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 从张戴氏太夫人说起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相片上这位慈祥恺悌的老夫人，是我的祖母，老人家姓戴，讳信兰，湖北孝感人，是个铜匠的女儿，自幼随其家迁徙南昌，在江西长大，略识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嫁到张家后，上敬公婆，下爱儿女，相夫教子，勤劳操作，把家事料理得井然有序，与妯娌互相敬爱，从没有红过脸，更不用说拌嘴吵架了。我的祖父讳耕圃，号钰，是曾祖的第三子，因而乡人称我们这一支为“老三房”。祖父自幼跟着曾祖习武，练就一身娴熟的武功，马上步下身手不凡，数十人近身不得，也是老行伍出身，出生入死，和土匪打过不少恶仗，保过五品军功，但却从未得到实缺。曾祖深谙军中黑幕，不愿祖父再蹈覆辙，于是聘请塾师，让祖父习文。可是祖父自幼练武，书底子薄，只读过几年私塾，当时年龄己不小，科举一途恐怕难以走通，根据他自身的条件，改学税务，所谓“学剑不成，一行作吏”，就在军中帮办。1900年前后，主办过浮梁工艺厂，后来就在厘卡子上当师爷，祖父为人正直，急公好义，厘卡子本是税收肥差，但是祖父在税卡多年，都是两袖清风，死后只留下薄田数亩，并无余财。
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懦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我的曾祖父张讳开甲公，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身材伟岸，力大无穷，14岁时，“能挥百斤巨石，如弄弹丸”。15岁时，太平天国兴起，开甲公抽丁，被迫入湘军曾国藩部，从征十几年，出生入死，屡经沙场鏖战，虽然战功卓著，却因身有傲骨，不谙做官之道，更不善逢迎，因而未获上赏，终老一生，仍是宦囊羞涩。他目睹亲友流亡之惨，山河破碎之痛，闲时则喜谈论往事，并庆慰自己之九死一生。父亲曾于1929年9月18日在《上海画报》撰《技击余谭》一文回忆曾祖父：“所携军器，为矛一，匕首一，弓一。矛竹制，长丈余，矢端安铁镞，缀以红缨，使时，自侧立，右手执其端，左手前二尺余，专以刺击为事，非若优伶及卖解者之木枪，有挑拨飞舞等解数也，矛数之最精者，在能以二手执矛之尾端，能舞一圈花，而其簇，乃可碎人躯干矣。公力巨，能之，因是益以自豪。”开甲公不仅长枪大刀、沙场周旋的武功是如此的超群，而且还有一些超凡入化的绝技，也令人咋舌。江西夏天，炎热非常，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惹人厌烦。曾祖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百无一失，“筷”无虚夹，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曾祖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绝技，使父亲惊奇叹佩，所以他把这一细节写入《啼笑因缘》一书中，即是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的神来之笔。这一描写曾被某些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张家的绝技！
曾祖父非常疼爱偏怜父亲，一来父亲从小就聪明解事，二来他们祖孙之间还有一段机缘巧合的佳话。据我的大姑说，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午时，在江西广信府，一位张姓游宦人家，降生了一圆头大脑、哭声洪亮的男孩，这就是我的父亲张恨水先生。在一阵欣喜忙乱之后，又隔了两三小时，佳音又传，我的曾祖父张开甲公，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真是喜上加喜，因此曾祖父说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贵也不富，他远离官场也畏避商场，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从小就天资过人，善解人意，祖父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给他取名“心远”，希望他志向远大，有所作为。这是父亲的正式学名，念私塾、上学堂，都用的是“心远”二字。但是根据张氏宗谱的“宗岁兆联芳，祖泽益福庆”排名，父亲的谱名则为“芳松”，但我从未见父亲用过这名字，也从未听他说起过这名字。
父亲有三弟二妹。我的二叔名心恒，又名啸空，谱名芳柏。三叔名心白，字朴野，谱名芳槐。四叔名心达，字牧野，谱名芳楠。三叔四叔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因此闹了不少的笑话。大姑名其范，字竹影。小姑名其伟。
祖父逝世得早，祖母只有36岁，父亲是长子，不过17岁，小姑尚在襁褓中，祖父又没有留下余财，可想而知，祖母的日子有多么艰难，她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实在是难！难！难！
正因如此，父亲事母极孝，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对祖母的话是铭刻在心，从不敢忘，也从没有迕违过祖母庭训。父亲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就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不管多忙，他都绝不假手于人，成了他天天必做的功课！
1951年，我们搬到了砖塔胡同43号的小四合院里。父亲大病初愈，说话行动都很不方便，他得到了祖母这张照片，便把照片挂在北屋客厅正中墙上，每年的除夕，他都要让二家兄在院子里燃放鞭炮，父亲点上了蜡烛，毕恭毕敬，虔诚无比地向祖母像跪拜，年年的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在他极其认真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并不要求我们跪拜，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的除夕，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亲友，大都在劫难逃，都在生死未卜之中，他的心情极其郁闷，身体益发虚弱，行动很不方便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二舍妹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蜡烛台，点上红蜡，我和内子搀扶着他，抖抖颤颤地向祖母像跪拜，荧荧的烛光辉映着他的脸，是那样的肃穆样和。可能他有一种预感，两眼凝视着祖母像，脸上显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天真，嘴角轻轻嚅动着，似乎在倾诉着什么。霎那间，我有了一种非常温柔、非常圣洁的感情，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相片上这位慈祥恺悌的老夫人，是我的祖母，老人家姓戴，讳信兰，湖北孝感人，是个铜匠的女儿，自幼随其家迁徙南昌，在江西长大，略识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嫁到张家后，上敬公婆，下爱儿女，相夫教子，勤劳操作，把家事料理得井然有序，与妯娌互相敬爱，从没有红过脸，更不用说拌嘴吵架了。我的祖父讳耕圃，号钰，是曾祖的第三子，因而乡人称我们这一支为“老三房”。祖父自幼跟着曾祖习武，练就一身娴熟的武功，马上步下身手不凡，数十人近身不得，也是老行伍出身，出生入死，和土匪打过不少恶仗，保过五品军功，但却从未得到实缺。曾祖深谙军中黑幕，不愿祖父再蹈覆辙，于是聘请塾师，让祖父习文。可是祖父自幼练武，书底子薄，只读过几年私塾，当时年龄己不小，科举一途恐怕难以走通，根据他自身的条件，改学税务，所谓“学剑不成，一行作吏”，就在军中帮办。1900年前后，主办过浮梁工艺厂，后来就在厘卡子上当师爷，祖父为人正直，急公好义，厘卡子本是税收肥差，但是祖父在税卡多年，都是两袖清风，死后只留下薄田数亩，并无余财。
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懦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我的曾祖父张讳开甲公，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身材伟岸，力大无穷，14岁时，“能挥百斤巨石，如弄弹丸”。15岁时，太平天国兴起，开甲公抽丁，被迫入湘军曾国藩部，从征十几年，出生入死，屡经沙场鏖战，虽然战功卓著，却因身有傲骨，不谙做官之道，更不善逢迎，因而未获上赏，终老一生，仍是宦囊羞涩。他目睹亲友流亡之惨，山河破碎之痛，闲时则喜谈论往事，并庆慰自己之九死一生。父亲曾于1929年9月18日在《上海画报》撰《技击余谭》一文回忆曾祖父：“所携军器，为矛一，匕首一，弓一。矛竹制，长丈余，矢端安铁镞，缀以红缨，使时，自侧立，右手执其端，左手前二尺余，专以刺击为事，非若优伶及卖解者之木枪，有挑拨飞舞等解数也，矛数之最精者，在能以二手执矛之尾端，能舞一圈花，而其簇，乃可碎人躯干矣。公力巨，能之，因是益以自豪。”开甲公不仅长枪大刀、沙场周旋的武功是如此的超群，而且还有一些超凡入化的绝技，也令人咋舌。江西夏天，炎热非常，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惹人厌烦。曾祖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百无一失，“筷”无虚夹，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曾祖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绝技，使父亲惊奇叹佩，所以他把这一细节写入《啼笑因缘》一书中，即是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的神来之笔。这一描写曾被某些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张家的绝技！
曾祖父非常疼爱偏怜父亲，一来父亲从小就聪明解事，二来他们祖孙之间还有一段机缘巧合的佳话。据我的大姑说，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午时，在江西广信府，一位张姓游宦人家，降生了一圆头大脑、哭声洪亮的男孩，这就是我的父亲张恨水先生。在一阵欣喜忙乱之后，又隔了两三小时，佳音又传，我的曾祖父张开甲公，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真是喜上加喜，因此曾祖父说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贵也不富，他远离官场也畏避商场，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从小就天资过人，善解人意，祖父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给他取名“心远”，希望他志向远大，有所作为。这是父亲的正式学名，念私塾、上学堂，都用的是“心远”二字。但是根据张氏宗谱的“宗岁兆联芳，祖泽益福庆”排名，父亲的谱名则为“芳松”，但我从未见父亲用过这名字，也从未听他说起过这名字。
父亲有三弟二妹。我的二叔名心恒，又名啸空，谱名芳柏。三叔名心白，字朴野，谱名芳槐。四叔名心达，字牧野，谱名芳楠。三叔四叔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因此闹了不少的笑话。大姑名其范，字竹影。小姑名其伟。
祖父逝世得早，祖母只有36岁，父亲是长子，不过17岁，小姑尚在襁褓中，祖父又没有留下余财，可想而知，祖母的日子有多么艰难，她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实在是难！难！难！
正因如此，父亲事母极孝，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对祖母的话是铭刻在心，从不敢忘，也从没有迕违过祖母庭训。父亲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就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不管多忙，他都绝不假手于人，成了他天天必做的功课！
1951年，我们搬到了砖塔胡同43号的小四合院里。父亲大病初愈，说话行动都很不方便，他得到了祖母这张照片，便把照片挂在北屋客厅正中墙上，每年的除夕，他都要让二家兄在院子里燃放鞭炮，父亲点上了蜡烛，毕恭毕敬，虔诚无比地向祖母像跪拜，年年的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在他极其认真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并不要求我们跪拜，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的除夕，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亲友，大都在劫难逃，都在生死未卜之中，他的心情极其郁闷，身体益发虚弱，行动很不方便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二舍妹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蜡烛台，点上红蜡，我和内子搀扶着他，抖抖颤颤地向祖母像跪拜，荧荧的烛光辉映着他的脸，是那样的肃穆样和。可能他有一种预感，两眼凝视着祖母像，脸上显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天真，嘴角轻轻嚅动着，似乎在倾诉着什么。霎那间，我有了一种非常温柔、非常圣洁的感情，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