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良师（二）
在仙桃体校的后期，我也跟过老丁老师一起训练。时间不长，在我的记忆中，他在体操课上从來沒笑过。他的要求特别严格，特别细致。
在他手上练了将近一年后，我参加了在山东举行的一场全国性少儿体操比赛，拿了第二名。
老丁老师是仙桃体操最大的功臣，大双和小双都是他从民间挖掘出來的，我的启蒙教练也是他带的，是他一手造就了仙桃体操。
听说早年有本小人书，叫《新來的小石柱》，说的是一个会翻筋斗的乡下孩子，被一个土教练选到少年体操队，翻了个转体720 度，拿了世界冠军的故事。老丁老师觉得自己就是书上画的那个土教练，他也能培养出一个“小石柱”來。老丁老师的第一个“体操房”是从一个废弃的猪圈改造來的，其实就是一个沙坑。小双、大双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走出仙桃，走向国际赛场的。
1989 年，因为湖北省在第六届全运会上成绩不好，体育局已经决定砍掉包括体操在内的几个成绩不好的项目，加大力度发展优势项目。
当时省里面已经从其他省市引进了几个技巧的教练，准备上技巧。但是当时因为仙桃之前有过辉煌的成绩，所以在老丁老师的坚持下仙桃这边沒砍体操，当年湖北省坚持下來的只有仙桃和荆州两个地区。
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上，小双、大双和队友一起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小双还拿下个人自由操金牌。亚运会后，全国各省市教练员在仙桃组织了一次体操学习班，仙桃“体操之乡”的名号第一次叫响了起來。
不过那时候，患有尿毒症的老丁老师身体状况已经变差了，我想在病床上看了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自由操金牌是他一生最大的安慰，“小石柱”在国际赛场上夺冠，而他仍然还是那个“土教练”。
这位“土教练”去世的那天，半个仙桃城的人都去送行了，二十多年仙桃不知道有多少家的孩子都曾经在他手里练过或者是接触过体操，我看见彭老师和小双、大双哭着跪在地上，扶着老丁老师的灵车走，我也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边跑一边哭。
那时候只是觉得一个身边的人去世了很难过，现在想起來就更难过，因为那时候还不懂失去老丁老师的意义。现在更明白老丁老师去世对于仙桃來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对于中国体操來说是多么大的损失。
老丁老师把他对于“小石柱”的期待、对于仙桃体校的期望和对体操事业的忠诚都传承给了他的学生们和他的儿子丁杰老师。我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传承，体操才得以在仙桃、在湖北、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发展下去。
可能作为基层教练两代丁老师和彭老师都是幸运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基层教练來说一辈子都很难培养出世界冠军，他们甚至无法亲眼看到世锦赛、奥运会比赛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他们很多人的心中却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把体操最基本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他们都怀揣着一份对体操无法磨灭的热爱。
黄导
丁杰老师说刚刚见到我的时候只能给我打80 分，在我离开武汉北体院的时候分数可以到90 分了。我不知道在北京奥运会上我的表现是不是可以打到100 分，但我想在黄导的眼里我还不够完美，因为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可能很难给别人打100 分吧。可以这么说，我是黄导的一件作品，是他把我从一个普通的专业运动员推向国际赛场，带上世锦赛、奥运会的领奖台。
第一次见到黄玉斌黄导的时候，我才只有11 岁，那是1991 年的一次全国少儿比赛，在开幕式的时候组委会安排黄导给我指导动作，其实现在想想那只是主办方的一个宣传活动，但那时候小，什么都不懂，紧张得跟什么似的。我记得黄导也特别认真，他辅导我做单杠的大回环动作的时候还亲自给我做保护，指导我怎么控制下杠的节奏和动作。那时候他已经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带出了樊迪、李春阳这些世界冠军，但是我记得他仍然对我特别亲切、特别耐心。我那时候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队员，所以我不知道黄导是不是还记得那次指导我的事情，但我一直都忘不了，那时候我觉得能够当他的队员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在武汉体院那几年，我从來沒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真正成为黄导的队员，因为他对那时候的我來说太高不可攀了，不是我沒有远大的理想，而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所以不敢想太多。
一直到1996 年到国家队集训我都是这么想的。我沒觉得自己能留在北京，住在运动员公寓的地下室里，我觉得我和住在楼上宿舍的人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黄导就站在上面那个世界的最顶端，高不可攀。
1998 年成为黄导组里的队员之后，虽然关系上亲近了很多，但对于黄导了解的越多，那种敬畏的感觉就越强烈。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之所以能到达现在的高度是因为他对于体操倾注的心血和精力是超乎常人的。黄导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听广播新闻，每天晚上写训练笔记，每个组重点队员的训练录像，黄导看的比谁都多、比谁都仔细，虽然他已经是国家队的总教练，不再亲自带某一个队员，但是那时候在国家队每一名队员的训练情况、技术特点都在他脑子里，他非常清楚。
我想也是因为黄导对于队员的了解和体操运动规律的掌握，才能把中国体操带到现在这样一个高度，我不敢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体操的7 枚金牌是黄导的集大成之作，但至少是他能力的一个证明，黄导把他的名字刻在了这块中国体操发展史里最重要的里程碑上。
从1996 年來到北京、2000 年拿男团奥运会冠军、2003 年在安纳海姆世界锦标赛上创造辉煌，那几年我一直都挺顺的，虽然我梦寐以求的男子全能世界冠军一直都沒有能够达成，但黄导一直在安慰和鼓励我，我们都觉得2004 年雅典奥运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但谁都沒想到这个圆梦的机会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噩梦。
直到北京奥运会之前，我经常做那样的噩梦，我梦见自己从单杠上掉下來，梦见队友们的眼泪，有的时候甚至分不清那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醒也醒不來，等到醒來的时候后背都是冷汗。
那年肖钦和海滨都是年轻队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团体输给日本队之后，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躲在运动员公寓不吃不喝也不睡觉，但我不行，我马上就要参加男子全能的比赛，那是中国体操队在雅典奥运会上另外一个重要的冲金点。
但沒想到全能决赛像男团一样不堪回首。比赛一开始我的状态很好，前四项结束之后分数已经超到了前面，听说在家里收看电视的小双还给我爸打去了电话：“我看这次杨威有戏，我买鞭炮过去找你们！”可是后两项我出现了太多失误，我从单杠上掉下來，结结实实地拍在了垫子上，后來小双的鞭炮也白买了，近在咫尺的冠军就这么沒了。
比赛完了，我低着头收拾东西，我不想让全世界看到我的脸，我也不敢去看黄导的表情。当时，我心里的愧疚简直到了极点，我觉得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教练倾注了这么多的心血，结果还是沒有拿到这块金牌。虽然黄导沒说什么，我知道他在失去团体金牌之后压力也特别大，就在我比赛的前一天，他洗澡的时候晕倒在了浴缸里，大家都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除了精神上的压力和打击之外，我想他应该也是几天沒睡好觉，沒吃下东西了，他也是快50 岁的人了，身体上怎么吃得消！
那天回奥运村的路上，只有我和黄导两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连头都不敢抬。路过食堂，黄导问我想不想吃饭，我说不想吃，然后我们就继续往运动员公寓走，一路谁都沒怎么说话。天都黑了，四周都静悄悄的，但我们的心里都特别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却也知道想说的那些对方应该都明白。
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给黄导跪下了，忍了一路的眼泪掉了下來。
“黄导，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我说。
“沒关系，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可能还有些工作沒做到，也有一些是我沒做好，咱们不要失去信心，2008 年再來。”黄导说着一把就把我扶了起來。
那天回到房间，我们吃了点方便面。我想那时候应该已经很晚了，每个房间都黑着灯，但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沒睡着。躺在床上我觉得胸闷，呼吸都特别困难。后來在雅典的每一天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回国那天，我站在黄导身后，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很多。
雅典回來之后，很多队友都有了退役的打算，我心里也挺挣扎的。
那年奥运会之后在仙桃有个体操节，我和黄导都去参加了。活动之后黄导约我一起去了神农架，他说想去散散心，问我能不能陪他，我答应了。
那一趟玩了一个多月，我们两个人就在神农架的大山里面一圈一圈地转，一路上只是游山玩水，离开神农架那天一起吃饭的时候，黄导忽然问我能不能坚持到2008 年奥运会？我沒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不为别的，为了黄导，为了报答黄导对我的恩情，我也要坚持练下去。
但谁也沒想到回來北京，中心就宣布黄导不再直接负责男队训练，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我一下子就懵了，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于黄导來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对于黄导这样把体操当成毕生事业的人來说，不让他带队员、负责训练，他的失落和挫败感可想而知。
不需要去党校上课的时候，黄导也还是会來体操馆，但是我们这些队员都已经分到了具体教练的组里，他也不好干预，所以只能端上一杯茶，坐在体操馆进门的荣誉墙的前面。他身后是中国体操在过去五十年的辉煌历史，而他看到的则是一片惨淡的现状。由于伤病和种种原因，很多运动员都沒办法投入训练，我、小鹏和黄旭这些老队员通常做完准备活动，就等着班车來接我们回公寓了。
其实在备战雅典奥运会的阶段，黄导和高导（前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就在训练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有时候我在练一个动作，高导过來给我一些指导，他走之后，黄导会跟我说：“不用听他的，他的那些训练方法已经过时了。”雅典奥运会的失利也让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黄导在这个时候离开也是难免的结果。黄导去党校学习结束之后，总局还派了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体操队的情况，高导为此也把我和其他几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叫去谈话，我当时是这样跟他说的：“如果黄导带我的话，我会更加踏实一点，就想让黄导带我。”调查组來的时候，我也说了自己当时对体操队真实的感受，因为我觉得黄导才是真正可以把队伍凝聚在一起的人。“现在队伍不如以前，并不像从外面看到的那样热火朝天。各个组的教练都在为自己考虑，沒有一个团队的凝聚力。”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说的。
在他手上练了将近一年后，我参加了在山东举行的一场全国性少儿体操比赛，拿了第二名。
老丁老师是仙桃体操最大的功臣，大双和小双都是他从民间挖掘出來的，我的启蒙教练也是他带的，是他一手造就了仙桃体操。
听说早年有本小人书，叫《新來的小石柱》，说的是一个会翻筋斗的乡下孩子，被一个土教练选到少年体操队，翻了个转体720 度，拿了世界冠军的故事。老丁老师觉得自己就是书上画的那个土教练，他也能培养出一个“小石柱”來。老丁老师的第一个“体操房”是从一个废弃的猪圈改造來的，其实就是一个沙坑。小双、大双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走出仙桃，走向国际赛场的。
1989 年，因为湖北省在第六届全运会上成绩不好，体育局已经决定砍掉包括体操在内的几个成绩不好的项目，加大力度发展优势项目。
当时省里面已经从其他省市引进了几个技巧的教练，准备上技巧。但是当时因为仙桃之前有过辉煌的成绩，所以在老丁老师的坚持下仙桃这边沒砍体操，当年湖北省坚持下來的只有仙桃和荆州两个地区。
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上，小双、大双和队友一起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小双还拿下个人自由操金牌。亚运会后，全国各省市教练员在仙桃组织了一次体操学习班，仙桃“体操之乡”的名号第一次叫响了起來。
不过那时候，患有尿毒症的老丁老师身体状况已经变差了，我想在病床上看了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自由操金牌是他一生最大的安慰，“小石柱”在国际赛场上夺冠，而他仍然还是那个“土教练”。
这位“土教练”去世的那天，半个仙桃城的人都去送行了，二十多年仙桃不知道有多少家的孩子都曾经在他手里练过或者是接触过体操，我看见彭老师和小双、大双哭着跪在地上，扶着老丁老师的灵车走，我也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边跑一边哭。
那时候只是觉得一个身边的人去世了很难过，现在想起來就更难过，因为那时候还不懂失去老丁老师的意义。现在更明白老丁老师去世对于仙桃來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对于中国体操來说是多么大的损失。
老丁老师把他对于“小石柱”的期待、对于仙桃体校的期望和对体操事业的忠诚都传承给了他的学生们和他的儿子丁杰老师。我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传承，体操才得以在仙桃、在湖北、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发展下去。
可能作为基层教练两代丁老师和彭老师都是幸运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基层教练來说一辈子都很难培养出世界冠军，他们甚至无法亲眼看到世锦赛、奥运会比赛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他们很多人的心中却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把体操最基本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他们都怀揣着一份对体操无法磨灭的热爱。
黄导
丁杰老师说刚刚见到我的时候只能给我打80 分，在我离开武汉北体院的时候分数可以到90 分了。我不知道在北京奥运会上我的表现是不是可以打到100 分，但我想在黄导的眼里我还不够完美，因为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可能很难给别人打100 分吧。可以这么说，我是黄导的一件作品，是他把我从一个普通的专业运动员推向国际赛场，带上世锦赛、奥运会的领奖台。
第一次见到黄玉斌黄导的时候，我才只有11 岁，那是1991 年的一次全国少儿比赛，在开幕式的时候组委会安排黄导给我指导动作，其实现在想想那只是主办方的一个宣传活动，但那时候小，什么都不懂，紧张得跟什么似的。我记得黄导也特别认真，他辅导我做单杠的大回环动作的时候还亲自给我做保护，指导我怎么控制下杠的节奏和动作。那时候他已经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带出了樊迪、李春阳这些世界冠军，但是我记得他仍然对我特别亲切、特别耐心。我那时候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队员，所以我不知道黄导是不是还记得那次指导我的事情，但我一直都忘不了，那时候我觉得能够当他的队员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在武汉体院那几年，我从來沒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真正成为黄导的队员，因为他对那时候的我來说太高不可攀了，不是我沒有远大的理想，而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所以不敢想太多。
一直到1996 年到国家队集训我都是这么想的。我沒觉得自己能留在北京，住在运动员公寓的地下室里，我觉得我和住在楼上宿舍的人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黄导就站在上面那个世界的最顶端，高不可攀。
1998 年成为黄导组里的队员之后，虽然关系上亲近了很多，但对于黄导了解的越多，那种敬畏的感觉就越强烈。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之所以能到达现在的高度是因为他对于体操倾注的心血和精力是超乎常人的。黄导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听广播新闻，每天晚上写训练笔记，每个组重点队员的训练录像，黄导看的比谁都多、比谁都仔细，虽然他已经是国家队的总教练，不再亲自带某一个队员，但是那时候在国家队每一名队员的训练情况、技术特点都在他脑子里，他非常清楚。
我想也是因为黄导对于队员的了解和体操运动规律的掌握，才能把中国体操带到现在这样一个高度，我不敢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体操的7 枚金牌是黄导的集大成之作，但至少是他能力的一个证明，黄导把他的名字刻在了这块中国体操发展史里最重要的里程碑上。
从1996 年來到北京、2000 年拿男团奥运会冠军、2003 年在安纳海姆世界锦标赛上创造辉煌，那几年我一直都挺顺的，虽然我梦寐以求的男子全能世界冠军一直都沒有能够达成，但黄导一直在安慰和鼓励我，我们都觉得2004 年雅典奥运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但谁都沒想到这个圆梦的机会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噩梦。
直到北京奥运会之前，我经常做那样的噩梦，我梦见自己从单杠上掉下來，梦见队友们的眼泪，有的时候甚至分不清那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醒也醒不來，等到醒來的时候后背都是冷汗。
那年肖钦和海滨都是年轻队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团体输给日本队之后，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躲在运动员公寓不吃不喝也不睡觉，但我不行，我马上就要参加男子全能的比赛，那是中国体操队在雅典奥运会上另外一个重要的冲金点。
但沒想到全能决赛像男团一样不堪回首。比赛一开始我的状态很好，前四项结束之后分数已经超到了前面，听说在家里收看电视的小双还给我爸打去了电话：“我看这次杨威有戏，我买鞭炮过去找你们！”可是后两项我出现了太多失误，我从单杠上掉下來，结结实实地拍在了垫子上，后來小双的鞭炮也白买了，近在咫尺的冠军就这么沒了。
比赛完了，我低着头收拾东西，我不想让全世界看到我的脸，我也不敢去看黄导的表情。当时，我心里的愧疚简直到了极点，我觉得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教练倾注了这么多的心血，结果还是沒有拿到这块金牌。虽然黄导沒说什么，我知道他在失去团体金牌之后压力也特别大，就在我比赛的前一天，他洗澡的时候晕倒在了浴缸里，大家都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除了精神上的压力和打击之外，我想他应该也是几天沒睡好觉，沒吃下东西了，他也是快50 岁的人了，身体上怎么吃得消！
那天回奥运村的路上，只有我和黄导两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连头都不敢抬。路过食堂，黄导问我想不想吃饭，我说不想吃，然后我们就继续往运动员公寓走，一路谁都沒怎么说话。天都黑了，四周都静悄悄的，但我们的心里都特别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却也知道想说的那些对方应该都明白。
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给黄导跪下了，忍了一路的眼泪掉了下來。
“黄导，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我说。
“沒关系，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可能还有些工作沒做到，也有一些是我沒做好，咱们不要失去信心，2008 年再來。”黄导说着一把就把我扶了起來。
那天回到房间，我们吃了点方便面。我想那时候应该已经很晚了，每个房间都黑着灯，但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沒睡着。躺在床上我觉得胸闷，呼吸都特别困难。后來在雅典的每一天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回国那天，我站在黄导身后，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很多。
雅典回來之后，很多队友都有了退役的打算，我心里也挺挣扎的。
那年奥运会之后在仙桃有个体操节，我和黄导都去参加了。活动之后黄导约我一起去了神农架，他说想去散散心，问我能不能陪他，我答应了。
那一趟玩了一个多月，我们两个人就在神农架的大山里面一圈一圈地转，一路上只是游山玩水，离开神农架那天一起吃饭的时候，黄导忽然问我能不能坚持到2008 年奥运会？我沒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不为别的，为了黄导，为了报答黄导对我的恩情，我也要坚持练下去。
但谁也沒想到回來北京，中心就宣布黄导不再直接负责男队训练，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我一下子就懵了，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于黄导來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对于黄导这样把体操当成毕生事业的人來说，不让他带队员、负责训练，他的失落和挫败感可想而知。
不需要去党校上课的时候，黄导也还是会來体操馆，但是我们这些队员都已经分到了具体教练的组里，他也不好干预，所以只能端上一杯茶，坐在体操馆进门的荣誉墙的前面。他身后是中国体操在过去五十年的辉煌历史，而他看到的则是一片惨淡的现状。由于伤病和种种原因，很多运动员都沒办法投入训练，我、小鹏和黄旭这些老队员通常做完准备活动，就等着班车來接我们回公寓了。
其实在备战雅典奥运会的阶段，黄导和高导（前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就在训练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有时候我在练一个动作，高导过來给我一些指导，他走之后，黄导会跟我说：“不用听他的，他的那些训练方法已经过时了。”雅典奥运会的失利也让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黄导在这个时候离开也是难免的结果。黄导去党校学习结束之后，总局还派了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体操队的情况，高导为此也把我和其他几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叫去谈话，我当时是这样跟他说的：“如果黄导带我的话，我会更加踏实一点，就想让黄导带我。”调查组來的时候，我也说了自己当时对体操队真实的感受，因为我觉得黄导才是真正可以把队伍凝聚在一起的人。“现在队伍不如以前，并不像从外面看到的那样热火朝天。各个组的教练都在为自己考虑，沒有一个团队的凝聚力。”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