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体院生活（二）
最大的伤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多年来大运动量的训练，我也免不了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1993 年，我遇到了练体操以来的最大一次伤病，左手尺骨骨折了。
那个瞬间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做单杠，因为武汉比较潮湿，杠子就比较潮，加上护掌也潮，卷到杠子上了，我的左手卡在那里不能动了，但是身体还在转，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觉得手很疼，也控制不了自己，就只能盼着教练把我救下来……
后来我被送到体院里的医院，大夫见多识广，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过一会儿就说接好了，很快就放上夹板、打上绷带，让我回去休息。我爸我妈也为这事儿过来看我了，我妈可心疼了，哭得特别厉害，还说当年就不该让我练体操，现在受这个罪，我只能安慰她说没事儿，但是说实话，骨折的时候还真是有点儿害怕。
尺骨受伤算不得什么大伤，但是也要休息一段时间。我不用训练还挺清闲的，但是丁教练特别着急。我现在能深刻地体会到，当一个教练花了几年时间把一个队员培养出来之后，就在他快要出成绩时受伤的心情了。那种感觉很复杂：一是心疼，觉得孩子挺可怜的；二是觉得耽误训练，影响以后的发展；三就是可能直接影响他参加比赛。当时丁教练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把我带到他家，让他老婆帮忙一起照顾我。我在他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最开心的是他们家有游戏机，我既不用训练还有的玩儿，真是太幸福了，即使手指不利落，我也想打游戏。
但是恢复训练就太痛苦了，伤筋动骨100 天，刚回体操房也不能练手上的项目，教练索性就让我练能力。我那时候腰腹力量特别差，他就狠练了一下我的腹背肌。当时练腹肌就是靠“睡觉”——把头和腿放在高处，腰腹部被架空，没有支撑，但是身体还要保持在一条线上，这是练习腰腹力量的绝佳动作。为了让我练得更有效果，丁教练还想了很多招儿，比如放一个尖的东西在后背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绝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你一往下掉就会被刺到，扎一下也挺疼的。
这是我体操生涯中唯一一次“硬伤”。其实我在体操运动员中算保伤保得相当好的，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病，就是踝关节和颈椎因为长期劳损会差一些，其他都还好。所以我现在也要求我的队员在16 岁以前一定以控伤为主，要不然就算练到很高的水平，伤一出来就全白费了。过了16 岁，动作基本上成型了，再上难度也不会有新的伤病冒出来。
这次骨折我前前后后整整养了四个月，也让我错过了一次全国比赛。
本来1993 年在重庆举行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我也要参加的，因为这次伤，我没有去成。不过还好，丁教练还是带着我去赛场了，我就帮其他队员拎包，看他们比赛，然后跟他们一起吃火锅，就回来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丁教练为什么会让我去，他其实挺看重我的，就算我不能上场，他也希望我能见识一下在外地比全国比赛是什么样子，为今后打基础。 其实看着队友比赛，我也挺郁闷的，所以，我这十几年来最大的挫折就是：第一次去重庆竟然不是比赛，而是看别人比赛，难过的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不能在放过这样的机会，让自己遗憾。
我感谢武汉体院的经历，因为它给我打下了良好的训练基础，也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学习机会。作为一个体操运动员，我的学习生涯是很动荡的，小学我就念过三个：仙桃市体校、第一次在省队试训时的学校、武汉体院。在仙桃市体校的学习也还算正常，一是因为那个时候小队员到底走哪条路还不清楚，学校老师抓得紧，再一个也因为小学前几年的课程简单；在省队那一年，我知道我真没学到什么东西，上课也是敷衍；所以我格外感谢武汉体院，让我有了完整的小学和初中学习经历。
我小学的成绩还算好，无论在哪所小学，我都是跟普通的同学成绩差不多，所以，升上初中之后我还挺兴奋的，从心里面就想好好学习，初一的时候超级喜欢英语，学习情绪高涨，整天围着老师问这问那，成绩也不错，期末考试还考了92 分。但是从初二开始就不行了，各种语法搞得我很狼狈，结果只考了61 分——我对学习的兴趣也由此降到了冰点，随后也就不太在乎学习成绩，跟着大家一起混了。
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优秀运动员都有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成绩特别好，然后中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就掉下来了。我现在能想明白点了，其实我们都是能学好习的孩子，只是当我们进入到专业训练的阶段之后，训练量一大，人的精力完全转移到训练上了，在课堂上也只剩下了打打瞌睡，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没劲儿学习了，再加上学习内容是逐渐加深的，学得越来越难，精力却越来越不济，成绩不掉下来才不正常。我现在也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能让我们的小运动员在保证训练成绩的同时，学习成绩也达到应有的水准。
虽然在武汉体院我的学习成绩掉得很厉害，但是我很幸运学校一直还很关注我们的学习。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校长总要求我们：“你们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优秀运动员，文化学习一定要抓紧，去比赛回来后一定要补课……”所以我很幸运能有系统的学习，每天起码上午在上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思想品德、英语、自然……这些课程基本上跟外面同步，而且老师们也很敬业，虽然我们上课经常打瞌睡，没有办法专心听讲，但是他们也不会太多苛责我们，当我们向他们求教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热心，所以我真心感谢那些老师们。
在武汉体院待了将近5 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青少年体操运动员了，于是1995 年，我参加了第三届城市运动会。那届比赛的武汉市体操队是由4 名湖北省队的运动员和2 名武汉体院的运动员联合组队的，赛前还给我们发了一整套装备，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参赛装备。我记得当时我领到了一套李宁运动服，还有一件大衣，那件大衣特别像阿迪达斯的，但是肯定不是，由此看来“山寨”的历史还挺悠久的。拿到这些装备我特别高兴，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其实还没取得武汉体院的正式资格，原则上是不能发参赛服装的，但是校长觉得我和另外一个小孩挺可爱的，就特批给我们配发了装备。
那次城市运动会体操比赛最大的明星是黄旭。那时候黄旭已经在国家队待了三年了，他一出场就跟我们不一样，难度啊、编排啊、质量啊，绝对都比我们高一截儿，我们都很羡慕他。但是南京队只有一个黄旭，虽然他很厉害，团体却没拿到什么成绩，而我们武汉队的小伙伴们实力平均，最终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我还进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但是非常可惜，我没有抓好一上杠子刚做了两个动作就掉下来了，当时我是准备做一个难度动作的，结果手一打滑，就直接飞出去，摔下来了。其实比赛之前我也没对双杠决赛报有多大的希望，就算是没失误也很难上领奖台，只是失误之后真的感觉很难过，当我出了比赛馆看到丁教练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全国城市运动会是一项大型赛事了，获奖运动员应该是有奖金的，据说第二名有8000 块钱，但是我没有见到，我爸后来说，我们的奖金都被丁教练拿走了。因为武汉体院的待遇太差了，城运会之前丁教练就策划着要出国执教，比赛结束之后，他就带着我们的奖金去美国了。
在我看来，丁教练是不辞而别，我是忽然一下子才发现他不在了。
我很敬重他，因为是他在我10~16 岁的时候为我奠定了训练基础，给了我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更多的是他培养了我的是非观、社会观和世界观。
丁教练去了美国之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散了。没人管我们，于是我们几个人晚自习后就把钱聚在一起出去玩儿：打游戏机、喝酒或者打台球，凡是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想尝试一下。很快钱就没了，我们就把硬币找出来，接着出去玩儿；后来连硬币都没有了就借钱，最后竟然借到我们班主任那儿去了。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严厉的女老师，她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们，但是正处于最容易学坏时期的我们并没有悔改之意，继续过着吃喝玩乐的街头小混混生活。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玩儿到很晚，然后翻铁门回来休息。有一天我们跑到了一个特别远的游戏厅去打游戏，还喝了好多酒，几个人都醉醺醺的。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我在武汉体院的最后一个逍遥的日子，第二天上午我们也没去上课，下午训练的时候，体操房来了一个省队的教练，对我说：“你跟我走吧……”就这样，五年一轮回，我再次回到了湖北省体操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多年来大运动量的训练，我也免不了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1993 年，我遇到了练体操以来的最大一次伤病，左手尺骨骨折了。
那个瞬间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做单杠，因为武汉比较潮湿，杠子就比较潮，加上护掌也潮，卷到杠子上了，我的左手卡在那里不能动了，但是身体还在转，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觉得手很疼，也控制不了自己，就只能盼着教练把我救下来……
后来我被送到体院里的医院，大夫见多识广，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过一会儿就说接好了，很快就放上夹板、打上绷带，让我回去休息。我爸我妈也为这事儿过来看我了，我妈可心疼了，哭得特别厉害，还说当年就不该让我练体操，现在受这个罪，我只能安慰她说没事儿，但是说实话，骨折的时候还真是有点儿害怕。
尺骨受伤算不得什么大伤，但是也要休息一段时间。我不用训练还挺清闲的，但是丁教练特别着急。我现在能深刻地体会到，当一个教练花了几年时间把一个队员培养出来之后，就在他快要出成绩时受伤的心情了。那种感觉很复杂：一是心疼，觉得孩子挺可怜的；二是觉得耽误训练，影响以后的发展；三就是可能直接影响他参加比赛。当时丁教练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把我带到他家，让他老婆帮忙一起照顾我。我在他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最开心的是他们家有游戏机，我既不用训练还有的玩儿，真是太幸福了，即使手指不利落，我也想打游戏。
但是恢复训练就太痛苦了，伤筋动骨100 天，刚回体操房也不能练手上的项目，教练索性就让我练能力。我那时候腰腹力量特别差，他就狠练了一下我的腹背肌。当时练腹肌就是靠“睡觉”——把头和腿放在高处，腰腹部被架空，没有支撑，但是身体还要保持在一条线上，这是练习腰腹力量的绝佳动作。为了让我练得更有效果，丁教练还想了很多招儿，比如放一个尖的东西在后背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绝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你一往下掉就会被刺到，扎一下也挺疼的。
这是我体操生涯中唯一一次“硬伤”。其实我在体操运动员中算保伤保得相当好的，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病，就是踝关节和颈椎因为长期劳损会差一些，其他都还好。所以我现在也要求我的队员在16 岁以前一定以控伤为主，要不然就算练到很高的水平，伤一出来就全白费了。过了16 岁，动作基本上成型了，再上难度也不会有新的伤病冒出来。
这次骨折我前前后后整整养了四个月，也让我错过了一次全国比赛。
本来1993 年在重庆举行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我也要参加的，因为这次伤，我没有去成。不过还好，丁教练还是带着我去赛场了，我就帮其他队员拎包，看他们比赛，然后跟他们一起吃火锅，就回来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丁教练为什么会让我去，他其实挺看重我的，就算我不能上场，他也希望我能见识一下在外地比全国比赛是什么样子，为今后打基础。 其实看着队友比赛，我也挺郁闷的，所以，我这十几年来最大的挫折就是：第一次去重庆竟然不是比赛，而是看别人比赛，难过的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不能在放过这样的机会，让自己遗憾。
我感谢武汉体院的经历，因为它给我打下了良好的训练基础，也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学习机会。作为一个体操运动员，我的学习生涯是很动荡的，小学我就念过三个：仙桃市体校、第一次在省队试训时的学校、武汉体院。在仙桃市体校的学习也还算正常，一是因为那个时候小队员到底走哪条路还不清楚，学校老师抓得紧，再一个也因为小学前几年的课程简单；在省队那一年，我知道我真没学到什么东西，上课也是敷衍；所以我格外感谢武汉体院，让我有了完整的小学和初中学习经历。
我小学的成绩还算好，无论在哪所小学，我都是跟普通的同学成绩差不多，所以，升上初中之后我还挺兴奋的，从心里面就想好好学习，初一的时候超级喜欢英语，学习情绪高涨，整天围着老师问这问那，成绩也不错，期末考试还考了92 分。但是从初二开始就不行了，各种语法搞得我很狼狈，结果只考了61 分——我对学习的兴趣也由此降到了冰点，随后也就不太在乎学习成绩，跟着大家一起混了。
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优秀运动员都有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成绩特别好，然后中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就掉下来了。我现在能想明白点了，其实我们都是能学好习的孩子，只是当我们进入到专业训练的阶段之后，训练量一大，人的精力完全转移到训练上了，在课堂上也只剩下了打打瞌睡，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没劲儿学习了，再加上学习内容是逐渐加深的，学得越来越难，精力却越来越不济，成绩不掉下来才不正常。我现在也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能让我们的小运动员在保证训练成绩的同时，学习成绩也达到应有的水准。
虽然在武汉体院我的学习成绩掉得很厉害，但是我很幸运学校一直还很关注我们的学习。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校长总要求我们：“你们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优秀运动员，文化学习一定要抓紧，去比赛回来后一定要补课……”所以我很幸运能有系统的学习，每天起码上午在上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思想品德、英语、自然……这些课程基本上跟外面同步，而且老师们也很敬业，虽然我们上课经常打瞌睡，没有办法专心听讲，但是他们也不会太多苛责我们，当我们向他们求教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热心，所以我真心感谢那些老师们。
在武汉体院待了将近5 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青少年体操运动员了，于是1995 年，我参加了第三届城市运动会。那届比赛的武汉市体操队是由4 名湖北省队的运动员和2 名武汉体院的运动员联合组队的，赛前还给我们发了一整套装备，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参赛装备。我记得当时我领到了一套李宁运动服，还有一件大衣，那件大衣特别像阿迪达斯的，但是肯定不是，由此看来“山寨”的历史还挺悠久的。拿到这些装备我特别高兴，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其实还没取得武汉体院的正式资格，原则上是不能发参赛服装的，但是校长觉得我和另外一个小孩挺可爱的，就特批给我们配发了装备。
那次城市运动会体操比赛最大的明星是黄旭。那时候黄旭已经在国家队待了三年了，他一出场就跟我们不一样，难度啊、编排啊、质量啊，绝对都比我们高一截儿，我们都很羡慕他。但是南京队只有一个黄旭，虽然他很厉害，团体却没拿到什么成绩，而我们武汉队的小伙伴们实力平均，最终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我还进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但是非常可惜，我没有抓好一上杠子刚做了两个动作就掉下来了，当时我是准备做一个难度动作的，结果手一打滑，就直接飞出去，摔下来了。其实比赛之前我也没对双杠决赛报有多大的希望，就算是没失误也很难上领奖台，只是失误之后真的感觉很难过，当我出了比赛馆看到丁教练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全国城市运动会是一项大型赛事了，获奖运动员应该是有奖金的，据说第二名有8000 块钱，但是我没有见到，我爸后来说，我们的奖金都被丁教练拿走了。因为武汉体院的待遇太差了，城运会之前丁教练就策划着要出国执教，比赛结束之后，他就带着我们的奖金去美国了。
在我看来，丁教练是不辞而别，我是忽然一下子才发现他不在了。
我很敬重他，因为是他在我10~16 岁的时候为我奠定了训练基础，给了我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更多的是他培养了我的是非观、社会观和世界观。
丁教练去了美国之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散了。没人管我们，于是我们几个人晚自习后就把钱聚在一起出去玩儿：打游戏机、喝酒或者打台球，凡是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想尝试一下。很快钱就没了，我们就把硬币找出来，接着出去玩儿；后来连硬币都没有了就借钱，最后竟然借到我们班主任那儿去了。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严厉的女老师，她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们，但是正处于最容易学坏时期的我们并没有悔改之意，继续过着吃喝玩乐的街头小混混生活。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玩儿到很晚，然后翻铁门回来休息。有一天我们跑到了一个特别远的游戏厅去打游戏，还喝了好多酒，几个人都醉醺醺的。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我在武汉体院的最后一个逍遥的日子，第二天上午我们也没去上课，下午训练的时候，体操房来了一个省队的教练，对我说：“你跟我走吧……”就这样，五年一轮回，我再次回到了湖北省体操队。