我们的感情和脾性，都会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我们出现在世上，就会让别人以受益者或受害者的身份与我们发生接触。
今天的我们正构建着明天，下一代必将模仿我们，我们或者会受到他们的祈福，或者会受到他们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